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文化现代化

第一篇：儒家文化与文化现代化

儒家文化与文化现代化

儒家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成为传统的并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的精华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去继承和弘扬的。但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皇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糟粕。面对21世纪人类跨文化交流这一大任务，中国人要想在跨文化交流中占主动地位，首先要实现“文化自觉”，并进而反思中国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做到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在解析批判基础上的阐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辩证的对立的统一。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态度来认识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包括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儒家思想

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节制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并造成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是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这就导致人失去其主体性和自身价值，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现代病的出现，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东亚经济圈却一直保持着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中国改革开放短短的 30 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以上事实来看，是否可以对儒家文化作这样的定位：当现代化处于启动阶段时，由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儒家文化确实阻碍了现代化的产生。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秩序，需要现代化机制的良性运转，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近代以来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陷可以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得到弥补，这就为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

中国文化在许多地方是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比如，中国重国家，西方重人民；中国重大一统，西方重多元化；中国重礼制，西方重法制等等。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千百年来，它对与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便是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处处可以见到他的影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割裂与他的关系，反而应该从中总结出资深的特点，发展出中国的特色，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认清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消极影响：

第一、重道轻器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器”，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但是由于重道轻器，儒家又把道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弊病。这正像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

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关注社会人生，注重伦理道理，将人生最大的理想视为“治国平天下”，而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对于与安邦定国、国计民生关系不密切、不明显的知识缺乏热情，一切以伦理道德为重，把研究自然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儒家强调内在的修养,重视尊孔读经,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解经式的研究方法,极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创造过很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封建社会末期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些与儒家不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重人情贵亲疏”对现代化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一直受到血缘和家族关系的左右，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被视为血缘关系的推广。儒家历来研究最多的人际关系也是家庭血缘性的，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儒者通常也是以人情关系来代替道义原则。

儒家文化重视“亲缘”关系,并同时把它扩展到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儒家认为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把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君臣关系,加以拟血缘化。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使中国社会人际之间在利益上“公”、“私”不分，在心理上“人”、“己”难离，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赖关系。亲缘社会的“亲亲”原则，把照顾亲属关系合理化，并视为合乎人情，而当个人获得了实惠和好处时，往往归结为某人的恩荫和庇护，这样就形成各种形式的个人依附关系。将这种恩荫关系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以亲缘关系来取舍人际关系，决定社会交往的远近亲疏，以家族为本位参与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裙带风和家长制作风。这种亲缘关系扩展的直接结果是，在社会组织中从上到下人们可以随意安插亲属和亲信，编织关系网，人与人之间崇尚庸俗关系学，干部之间的裙带关系屡禁不止。而等级差序又导致特权和依附心理，滋长家长制作风。亲缘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泛化和极端化，严重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社会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

第三、儒家文化重整体，倡协同的特点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在个人与人生的问题上，由于儒家文化重奉献，重仁即爱他人，强调修身克己，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则是引导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社会统治的巩固；其负面的社会作用则是会磨灭个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正由于如此，也就会限制、扼杀人的贡献。

儒家学说一向强调一种“群体主义”的人生定位，强调“能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群体主义要求每一个人都“忘己”、消融于群体之中，而且却并不主张平等，而恰恰是要保持等级。结果必然是依等级、辈分形成普遍的“下对上”的人格从属关系、依赖关系。比如儒学思想鼓吹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主张实行特权政治和家长专制。这些思想严重地贬低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压抑了人性,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们长期在封建礼教的控制下生活,很难迈出新的步伐。在这种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因袭惯例、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思想刻板、听天由命、与世无争、安分守己、处事老成、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及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保守性格。

第四、儒家“中庸”思想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道德最高标准，他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它的含义就是要信守其“中”，“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具备了这种品德，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时，就能符合物理人情，无过无不及，就不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烦恼。

