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第一篇：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2009-12-15 15:00:18 来源: 新华网 跟贴 52 条 手机看新闻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

抓住重新审视劳资格局，消除劳资矛盾隐患，调整劳工政策的机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今年7月，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来调研时，我们就反映说劳动争议案件在劳动仲裁部门立案后，要拖3个月才开庭，远远长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45天的裁决期限。没想到现在10月份立案的案子，竟然要到明年8月开庭，于工人一方非常不利！”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时福茂律师激动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也明白，不是劳动仲裁部门办事不力，而是劳动争议案件爆棚了。”

时福茂告诉记者，时至年终，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呈猛增态势。“原来20人以上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一个月能接一两个，最近每天都有这样的案子上门”。

这位活跃在劳资关系处理一线的公益律师，感觉是敏锐的。仅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51.9万件。被专家认为“属高位运行”。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各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从2005年的31.4万件，攀升至2008年的69万件，翻了一倍还多。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数据则是，各级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万件，同比又增30%。有的地区此类案件更呈激增之势，如今年一季度，广东、江苏、浙江增幅分别高达41.63%、50.32%和159.61%。

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来自产业工人的“激化”反应

2009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较为活跃。4月，有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沿国道“徒步进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汉锅炉厂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在7月，吉林通钢事件以7个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双输”后果，震动全国；8月，河南林钢事件中市国资委副主任被软禁90小时；11月，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发生“罢工”等。“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说，“在其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产业工人的力量。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动向，需要高度关注。”

在受访专家看来，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职工群体性事件相比，2009年的情况也许并不算很糟。但一个观察的前提是，今年并没有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刺激动因。

“国企改制十几年了，工人们透过自己的父亲、哥哥们下岗后所遭遇到的经济补偿、再就业、养老、医疗等具体的生活境遇，已经对原有的改制方式有了切身的体验。他们知道，再这样对待他们是不行的了”，单光鼐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对本刊记者说，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一些地方企业改制的政策制定得不全面、不细致，不履行法定程序，导致一些企业改制重组中劳动关系调处政策落实不到位，损害职工合法权益。

张建国认为，国企改制引发的某些群体性事件主要特点是，有明显的弱势群体性、较强的利益追索迫切性、突出的社会矛盾性和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性。“而且，不同于中小企业职工维权的相对分散性，大型企业的职工比较集中，组织化程度也高”。

“通钢、林钢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愤怒情绪和行动步调是如此的一致。如此心齐，这与产业工人天然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联”，单光鼐说。

班组－车间－分厂－总公司，这是大多数大型企业所具有的组织结构。正是这种结构造就了产业工人有纪律、有组织性的“资源优势”。“一个班组内，大家的工资福利是一样的；一个车间里，大家的处境是一样的，一个分厂中，大家面临的前景是一样的。这成就了一个利益相对一致的„同质性‟较强的群体，相当于一个熟人社会，动员力相当强大，行动起来也很便捷”，单光鼐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特点更加明显。有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是围绕一个大型国企建立的，如通化的二道江区即是“一个产业一个区”。地理空间一致，生产方式一致，利益一致，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与以往相比，此类群体性事件的“策划力”也明显增强。比如与以往几千职工同时静坐堵路不同，今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工人改为分期分批地走上街头，形成持续性压力。再如一些事件中打出的横幅和标语也显示出存在事前策划的步骤。

“与瓮安事件中临时扯块白布、用毛笔草草写出的标语大不相同，今年的标语一般都是美术字、印刷质地规整，说明提前是有准备的，组织化程度更高了”，单光鼐说。“多年来积累的劳动关系矛盾，加上国企改制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正在改变工人的心态。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工人的心态又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甚至错误地估计和处理工人们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恶果”，张建国说。

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涉及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稳定层面，至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较多地考虑对资本的吸引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在各种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和谐现象不断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不断扩大。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张建国说。

据山东省总工会统计，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体性事件就共发生52起，主要诱因是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历史遗留问题。据深圳市公安局介绍，在全市群体性事件及不安定因素苗头中，以劳资纠纷类增长最快。2008年为637起，同比上升119.7%；2009年1月达到97起，同比上升61.7%。

全总所作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和职工权益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工会主席中有50.4%对“未来一年将成为集体劳动争议集中爆发期”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同时，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这一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的占55%。由此可见，仍有一半以上的工会主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

张建国说，企业工会处在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线，对劳动关系矛盾了解最真切、最直接，如此多的企业工会主席对劳动关系的走向表示忧虑，应该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外，今年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对抗性和暴力性引人注目。打工仔、打工妹手拉手上街堵路、在政府门前静坐等方式，在一些事件中已经升级为劳方和资方、政府工作人员、警察的肢体冲突。通钢事件、林钢事件中还出现了软禁、殴打致死的情况。受访专家坦言，中国的劳资关系处理已经出现暴力化倾向。

