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研究】物业管理行业纠纷调解机制研究(一)（精选5篇）

第一篇：【行业研究】物业管理行业纠纷调解机制研究(一)

【行业研究】物业管理行业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一）2014-07-15 秘书处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进，我国物业管理近些年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对改善人居工作环境、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解决城乡就业难题、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企业之间、企业与业主之间，以及企业、业主与其它主体之间的纠纷也大量涌现出来，影响到社区的和谐稳定及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分析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纠纷类型，研究行业纠纷调解机制的工作已急迫地摆在面前。

一、物业管理纠纷分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对全国22个城市的调查和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对现状的分析，物业管理纠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发建设遗留问题造成的矛盾。包括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不按标准建设配套设施、质量不合格、销售面积缩水等等。这些问题待业主入住后逐步暴露出来并长期得不到解决，致使业主和使用人迁怒于物业管理。在被调查的22个城市中，由此引起的纠纷占50%以上。北京市宣武法院近年审理的千余件物业管理纠纷案中，有七成是因开发企业遗留问题所致。

2.因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产权不明晰产生的矛盾。一些住宅区由于会所、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地下停车库、小区道路等产权归属不明确，一方面造成业主对产权的强烈主张；同时，也带来维修责任的承担和物业管理费分摊，以及物业经营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矛盾。《物权法》的出台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对此类纠纷的减少和有效处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相邻关系处理不当带来的纠纷。有的业主任意弃置垃圾、侵占通道、排放大气污染物、施放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以及将居住用房擅自改为非居住用房，在装修中损坏建筑物结构安全或造成渗漏而影响相邻业主的正常居住等，由此带来大量的邻里纠纷。

4.物业管理服务不规范引起的纠纷。有的物业服务企业不按合同约定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多收费少服务以及收费不透明、甚至乱收费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数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用途或利用其经营为自身谋取利益，引发业主的不满。

5.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运作不规范，纠纷呈现多样化趋势。相当多的物业管理区域没有成立业主大会，民主决策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少数业主委员会成员热衷于挑起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的矛盾，甚至引发业主间纠纷；个别人打着维护业主权益的旗号，利用手中职权牟取私利，向物业服务企业索要钱物、指定维修工程发包单位拿取回扣、要求安置亲属工作，要求免交物业管理费等等，损害了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使得业委会内部、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仅以上海浦东为例，前两年就出现多起将业委会告上法庭的案件。

6.企业因市场竞争导致的纠纷。一是在项目交接中两个企业互不相让形成僵持，二是个别企业以低于成本价抢占市场份额，三是个别企业在项目招投标中采取舞弊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尤其是有的物业管理项目重新选聘了新的物业服务企业，但是原管理企业不肯退出，甚至形成了长时间的“两军对峙”紧张局面。这种情况在广州、北京、成都等地都有发生，既干扰了业主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也给物业管理行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7.因相关经营性行业不承担应负责任而触发的矛盾。不少城市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单位违反《物业管理条例》规定，没有做到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向最终用户收取相关费用，由此产生了物业服务企业和相关企业的纠纷。在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前，有的物业服务企业将总表和分表的差额摊入代收的水电气费中，由此又产生了与业主的纠纷。

8.部分业主借故拖欠物业管理费引发纠纷。一些经济欠发达城市的业主在买房时对物业管理消费观念和法制观念还较薄弱。有的业主希望得到更多的服务，却不想缴纳相应的服务费。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份市场调查资料显示，在遇到物业管理纠纷时，有20.2%的消费者选择拒交物业管理费。业主欠费不仅影响到物业管理的正常运作，也侵害了交费业主的利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别在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第二款对物业服务企业追索物业服务费的法定权利做出明确规定，这在平等保护物业服务合同双方主体权益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欠费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时日。

9.因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人身财产损害引发的纠纷。主要指小区内发生车辆丢失、财产被盗以及杀人伤人案件后，业主追究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责任。

