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金属铸造工业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我国金属铸造工业的 历史、现状及未来
摘要：铸造最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加工技术，至今已有近六千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铸造业已逐渐成为制造工业的基础之一，并且直接关系着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本文从我国铸造业的历史写起，着重写了了我国悠久的铸造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随后结合我国铸造业的现状，分析了当前我国铸造业的基本情况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若干条关于未来我国铸造业发展的路线。
关键词：铸造，历史，现状，未来 0 引言
所谓铸造，就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要求的液体并浇进铸型里，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形状、尺寸和性能的铸件的工艺过程。铸造是金属成形的一种最主要方法，它是热加工的基础。铸造毛坯因近乎成形，而达到免机械加工或少量加工的目的降低了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制作时间．铸造是现代装置制造工业的基础工艺之一。常见的被铸金属有铜、铁、铝、锡、铅等，普通铸型的材料是原砂、黏土、水玻璃、树脂及其他辅助材料。特种铸造的铸型包括：熔模铸造、消失模铸造、金属型铸造、陶瓷型铸造等。我国铸造工业的历史
铸造是人类掌握比较早的一种金属热加工工艺，已有约6000年的历史。我国的是世界上较早掌握铸造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现存最早的铸造零件（铜制武器和崇拜偶）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我国在2500 多年以前(公元前513年)就铸出270kg的铸铁刑鼎。我国商朝制造的铜绒具有铁刃，据考证那时的铁刃是用陨铁锻造而成，然后镶铸上铜背。我国是最早应用铸铁的国家之一，自周朝末年开始有了铸铁，铁制农具发展很快，秦、汉以后，我国农田耕作大都使用了铁制农具。到宋朝我国已使用铸造铁炮和铸造地雷。表明我国当时已具有相当先进的铸造生产水平，至今仍有大批文物留存，而我国铸造技术的进步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我国在商朝起就己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我国的一个成语“钟鸣鼎食”写出了当时贵 族权势的生活景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当时先进的铸造技术。在1978年，湖北省随县出士的曾候乙墓青铜器重达l0t，其中有64件的一套铜编钟，分八组，包括辅件在内用铜5 t。钟面铸有变体龙纹和花卉纹饰，有的细如发丝，钟上共铸有错金铭文2800 多字，标记音名、音律。每钟发两音，一为正鼓音，一为右鼓音。整套编钟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可演奏各类乐曲，音律准确和谐，音色优美动听。铸造工艺水平极高，可称得是我国古代青铜铸造的代表作，这套编钟的铸造时代据考证是距今2400年前的战国初期。现存于北京大钟寺内的明朝永乐大钟，铸于明永乐18年（公元418~1422年）前后，全高6.75m，钟口外径3.3 m，钟唇厚0.185 m，重46.5 t。钟体的内外铸满经文，共约22700余字。大钟至今完好，声音幽雅悦耳，距钟 15 ~ 20 km 都能听见，是世界上罕见的古钟之一。同时我国古代的钟、鼎、搏等文物，有不少是熔模铸造的，其工艺复杂，铸工之精湛、铸件之精美，体现出了我国当时先进的铸造工艺。
1953年在河北省兴隆县的古燕国铸冶作坊遗址的发掘中，发现距今2200~ 2350年的战国时期的铁质铸型等87件，可用于铸造铁锄、铁斧、铁镰，铁凿和车具等，其中锄上有方孔，用于固定穿过的铁芯，铸型的外侧还留有定位和夹紧的凸台，从这里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铸铁件在我国已广泛应用了。现立于河北省沧州的大铁狮，高5 m多，长近6 m，重达19.3 t，是公元9世纪五代后周时铸成的。现立于当阳的铁塔，由13层叠成，总重达40t，铸于北宋淳熙年间。而早在在公元前500年，我国就已成功地运用了叠箱铸造技术来大量生产铸铁件。这些都向世人展现了我国古代铸造工艺的水平和高超技艺。
很早以前，我国铸造模具的制造技术就已经很精湛，例如考古发现：当单件生产时，采用粘砂土、蜡型等制作消失模；当批量生产时，采用石头或金属制作的耐用模。考古甚至发现使用型芯来加工中空结构的技术也已在最早的金属铸件得到应用。
18世纪下半叶，新技术的发展和铸件逐步增长的需求，极大刺激了金属铸造行业的发展。设计优雅的铸铁件不再只用于制造装饰品和农具，也逐渐被用于机器零件的制造和日用品的生产。
我国古代铸造技术居世界先进行列。遗憾的是，由于过长的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和闭关锁国严重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阻滞了我国铸造技术前进的步伐，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现代铸造技术几近于无。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劳动人民和科研人员一起，几乎从零开始，发展到了新的水平。当前我国铸造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技术提高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已经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基础工业之一。我国铸造工业的现状
在建国后，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关怀和支持下，我国的铸造技术和产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国铸件产量也在今年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数千亿的产值和巨大的产量是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的铸造生产基地。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铸造大国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及欧洲等国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高精度、特种合金的铸件；二是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是铸造大国，但是主要从事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效益的铸件生产。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因为采用先进的铸造技术和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下，基本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而且在生产中重视用信息化提升铸造工艺设计水平，普遍应用软件进行充型凝固过程模拟和工艺优化设计。以此为基础，这些国家能够较好的将生产中的废品率控制在2%～5%。
西方国家除了在技术方面普遍的领先地位，在劳动生产率上也有巨大的优势。据估计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是人均年产铸件140吨，我国约为20吨，相差7倍。而且近年来由于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的猛涨，更使我国等以低档次产品为主的国家的铸造工业收到了打击。
在国内，铸造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是汽车、石化、钢铁、电力、造船、纺织、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的基础，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份。在机械装备中，铸件占整机重量的比例能够达到50%甚至很高。汽车中的关键部件几乎全部铸造而成；冶金、矿山、电站等重大设备都依赖于大型铸锻件，铸件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整机的质量和性能。从产业的分布来看，我国铸造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西部产量较少。从产业结构看，既有从属于主机生产厂的铸造分厂或车间，也有专业铸造厂，还有大量的乡镇铸造厂。就规模和水平而言，既有工艺先进、机械化程度高、年产数万吨铸件的大型铸造厂，如重型行业、汽车行业、航空工业的一些先进的铸造厂；也有工艺落后、设备简陋、手工操作，年产铸件百余吨的小型铸造厂。
总之，目前我国铸造行业的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约20年，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工人作业环境恶劣等问题，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
而这些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工艺水平低，铸件质量差；
①铸件加工余量大。由于缺乏科学的设计指导，工艺设计人员凭经验难以控制变形问题，铸造的加工余量一般比国外大1—3倍。加工余量大，铸件的能耗和原材料消耗严重，加工周期长，生产效率低，已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②大型铸件偏析和夹杂物缺陷严重。大型铸钢件和大型钢锭在凝固结束后，在冒口根部、铸件的厚大断面存在宏观偏析、晶粒粗大问题。
③铸件裂纹问题严重。
④浇注系统设计不合理。由于设计不当，存在卷气、夹杂等缺陷，导致铸件出品率和合格率低。
⑤模拟软件应用不普及。铸造过程模拟是铸件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在国外，如果没有计算机模拟技术，就拿不到订单。我国的铸造业计算机模拟起步较早，虽然核心计算部分开发能力较强，但整体软件包装能力较差，导致成熟的商业化软件开发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相当一部分铸造企业对计算机模拟技术望而却步，缺乏信任。目前这种局面虽有所好转，但在购买了铸造模拟软件的企业中，能够发挥其作用的还不多见，急需对企业员工进行软件应用培训。
⑥普通铸件的生产能力过剩，高精密铸件的制造依然困难，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依赖进口。
2.2、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高；
我国铸造行业的能耗占机械工业总耗能的25%—30%，能源平均利用率为17%，能耗约为铸造发达国家的2倍。我国每生产1吨合格铸铁件的能耗为550—700公斤标准煤，国外为300—400公斤标准煤，我国每生产1吨合格铸钢件的能耗为800—1000公斤标准煤，国外为500—800公斤标准煤。据统计，铸件生产过程中材料和能源的投入约占产值的55%—70%。中国铸件毛重比国外平均高出10%—20%，铸钢件工艺出品率平均为55%，国外可达70%。
2.3、环境污染严重、作业环境恶劣；
