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读书报告
《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读书报告
传播学的书普遍都太深奥，看起来晦涩、枯燥。但这本《20世纪传播学经典案例》却不一样。几乎是一口气就把《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给看完了，还觉得很有意思。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李普曼的“舆论学”、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霍夫兰的“传播与劝服”等。
作者张国良是这样评价这本书“本书涉及的28位学者均为传播学发展史上首屈一指地人物，所撷选的文本亦是传播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篇章。全书按文本的出版时间为序，契合传播思想史上的内在逻辑，便于展现传播学发展的历程。书中对每位人物均作了介绍，对其研究领域编制了分类索引，作者很巧妙的把28位学者的精髓汇聚一堂，更方便我们阅读和了解各位学者论点。”我摘取其中几个篇章总结一下。
一、亚理士多德
修辞学
亚理士多德说过，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对更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他在修辞学中认为修辞的高明就是风格。他在谈论古希腊的演说术时指出：“知道我们应当说什么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它说得好像是我们所应当说的”，即“怎样把这些事实用语言表达出来；又说，“修辞学的全部工作是关于外部表现的”，“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在《修辞学》一书中，他详细讨论了体现风格的语言表达问题，如妥贴恰当、节奏、隐喻等。语言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运用语言，我们在学习，社交，招聘，生活中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诗学》中，他同样只从修辞的意义上探讨悲剧的风格，指出“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最能使风格既明白清晰而又不流于平淡无奇的字，是衍体宇和变体字；它们因为和普通宇有所不同而显得奇异，所以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同时因为和普通宇有相同之处，所以又能使风格显得明白清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风格差异确实与它们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结构、修辞技巧，所以修辞、风格、语言、表达，就如同是一个电子程序，缺一不可，也不提倡跳过任何一个环节或不按顺序进行。
二、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是20世纪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从1894年开始，米德在芝加哥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执教了40年。其间曾任哲学系主任。他在芝加哥大学最后10年对社会学系的影响使该系享有“米德的前哨”之称。米德是与皮与士、詹姆士、杜威齐名的实用主义者，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心灵、自我与社会》是米德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的记录，是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集中分析对于我们传播学研究非常为意义的“符号互动论”这一重点内容并揭示他的一些观点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
米德的分析并没有集中于成熟有机体的心灵上，而是集中于考察个体最初是怎样形成这种能力的。米德认为除非心灵在婴儿时期便已萌发，否则，社会与自我便不可能存在。根据行为主义、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原理，米德强调心灵产生于一种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儿童最初的随意之态所具有的可能技能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实现，也可通过那些婴儿必须与之协作的人对他的有意识训练中达到。通过试错法或有意识的训练这两个过程中的任意一个，婴儿的姿态便与周围其他人的姿态具有了共同的意义。从此之后，一个姿态现在指涉同一客观事物，并在互动中对交往各方而言具有同一意思，米德把这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姿态称作常规姿态。它们能增强个体间互动的有效性，因为它能促使人们的愿望、需求连同有意识的行动过程在更精确的层面上交流，从而提高个体彼此适应的能力。
三、诺曼
沉默的螺旋：舆论－一我们的社会皮肤
“沉默的螺旋”本是西方传播学中的著名理论。诺埃尔•诺曼认为，人出于社会天性，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总是寻求与周围关系的和谐。这样，在舆论上就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现象：当人们在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处于“优势”时，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发表这种议论；当发觉自己的意见处于“劣势”时，为防止可能的孤立而保持“沉默”。而一方的沉默就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一方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
提出的关于舆论的假说。在纽曼看来，人们总是害怕被孤立，因此倾向于和社会主流的意见达成一致。大众传播所鼓吹的观点被人们认为是主流观点，于是持异见的人避免发表自己的意见，人际支持也随之减弱，最终“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的意见。”
我记得“沉默的螺旋”的模式图，左边的箭头指的是大众媒介表达的意见，它是逐步增强的；右边的箭头指的是对非主流意见的人际支持，它是逐步减弱的；而中间这个螺旋指的是支持主流意见的人数，它是不断增加的。
总之，在沉默的螺旋理论看来，大众传播的三个特质是累积性、普遍性和共鸣性，三者综合，对舆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因此，这个假说被认为是新的“强大效果论”。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随着“沉默的螺旋”影响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也对此传播学理论提出了质疑。