孔子认为要达到“中庸”这种标准，就必须遵循“礼之用，和为贵”的处世原则。的确，“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谐、稳定、安宁的状态中。从现实意义上说，“和为贵”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但同时，我们仍应注意到，没有原则的一味“讲和”也有很大危害的。不讲原则地讲和，容易导致和而不争，使中国人缺乏竞争、拼搏精神，放弃社会责任，产生自欺欺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不讲原则地讲和、礼让，也使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对薄公堂，人们更喜欢“私了”，认为这样不伤“和气”、“不失面子”，除非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向法庭的。这些都是深藏于中国人心底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为贵”在作崇。

由此看来，“过犹不及”、“允执其中”的道德标准以及为实现这种标准而遵循的“和为贵”的行为原则，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在中庸思想影响下，中国人不喜欢“异端”，在为人处事中趋向客观，做事力求准确无误。一味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久而久之，使中国人陷入了害怕矛盾、冲突和竞争状态。并且扼杀了人的个性，使人寡言少语，吞吞吐吐，行为不露锋芒，明哲保身，进而使中国人缺乏怀疑、开拓、创造、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并进一步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的发展。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主要思想成果，千百年来已经内化为我国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中庸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形成了安分守己的国民性格，“月满则亏，水盈则溢”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警世哲学。人们总是相信物极必反，因而“知足常乐”成为了人们的人生信条。这种知足的小农经济思想造成了东方文化心态中的不思不虑的安分意识和向内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正实行对外开放，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克服保守安分、自足封闭的心理，以平等客观的心态，同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接轨。

我们应承认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精神实质及精华，将会与中华民族共存。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

4.儒家文化需要现代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了，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只有与时俱进，不断调正不断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永葆青春，生命力才会更加长久。另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向世界其他国家寻求新的思想，企图可以以此强国，但是从我们一次次的借鉴，一次次的经验来看，照搬是不可行的，一个理论的产生，是有着自身的内在外在原因的，他总是有一定的适用条件，而不是万试万灵的仙丹。国与国不同，各国之间国情不同，地理人情不同，国际间关系形势不同，如何才能将国外的文化，思想理论转化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以促进国家发展的理论，这就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国外的思想需要中国化，儒家思想需要现代化，如果二者能够结合，那么将会对国家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忽视个人权利，权利以家庭为单位，皇权至上，妇女的社会地位地下，束缚个人意志自由，造成人格的不完整，这一切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虽然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思想就显得陈腐守旧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不断的在反思，并且不断的学习摸索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儒家思想的迂腐，并且从西方的先进思想中寻找希望。到后来的五四运动，人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实了的真理。于是儒家思想被刻上了迂腐，不合时宜的标签，而逐渐被人淡忘。大部分的学者们将精力投入到当代的一些主流思想的研究当中，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更是向往欧式的生活，对儒家思想嗤之以鼻，认为这么老旧的东西就盖被历史尘封。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儒家思想的发展。

中国文化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面对着有利因素，又面对不少障碍。中国现代化进程速度的快慢，还是取决于中国能否用足，用好和用够各种文化优势，充分发挥本国文化的积极作用，尽力克服劣势阻力，排除障碍，把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上。

第二篇：《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浅谈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有：在我们国家当前的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并没有框架性的作用，真正建立框架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文化的确是文化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现代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并没有起着框架性的作用，即便有也只是局限于在非常有限的很小的某些层次的范围内。在我国也是如此。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兼收并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的内容。而其至今仍发挥余热的只是少数的精华。如公认的美德、神奇的文字，伟大的发明等等。这些对于激励民族追求崇高完美的人格、拥有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树立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方便民众的某些物质生活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中也有所“隐藏”的落后腐朽的东西亦有如封建迷信思想、封建男权主义、等级观念等，诚然，这些还存在于一些人的思想中，但相对于认可并接受了现代思想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数，此处不一一论述。

框架性的作用也即意味着支配性或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也许对于那些能够引起社会变革的思潮，曾经为社会变革先导的主张，在当时的背景符合这一说法。而对于传统文化，也即过去的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显然不能和对当时的境况的作用相比，自然无法承担框架性或支配性或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的作用。须知，我国传统文化在历经千年风雨，自然不可避免的包含有积极与消极的内容，发展至现代，糟粕虽已总体抛弃，留下的精华是少量的而且是递减的。故我国传统文化是无法在现代化中起框架性作用的。