我国除少数大型企业如一汽、二汽、大起大重、沈阳黎明公司等生产设备精良、铸造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基本到位以外，多数铸造厂点生产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一般很少顾及环保问题。上世纪80年代，政府对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了专业化调整，提高了企业的集约化程度，但铸造生产的粗放型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生产现场环境恶劣、作业条件差、技术落后、粗放式生产的铸造企业占90%以上；1998年在匈牙利举办的第63届世界铸造会议上颁发了环境保护奖，获奖铸造厂中没有一个在中国，这与中国的铸造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我国铸造业的环境问题还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超量消耗上。
铸造生产中炉料主要是生铁、废钢、焦炭、石灰石等、型砂、芯砂。主要是原砂、粘土、煤粉、树脂等粘结剂、固化剂、旧砂等的运输、混砂、造型、制芯、烘烤、熔化、浇注、冷却、落砂、清理和后处理等工序，就其作业内容来讲是在机械振动和噪声中进行，有的还在高温?如熔化、浇注中作业，有的产生刺激性气味，粉尘作业环境更是恶劣。在我国铸造车间每生产1吨铸件，约散发50公斤粉尘，熔炼和浇注工序排放废渣200公斤、废气20立方米，造型和清理排废砂约13—15吨。以年产2200万吨铸件计，每年排污物总量为：废渣440万吨、废砂近1650万吨、废气4亿立方米。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我国铸造行业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采用高技术实现绿色铸造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
2.4、人才短缺；
铸造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是制约我国铸造技术发展的关键。主要表现在：①技术及管理人员数量偏少，分布不均，最少的工厂技术及管理仅占总职工人数的12%，最多的工厂占到323%，相差27倍之多，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比例高。②高级人才数量少。铸造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基本以中专、大专和本科生为主，特别是中专、大专生数量为多，研究生很少。③新人才来源困难。很多高校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不再设置铸造专业，一些大中企业的厂办学校也有下降趋势，新人才的来源日益困难。
铸造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年龄40岁以上的占80%，20—40岁的人员很少，出现断档。民营企业从事铸造的专业技术人才，从年龄上看，大部分也在60岁以上，绝大多数工人更是极少经过专业培训，许多是农民工从事铸造生产。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尤其是质量意识和质量控制水平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我国铸造业的未来及发展的对策
目前我国铸造业正处在从铸造大国向铸造强国起步的新阶段。必须克服现实的能源、资源、人才瓶颈和环境问题的困扰。因此，必须抓住机遇，利用高技术提升铸件质量，扭转中国铸件在国际市场上技术含量不高、价格低廉的形象。要扶持一批具有优势的铸造企业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带动中国铸件出口的龙头企业。
为了实现我国有铸造大国向铸造强国的转变，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3.1、加强对铸造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研究；
加强铸造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铸造行业中许多金属材料都是通用的和关键的，因而应注重工艺研究和改进，同时又要加强材料工艺及计算机模拟等先进技术的采用以稳定产品质量。实际上，国内过分强调发展新材料而忽视通用关键材料的工艺设计和质量稳定等方面研究，而生产设备上许多问题却都出在这里，如三峡使用的水轮机转轮材料。
逐步减少和消除小冲天炉，发展10吨/小时以上大型冲天炉，并根据需要采用外热送风、水冷无炉衬连续作业冲天炉；推行冲天炉?感应炉双联熔炼工艺；推广冲天炉除湿送风技术，冲天炉变频控制技术，增加除尘装置，减少电力耗费。
深入开展大型铸钢件的冶炼和浇注工艺研究。采用精炼技术、气体保护浇注技术，AOD精炼技术和选择合适的耐火材料提高铸件的纯净度，提升铸件质量。采用新型浇注系统和冒口设计原则，提高铸件质量和工艺出品率。以可视化铸造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无气隙浇注系统设计是铸造工艺的一项重大创新，金属所与一重集团利用此技术已能够制造大型铸钢支承辊。
3.2、开发环保型铸造原辅材料；、建立新的与高密度粘土型砂相适应的原辅材料体系，根据不同合金、铸件特点、生产环境、开发不同品种的原砂、无污染的优质壳芯砂；抓紧我国原砂资源的调研与开发，开展取代特种砂的研究和开发人造铸造用砂；研究并推广使用清洁无毒的原辅材料，使用无毒无味的变质剂、精炼剂、粘结剂，开发环保型砂芯无机粘结剂；用湿型砂无毒无污染粉料光洁剂代替煤粉等；采用高溃散性型砂工艺，如树脂砂、改性酯硬化水玻璃砂工艺、新型酯固化水玻璃，纳米改性水玻璃；加强对水玻璃砂吸湿性、溃散性研究，尤其应大力开发旧砂回用新技术，环保型砂处理及再生技术；尽可能再生回用铸造旧砂，研究铸造用后的旧砂用于高速公路路基材料，特别是铬铁矿砂的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行业准则(3R原则)，走集约化清洁生产之路，合理使用资源，使用可再生材料和能源，确保铸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3.3、构建共性技术和高技术传输平台；
①针对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和工艺出品率，降低能耗和原材料消耗，实现绿色铸造。支持科研单位面向生产需求、着力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这应当成为铸造技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②建立高技术传输平台。开发关键件的铸造技术，实现国产化。通过与国外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引进消化高新铸造技术，与工厂一道开发关键件的铸造技术研究，并转化为新产品进入市场。希望政府在这方面加强投入，鼓励大的科研机构与大型企业集团共同合作，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件的国产化问题。
3.4、注重能源与环保立法；
铸造行业劳动条件恶劣，对环境的危害也较大。应加大政策法规对这方面的限制力度，环保劳保的准入门槛也应升高，已有的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铸造厂点应关闭。提高从事冶炼、浇注和清理作业的工人和临时工的待遇，并为其提供保险。加强能源的科学管理，加强节能技术改造或高耗能设备的更新换代。
3.5、制定人才政策，加强技能培训；
由于铸造是个苦脏累的行业，待遇也低，因此学生不愿学，工人不愿干，许多跨入这个行业的人也想尽办法跳槽，造成人才短缺。国家应从长远考虑，制定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政策。针对目前许多高校不设铸造专业的情况，可采取企业委托培养及厂校联合办学方式培养人，并且要特别重视对其计算机软件的培训。通过建立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技术培训基地，提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铸造水平。同时还要加强铸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其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建立起现代管理体系，使企业依靠管理出效益。
3.6、注重自主创新；
加大铸造企业的重组和结构调整，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地域化聚集，壮大龙头企业，使中小企业围绕产业链集聚，实现基础配套、特殊工序装备、检测设备、信息网络、环保设施等资源共享；充分权衡当地的资源、人力、资本和市场，把握优势，突出集群的特点。在企业、产品集聚的同时，实现信息的集聚、人才的集聚、技术的集聚，甚至竞争的集聚，产生规模效应。不应盲目地购买技术、设备和产品，必须加强自主创新，生产更多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高精尖铸件，并将材料研究融入其中，参与国际竞争。结论
只有走这条道路，我国的铸造工业才能够在目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为我国从铸造大国转型为铸造强国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 1 ] 铸造技术网.铸造的历史
[ 2 ] 荆州市泰盟实业有限公司.铸造的历史与发展 [ 3 ] 中国铸造协会，孙玉鼎.铸造技术在向何处进展 [ 4 ] 百度百科词条，铸造、金属铸造
第二篇：分析我国铸造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分析我国铸造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内部的单个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规模不大，但是整个集群却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企业的发展。通过纵向专业化分工和横向经济协作，提高了交易效率，减少了交易成本。产业集群的核心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产业的高集中度，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铸造产业集群
(1)海外铸造产业集群
全球已出现不少现代铸造工业园。如美国洛杉矶一铸造工业园,年产60万吨，产值达55亿美元。韩国、台湾地区等中、小铸造企业较多，往往以集聚的组合(集群)的形式存在，可共享物流系统、检测中心、信息中心、开发中心等，集聚效应显著。
铸造厂家总数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在铸造产业集群方面比中国铸造业先行一步。在印度有5000个以上的铸造厂点，每年生产铸件约750万吨。
(2)我国大陆的铸造业与铸造产业集群
铸造业几千年悠久历史，时代变迁、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一些原生态(自然形成)的初级产业集群。
历史上中国三大铸造之乡：河北泊头、江苏无锡、广东佛山，其中泊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还有小有名气的浙江永康和湖南的嘉禾等。
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铸造业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原生态的铸造产业集群进一步向着专业(特色)化、集聚化、工业园区化发展。