10.因政府主管部门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引发的行政纠纷。《物业管理条例》赋予行政管理部门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监督指导职责，在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备案和换届等过程中，业主委员会对政府部门怠于指导监督（备案）或者违法行政提起的行政诉讼。此外，发生违章搭建、损坏房屋安全等问题时，物业服务企业在按照业主规约和服务合同要求进行劝阻的同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处罚，但大多得不到及时处理，引发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二、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工作的初步探索

与其它行业相比，物业管理行业的以下两个特点决定了其纠纷产生和矛盾处理的复杂性。一是物业服务企业进入住宅小区或写字楼的管理，面对的是千家万户和不同的客户群体。不同人群的主观喜好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差别决定了他们对物业管理服务的需求千差万别。差别就容易产生矛盾，所谓“众口难调”在物业管理行业体现得最为突出。二是物业服务的公共性特征，使得有的业主即使不缴纳物业管理费，却还照样可以享受物业服务，丝毫影响不到其正常生活，这也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物业管理纠纷数量不断增加，而解决物业管理纠纷的渠道过于单一，使得基层人民法院不堪重负。物业管理纠纷的久拖不决往往容易激化社区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自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项目伊始，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积极参与并承担“行业调解子课题”的研究，同时通过对全国各地物业管理纠纷解决方式实地调查和交流研讨，我们对目前国内处理物业管理纠纷过程中几种主要诉讼外调解方式有了一些初步了解。

1.天津市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作为调处物业管理纠纷的长效机制。天津市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管理，在134个街道或乡镇建立由街道或者乡镇召集，由区县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居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代表等各方代表参加的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辖区内出现的业主委员会不依法履行职责、业主委员会换届难以及物业服务合同提前终止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有效调处物业管理纠纷长效机制。此外，还在全市建立区县、街乡、村居三级人民调解物业管理纠纷网络，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工作新模式，全面落实调解优先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化解物业管理纠纷的力度，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同时，天津市物业管理协会还积极发挥行业调解作用，主动参与物业管理纠纷的调解工作。

2.深圳市通过强化街道办事处对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属地管理，行业协会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自律管理，把矛盾解决在萌芽之中。2005年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建立三级监管模式，把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纳入物业管理监管体系，对及时、有效地调处化解物业管理矛盾纠纷，控制群体性事件发生产生了积极作用。从施行效果看，物业管理纠纷和信访逐年下降，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没有发生。2007年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在全国首次实行物业管理行业“业必归会”，即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取得资质证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加入市物业管理协会”，赋予协会对违规企业和人员要求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业内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等制裁的权利。协会依法强化了行业自律，并积极组织行业内纠纷的调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成都市成立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重大、疑难物业管理纠纷的调处工作。由房产管理部门、物业管理协会，会同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由专（兼）职人民调解员、法律工作者、物业管理专业人士等组成的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重大、疑难物业管理纠纷的调处工作。调解委员会在工作制度上，一是实行逐级调解制度，每起矛盾纠纷原则上都应经下一级调委会调解三次，确实不能化解的，才能逐级上交；二是建立联系会议制度，由区（市）县房产管理部门牵头，会同区（市）县司法行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召集相关建筑区划的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组成的联席会议，定期对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纠纷情况及矛盾动态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物业管理纠纷预防和调解工作。

此外，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正在筹备成立“成都市物业纠纷调解中心”，拟聘请专职调解人员负责行业调解工作。

4.南宁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积极参与纠纷调解。南宁物协于2008年成立会员服务中心，其职能是物业管理法规政策日常咨询服务、物业管理纠纷调解等，充分利用协会的现有资源，主动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与交流，积极为会员单位调解物业管理纠纷，以求达到维护企业、业主合法权益及社区和谐稳定的目的。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提倡各省市物业管理协会参与行业调解工作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积极探索对行业纠纷的调处。针对《物权法》出台后，小区地面停车位收入归属引发的争论，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新闻发言人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强调地上停车位收入在适当扣除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费后应归业主共有，同时也指出：“北京早期经济适用住房小区的物业管理费定为每月每平方米0.55元，是把地上停车收费计入了企业收入后测算的结果。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直接将停车收益归业主所有，不符合质价相符的原则，可能导致很多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入不敷出，无法维系正常的管理和服务”。该发言经有关媒体广为刊载，使业主及时了解到实情，激化的矛盾很快得到化解。此外，中物协还成立了法律顾问委员会，针对上海上实物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在退出玉佛城小区管理中遇到的有关法律纠纷，及时表达行业主张，促成问题的解决。