对于此，可以从广义的文化的以下五个个方面（物态文化层此处不做分析）

加以详论：

1.政治上，原始政治、奴隶政治和封建政治与现今的民主政治相比：原始政治中的“禅让”早已不适应社会私有制发展的历史潮流，奴隶政治下的“神权王权”与“邦国宗法”也在经几次变迁后愈加无法比随之演变而来的“君主专制”及“中央集权”更能控制不断拓展的疆域，封建政治在其建立之初起着起着强大的推动凝聚与融合发展进步的作用，而在其历经千年的不断加强与巩固的同时，也最终走向了没落，总之，前三者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影响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余下的是极其少量的政治观念如：原始政治里的“让贤”、奴隶政治里的“礼仁”、封建政治里的“中央集权”与“行省管理”等给世人借鉴，固然不只这些，但真正起着积极作用的的确是少之又少的。现今的中国政治可以说是引进西方政治并掺入中国传统政治元素的产物，具有非常明显的“西本中化”。

2.经济上，原始经济、奴隶经济和封建经济与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原始经济与奴隶经济与当今经济可以说已毫无瓜葛，即便不可否认其作为历史前期经济发展中的铺垫或基础作用，对于封建经济里的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而言，前者已经完全被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农业发展模式从地域上边缘化了，只存在于一些极其偏僻和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而后者的封建性质决定了其注定被现代的商业文化所取代，当然，一些基本的经济运作形式也即政治经济学上讨论的一般经济规律下的经济形态在前三者的存在的同时，在当今也是存在并发展着的，这可以归结为前三者在经济上从文化层面对当今经济的影响，这相比于现今的经济理论对现今经济的影响，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3.文化（狭义的）上，原始文化、奴隶文化与封建文化和现代文化相比，原始文化因其历史的久远性及物质的消亡性，只留下十分稀少的原始遗迹和一些美丽的传说，这对于研究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起始具有重要作用，受其影响大的人的范围如：人类学家包括内的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等是小的，而其对影响范围大里的人的影响本身又是小的，因为普通民众更多的把其当做原始时代的历史知识来学习或将其作为一种业余兴趣来对待，这种影响显然是浅显的。当然，来源于原始文化的炎黄祖先与图腾崇拜等一直延续至今，影响深远，却很难再找到其他更多的类似的东西了。奴隶文化，在其时代前期，留有大量文字及器具，但文字大多难以辨识，故对于这一段历史也是模糊的，其影响更是小的，直至周时代才有较为详细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后周时期也就是之后的东周时期，虽处乱世，在文化上却是名家辈出，百家争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该阶段的成果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封建时代发展起来的封建文化正是继承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思想，并且不断发展前人的思想，之后便又历经了千年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从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在一个大环境里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共同的文化素质、风俗习惯等，这些文化元素如：诗歌、水墨画、书法、阴阳、春节等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其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相比之下，现代文化可以说只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修补，并未改变我们最为基本的文化特性。故我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狭义的）这一层面可以说是具有框架性作用的。

4.道德上，原始道德、奴隶道德与封建道德和现代道德相比，原始道德中最为本性的掠夺与野蛮，礼让与崇敬，二者相悖，却同时延续到了现代，其中也有自强与集体和追求安稳的品质等优秀的传给了现代。奴隶道德中，前期只记载有更多的野蛮与人性的欠发觉，后期逐步发展来的“礼”则极大地完备了道德，尽管其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但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这些奴隶时代的礼制几经波折，再后来脱颖而出的就是“仁”的这一大体系。这可以说是后来封建道德的雏形。在封建道德中，典型的发展便是儒家道德的主流发展，有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之后便是程朱理学提出的“纲常名教”。最终的发展结果概括地说，即仁、义、礼、智、信、忠、孝、仁、勇。这些道德如果放回封建时代，以现代的视角观察显得不尽合理。但这些道德从本质讲确实是美德，作为印记已经深深烙在人们的心里，内化为民族基本的气质与气节。尽管，如“孝”在家庭民主、人人平等等观念的冲击下已不是先前的内容，但其最为本质的东西还是存在的；“忠”也在社会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等思想的改造下不再是尽忠于私，更多的是忠于身处其内的集体，归根到底仍是一种“忠”的品质，仍然是好的东西。因此，在道德上，其发展一脉相承，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一层面起到的是一种框架性的作用。

