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述[范文]

第一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述[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

述

徐杰舜、吴政富

【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概述，内容涉及从先秦到国民政府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信息，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关 键 词】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徐杰舜，吴政富，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徐杰舜，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历代民族政策，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有关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研究方法。本文仅就接触到的有关论著，摘其要点，按朝代进行概述，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

一、先秦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近十年来，关于先秦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成果主要有：田继周的《夏商周王朝和“诸夏”的民族政策》、《先秦民族史》、龚荫的《先秦民族政策概说》、郑文的《夏朝民族政策探微》和刘本军的《论西周的民族政策》等。

关于“五服制”中的“要服”与“荒服”问题。除刘本军之外，其他作者都把“五服制”中的“要服”和“荒服”作为夏商周的主要民族政策。如田继周认为，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是夏、商、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政策之一[1]。郑文认为：夏的五服制是两汉及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羁縻政策的雏形，“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即为其羁縻政策的最初表现[2]。而刘本军认为，在西周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民族史学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五服制”认为是最能体现西周民族政策的一个关键。并指出，西周历史上只有“三服制”，而没有“五服制”，而且“三服制”是针对西周诸侯服事的职贡而言的，与西周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无关。因此，在论述西周的民族政策时，应当排除“五服制”的干扰[3]。

关于夏商周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夏、商、周王朝对“四夷”民族集团主要采取的政策有安抚、文教、羁縻和扩土、征讨[4]。龚荫则分别归纳和论述了夏商周的民族政策。龚荫认为，夏的民族政策主要有：联姻、五服、怀柔、贡献、讨伐。夏开创了联姻、五服、怀柔、贡献、讨伐等民族政策之先河。而商朝的民族政策主要有：商服、封侯、联姻、贡纳、征伐、赎免。周的民族政策主要有：联姻、监控、封赐、服朝、贡献、俗治、征伐[5]。郑文在《夏朝民族政策探微》一文中，对夏朝的民族政策归纳与龚荫基本一致，但郑文还认为，夏朝的民族政策在时空上产生了强大辐射和向心作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周边民族的内聚；夏的民族政策是其维系与周边民族亲疏关系的重要纽带；夏朝的民族政策为奠定夏民族的凝聚核心地位创造了一定条件；从夏的民族战争结果看，其战争政策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另外，郑文认为，夏朝民族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从其政策导向功能来看，以“大”和“王天下”为目标，具有明显的外向和扩张性。（2）从其政策的协调功能来看，具有二重性和兼容性。（3）从其政策的控制功能来看，具有神权化、等级化和间接性、过渡性[2]。

二、秦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秦代的民族政策。龚荫认为，秦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先秦诸王朝实行民族政策的总结和发展，秦以后，历代实行的一些重要民族政策都是基本上由秦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6]。

关于西汉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西汉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1.西汉初年实施“安内和外”与“和亲”政策。2.汉武帝时实施征讨匈奴和向四方民族地区拓展的政策。3.汉昭宣帝及其后继者实施与民休息和对四方少数民族采取安于现状以和为主的政策方针[4]。李三中认为，汉初的民族政策由两部分组成，即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与对南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认为“和亲”与“安抚”不仅在封建社会中是合乎时宜、行之有效的，而且其中某些有效的成份，至今仍含有积极的因素[7]。关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刘厚琴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其中不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认为“汉武帝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征服和同化政策”[8]。而赵娜、赵国用则完全否定了汉武帝的民族政策，认为：汉武帝开拓边疆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长期以来的威胁，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汉武帝发动的一系列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足取的[9]。

关于王莽的民族政策。汤夺先认为，王莽的民族政策带有大民族主义和歧视色彩，激起了周边民族的反抗，结果又加速了新莽王朝的灭亡[10]。莫任南认为，王莽对匈奴的民族政策没有“割断匈奴国家奴隶来源”，实无“进步作用”可言[11]。

关于东汉的民族政策。田继周认为，东汉的民族政策主要为：1.东汉初期采取息事宁人的民族政策；2.东汉明帝及其后继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收缩[4]。而陈金凤认为，光武帝在北部边防上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虽暂时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但他把自己的国防重权在相当程度上托付给少数民族，对国防无疑是潜在的威胁和损失[12]。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政策，以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书中对该时期自曹魏、蜀汉、孙吴到西晋、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北魏及前秦诸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总结，甚为全面。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观。白翠琴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观应该分为两类，即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观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观。具体说来，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观是：（1）以华夏正统自居，轻视少数民族，欲“用夏变夷”。（2）“内诸夏外夷狄”，将少数民族内迁或入住中原，视为“夷狄乱华”，主张驱之塞外。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观是：（1）仰慕汉族文化，认为自己也是继承华夏正统。（2）民族优越感和自卑感并存，既认为自己是战胜民族，可以统治中国，但又感到文化传统上不如汉族，因而尽力拉拢汉族人士，加速汉化进程[13]。

关于蜀汉的民族政策。作者提出，蜀汉及诸葛亮安定南中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以和为主，兼以武功；先抚后攻，宽猛并济。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调整郡县设置、“即其渠率（帅）而用之”、扶持南中大姓等七个方面。关于北魏的民族政策。作者认为，北魏以华夏正统自居，对周边诸族采取军事征伐、设镇驻守、怀柔降附、封爵婚媾、设立关市、遣使往来、厚赐贡者的政策。

关于前秦。作者认为，前秦的民族政策可划分为对汉族的政策和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等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对北方地区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严重，遭到各族的不满和反抗，移民的少数民族也对氏族满怀仇恨，上层分子不甘心处于附降地位，伺机东山再起，加速了前秦的灭亡[14]。

四、隋唐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隋朝的民族政策。何根海认为，隋文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其中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实际，使隋朝和突厥的关系出现了“两境虽殊，情义是一”的友好局面。而对吐谷浑和西域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地区獠、俚蛮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尊重其风俗习惯，对其归顺者妥善安置，加强民族融合；对东南丘陵地区的少数民族，“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15]。

关于唐朝民族政策。刘洁认为，唐代统治者较少歧视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羁縻制度、和亲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唐代多民族国家的平稳与发展。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一直是唐代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的主导思想[16]。卢勋等在《隋唐民族史》中对唐朝对五溪地区和岭南俚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唐对五溪地区的治理政策主要有复置辰州、以夷治夷、轻徭薄赋等。而对岭南俚僚地区的政策可分为羁縻政策和招抚安攘政策[17]。杨浣、陆宁则对唐对党项的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唐朝对党项的政策很长时期都是其遏制吐蕃，稳定西北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怀柔羁縻构成了这个政策的主流色彩，该政策对西北民族格局的演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8]。此外，几乎所有文章都认为，唐代统治者能够采取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较少歧视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与唐皇室的鲜卑血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南诏民族政策。方铁认为，南诏对其各辖地的治策、移民政策和发展辖地各民族经济交流的政策，具有实用性、复杂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南诏的民族政策，既巩固和发展了南诏的统治，也促进了云南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南诏的民族政策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居于支配地位的白蛮和乌蛮贵族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19]。

五、宋金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两宋的民族观，陈佳华认为是“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即所谓‘贵中华，贱夷狄’，以礼别华夷，视夷狄为‘禽兽’，视汉族为正统，嫡出，视少数民族为夷狄、四夷或蛮，庶出。”[20]