总结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实践经验，可以看出：

在调解层次上，一般采取四级联动机制，组建市、区（县）、街道、社区四个层级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纠纷调解逐级由下而上；

在调解制度上，各地一般采取由当地房管局、司法局联合下发物业管理纠纷调解指导意见，保障调解的有序进行；

在调解程序上，本着纠纷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优先引导采用调解手段解决争端，达成调解协议书，将矛盾化解到基层。

在调解模式上，一般采取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行政调解、社区调解、行业调解等多种模式。

在调解队伍组建上，各地普遍重视调解员培训、调解场地及经费安排等工作。尤其是近两年部分城市物业管理协会对调解物业纠纷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初步经验，为物业管理行业调解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完，请明日关注报告第二部分。相关媒体转发请注明来源“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第二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变革不断加剧，社会结构持续复杂，当今社会已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纠纷多发期。如何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面对也必须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既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执政为民的实际体现。

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历史传统及发展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传统及和谐的价值取向,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地以寻求调和为正道。“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 最早的出现可追溯到我国的西周时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间都以不同的形态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我国古代官制中就有“调人”和“地官”的设置,其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这就是当时的官府调解。另外,因当时的社会基层中宗族的巨大影响和长期存在，有了纠纷常常邀请宗族族长或者长老亲友和一些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调解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

会暂行组织通则》，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调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把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调解”对于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急剧增加，纠纷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及社会法制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单一的调解制度越来越难以完成其新时期的使命。

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据法律分别做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国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强化社会联动调处，将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09年6月，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积极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由此“大调解”作为一项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区调解工作的探索实践，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主要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构成。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归劝和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司法调解是指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行政调解是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通过对争议双方的说服劝导，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虽然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质、范围、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单一的调处模式和手段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人民调解虽然因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简便、快捷、高效、普遍的优势，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间性”，使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调解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行政调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较易为纠纷当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由行政调解的纠纷大都能顺利解决。但是，通过行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如果双方不能自觉履行，其效果的实现同样面临考验。而司法调解，虽然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属性，造成调解受理渠道相对单一，调解成本偏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调解的调处效果。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现实需求和意义

（一）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多次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我们党以文件的形式对“大调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进行的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级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一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从 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而单一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难彻底的解决问题。为此，只有统筹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大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并通过“大调解”机制的运转，有效调动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种社

会资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矛盾纠纷化解处理格局，才能积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节约社会管理成本，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多种社会管理形式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既可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减轻群众诉累，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其他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

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我国很多地区探索出了很多实际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积极汇聚多元调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务资源，合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广泛发动政法干警、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调解工作，及时、就近为群众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纠纷

解决途径，使得社会矛盾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总结出了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这三条基本经验。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委会、物业纠纷调委会等专业调解组织。

五、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具体思路

（一）成立组织，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建立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司法、行政为主体，各类资源有机整合的组织模式，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三调联动”。成立专门组织，统一接待，统一受案，统一协调各调解单位，形成调解合力。

（二）发挥专长，建立专项调处队伍。

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而且这些纠纷内容多元化、涉及的专业知识多、对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针对这一情况，就要求我们组织建立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调处队伍，聘请专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通过矛盾双方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三）实行首办负责制度，切实保证社会矛盾不出门。充分利用“大调解”网络，实行首办负责制度，社会矛盾纠纷发现在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就要一抓到底，积极协调其他调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只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中转站”更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第三篇：物业管理行业税负问题研究

物业管理行业税负问题研究

一、物业管理行业税负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物业管理是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的产物，自从1981年深圳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物业管理企业，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就开始逐渐替代传统的福利制的房屋管理模式。伴随着物业服务企业数量的增长和物业管理覆盖率的提高，逐渐在我国孕育出一个崭新的行业物业管理行业。