忽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2009年的劳资矛盾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国际金融危机。去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形势从2008年一季度到2009年三季度，画出了一个大大的“V”字形，今年10月便传来了“全年„保八‟毫无悬念”的乐观预测。受访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冲击及后续效应却并非如此乐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9年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一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关系领域问题”的调查。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陡降，一些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骤增，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纷纷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劳动管理制度和格局，导致劳资双方原先确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由此引发了劳资摩擦与冲突。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企业几乎是同时进行调整的情况，这其中既有不得已调整的，也有人为钻空子的违法行为”，苏海南说。

其一，许多企业调整了人员招聘配置制度和办法，从微观看影响了企业用工数量，从宏观看影响了全国的就业总量和结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农民工返乡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春节前返乡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

而农村基层社会一时间却很难承载这一重负。“我们在湖北石首的调查发现，在事件发生之前，„满大街都是小伙子‟，都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拿到足额的工资，是带着情绪回家的，这都是不稳定因素”，单光鼐说。

其二，一些企业调整了工时和休假制度。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11月所作的调查中，有40%的企业没有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实际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苏海南说。

一些企业由于没有订单，将标准工时制改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将“常白班”改为“两班倒”、“四班三运转”，甚至“随机班次”，其中不少企业事先没有经过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或与劳动者协商。

其三，一些企业调整薪酬福利和社保缴费比例，采取冻结加薪、压缩福利预算、加大薪酬制度的弹性、减少或暂停支付加班工资等办法，或者未按政府规定擅自下调社保缴费比例，引起职工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今年上半年职工工资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1个百分点，为2001年以来最低。据苏海南的课题组所作的典型调查，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许多外向型中小型企业的工人工资下降了20%～30%。

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有5.8%的返乡农民工即406万人被拖欠工资。珠三角的欠薪问题再次反弹。在山东、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韩、港、台资企业欠薪出逃的事件频频发生。“外企欠薪出逃所涉及的人数和欠薪额度，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苏海南说。其四，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步伐被拖慢。今年6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以极端的维权方式再次将中国职业病防治和安全生产的软肋暴露在人们面前。

“金融危机来了，订单少了，原来想改善劳动条件的也没钱改善了。等到经济回暖，企业又加班加点生产，使得原有的安全生产矛盾更加突出”，张建国说，“我们要透过乐观的数字，看到被掩盖的实质性矛盾。尤其是近1.5亿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如果中国没有农民工这个特殊劳动者群体所起到的„蓄水池‟作用，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所激化的劳资矛盾会更严重。”

“急救药”还是“常备药”

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激化2009年劳资矛盾的一根导火索，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是根源所在。多位受访专家提醒，为了中国社会更加长远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余威未散之时，我们需要拨开危机的烟幕，抓住这个重新审视劳资格局，消除劳资矛盾隐患，调整劳工政策的机会。

“今年劳资矛盾突出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新法实行和金融危机„两碰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今年一共参加了5个以“金融危机条件下劳动关系处理”为主题的研讨会。他告诉本刊记者，“一年下来的体会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速下行期间劳动关系的运行模式和治理模式。”

乔健所说的劳动新法，是指《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施行之初遇到的主要是来自某些经济学家和雇主的阻力。而金融危机以来，更遇到了„三保政策‟和一些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压力。”

“在一些地方，金融危机成了不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的借口。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抱着等等拖拖的态度。中央管得严，一些地方就对那些违规违法的企业敲打敲打，不严则对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听之任之”，张建国说。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个别省份，甚至出台了“应对”《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地方性政策，“这让两个法在个别地方的执行陷入了瘫痪”，乔健指出。

“确有一些企业以金融危机为借口，随意裁人、不签劳动合同。这其中不排除一些地方对劳动新法的尺度把握不好，但也有原来就对新法抱有抵触态度，此次趁机将其否定的情况”，苏海南说，“非常时期有非常办法，死抠法条的思路显然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软化或搁置劳动新法。基于正确处理好劳动者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协调好劳资关系，维护劳动新法的尊严，是制定和实施法规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

中国在非常时期采用的非常办法，已为公众所熟知。去年11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实践中一些地区还创造了“三弹”制度等。所谓“三弹”，即弹性用工、弹性工时、弹性工资，也为政府主管部门所认可。“这是经济增速下行期的短期应对之举，但在经济回暖时应及时调整，比如缴费比例如何计算等要有中长期的考虑”，乔健说。

“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国劳工政策的机会”，苏海南说，“我们应该用两种手段来应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和行业、企业的差异性。”

首先，经济回暖后，可以考虑适时适度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如北京市已经在着手制定相关政策。

其次，健全劳工政策、使用多种手段。“形势好转后，„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以及„三弹制度‟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需要相应调整和变化”，苏海南说。

具体来说，这类非常措施应缩小范围、改变对象。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劳资协商，在一些仍然面临经营困难的企业中继续实行，其前提是不得裁员和保障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其他经营状况好转的企业则停止执行，其中，对缓减的社会保险费要有补缴的办法。

苏海南打了一个比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或企业经营困难就好比流行性感冒一样，是时有发生的。因此，要常备感冒药以应急。此次行之有效的应急药，不能完全抛弃掉，应作为常备药，谁病谁用”。