5.科学上，原始时代、奴隶时代与封建时代和现代相比，原始时代与奴隶时代的科学的含量是少的，大多是生活科学，前者的 “钻木取火”、“以泥制陶”、“神农尝百草”、“仓吉造字”等，这些美丽传说传诵的均是为了生存而探索出来的简单科学，尽管当时的人们也许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个奇迹；而奴隶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创造出了越来越丰富的生产生活工具，典型的前期的便是青铜器与纺织技术等，前者是为战争及贵族生活享用，后者则是穿衣需求使然，后期的铁犁牛耕，则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凸现出了很强的实用性；在封建时代，天文历法、算术、医药、农学等许多方面虽然也有

卓越的成就如：《甘石星经》、《守时历》、《梦溪笔谈》、《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农政全书》等，但这些成就基本是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研究得到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上，众多科技成就都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并加以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大多是泛化论证，缺乏量化分析与研究深藏其中的根本的逻辑推理，这与很多时候的社会环境与背景如：束缚创新思维的社会主流思想，本质上排斥科学的小农经济，功利与学术追求的不对称等等不无关系。因此，古代科学技术对于农业文明时代是可行的，而面对如今要求具有严密逻辑论证与系统的理论支撑的近现代科学下的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就注定要落后了许多。因此，传统文化在科学上缺乏内在的本质逻辑研究的这一内在特性和很多其身处其中并对其较为不利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外在因素，或多或少决定了其后来的命运。也即，我国传统文化在科学上，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展示出来的最多是曾经的骄傲，真正起框架性作用的是来自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由其创造的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世界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综合上述论证，知：传统文化在文化（狭义的）上、道德上是具有框架性作用的，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只是起着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决定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显然，政治、经济与科学在作用中的比例比文化（狭义的）、道德要大，因此，总体上说，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起着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只是在某些层面有框架性的作用。这正是由文化的时代性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也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得以区别。

第三篇：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于管理，管理的重心在于管人，管人的精髓在于管心，管心的精髓在于共同认可的文化。文化是企业发展之魂，儒家文化是管心的文化，儒家文化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文化。

儒家人文主义的管理理论，以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为其方法论，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管 形 需 先 管 心

企业管理应有两大管理系列，一是原则管理系列，科学管理创始人泰罗以及后来者他们所创立的系列管理模式——MBA管理，一言以蔽之，原则管理，我们笼统称之为刚性管理,当然其中也不乏文化管理的要求,但不构成其主流。二是文化管理系列，文化管理是管心的艺术，是柔性管理。我们倡导的文化管理，是管心的文化，原则管理大体上源创于西方，文化管理大体上源创于东方。我们加强文化管理研究，但我们并不排斥原则管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原则的企业将是混乱无序的企业。原则是管人形体，文化则是管其心智。原则需要人去执行，执行原则的人，心必须是正的。两大系列，一“东”一“西”，一刚一柔，一内一外，刚柔兼济，内外相谐，“东”“西”结合，才是企业管理的最佳境界。

第四篇：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发言摘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任蜜林

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12-31

论坛综述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于9月27-2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召开。本次论坛由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领导小组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社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浙江省衢州市委、市政府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及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具体又包括以下几个分论题：

一、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在构建时代精神中的地位、作用、意义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不断发展，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换言之，从古至今儒家文化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实际上也关系到儒家文化对于当代的时代精神构建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指出，在探讨儒家文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时，就有必要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他认为这个“常道”应是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或理念。在他看来，这个“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或核心价值就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他认为在我们现当代的“时代精神”中，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弘扬了“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相“因”；而其所“损”掉的是“三纲”以及其它具历史局限性的文化因素，其所增“益”的则是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原则等等。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认为儒家的本质包括“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性善论”的人本观、“大一统”的国家观等五个方面。南开大学李宪堂副教授则指出，传统天然具有建构性与阻滞性的两面性。他反对把传统奉为拜物教的对象，反对在未经基础清理的情况下建造迎合民族虚荣心的形象工程。认为对待传统的正确做法是，服从于实践的辩证法，把握时代的根本，关注现实的课题，把伦理、道德总是与战略、策略问题分开处理，把群众性的精神需要和集团、个人的利益诉求区别对待。

