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第一篇：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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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亚玲

来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4期

摘要：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有政策因素、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信息因素和农业生产因素。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需要针对以上几个因素采取相应措施。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4001807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1]。这段表述充分说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更对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发展将始终存在障碍。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收入相对较低者的劳动积极性会大大减退，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从社会角度看，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否，如果收入分配问题得不到改善，极有可能激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这些可预见的后果都迫切要求政府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概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逐步攀升。相较于1978年，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3.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52.2倍。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提升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中国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综观图1，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21 809.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6 977.3元，增幅明显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57倍扩大为3.16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图1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比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图2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对比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上同样存在较大差距。综观图2，尽管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呈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但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始终大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6.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为40.4，二者一直存在较大差距。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依旧十分严重。如果经济的发展伴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就会被收入差距带来的负效应部分甚至完全掩盖，这种经济发展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分好。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政策偏差 1.户籍制度的限制。

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制度由此建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也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现有的户籍制度却与城镇化目标背道而驰。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指标计算却只有35%左右，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接近80%的平均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镇工作，在为自己的生活谋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后并不能转入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市人的福利，而城镇居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户籍制度的保护，享受城市人的待遇和社会保障，在各项需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进行高效的学习和工作，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的生活情况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2.对农业生产投入不足。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多年来，政府一直非常关注农业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还不够充分。综观图3，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58%，超过一半多，可见农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经营性收入。但从图4看出，政府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仅占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9%，这个数字相对于农业收入在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占比来说，显得十分渺小。

图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性纯收入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图42011年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农业生产是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政府对此投入太少，对于满足农业充分发展远远不足，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

（二）人口数量的差异

温总理曾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段话表明人口数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众多为中国的发展积蓄充足的力量，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也受到了人口因素的影响。据调查，在2010年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直到2011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才降为48.7%，依旧接近一半的比例。综观图5，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一直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很大比例。其中，1978年，城镇人口为17 245万人，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92%，而农村人口为79 014万人，占全口人口总数比例为82.08%。从两个方面分析，可得出人口因素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存在紧密联系。第一，由于农村绝对口数量过多，而农村经济发展又跟不上城镇，进一步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下。第二，城镇人口绝对数量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比较少，能充分保障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分充足。

图5城乡人口分布

综合以上分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受到人口数量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有限增加不能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到有效增加，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可直接反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上去，这样的双向影响只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教育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接受教育实际上是在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此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直接导致由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不同，即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同。另外，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从事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有直接联系。劳动生产率是影响生产力水平的主要因素，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低劳动生产率必将被市场淘汰。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生产技术的能力越强，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从而从劳动中获得的收入也会越高。

中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之于城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较低。据调查（见表1），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以上的人口数占城镇人口比例的10.9%，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以上的人口数仅占农村人口比例的0.7%，这些数据充分说明高学历的农村居民相对于高学历的城镇居民来说十分匮乏，用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中专）程度的数据考察，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综观表1，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大多处于初中（小学）程度或小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学程度以下，这些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92.2%，而城镇居民中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人口数仅占城镇总人口的63.4%。

由以上数据可知，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为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农村居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依据，所以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

（四）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机会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往往与个人收入水平的差异有一定的联系。引起信息化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信息资源利用程度的差异以及信息传播的差异等。下面，笔者将根据城乡宽带接入用户的数量和城乡电话用户的数量两个指标来对城乡信息化水平的差异进行说明。

综观表2，城乡宽带接入用户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我国城市宽带接入用户为9 963.5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为2 475.7万户，城乡差距较大。到2011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城市宽带接入用户为11 691.4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为3 308.8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不仅与当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相差甚远，而且与2010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综合以上数据知，城乡居民信息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

（五）农业发展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众多成就，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农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局限性。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采用传统方式进行生产，机械化水平不高。另外，农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这种偶然性因素可能使农民的收入直线下降。这些局限性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下面，笔者将着重就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情况说明农业发展存在的局限性。