张文认为，两宋对少数民族的赈济措施是两宋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从性质上看，两宋对少数民族的赈济仍属传统怀柔政策的延续，但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象征性的笼络逐渐转向对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务实的物质援助。如对西北（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措施包括：无偿赈济、施粥、赈贷、减价粜粮、蠲免、以工贷赈。对西南（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措施包括：无偿赈济、贷予口粮、抵押贷粮、减免税赋、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救济。此外，在这一地区还进行医疗方面的救济[21]。

关于北宋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策，姚兆余认为，北宋积极扶持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使之与西夏为敌，在相互残杀中消耗西夏的实力，从而减轻对北宋边陲的威胁。北宋对西北少数民族首领封官授爵，密切了少数民族与北宋的政治关系，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了汉蕃人民的经济交流，招抚沿边少数民族，不仅有利于边疆的和平与安定，而且增加了汉蕃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22]。

关于金的民族政策，范树梁、贾详恩认为，金朝民族政策有三个基本思想：一是确立和巩固女真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二是确保统治民族的利益；三是积极学习中原文化，提高民族自树能力。金民族政策对今天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3]。刘浦江认为，金朝曾经存在五个民族等级，实行的是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终金之世，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24]。

六、蒙元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元朝的民族政策。张雷军认为，元朝的边疆民族政策主要有六：1.设立土司制度。2.采取分族而治。3.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行省制度。4.组建乡兵（即少数民族军队）。5.推行屯田制度。6.广置驿传。这些政策“虽带有十分明显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色彩，但蒙古贵族以武功文治建立了超过历史上任何盛世所具有的疆域规模，根据不同民族设置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以适应统一全国和兼顾少数民族利益及其特殊情况的需要，从而发挥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积极性，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全国统一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25] 罗贤佑则认为，元朝的民族政策可以归纳为：“威德兼施”、“因俗而治”以及维护民族特权实行民族分化与民族压迫。认为元朝的民族政策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并为后代封建王朝而效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元朝的民族政策也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26]。

杨华则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对元朝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研究，认为元朝法律既有阶级差别，更有明显的民族差别，元朝的这种通过法律手段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实际上是历史的退步，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稳定和民族团结，激起了广大受压迫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造成了元朝腐败、黑暗的吏治，加速了元的灭亡[27]。

七、明朝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明朝民族政策的总方针。刘祥学认为，明朝民族政策总方针是：重点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南方的两广、西南、西藏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以“威怀”。该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明统治者正式放弃了消灭蒙古势力的想法，已意识到蒙古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逐渐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而把主要力量用在北部防线上，直接导致了对海防建设的忽视。在上述总方针的影响下，明朝统治者对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以致对其侵略一再忍让、姑息，最终酿成澳门被窃占的结果[28]。

陈梧桐就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主要有三：（1）“威德兼实”，招抚为主。（2）“因俗而治”，广建土司。（3）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于加强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政策本质上还是一种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民族压迫政策，虽缓解了当时南方民族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方的民族问题[29]。

杨绍猷认为，明朝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九：（1）军事征讨。（2）建立军事卫所和屯田。（3）设置九边防御体系和封锁政策。（4）招降和安抚政策。（5）推行土司制度等“以夷治夷”政策和改土归流。（6）朝贡和赏赐。（7）开展互市。（8）利用宗教。（9）开设儒学，提倡贡举。明的这些民族政策取得了如下成效：一是使用战争和招降两种政策，成功地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二是以抚为主，辅之以军事手段，成功地收降了西北、西南、中南和南方少数民族各部，逐步统一了该地区。三是“朝贡和赏赐”政策吸引了少数民族各部，密切了中央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四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军事卫所和实行屯田制度，既巩固了边疆，也开发了边疆民族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五是开设马市和茶市，部分地满足了我国各族人民要求互市的强烈愿望，加强了各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六是兴办教育的政策，不仅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培养和笼络了一批少数民族的有才之士。七是明朝的宗教政策，适应了藏族、蒙古族、回族等普遍信教的现实，有效地防止了因宗教信仰而引起的民族问题[30]。

关于后金的民族政策。余梓东认为，后金民族政策由三大部分构成，即第一部分为对蒙古诸部的政策，包括：联姻政策、结盟政策、恩威并实政策、有效管理政策、实行利用和发展藏传佛教的政策。第二部分为对汉族的政策，包括：任用汉官政策、采用汉制政策、学习先进的文化政策、联姻政策、剃发留辫政策。第三部分为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包括：恩威兼用政策、返还故土政策、联姻政策、纳入统治体系政策。此外，余梓东把后金民族政策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概括出了各自的特点[31]。

八、清朝的民族政策研究

杨学琛认为，清朝前期对待民族问题的总方针是“勇于进取”。清朝的民族政策可以分为满汉政策、蒙古政策、西北政策、回族政策和南方民族政策（包括对西藏、台湾和西南的政策）五个部分。其中：满汉政策为：坚持和强调“满洲为国家之根本”，一是优待满洲王公大臣官员，八旗满洲贵族世袭爵位，居要职，是清政府中最高的统治集团。二是抚恤八旗兵丁，强调“国语骑射”为满洲根本，实行“旗民有别”政策。三是仿明制，任用汉官、安抚汉民，剃发易服，反对满洲八旗完全汉化。四是与汉族联姻。蒙古政策是：优待蒙古，“恪守藩卫”。（1）封授爵职。（2）建立盟旗制度。（3）互市、赈济和岁禄。（4）下嫁公主，册封后妃，互为婚娶。（5）利用黄教，借助**。（6）朝贡、从征和守法。西北政策是：安定西北。（1）坚决平定西北叛乱。（2）建立军政机构，直接统辖“回疆”。（3）实行定贡赋制度。（4）整顿吏治。（5）促进农业、鼓励贸易，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屯田。清对回族的政策：以回治回。对回族上层赏赐，可以科举入仕，封官晋爵，率军出征建立功勋的委以要职；对回族下层实施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制造回汉隔离政策。对西藏的政策是：（1）册封喇嘛教领袖**和**，世袭政教合一。（2）打击准噶尔部入侵西藏。（3）废除第巴，改行噶伦制度。（4）设置驻藏大臣制度。（5）创立金瓶（掣）签制度，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在高山族地区实行的政策主要有：改社为厅。设立台湾府，后设台湾省；划分“生番”和“熟番”（即“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区别统治。对西南诸族的政策：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打破了封建割据状态，使土司统治下的土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士兵免除了参加各种械斗和苛役，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可以和南方民族地区的人民一起生活、生产，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32]。

李世宇专门对康乾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是康、雍、乾制定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有：（1）在中央设立理藩院。（2）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互参制”。（3）在滇黔、川、桂的苗、彝、藏等民族聚居区，推行“改土归流”。（4）笼络西南各族上层。（5）因俗而治，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统治方针。（6）在“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的原则下，以抚为主。（7）对西南汉族地主加以笼络，强调“满汉一体”。李世宇认为，康、雍、乾的民族政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在一定条件下准许各族自行处理族内事务。二是依照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进行统治。三是在保证清廷对各级地方政权直接控制的前提下，清政府所派遣的官员与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基本平等。四是维护国家统一、独立和尊严，对外来侵略者始终给予打击。这些政策客观上起到了安定西南、稳定边疆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有一定进步意义[33]。

