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诗歌（合集5篇）

第一篇：日本近代诗歌

日本近代诗歌

日本近代诗歌

日本近代（明治、大正年代）的文语自由诗和口语自由诗，主要指口语自由诗而言。

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第14年（1882），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采取镇压政策，同时勾结封建势力，发展独特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启蒙活动，向人民灌输一定程度的“文明开化”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纳入统治阶级的政策轨道。御用学者外山正一等3人，为了适应这种启蒙活动的需要，出版《新体诗抄》。这本书包括翻译欧洲诗歌3首，仿照其形式自行创作6首，文辞“甚为拙劣鄙陋，不堪卒读”，不能视为近代诗歌的诞生。但是，它对于很久以来有人试图在诗歌形式上进行改革的设想和实践，却带来很大的希望。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诗集。这些诗集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思想的刺激。比如与《新体诗抄》同年出版的《新体诗歌》中，小室屈山的《自由之歌》，一般认为是表达民主呼声的最早的诗作之一。在这之后的1889年前后,北村透谷（1868～1894）发表《楚囚之歌》和以森鸥外（1862～1922）为主翻译出版的欧洲诗集《面影》，形式上虽说也不够完整，但文辞大有提高，表现出浪漫主义特色，对近代诗歌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般认为，北村透谷推动诗歌朝着近代化迈进了第一步。

透谷以后，国木田独步（1871～1908）于1897年发表的《独步吟》，为近代诗歌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透谷和独步的诗，在自由民权运动遭到镇压的“大逆事件”发生后，在黑暗的时代面前，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哀伤，或对现实的逃避，同时也间接、曲折地流露出近代人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情绪。岛崎藤村（1872～1943）和土井晚翠(1871～1952)继承并发展了透谷的特色，把浪漫主义诗歌推进一步。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诗集《嫩菜集》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以更完整的浪漫主义方法，为日本近代诗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的《初恋》、《旅途》、《千曲川旅情之歌》和《常青树》等,均被誉为近代诗名作。自此,新体诗作为艺术作品全面地发展起来。继藤村之后，有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1876～1952）、伊良子清白（1877～1946）、河井醉茗（1874～1965）、横濑夜雨（1878～1934）、儿玉花外（1874～1943）等人登上新的诗坛。泣堇、有明把新体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一步。有明的《春鸟集》（1905）把欧洲的象征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日本近代诗歌,使之成为当时新体诗的主要倾向。三木露风（1889～1964）的诗集《白手猎人》（1913）就是由于具有这一派诗歌的特点而著名于世。在20世纪初的新体诗中,横濑夜雨和野口雨情（1882～1945）的作品具有民谣风格和节奏,以儿玉花外为中心的明治时代“社会主义诗人集体”表现了社会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还有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诗集《乱发》（1901），歌颂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激情。她在日俄战争（1904～1905）初期反战呼声的高潮中，发表名诗《你不能死去！》（1904），被公开辱骂为“乱臣贼子”。她还和丈夫与谢野宽（1873～1935）主办诗刊《明星》。这都是这一时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形成日本近代诗歌的人民性倾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引起人们的思索和探求。但是，在日本向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20世纪初，受欧洲文艺思潮影响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波及诗坛，致使在藤村以后居于诗坛主流地位的新体诗脱离现实的倾向愈益严重。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革命诗歌的先驱，日本近代大诗人之一。他在1910年发生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大逆事件”以后万马齐喑的气氛中，发表论文《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终结及对明日的考察》（1909），对脱离现实的自然主义诗歌进行批判，并在1911至1912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名诗集《笛子和口哨》中，号召革命诗人“到人民中间去”（《无止境的议论之后》），歌颂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墓志铭》）。《笛子和口哨》是革命诗歌蓬勃兴起的嚆矢，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这一时期，还有北原白秋（1885～1942）、室生犀星（1889～1962）等人，发表文语自由诗。他们的诗，有的表现对现实不满和反战情绪，大多数则是颓废倾向较重的不健康的东西。