综观表4，中国农业器械拥有量逐年增加，2011年，农用器械总动力达97 734.7万千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4 406 471台，小型拖拉机18 112 663台，农用排灌柴油机9 683 914台。从绝对数的角度看，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总体情况还不错。但一旦考虑到中国的耕地面积，这个数字就显得有点单薄。据统计，中国耕地面积为14.9亿亩（注：较实际面积可能偏低），约为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目前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太低。

以机械化水平低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局限性直接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自然而然得不到提高。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存在困难，城镇居民收入平稳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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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

（一）调整相关政策 1.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使农村居民很难转入城市户口，农民的社会保障得不到满足，收入水平得不到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成为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户籍制度是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服务的，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应侧重对农村居民权利的维护。要想使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首先就要废除现有户籍制度中关于农民进城后不能转入城市户口的规定，应该放宽要求，使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农村居民有可能转入城市户口。仅仅只是转入城市户口还不能完全解决户口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居民在城市安居乐业，政府应针对转入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制定相应的政策，完善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他们能真正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障、退休福利和免费教育等等。只有确保农村居民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福利，才能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2.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三农”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政府正以实际行动一步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笔者认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应该抓住重点，有针对地进行。

第一，政府应向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为农民进行集中培训。向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农民学会这种生产技术，熟练运用其进行生产。这就要求政府采取相关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安排专门人员深入农村，进行一对多培训，直到农民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这门技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第二，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一些地理环境恶劣的农村地区的投入。基础设施是农民进行生产最关键的载体，只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第三，政府应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用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比例。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可以节省农业生产的时间，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政府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多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控制农村人口

庞大的人口数量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

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需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需要控制农村人口的增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执行的管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不违反政策。由于农村居民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往往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出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于人性角度的考虑，管理者的工作也困难重重，所以这项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完成。另一方面，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需要确保城镇化建设平稳进行。城镇化建设能够使一部分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减轻农村的负担，让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从而平衡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两项措施能够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作用。

（三）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

在这个高速发展并且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首要因素。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远远比不上城镇居民，这就导致了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比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是产生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为了改善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状况，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首先，政府应该确保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将其切实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去，保证农村地区教学设施齐全，教学资源丰富，师资力量强大，保证农村学生能够在舒适的环境里学习。最后，政府应该关注农村居民对子女接受教育的观念与想法，尽量让每位居民意识到教育不分男女，女孩读书也能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收益。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根本的方法，需要每位公民的共同努力。

（四）缩小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

由于城乡存在许多差异，必然会导致城乡信息化水平不同。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有关的结论，因此，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要求政府大力扶持，政府应该降低农村信息服务价格，给予农民接受信息服务相应的优惠，使农民能负担起信息服务的费用，享受信息服务的便捷，从而融入到这个信息化时代当中，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另外，政府需要关注农村居民接受信息服务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尽量改善农村居民接受信息服务的现状。

（五）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由于中国耕地分布比较分散，难以集中进行规模化生产，所以耕地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生产效率较低。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国家鼓励私人承包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进行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侵害；其次，土地由私人承包使得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这两处弊端都不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另外一种方案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实现土地立体利用。目前，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的还是农业生产，要实现土地立体利用就需要农村居民从事多样化生产，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进行养殖业、渔业、畜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牧业生产。在多样化生产的条件下，农村土地的利用率将大大提高，居民的收入也会随着从事的产业种类增多而有所增加，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作用。

四、结论

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发展前景令人堪忧。惟有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才能取得长期稳定的发展。要缩小成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深度分析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制定相应措施并将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去。但是我们深知，在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阻碍和困难，因此这注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有通过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继续腾飞才存在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李银河，王震宇，唐灿，等.穷人与富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4]秦兴方.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机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杨宜勇.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市场经济研究，2003（5）：55-57.[6]王少平，欧阳志刚.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J].经济研究，2007（10）：69-71.[7]马斌，张富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2）：12-15.[8]胡文静.从安徽城乡居民收入现状看未来收入分配公平走向[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2）：44-46.[9]张立彬，杨军花.信息分化问题的社会学思考[J].情报科学，2006（11）：28-31.[责任编辑：范君李丽]