余梓东认为，清代民族政策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各民族政治智慧的结晶。但清代民族政策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有：一是部分清代民族政策具有明显激化民族矛盾的特点（如剃发易服政策）。二是清代后期民族政策创新明显减少，也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清政府民族事务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所面临民族问题的妥善处理。三是清代民族政策的着眼点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但是在具体政策和措施方面，在处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失衡现象[34]。

张文灿从整体上对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其主要包括：因俗而治的行政管理制度；招抚、任用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利用和限制宗教的政策，民族隔离政策。清朝统治者国家和民族思想的二重性和贯彻民族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后来包括现代中国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留下的隐患，更应引起深刻的反思[35]。

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政策。石志新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最终失败，其原因之一就是其错误的民族政策[36]。

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钟桂明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有六：一是在中央设立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二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参与国家管理。三是维持少数民族统治者原有管辖治理权，优待上层人士。四是维持民族地区旧制度，沿袭双轨官制。五是移民垦荒实边。六是推行民族同化。钟桂明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民族政策既继承了以往的成功经验又增添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内容，但它依然是民族不平等的政策，而且，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实际上仅对蒙藏而言，且也无系统、全面的政策[37]。李玉伟从北洋政府与内蒙古的关系这个角度对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进行研究后认为，北洋政府建立之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上层，颁布了《蒙古待遇条例》，几乎全套照搬前清的旧制；对喇嘛教的上层人物也给予加封名号和优厚赏赐；甚至以某种形式允诺不再官放（垦）蒙地和改省设制；设立民族事务机构。北洋政府通过一系列笼络措施，不仅维护了蒙古封建王公制度，而且与蒙古王公上层在阶级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起来。但稳定局势后，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更加显示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一面。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时，北洋政府又大肆出卖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国家利益。李玉伟认为，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无益于内蒙古民族关系的真正改善，也不可能切实增强各民族抵制外国侵略的力量，反而加深了民族矛盾、纠纷和隔阂，使这一时期的内蒙古民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38]。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李玉伟认为，国民党政府宣传中国只有一个“国族”，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是同一个“宗族”的大小分支；把内蒙古的所有问题定位为一般的地方问题，淡化、取消其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无益于内蒙古民族关系的真正改善，也不可能切实增强各民族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力量。相反地，其羁縻、笼络的办法和强迫同化的政策却进一步加深了这里的民族矛盾、纠纷和隔阂[39]。周竞红从边疆民族政策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的边疆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从总体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仍然处在初步形成阶段，受到军阀争斗、行政经费、行政经验以及行政效能甚至国际关系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政府统筹不力，难以满足中央政府建立党治的需要，更不可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些机构功能的发挥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仍然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40]。

关于桂系军阀的民族政策。罗树杰认为，桂系军阀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有：（1）扫除土司残余政权，实行保甲制度。（2）发展交通事业。（3）推行国民基础教育和创办特种教育（对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教育）。（4）改良风俗。（5）禁止滥用夷猺等名称。桂系军阀的民族政策从宏观上看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与元明清三朝在广西所实行的土司制度和政策相比是进步的，民主的，客观上促进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应该给予肯定[41]。谭肇毅则对民国时期新桂系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新桂系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民族同化，如实行政治同化；推行“特种教育”。实行风俗习惯的同化等政策。谭肇毅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新桂系推行大汉族主义，强迫弱小民族同化，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其反动性是明显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42]。

十、综论与其他

关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民族政策的影响，吴贤哲认为，中国古代各封建政权，皆以儒家思想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大都采用灵活务实的民族政策，在大力推进政治儒学化的过程中，不断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这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儒学传统，使中国数千年来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43]。

方立军在《试论中国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特点》中认为，中国历代民族政策具有压迫性、开拓性、羁縻性、抚纳性、同化性和多面性的特点，存在这些共同特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压迫的。其中：开拓性指的是历代封建王朝制定的民族政策中有为开疆拓土服务的特点；羁縻性指的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以夷制夷”的统治特点；抚纳性指的是历代封建王朝有对其他民族进行安抚、怀纳的特点；同化性指的是历代封建王朝制定的民族政策中有使少数民族同化的特点；多面性指的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不同治理政策的特点[44]。

杨永俊在《我国古代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变迁及其原因探究》中认为：羁縻统治政策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贯彻始终的、主要的民族政策，它兴起于夏商周，发展成熟于汉唐宋，衰落质变于元明清。夏商周以要服荒服为内容的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兴起，既是对原始习惯法中关于部落结盟与血族复仇等规定的扬弃；秦汉隋唐属国制与羁縻州制，则使民族羁縻统治政策有了机构与制度的保证；元明清对民族羁縻统治政策作了大幅度的调整与变更。我国古代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合理内核不仅被我国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吸收、发展与完善，其政策变迁依随时势的客观规律也给我们当前及今后制定民族政策以借鉴与启迪[43]。

温起秀在《中华民族政策的历史对比》中认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形成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形成期，从夏商到春秋战国；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发展期：从秦汉到隋唐；第三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完善期，从宋辽夏金到元明清。中国历代民族政策又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即：扩展疆土的开拓政策；统一稳定的怀柔政策；自主管理的羁縻政策；民族汉化的同化政策；体现差异的因俗政策。温起秀还指出，中国历代民族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奴隶社会，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是通过战争掠夺其他民族财物，把其他民族人民掠为奴隶。在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民族战争、民族同化和大汉族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民族问题的核心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就是实现民族平等，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46]。

徐杰舜、罗树杰在《中国古代民族经济政策初论》中对中国古代民族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作用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认为，中国古代民族经济政策基本内容包括：（1）朝贡政策。（2）优惠的赋税政策。（3）互市政策。（4）屯田政策。（5）教耕政策。中国古代民族经济政策特点有六，即：（1）政治性。（2）绥抚性。（3）战略性。（4）防御性。（5）局部性。（6）教化性。中国古代民族经济政策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1）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使友好往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2）有利于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3）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4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如对于先秦、隋等时期的民族政策的研究还注意得不够。因此，我们希望专家学者继续拓宽研究领域，以期进一步提高历代民族政策总体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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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现状与缺失

.2010-8-10 娄孝钦

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层面支持文化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独秀知识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以及四川大学图书馆相关资源对2009年11月以前的期刊论文、重要课题、主要著作进行了检索,力求覆盖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果,以总结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缺失。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文化产业政策理论支撑,学界对此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不断进步,形成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研究

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主要体现为:(1)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种经济政策。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产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1]。(2)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为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相关领域实行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整套规范,这种规范具有制度性和原则性,由此来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事业活动和经济利益[2]。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分歧主要为:文化产业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还是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两者的研究范畴不同,前者主要是经济政策范畴,而后者研究范畴更大。尽管学界尚未对此内涵达成共识,但是,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指导、调节、规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功能与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2009年,国务院通

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首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政策规划体系。学界充分肯定了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功能和作用,一些学者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了论证:(1)从微观层次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运行政策来调整文化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文化产业的运行创造一个既有公平竞争、又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充满技术改造、创新意识的良好环境;(2)从中观层次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产业关系政策来调整一国范围内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一国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并建立国内合理的地区分工关系;(3)从宏观上看,文化产业政策又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来调整国际环境下各国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使文化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实现产业全球化目标,并促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最终实现产业的现代化[3]。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种复杂的政策体系,覆盖了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调整、指导、优化了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产业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研究