“金融危机令国内企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我们需要分清„病人‟、„体弱者‟与„壮汉‟，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使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切合我国的劳资关系实际”，苏海南强调道。

有效开启劳资谈判之门

在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怎样实现劳资集体谈判、平等协商？受访专家认为，尽管有众所周知的难度，但这却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扭转“强资本、弱劳工”不正常态势的根本出路。而各级党政部门对待劳工政策的态度非常关键。

“宏观上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还有较大的作用空间”，乔健认为。

1990年，我国政府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三方协商促进履行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144号公约)，表明我们承诺实施三方协调机制的义务。2001年，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正式成立。到2008年9月，全国各级地方及产业工会参与建立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1.2万个。

“国际劳工组织规定„三方机制‟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信息交换、协商、谈判。我们现在只做到了一半而已，高级别的协商和谈判功能还没有发挥”，乔健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希望三方机制不仅是一年开几次联系会议，而是要让三方机制有实体、有编制，发挥常设性作用。比如可以考虑推动最低工资标准由三方机制谈判共决。”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严重影响，2009年1月23日，国家三方联合下发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2月27日，全总与工商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非公有制企业与职工同舟共济、共谋发展工作的通知》。即将举行的国家三方会议第14次会议，是否能在推动劳资谈判方面取得突破，尚待观察。

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来说，推动劳资自主博弈、平等协商、集体谈判，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这是解决中国劳资矛盾的根本途径”，张建国说。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在地缘、行业、所有制差异性较大的背景下，由政府出台劳动法规来规制劳资矛盾的作用正在下降，此时政府应该鼓励劳资双方通过自主博弈来缓和劳资矛盾”，乔健认为。

“在一些劳资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部门花了很大力气，还是找不到策划者。要把劳资矛盾化解和控制在源头，先得找到对话和谈判的人。这无疑需要一个体制内的平台和渠道”，单光鼐说。

“签订集体合同、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相当于在劳资之间搭建了一个体制内的博弈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博弈则会以法律框架外的罢工、堵路等形式出现”，张建国说。

根据全总2008年统计，各地共计签订集体合同已经覆盖了190多万家企业，覆盖企业职工将近1.5亿，占建会企业职工人数的89%。作为集体合同制度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进速度也明显加快。但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雇主和企业的非正常强势，职工和企业工会往往处于谈判的弱势。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工会在平等协商中“不敢谈”、“不会谈”，企业方“不愿谈”的现象非常突出。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今年7月9日，全总制定了《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即在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由行业工会组织代表职工与同级企业代表或企业代表组织，就行业内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劳动定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等事项，开展集体协商、签订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力图直接从行业工会入手，实质性推动集体协商制度。

2007年，温家宝总理曾批示过浙江温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集体协商制度“可以总结推广”。在那里6年来，行业职工工资年增幅在5%～12%，劳资纠纷减少了70%。

今年9月，当本刊记者见到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时，这位59岁“聘用人员”身份的老工会主席，拿着7年的7张工价表对记者说：“最大的体会，行业集体协商结束了工资由老板一人说了算的历史，从此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打工者，都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工，明明白白地拿钱了。”

“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推动工会更加独立于企业、工会干部更加独立于雇主，是缓和劳资矛盾的必要之举”，乔健说。“矛盾多发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有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在全总主抓集体合同工作的张建国说，“缓解劳资矛盾，根本的还是要把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建立起来，让劳资矛盾处于自我调整、可调可控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谈判是化解矛盾，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

《瞭望》文章：国企不稳定事件之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戴劲松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年，部分企业特别是有国有成分的企业一方面要承担不减薪、不裁员的重责，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职工生活困难增多，加薪诉求上升，直接导致劳资矛盾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维稳工作难度随之加大。

本刊记者在湖北等地多次调研中注意到，大部分企业不稳定事件都发生在有国有成分且效益较好的企业中。细究一番也不难理解：由于拥有国有成分，管理层受到的约束相对民营企业要多些，不可能随意对职工进行辞退或调岗，而效益好的企业则易拉开收入差距，矛盾日积月累，在危机面前就显得更为突出。

同时，一些企业的效益有所下滑，工资上涨动力不足，再加上物价上涨，职工对加薪的愿望空前高涨。还有企业过去改革、改制存留了一些历史性问题，涉及数百甚至数千人，矛盾一触即发。倘若再打着“反腐”旗号，极易引起群众共鸣，进而引发事态蔓延；一家企业部分职工在集会中就曾打出“废除年薪，破除利益集团，改革分配制度”等口号。

尤为需要重视的是，一些企业职工之间出现了串联的苗头，加上网络传播影响，给当前企业维稳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以中部地区的一座城市为例，就在一家企业职工集会要求加薪事件发生后不久，周边企业的一些职工便开始酝酿动作，地方社会网站上甚至出现“下一个会是谁”的挑动性语言。而在另一家企业的职工集会现场，不时还可见到其他企业员工成群结队来“取经”。