总结近三十年物业管理的发展历史，我们在肯定物业管理行业在改善人居环境、增加住房消费、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还应当看到物业管理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例如：国家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缺乏弹性，业主欠费现象普遍，物业服务企业经营困难，老旧住宅小区以及保障性住房缺乏物业管理资金等。以上问题和困难究其实质，都是业主和企业的经济负担问题，而税负是其中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中国物业管理协会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对近4600家物业服务企业开展行业生存状况调查表明，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经营状况艰难，被调查者普遍反映物业管理行业税负政策不合理，加重了业主和企业的负担。因此，从维护业主的切身利益和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物业管理行业的税负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政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08年7月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行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正式组建课题组，专项研究物业管理行业税负问题。

二、物业管理行业的税负现状

现行物业服务企业适用的税种、税目与税率

1．营业税：税率5%。

2．城建税：按营业税的7%计税。

3．教育费附加：按营业税的4%计税。

4．企业所得税：按调整后利润总额计算纳税额，税率：25%。

5．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是以应税车船为征税对象的计量标准为计税依据，实行定额征收。

6．印花税：印花税共有13个税目，如：购销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借款合同、营业帐簿等。税率分为：

（1）比例税率：万分之0.5、万分之

3、万分之

5、千分之1。

（2）定额税率：按件贴花，税额5元。

7．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工资、薪金。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5%—45%。

8．防洪费：半年征收一次，按半年累计收入的万分之九征收。

9．残疾人保障基金：每年征收一次，征收额=（上在职人员总数×1.6%-上残疾职工总数）×所在地职工年平均工资×60%

三、物业管理行业税负存在的问题分析

1．税率偏高

目前，物业管理归属“服务业”，适用5%的税率，相对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等行业3%的税率明显偏高。鉴于物业管理行业区别于其他服务行业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准公共服务的居民服务业的特征，不宜对其适用一般服务业的税率。

2．税基不尽合理

物业管理行业具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经济利益特征，其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是用“以支定收”的方式确定的，具有明显的代理业性质。在酬金制收费模式下，物业服务企业向业主收取的物业服务资金由物业服务支出和物业服务酬金两部分构成，其中物业服务支出属代业主收取并用于支付维持清洁、维护秩序、绿化养护、设备设施维修保养等物业服务日常开支，具有代收代付的能源消耗费（水电费、取暖费和煤气费等）同样性质，不应作为税基。税务部门应以物业服务酬金为税基向物业服务企业计征营业税及其附加，而目前各地税务部门均以物业服务资金为税基向企业征税，无疑加重业主和企业的负担。

3．重复征税

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日趋细化，目前，物业服务企业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专业分包。如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消防维保，电梯维保等必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承担；中央空调维保，日常专业保洁，专业安防，专业外墙清洗等专项服务，分包委托给其他专业公司完成。物业服务企业与专业分包公司之间实际应存在税项抵扣，在申报本企业营业税时，应允许将外包服务的支出从物业服务资金收入中予以扣减，剩余的服务收入作为计征营业税的依据。而目前税务机关对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收入全额计征营业税，不允许就各分包专业公司的发票部分作为税前抵扣项目，明显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加重了物业管理的税收负担。

四、当前物业管理行业面临困境及对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影响近几年来，随着物价上涨和人力成本的提高，以及物业管理收费水平难以得到同步调整，行业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于2007年二季度开始，通过网上填报的形式组织全国各地开展了物业管理行业生存状况调查。截止当年12月底，完成网上调查信息数据填报的企业总数为4600家，调查面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涉及128个城市和地区。

调查统计数字反映，4118家填报企业现有资产总值4010501.3万元，平均资产总值973.9万元；4190家填报企业2006年经营总收入过2769375.3万元，平均经营收入660.9万元；3727家填报企业完成营业税金及附加150393.83万元，平均完成营业税金及附加40.4万元；1581家填报企业上缴企业所得税金42352.54万元，平均上缴企业所得税金26.8万元；2006年盈利企业为1825家，占调查企业的39.7%，实现利润总额达149797.5万元，平均利润额82.1万元。以上数据反映，物业管理行业平均营业税金及附加实际税负率6.1129%。

