《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 2018

第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 2018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

这是共和国宪法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2018年3月11日下午3时52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高票表决通过，如潮的掌声，在万人大礼堂长时间响起。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修改宪法的重大决策，将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及时载入庄严的宪法，必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宪法保障。这是高瞻远瞩的决策和审时度势的举措：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是时代必然、实践必要、法治必需 2017年10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华灯璀璨、气氛热烈。

11时54分，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大厅，神采奕奕，庄严宣告—— “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首要的是坚持依宪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在多个场合作出一系列论述，阐明宪法的精髓要义：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回望历史长河，宪法始终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息息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尝试君主立宪制、议会制等多种宪制形式，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国民党搞的“中华民国宪法”……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照抄照搬外国宪法的道路走不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在领导人民接续奋斗的道路上，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制定人民自己的新宪法，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人民的宪法”——1954年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

1982年颁布施行的现行宪法，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指明了国家根本道路和发展方向。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改，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不断与时俱进，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我们愈加感到，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

伴随新中国建设、改革，我国宪法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呈现出一个规律——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修改宪法提出迫切要求—— 自2004年宪法修改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要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由宪法及时确认党和人民创造的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以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和引领意义。

在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和形成过程中，在全党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都提出，应该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必要的修改完善，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通过国家根本法确认下来，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成为国家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活动准则。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推动反腐败斗争夺取压倒性胜利……

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意愿的重大决策—— 2017年9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宪法修改小组由张德江任组长，王沪宁、栗战书任副组长。

作为国之根本、法之源泉，宪法修改关系全局，影响广泛深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宪法修改要遵循四个原则：

——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

——严格依法按程序推进宪法修改。先形成《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草案）》，经党中央全会审议和通过；再依法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注重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上分析问题，注重从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问题。

——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保持宪法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符合宪法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宪法基础，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这是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共识力量的过程：宪法修改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汇聚全党全国智慧，集中社会各界共识，反映党和人民共同意志

修改宪法，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发挥制度优势，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宪法修改工作启动之初，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必须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

2017年11月13日，党中央发出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请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到人民团体，从党员干部到党外人士，各方一同贡献智慧和力量，让宪法更加适应时代需要，回应人民呼声。

博采众议，宪法修改汇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起草和完善期间，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草案稿，为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指明方向。

——首轮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和党外人士共提出2639条修改意见。——12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就党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反馈书面报告118份，共提出修改意见230条。——12月15日，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党外人士提交了书面发言稿10份。

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宪法是人民的宪法，宪法修改要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宪法作为法之统帅、法律之母，其生命力就在于能否成为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集思广益，确保宪法修改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

一致建议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部分； 一致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总纲》；

一致建议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

一致建议把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内容写进宪法； ……

宪法修改小组举行13次工作班子会议、4次全体会议，对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汇总梳理、逐一研究。

“总书记专门要求，对于没有吸收到党中央修宪建议里的意见，要一一作出研究。”宪法修改小组工作人员说。

从各方面提出的数千条建议，到党中央的21条修宪建议，党中央慎之又慎，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确保宪法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总书记强调，宪法修改既要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要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宪法修改小组工作人员说，“坚持不作大改，体现出党中央对宪法的尊重，是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8年1月2日至3日，根据党中央安排，张德江主持召开4场座谈会，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党委（党组）负责同志、智库和专家学者、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负责同志对党中央修宪建议草案稿的意见和建议。与会同志提交书面材料52份。

——1月18日至19日，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修宪建议草案在充分吸收与会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获得通过。

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对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高度重视。

——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月29日至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宪法修改小组副组长栗战书受中共中央委托，就党中央修宪建议向常委会作了说明。会议讨论了党中央修宪建议，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和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2018年3月5日上午，一本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整齐地摆放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座席前。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向大会作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为了加强人大在推进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国人大会议把这项内容纳入了宪法修正案。

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权，代表们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议。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围绕宪法修正案草案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宪法修改的决策部署，一致赞同党中央确定的这次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原则和修正案草案的各项内容，一致认为修正案草案已经成熟，建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有些代表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大会秘书处都作了认真研究并给出回应。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3月11日下午3时许，人民大会堂。

随着宣布表决开始，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手中的笔在选票上郑重落下。宪法，国家的根本法，又迎来一次完善和升华。

这是“四个自信”的深刻彰显——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构建符合自身特色、推动民族复兴的法律体系，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宪法修改的过程，就是增强“四个自信”、彰显“四个自信”的过程。

改革开放40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前途越来越光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距离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从未如此之近，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把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载入宪法，让我们对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充满自信——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次修宪，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河东区区委书记李建成说。

中国道路是中国自信最厚重的底色。回首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经济年均增长7.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8%左右的平均水平；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6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降到3.1%，创造全球减贫奇迹； …… 代表委员们认为，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完善，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让我们对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自信——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这次修宪必将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把新的奋斗目标写进宪法，使得宪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确保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拼搏奋斗完成这些目标。

“在我看来，这次修宪既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号角，是在宪法层面对全党全国人民的一次„战前总动员‟，以此确保我们的道路不动摇、目标不动摇、方向不动摇、方略不动摇。”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高杰说，宪法修正案关于监察委员会、国家主席任期、地方立法等内容的修改，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完善，体现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推动宪法完善发展的责任担当。

新的奋斗目标载入宪法，是对全国人民的持久动员和巨大鼓舞，让我们满怀信心向未来进发。

“大伙儿的心气和干劲很高，宏伟目标现在又有了法律保障。我们一代接着一代干就一定能够实现。”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沂南县两泉坡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树睦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在宪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必将增强全国人民的信心、激发斗志，凝聚起踏上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彰显出我们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担当与自信——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8%上升到15%左右；5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超过30%；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亚投行……5年来，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持续努力，不仅拓展了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也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

当今世界局势正遭遇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的探索和成就，正在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俄新社评论称，中国此次修改宪法正值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40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正经历危机，此次修宪预示着中国将继续奋力把自己建为世界强国。

这是尊崇宪法地位、增强宪法意识的过程——以宪法修改为契机，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汇聚磅礴伟力 这将是万众瞩目的时刻——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本届大会期间，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将在人民大会堂向宪法庄严宣誓，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批举行宪法宣誓的国家领导人。