1.沉默的螺旋大多都是影响的都某一事件没有明确侵向性，且意志不坚定的人，如果一个人十分确定某件事，且意志坚定，将不会被螺旋影响。
2.社会是一个人际社会，需要考虑事件与自己或自己亲人好友是否相关，若相关，人们可能不被螺旋所影响。
3.现代社会是一个麦克风时代，人人都可以说话，人人都可以出风头。很多人为了展现自己，为了让大家看到他，会故意发出与螺旋意志不一样的话语，从而影响其身边的人。若持对抗意见的人是意见领袖，很有可能引起与之前螺旋完全相反的反螺旋。
总的来说，《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是一本相对易读的，却又都是典型事例的传播学经典书目之一，非常值得一看。
第二篇：李彬《传播学引论》读书报告
李彬《传播学引论》读书报告
CBY 2014 在阅读这本《传播学引论》之前，我对于传播学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只是简单地从字面上将这门学科理解为是一门把信息传递和散播出去的这一过程和其中相关细节、现象等理论化的学科。传播，是一个说来听来都十分熟悉的词语，是天天发生在你我和人群之间的活动。但若是想要深究一下，却又没办法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地阐明是怎么一回事。“传播”在我看来是一个具有无形的力量的词，传播这一行为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于是带着好奇，开始阅读老师推荐的这本李彬著的《传播学引论》。
书的导论部分，简单介绍了传播的历史与发展以及传播学研究的演化。在这一部分，作者通过简单明了的文字，和生动形象的例子，以一种初学者比较能接受的方式讲述了人类传播是如何经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这四个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接着又以贴近生活现象的方式引出了处于传播中核心地位的“信息”一词，并我们所处的信息社会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进行简要介绍，让我们逐步理解和接受“信息”这一概念。而传播学“就是在信息与信息传播日渐凸显的社会背景下，在信息社会日渐形成的历史氛围中，开始生成、发育、并壮大起来的。”由此谈到了传播学的三大来源：行为科学、信息科学以及新闻学。
这三个来源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信息科学中的“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电信工程师香农在其出版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中，从数学角度考察电信系统的信息传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信息论，并由此提出了与质量、能量并列的信息这个概念，同时提出了信息传播过程的基本模式。香农认为，“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制另一端所挑选的信息”。在他提出的通信模式中，信源发出的信息必须通过编码才能转换为经由信道传递的信号，与此同时，信号又必须通过译码才能转换为由信宿所接受的信息，以上就是一次传播的过程。而以信息论为基础的控制论，同时也是对信息论的应用。控制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反馈。通过书上所举的高音喇叭有时会发出刺耳尖叫的例子，便很好理解反馈了。反馈就是部分信息再次回到原来的系统的现象，是信息的部分回流。按照威纳的理论，控制的实质是通过信息对特定的系统如自然、社会和工程等进行调节，使之达到所需的状态，而信息的调节又是经由反馈机制进行的。即，系统的状态取决于控制，控制的关键又在于信息，而信息的功能则体现于反馈。虽然初读这些文字的时候觉得有些绕口，但是结合事先给出的高音喇叭的例子再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一个过程。系统论的基本思想便比较好理解了，集中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中——“整体大于各个孤立部分之和”。这种思想也是哲学中的重要部分。从书中了解到，系统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更多表现在方法论上。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其整体性和系统性，它与新闻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研究不专注在传播活动的某个具体环节上，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观点、更连贯的意识。这一特色便是来自系统论。通过书中对于“三论”及其与传播学的关系的讲解，了解到了传播学的来源，以及“三论”对于传播学的形成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书上介绍了传播学的“四大先驱”及他们为传播学所做的贡献。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过程的五大要素，即著名的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任何一个传播过程都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涵盖了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心理学家卢因则创立了团体动力学。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理论。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对态度进行了研究，并著有《传播与劝服》。还谈到了传播学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
从传播的角度看，人际传播的特征就在于符号的互动。在第二讲人际传播中，主要谈到了符号。传播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流通，而信息正是凭借符号才能流通。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其中语言符号又包括语言和文字两种类型。语言的传播功能主要体现在共时方面，文字的传播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历时方面。语言是直接符号，而文字则是用于表现语言的间接符号。特别喜欢书中引用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一段话：“书写是有关远方的重大象征……说话和听话只发生在近处和现在，但通过文字则一个人可以向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的数世纪还可以被人听到。”这段话体现了文字的力量，更体现了传播的力量。