第二篇：浅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也充分的反映出了这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在改革初期为0.32，20世纪9o年代以后逐年上升，1999年达到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当前，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缩小城乡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目标。可见，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差距扩大的危害，正在积极采取对策，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着力突破的重大任务。因此，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收入差距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均促进了收入格局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行业、所有制、地区、城乡之间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

（一）行业收入差距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不大，高工资行业多为采矿、地质勘探、建筑等高危险且条件艰苦的行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产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传统的工资格局产生了很大变化，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1978年至2010年32年间各行业中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比，改革开放之后行业间的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发展过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先从1978年的1.81降至1988年的1.57倍，但1988年后行业差距迅速扩大从1.57倍增至1994年的2.38倍；随后两年收入差距比下降，1996年比例降至2.08，接下来又迅速增长，特别是2003年达到4.63倍，并逐渐扩大2005的4.88，2010年收入比又略有下降，降为4.65倍。

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垄断经济造成了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职工平均货币收入加实物分配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垄断性经营行业（如金融、邮电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助减少，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

第二个原因是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竞争较充分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增长较快。其他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派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二）所有制收入差距

1.所有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在公有制经济内部，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高于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1978年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44元，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为506元。二者的绝对差距为138元，相对差距为1.27:1。而到了2010年，非私营企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7147元，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0759元，绝对差距已经扩大到16388元，相对差距也扩大到了1.78:1。从197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56.68倍，年均增长率为13.44%；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40.02倍，年均增长了12.22%。可见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于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率。

2.所有制收入差距成因分析

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领域，集体企业则大多数集中在轻工业、商业、服务业领域。建国初期，我国致力于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强调发展重工业。在制定工资政策时，重工业的工资定得比轻工业工资高，这是造成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比集体企业平均工资高的原因之一。另外国有企业的技术装备率普遍高于集体企业。这样国有企业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带来的收益回报率相对也比较高，也是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集体企业平均工资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私营单位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使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但是涉及到民生等行业的单位仍是非私营单位，而且其垄断的行业利润等原因致使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公司仍高于私营单位。

（三）地区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

造成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差异

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工业设施完备，科技水平较发达。中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也比较好。东北地区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的生长。而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地处边区交通信息闭塞。这种地域的差异性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国家政策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鼓励人员向西部流动，西部城镇人口的收入要高于东部地区。80年代，政策开始向东部倾斜，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开始持续大幅度快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第三，经济一体化影响

东部地区出口产业比重较高，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更有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浪潮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能源密集型产业较多，受经济一体化影响较小。东北地区由于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重工业基地，并未受到经济一体化多少影响。

（四）城乡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上升

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即相对收入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年到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983年1.82倍，为历史最低点。而在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进一步拉大，1994年达到了又一个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升为2.86:1。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1，此后几年持续创出新高，2002年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直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3.28:1。正如有关部门曾经提到的，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到6:1。

2.生活水平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的是生活水平的差距。2006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0359元，而农民消费水平只有2848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民消费水平的3.64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消费水平之比为2.19:1成为了历史最低点，1995年扩大到3.76:1，之后有所下降，到1997年降到阶段性最低点3.38:1，接着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到2006年已经达到3.64的历史最高水平。说明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消费水平的差距并没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存在的收入差距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行业、地区、所有制、城乡均有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出现。而尤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下面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农村方面，农村收入起点低，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其发展程度不能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进程相协调，造成现在农民收入持续在低位徘徊的尴尬处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这个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可见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化进程，必须对农村收入过低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此提出四条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国家财政中支农的比重，重点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及农村教育的比重，重点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及农村教育的投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二，稳定农产品的价格，建立健全粮食储备调节机制，提高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第三，解除劳动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化保障，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提高农民非农业收入。

第四，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是城镇方面，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因此现阶段城市应尽力去帮助农村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农民收入增加，创造城乡和谐发展的新局面，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具体建议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贡献，城市也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总之，只有不断的对城乡二元制度进行一元化改革和调整，以及国家对农业进行持续和足够力度的投资的基础上，才能在根本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解由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和谐中国早日实现。