将“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写入宪法第一章《总纲》，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必将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更好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坚实的宪法保障——

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履新刚20天的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2018年2月24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我们学习的这个地方，同我国宪法有密切的联系。”总书记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在这里通过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行学习，具有特殊意义。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维护宪法权威，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应该成为复合型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工作都要具备基本的知识体系，法律就是其中基本组成部分”——3月10日，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谆谆告诫党员领导干部。

公职人员增强宪法意识、带头依法办事，推动宪法实施，才能带动全社会尊崇宪法、信仰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强化宪法实施和监督，保障国家法制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为保障法制统一、维护宪法权威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有助于解决束缚法治建设的瓶颈问题，为深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强大动力。

“如果缺乏有力保障，宪法的价值和功能就无法实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认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一旦出现违宪行为，能够及时纠正，以保证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表示，这次修改宪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良好契机，能够进一步保证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正确有效实施，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和权威，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加强宪法教育、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让宪法如春风化雨般沁人心田—— “学习宪法要从„娃娃‟抓起。”代表委员们表示，要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增强全社会的宪法观念。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日益宽广。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与时俱进的宪法，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法治保障，汇聚磅礴力量！

第二篇：CR法案

“CR法案”

2005年3月，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技术顾问洛兹专程来到“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向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传递消息称，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已再次把“CR法案”（ChildResistanceLaw，即儿童防护法规：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安全锁”）列入其议事日程，并将对该法案进行重新修订。

这则消息，让曾因牵头抵制“CR法案”而夺得2003年CCTV经济人物的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很是不安，“一旦欧盟启动‘CR’修订法案，温州乃至全国打火机极有可能面临全线退出欧盟市场的危险”。

“物美价廉”的温州打火机为何如此惧怕“CR法案”？从表明上看，企业不过只需加装安全锁而已，这项操作对温州企业来说，可谓简单之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此黄发静一语道破玄机，关键是温州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企业，在欧盟国家并未取得产品销售的专利权。

已占据全球市场较大份额的温州打火机，在海外同类产品竞争中明显具有低价格优势，直接冲击了国外打火机生产商的利益，这无疑是令美国、欧盟启动“CR法案”的主要原因。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打火机制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和福建3大片区，年产量占世界总销售量的2/3以上。而浙江打火机出口占全国2/3左右，其中“主产区”温州年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高达6亿多只。

在我打火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背景下，欧美同行生产商的贸易保护态度也日益强硬。此时温州打火机海外注册专利权缺失的“辫子”，自然就成为欧美企业限制我产品出口的主要“把柄”，但令温州打火机企业普遍尴尬的是，全球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专利技术，都掌握在欧美等企业手中。黄发静说，“数量众多的温州企业，如要研制出每款结构、款式都不雷同的产品，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另外，欧美专利注册费用之高、时间之长也令温企望而却步。目前一款打火机专利在欧美注册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注册费用在3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一家温州企业一般年产打火机就有上百款，全市企业年产打火机更是多达10000多款。对于规模小、实力弱且竞销激烈的温州打火机企业来说，专利注册几乎等于在做“吃力不赚钱”的“傻事”。

试分析温州打火机面临的是何种贸易障碍？我国应通过哪些措施积极应对？

第三篇：禁毒法案

形势与政策：禁毒法案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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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强

一、禁毒法的概念

禁毒法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禁毒法即名为《禁毒法》的专门法典，我国尚缺乏。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勉强可以称为狭义的禁毒法，但该法更准确地说只是禁毒单行法，而且目前处于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经为97年新刑法所吸收）无效的尴尬地位。

广义的禁毒法即关于毒品的管制、毒品犯罪与毒品滥用的预防、控制与惩治（惩罚、矫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形式上看有以下三种：一是系统的禁毒法律，即禁毒专门法典，如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拟于2006年颁布实施的《禁毒法》；二是单行禁毒专门法律法规，如《关于禁毒的决定》、《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三是非禁毒专门法中的附属禁毒法规范，如《药品管理法》、《海关法》等中涉及禁毒的法律条文。本文所使用禁毒法这一概念，一般指广义。

各国禁毒立法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贯彻“严禁”的方针，都试图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禁毒法律网络，以有效控制毒品，如一般都针对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四个环节进行立法，对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这种立法特点，与毒品的巨大社会危害性是一致的。不过，也有少部分国家的禁毒法相对宽松，甚至有的国家还实行毒品有限合法化的政策，不过这多是因为毒品生产与贸易已经渗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者在毒品长期禁而不绝后所选择的另一种无奈的毒品对策。

二、禁毒法的起源与流变

（一）毒品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而逐步流传。当时，鸦片作为一种药物输入，罂粟则是作为一种名贵的观赏花草。唐至明600余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步推广。一些中医开始利用罂粟籽和壳作为与其它中药配伍的药材。明朝，在追求享乐的氛围中，鸦片成了贵族热衷的“神品”，逐步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鸦片从药用品蜕变为奢侈品。清朝初年，吸食鸦片之风由台湾、厦门等地传入内地，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不良习俗。清朝中叶后，鸦片贸易成为西方列强对华政策。到1835年，据估计中国吸毒人数已经剧增到200万人以上，吸食者几乎包罗各种职业、各个阶层。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问题开始动摇清朝封建统治基础，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有的学者推测，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吸毒者可能超过400万人。

毒品的逐步泛滥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日益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中国禁毒法诞生的催化剂。

（二）中国禁毒法的起源与清朝的禁烟 法 1．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及其发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曾下令将进口鸦片的税率提高1.5倍以减少鸦片的进口量，但鸦片输入有增无减。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皇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规定鸦片不准销售鸦片，违禁者枷号一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者，首犯判役刑监候，从犯杖责一百，流放边疆。并责令地方官员及海关监督如有不切实履行职责，纵容私运者，要严加处罚者，不得宽贷。次年，又颁布专门针对台湾的禁令：“台湾流寓之民……贩卖鸦片烟者，亦分别治罪。”