而有些职工家属也参与到“攀比上访”中来。某市一家炼油厂部分在农场工作的职工家属集体上访，要求企业给补贴，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对这个原本不合理的要求给予满足。附近一家水泥厂的职工家属得知后，多次集会上访，也向企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给企业维稳工作把握尺度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瞭望》文章：工人抗争遭遇体制性迟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秦亚洲

“希望政府给林钢找一个好的出路。拜托了！”付临学说完，双手按着桌子慢慢站了起来，然后挺胸收腹，有力地敬了一个军礼。坐在他对面的几个人迅速起立，神情肃穆，眼角湿润。这是8月19日上午，本刊记者和河南省林钢改制工作组副组长阮金泉等人，在林州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林钢”)质检部和安全生产部面对面听取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意见时，亲身经历的一幕。当林钢工人付临学讲到，许多老工人看到林钢最后一炉铁水出炉时泣不成声的时候，改制工作组的一位官员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离席拭泪。

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一时，曾有过“全国唯一低钛生铁生产基地”、“一辆东风车、半吨林钢铁”等光环的林钢，在建厂40周年之际，却陷入了令人惋惜的残局——河南省委、省政府下达关于暂停林钢改制等六条意见4个月后，这家有着5000余名职工的钢铁企业，前途仍然扑朔迷离。

企业改制攸关工人们的前程命运，但是工人们为命运抗争的行为遭遇了体制性迟钝。由于对改制方案不满，部分林钢工人曾经多次请愿、上访、堵塞国道和高速公路，规模越来越大，程度不断递增，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能就工人们的诉求达成共识。直至今年8月11日，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被软禁，河南省委、省政府担心演化成第二个“通钢事件”，立即出台了被工人们认为属于胜利果实的“六条意见”。

林钢工人们数次过激行动，表面上是希望通过对抗行为引起政府对企业改制的重视，实际上则是期待政府用权力以满足工人诉求的方式介入改制。本刊记者走访大量林钢职工时，经常听到“政府应该给林钢找到一个出路”、“政府应该命令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兼并林钢”、“林钢的未来政府必须支持”等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们已经在心态上把企业的命运或者说是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府身上。

但是，政府能否肩负起这种重托，这是不是林钢工人们的一厢情愿，仍未可知。被河南省林钢改制工作组奉为圭臬的“六条意见”，并没有对林钢的未来指出明确的道路。

说来，工人们对于企业的美好未来都充满期待，但是通过何种方式拯救资金链断裂、销售市场萎缩、国家政策限制的已经停产半年多的林钢，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兼并还是职工持股经营，工人们却各持己见。工人们意见不一，使林钢的重生之路更加艰难。

此时，人们禁不住疑问，谁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这是整个中国国企改制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职工代表大会能否代表工人利益？当林钢改制的预案和实施方案，经林钢工人2007年选举产生的第十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时候，工人们认为职代会背叛了工人利益，不能代表工人。

工会能否代表工人利益？林钢改制之前，工人们对林钢工会近年来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生活质量的系列举措有口皆碑。但是，当工人们需要工会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卓有成效地维护工人利益的时候，却发现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福利组织。“林钢事件”发生后，任何对工人们过激行为的非正面评价，都可能招来众多警惕的目光。这实际上折射出工人们对自己过激行为可能承担责任的担忧甚至恐惧。

工人维权，虽行为过激，仍然在特殊形势下政策张力的范围之内。政府维稳，虽警报未除，已经不可能再次冲出依法行政的界限之外。

中国的国企改革大潮告一段落，余声未绝。林钢事件似乎是中国国企改革闭幕式上的演出，留下太多的回味和嗟叹。□

《瞭望》文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接受本刊专访 强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在多元化争议处理机制中，调解处于“第一道防线”的基础性地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今年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猛增。在此背景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会同司法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颁布了《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一步贯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此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进行了专访。

共同应对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态势 《瞭望》：《意见》出台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杨志明：调解是沟通、是劝导、是说合，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大众工作艺术。在多元化争议处理机制中，调解处于“第一道防线”的基础性地位。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被称之为“东方经验”，国际上也有些做法可资借鉴。比如德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有工人代表负责和雇主商谈劳动争议，通过每周定期商谈进行劳动争议调解，取得便捷调解的积极效果。美国普遍存在着解决社会冲突中心及调解服务公司，通过专职和兼职的社会调解员，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避免了当事人有事就上诉法庭或无钱请律师的问题。

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变革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但目前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党中央明确提出，这个时期要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更多采用调解方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去年5月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针对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将调解作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程序，强化了调解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去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劳动关系领域历史积累的案件，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的共同作用下，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2008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69.3万件，是2007年的1.98倍，涉及劳动者121万人，也是2007年的1.9倍。

今年前三季度，案件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立案也已达51万多件，这就使劳动争议处理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对仲裁机构有限人员处理更多的案件提出了挑战，迫切需要增强调解在处理劳动争议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经济企稳回升需要巩固的关键时期，努力做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用人单位发展并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发展，努力做到“共赢”，多采用和解、调解方式结案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出台《意见》，正是适应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需要，目的是发挥四部门的职能优势，形成调解工作合力，共同应对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态势，尽量通过调解化解争议，维护和谐的劳动人事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柔性处理劳动人事争议