第三篇：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

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理论模型与计量检验

摘 要: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二者成反方向变化。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它是国民收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初次分配的结果。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攀升。就全国而言, 1978年的基尼系数在0.3左右1988年是0.382, 1995年达到0.452①。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除了比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稍低外,高于高收入发达国家、中欧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以及中东和北部非洲[1]86。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因此,报告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而全国总体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四个部分。坎布尔和张晓波[3]87-106(Kanbur anZhang)利用广义熵指数(GE Index)分解,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虽然由1978年的78.57%降低到2000年的56.05%,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仍然达50%以上①。

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及其成因和未来走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

目前,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内生了城市偏向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第二,要素市场的扭曲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三,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关键性作用。第四,从经济开放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

第五,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其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第六,强调人力资本、生育率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内在关系,如郭剑雄所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终消除,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城乡之间生育率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积累率的趋同。” 但是,目前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存在几点不足。

首先,从价值判断来看,现有很多研究更多地是从结果公平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现状和演进趋势进行批判,忽视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包括合理成分,又包括不合理成 分。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当代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源于经济结构转变中不同部门发展的不均衡,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1885年,日本非农户家庭和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比率为1.32, 1930年这一比率达到最高的3.13，从1930年开始一直降低, 2000年左右这一比率基本为1。因此,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能从纯粹的道义、道德角度做出判断,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当前过高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扩大的趋势,科学地研究其内在根源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其次,从政策建议看,现有文献更多地建议从城乡再分配政策的调整角度来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这种调整,仅仅能够在短时期内缓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上,开源比节流更重要。农业革命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革命或结构转变的前提,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共识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社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加速结构转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解决的根本途径。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组合应该以建立现代农业为中心,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在传统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经济结构转变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二元经济结构变迁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比较多,之后并不多见,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很大,因此,从经济的二元性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就具

有重要实际意义,同时,也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按照布吉尼翁和莫里森[24]233-257的做法,使用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①作为衡量经济二元性的指标,研究经济的二元性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关键作用。二

假设经济存在两个部门: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农村农业部门的产出取决于所投入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由于农村家庭承包土地采取30年不变政策,因此,中国农村家庭土地数量基本是不变的,我们在农业生产函数中可以把土地作为一种固定的投入要素,从而农村农业部门产出水平仅仅取决于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同时,我们假设农村农业部门生产函数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因此,农村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如(1.1)式所示: 

假设城市非农业部门的产出也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而且,城市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也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如(1.2)式所示:

又假设无论是农村农业部门还是城市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都符合以下条件:

假设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居民收入仅仅来自各自劳动力工资收入,且每个居民都拥有一单位劳动力要素。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要素的收入等于其边际产出,为此,农村农业部门居民收入就等于其工资收入,而工资等于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的边际产出的乘积,即式(1.3):

同理,城市非农业部门居民收入也来自其工资收入,等于工业品价格乘以工业的边际产出, 即式(1.4):

由于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为:

门人均产出比,即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表示工农产品价格比;表示工农部门劳动产出弹性比。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由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非农产品与农产品的比价和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的产出弹性比共同决定的。在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的产出弹性比相同情况下,从式(1.7)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成反方向变化,即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是经济结构转变中城市非农业与农村农业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反应,即二元性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三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来实证检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式中,yt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xit是一系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包括: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RRLP)、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APPI)、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API)、乡镇企业就业增长率(TVESEM)、增量资本产出比(ICO)、第二、三产业就业增长率(SE & THEM)、城市人口比例(URBAN)、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RCL)、人均GDP(AGDP)等变量。其中α、βit为待估计系数,μ残差项。同时,除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之外,我们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中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蒋云赟和任若恩(2004),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二)模型结果

表1是回归结果,模型1和2是以1978-2006年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和名义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算结果;模型3和4是以1985-2006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算结果。

