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漫步穿越星际 托马斯诗歌引发翻译竞赛

第一篇：文学漫步穿越星际 托马斯诗歌引发翻译竞赛

文学漫步穿越星际 托马斯诗歌引发翻译竞赛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星际穿越》持续热映，用“虫洞”“五维空间”等名词征服一批理科生后，片中的文学元素也让“文青”们跃跃欲试。影片中，狄兰·托马斯的那首诗引起了一阵翻译热潮，音乐人高晓松、诗人伊沙等都尝试了不同的翻译。对于中国科幻迷来说，则免不了拿这部影片与中国科幻大神刘慈欣的《三体》进行比较，也有不少文学爱好者把视线对准了墨菲的书架。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托马斯诗作哪个译版好？

作家陆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克里斯托弗·诺兰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专业，而狄兰·托马斯被看作是自奥登以来英国最重要的诗人。片中为何多次响起托马斯的诗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night(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诺兰曾这样回答记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首诗全篇都在讲人是怎么样对抗死亡，怎么样面对死亡，关于这个主题我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人用英文写得比它更好。”

这首诗歌在中国引起翻译热潮，除了巫宁坤、海岸的译本外，音乐人高晓松、诗人伊沙和不少网友都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解读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night。青年作家陆源今年策划出版了托马斯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集《青年狗艺术家的画像》。他说：“看电影时，听到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心里很震撼，我很早就读过这首诗，知道它是说什么，跟电影场景联系在一起时很震撼。”

陆源觉得，诺兰对托马斯的这首诗理解很透彻，“他不是为了用而用，而是把很多意象化的东西表现在电影里。影片中有两个场景印象深刻：一个是布兰德教授在弥留之际读出‘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白昼将尽，暮年仍应燃烧咆哮’，这是他个人在生命最后依然在努力，暮年仍在燃烧。这首诗是托马斯写给晚年父亲的，联想到电影场景很让人感动。”

让陆源感到震撼的另一个场景是当火箭升空时，响起了这首诗，“如果把整个人类比作一个人的话，他同样到了暮年，面对将要灭亡的时刻，暮年的人类依然做着最后一搏。这种大的意象化含义很震撼。”

陆源接受采访时手里拿着海岸、傅浩、鲁萌翻译的《狄兰·托马斯诗选》，这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黄皮书几乎快被他翻烂了。谈到几个翻译版本之间的比较，他举例说书中译者海岸把“goodnight”翻译成“良宵”，此前巫宁坤老师翻译为“良夜”，这两种翻译没太大区别。他说：“我不属于特别挑剔的读者，只要翻译得不是特别离谱，还是能接受的。我这两天也看到几个不同的版本，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不必争个你死我活。作为读者和观众，也可以从不同的版本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诗人伊沙 无法接受巫宁坤“良夜”版

问及对翻译版本的看法，诗人伊沙接受采访时称自己作为诗人还是很较真的，“有的人喜欢吃粗粮，那没办法。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观众离场最多是穿越时，影片抛出来大量的科学知识，很多人主观上不想去接受这些知识。作为诗人来讲，我无法接受巫宁坤的译本，在影院看到时就不相信它，第二天我就翻译了一个版本，之前我也翻译过托马斯的诗”。

在伊沙看来，翻译诗歌的译者最好是写过诗的，“诗人翻译诗歌可能最有发言权，比如此前版本里把goodnight翻译成良夜，这种新造词语我不喜欢。并不是说新词不好，而是用的方式和传达的思想。还比如，我把聪明的人翻译成智者，善良的人翻译成仁者，狂暴的人翻译成勇者，这都是很诗人化的表达。”

谈到对《星际穿越》带火了托马斯这首诗的说法，诗人伊沙很不赞同。他说：“这其实是一种很第三世界的说法，还有媒体说是电影激活了一部旧作，不能这么说，其实很多中国读者根本没读过这首诗。但它在英国、英语世界是家喻户晓的，是他们中学课本中读到的诗。电影院里是听到自己耳熟能详的诗，就像中国观众看一个中国电影听到李白的《静夜思》。”

伊沙认为，除了影片中的黑洞、五维空间等元素构成的叙事结构，最打动人心的是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前段时间我在美国待了一礼拜，那里的风景还是挺美的，在这种环境下依然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反观我们国内的自然环境，其实真的应该反思，那种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伊沙表示，这首诗升华了电影的内涵，是点睛之笔，如果明年诺兰拿了小金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狄兰·托马斯。

