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和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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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和新突破

摘要: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创立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今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会更加的完善。关键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科学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已整整30 年了。这30 年,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30 年,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并取得新发展和新突破的30 年。30 年来,党和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新,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创立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重要著作和一系列讲话中,也体现在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中。这一理论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也有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贡献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突破有哪些呢? 下面拟用比较分析方法作一概要叙述。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

苏联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1936 年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谈到当时苏联社会阶级关系时指出:“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政治矛盾也在缩小”。当联共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又夸大了斗争形势,混淆了矛盾的性质,把与他意见不一致的领导人统统看作是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的“间谋、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到1952 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了还有不适应的方面,但仍不彻底。他认为“‘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1]。

在我国,1956 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1956 年9 月27 日党的八大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他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结论。他在1957 年10 月19 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在此后长达20 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要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于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作了正确判断和理论概括。1979 年6 月18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我国,“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2],“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报告重申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强调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无论处理哪一类矛盾,都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则进一步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2 年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存在的原因和我党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方针,提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的重要思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在探索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时,曾经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过论述。他在1875 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他还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1917 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并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后来,他又认为,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要经历最初阶段(即过渡时期)、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他还把每个大阶段划分为若干小阶段,在他的著作中曾使用过“社会主义的最初级形式”、“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巩固的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但是,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出现过两方面失误:一是把社会主义看得很短暂,不分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如苏联1936 年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1939 年苏共十八大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二是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估计偏高。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 要在1980 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当时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党的文件中修改了过去的判断,提出“最近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

在我国,毛泽东在1953 年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原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需要15 年,但后来只经过4 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 ⋯⋯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过了一年,在大跃进过程中,他认为:“在所有制方面,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认为将很快进入共产主义。1959~1960 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纠正了急于求成的错误认识,指出: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由于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坚持贯彻到底, 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政策上和实际工作中犯了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我国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现阶段国情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0 年4 月,邓小平同国外朋友谈话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后来,在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以及党的十二大报告、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明确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 年10 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起迄时间、基本路线、指导方针作了全面阐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作出了“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等初步概括。根据基本国情,党制定了“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1997 年9 月12 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其实际运用过程中,“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经指出:“一切民族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他在1923 年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毛泽东在1954 年4 月《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运”。他还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后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虽然也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上是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社会主义缺乏生机和活力,影响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经过30 年的探索,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点越来越清晰,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作了科学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又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还具体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以及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防建设道路等,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理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曾作过原则性的设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消灭私有制,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以后),即不用货币结算的按劳分配;消灭了商品、货币,实行直接的产品调拨和分配;消灭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消灭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国家的对内职能主要是保卫劳动和分配的平等权利等。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段时间内,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和马恩差不多,后来,他和斯大林修正和发展了马恩的某些设想,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一个长时期内要采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商品、货币不会很快取消,而要保留很长时间;按劳分配将取消劳动券形式,通过货币来实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会立即消灭,而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仅在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而且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存在,并保留其政治职能。后来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仍然是我们的理论基点。

我国在建国后的头30 年时间里,党虽然在宣传社会主义,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但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多次谈到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平均”,要实现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然热衷于变革生产关系,同时这种变革又是通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来实现,因而在实践中发生了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重新认识。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从8 个方面作了全面论述,为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拓展了新视野。但邓小平独具慧眼,他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来反衬什么是社会主义,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

1992 年春天,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谈话中科学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廓清了一系列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认识,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虽然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但他们的一些论述包含了改革的思想。恩格斯曾经预言:“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写的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论述到改革问题,他认为在整个革命全部胜利的进程中,为了解决新的任务,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不要采取革命的行动。在这里,“改良”、“改善”、“改造”就是改革的意思。1922~1923 年,在被称为列宁“晚年政治遗嘱”的8 篇文章和书信中,列宁提出要改组工农检查院,要革新和改善苏维埃机关,要“削减机关”,提高国家机关的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等。毛泽东在20 世纪50 年代就提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但是,后来毛泽东仍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动力,他的一些正确思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后来,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性变革”等等。改革是要对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不是细微末节的修补,即改革过去那套僵化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使生产力获得解放。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体制。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就体制而言,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变革,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一些原则:(1)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2)不能用搞运动的方法,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推进改革;(3)大胆试,不争论,既勇于探索,又细心谨慎;(4)必须立足本国,同时吸取其他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由于明确了改革的性质、目的、内容和原则,因此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