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对从先秦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索,总结了我国从古至

今文化政策的发展经验[4],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其演变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经济政策(1949~197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探索,为以后市场化、产业化阶段的文化政策制定积累了无比宝贵的经验。(2)文化市场酝酿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78~1988年)。文革结束后,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党中央对文化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文化的经济属性也开始得到承认,我国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和空前繁荣。(3)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时期的文化经济政策(1988 ~2002年)。这一阶段,我国文化市场进入全面推进时期,文化产业初步觉醒并迈开了建构其合法性的步伐,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引导、培育、规范。(4)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3~2008年)。这一阶段国家在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上更加开拓创新,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心,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内外统筹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鼓励、扶持。(5)文化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2009—)。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务院的产业规划体系,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助推社会转型、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措施,为全球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继续保持“逆势上扬”和我国文化产业应对新的时代发展机遇提供了政策保障[5]。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我国文化经济政策的探索,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政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现状

学界的研究最终将应用于构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因此,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建议

很多学者提出了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建议。

一些学者认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为:第一,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并逐步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以分类指导为原则,尽快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第三,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出台鼓励非公

有制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第四,制定文化产业主体培育政策,制定鼓励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具体政策;第五,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第六,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第七,出台鼓励文化产业与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第八,制定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政策;第九,文化市场培育和规范政策[6]。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提出了不少具有宝贵价值的建议,然而,一些政策建议人云亦云,没有落实到问题的实处,没有对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和总结,因而,造成一些政策建议不能迅速地、有效地落实到文化产业发展中。

(二)我国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区域文化产业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机制研究。有的学

者提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从共性机理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蕴含着内在的区位文化特性,而且政策效能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偏差则阻碍其发展的步伐;从差异性机理来看,文化产业政策在政策倾向、政策出台的时序和政策实施机制层面存在问题。上述机理说明:长三角地区要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必须在文化产业政策上追求“求同存异”[7]。(2)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学界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上同样重要。有的学者在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层面的欧美文化产业政策,以及国内主要城市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比较全面[8]。(3)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是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些学者认为,影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的相关要素为:第一,政策本身的因素;第二,政策资源的因素;第三,政策执行者的因素;第四,目标群体的因素。同时还提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提高文化产业政策的质量;第二,大力开发政策资源;第三,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第四,提高目标群体对文化产业政策的认同度。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存在的问题为:第一,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性缺失;第二,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稳定性缺失;第三,文化产业政策的整体性缺失。对此,学界认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正确认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二,正确把握民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规律,是实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关键;第三,完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体制,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体制保障;第四,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是实现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创新的根本途径[9]。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比较系统化,有利于指导、规范和推动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1)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较多。由于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相对发达,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意义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学界对此关注度较高。大多数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进行了阐释,一部分学者对美、日、韩、欧盟文化产业政策模式进行了探究。例如,现代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有美国———市场主导型,西欧———政府主导型,日本———政府行政指导型,韩国———政府推动型[1]。(2)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学界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例如,对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文化产业的具体政策进行研究。(3)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进行归纳和总结。有的学者认为,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主要体现为:美国主要是放松管制与对外扩张并

举;英国主要是多元整合,务实发展;日本主要是文化立国,推动动漫出口;韩国主要是“文化立国”政策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10]。

(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例如,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缺、弱、变、散、乱、粗”。“缺”,即部分政策的缺失;“弱”,即政策对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策措施偏软;“变”,即政策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散”,即政策重点不突出,政策针对性不强;“乱”,即政策不协调;“粗”,即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具体而言体现在:第一,政策缺失、无法可依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保护、扶持力度偏弱;第三,政策多变,缺乏必要的稳定性;第四,产业政策针对性不强,重点不突出;第五,各部门政策缺乏统一协调性;第六,一些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1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缺失的原因主要为:第一,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决定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不成熟性;第二,对文化产业认识上的偏差;第三,文化产业政策体制的缺陷;第四,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不高[12]。

(六)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研究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危”和“机”并存,如何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把握时代机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对我国文化产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文化产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当务之急: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增强人们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决心和耐心;第二,标本兼顾:全面深化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以扩大文化发展空间;第三,系统推进:贯彻科学发展观,制定并实施“文化振兴”国家战略;第四,非常作为:设立“国家文化发展促进院”,以健全政府管理机构;第五,保障有力:建立完善的国家财政支持体系,以优化文化发展环境;第六,惠及民生:推行“国民文化消费计划”,拉动国内文化市场消费;第七,战略支撑:新增部分重大文化产业园区项目,以助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第八,重点突破: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特色文化产业群”,推动文化改革试验区建设;第九,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发展“涉农文化产业项目”,以开创农村发展新局面;第十,更上层楼:持续、有效推进中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13]。学界的研究在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决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政策研究的前瞻性。但在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背景下,对如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立文化产业领域应对金融危机的长效机制的问题仍有待探索。

三、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缺失

学界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一些缺失,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研究思路上存在的缺失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较多的论文在框架处理上提出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后,就开始提出政策建议,而缺少对现有政策建议的分析,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甚至重复现有的政策思

路。同时,一部分研究框架逻辑性不强。例如《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一书中,以文化产业与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之下的民族文化、文化产业在中国、中国媒体在变革、出版与影视、构建民族精神的基础———思想道德建设、狭路相逢———文化的冲击、立马横刀———应对入市挑战为研究内容。虽然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为研究主题,但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对文化产业政策论述不足,框架上存在逻辑不连贯的问题。

(二)研究内容上存在的缺失

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较少,简单的经验总结式的文化产业政策建议较多,而且政策建议泛泛而谈,大多数是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框

架的阐释,创新性研究匮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文化产业政策等同于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战略、文化产业管理等。同时,对文化产业政策发展史研究、文化产业绩效评估、文化产业政策方法论的探讨不足。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落实是文化产业政策的两大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仅谈到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对文化产业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揭示不足。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描述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现状,成果仅限于编译,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逻辑、实施的情况、评估的机制等方面缺乏相关研究。同时,由于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文献资料的占有量较少,缺乏对文本的细度研究,造成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理解泛化的问题,没有揭示出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曲折性,甚至一部分研究存在一些谬误。例如,国内普遍认为韩国已经成为五大文化创意产业强国之一。然而, 2009年5月,韩国文化创意产业振兴院首任院长李在雄访华时表示:“今后将积极努力,为韩国成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五大强国竭尽全力。”[14]

(三)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方法上的缺失有:(1)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足。大部分研究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建模分析。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

研究模式,但尚未深入研究。(2)以文献研究为主,实地调研不够。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深入实地调研严重不够。虽然在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实证性的蓝皮书和研究报告,但是真正深入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存在一定的研究缺陷。(3)以外部研究为主,内部研究不足。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外部研究层面上,没有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内部,研究文化产业政策中的利益相关者构成、利益诉求以及所形成的利益建构现状、利益分配系统,未能解决政策中各相关者间的利益矛盾问题。(4)以宏观研究为主,微观研究不足。大多数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仅仅对文化产业政策泛泛而谈,缺少对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的细读,未能深入到微观层面,提出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具体问题的政策建议,造成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政策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5)以单学科研究为主,跨学科研究不足。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研究者较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比较窄,即使少部分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的初步探索,也存在着简单套用某些理论的现象。