川路柳虹（1888～1959）于1907年发表口语诗试作《新诗四章》，引起重视。相马御风(1883～1950)与三木露风等人探索诗歌的革命问题，发表《诗界的根本革新》(1907)一文，表示赞同当时兴起的口语自由诗。及至□原朔太郎（1886～1942）与高村光太郎（1883～1956），在口语自由诗的创作上始臻完成。石川啄木也在《可以吃的诗》（1909）一文中，肯定这是“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自此，在近代诗坛上暂时呈现“文语自由诗”（新体诗）和“口语自由诗”并存的局面。直至1912年以后，象征诗派运动始同口语诗运动结合起来，口语自由诗更趋成熟，从形式上改变了近代诗歌的面貌。

第二篇：日本近代文化史课程论文

日本近代文化史课程论文

学号：

摘要：无论是对本国文学汲取，还是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学和思想的熏陶，亦或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启蒙思想的平等自由观的借鉴，这些都造就了不为潮流所禁锢而寻求创新的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处女作《我是猫》。

关键词：夏目簌石 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

在对本民族文学的贡献与影响上，夏目漱石之于日本颇似于鲁迅之于中国。然而，夏目漱石大器晚成，约38岁才开始写小说，《我是猫》便是他的小说处女作。

1853年，“黑船事件”中，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而日本人似乎并不排斥，并且很是庆幸。至明治时代，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拉开了全面向资本主义社会学习的日本强国之路的序幕。生活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夏目漱石，看到了当时日本文化界的另一面：由于盲目的引进、吸收西方文化，导致的浮躁和不安。当时，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成为主流，而“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却未随波逐流，而是一反文坛的总趋势，成为自然主义的叛逆者。《我是猫》便是以猫的视角看世界，以大胆的讽刺的写作手法，揭示和鞭挞了人性社会丑恶的一面及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时期的思想意识，即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忘却精神文明。

《我是猫》在中国的译本主要有四种，即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刘振瀛的译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于雷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尤炳圻，胡雪 的译本、南方出版社出版的罗明辉的译本。我看了于雷和刘振瀛的译本，于雷的“咱家是猫”很有新意，而刘振瀛的“我是只猫儿”也很风趣，总之二人各有千秋，在这不多做赘述。是什么促使夏目漱石在1905年创作出《我是猫》？由无数片断而非统一集中的情节组构而成的《我是猫》，这样独特的艺术风格来源于何处？

是什么造就了《我是猫》中自然主义的叛逆者，现实主义的塑造者？这些来源于对日本民族文学传统巧妙的吸收与成功的创新，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来源于对西方进步的社会思想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摄取与消化。正是凭借《我是猫》，夏目漱石“化愤怒为嘲笑，化嘲笑为利刃，又将这利刃直接刺向“恃众凭势、胡作非为”的拜金主义的化身乃至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偶像”。

首先，夏目漱石作为日本本土的作家，日本的文化对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影响。从《我是猫》这一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猫先生就可看出夏目漱石对日本文化的汲取。在日本，将猫看成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情节，并且作者家中恰巧养了一只观察小世界中百态的猫。此外，它还隐喻当时日本文人的懒惰、虚伪的一面，是一只“不会捉鼠的猫”。对其本本土文学的学习，如俳句、新体诗等也为小说增添韵味。如：第六章中“散发着倦怠的馨芳中 是你的灵魂吗？相思的烟云在摇曳，呵呵，我此生，这辛酸的人世 终于获得了，这甜蜜的一吻”。并且对日本文化史的、文学家的了解与评价，也促成文中对日本作家、历史的多次描绘。如：正冈子规、小泉八云、龙泽马琴等等。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思想中深深烙下的一些本民族的落后思想，才使《我是猫》也添上了一抹灰色。如：作品对劳动人民的描写