仅有40%的企业实现利润，且利润额低，60％的企业亏损或持平。这些数据反映出多数企业生存状况的困难，行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近年来不少城市呈现行业整体萎缩趋势，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部分物业服务企业为降低成本，采取削减人员或降低服务标准等，导致服务水平明显下降，引发业主和住户的不满，引起矛盾和纠纷，各类物业上访、信访以及到法院诉讼的案件呈现上升趋势；

2．部分城市频繁出现因物业服务企业入不敷出而被迫退出在管的亏损项目（大多为低收入人群居住，物业费标准过低且收费率偏低的老旧住宅小区）的情况。造成小区内垃圾堆积成山，可防性偷盗案件频发，水电供应不正常，直接影响了广大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正常生活，多次发生群体上访，影响到社区稳定和社会和谐，也给城市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3．随着一些企业对在管项目的撤离，大量员工被裁减，使得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4．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的精神，近年来很多城市对老旧住宅小区进行了整治和改造，尽管政府和各方面投入了大量整治改造经费，但居民的居住条件仍得不到根本改善。主要原因在于业主和住户（多为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物业管理费用，使得物业管理的推行缺乏经费保障，住宅小区整治改造的成果难以保持。

上述问题在全国不少城市屡屡发生，使各地政府进一步意识到物业管理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直接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和改善了人居状况，更直接的体现在与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的关系。尽管物业服务企业亏损面加大的直接影响体现在行业整体经营效益下降和生存困境上，但由此带来的对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容忽视。

五、制定扶持物业管理行业税收政策的现实意义

1．当前形势对调整物业管理税收政策的选择。

物业管理生存发展的前提是尽快改变行业大面积亏损的状况，在目前情况下，最简捷有效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适当提高物业服务费标准，二是适当减轻物业管理税负。

而在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与考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措施，在这种大环境下，提高物业服务费标准，增加业主和住户的经济负担显然不可行，要做到在不增加业主和住户经济负担的同时，又能保证物业服务的正常开展，调整物业管理税收政策，扶持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应是当前最好的政策选择。

2．制定扶持物业管理行业税收政策的现实意义。

1）推进物业管理能增加就业岗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据初步统计，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的劳动密集行业，从业人员中的秩序维护员、清洁员、工程维修和绿化养护人员等通常占企业总人数的95%以上。而在这些基层员工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占52%，复员转业人员占17.8%，下岗职工占6.7%，大中专毕业生占3.8%。目前，城镇商品住房年竣工量在6亿平方米左右，按新增2000平方米吸纳一个物业从业人员算，每年物业管理行业可以吸纳30万就业人员，占全国新增就业人口的2.69%。此外，随着各地物业管理覆盖率的逐步提高，物业管理行业吸纳的就业人群还将与日俱增。这对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为各级政府分忧解难，解决民生问题都将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2）实施物业管理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微观来看，居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由其组成了社区，由无数社区组成社会。物业管理的开展，由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业主的委托，按照管理规约对

管理区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对业主提供各项服务，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宣传互助友爱、促进邻里和睦、有利于打造安全、宁静、舒适的社区环境和建立社区的和谐氛围。

3）扶持物业管理能更好发挥其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物业管理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协助政府开展安全防范职能的发挥，在减少刑事发案率，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公安网报道，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与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每万户发案比例为1∶38，每万户刑事发案率比例为1∶10。在2008年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期间，北京市的各物业服务企业均与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签订确保一方平安责任状，通过精心制定管理方案，细致研究应急措施，做了大量保稳定、促和谐的工作，确保奥运会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和比赛的圆满进行，显示了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的结合是保障中国社会稳定的有效促进机制。税收政策应具备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和扶持社会健康发展的双重功能。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就是要求坚持公平税制的原则，国家在以税收形式取得财政收入，安排税收负担时，应处理好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公平税收环境，鼓励竞争。公平税负不是平均税负，而是应给予纳税人大体相同的税收环境，并使税收负担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从这个角度讲，重新评估物业管理行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调整国家的税收政策，减低物业管理行业的税负和平衡利益分配，不失为扶持物业管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举措。不仅可以减轻物业服务企业的负担，更好地发挥物业管理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而且可以减缓物业服务费短期内无法提高所带来的压力，使业主得到实惠，真正体现党中央的惠民政策。