据中国铸造网()记者了解：全国铸造产业集群近300个，大都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特色经济圈相适应，而铸造业产能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川陕渝金三角、环渤海四大地区。
中国的铸造业大而不强
我国虽然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铸造产业集群却低水平。多数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铸造产业集群，停留在铸造企业聚集、“扎堆”的低水平状态，尚不具备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
1、铸造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小、低、弱、散、差”状况严重影响竞争力，即：规模小、层次低、管理弱、摊子散、环境差
2、集聚区内同行业无序竞争
集聚区存在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各集聚区大多在地方行政区划框架中孤立发展，配套性
不强，有过度竞争的趋势。一方面，同行业之间缺少正面交流和相互合作，缺少现代企业团队协作精神，缺少产品品牌和知识产权意识;另一方面，同行业之间产与销连接不紧，产业链不完整，缺少对周围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科学扬弃，企业之间互补性不强，没有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地区行业整体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3、.区域内缺少特色品牌
缺少特色品牌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壮大。骨干龙头企业，更无响亮的特色品牌(包括企业的品牌和区位品牌)。从企业自身和产业发展角度看，现有铸件的注册商标、专利、知名品牌数量极少，如：宁国凤形磨球和上海一达压铸机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山东圣泉树脂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大多数铸造集聚区缺少品牌效应，影响了产品消费知晓率和市场占有率，与铸造产业的发展规模不相适应，制约了铸造产业集群发展。
4、.从业人员素质差，专业人才缺乏
从业人员素质差，专业人才缺乏困扰铸造企业发展壮大。我国的铸造技术与管理人员不但缺乏、水平不高，而且分布不均。调查结果显示：一汽铸造、东风铸造、内蒙一机等国营骨干铸造厂，技术、管理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8.6—15.8%，大多在10%以上;而为数众多的民营铸造企业，其技术管理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则在1.2—15.5%之间，除个别厂在10%以上外，绝大多数厂在5%以下;多数家庭作坊式铸造企业技术人员比例甚小，甚至没有。加之，铸造厂工作环境差、强体力劳动、待遇低，从而工人难招，尤其是技工更难招。不少大型骨干铸造企业都招有数量较多的农民工，甚至在自动化流水线上也使用农民工。沿海地区铸造厂的工人大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低、流动性强、未经专业培训、质量意识差、不安心。
5、管理粗放，无组织上、体制和制度上的保障，企业无序化发展
部分集聚区所在的地方政府领导只注重发展本地经济，不注重区域间的专业分工合作，没有集群发展规划，更谈不上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集聚区内多是相同产品的低水平重复生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策不配套;没有铸造行业协会或虽有协会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大都缺乏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支撑。缺乏对企业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引导和监督。
面对目前，我国铸造产业集聚区大多处于粗放发展阶段，面临着产业结构趋同、市场竞争无序等问题，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任务将变得尤为重要。
铸造产业集群由大变强的战略举措
1.拟以铸造工业园区、铸造产业集聚区为载体，以铸造行业准入制度为抓手，以科技为支撑，市场配置与政府导向相结合，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各地区铸造产业的优势互补和集群效能，促进管理精益、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促进节能减排和资源优化利用，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型的高效益、可持续发展之路。
2.根据全国铸造业发展思路与规划要求，结合铸造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及区域经济特色，有计划、有重点地选择培育、支持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设与发展。
3.积极推行铸造行业准入制度。
4.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无论是在提高铸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是在大力发展铸造企业的循环经济方面，如果还是保持目前我国铸造企业的这种数量多、规模小和无序竞争的局面，就无法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通过推行即将正式公告的“铸造行业准入条件”，逐步淘汰不具备经济生产规模，高能耗、高污染的铸造企业。
5.必须尽快对我国铸造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首先是要实现经济规模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提高铸造企业的专业化、铸件的商品化水平。
6.加强政策扶持，强化政府服务功能。在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中，政府重点要在铸造产业发展规划与布局、宏观调控，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企业梯度转移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发挥主导作用。
(1)在产业布局要合理
要突出比较优势、突出重点、扶优扶强，加强调控，避免产业趋同，区域内无序竞争。在产业集群建设上，按照突出主业、强化特色、集聚配套、优势互补的要求，着力延伸产业链，积极开发上下游产品项目，增强产业集聚的关联度。
(2)在资源配置要优化
要有利于做大做强优势铸造企业;
通过招商引资、融资、税收、人才等优惠政策措施吸引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种资源向骨干龙头企业和专特精新优势中小铸造企业集中，提高竞争力。
(3)加强引资引智工作
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最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要抓住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要制定更优惠政策，创造更优越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区外资本，民间资本，寻求外资嫁接，或兴办一批合资企业，推进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要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联合，加快资产重组步伐，实现快速增长，培育一批在国内、外市场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集团。同时要代脑引智，与高校、科研单位进行联姻，产学研结合，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不断推进优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7.推动重点铸造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示范作用。抓住品牌铸件、市场、专业化生产和龙头大户四个关键环节，选择特色铸造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作为样板，深入调研、重点支持。按照“规划科学，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环境友好”等方面要求，授予区域荣誉称号，支持一批铸造产业集群环境建设项目，促进铸造产业集群做大做强。选拔评选一批铸造综合百强企业和分行业排头兵，带动铸造产业集群发展。铸造综合百强企业和分行业排头兵要承担社会责任。
8.充分发挥铸造协会作用。强化对产业集群工作的专业指导与服务，在发展和优化铸造产业集群方面，行业组织的推动、导向作用不可或缺。铸造协会要与政府一道促进资金融通、信用担保、管理咨询、市场开拓、共性技术攻关为重点内容的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建立产业集群的技术开发中心、检测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等共用服务平台，有偿服务，资源、利益共享，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积极促进铸造产业集群提高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水平，促进拓展产业链，努力打造区域品牌，发挥集聚效应和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要使各级地方政府和铸造协会充分认识铸造产业集群的重要性，把培育与促进铸造产业集群发展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实现我国铸造业由大变强的战略举措。
9.建立和完善鼓励铸造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投入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我国铸造业的工艺技术、管理、装备水平，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生产效率、各项经济指标、作业环境、从业人员待遇等方面，与我国其它行业存在较大差距，如果没有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单靠企业本身的效益和积累很难投入足够的经费进行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设备改造，也不利于铸造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总之，我们相信在只要坚持铸造产业集群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经过广大铸造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铸造产业集群必将在我国茁壮成长，必将促进铸造业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必将促进我国早日从铸造大国走向铸造强国。
第三篇：我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和未来...