干隆和嘉庆年间，清政府又多次发布禁止鸦片贩运、进口、罂粟种植及吸食鸦片的法令。嘉庆继承了雍正以来对“兴贩鸦片”和“开设烟馆”的处罚规定，还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外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从关税表中剔除了鸦片，禁止鸦片进口，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外商的走私鸦片活动。同时明确规定禁止在国内种植罂粟，任何购买、运输、销售鸦片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此外，嘉庆还颁旨令刑部制定了《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把禁烟范围从过去的单纯禁止贩卖扩大到禁止吸食，首开以刑法手段制裁吸毒者的先河。

道光皇帝继续推行禁烟政策，在禁烟立法方面多有作为。道光三年（1823年），发布《失察鸦片条例》，以后年年下达禁烟上谕。道光十一年（1831年），公布禁种条例。同年，又颁布禁吸条例。1838年，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将清廷历次发布的有关禁贩、禁吸、禁种的规定合编为39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禁烟法典。

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鸦片问题上经过“弛禁”与“严禁”之争后，清政府明确了“严禁”的政策。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禁毒工作的深入和禁毒法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中国与英、法等外国列强之间的矛盾2．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两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标志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随后，又解除了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法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弛禁”时期。清政府从禁烟到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直到发展成鸦片税成为财政支柱，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转变。3．清朝末年的禁烟法令

在施行新政的背景下，1906年9月清政府提出“十年禁烟计划”，开始了清政府的第二个禁烟时期。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此后又连续发布《稽核禁烟章程》、《禁烟查验章程》、《禁烟议叙议处章程》、《购烟执照章程》、《管理售卖膏土章程》等专门法令；1907年所定《新刑律》专列鸦片烟罪；1909年10月民政部与修订法律大臣又会订《禁烟罚惩条例》；此外，清政府还加强了禁烟国际合作，例如1907年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形成了决议案九款，相对完备的禁毒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清末的这次禁烟运动成效显着，而完善的禁毒立法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禁毒立法状况来看，中国是世界上颁布禁毒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也是禁毒法律体系最为严密的国家。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禁毒史基本上是一场悲剧，但是中国早期的禁毒法制实践，客观上也为中国禁毒法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民国时期的禁烟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继续推行禁烟政策。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即颁布禁烟令。袁世凯窃国之后，继续实行禁烟政策，除了继续沿用清朝禁毒法令，还发布了一些新的禁烟法令，并批准了《海牙禁烟公约》。民国初年的禁烟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方面，主要法令有《暂行新刑律》、《禁种罂粟条例》、《吗啡治罪条例》等。南京国民政府仍较为重视禁烟立法。初期所颁布的禁烟法令主要有：《禁烟暂行章程》（1927年9月）、《修正禁烟条例》（1927年11月）、《中华民国刑法》（1928年）第271－277条之鸦片罪、《禁烟法》（1928年9月，共7条，主要内容为限令自1929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禁烟法施行条例》（1928年9月，共7章19条）、《厉行禁绝鸦片及其它代用品实施办法》（1929年6月）、《修正禁烟法》（1929年7月）等。1935年，国民政府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在六年禁烟时期（1935－1941年），发布了大量禁烟法令。仅在六年禁烟初期(1935－1937年)所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就有近30项，如《禁烟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鸦片的种、运、售、吸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禁毒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吗啡、海洛因、红丸等毒品限禁最重，规定吸食烈性毒品者必须在1935年内自动投戒，违令者送戒毒所；如1936年仍有吸毒者将处5年以上徒刑，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处死刑）、《检举烟民登记办法》（1936年）等。在六年禁烟后期（1938－1941）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也有十余项，如《修正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修正禁毒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检查各省市烟民暂行办法》（1939年10月）等。抗张时期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又制定了“三年禁烟善后计划”，在此期间继续完善了有关禁烟法令。

不管是严禁还是弛禁，至少从表面上看，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均坚持了禁烟政策。由于毒品日益泛滥的严重现实，以及禁烟立法技术的日趋成熟，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一时期的禁烟立法较之清代，都有较大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政府腐败、外患、内战等各种原因的交织，到1949年，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竟高达2000万亩，吸毒者达2000万之众。严酷的现实表明，旧中国无法解决沉重的毒品问题。

（四）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禁毒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严厉禁毒的方针，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发布了不少的禁毒法令，如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并制定发布了不少禁毒法令。1950年2月24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了全国的禁毒纲领。1952年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同年10月，政府院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在中央禁烟立法同时，各大行政区也配套发布了相关禁毒法令，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1950年7月31日通过，1950年12月19日修正）、《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952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1951年4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它毒品的命令》（1952年2月9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东北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等。

建国初期禁毒法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结合，紧密结合禁毒斗争形势需要的显着特点，并以运动式的方式全民践行。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禁毒法较为粗糙，但为禁毒运动的开展和打击毒品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新中国能在短短三年内禁绝毒品，禁毒法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私种罂粟和贩毒在部分地区出现反复。针对这一现象，1963年5月26中共中央为颁布了《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设地下烟馆、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待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1973年1月13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片等毒品的通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于严禁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对毒品的有效控制及法制建设的滞后，我国禁毒立法的数量不多。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立法思想下，禁毒法规还明显具有粗而不细的特点。

三、现行禁毒法律体系

从上文对我国禁毒法发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发现禁毒法与禁毒工作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禁毒立法是禁毒工作的基础，禁毒斗争形式的严峻化必然促进禁毒法的完善与发展，而禁毒立法是否完善并得以较好的执行的则是禁毒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禁毒法的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

1979年，云南省永德县明朗乡破获被认为是我国自1952年禁绝毒品以来的第一起毒品案件，此后又陆续在全省查获鸦片1.6万两，毒品的大量查获，标志着我国无毒史的悄然结束，毒品再次成为曾经毒害深重的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同时，毒品死灰复燃的趋势，也促进了禁毒立法工作的再次展开。从1979年《刑法》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1981年《国务院关于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的发布，到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制定《强制戒毒办法》，再到1997年新《刑法》专设毒品犯罪章节、2003年司法部发布《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余年来，我国禁毒法律体系重新得以初步构建，并日益完善和发展。目前《禁毒法》已经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预计2006年颁布实施。这一禁毒专门法典的通过，必将使我国禁毒法制建设跨上新的台阶，极大的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发展。

从不同角度，可以对我国现行禁毒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作不同的分析：

1．从立法主体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五个基本构成部分，这是对禁毒法的最基本分类。（1）国际公约