《三体》和《星际》哪个强？

《科幻世界》副总编 都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延续

随着《星际穿越》的热映，很多中国科幻爱好者把它跟刘慈欣的《三体》进行比较。《三体》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有网友说：“没看过《三体》的人会觉得这是一部神片，看过《三体》的会觉得刘慈欣探讨宇宙生存下的人性更加宏伟和深刻。”

《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接受采访时说：“很多科幻爱好者在看《星际穿越》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刘慈欣的《三体》，实际上一部小说和一部影片是没法正面比较的。两者都是有超凡的想象，也都足够宏大。虽然写的是浩渺的太空，《三体》甚至写到了宇宙的终结，它们都和我们的现实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延续。”

姚海军认为，《星际穿越》之所以有这样的热度，很重要的原因是有饱满的情感在里面，这也是跟《2012》等电影不同的地方。“从生命个体的角度有父女的亲情，宏观的角度是科学家对整个人类的爱，这种爱对留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是残酷的，但对物种来说却是最终极的一种爱。”另一方面来说，由《星际穿越》热度引起观众对国内科幻作品的关注，也是一件好事。

谈到中国科幻电影的问题，姚海军说：“主要是好的科幻作品太少，这些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是很迅速的，但是比起读者的期待来说还是不足的。刘慈欣这样的科幻作家太少了，我们掰着手指头数，可能也就数出四五个来。《三体》这样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的，跟美国的那种产业化模式比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不久《三体》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姚海军表示，从他收到的一些反馈来说，评价都比较好。

刘慈欣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者在题材上比较接近，都是将地球上的大灾难和太空联系起来。他不觉得诺兰会从《三体》中受到启发，影片中的黑洞、时间旅行、五维空间在科幻小说里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它关于黑洞的那部分更像咱们国家的另一部科幻小说，叫《飞向人马座》，是中国科幻之父郑文光写的，几乎跟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可是很多人没有看过那个小说。”

墨菲书架上有哪些书？

在影片《星际穿越》中，墨菲书架不仅仅是串联起“五维空间”与现实世界，同时也架起了库珀和墨菲这对父女之间“爱”的桥梁。正如片中所说：“唯有爱能使我们超越维度、时间和空间。”而那个庞大书架上的书，也被细心的影迷挖出书名。

其中，能够看到书名的包括伊恩·班克斯的《捕蜂器》、T.S.艾略特的《诗歌选集》、斯蒂芬·金的《末日逼近》第一版、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简·奥斯丁的《爱玛》、玛德琳·英格的《时间的皱纹》、博尔赫斯的《迷宫》、莱·波·哈特利的《送信人》、艾勃特的《平面国》。

在电影上映之前，就有影迷通过一个画面截图发现了6本书，包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克·哈普林的《冬日传奇》、马丁·阿米斯的《时间箭》、特德·摩根的《毛姆传》，以及伊莎贝尔·沃尔夫的Out of the Blue、柯蒂斯和戴安·欧伯汉斯利夫妇的《下风口：一个原子的故事》。

此外，也有资深科幻小说爱好者列出了可以与《星际穿越》并驾齐驱的科幻大作，比如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西蒙斯的《海伯利安》系列，威尔森的《时间回旋》，以及克拉克的《太空漫游》系列等。

第二篇：美国文学诗歌名篇翻译赏析

I shot an arrow……

我射出一支箭……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我把一支箭射向空中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不知它落在何方

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

飞得那么快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ight.眼睛难以追寻它的方向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我对着天空轻轻唱歌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不知它消逝在何方

For who has the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谁的眼光能如此敏锐犀利

Tha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a song.能跟上歌声的翅膀

Long, long afterwards in an oak,很久很久以后，在一棵橡树上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

我找到了那支箭，仍未折断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也发现了那支歌，自始自终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在朋友的心中欢唱

This poem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iambic form with the feet “aabb aacc ddee”.In the poem, Longfellow sings the friendship implicitly and skillfully.The arrow and the song in this poem stand for the friendship.When he shot an arrow and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he did not expect to find them any more.But many years later, he came across with the arrow and found that his song was always in the heart of his friend.This suggests that the friendship is everlasting.I’m Nobody!