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偏见，在苦沙弥、“猫”的眼里，普通车夫与金田、铃木、侦探一样的下贱可卑，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尤其在对日本妇女的讥笑、讽刺上更是尖刻。如：引用罗马是人的诗句“比羽毛轻的是尘土，比尘土轻的是风，比风还轻的是女人，比女人还轻的那就没有了”，并说“女人嘛，是最糟糕的”。论及作品的产生，一方面莫过于为发泄多年郁愤。此时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痛苦与不安，以及消极处世的自然主义盛行，日本社会沦为金钱至上、资本家至上的社会。在文中反映为：“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功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在他成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夏目漱石小学时代就学习汉学，接触了许多汉文书籍，包括古典小说。其中尤以中国先秦诸子著作和唐宋诗文为最。他在《术屑录》(1889)的序中写道“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文章”。1878年的作文《正成论》即用汉语写成。后来他还曾说：“他讨厌女性般柔弱的和文体”，而“喜爱男性般雄劲的汉文体”。通过小学和中学的汉文学习，夏目漱石掌握了丰富的汉学知识，养成较高的汉学修养，并受到了儒、佛和老庄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从汉学中领略了文学之妙。这些都从 他的诗文创作中体现出来。在大学学习英文专业时，他仍旧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浓厚兴趣，写有《老子的哲学》一文。《我是猫》中对这些文辞、典故的多次引用即反映出他的汉学功底。如：第十章中引用论语中的一个叫“告朔 羊”的故事；对《左传》中鄢陵之战的叙述、对《唐诗选》以及宋绝句“电光影里斩春风”的引用；迷亭对禅机的理解“禅的机锋是非常俊俏的，所谓禅机无意于电光火石，其应物的速度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还提及道家《道德经》、儒家《易经》；以及对独仙君这个人物的塑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铸就了他。

最后，留学生活时对西方文化和思想切实的接触与吸收、借鉴，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1 900年，33岁的夏目漱石接受了文部省的派遣，去英国留学。可是，到达伦敦后，一方面由于政府发给的经费不足，无法进人大学学习。因而他用不充足的经费买了大量的书，躲避社交，闭门涉猎古今英文著作。另一方面，他亲眼目睹了伦敦虚伪、无聊、充满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体察到了金钱主宰一切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感到心力交瘁、茫然无措。然而，与此同时，夏目漱石也将在日本时对英国的曲解打破，并对其进行重新认识。19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随着宪章运动而来，使人们用冷静的眼光来观照现实社会、思考人生境遇，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去寻求改善人的自身处境的方法。20世纪初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也蓬勃发展。夏目漱石一方面受到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关注、阅读萨克雷、萧伯纳等人的作品。一方面还吸收西方启蒙时期“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进步思想。如：猫君所说“人类从利己主义引申出来的所谓公平观念，也许优于我们猫族......”。并且他的学习不局限于英国，而是广泛阅读各国先贤的书籍。这一点体现于《我是猫》中对古今东西哲人达士的名言、趣事、典故的引用。如：写雨果躺在快艇上思索文章；

斯蒂文森是肚皮贴床，趴着写小说的；《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拖着赫克托尔的死尸围绕特洛伊城墙绕行了三圈等等。两年的留学生涯增加了夏目漱石的知识积累，并且开阔了他的眼界与心界。

1903年回国后，作为自然主义的叛逆者，他针对自然主义者以事实的再现作为文学的观点，反驳道：“文学不应该是实际生活的拓本，而必须是有意识地虚构出来的“仿造品”，因为只有通过虚构才能产生超过“事实”的“真实”。”所以才有这样一只洞察人世百态的猫的诞生。而原定刊载一期的《我是猫》大受读者喜爱，于是，夏目漱石决定将它写成长篇小说，以此涤荡沉闷、污浊的日本文坛。这就是他酝酿已久的爆发期的到来。由此，开始了他持续近1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