《瞭望》：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地劳动争议调解进展如何？

杨志明：近年来，我国初步构建了包括企业调解、乡镇街道等基层调解、人民调解及事业单位调解等在内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络，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有效发挥了预防疏导作用，柔性处理了大量劳动人事争议，在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借鉴国际经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我们自身成功实践中不断拓展发展路径。可以说在推进调解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在借鉴国外有效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创造了很多新鲜的经验。

在加强企业调解上，青岛市探索实行了劳资双方直接对话，外部调解组织强力推动的“劳资两利”模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采用做实调解组织、建立预防机制、调裁紧密衔接的方法，在企业内部有效化解了劳动争议。

在加强基层调解上，深圳市推行了由政府主导，整合工会、司法所、企业代表组织等多方资源，做实调解机构，构建基层调解网络的形式，将争议化解在乡镇、街道和社区。在加强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相衔接上，上海市设立了专门调解劳动争议的人民调解组织，南京市在人民调解机构增设劳动争议调解窗口。在加强人事争议调解上，大部分省市发挥主管部门和单位的作用，使人事争议主要通过调解得到化解。

当前调解工作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自主解决争议的作用薄弱，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推进缓慢，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往往难以落实，调解协议效力不高，调解员素质需要提高等。这都导致调解组织在预防和柔化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调解工作体制机制的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提高的“瓶颈”，这些突出问题都需要在贯彻《意见》中有效解决。

“两头调平，就是水平”

《瞭望》：面对劳动争议调解领域存在的问题，《意见》秉持着怎样的主导思想？ 杨志明：群众通俗地讲“两头调平，就是水平”。

《意见》提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总体要求，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调解、乡镇街道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多渠道的争议调解组织，推动和促进具有调解职能的其他社会组织及律师、专家学者开展调解工作，形成开放式的社会化调解网络，最大限度地将争议通过快捷调解，平稳化解，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意见》主要强调了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加强各类调解组织建设。有效发挥企业、乡镇街道、人民调解为主渠道的调解组织各自的积极作用。指导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积极建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开展人事争议调解工作。

二是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仲裁的相互衔接。指导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加强协调配合，鼓励仲裁机构委托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推行调解建议书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就近解决劳动争议。

三是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导，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突发性、集体性劳动人事争议应急调解协调机制。

四是进一步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拓宽调解员来源范围，不断健全激励保障措施。通过法律知识、调解方法和技巧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队伍素质。

五是明确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职责分工，四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取得新进展。

下功夫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 《瞭望》：贯彻落实《意见》，推动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下一步安排？

杨志明：贯彻《意见》，重在落实。任何文件落不到实处，都是一纸空文。因此，要下功夫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

下一步，我们准备制定规范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的政策性文件，在50家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劳动争议调解示范建设工作，在争议多发的出租汽车、餐饮服务、建筑等行业进行行业性调解组织试点。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解决争议的能力。

要继续加大基层调解工作力度。重点推动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所(站)加载调解职能。通过与政府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有机结合，充实基层调解员队伍。配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加快推进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建设，将调解作为人事争议处理的主要方式。

要按照《意见》要求，四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适合的、有效的调解组织设置和调解方式。

创新往往在活跃的实践中。要鼓励各地大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攻克难点问题，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新鲜经验，发挥先行先试探索作用，通过各种宣传方式产生“放大效应”，拓展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的路径。□

《瞭望》文章：“新工荒”倒逼分配改革

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锋叶超屈凌燕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浙江、上海、江苏调查时发现，原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才会出现的“用工荒”，却成为经济复苏阶段长三角制造业的“困扰性因素”。“招不到人”的情况已较为普遍，其中一线技术工、操作工的短缺尤为突出。企业、劳动部门等各方人士判断，此类“用工荒”在2010年春节前恐难明显缓解。

值得关注的是，长三角地区“用工荒”的背后正凸显出劳动关系“三个矛盾”：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相适应，企业习惯性的“困境裁员”与劳动力日益强烈的“稳定”诉求难以契合，徘徊不前的工资待遇与高企的生活成本无法匹配。

“结构性”用工荒叠加“惩罚性”用工荒

这次“用工荒”的结构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中相对较多，而在较高端的服务业中则较少，一线技术工人相对紧缺，而办公室人员、研发人员等则较为丰富。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处长赵建德表示，目前长三角地区电子机械、纺织、制鞋、箱包等传统制造领域，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显得很突出。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丁越南具体分析说，由于上半年订单大量萎缩，各企业的工人人数锐减，现在订单回暖，各企业竞相争取工人，因此形成缺工的现象。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亢越认为，目前的企业用工荒的出现与去年底形势严峻时的裁员有关，“原有的劳务输出地，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下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去年底流失的工人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苏州。”这样看来，近期部分制造业面临的用工荒带有裁员后的“惩罚性”。

浙江当地基层就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从这次用工荒的成因和最近赴内地招工情况看，由于此时出外打工意愿已经降到最低，明年春节前浙江制造企业用工紧张局面很难缓解。赵建德认为，通过此轮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增强，已经回乡的大量农民工已在当地找到工作，并将带动更多农民工留下就业，对长三角城市来说，年前看不到大量农民工输入、补充的可能性。