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列宁也说过:“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4]他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把苏维埃优越的社会制度同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结合起来,“苏维埃政权+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总和= 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全面开放的公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但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虽然同一些国家保持着经济文化往来,但规模并不大,而且存在种种顾虑和限制,因而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差距仍很大。

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早在1975 年, 他就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出口的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他又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年春天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还用历史经验说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邓小平不仅全面阐述了对外开放的意义,而且对对外开放的对象、地域、内容、方针等作了一系列具体阐述。关于对外开放的对象,邓小平指出不是只对世界上某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开放,而是对全世界开放,全面的开放。关于对外开放的方针、原则,邓小平认为,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不能忽视国家机器的作用;必须立足自力更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必须“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做到排污不排外,防止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

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继承者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许多著作中,都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苏维埃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十分强调经济建设,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从总体而言,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方面的失误: 一是在1957 年以后长达20 年的时间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二是违背了经济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盲目发动了“大跃进”,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端正党的思路路线的同时,也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作出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后来,他又明确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如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抓好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技等战略重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坚持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思想,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方针,强调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大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落实到经济建设中,就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对生产和消费实行计划调节,消灭商品、货币。列宁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要发展商业,保留商品、货币,但很强调生产的计划性,强调统计和监督。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商品,但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 ⋯⋯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5]。毛泽东也说过,社会主义仍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要尊重价格规律。可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人员统包统分、物资统分统配,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使地方基层和群众缺乏自主权,使社会主义缺少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探索。从实践上来看,1979 年起开始农村改革,建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 年开始城市改革,先是放权让利,接着实行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1992 年邓小平巡视南方谈话发表后,改革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1994 年开展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和投资体制、外汇和外贸体制、物价和流通体制五大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了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1995 年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实践要求理论突破,理论上创新又指导着改革实践发展。30 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理论成果是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早在1979 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7 年10 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92 年巡视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此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解决了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提出了新的所有制度结构理论和分配理论。他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含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首次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

八、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新型民主,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管理,要依据本国国情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要用制度化的方式、公开性的原则、多样化的渠道开展对国家的监督;政权机关民主化的程度在于加强改革的力度;民主建设如果没有法制作保证等于零;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大敌;党内生活民主化是建立和发展新型民主的前提和关键;不断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建设的组织保证和伟大工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要按照人民民主原则进行政权建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要贯彻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但是,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教训十分深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总结了建国以后在民主法制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因而它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做到有法有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党本身也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江泽民围绕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并强调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指出“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6 年9 月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概括为“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邓小平在1986 年11月指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 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的十三大报告则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和原则,邓小平提出:第一,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而谨慎、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第二,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三,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第四,要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江泽民与胡锦涛则反复强调,改革政治体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着重加强制度建设。

九、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社会主义要重视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要发展文化教育和艺术事业,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列宁多次强调要发展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消灭文盲。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既要有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也要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要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逐步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要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想、道德和纪律,要建立互助合作友爱的人际关系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的多篇著作和历次重要讲话中都深刻阐明了“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先后作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等问题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指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江泽民、胡锦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思想和组成部分,提出了新的创新思想和战略要求。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十、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除了以上的理论外,我们党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以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理论和政策等, 这里不一一细述。当然,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实践 中, 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在发展, 理论也必将随之发展。随着时代、实践、科学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将会有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5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4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0-45.

第二篇:新发展理念,“新”在何处

★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协调

新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绿色

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开放

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要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共享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其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全民共享。二是全面共享。三是共建共享。四是渐进共享。这4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

第三篇:135新十年中国西部电影的新发展与新突破

135新十年中国西部电影的新发展与新突破

【会议录名称】 新世纪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 , 2010 年

【作者中文名】 吉平;吴宝惠;李娜;

【作者单位】 陕西科技大学外国语与传播学院;