(四)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

研究成果形式上存在的缺失有:(1)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比重偏小,成果不多。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数据来看,截至2009年11月,以“文化产业”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3662篇,然而,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论文数量为96篇。两者对比而言,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

命名的论文比重偏小。同时,从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只有杨吉华、解学芳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杨吉华15篇,解学芳4篇,其他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大多为1篇,分布广泛,研究不深入。可见,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提高。(2)发表论文层次普遍不高。从论文发表的情况来看,发表在CSSCI来源刊物上的文章较少,论文影响因子较小。同时,检索发现,以“文化产业政策”直接命名的期刊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仅转载了4篇,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产业的研究阵地缺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水平不高。(3)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著作较少。大部分研究内容来源于以“文化产业”为题名的著作,只是将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个章节进行探讨,直接以“文化产业政策”命名的著作相对较少。

(4)文化产业政策相关课题较少。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课题、发改委课题、广电总局课题、文化部课题来看,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项目相对较少,只有2个课题以“文化产业政策”为题名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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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娄孝钦,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00

来源：学术论坛2010年第5期

网站编辑：胡小文

第三篇：教育 跨世纪的希望和挑战—80 年代以来拉美教育的新发展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教育:跨世纪的希望和挑战

—80年代以来拉美教育的新发展

曾昭耀

人类又进人了一个世纪之交的年代。在当今年代，人们深信，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眼光转到了科技和教育，相信有了现代教育，就有现代科技;有了现代科技，就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综合国力;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平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保障。于是，教育就成了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跨世纪的希望。但是，发展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跨世纪的希望，实际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的挑战。近20年来拉美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事实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教育发展战略的再选择

8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当时，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内市场是受国家保护的，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满足这种受国家保护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变了，在市场完全开放、经济日益国际化和国内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教育的发展应选择何种战略，是拉美国家教育改革所面临的第一个严重挑战。

发展教育属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都有一个生产与分配的问题。物质文明建设有一个物质生产和物质财富分配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一个精神生产或知识生产(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和知识分配(教育机会和教育体制)的问题。在拉美，无论是知识生产还是知识分配，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知识生产的问题主要是知识生产的依附性，几乎所有最有活力、最现代化的部门都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国外培养，本国生产部门对技术的需求疲软，造成技术革新乏力，技术贡献特别是高技术贡献稀少。由于资金短缺，吸收进口高科技的能力也有限。这种情况不改变，拉美国家在今后的国际经 济竞争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知识分配的问题主要是教育机会不均等，“愈富者分配愈多，愈穷者分配愈少”。像危地马拉和海地这两个国家，文盲竟占人口总数的49.9%和4700。所以，普及教育仍是拉美国家的当务之急。要改变知识生产的依附地位，就要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培养自己的高科技人才，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教育现代化的问题;而要解决知识分配不公的问题，则又要大力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基础教育，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教育民主化的问题。这就是说，拉美国家同时面临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双重挑战，同时面临着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双重挑战。但是，拉美国家的财力不容许它们在普及和提高、在民主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合理地调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呢了这就是近年来拉美国家在教育发展战略选择向题上所讨论的上要问题。

教育资源的配置无非是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政府按一定的规划进行调配，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进行配置。8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大多实行前一种办法，教育的管理是高度集权制的。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后一种办法，即实行分权制和私有化。事实证明，分权制和私有化虽然能调动地方和私人的积极性，但同时也把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带进了教育领域，导致教育的更加不平等，从而违背了教育的民主化原则。因此，围绕教育分权制和私有化问题，拉美教育界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赞成者认为，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教育经费所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会相对日渐减少，而教育需求则日渐加大，必须提倡私人办学;而且，公私竞争还可以提高教育效益。反对者则认为，市场竞争无法保证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社会对教育的投资，而且，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收费高得多，它们又从不考虑和照顾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各种因素，因此，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拉美的教育私有化并不是80年代才开始的。由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拉美国家早在60年代就实行了奖励和扶持(提供财政补贴)私立学校的政策，私办教育很快发展起来。譬如阿根廷的各级各类私立学校X1961年的3342所增加到1977年的8730所，学生人数从X2,9万增加到155, 9万。委内瑞拉私立学校的注册人数从1971年的25万增加到1980年的58万。在哥伦比亚的中、高等教育中，私立学校已经占了优势。所以，对私办教育的评价应该以这30多年的实践为依据。应该承认，在有些拉美国家，私办教育是有成绩的，它的确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譬如在智利，由于私办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公共教育开支从1981年的1,71亿美元减少到1988年的1,15亿美元①。但更应该看到，教育私有化和市场化带来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私办教育往往把非赢利性的教育事业变成了少数人捞取巨额利益的工具，甚至还利用国家的补贴损公肥私。如巴西等国的一些私人部门就非法创办了被人们称之为“蜕化的私立大学”，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活动。而且，私立大学大都以追逐利润为目标，对有利可图的专业，趋之若鹜;而对无利可图的专业则无人问津;挂名“高等教育”，却根本不从事国家所需要的科学研究。更不用说，面对这类学校，穷人只能是望而兴叹而已。更严重的是，单纯的市场机制，往往还把大批穷人的孩子卷进了市场，从而使得义务教育无法落实。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字，在拉美10~14岁的少年儿童中，已经有730万 成了拉美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再加上10岁以下的童工，这个数字可能达1200万。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工资特别低，甚至没有工资，而且还没有社会保险。这是市场力量给人类带来的悲剧②。

关于教育发展战略的论战尽管还在继续，但基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教育发展的问题上，还是应该由国家来进行有力的宏观调控;私人积极性应该得到保护，但私人积极性的发挥也应该服从国家的领导，不能任凭市场竞争法则那只“看不见的手”去自发地支配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调节教育资源的配置。譬如墨西哥1989年颁布的《教育现代化纲要》就只要求高等教育在财政上尽可能做到白给，而且，其战略原则是要“有助于同贫困和不平等作斗争，体现教育的民主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性质”③。

二、教育如何为国际经济竞争服务

冷战结束后，拉美各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主要变成了一种由于经济的集团化和全球化而日益强化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拉美各国由于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依附性特点造成的不利地位越来越明显。教育如何在改变这种不利地位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教育如何为关系着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国际经济竞争服务，就成了拉美各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第二个严重挑战。

传统的拉美高等教育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体系，没有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科学研究功能和技术开发功能。因此，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拉美高校的科研力量是十分薄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过多次的改革，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但总的说来，拉美高校仍很少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中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科技开发能力。与世界科技发展的水平相比，拉美科技的地位是不高的。到80年代中期，拉美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300，而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制成品的出口总值只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值的1.8%;科学发明者的人数只占世界科学发明者人数的1.3%;工程师和科学家人数只占世界工程师、科学家人数的2.500;每个科学家平均所使用的资金不及发达国家科学家的1/3;国家投人科研的经费只占世界科研经费的1.3%。80年代以来，虽然有些国家开始增加科研经费，据拉美经委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巴西科研经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0年代初的0, 58%提高到80年代末的0.61 0 o，同期人均科研与开发经费由9.3美元提高到14.3美元;同期古巴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72%提高到0.9300，人均科研与开发经费由19.8美元

提高到23美元，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的科研经费也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拉美的科学研究过分集中于农、林、渔3业，而对制造业的研究和开发则很薄弱，如阿根廷1980年用于农、林、渔3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科研总经费的26.2 0o，而用于制造业的仅占6.300。巴西、哥伦比亚等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种状况很不利于拉美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不利于拉美国家参与高增值商品的市场竞争。