1909年2月，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议”（又称“国际鸦片会议”）在上海召开，中、日、英、法等13个国家参加。会议虽然没有签署正式条约，只是形成了决议案九条但是这次会议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1912年，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公约》签订。此后，国际禁毒合作与国际禁毒立法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国际公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有关毒品和毒品犯罪的国际公约、协定及议定书共约17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已经分别于1985年6月12日（前两个国际公约）、1989年9月4日（后一个国际公约）参加或者批准了这三个国际公约。因此这三个国际公约属于我国禁毒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和执行。（2）法律

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普遍施行于全国。

现行禁毒法律主要有三部：○1《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改，第六章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91条洗钱罪）；○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共16条）；○3《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禁吸”、第31条“禁种”）。其中仅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为专门的禁毒单行法律，其它法律只有部分内容是关于禁毒问题的规定，即只有一些附属禁毒法条文，或者与禁毒密切关联。（3）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由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直属机构制定并施行全国，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比较重要的有《麻醉药品管理办法》（1987年）、《精神药品管理办法》（1988年）、《强制戒毒办法》（1995年）、《戒毒药品管理办法》（1995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3年）等。

（4）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等

司法解释，是指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6月10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答复》（199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向他人出卖父辈、祖辈遗留下来的鸦片以及其它毒品如何适用法律的批复》（1988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贩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1991年4月2日）等等。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其含义比司法解释广，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制定通过的并可施行于全国的规范性文件，如规定、决定、解释、批复、通知等。因此，从逻辑上讲，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包括司法解释在内。例如《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1996年5月30日）、公安部《关于毒品案件立案标准的通知》（1988年7月13日）、《公安部关于对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财物是否应予没收的批复》（1992年8月4日），等等，都属于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5）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如《江苏省禁毒条例》（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1日通过，自2000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安徽省禁毒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3年8月23日）、《湖南省禁毒条例》（2004年1月6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年10月28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禁毒条例〉的决定》修正）等。地方政府规章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所制定。如《陕西省戒毒所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1992年7月20日）、《广东省戒毒所管理办法》（广东省政府，1993年1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毒的通告》（1995年4月26日）、《南京市政府关于查禁毒品的通告》（1995年8月5日）等。

与其它省市相比较，上海的地方性禁毒立法较为滞后。

2．从部门法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刑法、行政法两大基本组成部分。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指一个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部门法所指同类法律规范，不包括国际法，仅指国内法；不包括已经失效的法，仅指现行法；不包括将要制定但尚未制定的法律，仅指已经颁布生效的法律。我国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

禁毒刑法主要是指《刑法》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191条（洗钱罪）。禁毒行政法则较多，包括《强制戒毒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专门禁毒行政法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等中有关禁毒的行政法规范。

3．从禁毒法适用地域范围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全国性禁毒法和地方性禁毒法两大基本构成部分。

全国性禁毒法是由中央国家机关所制定，适用于全国。如《刑法》、《关于禁毒的决定》等。地方性禁毒法则由地方国家机关制定，其适用范围限于地方。如《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1989）、《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查禁毒品的规定》（1990）、《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分类方法，例如根据“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四禁”方针，把禁毒法分为禁吸法、禁贩法、禁种法、禁制法，等等。

四、禁毒法的主要内容

（一）毒品的法律管制 1．毒品的法律定义

什幺是毒品？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其作出不同的界定。根据我国现行禁毒法律规定，毒品是指国家依法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举了5种毒品。1997年新《刑法》第357条第一款：“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新列举了甲基苯丙胺（冰毒，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苯丙胺类药物滥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泛滥的新型毒品。

从毒品的法律定义，可以概括出毒品的两个基本的特性：一是成瘾性，即须属于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二是法律管制性。这种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管制，国家不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即便属于能够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在法律上也不认为是毒品。理解毒品的法律管制性还必须注意一点，国家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必须在被非法使用的情况下，才从药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毒品。如果是对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依法使用，如以医疗为目的合法适用，则尚不能定性为毒品，而还只是药品。

2．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 毒品与药品之间只有一步之隔，防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蜕变成毒品，是各国禁毒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规主要有《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戒毒药品管理办法》等。

1984年9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药品管理法》，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药品管理法》关于毒品的管理规定主要有三条：第35条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第45条规定：“进口、出口麻醉药品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第54条规定：“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

为了严格管理麻醉药品，保证医疗、教学、科研的安全使用，1987年1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共8章38条。《麻醉药品管理办法》把麻醉药品界定为“连续使用后易产生依赖型、能成瘾癖的药品”（第2条），包括“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类及卫生部制定的其它易成瘾癖的药品、药用原植物及其制剂”（第3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阿片、古可叶、可卡因等118种麻醉药品。《麻醉药品管理办法》从麻醉药品的种植和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等方面，对麻醉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

1988年12月27日，国务院又发布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分为8章，共计28条。《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把精神药品界定为“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和抑制，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性的药品”（第2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布苯丙胺、巴比妥等第一类、第二类精神药品119种。《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从精神药品的生产、供应、运输、使用、进出口等方面，对精神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为了严格对于毒品的法律管制，我国法律法规还对易制毒化学品，如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做了严格管理的规定。如《关于禁毒的决定》第5条规定：“对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严禁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目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如果此条例通过实施，我国对毒品的管制立法将更为完善。

（二）毒品违法行为的处罚与矫治 毒品违法行为是指触犯国家禁毒法，但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行为，主要包括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和吸毒行为两大类。这里所说的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具体包括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所说的吸毒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本人违法吸食毒品的行为。实施毒品违法行为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禁毒法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主要以治安行政处罚的形式来实现，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七种措施。1．违反毒品管制行为的处罚

对于具有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关于禁毒的决定》第6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小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第12条规定：“对查获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获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财物，一律没收。没收的毒品和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依照国家规定销毁或者作其它处理。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国库。”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严厉禁止违反政府规定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精神药品和非法收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和非法收人，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的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除行政处罚外，还可以给予行政处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对利用工作方便，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麻醉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精神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2．关于吸毒行为定性之争及我国禁毒法的立场