【会议名称】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

【会议地点】 中国陕西西安

【主办单位】 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西北大学

【学会名称】 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

【主编】 张阿利

【论文摘要】 <正>中国西部电影从它诞生发展至今已走过了26年的风雨,在这些年间,西部电影既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令人振奋的辉煌,又经历了90年代让人悲叹的“陷落”时期,进入新世纪后,《美丽的大脚》、《惊蛰》、《天地英雄》、《可可西里》、《日出日落》、《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佳作的出现,使中国西部电影蕴蓄着新的崛起。这一批影片之所以能在国内外电影节上屡获大奖,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新十年以来的西部电影在传统西部片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更是大胆突破和创新的结果。其突破和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四篇:新常态、新发展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放眼开发区,该如何适应新常态、抢抓新机遇、展现新作为?开发区一班人研究确定,必须按照国家级开发区发展新要求,以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升发展质量为核心,突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两个关键,实施产业升级、项目突破、改革创新、城乡统筹、生态优先五大战略,推动开发区创新发展、强势崛起。

新常态蕴涵新机遇,新常态催生新希望。面对新常态,开发区人以崭新的视角研判新常态,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常态,努力在新常态下扬帆奋进!盯住一个目标

实现新常态下的跨越式发展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试验田和开放排头兵作用,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发区的决策者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沉着的定力,研究制定了新常态下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前进的脚步更加自信从容。

结合开发区实际,今年开发区将继续瞄准“中原争第一、全国进百强、打造千亿级”这一目标,积极谋划经济新常态下推动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思路和举措,力争今年生产总值增长10%,公共财政收入增长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进出口总额增长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1.4%。

今年,开发区着力抓好高效投入,大力实施项目突破战略,把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主要力量,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为科学跨越提供有力支撑。初步确定53个总投资723亿元的区级重点项目,计划投资135亿元,其中过50亿元项目6个,过5亿元项目22个。

对所有重点项目,特别是投资50亿元的鲁西新能源装备项目、600兆瓦建筑一体化薄膜太阳能幕墙制造基地项目、投资30亿元的中通新能源及节能型客车生产基地项目等重大项目,继续强化“镇园合一”管理体制,实行领导挂帅、镇园一体、片区分治、部门帮包“四位一体”模式,严格落实项目帮包责任制,确保项目高效率推进、快节奏落实、高水平完成。

围绕项目引进,今年开发区创新招商体制机制,实行全员招商搜集招商信息,专业招商部门对接筛选进行洽谈签约,业务部门、乡镇(街道)负责跟进服务,确保项目落地达产达效。重点抓好普尼太阳能(杭州)光伏电站、希杰生物2000吨氨基酸、AH智能环保储能及动力系统装备、太洋药业原料药及制剂等一批重大在谈项目,确保项目早日落地开工、尽快投产达效。

跨越发展的新号角已经吹响,开发区人将以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奋力拼搏。贯穿一条主线

以转方式调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1月19日,600兆瓦BIPV薄膜太阳能幕墙生产制造项目在开发区开工,将打造集薄膜太阳能幕墙研发与制造为一体的新能源基地。BIPV薄膜太阳能幕墙项目成功落户开发区,是今年开发区推动工业经济优化升级的“典型代表”。

转方式,调结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今年,开发区大力实施产业升级战略,不断加快从规模数量的外延型发展向质量效益的内涵式发展转型,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和产业集中度,促进产业结构的拓展升级、生态环境的优化升级。

——围绕工业提质增效,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提升汽车及零部件、机电装备制造、金属材料及有色金属深加工、生物食品医药等四大工业主导产业的层次水平,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

——围绕服务业倍增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电子商务、商贸物流、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等四大服务业板块加快发展,实现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突破,逐步提高服务业经济的比重和水平。

——围绕发展精致高效农业,实施农业龙头带动战略,以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为总抓手,以现代农业示范园为阵地,重点发展农产品物流、苗木蔬菜种植、种子研发、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形成现代农业框架,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

——实施环境优先战略,建设生态示范园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争创省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山东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狠抓节能减排,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引导规模以上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通过资金扶持、优惠政策等方式,支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支持企业间的共生合作和基础设施共享,完善循环经济链条,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必将大力提升开发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区域经济竞争中的新优势。开辟一条路径 打造科技创新的新高地

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谁跑在前面,谁就能在经济格局调整中占居有利位置。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开发区决定,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开发区的核心竞争力,从体制、政策和具体措施上采取更大的力度,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强化创新人才的培养引进,强化创新平台建设,以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抢占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