劳动收入过低是根源

那么，农民工如何看待“用工荒”？来自安徽省明光市农村的刘德贵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在上海打工，每个月能赚1500多元，但扣掉交通、吃饭和租房，每个月只能剩下八九百元。这几年老家企业多了，用工量多，纯收入和上海差不多，所以决定回去。他反问，“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三年了也没涨过工资。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怎么就这么大？”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一些中小企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例如温州的服装和制鞋企业订单工期短、利润薄，长期以来企业只有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增加员工的劳动强度，加上工资上涨有限，很多工人已经不愿到服装和鞋厂工作。此次“用工荒”更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的就业吸引力正在减弱。

受访专家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要解决部分地区的“用工荒”，关键还是要切实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所得，才能招得到人、留得住人。

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适应

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也是造成用工荒的直接原因。随着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原有的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已呈现出“短腿”。

上海瑞侃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士介绍，目前，公司产品近年来升级换代很快，近期业务也开始复苏，各事业部开始计划招募员工。不过，却碰到了“招工难”，主要是一时招不到公司要求的合适人才，造成岗位一时空缺，“同样的技术工人，放在前几年还能要，但现在就不符合要求了。”

赵建德认为，部分企业的“用工荒”，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企业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有合适能力、水平的人”。据他观察，这类结构性用工荒，在长三角产业升级显著的区域特别显著。

与此同时，企业短期“困境裁员”与劳动力“长期求稳”难以契合。在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上海闵行区，去年裁员较多的企业，目前甚至面临着员工“长久流失”的危险。

闵行区外来人员管理所副所长蒋卫介绍，目前企业招聘企稳，但应聘人数却持续下滑。今年1～6月，共有单位用工登记1161家次，发布岗位1722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2264人；但7～9月，单位用工登记696家次，发布岗位1051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只有599人。

同时，农民工输入地对当地劳动力的“拉动力”也明显增强。亢越说，金融危机后，各地政府把返乡就业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出台鼓励创业和农民工培训优惠政策，去年年底流失的许多人员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城市。□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发经过■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区部分出租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车的顶灯和顶盖被敲打，出租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给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妥善有效处置。3日下午开始，市区内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区出租车基本恢复正常营运，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停运原因■

崔坚表示，引发这次出租车停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今年以来，全市32家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收管理费（也就是“份儿钱”）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将增加驾驶员负担2万元以上，从而减少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出租车起步价等较低；

第三，是出租车加气难，等时过长；

第四，“黑车”非法营运，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处置措施■

停运事情发生后，市委书记***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提出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置意见。

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王鸿举市长正在国外考察）、副市长刘学普、凌月明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市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责成市交通、市经委、市公安、市物价等相关部门形成快速处置方案，与运营企业及出租车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置：一是全力做好停运期间的运输保障。及时加强对停运期间主城区客流情况的监控，重点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车发车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较大的主干线路，投入部分机动运力保障市民顺利出行；二是立即纠正各出租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的错误做法，将管理费标准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也表示坚决拥护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措施，承诺对出租汽车免除当天管理费、承担车辆毁损维修费用等多项举措，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引导和鼓励工作；

三是经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问题；

四是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继续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规范出租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

五是加强监管，在主城区统一设置了25个交通执法点，对阻挠正常营运的不法分子予以打击，抓获了部分击打出租车顶灯和顶盖的不法分子，及时进行教育训诫。/

5四个配套举措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崔坚说，尽管事情已经平息，但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

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

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说起周久耕事件，我们觉得这和一些网友关注周久耕的所做所为、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是分不开的，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的网友。”徐安表示。他认为：网民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事情进行监督，也表明群众法制意识、监督意识日益提高，“这是个好事”。

但徐安同时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比较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网络舆论监督还需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比如说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都建立了网上举报的网站，也希望网友们有线索和有需要投诉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专门反映。”徐安表示。[

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阻挡，或作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颇。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仅为树立“严查快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洪水猛兽”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监督年”，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反腐倡廉热点事件不断曝光，网络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样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可以为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监督线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如何应对“仇贪仇腐”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在网络曝光后，由于情节恶劣或当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网民群情激愤、反响强烈，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舆论讨伐的高潮，从而引发网络监督热点事件。在涉及热点的跟帖、评论中，除了大量的举报线索和意见建议外，也夹杂着一些偏激的言论、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诽谤。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占了上风，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演变成非正常的群体舆论暴力。

对网络监督热点事件，既不能“避、拖、捂、护”，迟迟不予正面回应；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听风就是雨，先入为主，草率表态，随意定性，放弃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严格执行程序，依法办事。妥善应对网络监督热点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贪仇腐”的激愤情绪，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周久耕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激愤的情绪和质疑，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严格按照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规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职的组织措施，进而立案调查、“双开”，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处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认可。一些专家认为，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以“不隐瞒”应对“山寨”信息