我是无名之辈

Emily Dickinson

I’m nobody!Who are you?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Are you nobody, too?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don’t tell!

那么我们就是一对儿了！千万不要透露出去

They’d banish us, you know!

不然我们都会被他们驱逐，你知道。

How dreary to be somebody!

做一个某某，是多么沉闷无聊

How public, like a frog

众人像是青蛙

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day

整日地把你谈论啊

To an admiring bog!

对着他们倾慕的泥沼

This poem is Dickinson’s most famous and most defense of the kind of spiritual privacy she favored, implying that to be a Nobody is a luxury incomprehensible to a dreary somebody—for they are too busy keeping their names in circulation.But to be somebody is not as fancy as it seems to be.A traveler comes to a fork in the road and needs to decide which way to go to continue his journey.After much mental debate, he picks the road “less traveled by”.The poem describes the tough choices people stand for when traveling the road of life.The words “sorry” and “sigh” make the tone of poem somewhat gloomy.Different choices will lead to different life journeys.And all these depend on one’s momentary decision.The road not taken

未选择的路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Though as for that passing there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Dreams

梦想

------------Langston Hughes

Hold fast to dreams

紧紧抓住梦想

For if dreams die

梦想若是消亡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生命就像折了翅膀的鸟儿

That cannot fly.再也无法飞翔

Hold fast to dreams

紧紧抓住梦想

For when dreams go

梦想若是消失

Life is a barren field

生命就像贫瘠的荒野

Frozen with snow.雪覆冰封，万物不再生长

The theme of the poem is to tell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dreams.Without dreams, one will be like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 never fly.Without dreams, one’s life will be like a frozen barren field, full of sorrow and desolation.Also, dreams here also refer to the black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 equality and civil right.

第三篇：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读廖七一《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有感

海上译谭之七

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

――读廖七一《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有感

谢天振

回顾最近一、二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发展，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当代国际顶尖级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像福柯、德里达、埃科、斯皮瓦克、埃文－佐哈尔、尼南贾纳、希利斯·米勒等，都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并对翻译发表了相当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而与此同时，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像安德鲁·勒菲弗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西奥·赫曼斯等，都跳出了原先翻译界比较狭隘的、仅仅关注两种语言转换的层面、而共同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阐述翻译。这个景象我们称之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以为这两个转向非常值得我们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的人士重视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国长达一、二千年的翻译研究历史基本上都集中在讨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上的一些问题上的话，诸如翻译的技巧、策略，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风格等等，至多也就是讨论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也即译学界所称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那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翻译研究者的目光就不再局限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如符号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而且，即使是曾经在当代西方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没有一直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的层面。譬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发展到动态对等理论，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成为当代国际译学研究中的一个趋势。正如已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也即是说，这一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6,p.7）国际译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滥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八十年代蔚为大观，至九十年代末则通过巴斯奈特之口宣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完成”。

代表国际译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们的著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陆陆续续地开始介绍到国内来，这其中也包括廖七一教授主持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和《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两书。然而，国内译学界对国际译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及其代表性理论著作的反应却是比较复杂。一开始他们对国外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的迹象并不十分敏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国门初开，国内译学界首先注意到的是国际译学界中于五十年代开始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他们对卡特福特、纽马克、尤金·奈达等一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家们的著作及其理论更能理

解和接受，因为“等值”、“对等”的理论与他们关于翻译的固有理念更为契合，而对于文化学派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译论，不少国内译学研究者多少感到有些隔阂。所以，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国外翻译研究中代表“文化转向”的译论不断介绍进来，国内译学界比较多的人首先感到的是他们信奉了几千年的译学理念――“忠实”的翻译观，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有人因此惊呼：“近十年来，随着解构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传入，翻译的忠实观在我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其地位已岌岌可危。”同时感到困惑：“翻译还要不要讲求忠实？”（孙致礼《翻译应该尽量“求真”》，《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