二、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创新儒家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而且是世界的儒学。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也就成了儒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指出，在当前弘扬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民间推广《弟子规》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似乎认为读好一本《弟子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甚至把《弟子规》当成根本，四书、五经等当成枝叶。他认为这把《弟子规》说的太过，颠倒了本末关系。因此，他认为经典学习需要深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首先就是要倡读《论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做人。美国学者田浩教授主要介绍了朱氏家族最近的一次婚礼，这个婚礼继承了朱子家训，也吸收了西方婚礼的一些仪式。同时又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做了一些改革。他通过这个例子来谈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礼仪。俄罗斯学者布罗夫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今世界遇到了诸如局部战争、种族冲突、自然灾害、生态灾难等大量问题，而儒学中的和谐、诚信、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自我修养等各种价值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儒学正在变为具有普适性的学说，其不应受到国界和领土的局限，可以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使用。浙江大学何俊教授指出，很多人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很大的误解，如把它理解为折中主义、机会主义。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把握这个动态平衡的操作方法便是忠恕之道。忠道就是指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而恕道则是指能够包容、接纳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在他看来，当今社会忠道比较容易实现，但恕道则很难做到。因此，只有恕道精神在我们的意识和行动中能够与忠道达到高度的一致，我们的社会才能呈现一种比较好的和谐状态。中国社科院郭沂研究员指出，儒学如果要融入到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时代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其根本途径就是使儒学创新发展。只有创新发展了，儒学才能真正为我们的时代所接受。在他看来，儒学的创新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儒家之道的弘扬和拓展。这个儒家之道，不是超越的概念，而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儒家之道就是指儒家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二是对儒家的常道做一论证。他认为，儒家的常道或核心价值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论证它，让它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新的哲学，用新的哲学来激活儒家的核心价值，使其回到我们这个时代。

三、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与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相关，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也是当今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指出，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儒学，不是历史上的尊孔读经，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一个觉醒。因此，我们要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思考。他认为，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儒学中一些负面的、过时的东西已经基本上被清除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不讲。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儒学当中跟现代化能够融合的、能够对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和思想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东西进行弘扬。在他看来，儒学对当今现代化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主要部分就是关于人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的品格、人的道德以及一种忧患精神和和谐观念。中国台湾学者林安梧教授以《论语》为中心阐述了儒家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关系。在他看来，《论语》在未来21世纪的文明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用一种交谈式的思考来取代用一种语言、命令颁布戒律的方式的“启示性的经典”。是用人间的文化教养的薰习来取代一种启示的以及带有强烈性的、独占性的、排他性的宗教传统。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指出，孔子的杰出贡献在于肯定了每个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在孔子看来，无论哪一层次的人的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这就是“仁爱”的“仁”。既然如此，正视自己的生命、发现自己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进而正视并善待他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他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王青副研究员则主要从总体、专题、中日儒学比较及日本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大陆日本儒学的研究作了介绍。

四、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发展的影响

衢州号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因此，探讨孔氏南宗的地位、作用等无疑对于认识南孔文化乃至整个儒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衢州学院吴锡标教授从文化符号视野的角度审视了孔氏南宗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孔氏南迁之后，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在强化区域国家认同、改变社会风貌、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文化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二是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三是推动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衢州市委党校李洁芳教授指出，孔氏南宗文化对衢州、对闽浙赣皖乃至整个江南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民情风俗及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促进学术中心南移、促进了文学艺术发展、推进了教育发展等几个方面。衢州学院刘小成认为，从对孔氏南宗各个支派梳理的基础上来认识孔氏南宗对江南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在他看来，江西临川、浙江的金华温岭，这些支派都属于孔氏南宗。此外，南宗支派在其他省份如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他认为，应该对这些支派加以深入的研究。