号 企业(集团)名称
序号
企业(集团)名称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
中国盐业总公司
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珠海振戎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
中国印刷集团公司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香港中旅（集团）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公司
彩虹集团公司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华侨城集团公司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一线城市是指对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具有重要作用的大都市。在城市规模、基建、财政收入、消费、对人才吸引力等各层面，一线城市一般均领先于其他城市。在商业活动中，企业也会将具有重要市场地位的城市称为一线城市。
同时中国最常被提及的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概念起源于房地产市场。常规或主要的指标包括经济地位、城市规模（人口，面积等）、城市级别、影响力、辐射力、知名度等。
排行依据: 1政治地位 2经济实力 3城市规模 4区域辐射力
一线城市
一线强 北京 上海（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一个经济中心，无争议）
一线 广州 深圳（南粤双雄，实力旗鼓相当，公认一线）
准一线 天津（原本属于二线强，近几年国家重视、发展极快，步入准一线）
二线城市
二线强 南京 武汉 沈阳 西安 成都（都属于区域中心城市）
重庆（直辖市）
杭州（经济发达、副省级）
青岛 大连 宁波（三个经济发达的计划单列市）
二线中 济南 哈尔滨 长春（剩下的三个副省级城市）
厦门（计划单列市、规模小所以只能是二线中）
郑州 长沙 福州（经济发展较好的三个非副省级省会城市）
乌鲁木齐 昆明（国家重点发展的边疆国际化城市）
兰州（西北重工业城市、兰州军区）
苏州 无锡（最发达的两个非省会地级市）
二线弱 南昌 贵阳 南宁 合肥 太原 石家庄 呼和浩特（七个实力相当的省会城市）
准二线 佛山 东莞（两个制造业经济强市）唐山（环渤海重工业大城市）烟台（环渤海重要港口、经济强市）泉
州（闽南经济中心城市）包头（重工业大城市）
三线城市
三线强 银川 西宁 海口 洛阳 南通 常州 徐州 潍坊 淄博 绍兴 温州 台州 大庆 鞍山 中山 珠海 汕头 吉林 柳州
三线中 拉萨 保定 邯郸 秦皇岛 沧州 鄂尔多斯 东营 威海 济宁 临沂 德州 滨州 泰安 湖州 嘉兴 金华 泰州 镇江 盐城 扬州 桂林 惠州湛江 江门 茂名 株洲 岳阳 衡阳 宝鸡 宜昌 襄樊 开封 许昌平顶山 赣州 九江 芜湖 绵阳 齐齐哈尔 牡丹江 抚顺
三线弱 本溪 丹东 辽阳 锦州 营口 承德 廊坊 邢台 大同 榆林 延安 天水 克拉玛依 喀什 石河子 南阳 濮阳 安阳 焦作 新乡 日照 聊城枣庄 蚌埠 淮南 马鞍山 连云港 淮安 丽水 衢州 荆州 安庆 景德镇 新余 湘潭 常德 郴州 漳州 清远 揭阳 梅州 肇庆 玉林 北海 德阳 宜宾 遵义 大理
四线城市：剩余的所有城市
2005年中国各省地区GDP排名
单位（亿元人民币）
台湾 28544左右
广东 21701.28
山东 18468.3
江苏 18272.12
香港 14000－15000（2004年为12820亿港元，2005年增长率8%左右）
浙江 13365
河南 10535.2
河北 10116.6
上海 9125
辽宁 7920
四川 7385.1
北京 6814.5
福建 6487
湖南 6237
湖北 6000
黑龙江 5510
安徽 5375.8
江西 4070
广西 4063.3
山西 4000(超过)
内蒙 3822.7
陕西 3674.75
天津 3663.86
吉林 3614.92
云南 3400（预计）
重庆 3069.1
新疆 2680（预计）
贵州 1910（预计）
甘肃 1894（预计）
澳门 900－1000（2004年为827澳门元，2005增长率为8－9%）
海南 903.6
青海 543.2
宁夏 525（预计）
西藏 250.4
人均GDP只是一个并不精确的参考数据，并不能代表人均收入排名，更不能代表一个地区本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排名。因为首先各地人口都无法精确统计，按国家制定的标准以各地公布的人口总数或常住人口总数来计算，由于各地公报未全部出来，人口就按2004年底的计算，2005年的各地GDP也只是初步统计 7
或估计，这样得出的2005年人均GDP当然不准确，但是误差也不会大，只是各省的数字普遍稍大一点。
人均排名 省区 人均GDP（元RMB）
01 香港 201625－216026
02 澳门 186722－207469
03 台湾 15215美元
04 上海 52378
05 北京 45652
06 天津 35791
07 浙江 28318
08 广东 26134
09 江苏 24584
山东 20118
辽宁 18781
福建 18476
内蒙 16032
河北 14858
黑龙江14436
新疆 13652
吉林 13347
山西 11994
海南 11049
河南 10842
青海 10085
湖北 9973
陕西 9918
重庆 9761
江西 9501
湖南 9312
西藏 9149
宁夏 8933
四川 8465
广西 8311
安徽 8292
云南 7701
甘肃 7232
贵州 4893
注1（香港人均GDP2004年为186267港元，2005年增长率8%左右）
注2（澳门GDP2004年为827亿澳门元，2005增长率为8－9%）
注3（台湾人均GDP为自己公布
各省的第二大城市
2008-10-9 19:17 提问者：柯打 | 悬赏分：5 | 浏览次数：1477次
各省的第一是省会城市,那第二呢?
2008-10-9 19:42 最佳答案
江苏，苏州、无锡； 浙江，宁波；
福建，泉州、厦门； 广东，深圳； 广西，柳州； 云南，曲靖； 贵州，遵义； 四川，绵阳；
第四篇：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过去、现状和出路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有其一席之地，可在行政诉讼中却成了法律上的禁区，但在现实行政审判中，调解却一直在“地下”顽强地存在着。本文从这一新中国法制史上鲜见的矛盾现象切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的多维度展开思考，首先从较深的层次分析了行政诉讼调解客观存在的内在原因，指出虽然经司法政策倡导和推动、法院二十多年的努力，行政诉讼调解现在仍然处在“半地下”状态；然后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国外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及基础理论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调解的出路是应该也能够回到“地上”——合法化；最后着重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案结事了、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出发，对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和基于新形势应该考虑的新内容，如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调解”还是“和解”、是否限制调解的时间阶段和案件范围、调解的原则及第三人参加调解和继续审判制度、调解模式选择及调解的特殊方式、调解撤诉、诉前调解确认机制的尝试引入等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已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全文共12577字。
调解，作为享誉世界的“东方经验”，长期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有其一席之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调解更是大放异彩。然而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却长期处在一个蒙着面纱不敢面世的尴尬境地，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其过去、现状和出路的深入探析。
一、过去（1985-2005）：“地下”——“违法调解”
（一）现行法律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
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法律制度上由来已久，早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1985年）、《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解答》（1987年），就认为行政案件“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不允许调解；而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更是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从而法律明令禁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调解（赔偿诉讼除外）。自行政诉讼法颁布至今20多年来无论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解禁。
至于为什么不准调解，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只字未提，至今也没有相应的立法说明。专家学者对此做了很多解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被告行政机关大多数情况下不享有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管理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不能随便放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代表国家依法作出的，本质上是一种执法行为，不能随意处分。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能进行调解，不能要求行政机关在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方面作出某些让步，求得迅速结案。如果这样作了，就是违法行为。”因此有学者便将“不适用调解”上升为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之一，法院调解是违法的。
（二）现实中法院确实在“地下”调解
尽管法律禁止调解，但自1982年我国设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许多法院及法官还是对行政案件在做调解，而且换了一种名称，不再说调解，而叫做“协调”，最终在表面形式上也没有以调解方式结案，而是以撤诉的形式结案的，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地下调解”，这是多年来客观存在着的公开秘密，所以有人形象地说行政案件的调解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样就造成了行政案件撤诉率一直居高不下的非正常现象。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1/3，最高时的1997年达到57.3%，个别地区一度竟然达到81.7%；自1994年有相应统计以来,“原告自愿申请撤诉”占撤诉案件的比例年年都在50%以上，并且一路上升，直到90%以上；虽然1998年以后撤诉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也是“降低撤诉率司法政策”的作用，具体情况见下页附表；而据《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数据，1993-1998年我国民事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均在19%以下，远远低于同期行政案件。（附表略）