积极培育创新型领军人才和企业。区财政每年列支3000万元经费配套企业科技投入,选择一批具有规模优势、创新实力较强、具备发展潜质的骨干企业,引导企业研发设计、装备提升及平台建设,支持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工作室或企业实验室,集聚国际顶尖人才和团队,掌握一批产业级重大原创性技术成果,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加快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积极设立研发中心等各类科技创新载体,提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质量,扩大孵化器规模,申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院士)工作站和国家实验室等,创建国家机器零部件质量检测中心、石油钻杆套管检测中心,申建中通、日发国家产业化示范特色研制基地,推进中钢联金属制品研发检验中心、汇通钢铁研发中心、海创工贸高速电子辐照检验中心、山东日发剑杆织机工程实验室等10多个研发平台建设;加强与国家重点大学、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院所的联系,创建更多的开放式产学研联合平台。

新常态下,开发区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正源源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激发一股动力 释放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

深化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所在。近年来,通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激情四射、活力迸发。

新常态下,开发区将坚定不移地走好改革发展和开放发展紧密结合之路,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动科学跨越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具体操作中,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坚持“小政府、大社会、全服务”,优化开发区运行机制,合理确定区、乡管理权限,科学确定机构设置,实施大部门制,强化企业化、扁平化管理;探索联合执法新体制,实行城乡建设、规划、环境、市场等联合执法,搭建数字化综合执法监管平台,提高综合执法能力,确保各项执法有效衔接配合、做到执法监管全覆盖;实行财政体制改革。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协调理顺区、乡财政管理体制,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充分调动各级生财、聚财、用财的积极性。

改革之目的,在于发展,更在于惠民。今年,开发区将全面发展各项民生社会事业,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使改革红利惠及群众。积极落实惠民政策,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各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扎实推进各项民生工程,重点抓好开发区社会福利中心、自来水村村通工程等十件惠民实事。同时,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加强综治队伍规范化建设,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狠抓安全生产和食药监管,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科学发展风起云涌,跨越赶超海阔天空。新常态下的开发区经济巨轮,正以更强劲的新动力驶向充满希望的2015年,朝着“中原争第一、全国进百强、打造千亿级”的宏伟目标扬帆远航!

第五篇:谋求新突破 确保新增长 促进新发展

谋求新突破 确保新增长 促进新发展

宜宾市国税局 严君安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个特定时期,特别是我们国税部门,更应该认清形势、创新工作、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实现全市国税工作的新突破、大发展,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一、认清形势,增强信心,谋求思想认识新突破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效应的逐步显现,国税部门面临发展要求高、收入任务重、改革项目多的工作局面。为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央、省、市对发挥税收职能,促进经济发展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税工作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压力。但是,客观冷静地看,完成国税工作任务,促发展保增长也同样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存在着很多有利因素和现实条件。宏观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保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自去年9月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了税收政策在内的“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多项措施,政策力度大,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含金量高,为我市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微观上,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逆水行舟、加快发展,突破工作、确保增长”的全年工作基调,全市经济增长力争达到14%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40亿元,同比增长15%,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00亿元、增长40%以上,力争引进市外资金180亿元、外资1800万美元。随着市委、市府“工业强市”战略的深入实施,许多重大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全市潜在经济的税源正在逐步积聚,将为国税部门组织收入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同时,今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国税工作开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武装和精神动力。经过多年的队伍建设,绝大多数国税干部讲政治、顾大局,艰苦奋斗,能“征”善战,为完成工作使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面对挑战,我们要坚定化“危”为机的信心和决心;面对机遇,我们要增强突破工作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如何化“危”为机?如何突破工作?首要前提是思想更加解放、观念不断更新。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我们才能在危机中发现希望,从困难中寻找机遇。目前正在广泛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谋求思想观念上的新突破,首先要准确把握和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实质。正如小平同志所说:“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只有牢记“发展才是重中之重”,用发展的眼光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安排工作,考虑问题,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其次,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国税工作科学发展,要树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想我做、人未思我在想”的理念,把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体现在具体工作中,努力解决造成“发展不快、发展不好、发展不协调”的思想认识问题,真正做到工作落实和推行中,敢于争先,勇于争先,善于争先,勇做“吃螃蟹”之人,敢做“尝梨子”之事。