符号中的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也很重要。非语言符号包括视觉性和听觉性这两类。如施拉姆所言：“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的编成准确的预言，但是大量的不同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信息的播过程，就是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译码的过程。在编码的活动中，会有一些左右认知的主观机制存在，包括影响感知和制约理解的因素；同样，译码活动也受部分因素的影响。此处，书上讲到的便是选择性定律。由于译码活动是针对受众行为而言，此处选择性定律是就受众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和贮存而言的，它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层次含义。这是第二讲内容的第一大部分，从人际传播的两大环节及编码和译码入手，继而分析了制约这两大环节的一系列主观心理因素。
接下来，第二大部分便是对人际传播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主要分析的是经验范围。经验范围包括生活阅历和知识构成两个方面。在人际传播活动中，各方的经验范围彼此重叠得越多越好。重叠越多表示信息流通中的阻碍越少，而重叠越少显示困难越多。
第二讲的最后则是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联系起来，看它们是如何互相作用并共同影响信息的流通与扩散。通过人际关系的传播与通过媒介组织的传播，是两种主要的传播类型。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所在，一切其他类型的传播包括大众传播都是围绕着人际传播进行的。没有人际传播的需求，就没有大众传播的可能。其中提到了两级传播，即在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总是先由大众媒介传播给社会成员中的少数舆论领袖，然后再由舆论领袖扩散给全体公众。在这个两级传播过程中，第一级从大众媒介到舆论领袖的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第二级从舆论领袖到社会公众属于人际传播。在此模式中可以看到人际传播的重要意义。虽然两级传播有一些不完整的忽略掉的地方在后来不断受到批评和修改，但是其抛砖引玉之功还是不可磨灭的。个人认为，两级传播论中提到的舆论领袖的概念与“二八定律”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二八定律认为，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着这种不平衡的关系：多数只能造成少许的影响，少数则造成主要的重大的影响，这种不平衡关系的比例通常为2：8。其中占20%的这部分就扮演者两级传播论中的“舆论领袖”的角色。比如，当一个旅游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对既定线路做出调整，而导游和部分旅游团成员意见又有分歧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导游与旅游团中比较有号召力的部分团员（即二八定律中的少数，两级传播论中的舆论领袖）进行沟通协商及劝服，再由这部分少数团员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去影响多数。虽然此过程中没有通过媒介的参与，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由舆论领袖向社会公众（此例中的多数人）的传播。
第三讲的内容是大众传播，主要是从拉斯韦尔提出的5W理论着手分析的。第五章针对传播主体进行控制分析，即谁——说什么；第六章针对传播媒介进行媒介分析，即经何渠道；第七章针对传播对象进行受众分析；第八章、第九章针对传播效果进行效果分析，谈到了劝服艺术和态度改变两方面。
第五章控制分析中，讲到了把关概念，从微观和宏观审视了传播中的控制机制。把关一词最先由传播学的四大先驱之一的心理学家卢因提出，其实际含义是指对信息的筛选和过滤。虽然同拉扎斯菲尔德的舆论领袖概念一样不那么完善，但也为其他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其中以怀特的把关研究最为典型。怀特通过一个公式来表示信息过滤：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把关过滤信息。而在信息流通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许多把关环节，并非只有一个关口。麦克内利就这次对怀特单一的把关说做出了修正和发展。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则是对麦克内利把关模式的进一步修正。巴斯认为，在麦克内利的模式中，每个人都处于等量齐观的地位，平起平坐，不分主次；而在巴斯看来，最关键的把关人在新闻媒介中，其把关活动起着龙头作用，与新闻媒介相比，其他把关因素都处于次要地位。同时，巴斯把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部分：新闻采集阶段和新闻加工阶段，即双重行动。
在控制分析中的另外一大项就是从宏观角度审视传播被左右的情况，由此，便过渡到了深层的控制。布德里的研究表明，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职能。而这类控制常常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过程，即浅网。施拉姆的《报刊的四中理论》中讲到了四大控制观及体制，批判学派的控制观也就“谁——说什么”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在阅读这一章节时，联想到教育学中提到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统治阶级意志的传播；不禁想到，以后我们在接受到新闻媒介传播而来的信息时，是不是应该在选择性接受的同时，更多一份不同角度的思考，在原始信息在传播中被控制的情况下，尽量不让自己的思想也被完全“控制”，被彻底“洗脑”。
信息流通与扩散时需要通过相应的渠道，一般用在大众传播中的的便是媒介。在对媒介的分析中，不同的媒介会对受众产生不同影响，由此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大众传播中，我们是受众，也会将媒介传播给我们的部分信息传播给其他人。学习传播学，也是对从更理论化的角度认识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更好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在不同情况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媒介对我们产生的不同影响，反过来进一步理解传播学。
传播学是诸多学科交叉渗透的产物，是“十字路口”。由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无论是从专业上还是生活上，都能感受到传播学无时无刻的存在以及广泛应用。在阅读这本《传播学引论》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例子，十分鲜活生动，语言表达流畅简洁，通俗易懂；同时也引用了古代文学著作中大家所熟知的句子作为例子，让这本专业性比较强的书籍变得不那么枯燥，引起读者兴趣，与作为受众的读者在知识上产生重叠，信息更容易得到传播，作为受众的我们也更容易接受。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作为初学者的我们对传播学有初步的认知。在阅读时，主要注重的是对新知识的理解，记忆不够，有些内容记得并不太熟，有时在阅读新内容的时候会需要通过回顾前面的内容来帮助理解。知识是相通的，广泛学习才会发现其共通点，希望自己学习传播学经典文本选读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能进一步了解传播学的知识，找到并利用好与本专业的相通之处，有所提高。在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同时，更好地理解生活。