根据回归模型的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农业对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都将缩小城乡差距。这也证实我们的观点: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点要从初次分配层面展开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城市收入或消费水平太高,而是农村收入或消费水平太低所致。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部门相对于非农业部门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因此,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核心是消解城乡二元性。2·结合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和增量资本产出比可以认为,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是直接降低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二是通过降低农业对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这一间接途径。3·乡镇企业就业的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主要因为20世纪90年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城市化,降低了其就业吸纳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作用。4·人均GDP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仍然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5·城市化有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城市化将降低农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从而提高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反方向变化。

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包括农村农业和城市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模型,考察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过程中二元性的作用。分析表明,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

这一结论有两点政策含义:第一,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它是国民收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初次分配的结果。第二,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由于不能通过降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努力寻求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合点

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处境和发展趋势看，如何平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将是能否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久之策和立足之本。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坚持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方针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增强消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作了更具体的要求。强调重点是要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那么，在未来，消费与投资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处境和发展趋势看，如何平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将是能否保持经济又好后快发展的关键。

我国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

多年来，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1978-2009年，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7.9%，不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都明显偏高。目前世界各国的投资率一般都在20%左右，这说明各国的投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从消费率来看，2009年消费率为48%，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消费并没有发挥对经济应有的作用力。

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看，我国目前的投资贡献率高于国外，消费贡献率低于国外。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5%，消费贡献率为77.4%；与之相比，2009年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95.2%，消费贡献率为45.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其他各国，而消费的贡献明显小于其他国家。

众所周知，高投资支撑了近三年(2008-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为减少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不利影响，国家实施了应对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进行了大手笔投资，加大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资金投入，带动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从而使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这些政策效果当然是显著的，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总体来看，这三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主要利益于投资对经济的巨大贡献，投资充当了第一引擎的驱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为47.5%，不仅高于消费贡献率4个百分点，也均高于在人均GNI3000美元时其他国家的水平。当时最低的美国资本形成率只有19.2%，比我国低24.3个百分点。巴西、俄罗斯也基本在20%左右，均远远低于我国的水平。2009 年，国内投资对中国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95.2%，上拉GDP8.7 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而消费为45.4%，上拉GDP4.1 个百分点，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2010年，投资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仍然高位运行，一至三季度，投资对GDP贡献率达58.8%，消费为34.4%，净出口为6.8%，分别上拉GDP6.2个、3.7个和0.7个百分点。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国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有可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应带来产能闲置、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要培育和巩固消费热点，提倡和鼓励扩大消费需求。

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当务之急，但我们更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投资的强力拉动。当前中国的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投资对经济起的作用比较大。政府投资的作用在于“四两拨千斤”，从而带动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向。就投资结构来看，政府投资和央企投资依然会占较大比例，不过投资重点可能会从“铁公机”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当倾斜，这样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果投资大幅降温，同样会对经济产生大的冲击，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长期过程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要让消费充当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条件还不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者权益、产品供给、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等诸多方面。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制约我国居民未来消费扩张的因素仍然较多，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既有购买力水平不高，也有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因素。虽然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外需萎缩、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的形势下，扩大居民消费对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迫切的重要意义，但要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不是一日能够做到的，绝非一气呵成，还

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因此，从中长期看，经济发展离不开消费，同样也少不了投资的支撑。就当前情况来看，消费与投资仍将是“三驾马车”中未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两种动力。

初步测算，通过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979-2009年间，我国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促进消费增长1.72个百分点；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0.21个百分点。在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拉动作用。要实现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双拉动”，需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需要政府围绕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相应的政策服务。

因此，今后我国应当在大力促进消费的同时，努力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就业、惠民生有机融合，创造更多的国内需求，从而最终形成我国经济结构实现以内生性增长为主导的良好发展局面。

要使消费尽快替代投资，成为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真正从制度和机制上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条件。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能力不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主要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较慢，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工薪阶层和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有限。同时，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者规模偏小，其消费主力军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关键是要以提高收入为手段来增强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