最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此次论坛作了总结：一是要从中国的发展路线、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来理解儒学研究的意义。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看重儒学的复兴，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涉及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二是要破除长期支配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中国文化的光明发展。他认为多元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当前发展儒学不是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吸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跳出某些新儒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思维方式。真正实现儒学研究领域中的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是今后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三是儒学的发展取决于它自身的创新。儒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儒家要想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与历史同步。只有如此，儒学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才能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此外，本次论坛还通过了《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宣言》，呼吁通过中外学者的定期研讨和交流，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发掘儒学中普遍和永恒的价值，从而为达到共建人类和谐与道德的精神家园之目标不懈努力。

领导致辞摘要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王伟光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其精华成为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自产生以来，对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合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实际，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加强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承继。

一是刚健进取的精神。儒家自创立以来，形成了一种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传统。这种刚健进取的精神在儒家经典《易传》中的表达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诗经》中的表达就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二是道德理性的传统。儒家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性，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关系，而首先在于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和谐中道的观念。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是和谐中道。中道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更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和精神境界。四是“民本意识”和注重民生的思想。作为先秦儒家精神来源的周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敬德保民”的思想传统。

我相信，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时代精神过程中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继承儒家和谐中道思想、民本主义观念和理性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的背景，在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大力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始终站在前沿，处于文化强国之列。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茅临生

南孔儒学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几百年来，浙江文化思想史上大儒辈出，学派特立，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明代阳明学派、清代浙东学派、浙西经学等多个有浙江特色的学派与学说体系。这些学派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以民为本的经世关怀，在中国儒学史上大放异彩、泽惠后世、影响至巨。

近年来，浙江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繁荣发展为主题，以服务群众为方向，秉承浓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文化发展成就，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跃上新台阶。

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省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对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对文化发展有精辟的概括，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体到儒家文化而言，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文化基石，一个地区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在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潮流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增强国家软实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力量。让我们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建设文化大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中共衢州市委书记 孙建国

衢州是孔氏南宗所在地，是一座具有18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南北同宗，同根一脉，同出一源。作为儒学文化的重要一脉，南孔儒学是儒家文化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在推动文化传播、促进人文教化、改良民风习俗、倡导社会文明、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衢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着眼于从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角度加强对儒学文化的研究，探索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自2006年以来，我们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儒学论坛，获得了丰硕成果。

本届论坛以“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旨在以时代视野诠释传统儒学的深刻内涵，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资源。

当今时代，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精神力量。第一，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改革创新”的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第三，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厚德尚和”的理念，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四，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好学崇智”的风尚，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本组照片均由周芸拍摄

专家发言摘要

李景源（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

自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认识和评价儒学？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型的条件下，如何在文化重建当中，来发挥儒学的作用，以及在学术上怎样研究发展儒学？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遇的民族难题之一。我认为有两个历史难题，一个就是中国在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困扰我们，另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这一难题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我感觉到儒学研究正在日益扩大，许多研究机构，新的建制陆续设立，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儒学，推进儒学进入新的形态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民间学术力量积极的参与进来，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他们的这种研究成果，我认为对我们儒学研究是一种源头活水。非常实际，非常有价值。33年前，邓小平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将来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学术的积累，学术的繁荣，是儒学推陈出新的关键环节，所以，衢州儒学论坛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不断的提升论坛的学术含量。

钱 逊（清华大学教授）

我希望，在民间开展“读论语，学做人”这么一个活动。所以我提出进一步要读《论语》。《论语》是儒学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做人。今天提倡读《论语》，主要也是要学做人。从现在社会现状看，大家都感到，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仰，没有精神支柱，道德沦丧；很多人对于究竟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感到迷惘。还有，中国人一向以礼仪之邦引以自豪，但是现在到了国外却被人批评为不文明，这就是说当前有学做人的需要。而我们要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寻资源，首选的就是《论语》；只停留在《弟子规》，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就是我倡导开展读《论语》，学做人活动的原因。很多先生都希望《论语》进课堂。我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论语》进课堂实现起来比较难，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思路放开点，不把希望全寄托在进课堂，先从民间做起来；如果你认可这个活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始去做这件事。这样就可以把这件事推动起来。