第三篇：读《写给世纪父母》读书心得
读《写给世纪父母》有感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这是每位为人父母者共同的心愿。然而，如何教育孩子成龙成风，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和艺术。曾经以为，我们夫妻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开始有意识的储备有关家教知识，应该算是于时俱进的现代家长吧。但当真的面对一个个性十足的孩子时，我们那些家教知识只能算是“纸上谈兵”。最近阅读了卢勤老师《写给世纪父母》这本书后，我感到自己在家庭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也许是对孩子期望太高的缘故，现实生活中我们扮演着挑剔父母的角色，我们总是在不经意中说：“你看对门的姐姐多听话，你真不乖！”“你看在电视中表演节目的哥哥姐姐多能干，你要向他们学习”。可我们却忽视了或者说是疏于发现自己孩子身上的优点，我的孩子记忆力特别好；善于模仿；想象力丰富；独立性较好„„可我们却很少表扬孩子。卢勤老师在书中告诉我们：当孩子有了小小的成就，哪怕是一丁点的成绩，我们都要大声的对孩子说：“你真棒”！孩子渴望被肯定，渴望得到积极的评价，肯定和鼓励是孩子成长最好的营养。只有肯定和鼓励的教育，才能开启孩子走向堂堂正正、快快乐乐的成功大道，孩子才会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时刻充满自信。在人生旅途中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能否敢于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关键在于勇气，而勇气来自于自信心。培养“我能行”的孩子是家长很重要的责任。从现在开始，当孩子独立完成以幅拼图、自己吃完一碗饭、自觉在睡前刷牙，我要大方的对她说：“非非，你真棒！真是爸爸妈妈的好乖乖，相信你今后会做得更好。”
还给孩子全面发展的权力
---读卢勤同志的《写给世纪父母》有感
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帮助他（她）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愿望。而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如何实现这个愿望，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我的儿子今年十四岁了，是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学习尖子。升初中两年多以来，学校共进行了七次考试，其中四次取得了全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我总以为在教育孩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看了卢勤同志的《写给世纪父母》这本书后，作为母亲我感到自己在家庭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方法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和不足。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给我很多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要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
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培养孩子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长大后，能够充分运用所学知识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类尽其所能地做出自己的贡献。考试分数作为衡量获取知识和学习效果的标准之一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对孩子进行做人与做事的教育。在当今的知识经济社会里，需要的是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又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实际工作能力强的人才。“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那种不会把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没有创造性，甚至连为人处事都不懂的“高分生”是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的。因此我们做家长的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明确学习目的，获取学习动力；二是加强道德教育，不仅注重帮孩子立业，更应该注重帮孩子立身；三是让孩子在学习之余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丰富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二、让孩子时刻充满自信
自信是良好心理素质的体现，自信能使人发挥最大的潜力。有了自信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在人生旅途上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能否敢于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关键在于勇气，而勇气来自于自信心。培养“我能行”的孩子是家长很重要的责任，要让孩子从小学会正确认识自己、相信自己。
通过学习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当儿子学习上取得好成绩时，我不是给予表扬和激励，而只是告诫他不要骄傲，骄傲会使人落后，这是不应该的。现在我感到应该对他说：“儿子，你真棒！相信你今后会考得更好。”记得还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逛公园，他爸爸提议和儿子一起乘座惊险的“过山车”，儿子当时犹豫了一下，而我看到特别危险，就阻止了他们。现在看来，我应当对儿子说：“去吧，你能行。”