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拉美各国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由于新的世界技术革命，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六七十年代以前，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工业化而进行扩张的。当时的国际分工，先是发达国家生产和提供工业制成品，殖民地附属国生产和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后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提供资本和资本货物，发展中国家生产和提供初级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六七十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过新的科技革命，已经掌握了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进入了所谓“后工业化”时代，改变了它们原先的通过工业化而进行扩张的条件，使它们有可能把自己的发展与扩张建筑在高新技术的所谓“后工业服务”的基础上。于是，世界开始出现新的国际分工，这就是发达国家把它们对高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作为其全球性竞争的最重要武器，为世界提供所谓“后工业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充当发达国家这些“后工业服务”的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生产和提供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对于拉美国家来说，出口是解决它们偿付外债以及生产现代化所需外汇问题的惟一途径，而要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它们又不得不求助于发达国家新的工业技术。这样，国际分工发展的结果，不是发展中国家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依附性日渐减少，而是这种依附性越来越严重。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加剧。所以，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现在都已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就必须改变自己国家在知识生产上，也就是在科学技术上所处的依附地位，就必须实行“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战略”④，就要把教育，把培养科技人才，发展高新技术，摆在最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就要尽快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拉美国家才有可能“获得更自由的发展”，才能对付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和外部形势的恶化”⑤。

基于这种认识，近十几年来，拉美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下大力气创办或办好一流的、高质量的大学。巴西1993年创办的州立北里约热内卢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所大学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工学院为榜样，设计一整套以基础学科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学科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同时要求学生必须选修21世纪新领域的科技知识，负有使巴西文明与未来全球实际协调一致的使命，因而被称为“面向第三个一千年的大学”。该大学既重视基础教学又重视能力训练。它还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把知识创造工作摆在优先地位。一年多来，该大学已装备了价值200。万美元的实验设备，并聘请了20多名俄罗斯杰出科学家在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工作⑥。

在建设高质量大学的同时，拉美国家还普遍加强了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如墨西哥1959年还只有5所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到80年代，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高校已超过100所，研究生人数从1970年的4088人增至1989年的4.3万人。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开发工作普遍受到了重视，譬如秘鲁农业大学创办了现代化放射性同位素试验室。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成立了开发研究中心。墨西哥蒙特雷高等理工学院前不久投资200。万美元建立了先进技术中心，负责新技术的开发、转让和推广工作，并向各公司、企业提供设计图纸和制成品。该学院还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制订了在最近几年培训3000名程控统计技术人员的计划。巴西圣保罗大学和圣保罗技术研究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专门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以便把科学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

三、教育民主化建设中的新创造

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拉美各国普遍执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教育机会越来越不平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不民主。所以，如何实现教育的民主化，是拉美教育改革面临的第三个严重挑战。

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所谓教育民主化，实质上就是如何在贫困地区普及和提高基础教育的问题。

拉美国家国民收人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拉美的极端贫困人口已达1.83亿。国际劳工组织1991年10月在基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还指出，在社会贫困化问题上，拉美地区属世界之最，比亚洲和非洲还要严重⑦。

社会贫困化的结果，首先就影响了教育的发展。80年代末，拉美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仍高达15.3 %, 6~11岁儿童入学率只有87.3%，中等教育的入学率不到55 %,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墨西哥，80年代末仍有420万15岁以上人口是文盲，170万10~14岁儿童上不了学⑧。而到2000年，拉美地区的人口将从1990年的9.37亿增加到5.26亿，平均每年净增890万人。这种人口形势对教育的压力显然是十分沉重的。

面对十几年来拉美社会贫困化的挑战，面对拉美各国社会和地区存在的巨大差距，拉美各国的教育家认为，仅仅依靠传统的正规教育的途径，是很难实现教育民主化的目标的。因此，它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为贫困儿童提供优质教育的改革和实验，取得了一些成绩。智利的“900所学校”计划和哥伦比亚的“新学校”计划就是两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900所学校”计划是在智利军政府“还政于民”之后，新上台的文官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一大创举。该计划开始于1990年3月，目的是要在最贫困的学校(按两个标准选定:学生出身都很贫苦;学校教学条件不好，学生学业成绩普遍低下)提高初等教育的质量，使社会经济条件最差的孩子也能享受到真正平等的教育机会。该计划最初在全国900所最贫困学校实施，资金主要来自瑞典和丹麦两个国家的援助。到1992年，实施该计划的学校已增加到1385所小学，占全国公立小学总数的1500}学生22万多，占全国小学学生总数的20%。该计划的具体目标主要是:(一)提高1~4年级学生的读、写、算技能;(二)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三)训练视导员，使之能承担教学指导人员的任务;(四)改变教师对待贫困学生的错误态度，使教师懂得自己对学生成绩好坏所负的责任;(五)在教师中提倡并推广集体备课制度;

（六）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实行学校和社区的一体化。

“900所学校”计划由智利政府教育部负责领导，并从智利各主要的教育研究机构聘请一批专家，组成管理机构，全面负责该计划的实施。在一般情况下，计划的实施由建校开始，然后把重点转到视导员和教师的在职培训工作上。计划的具体实施，主要靠视导员，视导员每年集训3次，每次一周。教师的在职培训由视导员负责，培训内容分12个单元(数学教学法和语文教学法各6个单元)，每单元两小时。在数学教学中，强调要把数学当作一门能应用于儿童生活实际的功课来教学，而不是当作一门抽象的学科来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强调首先要训练儿童自己表达思想的能力，然后再把重点转到学习语法和规则上。

“新学校”计划是哥伦比亚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资助下，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单班制实验学校的基础上实施的一项为农村地区儿童提供优质完全小学教育的计划。1978年，大约有500所学校采用这种“新学校”教育模式，到1989年，发展到17948所，计划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4.1万所。

“新学校”教育模式有一个适合农村儿童生活方式的灵活的升级制度。儿童可以按自己的学习速度从一个年级升入另一个年级，允许儿童因为要参加农业劳动或因为有病或其他合理的原因而暂时离校，并允许他们随时返校，接受教育。这种灵活的升级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新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课程不再以学期、学年为单位组织教学，而是按单元组织教学。在新的教学制度下，学生如果暂时退学(在农村是常有的事)，他无论什么时候复学，都可以接着学习下一个单元的功课，而无须采用传统的“留级”或“蹲班”的办法，重复学习已学过的功课。

“新学校”计划鼓励主动、积极的教学，强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研究和创造的能力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新学校”计划编写有适用于2~5年级学生的教学法指南和学生用书。“新学校”还提供机会，让学校与社区保持紧密的联系。

“新学校”计划有严格的教师培训制度。为达到培训的目的，还专门编写了一本题为《建设新学校)的培训手册。参加培训的教师一般要参加4个专题研讨会，并参观示范学校(每个学区1所);在专题研讨会上参训教师交流采用新学校模式的经验。

“新学校”计划有一个全国性的管理系统。中央设全国协调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和提供技术援助。每个行政区设区委员会，由该行政区的教育干事、财政部的教育干事以及该行政区的计划协调员等成员组成，专门负责“新学校”计划的实施。