处置网络监督热点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网络舆情出现异常苗头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与组织、宣传、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被曝光后，引来大量的跟帖和热议，网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将一些“山寨”信息发到网上，往往使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更加激起其他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及时查明真相。只有不隐不瞒、实事求是地还原真相，让网民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才能止住不实传言，获得理解和认同，避免节外生枝和事态恶化。

网络披露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并参杂着较多的感性成分，对当事人所涉问题的定性处理尺度很难把握，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把政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违纪性质，综合考虑违纪情节、违纪后果和认错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对“周久耕事件”的处理，如果当时纪检监察机关仅仅为了树立所谓“严查快处”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本人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公信力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这么高的比例，除了网络监督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现有网络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还存在渠道不畅、效率不高和处理不规范等情况，各职能部门要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网络举报，并不断拓宽和完善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纪检监察外网设置了“信访举报信箱”、“纪委书记信箱”和“监察局长信箱”三个网络举报平台。“周久耕事件”中，在网络对其贵烟名表进行热炒的同时，很多群众也通过网络举报信箱提供了大量具体线索，为我们快速查清周的违纪违法事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网络监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网络监督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网民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网络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其大众化和匿名性的特点，在监督权力行使主体、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甚至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因此，网络监督走向成熟理性，还有一个过程。

越是正义的行为，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和职责。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明确网络监督的基本原则，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证等等。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发展。（本报记者马昌博、鞠靖摘编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2008年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教训

根据交通运输部、深圳市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兼纪检组长、副局长林嘉祥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辞不当，行为不检，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给予林嘉祥撤销原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发出《关于林嘉祥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部党组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说明，当前交通运输系统个别领导干部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要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找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部党组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林嘉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还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 节。各级党组织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贯穿于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规范领导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要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监督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监督。

部党组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林嘉祥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工作方式简单，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心系百姓冷暖，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有效解决粗暴执法、执法犯法等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对舆情的跟踪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部党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改进作风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领导作风的实质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论党龄多长、职务多高，决不能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决不能因为个人的言行举止而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剖析检查、带头整改落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做改进思想作风的表率；坚持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做端正学风的表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改进工作作风的表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改进领导作风的表率；坚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进生活作风的表率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

随着各项政策、法制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的政策意识、法制意识也相应增强，特别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增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目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领导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有效处理地群体性事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群众，客观分析矛盾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要认真分析和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环节中，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总的来讲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会变革过程中对维护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民营化、管理社会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动化”等新特点，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问题日趋增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压力最大、最感头痛的问题。因此，要做好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工作，我们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县共发生群体事件8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三是矛盾性质越来越严重，已出现三个转化，即由自发性向有组织有目的成规模转化；有序性向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转化；逐级上访向越级群访转化。

第四，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点。在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纵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基层组织因职能弱化而显得无能为力，基层组织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对于有些群众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无法表态拍板，而群众又不达到目的不听劝说和解释，坚持要群体上访，这样自然给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了许多难点。

二、找准症结是做好群众性工作的基础。

当前制约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解决群众性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断地调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难免带来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绳的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和失衡，难免带来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众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因干部作风不实，方法不当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致使矛盾升级。

三、把握原则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关键。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担负的工作与党的历史使命联系起

来，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把握工作原则，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难，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众利益第一原则。任何情况下，基层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万事民为先”的群众观，要象郑培民那样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办任何事情都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推进具体工作，也要采取群众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实现和维护好群众利益。

二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实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要反对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做法，也要反对借口不符实际，延缓党的正确政策的贯彻，做到上情与实情相结合，党的主张与群众愿望、群众能力相统一。

三是宣传示范原则。做好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突出针对性，扩大覆盖面，强调实际效果。要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群众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难懂、简单说教。在推进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众，但群众一时又难以理解或认同的工作时，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实启发，不能一味埋怨指责，甚至强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时原则。群众工作无小事，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基层干部解决不力或不及时，群众就有看法，就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对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分析，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能办的马上就办，一时不能办的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时间，不可能办的也要给百姓解释清楚。

五是真情实感原则。要用亲人般的感情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后，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干部做得对不对，不能老想着我们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凭着良心为群众办事，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情，群众也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干部。

六是诚实守信原则。做好农村基层群众工作，基层干部说话办事一定要讲信用，做得到的就讲、就承诺，做不到的决不能欺骗群众，求得一时的满足。群众最讲实际。党的组织和干部只要失信群众一次，党群干群关系就会疏远一次。失去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任何工作将一事无成。

四、找准着力点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要提高干部服务本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干部有电筒、雨伞、统统靴“三件宝”就能走遍天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件宝”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据群众所需，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当好“六员”上下功夫，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二要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应放在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上。广大基层干部，要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帮助农户找准项目，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各种渠道落实发展启动资金，切实帮助农户尽快富起来。

三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大多是平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热难点问题解决的好坏，往往又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干部是否真心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尺度。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的解决，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感受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四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诚然，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会导致部分群众经济利益受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要改进工作作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基层组织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优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选配好基层领导班子，对于素质低，群众不拥护的要予以调整或撤换，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使其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当前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与入村入户宣传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克服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引导群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抓手。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为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联系近年来我县发生群体性事件谈些看法。