高撤诉率和原告由起诉到“自愿申请撤诉”1800大转弯背后的实质原因，是法院做了大量调解工作，有时甚至是院长亲自带着主审法官主动上门向行政机关领导“汇报工作”。法院的这种做法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自然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因此1995年以来直至2005年我国的行政审判司法政策一直限制撤诉，实质是在限制调解，如吉林省高院于1997年初专门发文，严格要求各地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行政案件撤诉结案率不得超过30%.可从整体上看，虽然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限制撤诉的立法意图基本落空，但大量行政纠纷的和谐解决却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法院和法官为何又“执法犯法”，冒着“违法”的指责，20多年来一直在“地下”默默地做调解工作呢？这是有着深层次内在原因的。在世界范围内，即使在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权弱于行政权是不争的事实，“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这在我国的表现就更为突出，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行政机关，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还远远不能做到，何海波教授研究行政案件撤诉问题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期待司法权威的确立”。我国行政诉讼现实中，法院和法官所面对的一方面是相对人的权利被侵害，职责所在要主持公道，另一方面是行政强权，而手中的司法权又很弱，不敢过分“得罪”行政机关，因此只能采取两边都能交待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别无选择只能是调解，但调解又为法律所不许，因而只能求助于法律允许的撤诉。以调解为里，以撤诉为表，是中国行政审判法官的创造，但与其说是聪明，不如说是无奈更为准确，是在法律和现实的夹缝中求生的本能选择，尽管被诟病了20多年，但一直坚持在做，现在才有专家学者出来论证，指出了许多条合理性，其实最初的合理性只有一条即顺利结案而没有后遗症。
立法者当初要求法院不能调解而要依法判决，现在看来显然是没有从国情出发，过于理想化，高估了我国司法权的能量。我们的现实情况达不到依法判决的立法目的，因此法院通过调解达到案结事了的工作目标就是一个次优选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有“钻法律空子”之嫌，但在总体上还是取得了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也符合中国的传统。这就是行政诉讼中调解冒着违法的风险长期在“地下”大量顽强存在的内在理由。
二、现状（2006-2010）：“半地下”——政策倡导
2006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激发了人们对调解特别是行政诉讼调解的热情。面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和高撤诉率背后实际存在的大量事实调解，理论界召开了多个研讨会并发表了许多文章重新认识行政诉讼调解问题，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调解的态度也由最初的坚决否定逐渐转变为肯定并努力使其合法化。
（一）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密集出台了大量推动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处理的司法政策。
200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是自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制度实施以来，“两办”第一次就行政审判工作专门下发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也确定“行政诉讼协调问题研究”为2006年全国重点调研课题之一。2007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可以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不断创新诉讼和解的方法，不断完善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工作机制；2007年3月肖扬院长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要求：“要抓紧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问题的司法解释，为妥善处理行政争议提供有效依据”，对因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环保等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政争议，“更要注意最大限度地采取协调方式处理”；2007——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三年发布了关于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都对协调和解工作做了安排。2008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调解，但为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处理的新机制间接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行政审判工作绩效评估办法（试行）》，鼓励法官运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南英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调解、和解的手段适用于行政案件”；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高法意见》），明确要求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扩展到行政案件并对相关具体工作做出了安排。
（二）各地法院纷纷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文件，积极开展行政诉讼调解的试点和研究工作。
江苏省高院承担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全国重点调研课题“行政诉讼协调问题研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并于2007年4月与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项目部和苏州大学东吴比较法研究所合作成功举办了“行政诉讼协调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市高院于2006年6月21日下发了《关于行政案件协调处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广东省高院制定的《关于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于2006年12月25日起在全省试行；辽宁省高院于2006年初下发《关于增补协调结案率为行政审判工作量化考评指标的通知》，全省协调结案率大幅度上升；山东省高院于2007年3月下发的全省行政审判工作要点要求，年内全省要广泛推行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力争一审行政案件和解撤诉率达到50%以上；上海高院也出台了《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2007年成都中院制定了《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处理意见》。全国各地法院相继开展了相应的实际工作，如2008年山东省德州市法院行政案件的和解率近八成、邹平法院的撤诉率达71%；全国法院行政案件的撤诉率也由调控后的近年最低点即2005年的30.2%逐年上升至2009年的38.4%(见第4页附表)，其中2009年通过加大协调力度，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和解后撤诉的案件达43280件(定西市也有3件，占审结案件数的6%)，占一审行政案件的35.91%、所有行政撤诉案件的93.42%.可以说，为了适应构建和谐社会新形势的需要，经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政策倡导和推动，理论界和实务界特别是法院20多年的努力，以相关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标志，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已翻过了历史的一页，终于撩开了面纱，以其独有的功能魅力面世了，并且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调解至今必竟还是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司法政策文件中主要用的依然还是“协调”、“和解”，仍不直言“调解”，司法解释的权力也有限，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不能突破法律限制明确规定调解制度，部分学者甚至法官担心法院拥有调解权后会与行政机关合作强迫相对人因而对调解仍然持反对态度。因此只能说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现在还是处于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
三、出路：“地上”——合法化
（一）行政诉讼调解能否合法化
早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初，行政诉讼能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就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论，就有学者坚决主张应当调解。当初的争论因缺乏实践的支持，仅限于“纸上谈兵”，现在经过20多年的行政审判实践，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时，就相对简单和清楚得多了。
1、从国内现实情况来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形势下，理论界完成了由最初的反对调解意见占主导地位、到中期的对法院“地下调解”的强烈批评、再到现在适用调解意见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实务界主要是法院已从长期在实际工作中大力调解而在表面上讳言调解的矛盾阴影中走了出来，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倡导调解并出台了相应司法解释和工作意见。理论界和实务界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现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人大代表提出的主要修改意见之一就是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因此可以说调解合法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离正式入法已为期不远了。
2、从国外和其他地区情况来看：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国家和地区占大多数，可以说是一个惯例。英美法系国家没有专门的行政诉讼程序法，其行政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美国在公法领域大量存在着“辩诉交易”的传统，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相对人和解，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据美国《司法》杂志统计，联邦法院有90%的案件没有经过判决，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解决的。英国大多数行政案件也是通过调解而非判决结案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在行政诉讼中也可适用调解。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强调其保全功能，和解程序被广泛采用，对调解的态度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1）直接承认型。由法律明文规定调解制度，如法国、德国和我国台湾等。德国1997年《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指定的法官???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诉之善意解决之和解”，第106条规定“为完全或部分了结争议案件，诉讼参与人能就和解对象进行处分的，可达成和解并请法院、委托法官或某一被请求的法官予以笔录。法院、庭长或主审法官以裁定的方式作出的建议由诉讼参与人书面接受时，亦可达成法院主持的调解。”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有25%-40%的行政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柏林地方行政法院每年以非裁判方式终结诉讼的比例高达97%，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原被告和解的基础上为之的。我国台湾《行政诉讼法》专门用一节10个条文（第219-288条）系统规定和解制度。（2）间接承认型。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调解，理论上也有肯、否二说，但可以间接由法律推知允许法官调解，实务上也进行调解，如日本、瑞士。（3）间接否认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务中也不进行调解，仅有意大利、奥地利等极少数国家是这样。调解在我国古代称调处，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就有记载，之后历代司法官吏都奉行调处息诉的原则。我国本是这一古老而有效解决纠纷手段的发源地，民众也早已普遍接受，是我们的本土资源，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却长期摒弃调解，现在还要从国外经验中去寻找理由，实在是不应该的。