二、用好政策,严征细管,谋求推动发展新突破

经济与税收辩证统一、相互促进。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国税部门重点要在支持民生民富和企业发展、保证税收收入、营造和谐税收环境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努力实现保增长、促发展的目标。

(一)充分发挥政策效用,支持民生民富和企业发展。

如前所述,我们在遭遇巨大挑战的同时,也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今明两年是抓企业发展,壮大现有税源,培植新税源的最佳时期。金融政策方面,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力支持各类良性融资行为,积极鼓励企业新上项目、新增产品、扩大就业,企业发展面临较为有利的资金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下半年起,国家不断完善税制,进行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结构、促发展的税改政策,主要包括:实施增值税转型,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金;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征收率;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整;暂停征收个人存款利息所得税;实施燃油税费改革等等。上述税收政策一方面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环境,减轻企业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关注民生,让利于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面对这些具有极高“含金量”的税收政策。首先要做好宣传。及时主动地向党委、政府做好汇报,让党政领导了解和熟悉政策。充分利用办税服务厅和各种宣传媒介,向社会各界宣传政策,赢得理解支持。尤其要将新的政策通过纳税辅导、政策咨询等多种方式传递给纳税人特别是广大纳税企业,促进新政策的顺利实施。在执行征收率下调这类关乎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税收政策时,一定要依政策、按程序,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不搞“一刀切”,不产生负面影响。其次要用好用够。税收政策不是万能的。如果税收政策所涉及的行业或产业的规模和总量较小,税收调控作用很难有效发挥。同时,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只有在有效期内,税收政策才能体现其“含金量”。因此,用好用够税收政策要注意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对现有政策特别是和地方经济增长、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优惠政策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排队;

二、做好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之间的对接,在确定项目、争取项目、增资扩模方面动脑筋、想办法。积极发展壮大科技创新型、环保型等国家鼓励倡导类行业,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吻合度,以便企业在政策有效期内充分享受税收优惠。

三、树立政策时效观念,立足实际,想方设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政策有效期内做大做强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充分挖掘税收政策的“含金量”。第三要加强调研。无论是国税部门,还是政府和企业,都要充分研究和论证税收政策的覆盖面和调控力度,认清和把握税收政策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度,防止吃不准、吃不透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加强税收政策运用的跟踪问效,通过政策调研,一看该用的税收优惠用没用到;二看该用的税收优惠用没用够;三看政策执行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应如何加以完善和改进,以此促进更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健全。

同时,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相应配套政策,在发挥税收调控职能、支持企业发展上形成合力。比如,企业新上项目,对外扩张时,机构注册情况和销售核算情况与企业新增增值税、所得税缴纳地点密切相关。从培植税源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相应措施,引导企业积极挖潜,建立符合税收政策规定的管理运行机制,让企业落户本地,把税收留住,为企业发展和税收增长奠定基础。再如,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为适应市场变化,实行技术改造,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但需要对企业资质和技改内容进行认定和审核。作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企业技改的指导,帮助企业提升资质,及时申报认定,配合税务部门把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企业,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二)严征细管,挖潜增收,保证税收收入。

突出征管主业,推进税收一体化进程,深化数据分析运用,加强税收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向税收管理要收入,向税务稽查要收入。

在深入推进税收一体化建设中,加大市局统筹征管工作的力度,力求在深化“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收稽查”联动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优化市、县(区)局征管运行机制,着眼于以流程为导向梳理征管流程,改变按职能划分事务和流程,导致环节过多、责任不明的现状。深化领导管户、直线征管,进一步完善行业分类管理办法和征管考核办法,加大统筹任务书执行情况跟踪力度,建立长效的税收征管监督考核机制。推进稽查一体化建设,逐步统筹稽查工作资源,统一稽查工作标准,力争3—5年建成以市局为平台的“集中选案、分片稽查、统一审理、规范执行”的稽查一体化工作模式。

在深化税收数据分析运用中,全面推进“金税”三期工程建设,打造综合信息数据应用平台,进一步提高税收工作的科技管理水平。强化数据管理,细化和完善省局发布的各项指标,拓展个性化市控指标和县控指标,加深数据分析运用层次,提高数据分析水平,重点加强对全市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数据监控,逐步形成立体监控体系,实现全程监督。