参考文献：夏目簌石《我是猫》

第三篇：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史的一点心得体会

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史的一点心得体会

中教研07级1班刘玉

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史三天，在博士生导师朱老师的启发下，我有了一些感触和朦胧的体会。这些都是一些片段式的感想，也是我对近代以来中日教育史的一些看法。中国和日本在近代都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亚洲沉睡就是几百年的历史。日本是“黑船来航”，中国则是遭遇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都被敲醒了。于是日本、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努力学习西方，都讲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大批的先驱者奔赴欧美，学习西方近代的先进技术，并在本国发起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于是有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结果日本走上了救亡图存的快车道，中国腐朽的满清政府则是利用并残酷的镇压了抱有保皇幻想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日本的成功得益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虽然最终与封建势力达成了妥协并保留了天皇的称号，但是比较起同时期风雨飘摇的满清时代，无疑是幸运的。变革成功的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全面推行西化教育制度，派出大批公派留学生有针对性的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大规模聘请欧美专家到日本指导工业生产，日本终于在短期之内崛起，并以中国为突破口，走上了资本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在二战之前就已经超越英法德意等老牌帝国，仅屈居美国之下，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重视教育，是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在封建幕府时期，那时的日本番邦割据，各自交战，弱小的番邦苟延残喘，强大的番邦不可一世，在当时的日本就有大大小小四五十个番邦。其中有一个较为弱小的番邦，在饥寒交迫之际得到了友邦的百袋大米支援，国君不是拿来犒赏将士而是召集有识之士，将这批大米变卖，并将得来的钱财用来送青年才俊留学，七八年后，这些人才学成归国，迅速帮助该番邦崛起，并将宿敌击败。这就是日本著名的“米佰表”的故事。日本前首相小泉就曾在首相竞选时引用该典故说明自己的教育纲领。

相比日本的留学生拼命学习，救亡图存，当时某些中国的留学生是怎样的情形呢？著名文学家鲁迅，曾以优异成绩获得官费留学的机会，他在自己1926年写就的具有回忆录性质的《藤野先生》一文里对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鲁迅先生的笔触是辛辣、辛酸且有些悲凉的。1902年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境地。离著名的甲午中日战争过去了不过六七年的时间。中国作为战败国，割让了台湾，并赔款2.3亿两白银。如果说甲午中日战争是对中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一次考试的话，那么它同样也是中日近代历史中两国各自命运的转折点。日本获得了充足的相当于当时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原始资本，开始了从以纺织业为中心到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之路，走上了工业勃兴的阶段，同时日本的教育也得到了巨额的资本注入，日本的马蹄形教育体系也借此形成了。而作为当时的留学日本的中国公民，作为战败国的子民，在战胜国的地盘，肆无忌惮的展示着自己的无知和愚昧，怎能不让有识之士愤慨和悲凉？

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可以说是成功的。马蹄形教育体系及一系列教育制度的形成，使得日本教育倾斜于小学生和大学生的培养。虽然对中学生教育不大重视，但毫无疑问日本当时的教育战略是符合当时日本国情的。日本用五六年的时间，就普及了小学教育，小学入学率在十九世纪末达到惊人的98%，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盲流遍地，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还在大力建设扫盲班和夜校。在现代日本大学入学率达到惊人的50%，而中国通过十余年的大学扩招运动，以损失教育质量为代价达到20%以上。中日教育的差距可见一斑。这差距间接的体现了国家实力的差距。目前日本经济实力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仍然位居世界第二，而中国建国后稳定了十余年又开始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用三十年的时间追赶终于让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迈入世界前十的行列。

中国的大学扩招是有些盲目的，很多的大学求大求全，忽视了优势学科建设；很多非专业教师是赶鸭子上架，造成教学质量下降；很多大学忽视了基础设施建设以至于大批新生入校造成餐饮住宿系统应接不暇；很多大学不顾教育教学质量，只关注学生入校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对大学生的人生设计不闻不问，结果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困扰当前政府工作的一大难题。知识经济的到来，不只是中国需要解决日益高涨的上学需求问题，而且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高校扩招也是势在必行。日本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日本的对策是：重点高校不扩招，重点高校的任务是培养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国家教育投资的重点依旧是重点高校。扩招院校为日本的社区学院，这些学院依旧颁发国家承认的四年制本科学历，重点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日本的做法与欧美国家的做法是一样的。突出的优点是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保住国家教育科研的力量和优势。近几年日本科学教育界频频夺得诺贝尔奖金，就是对日本高校扩张政策的回报。当温家宝总理召开专题研讨会与专家学者探讨中国近几年科学研究止步不前的状况时，感慨日本近年来在教育科研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点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会学者专家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说。与日本留学生学成后纷纷归国相比，中国留学生至今有200余万人滞留海外，在为欧美做着贡献。日本国内对于教师是相当尊重的，很多日本人以作为一名日本小学教师感到自豪，而中国至今还流传着“家有二斗粮，不做孩子王”，甚至有人讽刺“站着教的，不如站街卖的”等等，在中国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比较尴尬的。