这本书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勇气是在每一次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越是惊险越向前，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恐惧就会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个充满自信的人。
三、让孩子多一份责任感
儿子在上小学到初一，一直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整天忙的不亦乐乎。而我看到他这样太累了、太影响学习了，就到学校跟老师要求不要让他做这些工作了，让他专心去学习。上初二时有一次参加军乐队的机会也让我拒绝了。在家里更是这样，什么家务活我全包了，他能干的我也不让他干。
第四篇：传播学论文
从“窃听门”事件看媒介传播的责任本位
1004班
常雪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投资主体逐步呈现多元化，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使媒介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收视率、发行率、点击率成为衡量媒介成功与否的指标，从而引发的新闻低俗、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媒介问题日益突出。前段时间，“窃听门”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默多克旗下的百年大报—《世界新闻报》也因此而走完它最后的历程，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再一次受到质疑。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媒体是不是应该努力反思，明确自身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只有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媒体才能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大众传播才会循着一条健康、良性的道路发展。
关键词：市场化、竞争、新闻媒体的公信力、责任
前不久，英国媒体曝出一系列“窃听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以媒体的知情权为借口，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不遵守法律、违背社会道德、大肆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让人们见识了丧失最起码的新闻道德和职业操守的西方新闻自由，又一次暴露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而“窃听门”事件迫使默多克本人放弃了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计划，也给它的新闻帝国带来了很大程度上的震撼。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上，新闻媒体应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人类新闻活动自诞生之日来，责任便伴随左右。特别是新闻传播活动独立以后，新闻传播以专业组织机构的形式经行活动并拥有一定权利，责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徐宝璜先生所说“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彼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专以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乃新闻事业之罪人。”新闻传播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从产生起就在客观上体现了人类自身对“人文关怀”的内在要求，对人负责，把以人为本内化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道德责任理应成为新闻传播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认为，责任是自然和社会要求的客观负担。他说:“作为确定的人，应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无所谓的”新闻传播也不例外。传播学作为人类学科，不可能回避人类的价值判断。新闻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为谁传播应注入人文关怀，体现人文精神，把新闻传播置于人的价值背景来考察。新闻传播的人本责任要求传播主体在分析思考和解决媒介问题时要从人的伦理需求出发, 确立起伦理的尺度, 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新闻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工具，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具体到各方面分为：新闻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狭义）、文化责任和经济责任。（1）新闻责任是指新闻媒介在新闻活动中要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为所报道的每一条新闻和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禁止夸大、片面、偏激、主观；
（2）政治责任是指媒体掌握着话语权，负有引导社会舆论的义务，要对报道内容的政治导向负责；
（3）社会责任是指媒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重大和深刻，必须对新闻行为的社会效果负责；
（4）文化责任是指媒体报道的内容本身就纪录着历史和时代的进程，它既要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又要引导新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5）新闻媒介经济责任是多元的，包括依法经营，建构企业文明，将自身做大做强等。狭义的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主要是针对新闻媒介的道德责任而言的，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既要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又绝对不能忽视其道德责任，实质也就是要求新闻媒介必须讲究伦理道德，既要真实可观的进行报道，同时还要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将建立和提升受众对于新闻媒介的信用当作媒介伦理实践的首要目标。