还有的人面对近年来译介进来的文化学派的译论，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是对“信”与“化境”的消解，因而发出近乎惶惶不可终日的哀叹：“作为传统翻译标准的‘信’（‘忠实’）的‘神话’正在走向终结；作为翻译最高境界的‘化境’标准也被视作与‘解构主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凡此种种，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照此发展势头，传统译论中的某些核心理念也许将日趋式微并最终淡出，亦未可知。”（刘全福《当“信”与“化境”被 消解时》，《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读到了廖七一教授的《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读到了一部明确宣称“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非规定性的（prescriptive）”翻译研究论著，我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国内译学界终究还是有人能正确理解、把握当前国际译学界出现的“文化转向”的实质，终究还是有人能恰当借鉴和应用国外文化学派的译论。不仅如此，他还能融会这种译学理念，然后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里寻找到合适的个案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不仅为国内已经发展到迹近显学的胡适研究添上独特醒目的一笔，更为国内译学界提供了一个鲜明厚重的描述性研究的个案实例。

廖七一教授的这部著作《文化转型中的胡适诗歌翻译》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这不仅是国内胡适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国内译学界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突破。作为译介学理论的首创者，我还觉得这是一部最能从实践研究层面体现比较文学译介学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样本，是目前国内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的一大收获。

对国内胡适研究的详情我了解得不多，但从本书作者收集、提供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国内研究胡适的文章从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即多达1444篇，2000年后发表的研究胡适的论文也有733篇，但其中研究胡适翻译的却只有25 篇，而研究胡适诗歌翻译的更只有寥寥4-5篇。仅此一端，即已经足以彰显本书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的意义。

然而，本书的意义决不简单地在于“补白”。传统的从文学角度出发的胡适研究多关注胡适对白话运动的贡献，也都会提到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但像本书这样对胡适的译诗做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的，却几乎没有。而七一教授通过对胡适译诗全面深入的考察，发现了胡适在诗歌翻译主题上的转变――从急功近利和“济用”主题转变到宗教、哲学、文学，以及对人性的关注，进而指出这正好表明胡适“救国之道”理念的发展和成熟，表明胡适志趣理念的嬗变。

与此同时，七一教授又考察了胡适译诗的语言和文体的变化。胡适译诗的语体也有一个从五七言古体、骚体到白话自由诗的过程。七一教授指出：“胡适用白话译诗不仅暗示了他平民大众的阶级定位，同时也表现出他平民化的文学观念。”他更进一步指出：“胡适译诗的平民化，体现了中国传统诗歌现代化中的民间化趋势，适应了诗歌深入民众、反映现实的历史必然要求，从而改变了文人士大夫贵族化诗歌的偏狭心理，革新了译诗的语言，探索了译诗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传统的诗学观念，为白话新诗创作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新诗向语言白话化，文体的通俗化和内容平民大众化的转变。”这样的一些分析，应该说都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我比较熟悉、也更感兴趣的是七一教授如何在当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应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理论，来分析胡适诗歌翻译这样一个中国文化语境

中的独特个案。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觉到，七一教授的这部专著是以西方译学界的操控学派理论为其研究前提的。尽管书中对此并没有明说，但作者显然坚信，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受制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受制于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的需求”，坚信“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左右他对原文的解读，并左右译文的倾向和功能”。基于这样的立场，本书作者就能从胡适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发现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窥见胡适的诗歌翻译与当时流行的文学理念和翻译诗学的偏离和叛逆，从而体会到“翻译文化批评强调译者的显形（visibility），强调意义的丰富性与差异性，确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对庞德和胡适译诗的比较研究是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章节之一。作者通过仔细的考察，归纳出两人在诗歌翻译方面的三个共同点：“其一，他们有明确的翻译目的，‘极力通过翻译文本将自己的交际目的付诸实践’，使翻译与自身的文学使命联系起来；其二，超越主流的诗学规范和传统的忠实观和翻译手法，在诗体、诗形和语言上刻意尝试；其三，他们的译诗都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被当作创作来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之所以如此，作者分析说，是因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思想实际上与巴斯奈特、本雅明的翻译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高度重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和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生命的延续（life-hereafter），而不是过分计较译文是否字当句对。这对当时的主流诗学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和创新性’。”不无必要一提的是，作者在进行这一个案的比较研究时，注意力不在于纠错正讹，也不在于评判两者孰优孰劣，他关注的是两者背后隐藏着的文化与文学转型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传统巨大差异掩盖下的“一致性与规律性”，这就把翻译研究带上了广阔的文化研究的层面，也使本书具有了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价值。