二是要形成良好消费预期。消费能力反映的是消费主体的现实购买力，消费潜力反映的是消费主体的潜在购买力。当前，我国消费需求具有巨大潜力。但消费潜力转换为消费能力，还受到消费预期影响。应该说，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消费主体无钱消费，还在于部分消费主体不敢消费。很多居民考虑到未来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沉重，后顾之忧较多，消费信心不足，消费预期较差。因此，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需要建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

三是要继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消费环境。消费需求的扩大需要有良好的消费环境。当前，我国在消费环境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城乡商业和服务网点布局不够合理、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理念有待加强、消费者权益还难以得到充分保护等。正视并不断改善消费环境，也是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总体来看，“十二五”期间国家扩大消费的基本思路和方针应该是：继续以扩大汽车、住房消费为重点，促进汽车、住房消费热点不断扩散，逐步形成从大中城市到中小城市直至城镇汽车、商品房的波浪式消费热潮，切实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将着力培育和扩大服务性消费，包括旅游、交通通讯、休闲、健身、社区服务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尤其要重点发展旅游和社区服务，把扩大服务性消费作为“十二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和个性化消费需求的需要。将适度鼓励投资型消费，把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联动作为扩大投资型消费的重点，发挥财富效应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积极作用。

培育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以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在继续普及家用电器、交通通讯、摩托车等一般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基础上，把汽车、住宅、电脑等信息产品以及休闲旅游等作为“十二五”扩大农村消费的着力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普遍由生存型逐步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促进和谐消费、绿色消费。

宏观经济政策应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围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改善消费环境，加快改革和制度创新，清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为促进消费、实行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应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消费政策，尽快形成与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第四篇：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原因调查

话题缘起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是今年“两会”上最热门话题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甚至悬殊，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说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绕不过的坎的话，那么有效遏制不合理贫富差距，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们在探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提出了种种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管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必然会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办法是限制市场机制，最好取消市场经济。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知道，库兹涅茨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倒U假设，意思是说，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差距会逐渐缩小。我不想讨论库兹涅茨的倒U假设对中国是否适用，而是想沿用库兹涅茨的研究方法，探讨一下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全国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例如1991年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广东省高达21％，贵州省为14％，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贵州14％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这样就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地区差异的扩大，是在各地区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而掉以轻心。中央多年来已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三大差别之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刘易斯称之为“现代产业”，就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正确的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速度

不理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经对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贫富差距的成因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表现是，在城镇居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农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是最为人们关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先富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有多种，第一，占有资产等要素多少不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资产等要素带来的非劳动收入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这就使可以取得非劳动收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多少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别是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人力资本投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别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别表现在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多少。第三，体制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目前的就业体制、社保体制等不尽合理，有可能造成某些群体的收入高一些，某些群体的收入低一些。

由此得出结论，收入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这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尔后暂时稳定，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主要因素是：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上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扭曲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别迅速扩大等。

最突出问题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平等导致的不公平。

机会平等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这种源于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把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规定为机会平等和结果的公平。机会平等的意思是，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盈利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作为竞争主体他们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结果的公平指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的对称。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抓住机会，就可以从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行列，所以机会平等可以促进结果的收入公平。机会平等意味着对身份特权的否定、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对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

机会平等关键要有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策机制

在机会平等中改善公平，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机制。

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首先是市场平台的不公，远没有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如目前的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距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四个要求差距很大。劳动力市场依然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土地市场受到产权模糊的约束、资金市场受到若干歧视政策的影响。

即使是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它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说是正确、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场竞争机制本身有加剧贫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机制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补救，如对弱者的援助、对垄断的遏制、对收入的调节等，从而改善公平。

机会平等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起点公平

推进机会平等，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平等竞争的权利，核心是保证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方面的起点公平。

每个人的能力不等、贡献不同。之所以贡献不同，基本问题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柬埔寨、尼泊尔、越南这些人均GDP是中国1／3的国家，都在教育上完全免费了，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让农村的义务教育免费，同时对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职业教育。