在加强税收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中,进一步深化风险管理,防范执法风险,加强流转税、所得税、非居民税收和出口退税管理,切实抓好反避税工作。深化全市重点行业分类管理工作,开展酒类、煤炭、电力、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的纳税评估并逐步形成完善的管理办法,提升纳税评估水平。认真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加强以票控税。运用科学化管理探索新经验,专业化管理形成新特色,精细化管理催生新成效,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在提升征管质量效率,挖潜增收中,切实把握好执行税收政策和组织税收收入之间的“度量”关系,既要落实好税收政策,又要确保税收增长。从目前全市经济运行和税源构成来看,2009年全市国税收入保增长的重点在于“挖潜”,通过挖掘现有税源的增收潜力,确保完成全年税收任务。随着中央、省、市“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拉动效应的逐步显现,全市税源可保持强大的增长后劲。明年以后,全市国税收入仍将强劲增长,国税部门仍然能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三)优化税收服务,营造和谐税收环境。

坚持宜宾国税税收服务“五五三三”基本思路,牢固树立“征纳主体地位平等”、“以纳税人为本”的理念,坚持“一切为了纳税人、一切服务纳税人、一切方便纳税人”。不断整合管理资源,改革管理手段,拓展服务内涵,努力营造最佳办事环境、服务环境、政策环境和机关形象,为确保新增长,促进新发展提供宽松和谐的税收环境。

一是进一步深化对税收服务的认识,提升服务层次。在做好对纳税人一般性税收咨询、辅导的同时,树立高层次税收服务的理念。一方面,主动把国税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之中,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己任,当好地方党政的“经济参谋”;另一方面,科学把握依法治税和培植税源的关系,以服务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己任,当好企业的“发展参谋”。同时,把纳税评估、纳税约谈等税收管理手段深化创新为税收服务措施,帮助企业防范纳税风险、降低管理成本,营造“在管理中服务、在服务中管理”的和谐征纳氛围。

二是把依法治税作为最公平的税收服务。认真落实组织收入原则,认真开展“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严格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度,严格推行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强化税收执法监督。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不断优化税收环境。依法维护纳税人权益,加强法律援助和救济服务,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建立纳税人投诉处理机制。依法支持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

三是进一步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办税效率。深入开展“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活动。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认真落实“三项制度”和“两集中,两到位”,深入推行“一窗式”服务、“一站式”办税。加强税收宣传,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并发挥好12366服务热线、税务网站的功能作用。开展纳税人满意度测评,加强服务质量监督。

三、完善机制,提升素质,谋求队伍建设新突破

进一步建立完善干部队伍管理机制制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夯实基础管理,提升完成国税工作的内在动能。

(一)推进机构改革,健全机制制度。积极推进机构改革,优化职能配置,进一步完善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新形势需要的国税组织体系,保证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和国家税收政策的落实执行,确保税收收入任务圆满完成,推动和谐国税机关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国税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提供机制制度保障。

(二)建强领导班子,保证落实创新。认真贯彻执行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各项班子工作制度。强化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垂直意识和服务意识,发扬团队精神,增进互信沟通,保证在党组领导下,按分工负责制的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提高班子成员落实力和创新力,确保上级党组织工作部署和同级组织各项决策落到实处。

(三)管好国税干部,提升行政效能。全面推进干部全员开放式竞争上岗,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建立健全激励竞争和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制度。调动各个层面干部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以提高岗位业务能力为核心,以开展业务讲学活动为突破口,以岗位练兵活动为载体,提高干部税收业务素质。创新税务文化建设举措,加强税务职业道德教育,进一步培养干部的爱岗敬业精神,提升行政效能。以征管主业建设、基础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为着力点,突破基层建设的“瓶颈”,夯实国税发展基础。

(四)抓实党风廉政,确保作风纪律。认真落实国家税务总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按照省国税局党风廉政建设“13131”(以“一个结合”为手段,“三个坚持”为原则,“一个体系”为平台,“三个策略”为着力点,努力实现“一个目标”)的基本思路,坚持标本兼治,落实“一岗两职”,深化“两权”(行政管理权和税收执法权)监督,确保队伍稳定和干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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