六、完善物业管理行业税收政策的具体建议

1．降低物业服务企业的营业税税率

建议比照邮电通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文化体育业，将物业服务企业营业税由现行5%的税率调低为3%的税率，以扶持物业管理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2．确立合理的物业管理行业营业税征收范围

建议比照旅游业将全部的旅游收入扣减替旅游者支付给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通费、门票或者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收入计征营业税；及比照广告代理业以其全部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布者（包括媒体、载体）的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为营业收入计征营业税，将物业服务企业的收入扣除支付给其他专业服务单位支出（如：专业消防维保、电梯维保、中央空调维保、外墙清洁、绿化养护、专业安保等外包支出）后征税，以体现合理税基，避免重复征税。

建议根据上述意见，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物业管理企业的代收费用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国税法【1998】第217号文）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文）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3．尽快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在缴纳所得税时的应纳税所得额

新企业所得税税法从2008年1月1日执行，比原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率减轻8％。建议，国家税务总局能够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的各项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亏损后的项目，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征企业所得税。关于征收方式，课题组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对于较大较强、内部管理较为规范的企业，实行查帐征收是比较有利的；而对小规模且财务管理不健全的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向税务机关申请核定征收的办法更有利。

课题组建议通过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呈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税政司，力争能在物业管理行业尽快实行物业服务资金全额营业税征收为加值额营业税征收，从而减轻物业管理行业税收负担，以扶持物业管理的健康发展，让城乡居民能够持续享受物业服务带来的便利，让已经就业的几百万人群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最终实现今年党中央提出的“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大局。

第四篇：大调解机制研究

大调解机制研究

摘要：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调解和判决一样都是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市场化，全国各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并存相随且日益凸显。并且，由于长期以来各调解方式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衔接、配合、沟通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为此，构建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有关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成了实践中及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大调解机制产生的背景，内容等方面来阐述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大调解机制，调解，解决纠纷，矛盾，背景，实践，一、大调解机制的背景

我国的调节文化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萌芽，那时人们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等解决社会矛盾。在其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调解文化都有体现和发展。建国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确定了我国的调节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各种问题，往往首先表现为复杂而频发的矛盾纠纷。面对这种形势，近年来，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有关机构组织，正在致力于通过分工与协调建构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从法律视角看，目前我们所建立的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及其调处中心，其实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们的“大调解”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二、大调解机制的内容

大调解机制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这四种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一）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如家庭成员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与单位之间的纠纷。但是，《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二）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法院做出的调解，调解书生效后有强制执行力。司法调解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古人强调“和为贵”，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司法调解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许多案件从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既解决矛盾，又使双方不致于破裂，还能和谐共处。一些案件判决后，双方成了仇敌，好朋友也反目。两个企业本来有很好的经济联系，因为一场纠纷最后中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运用司法调解，可以把原有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僵化。这就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方法。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纠纷，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地、彻底地解决纠纷矛盾。行政调解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质是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对合同的规定来处理相关问题，并按照法律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对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

（四）社会调解

社会调解是我国正在建立的一种调解机制。是根据前三种调解的不足总结发展起来的。是为了弥补前三种调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大调解机制。社会调解主要是针对广大消费群体，也就是消费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业集中区建立调解办公室等。因为在商场等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费者维权困难，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这些地方设立调解办公室等，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加方便人民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我国大调解机制的不足

我国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率上升，上诉率、上访率也随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应对大量的申诉、上访，不堪重负。同时，案件审判并未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挑战

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但是，我国的大调解机制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大调解 不是只进行调解，还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比如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重大、疑难纠纷的报告制度（保障信息通畅）考核奖惩

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二）经费保障机制难以落实

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去主动上门到事情纠纷发生的地方去进行调解，这可能会产生成本上的问题，没有经费上的支持，恐怕制度会虚置。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经费保障应该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和法律保障。“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保障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得到落实。问题：对于社区调解中的个人自愿调解或由行业组织或集体推举的调解员的工资报酬问题如何解决。