本书对译者意图和文本功能的分析也给人以相当深刻的印象。这一章也许是全书最富理论性的一章，同时也最能透露出作者对当代西方文化学派译论的娴熟把握。七一教授非常正确地指出：“但是，翻译应该如何是一个规约性的标准，并不能代表翻译研究的全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文本的文化功能将成为译论研究的重点。多元系统、女性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实际上已将翻译置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之中，研究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发生、形成和运作的机制。”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译学理念的指导下，本书作者在从事胡适诗歌翻译这一个案研究时，才没有把精力化在探究胡适在翻译诗歌时的一字一句的意义得失，而是通过在宏大的文化层面上对译者意图、翻译策略和文本功能转换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揭示出胡适诗歌翻译开创中国白话新诗纪元的意义，揭示出胡适的诗歌翻译为白话新诗在中国的接受所提供的话语支持的价值。由此可见，本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而是一部比较文化的著作，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对比较文学，国内学界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比较文学就是把一个外国作家与一个中国作家进行比较。其实，比较文学界早就对这种肤浅的“X+Y”式的“比附”研究进行过批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更具实质意义是研究者的眼光、切入点和看问题的立场。当我们站在宏大的中西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背景上，能揭示出原先在狭隘的民族（国别）文学的框架内所不能发现、所无法阐明的问题时，我们的研究就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廖七一教授的新著也为国内比较文学界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个案研究的范例。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指出并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是，本书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严谨的学风和标准的学术规范：有简洁明了的课题史交代，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思想指导，有明确出处的引文和注释，有必要的参考书目和索引，另外，还配有“胡适译诗年表”和“胡适译诗”这样的附录，从而使得这一个案研究显得相当严谨和完整，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前期理论准备和资料收集和占有工作。事实上，我当初一拿到本书的电子文本后，就立即推荐给我的博士生们，要他们好好阅读这本书，以本书为楷模撰写他们的博士论文。虽然新时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但像本书这样严格恪守学术规范的论著仍

然不很多见。

我和本书作者廖七一教授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此前我一直在比较文学圈内活动，而他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最早从事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活跃在国内翻译界，所以我们并没有机会相互认识。2001年4月，青岛举行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我应邀出席。会议报到那天，时任花城出版社总编的罗国林先生拉着我去喝咖啡，走出宾馆没几步，迎面碰到一位中年学者，独自一人在散步，于是邀请他与我们同去喝咖啡，他也欣然接受邀请。此人就是廖七一教授。

初次见面，我们就谈得非常投机。廖七一教授讲话慢条斯理，声音不高，恰似他的为人：低调而毫不张扬。但他谈问题时的理论意识却非常清晰，分析国内译学界存在的问题时也颇切中肯綦。当时他还在四川外语学院副院长的位上，但与他交谈时，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官腔和官气。事实上，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也确实不是“官”，而是学者。也许还可加上一个身份：文人，一个淡泊名利的潇洒文人。（他喜欢旅游，常常会独自一人带着照相机走遍好几个尚未开发的风景点）所以他从青岛回去后不久，就坚决辞去了副院长的职位，而潜心去做他的学问。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看待他的辞职，于我而言，我是非常欣赏的。我甚至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读到这样一部厚实、规范的学术著作，就与廖七一教授他的这一人生定位和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青岛会议之后我们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和往来。我读到了他与李小均合作翻译的苏珊·桑塔格的《在美国》，体会到他不仅擅长于翻译理论，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翻译实践能力。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廖七一教授在教学方面的成就。我曾两次应邀赴四川外语学院为他指导的研究生开设译介学系列讲座。当我返沪后收到川外研究生部寄来的这批研究生的学期论文时，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二十余名听课的研究生交上来的学期论文，竟然有一半以上都表现出很强的理论思维和出色的科研能力！（另一半也并不差）我讲学过的学校也算不少，但像如此之多的研究生能有如此整齐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却还是不多见。我想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廖七一教授对他们的严谨的学术训练和指导。

最近几年来，国内的译学建设发展很快，成绩斐然。但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国内翻译界不少人士对当今国际译学界实现文化转向后的形势走向及其实质的认识还是不足的，甚至有些模糊。七一教授的新著应该对人们认清“规定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的区别、把握文化层面翻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有相当的帮助。我希望七一教授、以及其他许多像七一教授一样有志于中国译学建设的同行，能不断贡献出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如果这样，那么中国译学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了。

原载《文景》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