3、从理论上来看：当初的反对理由主要依据的是公权不可处分理论。该理论从宏观上看有道理的，但从现在形势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看，还是有许多商榷之处的。其一，较大空间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职能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大量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允诺的出现，使得该理论在微观上已不能完全成立，“处分主义在经过一定限制后，并不至于危及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其二，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定纷止争也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调解作为处理纠纷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诉讼中发挥着判决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虽然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现在并没有被推翻，但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应该得到肯定。其三，现在行政赔偿的大部分项目是有法定标准的，按公权不可处分理论只能按标准赔付，没有调解的余地，但在该理论指导下制定的《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二者是有矛盾的；在公法色彩更为浓厚的刑事诉讼中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早已规定可以部分适用调解，现在更是大力提倡。所以，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现已不能完全指导我国的行政诉讼，有效地解决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调解合法化的最大理由。
综上，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现在应该也能够结束“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光明正大地来到“地上”，这就是将其合法化，让其名正言顺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二）行政诉讼调解怎样合法化
通过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建立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现在基本上是明确的。但建立一个怎样的调解制度，是现阶段应该深入研究的重点和中心问题，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笔者在这里只就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和基于新形势应该考虑的新内容谈一下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1、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一个制度的建立，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必须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建立健全“大调解”格局的司法政策角度、以既符合司法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为基点来考虑社会管理创新和司法制度改革。因此有效解行政争议、兼顾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就成了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指导思想，而案结事了、有效化解“官民矛盾”就应该是该制度的主要价值取向。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就应当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来进行构建。
2、“调解”还是“和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因此给未来的制度确定一个合适的名称相当重要。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诉讼领域讳言调解，对调解往往以“和解”、“协调”、“协商”等近义词代替，用的最多的是和解。虽然台湾等处的行政诉讼法中用的也是和解，但毫无疑问我国在行政诉讼领域引入和解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律对法院调解的禁止，可是法院在和解中的实际作用却是无法规避或淡化的。在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调解、和解都是动词，调解的意思是“劝说双方消除纠纷”，重在纠纷中第三者的劝说过程；和解的意思是“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重在纠纷的解决结果。其实，调解与和解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解决纠纷，调解说明了法院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更能准确地说明纠纷的解决过程，较为符合诉讼中的实际情况，无论协调、协商还是和解，大多数都是在法院的推动下进行或达成的，实质上就是调解的方式或结果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在民事诉讼中长期以“调解”之名行世，全社会已经普遍适应，而我国的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法本来用的就是调解。因此将制度定名为“调解”，符合词语的本来含义和诉讼的特定语境，更为本土化，最为恰当。
3、无限调解还是有限调解？对调解的适用是否限制，是不做任何限制的无限调解，还是有限制的调解，专家学者意见不一。大多数意见是有限调解，但对限制到什么程度，各有不同的观点，相当多的论者认为对调解适用的时间、案件范围、程序等都应限制。笔者认为，对调解应当限制，但不能过度限制，限制太多不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而不做任何限制则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导致调解的滥用，造成违法调解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负面影响，反而危害调解制度本身。因此要对调解设置一定的原则，不能做无原则的调解，而对具体问题如适用时间、程序、案件范围等方面则不作限制，由法官按实际情况在原则范围内灵活掌握，才能将调解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处于可控的良性状态，笔者称之为“最小限制的调解”或“最大限度的调解”，具体分析如下：
（1）时间和阶段。有学者认为，调解的时间应限制在行政诉讼开始至法庭辩论终结前，或将调解限定在法庭审理阶段。还有学者认为调解仅限于一审程序，并且是一审程序的审前准备阶段，而不能适用于二审、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笔者认为，2009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将协调、和解机制贯穿行政审判的庭前、庭中和庭后全过程”，《高法意见》也要求全员全程调解，把调解工作积极向诉讼前后延伸，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申诉、信访的全过程；我国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19条也规定“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从审判实践经验可知，调解成功的条件成熟与否，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效果，需要时间和环境等的保障才能成熟，许多案件在庭审中或一审时调解不成，但在庭审后或二审中成功调解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不应对调解作时间和阶段上的限制，在诉讼中的任何时间和阶段包括执行阶段，只要有调解的可能，都应进行调解。
（2）范围或类型。有学者认为，对调解的适用应限定案件范围，相当一部分案件不能适用调解，如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案件，违反法定程序案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案件，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案件，无财产内容案件，行政机关没有管辖权案件，行政行为重大违法案件，涉及公民身份权案件等等。笔者认为，如此限制案件范围，便会将相当多的行政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有违设立调解制度的初衷，何况能否适用调解，还要看案件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同一案件中，诉讼标的一部分不能调解，但另一部分能调解的情况也很多，调解也不意味着行政机关都要超越职权范围让步，相对人也要让步。如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没有管辖权、行政行为重大违法等案件，通过调解释法，行政机关一般是不会坚持其违法行政行为的，调解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案件，更应通过调解折中处理；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合理案件，通过调解说法，相对人通常也会认识到自己坚持诉讼会有不利后果，从而与行政机关达成服从行政决定的协议；“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合法但不具有合理性的行政案件，要通过协调尽可能促使行政机关在诉讼中自行撤销违法行为，或者自行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或者重新作出处理行为”；其他案件也都或多或少有调解的余地；从化解矛盾的角度看，上述案件调解处理的实际效果一般都要比判决好得多。《高法意见》中也只强调了重点做好协调工作的案件范围，并未明确规定不能调解的案件，“从整体上说，行政和解和调解作为一种为处理行政争议而进行的事后沟通机制，也可适用于一切行政争议的解决”。考察国外立法和我国台湾《行政诉讼法》，都没有作这方面的限制，在美国一切行政行为都是可裁量的，在一切裁量范围内都是可以有协调的。所以，对调解不宜作案件类型化限制。
（3）调解原则。研究者提出的调解原则很多，笔者认为有如下四条原则就可以了。一是合法原则。法官和双方当事人都要在实体和程序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调解活动，不能做违法调解；二是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当事人特别是原告即行政相对人进行调解；三是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原则。调解意味着让步和妥协，如果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没有处分权，让步就意味着无权处分，而无权处分行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特别是行政机关不能在调解中超越或放弃职权，而是要在职权范围内让步；四是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原则。不能以牺牲这三种利益为代价而换取调解协议的达成。原则三和原则四也可看成是调解的实质前提条件，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规定和解的前提是“诉讼参与人能就和解对象进行处分的”，我国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的调解条件就是“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违反上述原则的调解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是无效或可撤销的。实践中，因法官为追求调解率，当事人为自己利益等原因，有时会在调解中违反上述原则，当事人在调解达成协议后反悔的情况也经常出现。为了贯彻上述原则，防止法院和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联合强迫”，应特别设立以下两种制度作为保障：