在我国历史上，吸毒曾经被定性为刑事犯罪，要受到相应的刑罚制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吸毒则是一种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近年来，随着毒品日益泛滥，有的学者提出吸毒犯罪化的建议，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在于：（1）吸毒是一种无被害人犯罪，吸毒者本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有些吸毒者还是被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而染上毒瘾。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欲罢不能。（2）从违法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是一种重刑化作法，有悖于刑罚的谦抑性。而且，对于吸毒行为，重罚无助于毒瘾的戒断。（3）我国吸毒人数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犯罪化将徒增数百万罪犯，一方面会带来法不责重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这种标签化效应，也将给吸毒者的矫治和回归社会造成极大的障碍。（4）以刑罚制裁吸毒者在法理上欠缺充足的依据。绝大多数吸毒者染毒的起因是好奇、赶时髦、摆阔、治病、赌气等，少有危害国家兴衰、祸及民族安危或者破坏社会秩序等加害动因。从医学的角度说，吸毒是一种疾病，吸毒者不过是病人。在国外，还存在毒品合法化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对我国禁毒工作有启发，但并不现实的观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吸毒被视为一种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对于吸毒人员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规定：“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三）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 《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第9条规定，对年满十六周岁“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第44条“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应当与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社会危害程度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相适应，确定为一年、一年三个月、一年六个月、一年九个月、二年、二年三个月、二年六个月、二年九个月或者三年。”

（三）毒品犯罪的刑法控制

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禁毒刑法规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由于毒品犯罪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各国刑法无不把它作为重要内容。禁毒刑法在禁毒法律体系中也都居于核心和最后保障法的地位。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代二次会议制定颁布的《刑法》中，只有第171条仅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不但条文数量少、罪名少，处刑也偏轻。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刑法典在制定的时候，我国还基本上处于“无毒国”的状态，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毒品犯罪案件偶有发生，但在当时毒品并非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后，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粗陋的刑法规定难以应对禁毒斗争形式需求。为此，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3月）、《海关法》（1987年1月）、《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8年1月）、《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等，对毒品犯罪刑事立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提高了毒品犯罪法定刑和禁毒刑事法网的严密性。

1997年新《刑法》吸收了和整合了各禁毒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的规定，专列“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一节，大大提高了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水平。根据新《刑法》等禁毒法规定，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定，充分体现了“严禁”的刑事政策，具体表现在设计严密罪名体系，设置严厉刑罚两方面。1．罪名严密

从《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罪名的设置来看，体现了试图编制严密法网的良苦用心。从毒品犯罪罪名设置来看，具体有以下罪名：

（1）消费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2强迫他人吸毒罪，○3容留他人吸毒罪，○4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四个罪名。

（2）经营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2走私制毒物品罪，○3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4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5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五个罪名。

（3）持有型毒品犯罪。包括非法持有毒品罪。

（4）破坏禁毒活动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2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3洗钱罪三个罪名。2．刑罚严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种涵盖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五种主刑，以及没收财产、罚金等主要附加刑。（2）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定性不定量，规定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第347条）；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347条第1款）；对于影响量刑轻重的毒品数量的计算，实行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的办法（357条第7款）。（3）刑罚的适用上也体现了从重从快思想。毒品犯罪是历来是严打的对象，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等省、自治区对于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只需高级法院即可核准，而不需要最高法院核准。

五、禁毒法的完善与展望

（一）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与不足

我国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贯彻严禁方针，刑事法与行政法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并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严禁方针一直成为我国禁毒立法的指导方针，具体表现在禁毒法网日趋严密，对于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方面。现行禁毒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和行政法相结合，以刑罚和行政处罚为后盾。在全国性禁毒立法的同时，地方性禁毒法也独树一帜，特别是在云南、广东等省市，地方性禁毒法的发展既起到了与全国法配合的作用，也促进了全国法的完善，并为全国禁毒法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日益严峻禁毒斗争形式的催逼下，尽管我国禁毒立法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总体而言禁毒立法是我国目前禁毒工作中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其不足指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禁毒立法滞后于禁毒工作实践，前瞻性不足。回顾20余年来我国禁毒立法工作，可以发现一个显着的特点，即立法工作对禁毒斗争形式的估计不足，总是落后于禁毒工作实践，禁毒立法工作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如1979年刑法典仅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第171条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一个罪名，并规定“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或其它毒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并处罚金”，“一惯或大量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不仅法网疏漏，而且处刑偏轻。为了弥补这一漏洞，不得不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海关法》等，试图严密法网、加重刑罚。不适当地把毒品犯罪规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明显体现出禁毒立法的仓促性和应急性。再如新刑法颁布后，我国禁毒工作主要法律依据——《关于禁毒的决定》长期处于刑事责任规定部分失效，而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的尴尬状态。此外，现有立法对戒毒机构的设置、强制戒毒期限的设定、强制戒毒费用的支付、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管控帮教等规定，也已经不能适应并规范禁毒工作实际。

其二，总体上，现有立法数量较少，立法级别较低（多为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而且凌乱不成体系，特别是缺乏一部适应当前禁毒工作形势、统领全局的综合性禁毒法。

其三，现有禁毒立法以刑事立法为主，侧重点在于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而对于毒品预防、禁毒宣传教育、禁毒组织、禁毒保障机制等问题均缺乏统一、协调性的规定。其四，现有立法侧重于毒品供给环节违法犯罪的控制，而忽视针对消费环节毒品控制的法律规定。

其五，现有禁毒法律法规之间矛盾、不协调现象突出。如关于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模式之间的法律规定协调性不足，造成三种戒毒模式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戒毒立法体系和工作体系。审视现有禁毒法，可以发现：自愿戒毒实际上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戒毒并不是完整的戒毒，劳教戒毒则侧重于处罚而不是戒毒。再如有的禁毒法规还存在违反《立法法》的现象。其六，现有禁毒立法的理念需要更新。例如对于吸毒人员的处置仍以处罚为主，而不是矫治；戒毒费用还主要是由吸毒人员承担；禁毒立法在指导思想上过于理想化，回避毒瘾戒断必然具有的高复吸率这一客观现实，片面追求毒瘾戒断率。