李存山（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汉代以后把孔子所说的“相因”解释为就是“三纲五常”。实际上，“三纲”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秦汉政治制度所增益，它用“阴阳”比附君臣、父子、夫妇，其源出自黄老之学的《黄帝四经》，它所蕴含的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关系也不同于先秦儒家所讲的，实际上出自法家韩非。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而且它可以参与到我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又对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所“损益”，所“损”者如君为臣纲等等，所“益”者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等。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复兴，一个强盛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这也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这次来参加会议，在我们的会场上，大家讨论的蛮热烈，从早上到下午，讨论的议题是《如何保持儒学的精华如何保持儒学的特色》。从大家的讨论我发现了几个特点：从古希腊到当代，从日本到西方。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发扬怎么落实，这些年来也是一再被提及，这个问题我想是整个中国文化到了一个真正的春回大地的时候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看似也不小，不过很可能大地承接到的水还不够，所以真正是否真的春回大地值得我们努力。这点跟我们看到的，包括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有很大不同。这些华人他们文化基本上杂糅了古宗教或者民俗。有人说民俗宗教像杂草一般，不过杂草为维护水土最重要的，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保持了很多宗教的传统。21世纪是以一种多元文化对话的世纪。我们能够为这个人类文明提供些什么呢？儒学不只是人间的伦常之学，他是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者也，天人性命贯通之学，这部分他在常民世界里就有了。这是儒学的一个生长，儒学的生长是个重要的时候了，我这次来，有些感触，这些也是会上大家讨论引发的一些想法。我愿意说看到年轻一辈对儒学的投入，对古典的熟悉，整个儒学文化正在春回大地当中，我希望真的能够落实，能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在大地春回中，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期待。吴锡标（衢州学院教授）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提到孔氏南宗的时候，常常提到衢州孔氏家庙，第二个把衢州孔氏当作孔氏南宗，其实我们这样认识孔氏南宗的话，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应该把视野再放大一些，走出南宗家庙也走出衢州孔氏，从更深的范围更广的领域里面去认识孔氏南宗。.孔氏南宗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认识，第一方面他是中国文化。第二方面他是一种地方文化。第三方面他是一种政治文化。第四方面他是一种思想文化。孔氏南宗无论是在衢州也好在江南其他地方也好，它对民间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无论是在民间教育还是放在书院当中，他对推动儒学的演进，思想文化的发展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责任。从以上这几个层面说孔氏南宗不仅仅是衢州的孔氏南宗，也是浙江的孔氏南宗，也是全国的孔氏南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把他推向更广的层面，使他成为世界的孔氏南宗。

第五篇：从儒家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从儒家文化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儒家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不仅如此，部分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例如儒家的“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等，至今仍是华人的基本教育方法。

然而，从春秋末期孔子创建儒家文化，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到程朱理学，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儒家文化已经不能再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文化已经不再是最适合现代的文化了，无法有效地带动我国文化的进步。取而代之的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实际上，从春秋末期始到清朝末期，封建社会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本身一直都在不断演变中，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绵延至今。这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儒家文化始终是适用于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首先，儒家文化发展至末期，已逐渐僵化，成为了统治者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阻碍了学术、文化、科技的发展，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其次，儒家文化过分讲求纲常，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绳索。这一点使同样倡导对自由的追求的儒家文化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封建君主统治的思想范畴。最后，儒家文化的一些曾经被奉为经典的思想与社会制度相悖，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与法制制度相矛盾，然而利用现有文化也无法将此类问题一并解决，人们需要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时代性。清末我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内有思想闭塞的国民，外有虎视眈眈的列强。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解放思想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文化作为思想的产物，亦是要随着时代所更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思想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实体经济建设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然而儒家文化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大一统专制集权制的长期稳定存在，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标准的选官制度等等重要因素。这一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文化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主流文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虽无法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但是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学习，儒家文化仍然是我国文化历史的瑰宝，是重要的文化产物。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适用于我国当今的国情，更加适合作为我国主流文化，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我国赢得文化竞争的胜利，从而赢得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的竞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