日本和中国的现代教育都提倡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中国教育先驱也都纷纷提出人性化的教育减负政策，现在举国上下实行教育教学的新课改运动。但是中日的素质教育在思想和理念上不相上下，但在具体的做法上还是有失偏颇的。什么是素质教育，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博士生导师朱老师在讲课时用鲜明的比喻描述道：素质教育就是让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发挥出来，让每个人都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而不是下一个套子，按照统一的某些专家学者的纲领，按照统一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完人。形式上的素质教育是每个学生都会弹弹钢琴，写写书法，跳跳拉丁舞，但实质上的素质教育是因材施教，有个性化的全面发展。教育应该是阳光、水、空气和土壤。对于地里的种子，不要硬性规定、刻意要求，要允许各种形式的存在。教育应该是不要在西瓜地里培养出豆角来，让人失去了个性、自我和本来面目。素质教育不是单纯的全面发展，会弹钢琴，又会绘画，固然是好。但如果没有教育的个性化，学无所长的学生同样在充斥市场经济规律的社会里难以生存下去，充其量只是花瓶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习日本教育史，同样让我明白很多道理。现总结如下：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搞好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遵循它，教育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成功；违背它，教育事业就受挫，就倒退，就失败。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工作中，要不断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掌握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关注教学素材的动态变化，给学生愿意学的，学得来的，不断创设好的情境，设置最近发展区，提高学习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三、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品德决定着今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随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给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和许多负面影响。日本教育史的沿革和变化告诫我们，不是西方的、国外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作为教师，要学会分辨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警惕把蚊子和苍蝇带进学生的头脑中。即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并且把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不良影响的“抵御”与“免疫”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实现培养目标。

第四篇：冷门优美的近代诗歌

诗歌是我们书法感情的方法之一，如下小编就为大家收集了几篇冷门优美的近代诗歌，欢迎阅读！

篇1：冷门优美的近代诗歌

痴人梦

c藏了心事，z藏了回忆

尘世浮华，谁人固执地在日记里锁些文字

接受眼前的生活，还有几人再握紧干涩的钢笔，没了泪水，何来点墨

有的没的，人心没了

放下眼前的一切可否找回昨日曾经

谁的长大不付出点代价

打开生命的锦囊，放飞梦想

高楼上，斯人独坐

抓住月牙，看世间风雨

世人总喜欢追逐爱情

总喜欢在安分的日子里整点刺激

多少装逼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孤独

每个少年都是诗人

少年都曾年少

爱就要爱得光明磊落

那年那人那事

青春好美，像一束盛放的玫瑰

回忆馨香，像一杯醉人的红酒

最美不过初相逢

陌生的笑容，砰然心动

飞舞的长发，洁白的纱衣，惊心动魄的美

妄想伸手抓住明月

却只扯下些绕指的情丝

篇2：冷门优美的近代诗歌

寻春

乍暖还寒的南风吹绿

太行山的星星点点

沉睡多年的老树又发新芽

雪白的窑洞前

红丝巾变成了辣椒一串串

秀丽的黑发不知飘香谁家

炉火通红依旧

飘过熟核桃的味道

可记否，皎月下的荷塘边

青核桃的涩还在嘴边

顺着黎明时分的辘轳声里

那青石板上吱吱呀呀的水痕

篇3：冷门优美的近代诗歌

老兵

侵华驻军时，兵临城下，你们挺身而出，宣言扬必胜，乱枪扫射，不屈亡魂国耻，共党挺民心，民不聊生，炮火连连疮痍，八年长抗战，兴起中华，复兴中国欢庆，又到国庆日，百年复兴，民族崛起时期，你恨抗日剧，作假装帅，心中一团火气，才知活不易，坦诚布公，讲述真实战争，若要他放弃，向亡魂跪，铭记亡国历史，再展凌云志，向您致敬，为国不屈灵魂！