（二）禁毒法的未来展望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全国禁毒工作汇报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到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2003年，胡锦涛同志批示：“禁毒工作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手软”。毒品的巨大危害性及禁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显而易见，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加强和改进禁毒工作，有效控制毒品日益泛滥的势头。笔者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加强禁毒法制建设，以制定专门《禁毒法》为契机，重构我国禁毒工作体系，建立全国法、地方法有机配合，刑事法与行政法协调一致的禁毒法律体系，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现代化转型。据悉，《禁毒法》已列入本届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目前《禁毒法》的调研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于年底起草完毕，力争于200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颁布实施。笔者对未来《禁毒法》提出如下建议： 目前，《禁毒法》立法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笔者认为《禁毒法》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点：（1）综合性。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合一，综合规定禁毒组织、对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戒毒体系、禁毒社会工作、禁毒宣传、禁毒经费等，成为我国禁毒工作的根本大法；（2）整合性。《禁毒法》应当整合现有禁毒法律法规、禁毒资源，以健全禁毒法律体系和禁毒工作体系；（3）针对性。《禁毒法》应当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禁毒斗争所面临的新问题和目前禁毒工作实践所面临的困难；（4）前瞻性。《禁毒法》应当前瞻我国禁毒工作的未来发展。《禁毒法》应当侧重解决以下问题：（1）转变禁毒工作理念。应当树立控制毒品问题以预防为主、禁毒工作重心定位于毒品消费环节、正视戒毒客观存在的高复吸率与禁毒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现代禁毒工作理念、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矫治吸毒人员；（2）统一与完善禁毒领导机构。解决各地方禁毒领导机构的不统一问题，建议树立禁毒工作的政府责任原则，改变一些地方将禁毒委办公室设置在政法委的不适当做法，自上而下统一设置专门的政府禁毒机构；（3）严密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法网。建议将购买毒品配方、出售制毒配方等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4）肯定与推广禁毒工作成功经验，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建议吸收上海成功经验，明确规定建立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建立禁毒社工队伍，推行禁毒社会工作，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5）加强禁毒工作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及禁毒执法监督；（6）建立禁毒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建议建立国家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属或者吸毒者个人的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禁毒经费保障体制，扩大禁毒经费的社会来源，加强禁毒经费使用监督。

第四篇：十六大报告诞生记专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诞生记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激起了全体代表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这份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是怎么产生的？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追寻了她的诞生过程。

一、江泽民大江南北作调研思考报告主题基本思路

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工作，自始至终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江泽民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

200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由胡锦涛任组长。10月26日，起草组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会议。由此，历时1年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正式开始。

党的十六大报告，需要对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行系统总结，用以指导新的实践；需要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回答，进一步统一思想，继往开来；需要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规划蓝图，明确思路，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些问题的答案，归根到底只能来自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只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的新创造、新经验，才能保证十六大报告反映人民的意愿、体现时代的精神。

山西、河北、北京、陕西、四川、重庆„„从2001年8月到2002年5月，江泽民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党的建设、改革发展、西部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他调查研究的重点。深入企业、农村，来到机关、学校，一次次的调研，一次次的座谈，江泽民对十六大报告的主题、框架和基本思路进行着认真思考。

二、调研组课题组深入调研江泽民作讲话明确主题

与此同时，根据江泽民的意见，早在2001年8月，中央就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14个课题组，围绕党的建设、我国基本国情、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收入分配等课题展开调研，历时半年。起草期间，胡锦涛同志主持会议，专题听取各课题组的汇报，并进行深入研讨。

2001年11月8日至22日，起草组分成8个调研组，分赴广东、江苏、上海、黑龙江、甘肃等16个省区市进行调研。起草组成员在上述地方共召开了80场座谈会，914人次参加。此外，起草组还约请中央20多个综合部门和职能部门就一些专题进行了研究，有些重大专题同时请几个不同的部门进行研究，以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选择。

2001年12月，起草组全体会议听取了各调研小组的汇报，会后，形成了综合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2002年1月14日，经过深思熟虑，江泽民召集起草组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十六大报告的主题，这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2002年1月15日，起草组成员认真学习江泽民的重要讲话，深入讨论报告的主题、框架和基本思路。从这一天开始，起草组着手拟订报告提纲。

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次次热烈讨论。40多天的时间里，起草组数次召开会议。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起草组成员反复讨论、集体攻关。数易其稿后，起草组拿出了报告提纲。2月18日，江泽民审阅报告提纲后，作出了重要指示，对如何总结13年的基本经验、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国有资

产管理和营运机制建设、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斗争、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重要意见。

根据江泽民的指示，起草组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2002年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过讨论，原则同意报告提纲，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起草组根据这些意见，在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开始起草报告。

政治局常委会连日审议江泽民专机上再作指示

两个多月后，起草组经过反复修改，写出报告初稿，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16日、17日，政治局常委连日审议了报告。

江泽民和政治局其他常委强调，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报告一定要充分反映，尤其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就业和再就业、保障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等问题的论述，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江泽民对报告起草倾注了大量心血，每一稿他都认真审阅，提出重要修改意见。他常常就报告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找有关方面负责人交换意见。2001年11月到1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4个半天的座谈会，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和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研究，广泛听取主管部门、研究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2002年10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墨西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返回北京的途中，还在飞机上召集随行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就十六大报告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报告下发全国广征意见江泽民召集党政军座谈

十六大报告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在一年零二十天的起草过程中，江泽民先后两次向起草组作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4次、政治局先后两次开会，就报告进行讨论。

2002年8月2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告稿下发全国178个单位，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参加讨论的有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十六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党内部分老同志，共3100多人。

从8月30日到9月17日，江泽民用8个整天的时间，在中南海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各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军队各大单位主官对十六大报告稿的意见和建议，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同大家坦诚交流、交换看法。

9月18日，各方面的意见全部反馈到起草组。根据反馈的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十六大报告的主题、框架、思路、内容和重大提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

当天，江泽民主持召开起草组全体会议，再次作重要讲话。根据江泽民的讲话精神，起草组对报告作了重大修改，加强了对13年来不平凡历程的论述，突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等等。

起草组挑灯苦战8天8夜，对报告进行了重要修改和充实，共修改600多处。在增加了重要内容后，报告篇幅还压缩了3000多字。

在起草过程中，很多同志提出，报告对13年来成就的评价应更有分量，有人建议用“几个最”，有人提出用“几个新”。起草组经过认真斟酌，用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三个时期”，对13年来的历程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不仅要大力发展物质文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要实现全民族的思想