（一）解决群体性事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坚持“三可三不可”总体原则。即：“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

三要建立“三早”预警处理机制。即：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坚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项工作制度。包括情报信息网络制度、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五个一”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重大问题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办法解决）、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制度。五要采取经济、教育、法制“三种手段”。经济、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运作。

（二）解决群体性事件几个具体环节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领导出面疏导的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群众的目的就是见领导，求得问题解决。领导出面疏导，是平息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数领导不肯见群众，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赌气不见，一种是怕见，一种是摆架子不见。群众急于见领导，领导就是不见群众，无论哪种情况，共同后果都是引发群众更大不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群众要见领导当成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责任主动去做疏导工作。切记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到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

二是关于消除事件诱因的问题。预防和平息群体性事件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消除事件的诱因上，靠压、靠哄、靠拖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涉及群众利益问题上，正确决策、落实政策是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一方面，在决策时和工作中避免伤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千万不能老是打群众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衡量标准。同时，在政策原则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

三是关于防止事态反复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事态平息后的工作与事态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处置，轻善后”是酿成大事件的严重教训。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处理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在处置中承诺群众解决的问题，要兑现政策，尽快落实，取信于民，息事宁人，不要久拖不决又闹起来；第二，要深入群众中做工作，消除误解；第三，对可能出现事态反复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

第四篇：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纠纷进入高发期

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纠纷进入高发期

来源：法制网

记者万静今天在首届全国商务法律年会召开期间,商务部正式对外宣布成立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为我国众多“走出去”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了解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供平台。

中心将致力于发布海外知识产权预警信息,建立完善海外维权专家库、法规资料库等,开展重点行业知识产权竞争与布局调查,建立涉外知识产权重大纠纷协调处理机制,通过政府间知识产权交流机制推动知识产权重大案件的解决,提供境外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工作等。

据悉,“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实现了新的突破,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5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2289亿美元,年均增长34.3%,投资分布于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达688亿美元,总量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第五；累计建设1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2971亿美元,年均增长33.5%。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在出席中心成立仪式时致辞指出,在“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大的同时,我国的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海外风险,政治、法律、文化差异等非市场风险,与汇率变化、经济危机等市场风险共同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威胁。同时,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遭遇到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纠纷。

统计显示,国外政府和企业对我国企业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和诉讼数量不断增加。2006年至2010年,共有56起中国企业涉嫌知识产权侵权的美国337调查案件,仅5年时间案件总数就超过前20年的总和。2009年,联想、华为、中兴、海尔等企业已在美国26件专利诉讼中成为被告,而2009年前,上述企业在美国全部专利诉讼案件仅为31件。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在海外被侵权的事件也屡屡发生,2010年我国多个著名轮胎商标在海外被恶意抢注,“同仁堂”、“王致和”等老字号驰名商标也倍受海外侵权之痛。他说,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纠纷已经进入高发期。

崇泉分析认为,知识产权海外纠纷频发,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参与竞争和维权意识不强、欠缺经验,不了解相关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缺乏将知识产权纳入企业发展战略的长远考虑。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知识产权、标准意识淡薄,缺乏国际标准化制定的话语权。截至目前中国企业拥有的国际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2%,由我国提交或主持制定的国际标准不足20项,仅占国际标准总数的0.2%。

此外,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仍未消除,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也是知识产权海外纠纷频发的主要原因。

第五篇：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华工发[2011]56号

华池县总工会2011年开展群体性事件

工作总结

今年来，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为及时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华池县总工会把应急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对策、拟定预案，并积极地配合相关部门处置涉及我单位职能范围内的各类突发性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为维护我县的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方案

华池县总工会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成立了一把手负总责的应急工作专项领导小组，明确了第一责任人和分管领导，明确了专职工作人员，落实了应急工作经费。把及时、稳妥地处置好各类突发性事件当作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前做好应对的预案，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人员，落实责任，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

二、健全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

建立突发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要求单位必须畅通信访信息渠道，及时掌握信访动态，保证通讯工具24小时开通，对重大信访隐患问题，要落实责任措施，果断进行处置。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迅速报告单位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同时上报县维稳办等相关上级部门，绝不允许迟报、漏报甚至隐瞒不报，对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继续坚持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每天安排专门的信访值班领导，方便群众来 2

访，方便领导及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群众矛盾，及时处理各种上访案件。

三、排查隐患、妥善处置、防范未然

1、全力抓好应急处置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华池县总工会积极配合县维稳办、县信访局等部门，认真排查涉及各类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及时地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尽力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的稳定。

2、认真开展隐患排查

近年我县在拆迁安置、双证办理、房屋安全、物业管理方面出现的信访案件、热难点问题较多。为避免矛盾激化，维护县城稳定，我单位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对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上访、引发社会安定问题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组织人员多次进行排查和清理，并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稳控工作，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华池县总工会

2011年11月7日

主题词：群体性 事件 工作总结 抄报：县政法委 华池县总工会 2011年11月7日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