兵是一颗种，创世兵魂，故里为英雄乡，可恨影视剧，胡编乱造，让您心寒还未死，夜半思魅影，兄弟齐心，当时众志成城，又思今朝时，别何无意，敬礼中国不倒！

讲述真实展，又到伤心处，别哭！我相信！

年迈几多时，谁想心未老，报国捐躯志！

踏过艰苦日，还讲以前事，祖辈守清贫，别看老朽枯，意气风发时，日寇胆敢来，让他魂魄散，不云几多恨，向国铭誓言，他日再战时，又轮回在世，决不让姑息！

第五篇：《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读后感

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然而，历史只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影响作用而产生的具象的体现，只有了解了一段历史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才能算得上是读懂了一段历史。对于我们而言，距离最近又最不容忘却的，莫过于日本侵华的那一段历史了。因此，我阅读了曾于日本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刘嘉鑫教授所著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一段历史。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一书以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为例，介绍了日本浪人的历史成因，理清了中国通的来龙去脉，力图将中国通、尤其是文人型的中国通从日本浪人之中分离出来。通过对典型的中国通人物思想的研究剖析，客观总结了日本近代中国通的复杂性格与思想特征，给予中国通知识分子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并通过中国通来阐述近代日本对华态度的历史成因及转变。此书首先以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为引子，指出了目前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的缺憾。作者认为，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发表了自己的中国观，谈论了中日关系问题，他们的思想言行，以及他们留下的大量的论著，有待我们去发掘和观察。

日本德川幕府末年，在有识之士之间酝酿变法图强。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由一个封建主义弱国一跃成为近代封建资本主义强国。在经过四十余年的跨越式发展后，日本达到了近代化的目标。然而，其后的日本，开始实施所谓的“大陆政策”，其目的是侵略亚洲，独霸中国。抗日战争前与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政府野心勃勃，右翼少壮派法西斯军人疯狂至极。这些战争狂人不但肆意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还与英美等西方列强国家相对抗，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侵略者最终在1945年战败投降，成为国际社会的阶下囚。

战争年代，日本妄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由于战败投降，那些自欺欺人的政治理想和口号自然烟消云散。同时，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兴亚论”思想和“中日合作联盟论”等观点，也被战后的历史进程所尘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开启尘封，拨云见日，重温历史，回顾过往，总结经验，吸收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使之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战前的日本之所以一步步地走向侵略扩张主义的深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与明治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有关，也与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认识紧密相连。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在日本的知识界，逐渐形成了“脱亚论”即摆脱顽固保守、不思改革进取的亚洲邻国，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的思想，与“兴亚论”即优先考虑扩大整个亚洲的民权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暗流。在现实政治发展变化的激流中，日本知识分子们的兴亚思想也分裂为两种类型：一是善意的，即中日两国平等联合；二十具有野心的，即日本侵略势力妄图独霸中国。中国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又在瞬息万变的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中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在学术研究上，中国通一直被包括在“日本浪人”之中，而真正的中国通却是一些精通汉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群体，这其中有好、有坏、有中间派，既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更不能与日本浪人混为一谈。作者试图将中国通独立化，以史为据，辩证地、客观地分析论证两个著名的中国通——后藤朝太郎和长野朗在抗战爆发前后的言行，研究他们思想发展变化的路线，揭示他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作者总结了中国通的几种思想性格。其一，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普遍蔑视中国的民众、否定中国的现实，但中国通们却或赞赏中国人的顽强精神、或高度评价中国的变化和进步。其二，中国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其言行也随波逐流，起到了体制扶翼的作用，但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又产生了非战的思想意识，表现出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其三，中国通反对“脱亚论”，而是沿着“兴亚论”或“大亚洲主义”发展变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看到清末的中国人既无忧国之情亦无国家权益之观念，官民自上而下浑浑噩噩、抱残守缺，“兴亚论”逐渐演变为侵略主义性质。此书透彻地分析了中国通的政治与文化的背景和观点，为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及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言而喻，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辅车相依的关系。但是，自明治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的衰弱，在日本朝野刮起了一股蔑视中国的风潮。“谢绝坏朋友”是通往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但这种言论在启蒙思想的名义下被夸大其词地宣传蛊惑。而一些中国通们坚持自己的思想不屈服于右翼分子的军国主义思想，以“捍卫中国”自居挺身而出。

目前的中日两国之间，悬案问题仍然堆积如山。我私认为，现在依然不能把眼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必须要深入了解中日两国的政治与文化等因素，研究社会背景与民众思想，唯此才能跨越中日两国之间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