而近年来，媒体自身并没有很好的履行它自身的人本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有关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中，人们看到的是各种有利于美国的假新闻横行、反战的报道被禁止、媒体受到严格管控的自由。在西藏“3.14”事件和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的相关报道中，西方媒体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或捕风捉影、任意编造，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前段时间发生的“窃听门”事件更是暴露了新闻媒体的失德行为。除了这些现象，当今新闻媒介在社会责任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收视（听）率、订阅率、发行量、点击率成为新闻工作单位追求的指标，新闻媒介管理中事业化与商业化的矛盾日益凸显，从而引发的媒体泛娱化现象日趋严重，新闻低俗化、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一些新闻工作者为了提升发行量、提高收视率、点击率，不惜刊登、报道或者协作或者直接制造的假新闻，片面追求商业利益，对受众不负责任。更有甚者，新闻媒介演变成新闻事件的“参与者”、“策划者”。那么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些失德行为的产生呢？
（一）媒体行业竞争激烈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新闻媒体的数量急剧增加。由于信息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媒体间的同质竞争、同城竞争也日趋加大。争夺受众、扩大发行量、吸引更多的受众，新闻媒体想尽方法。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抢夺第一手独家新闻，制作者们乐此不彼地制作耸人听闻的消息、揭发个人隐私、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
（二）经济利益和沽名钓誉的驱使
一方面为了追求轰动性、娱乐性不惜为本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无中生有，制作虚假新闻或是将一些小事炒作的沸沸扬扬。另一方面，现在每年各种组织都会举办优秀新闻的评选活动。一些新闻工作者为了获取相应的荣誉和地位，不惜制作虚假新闻来欺骗读者。
（三）媒体素质和行业管理缺乏
首先，由于新闻工作的需要，各大媒体每年都会招收很多新闻记者。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基本的新闻道德感，他们在工作中会犯很多错误。其次，经年来，由于传媒行业竞争激烈，许多媒体对员工都实行了“末位淘汰制”。巨大的压力使得许多记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保住自己的工作。最后，新闻媒体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对制造虚假消息的惩处力度不够重视，造成这一形势愈演愈烈，媒体的公信力也日益降低。
（四）受众自身缺乏判断力
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我们每天要接受海量的信息，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媒体上。面对它们，受众习惯于依赖大众传媒，他们往往不加判断或者失去了判断力，不能决定应该获取什么信息、怎样判断信息的真假、如何去选择对自身有用的信息。2003年“非典”期间，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主持的“五大城市非典舆情调查”显示：有近两成的市民对于“非典”流行时期的官方正规报道和小道消息“不知道信谁的”。
而对于西方新闻媒体来说，他们自身能够获取更多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一贯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新闻自由更是被宣扬成其民主、自由、人权的标志。“窃听事件”在给西方国家引以为自豪的新闻自由观和制度优越感带来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反思：在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主要被两种力量所控制：一种力量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大财团，一种力量是政府。这两种力量因为其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而成为西方新闻自由的真正主体。
其一，拥有雄厚资本的大财团是西方新闻自由的主要控制者。西方媒体大都属于私有，被一些大的财团所操纵。根据商业运转的原则，新闻自由的主体只会是媒体的老板，在媒体中工作的人，就算是总编辑，都是为媒体老板打工的，都必须遵循媒体老板的意志。例如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艾里克·埃利斯撰写了有关默多克现任妻子邓文迪的报道：《邓文迪·默多克：帝国背后的女人》。可能是因为当事人不愿一些细节为世人所知，这篇报道完成后即被封杀，后来好不容易在几家网站上露面，但也迅速销声匿迹。显然，默多克的资本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该报道的发表和流向。大财团办媒体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所控制的媒体无论如何无法摆脱利益的束缚和制约，它实践和追逐的只会是资本的新闻自由。
其次，西方国家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控制新闻自由。媒体只是西方社会复杂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媒体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利益共生、相互博弈、相互利用的关系。鉴于媒体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国家政府从来都不会放松对新闻舆论的利用和控制。以美国为例，政府设立有专门的机构，聘请了大量专业工作人员处理媒体事务。为了维护自己“新闻自由”的面貌，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国家政府并不直接控制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而主要是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政治压力等影响媒体的幕后老板，通过媒体老板左右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比如，布什政府就积极支持默多克旗下媒体的扩张和垄断，作为回报，默多克的媒体几乎无条件地为布什政府摇旗呐喊。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新闻媒体都暴露出了许多弊端，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首先，我们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加强对其的新闻专业素质教育。新闻工作者要恪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忠实于党，服务于民。其次，要建立起新闻界的新闻批评体系，利用此组织来监督新闻媒体，促进其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后，建立起惩处和制约机制，我们要制订出相关的新闻法规，约束不合理获取新闻的途径，惩处制造假新闻、不遵守职业道德等行为，使新闻事业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