——第三人参加调解制度。借鉴我国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19条2款和第220条的规定，设立第三人参加调解制度，让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通过自行申请或法院认为有必要时通知的方式，参加到调解中来，共同商讨解决争议的办法。
——继续审判制度。借鉴我国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23-227条的规定，设立继续审判制度，如果调解违反原则，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当事人有权要求原审法院继续审判，而不必再按审监程序重新立案审理，这样也能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为了维护调解的权威和效力，也要把继续审判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就要给当事人的请求设置期限，一般应在调解协议达成或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效或可撤销原因之后的一月内提出，调解协议达成三年后，就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如果申请理由成立，则依法裁判，如果申请理由不成立，则依法驳回。
4、调解模式选择。调解采取何种模式，目前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1）调审合一说。同一案件在同一程序里调解和判决并行运行，没有与审判截然分开的专门调解程序。（2）调解分立说。设立独立于诉讼程序外的调解程序，与审判并立，调审由不同的法官进行；调解是诉讼的前置程序，案件不经调解不得起诉，调解不成功，则转入诉讼程序进行审判。（3）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说。法院调解具有审理性质和职权特性，存在许多弊端，诉讼和解可弥补法院调解的缺陷，从而强化审判程序。（4）调解分离说。将法院调解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解决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根据调解所处的程序位置不同，可分为审前调解和审中调解。笔者认为，这种四种模式各有利弊，但前三种模式的问题较大，不宜选择。调审合一说没有突出调解的位置，使调解很难单独适用；调解分立说则过于使调解独立，不利于调判结合使用，也增大了司法成本，基层法院根本就没有人力使调解和审判由不同的法官进行；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说脱离现实，没有法院的居中调解工作，当事人就很难达成和解。相对而言，笔者基本赞同调解分离说，这种模式最能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在实际工作中也容易做到调中寓判、判中寓调，调判相互配合适用，利于纠纷的解决，具体可在行政诉讼法中用专章（节）集中规定调解的相关问题，使调解相对独立于审判，在具体操作中能够单独适用，也能与审判结合运用。
5、调解撤诉。调解合法化后，原来的许多不正常撤诉就会以调解方式结案，但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仍然会有一些案件虽然经过调解达成了协议，但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出于种种考虑，如原告不想与被告行政机关闹得太僵，行政机关在本案行政行为中不能让步、但在另一行政行为中可以让步或顾虑面子等，还是愿意甚至会主动要求法院以撤诉方式结案。这时，纠纷已基本上得到解决，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因此为了彻底解决纠纷，只要原告同意且据案情确有必要，还是可以按撤诉结案的，这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应该舍本逐末为片面机械地追求高调解率而抛弃。对不适宜按调解协议处理的，仍可按撤诉结案，笔者称之为“调解撤诉”。
6、调解方式方法。除用常规的调解方式方法外，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针对行政案件的特点，还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指导意见的要求，采取一些不同于民事案件的特殊调解方式方法。如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支持和上级行政机关配合；下级法院在调解中有困难时，可以请求上级法院予以协助；对在调解中干预、阻碍法院工作的个别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要及时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情况，取得支持；通过推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为调解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邀请有关部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多方面人士共同参与调解；调解既可由法官主持，也可委托其他机关和个人主持；建立健全全社会调解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调解合力。对一些重大疑难、影响较大的案件，更要努力探索有利于调解处理的新方式方法。
7、诉前调解确认机制的尝试引入。定西市中院首创的民事纠纷诉前调解确认机制，已被写入《人民调解法》，说明该机制完全符合矛盾纠纷解决的规律。笔者认为，在行政争议案件中，也可尝试引入该机制，作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特有的新内容。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的全国部分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议强调，“当前形势下，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非常必要,要充分尊重当事人对救济渠道的选择权。”根据《信访条例》第14条的规定，行政争议也是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受理的信访事项；根据该条例第6条和第13条的规定，信访工作机构有协调、调解处理信访事项的职责；该条例第13条还规定设区的市、县两级政府可以根据信访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的工作机制。现实中有些相对人特别是一些重大疑难行政争议的相对人往往会不经诉讼程序直接到上级信访工作机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或新闻媒体等机关上访或反映，这些机关就有可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也就有机会做调解工作，实际上这些机关也时常在做调解工作，有时效果还很好。因此在行政争议中尝试引入该机制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和现实基础。如果某一行政争议经上级行政机关、信访工作机构或上级人大、党委、政协及新闻媒体等较为合适的机关甚至律师、记者等个人调解达成协议，就等于双方达成了公法契约，就可申请相当级别的法院对该协议进行确认，从而快速解决行政争议和上访问题。由于行政争议毕竟与民事纠纷不同，因此对该机制运作的具体细节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结语：期待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借用电视剧《地下地上》的名称，最能形象地反映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过去、现状和出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经过理论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法院的辛勤工作，相信我国行政诉讼调解能够在近年内合法化，从而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而且会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应制度更为完善和优越，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因此我们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着更高的期待。
【作者介绍】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皮纯协、胡锦光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2]到2008年，2009年数据和民事数据为笔者据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所加并对部分文字和数据做了调整；行政案件撤诉率实际上成了行政审判司法政策和调解状况变化的晴雨表。
[3]吉林省高院：《吉林省法院近几年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交流材料，1999年12月。
[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之第78篇《司法部门》、第79篇《续论司法部门》，程逢如、在汉、舒逊译。
[5]《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9年）》，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7有14日第7版；《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09年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的报告》。
[6]柯昌信：《行政审判同样适用调解原则》，载《法学》1987年第12期。
[7]郭晓宇：《修改三大诉讼法法工委开展相关工作》，载new.xinhuanet.com∕legel,于2010年5月20日访问。
[8]王养庆主编：《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可行性探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9]陈秀清：《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明书局1994年版，第343页。
[10]南博方：《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注释[5]，杨建顺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
[11]张淑芳：《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93页。
[12]王名扬主编：《美国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47页。
[13]翁岳生主编：《行政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46页。
[14]叶必丰：《行政和解和调解：基于公众参与和诚实信用》，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5期。
[15]“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和解和调解）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别被设定为诉讼上的两种不同制度，是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它，来为它定位。诉讼上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以合意解决争讼，而法院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讼。”——李浩：《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载《清华法学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6]郭志远：《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65页。
[17]朱福惠、刘伟光：《我国行政审判中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第37页。