哥伦比亚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对“新学校”计划所创办的新学校进行了多次评价，结果表明，“新学校”计划是在农村师资力量较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学生在学业成绩、创造性和公民教育方面，同传统农村学校的学生相比，一点都不差，甚至还要更好些。新学校的学生都是最贫穷的学生，依靠传统的农村学校要想给这些最贫穷的学生提供完全的小学教育是难以做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墨西哥《至上报》，l992年5月30日.②参见埃菲社圣何塞1999年10月22日西文电.③参见墨西哥公共教育部:《教育现代化纲要》，1989年版，第1部分.④参见埃利亚·莫鲁母·埃斯皮诺萨:《生产现代化与墨西哥高等教育》，载《未来的大学》1990年第5期.⑤同④.⑥参见巴西《标题》周刊，1994年9月29日.⑦拉美经委会《经济与发展通报》.1992年，第4~13页.⑧参见墨西哥教育部《教育现代化纲要》.1989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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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专题二十一 2O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专题二十一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3分，共6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

20世纪，中国人民在先进思想理论成果的指引下，走向变革、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据此回答1～4题。

1．对三民主义叙述错误的是（）

A．中华民族资本取得发展，19世纪不同救国主张无法实现情况下产生的 B．是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阐释

C．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主要指导思想

D．在实践中没有实现

2．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在1 924年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其核心是（）

A．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B．反对专制，创立民国

C．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D．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3．毛泽东思想诞生后，继续丰富和发展，其内容包括（）

①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②告诫共产党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③“论人民民主专政”④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基本原则是（）

A．以经济为中

B．实事求是

C．以阶级斗争为纲

D．改革开放

5．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最大特点是（）

A．反对民族压迫

B．主张民族平等

C．反对帝国主义

D．反对满洲贵族

6．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实质性飞跃在民权主义方面体现在（）

A．资产阶级共享民权

B．提倡“自由、平等、博爱”

C．提出普遍平等的民权主张 D．实行“耕者有其田”

7．1927年9月，毛泽东创作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首词创作时毛泽东已（）

A．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B．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C．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D．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8．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大成就包括（）

①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②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③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④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9．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肯定和发展。这里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A．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B．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C．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D．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0．中法文化年法方总协调人阿兰·隆柏说，法国文化年的主题是：“以人为本和革新”“浪漫与创新”。而中国也不乏创新的历史人物，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典型。中共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活动不包括（）

A．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B．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

C．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D．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11．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根本原因是（）

A．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B．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

C．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

D．形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1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原因是（）

①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②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为激烈

③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④中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

D．①④

13．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最主要体现在（）

A．同意改组国民党

B．同意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中共合作

C．召开国民党一大

D．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14．毛泽东“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思想来源于（）

A．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B．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实践

C．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D．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

15．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者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为（）

A．都先从农村着手

B．都从中国国情出发

C．都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D．都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1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下列无法体现这一思想的是(’)

A．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B．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

C．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D．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7．中共十四大相对十三大的一个重大突破是（）

A．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

B．强调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C．强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D．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8．2007年7月29 日，河南陕县一煤矿发生一特大漏水事故。党和政府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奋力抢救。这个事件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哪一个方面（）

A．中国先进生产力

B．中国先进文化

C．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D．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19．确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

A．中共七大和十三大

B．中共七大和十五大

’

C．中共八大和十三大

D．中共八大和十四大

20．20世纪初、中、末的中国历史发生了三次伟大的变化，这三次变化的理论指导思想分别是（）

①新三民主义

②邓小平理论③毛泽东思想

④三个代表

⑤三民主义

A．①②③

B．③②①

C．⑤③②

D．③②④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3小题，其中第21题15分，第22题15分，第23题1O分，共40分)

21．小明准备举办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的图片展，在搜索资料时他找到了图21-1三幅图片：

(1)请你结合所学知识，为这三幅图片配上相应的说明文字。(9分)(2)小明认为这些图片并不能完整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历程，如果要搜集完整，应该继续搜集哪些历史事件的图片?请你给他一些建议。(6分)22．2005年4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开始了两岸的“和平之旅”。他首站抵达南京，并于4月27日拜谒南京中山陵。

(1)请说明连战先生的首站和第一个活动安排的原因。(3分)(2)连战先生在拜谒感言中说到：“„„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他是一位革命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他以民主、自由、均富的理念来全心全意地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昌盛。„„”请你简要阐释孙中山的“民主、自由、均富”理念。(4分)(3)请将孙中山的下列革命活动图片按先后顺序重新排列后填在下面：(3分)

顺序：。

(4)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欢迎连战率领的大陆访问团一行时表示：“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地继承和发扬。”以下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几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天下为公”“博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等。据此，你认为“中山精神”应包括哪些内涵?(5分)2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理论成果。

请回答：

(1)以上三个理论成果分别在哪次会议上列入党章?(3分)(2)三个理论成果的实质是什么?(2分)(3)为什么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5分)

【参考答案】

1．D思路分析：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使三民主义主张得以部分地实现。

2．D思路分析：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3．D思路分析：这些著作和论断都是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诞生后的新发展。4．B思路分析：考查分析、比较能力。

5．C思路分析：最大特点是增加反对帝国主义内容。6．C 思路分析：A、B是旧三民主义范畴,D是民生主义的范畴。

7．A 思路分析：特别注意“l927年9月”这一时间，B、C、D都在1927年后。

8．C思路分析：①是毛泽东思想诞生前的成就，是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②③④是在诞生后的成就。9．C 10．D思路分析：注意“创造性”一词。统一战线方针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非中国共产党首创。

11．C思路分析：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C项是最主要的内容，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12．A思路分析：①②③④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原因。

13．D思路分析：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14、B思路分析：从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思考。

15．B思路分析：从中国国情出发，是两者本质上的相同之处。

16．B思路分析：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1954年而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7．D思路分析：“重大突破”是指中共“十四大”的主要贡献。D项符合要求。18．C思路分析：掌握“三个代表”重要内容并联系材料进行分析即可。

． 19．B思路分析：考查对知识的自认自现能力。20．C思路分析：三民主义指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毛泽东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邓小平思想指导改革开放。

21．(1)图①：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井冈山革命实践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提出

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图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解决了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目标、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图③：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2)搜集国民大革命时期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国以来如中共八大召开、三大改造等相关历史图片。

思路分析：第(1)问主要是通过图中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写说明文字；第(2)问可提一些合理化建议。

22．(1)南京是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创始人。

(2)民主、自由即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用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皇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人民享有国家的主权，国民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

均富即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此来解决土地和贫富不均问题。

(3)⑥一③一②一⑤一①一④

(4)“中山精神”应包括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爱国思想；“天下为公”“博爱”的高尚人格；“祖国高于一切，才华贡献人类”的高远志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顽强意志和进取精神；牺牲奉献，死而后已，忧国忧民，关心民众疾苦等优秀品质。

思路分析：第(1)问是回答为什么先到南京和在南京拜谒中山陵的原因；第(2)问即是解释这些理念的含义；第(3)问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第(4)问“中山精神”的内涵应结合胡锦

涛的讲话进行分析。

23．(1)中共七大、中共十五大、中共十六大。

(2)实事求是。

(3)“三个代表"是在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给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的课题，迫切需要给予科学回答的背景下，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的基础上而创立的。

思路分析：对于(1)(2)问可根据教材来回答；(3)问关键是要围绕“与时俱进”来回答。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历经发展和不断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总结30年来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效及丰富经验，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实现“以德治国”方略。本文结合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谈几点经验认识与启示。