“窃听门”事件给广大媒体机构敲响了一个警钟：媒体要想吸引更多的受众、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对受众负责。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他们应该恪守职业道德，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为受众提供出更多有用的、真实的信息，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于媒体机构来说，媒体自身应该明确自身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向；对于受众来说，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充实自己，不要为错误信息所惑，认真地选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同时还要肩负起监督媒体的角色；而国家也应该发挥作用，加强立法监督，使新闻媒体合理、透明化的运转。
在大众传媒中，媒体扮演的是传播者、意见输送者的角色，而不是参与者、策划者的角色。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都是这样。用新闻工作者的眼睛或镜头记录生活的原生态，“内容为王”是判断媒体工作质量的有效依据。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人本主义，这才是媒体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期刊网（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
新华网
第五篇：传播学读书笔记
从以上摘抄不难看出，波兹曼认为，童年不同于婴儿期，它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社会产物。而童年的概念，来源于中世纪以来的成人与孩子之间那道“秘密”的墙，如今电视媒体的兴起将这座墙推到了，所以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童年也就逐渐消逝了。作者借用哈罗德•英尼斯的学说，指出历史上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 所以，作者在此所表达的“童年的消逝”应该指的就是儿童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作为90后的我们，就是在电视的环境中成长的，代表的是“电视时代”。日本学者林雄二郎提出的“电视人”概念就深刻的发映出伴随电视的普及成长的一代人的特点：在相对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下形成的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为薄弱。这与父辈所代表的“文字时代”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确实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我们的很多启蒙教育来自各种影视作品，而非来自传统的父辈的“面授机宜”；
记得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在纪录片《请投我一票》中，参与民主选举班长的两个小男孩，竞选时唱的歌竟然是《童话》和《北半球的孤单》，还模仿了电视中歌星一样，走下“台”去，和“歌迷”一一握手。这无不讽刺着现在的儿童成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儿童已经在失去本属于他们的纯真和魅力。周国平说，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是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而且消逝的更为彻底。
其实影响这些“小大人”的不仅仅是电视，然而电视节目却提供了最易模仿的案例。成人的世界，通过这些媒介活动越来越暴露在儿童面前。电视的传播需求是要求我们将“事件典型化”“人物故事化”。对此波兹曼一针见血的指出：“电视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大多数的内容，所以，它势必放弃文字阐述，而使用叙事的模式。„„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可以采用故事的形式，不需要论点和一连串的想法。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
我们从生活中不难发现，在新闻传播的领域中，对“眼球效应”和形式主义的过度追求，很可能让一个有理想、负责的新闻记者在发现了真相之时，在他企图为观众带去如何的启蒙之时，却发现他制作出来的新闻内容淹没在美女主播、美好时代的电视广告、歌功颂德的晚会等等这些迅速滚动的、处于“12岁儿童的心智”的洪流之中。于是这让务实、负责的新闻工作者沮丧地发现：真相、真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也许有人露出思考的意愿，但立即将被节目结束之后的广告、电视剧拉扯而至娱乐至死的领域。因此消逝的不仅是童年，还有我们被打断的思维，还有我们曾经追求的新闻理念。
不论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还是《童年的消逝》都可以看出，波兹曼对于电视媒介相当排斥，而对于它的批判则显得过于片面和苛责。他把电视称作一种“毫无保留的媒介”，一种除了“图画和故事”之外别无其他内容的媒介。“电视基本上是24个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他在分析媒介对于儿童的影响时似乎夸大了这些媒介本身的作用，忽视了还有新闻传播把关模式和“把关人”的存在。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电视也毫无疑问的具有其应有的积极效应。而且，随着电视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一些更加理性、富有深度的电视节目、专业频道已形成自己稳定的收视群体，电视生态有所改善。当然，波兹曼的分析是基于美国商业广播体制而言的。面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媒介体制，相关分析也会产生不小的差异，还需要因时因地而异。不过，“因地制宜”的来看，不知道现在重庆电视台“西红柿”（熙红市）模式，究竟能不能改变“娱乐至死”的局面，能不能给孩子们重新找回“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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