[18]向忠诚：《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9]江必新：《行政诉讼与调解原则》，载《人民司法》1988年第3期。
[20]刘东亮：《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兼与朱新力教授商榷》，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83-84页。
[21]《高法意见》第6条。
[22]这些案件包括行政赔偿案件，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所作的行政裁决、行政确权等案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补偿和行政合同等案件，以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合法但不具有合理性的行政案件。
[23]同注14。
[24]我国台湾《行政诉讼法》以“保障人民权益、增进司法功能”等为立法宗旨（第1条），所以其一审通常程序可以和解，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调解，还设简易诉讼程序，其中对和解的规定较为全面合理，有独到之处，因此其迅速、简便地处理公法争议的优势较为明显。由于其文化传统与大陆最为相近，因而借鉴意义较大。
[25]同注17，第36-37页。
[26]《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9年）》，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7有14日第7版。
第五篇：我国铅锌工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我国铅锌工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我国铅锌资源现状与产量
我国铅锌资源广泛,矿石类型复杂,共伴生组分多。全国除上海、天津、香港外,均有铅锌矿产出,铅锌矿资源比较丰富。铅锌资源的特点和开发的总体条件是特大型、大型矿山数量较少,但储量较丰富;伴生元素较多,矿石类型复杂;分布上是贫矿多富矿少;采矿及矿物加工水平已处于世界前列;矿山外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矿山资源开发利用的秩序和矿山环境治理需加强。截止2003年底,全国铅矿区数850个,资源储量为840.85万ｔ,基础储量为1247.97万ｔ,我国居澳大利亚之后列世界第2位。如果按2003年的铅精矿63.15万ｔ的开采水平计算,我国现有铅资源储量和储量基础静态保证年限分别约为13年和20年。锌的矿区数901个,资源储量为513.02万ｔ,基础储量为3762.46万ｔ,居世界第一位。按2003年的锌精矿168.74万ｔ的开采水平计算,我国现有锌资源储量和储量基础静态保证年限分别为15年和22年。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内锌需求量总体增加,同时锌精矿和精炼锌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大中型矿山资源情况较好,铅锌品位较高、储量较大,为我国的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物质条件。我国特大型、大型铅锌矿床数量少,但大中型以上矿山的铅锌总储量达到80%以上。随着我国铅锌矿山的发展,许多大中型企业已经从过去的单一采矿和矿物加工发展成具有采矿、矿物加工、冶炼、化工、材料为一体的综合生产企业。如广西的平桂矿务局、泗顶铅锌矿、佛子冲铅锌矿,广东的凡口铅锌矿,云南的会泽铅锌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湖南黄沙坪等企业。由于我国西部资源开发,铅锌精矿和精炼铅锌产量明显增加,铅精矿和精炼铅产量分别达到95.46万ｔ和156.41万ｔ,精炼铅产量比2002年增长了18.07%。其
中,精炼铅增长比较多的省份有内蒙古、陕西、福建,增长率都在70%以上。锌精矿和精炼锌产量分别达到202.91万ｔ和228.62万ｔ。锌精矿产量增长比较多的省份有内蒙古、甘肃、陕西、福建和湖南,目前全国主要产锌大省为湖南、云南、广西、辽宁和四川,五省合计占全国矿产锌总产量的69.53%;主要杂锌生产企业有河北邯郸市锌厂、湖南株冶火炬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康市金明锌合金厂和雄安金属有限公司,四家企业合计产量占全国杂产锌总产量的63.27%。
铅锌产量大幅度增长,原材料供应形势依然严峻。截至2002年底,我国共建成规模以上铅锌冶炼企业300余家,形成铅锌冶炼能力分别达到150万ｔ/ａ和230万ｔ/ａ。目前我国既是最大的铅锌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铅锌进出口大国。国内铅锌原材料生产能力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冶炼日益增长的需要,形成了大量进口铅锌原材料和大量出口金属铅锌的局面。
我国铅锌工业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第一产锌大国,但我国的人均锌消耗量低,世界人均锌消耗量为1.2ｋｇ/ａ,美国为5.6ｋｇ/ａ,我国只有0.8ｋｇ/ａ,低于世界人均水平[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加之人口众多,我国锌的消耗量将迅速增加,而我国的锌冶炼技术还跟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产业规模经济水平较低
我国企业平均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值为39%,企业平均规模显著偏小;ＭＥＳ(最小经济规模)企业产量占全部产量的53.2%,ＭＥＳ企业产量占全部产量的份额不高;分散生产经营状态较严重,且全部企业开工率偏低,在80%左右,生产能力过剩,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铅锌冶炼产业规模经济水平较低[15]。
2.企业生产率低,某些生产工艺落后
以20万吨锌冶炼厂为例,国外只需600人,而我国需要6000人,生产率之比是1∶
10。与国外先进的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落后的火法冶锌所占比例较高,尤其在自动控制、工艺稳定、环保方面。
此外,先进的锌精矿直接加压浸出技术国外已经应用多年,我国还处于研究阶段。
3.二次金属回收率低
国外二次锌的回收利用率已达30%,美国80座电炉炼钢厂,产出锌镉铅的烟尘,收集后进一步冶炼。我国处理镀锌钢材、杂黄铜等含锌原料时,锌未回收利用,没有形成产业。我国是世界第一干电池生产大国,耗锌13～14万吨,不易回收。目前我国再生锌5万吨,能力达5000ｔ/ａ的厂家几乎没有。
总的来讲我国铅锌再生综合利用率低。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95年中国再生铅占铅产量比例的28%,1999年的再生锌产量占全国锌产量1%。而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重视有色金属废料的再生利用。中国的铅锌产量大幅增长仍以原生矿选矿产品铅精矿与锌精矿为主,铅锌的再生技术和综合利用率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准。
我国铅锌再生回收情况目前我国有专业再生铅生产厂220多家,多为乡镇及个体企业。主要以废铅蓄电池为原料,生产方法主要是反射炉混炼法,生产规模一般为1000～5000ｔ/ａ。1999年我国精铅产量达80×104ｔ,再生铅仅14×104ｔ;精锌产量达170×104ｔ,其中再生锌不过5×104ｔ。
电池含锌用锌制作的锌锰干电池耗锌主要以锌饼、锌板的形式,每万只干电池耗锌量如下:1#电池耗锌210ｋｇ、2#电池耗锌120ｋｇ、5#电池耗锌55ｋｇ,我国是电池生产和消费大国。1999年电池产量达150亿只,占世界电池产量的三分之一。我国每年生产干电池,需耗锌13×104～14×104ｔ,占全国锌产量的10%。但干电池的回收却
没有切实做好。目前我国的再生锌厂家仅10余家,生产原料主要是镀锌灰和锌渣。热镀锌锌渣含锌热镀锌是锌的主要消费部门,占锌消费量的45%～55%。但热镀锌的利用率仅70%左右,热镀锌产生的锌灰和锌渣含锌量高达80%～90%,是再生锌生产的重要原料。下面是一些锌废料的含锌情况。锌灰:42 5%～80 5%;锌渣:85.3%～97.2%;粗锌锭:90.5%～97.18%;边角料:90～96%。
另外还有含Ｚｎ4%～20%的竖罐炼锌渣、锌浸出渣及废钢铁在炼钢回炉时产生的烟尘。目前常见的电炉炼钢烟尘成分如下:Ｚｎ15%～38%、Ｐｂ0.01%～0.1%、Ｆｅ20%～30%、Ｃ0.5%～1.5%、Ｆ0.2%～4%、Ｃｌ3%～7%、ＳｉＯ22%～5%、ＣａＯ2%～10%。20世纪90年代我国废钢铁的再生数量平均为250～300ｋｔ/ａ。粗略估算,废钢铁冶炼每年产生的含锌烟尘达180～240ｋｔ,其中含锌量30～40ｋｔ,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回收还做得很不够。
我国铅锌工业的快速发展对国内资源、环境造成较大影响。一方面，导致对 铅锌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在一些地区出现的无秩序的乱采滥挖，严重破坏和浪 费资源。如在陕西与甘肃交界的西成地区和凤太地区，云南的兰坪地区，四川的 甘洛地区，广西的河池地区等均出现乱采滥挖铅锌矿产资源的情况；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我国９０％左右的产品是用严重污染环境的烧结法 工艺生产的，落后的竖罐炼锌工艺不仅没有淘汰，反而在西部地区还在进一步发展；在进口铅锌原料中，发达国家不允许使用的高砷矿占相当大比重。
铅是对人体有害的元素，铅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近年来，我 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铅产品出口国与发达国家转移高污染工业的政策有关，实际 上是外国将我国变为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基地。
铅锌工业发展方向
我国加入“WTO”以后，铅锌矿山工业应积极迎接国外铅锌原料工业强有力的挑战，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力度，在竞争中实现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在露采方面，应着重研究和引进国外大型高效率的露采设备，积极推广高强度的开拓运输方式和开采技术；在地采方面，应研究和推广高效率的液压凿岩技术、大深孔采矿技术以及机械化充填采矿技术，逐步实现采矿技术的连续化和无轨化；在选矿方面，应加强大型、高效、多能的选矿设备、高效药剂以及耐磨材料的研究，积极推进选矿工艺技术自动化进程。
面对经济发展中如影随形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中国开始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发展道路,也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是我国政府„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原则。根据上述情况,具体到铅锌工业则大有必要切实抓好其再生利用工作,综合考虑可从以下方面着手:1 对铅锌工业相关企业大力宣传我国资源情况,阐述不回收或低回收再生铅锌的弊端和危害,强调回收的重要性。重视发展再生有色金属。这样一方面可降低生产能耗(资料显示,在原生金属生产的总费用中,能源费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Ｐｂ:17%、Ｚｎ:20%。若采用废料生产再生金属的能耗比原生金属的能耗会大幅度降低,其中Ｐｂ降低60%～65%;Ｚｎ降低60%～72%);另一方面,可减少环境污染,增加社会效益。如铅及其化合物对自然环境有破坏作用,危害生物生长及人体健康,回收和再生利用它们的废料对保护生态环境大有益处。原生金属生产,由于矿物品位低、成分复杂因而工艺流程长、生产技术复杂,必须配置相应的环保设施。一般增加环保设施费用占总投资的20%～30%。2 希望政府制定再生回收的相关政策,如强制性要求电池销售以旧换新,并对其他相关含锌产品进行分类回收。要求钢厂烟灰返炼锌厂或本厂提炼合格再出厂。各种压铸合金废品分别回收再熔炼成合金。并建议采用如下方法:回收钢厂烟尘中的锌,如回转窑烟化、垂直喷射火焰炉烟化
及等离子炉熔炼、用ＮＨ3+(ＮＨ4)2ＣＯ3溶液浸出等工艺。3 建立综合回收网络,支持建立分布全国的回收网点,回收加工厂,鼓励民营和国企搞回收,安置从业人员,建立网络纵横的再生资源和回收加工体系。4 开展铅锌再生技术的试验研究,探索新的提取工艺,从税收政策上支持新的再生技术。
根据我国冶锌技术所处的现状,今后我国冶锌发展的重点将是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及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2)由于我国的锌冶炼迅速发展,原料供应日益紧张,目前年进口锌精矿约50万吨。所以多金属难选复杂矿的开采势在必行,包括我国大型氧化锌矿的开采,冶炼厂面临各方面技术改革以处理各类混合精矿,如高硅氧化锌精矿的工业化研究。（3）随着精矿质量下降和环保要求的提高,应加强对含砷汞烟气的治理。
(4)加强锌金属资源的综合利用,特别是二次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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