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明显提高。有的同志围绕 “心理素质”这4个字展开了讨论。有的主张用“体能素质”，有的认为应改用“心理健康”，有的建议用“身体健康”。起草组反复比较，最后采用“健康素质”这一表述，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是报告中一句闪光的话。起草组的同志参阅了一些省区市的修改意见，汲取了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成果，还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著《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落笔写下了这句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让“财富”这个曾经被曲解和歧视的词汇，浓墨重彩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之中„„

三、数易其稿提请代表审议善纳众议凝结全党智慧

一稿、两稿、三稿„„报告在一次次的修改中逐步完善、成熟。

11月3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86名中央委员、139名候补中央委员，对报告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全会对报告作了70多处修改。全会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决定提请党的十六大审议。

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拉开了帷幕，数易其稿的报告本放在21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面前。

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大会又对报告进行了多处修改。例如，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部分，有的代表针对当前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应该写上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内容；有的代表提出应增加完善科技服务体系的内容；有的代表提出应增加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内容，等等。这些建设性意见，在大会闭幕前的11月13日，被吸收进报告最后的定稿之中。

千锤百炼出真金。十六大报告的起草过程，生动而具体地告诉人们：这份报告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善纳众议群言的产物，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五篇：电子竞技社团诞生记

“电子竞技社”诞生记

【案例综述】

“X老师，有三个高二的学生在找你呢！”我刚迈出阅览室的脚不由得又缩了回来，这都是第几次了，为了电子竞技社这个社团，他们好像已经找了我四、五回了。

第一次，我一口回绝了，怎么可能呢，鼓励学生在校园打电子游戏？消灭还来不及呢，多少家长、老师对学生打电子游戏深恶痛绝，做梦吧！

第二次，三个孩子午饭都不吃把我堵在办公室门口，我说，那就进来谈谈吧。心想：随你们说破了天，我自岿然不动。中午的近一个小时里，我一直听他们说，“老师，电子竞技不等于电子游戏”、“电子竞技是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体育项目”、“老师，我们保证不会耽误学习”、“我们只是把别人闲聊、看电视的时间用于切磋技术了”、“我们要引导大家选择绿色的网络娱乐方式”、“我们提倡的是适度游戏，玩有意义的游戏”、“老师，您知道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吧，今年的冠军是咱们国家的…”、“咱们学校有那么多玩电子游戏的，我们就要是想组织一些活动，让同学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电子竞技，不是瞎玩”、“您看我们几个都是好学生，年级前50名，您还不相信我们？”……他们的态度真的是很诚恳，看得出他们太希望成立这个社团了。我静静地听着他们说，眼前却不断闪现出平时学生们对电子游戏的狂热情景。最后，我说：“做为信息技术教师，我对电子竞技并不拒绝，适当地玩有意义的游戏还是可以的，比如锻炼计谋策略、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反应、合作能力等等，关键是防’沉迷’，做为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有待提高，老师和学校的担心你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你们自己玩是一回事，组织社团自然就有一定的导向性，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还是不能给你们签字”。

第三次，他们把一份长达5页的计划书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有他们对电子竞技的认识，有这个社团的宗旨、活动计划、活动的规模和形式，甚至招新的海报都设计了，用PhotoShop设计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我的心有所触动。

我开始查找资料重塑心目中的电子竞技形象。我登录了体育总局、WCG比赛等相关网站，浏览了关于电子竞技的很多文章、专家评论，甚至一些赛手的成长经历介绍。这期间恰好央视播放了一个新闻深度报道，描述了我国电子游戏业的现状与发展，以及我们国家在培养WCG比赛选手方面都是如何做的，比如选手的选拔机制、培训内容、训练方式等等，我开始认真思考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

在看到家长、老师对电子游戏人人喊打、玩游戏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事实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学生们对电子游戏的喜爱，说起玩游戏常常有能一呼百应的感觉。男生们在课间传授秘籍，凑在一起问你扮演什么角色、打到多少级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学生从中所获得的成就感和竞争意识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一些优秀的游戏内容确实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哲理、策略与计谋，的确有益智的功能。而且通过我的了解，这几年在我校，往往打游戏水平高的是上课反应快、知识面广、非常聪明而优秀的学生。从另一个角度说，游戏产业是个朝阳产业，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大力发展电子游戏这个无烟行业，吸引大批的优秀人才步入游戏制造行业。凡此种种，让我自问，这么多人喜欢的事情是不是需要正面引导？视而不见、躲躲闪闪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做为老师，我们究竟担心的是什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第四次，学生锲而不舍地又来找我了，我随即抛出了下面几个问题：

“你们知道，与聊天看电视比，玩游戏更容易上瘾，因此毁了自己前程的事例不在少数，这是事实，你们怎么看”；

“你们说的‘成功感’，为什么非要在游戏中获得？”

“参加WCG的人一般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他们有怎样的经历，你们了解吗？” “你们的学习老师清楚，做为组织者，都是班里的尖子生，但你们如何规定社团成员控制自己的玩游戏时间，防‘沉迷’？”

“在你们设计的活动中如何体现电子竞技或玩电子游戏对中学生的正面影响？” “你们的招新原则是什么？吸引什么样的人加入？” “你们希望同学们在这个社团中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活动中，你们选择哪款游戏？为什么选择它？” ……

可以说，我抛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目的的，凡此种种，我和学生们“交锋”了几次，终于达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首先，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办电子竞技社团这件事对学校和老师的压力有多大，决定先低调开始，规模要小，人数不超过20人，决不能影响学习和班级、学校的活动；其次，初中生由于自控能力比较弱，要少招或不招；第三，我们要办就办得像一个“聪明人”的俱乐部，像桥牌社、围棋社那样，在提高技能的同时，让同学们从中还有更大的收获；第四，参加的人必须是年级前150名的学生（我初步调查了一下，这个名次的学生在八一都是基本保证能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成绩有下降或家长反对的必须立即退出；第五，活动的形式要多样，可以组织一次大比赛，吸引全校学生参加，扩大知名度……

不知经过多少次谈话、争论、策划……其间学生们又经过了校团委、政教处、主任校长们的层层审批，终于，学生们的不懈努力得到报偿，八一中学的电子竞技社诞生了。

我却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做为指导教师，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案例反思】