（三）监督机制缺乏

由于我国大调解机制方面监督机制的缺乏，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我们应该对在大调解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经营者的不诚信问题、个别行政机关消极执法行为，可进行调解建议，司法建议。对于经营者的行为，可要求相关部门行使处罚权，至于行政机关则由检察机关进行督促改进，由此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机制。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促使行政权等公权力依法运作。

综上所述，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符合的调解机制，有助于我们解决纠纷和矛盾。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配合，使大调解机制发展得到稳定的经费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参考文献：

[1] 尹少成.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关于废除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11,(1)

[2] 张敬思 《中州学刊》 2010 第5期-维普资讯网

[3] 齐爱军.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邢台学院学报,2006,(4).

第五篇：大调解机制研究

大调解机制研究

摘要：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调解和判决一样都是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市场化，全国各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并存相随且日益凸显。并且，由于长期以来各调解方式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衔接、配合、沟通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为此，构建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有关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成了实践中及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大调解机制产生的背景，内容等方面来阐述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大调解机制，调解，解决纠纷，矛盾，背景，实践，一、大调解机制的背景

我国的调节文化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萌芽，那时人们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等解决社会矛盾。在其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调解文化都有体现和发展。建国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确定了我国的调节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各种问题，往往首先表现为复杂而频发的矛盾纠纷。面对这种形势，近年来，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有关机构组织，正在致力于通过分工与协调建构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从法律视角看，目前我们所建立的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及其调处中心，其实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们的“大调解”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二、大调解机制的内容

大调解机制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这四种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一）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如家庭成员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与单位之间的纠纷。但是，《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二）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法院做出的调解，调解书生效后有强制执行力。司法调解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古人强调“和为贵”，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司法调解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许多案件从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既解决矛盾，又使双方不致于破裂，还能和谐共处。一些案件判决后，双方成了仇敌，好朋友也反目。两个企业本来有很好的经济联系，因为一场纠纷最后中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运用司法调解，可以把原有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僵化。这就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方法。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纠纷，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地、彻底地解决纠纷矛盾。行政调解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质是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对合同的规定来处理相关问题，并按照法律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对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

（四）社会调解

社会调解是我国正在建立的一种调解机制。是根据前三种调解的不足总结发展起来的。是为了弥补前三种调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大调解机制。社会调解主要是针对广大消费群体，也就是消费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业集中区建立调解办公室等。因为在商场等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费者维权困难，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这些地方设立调解办公室等，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加方便人民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我国大调解机制的不足

我国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率上升，上诉率、上访率也随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应对大量的申诉、上访，不堪重负。同时，案件审判并未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挑战

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但是，我国的大调解机制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大调解 不是只进行调解，还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比如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重大、疑难纠纷的报告制度（保障信息通畅）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二）经费保障机制难以落实

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去主动上门到事情纠纷发生的地方去进行调解，这可能会产生成本上的问题，没有经费上的支持，恐怕制度会虚置。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经费保障应该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和法律保障。“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保障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得到落实。问题：对于社区调解中的个人自愿调解或由行业组织或集体推举的调解员的工资报酬问题如何解决。

（三）监督机制缺乏

由于我国大调解机制方面监督机制的缺乏，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我们应该对在大调解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经营者的不诚信问题、个别行政机关消极执法行为，可进行调解建议，司法建议。对于经营者的行为，可要求相关部门行使处罚权，至于行政机关则由检察机关进行督促改进，由此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机制。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促使行政权等公权力依法运作。

综上所述，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符合的调解机制，有助于我们解决纠纷和矛盾。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配合，使大调解机制发展得到稳定的经费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参考文献：

[1] 尹少成.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关于废除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11,(1)[2] 张敬思 《中州学刊》 2010 第5期-维普资讯网

[3] 齐爱军.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邢台学院学报,2006,(4).[4]

[5] ]何亚军,施春军.我国调解制度的反思和完善——兼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协调与整合[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3).[6 ]刘刚.从司法ADR视角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D].华东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学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