【关键词】改革开放 民族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真正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会议，自此，中国迈入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与之相应，我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民族高等教育，也开始走进一个新的辉煌的时代。自1978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正式确立至今，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历经30年发展和不断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回顾30年来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把握30年来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创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服务，给予重要启示，具有深远意义。

一、30年来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1.理论教育与研究日臻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南。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内民族问题为传统研究内容，三十年来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传播、民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恢复中发展、在考验中前进。在这一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力恢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民族高校相继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机构，各地民族高校不仅逐步恢复了学校正规化的马列主义课程设置和课程教学，有些学校还组建了专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我国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应对新课题，不断加强和改进。中央讨论通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审定通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编写提纲和书稿。教材编写列入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时期，我们对民族高校大学生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体系；党的十六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为民族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各民族高校积极出版相关刊物，开展专题调查和研究，各类学术会议及民族理论纷纷亮相，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科研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进程。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民族理论政策作了12个方面的概括，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系统升级。

党的十七大根据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现状，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视角。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民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将人文关怀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调充分关注学生个体，关注学生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关注学生自我完善与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科学发展的方向，确立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方法论。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不断壮大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80年4月，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必须建立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工作队伍”。民族高等院校审时度势，在校系两级配备专门主管学生工作的书记或副书记，学校党委根据情况，设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机构，选拔各民族优秀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干部，并且联合学校行政、共青团、学生会、工会等各方面力量，统一组织，共同工作。除了专职的两课教师以外，民族高校针对学校民族成分较多，学生生源地较广，地域和文化差异性较大的特点，还专门培训、选拔、任用了一大批各个民族的优秀青年教师担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辅导员。在工作中调动广大辅导员的积极性，提升辅导员工作水平，是民族高校思政工作的一大亮点，近年来，民族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他们在同民族大学生密切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大学生的行为、要求和心理，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大学生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同时又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主旋律，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个人价值。

此外，各民族高校力争寻找思政教育创新点和特色。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2006年，该校首次“吃螃蟹”，摒弃了以往大学生楼管“只管门，不管人”的做法，首次聘任各高校优秀毕业生担任大学生公寓管理员，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进驻，不仅强调大学生们的学习、生活纪律，更多时候，他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关心、关注大学生的行为和心理，无疑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上取得了润物无声的效果。

目前，民族高校已初步建成一支以专为主、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素质较高、动态平衡的较为稳定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3.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拓宽 方式方法趋于灵活多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高校恢复、拓展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并与大学生思想特点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等纷纷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同时，民族高校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形势，针对民族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特点重点开展了民族形势与政策教育。与此同时，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改变了过去那种单向灌输、口号式的、急风暴雨式的简单做法，代之以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说理教育、引导渗透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教育方法上，除了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了专题讨论、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和各种形象化的手段，力求通过丰富多彩，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引导学生，从而把党和国家提倡的方针、政策渗透、融化到各项活动中去，用健康有益的思想文化占领思想阵地。在此期间，很多民族高校也在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大学生社会实践，心理咨询与辅导，网络教育，大学生素质拓展等一批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应运而生。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一些能够彰显特色，突出亮点，注重实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举措不断浮出水面，成效显著。21世纪以来，以“丁香园”命名的西北民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在探索中取得重大进展，丰富生动的网上思想政治教育给了民族师生一个全新的视野。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专门机构的建立使得各民族在校生能够倾吐心声，畅谈理想，探讨人生，缓解紧张的学习压力和生活压力。西北民族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针对本校特色，学校自1995年起，将每年的十一月定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开展期间，各民族师生紧紧围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学校稳定的主题，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全面、科学地管理学生，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突破性地聘用了一批各高校优秀毕业生担任学生公寓管理员，倡导“大学生公寓大学生管”的理念，这一举措在全国高校中首开先河。在大学生公寓全面实施“16小时育人工程”，始终贯穿“以人为本，一切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和“助人成功，为学生全面成才搭建平台”的管理思想。同时还全面推行辅导员、班主任进公寓；学生党团组织进公寓；校园文化活动进公寓；学生会组织进公寓；学生社团和学生自我管理组织进公寓的“六进”公寓工作。总之，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向纵深方面、宏观、微观领域不断拓展的过程中，构建起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育人体系。

二、30年来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1.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30年来，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及时融入教学和研究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统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丰富教育教学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解疑释惑的重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引导当代民族大学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紧张而有益的大学生活中，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时代大潮。

2.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30年来，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科学技术革命的新进展以及对大学生思想认识活动规律与特点的新认识，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不断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方式方法创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事实，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创造新途径、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只有当改革成为一种不断重塑自我不断超越自我的日常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从外部走向内部，从意识层面走向发展层面，民族高校才能由此获得永恒和活力与效力。

3.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学生为本，注重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0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刻把握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确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既强调教育者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以真情、真心、真诚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又强调尊重大学生接受教育、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作用；注重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努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不断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三、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启示

1.积极引导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而崇高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理想信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西方的思想文化观、价值观随着外国商品纷至沓来，对于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大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国外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尤其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此外，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与之相应的新思想、新观念逐渐出现，商品经济带来的公平、民主、平等和竞争的观念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竞争中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已逐渐渗透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内心，他们个体需求也相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不断加强，他们注重个人奋斗，独立意识增强，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并没有完全成型，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差别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分配方式和收入的不同，激发了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不理解、不满足，从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矛盾，民族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和矛盾明显增多。

作为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积极引导，确立主导价值观。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形势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他们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大学生中建立起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和信守的思想品格和价值准则，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运用生动活泼、形象直观的社会实践，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丰富学生头脑，提高学生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2.引导民族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祖国观和宗教观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大部分来自经济相对落后，闭塞偏远的民族地区，他们接受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接受信息的手段相对落后，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度相对较弱，一方面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民族意识，重视本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以及本民族的发展前途；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做事容易冲动，考虑问题也往往容易单向思维，特别是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社会现状和党的政策方针认识不够到位，容易出现思想的偏差。民族高校更应该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理性的、正确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观念。3.大力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构建和谐校园

高校校园是各种思想文化交织碰撞的地方，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缩影，当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文化热点、生活信念、行为方式渗透到校园时，同样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说：“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每个民族总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如服饰、节日礼俗、生活习俗等引以为豪，求得自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心灵沟通和感化的工作。对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一定要尊重并弘扬其中优秀的民族文化，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4.培养民族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心理素质

民族大学生在校园内往往更容易表现出抑郁、焦虑、脆弱等诸多心理问题。据西北民族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他们常见的心理障碍是人际关系敏感、睡眠障碍、网络依赖等。这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大学生生活阅历不足、心理发展不成熟等诸多方面原因有着重要的关系。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振奋精神，树立对自己、对社会的信心，消除心理困惑，减少心理震荡，克服不良的心理情绪，平衡心理，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困难和挫折，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心态，增强承受挫折的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形成健康的人格，实现对自身心理、个性和精神的塑造。这对民族大学生们在逆境中坚强生存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学习辅导读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②吴晶，《书写民族更加辉煌的未来——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13日 ③李新梅，《社会环境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17卷第2期 ④陈晓文，《构建和谐社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刍议》，《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0期 ⑤叶禾友，《以和谐理念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年第6期 ⑥张晶如，《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