一开始我对电子竞技也是一知半解的，是学生迫使我对这个体育项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真正使我支持学生、想去做这件事的是北大一个女博士的“游戏人生”，主人公叫尤剑颖。在她父亲的教育下，这个女孩子虽然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玩电子游戏，但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业，相反，在竞技、协作、沟通与交流、开阔视野、坚持不懈的意志等方面，她成长得很出色，最后考上了北大的博士，是“魔兽争霸”北大战队的成员。这个事例促使我思考：玩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玩。游戏并不可怕，老师、家长、学生的处理方式，决定了让游戏变成魔鬼还是天使。对于学生喜爱玩电子游戏，这是客观事实，易疏不易堵。我们反对的是无节制的、不分虚拟与现实的玩，那种玩物丧志的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签字做了电子竞技社团的指导教师。

但是，即使我和学生们事先沟通得很好，在这一年的社团活动中，我的心也一直是纠结的，生怕他们捅出什么篓子来，让学校一声令下给消灭了。还好，学生们真是优秀，除了每两周一次的活动，学生们还组织了一次大型校内对抗赛，有年级内、年级间的、有初高中的，直至最后的决赛。我参加了开幕式和包含决赛的闭幕式，还发了言，当时观赛的有二、三百人，主席台上戴着耳机的赛手、大屏幕、台侧的解说团队、校园电视台的录播，维持秩序的社团成员，让我感慨学生们活动设计的缜密和组织指挥的能力，放眼望去，参赛的确实都是年级中的茭茭者。通过这个社团，我发现如果给了学生更大的空间，有更大的主动性，他们能做得很好。

目前，人大附中、一零一中学等都已有了学生自己的电子竞技社团，曾经，我们八一的社团还与人大附中的有过一次小型的比赛，结果我们艰难地赢了。与比赛活动相比，我更关心的是社团成员们从中的收获。听听学生们的话语吧：

一次校际比赛交流后，一位选手提到：“我发现人大附中的学生与八一的学生有不同，他们学校的学生打游戏的时间少，更多的时间是在琢磨，琢磨技战术、琢磨对方，而我们在拼时间，想得太少了”。――多聪明的学生，总结很到位

在一次启动会上，一个学生说：“咱们学校把咱们管这么严，是有道理的，从入学分数上看，我们排在几大附中之后，我们只有自己争口气，让老师放心” ――谁说学生不懂事呢？他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啊

一次看WCG比赛视频后，主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SKY（中国获WCG比赛冠军的选手）为什么会赢？他有什么秘密武器？”――SKY的成功经验确实能给学生们很多启示

这个社团得以健康的成长，也得到了学校和大家的宽容与谅解，在一次一次的活动中，社团成员们得到了锻炼，能力有了提高，最后被学校评为星级社团。我很欣慰。

正像学生们对自己社团的定位：“在这里你会遇到十分优秀的人才，十分严谨的态度，十分充满活力的集体”。我们做到了！【案例总结】

从电子竞技社团的组建到一年后被评为星级社团这个案例，我想就一年来我对电子游戏的认识做个疏理：

1、学生们为什么喜欢玩电子游戏

（1）游戏能满足人的很多欲望，比如“成就感”、“好奇心”、“刺激”、“挑战性”等，水平高的甚至可以获得同学的尊重；

（2）游戏是一种休息与放松的方式，面对越来越重的学习压力，学生需要减压，而玩游戏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种；

（3）大部分游戏的设计让参与者可以在规则下“我的事情我做主”，游戏中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保障，这种主体地位是通过互动影响、及时反馈的方式实现的；

（4）吸引人的游戏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和身临其境的情境性，多媒体所营造的图像、音效也让人很着迷。

2、电子游戏对中学生的负面影响

（1）模糊了青少年的道德认知，淡化了游戏虚拟与现实生活的差异。尤其一些暴力、飚车、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和勾心斗角等情节，容易引发道德的失范、行为的越轨甚至违法犯罪；

（2）由于一些学生玩的网络游戏是收费游戏，为吸引学生，游戏商贪得无厌像无底洞，无形中给中学生及其家庭增加了经济负担；

（3）无节制的沉迷于游戏会造成学生的身心健康均受伤害，浪费时间，也影响学生的学业；

（4）一些国内外的不良文化的影响会腐蚀学生的道德观，比如哥们义气、武士道精神等毒害青少年；

3、好的电子游戏可以具备的正面影响

（1）游戏是一种竞技运动，好的游戏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的活动，你的水平越高，面对的困难也越大，就会越刺激，也越有挑战性和成就感；

（2）玩游戏和做人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一个成功的玩家，需要有坚韧的意志、宏观的组织调控能力、良好的合作与团队意识、广泛的知识和技战术的谋略，以及坦诚地面对自己失败的精神；

（3）可以满足人的娱乐、放松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提高反应力、手脑配合、沟通与交流和逻辑思维能力等；

（4）青少年可以通过电子游戏的社会效应接受更多的教育，以弥补传统教育某些枯燥无味的缺点；

（5）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玩游戏到做游戏，又可以开阔了一片天空。

4、教师在指导学生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推荐、选择益智的、有意义的游戏，开展电子竞技，扶正驱邪；（2）控制好时间、地点、人；

（3）促使学生学会自我控制，平衡好游戏和学习之间的关系，使兴趣和学业两不误；（4）事先要有周密的计划，事中要加强监督，提高执行力，事后注重学生的总结提高；（5）在大的原则制定好后，要相信学生，不要过分干涉学生的社团活动。

总之，从对电子竞技的拒绝、犹豫，到接受，再到参与活动、正面的引导，是个不断令人思考和改变的过程，其中还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希望学生能够健康而快乐的成长和发展。为此，我一直努力着！【补充说明】

1、什么是电子竞技运动？

国家体育总局对电子竞技的定义为：“电子竞技运动就是利用高科技软硬件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通过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

2、什么是WCG？

WCG全称WORLD CYBER GAMES 即世界电子竞技大赛。是全球第一个最大规模的电子竞技赛事，同时也被业界誉称为电子竞技的奥运会。自2000年起，已举办了九届，2008年的第九届共吸引了85个国家的选手参赛，今年的举办地在中国，时间为11月。一年一度的WCG大赛如今已成为引领数码娱乐文化的先锋。

北京市八一中学 信息技术 巴军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