中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到15％。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3亿—4亿。如果一大堆人挤在一小块土地上的情况不改变，那中国的农民怎么也不会富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并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社会保障体系十分不足。覆盖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只有20％，医疗与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不到20％。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利于起点公平，也是市场竞争的社会安全阀。

强化税收调节功能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强化税收的调节作用，对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消费税是我国流转税中以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为主要特征的税种。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比较窄，只对11类产品征收。为了更好地发挥消费税对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在适当提高名牌轿车消费税负担的同时，把高尔夫球等高档休闲娱乐项目列入征税范围，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

个人所得税应重点调节高收入者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制定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已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征税的目标不够明确；实行分类征收制，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费用扣除制度不够完善，费用扣除额过低；税率档次过多，规定复杂；没有把个人的各种收入项目纳入征税的范围等等。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现阶段应以调节收入特别是高收入为主、组织财政收入为辅；其次，应改分类征收制为分类综合征收制，改按月、按次征收为按年、按次征收；再次，规范税率，贯彻合理负担原则。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简税制、低税率精神，笔者建议，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以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等收入者、重点调节高收入者为原则，对综合所得征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对分项征收的所得则继续实行比例税率。对按年计征的综合所得实行5％～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税综合所得额在2.5万元以下的，税率为5％；超过2.5万元至8万元的部分，税率为12％；超过8万元至2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20％；超过25万元至7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30％；超过75万元的部分税率为40％。最后，规范减免税，调整费用扣除标准。除抚恤金、救济金、离退休工资、见义勇为奖励金等少数列举的收入给予免税外，其余各种收入如各类奖金、补贴等都应列入征税收入的范围。费用扣除标准应考虑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以及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保险费用支出、物价变动等所带来的影响，允许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纳税。不同家庭人口结构不同，费用开支不同，费用扣除额应当有别。如一时难以按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确定费用扣除额，也可继续实行法定费用扣除制度，但不搞“一刀切”。对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也不应“一刀切”，建议由中央统一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幅度费用扣除标准，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此外，应强化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改变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依靠代扣代缴，主要来源于工薪阶层的状况。

改革财产税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予税

财产税是所得税的补充税，是在所得税对收入调节的基础上，对纳税人占有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调节。财产的多少反映着纳税人的贫富，因此，财产税调节的重点是富人。强化财产税的调节作用，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当前，我国的财产税税种单一，制度不规范，内外不统一，税负不合理，应加以改革和完善。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开征物业税的设想，应把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以及政府对开发商凭借政治权力征收的费如绿化费、防洪费、人防设施费等合并为物业税。在税率上，全国宜采用幅度比例税率，定为0.5％～2％比较合适，适用税率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另外，应建立健全纳税人财产的认定和申报制度，创造条件，开征遗产和赠予税，充分发挥财产税的调节作用。

健全特定行为税制度

为了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要进一步完善车辆购置税和车船使用税制度，在合并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征收标准，强化征收管理，发挥特定行为税的调节功能。

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

在发挥税收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也应发挥税收对低收入者的扶持作用。近年来，我国城乡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统筹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改社会保险费为社会保障税，通过税收形式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来源，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改革分配制度 理顺分配关系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将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必须吸取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要逐步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努力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目前在世界上普遍被认同的分配公平的判断标准是公民收入差距适中。差距过小，趋于平均化，显然不能形成激励机制，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之，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出现社会的激烈动荡，从而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从改革开放前过于平均转变为差距过大，并且存在许多分配不公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价格双轨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同岗位以及素质相近的劳动者，在同一区域无论在什么企业工作，其收入水平理应差不多。但现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实质就是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即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两种劳动力价格。物价双轨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对于不同轨的劳动者来说，也明显是不公平的。

二是国有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一种正常现象，但问题是国有垄断性行业始终维持着大大高于竞争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这就有失公平了。这既可能是制度安排不合理，也可能是制度执行上存在问题。

三是农民工收入偏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与工农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近十年来，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唯独农民工工资升幅不明显。这种状况已导致目前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明显感到了招工难。

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当然不是走平均主义的老路。对于高收入人群，应区别对待。要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严厉惩罚贪污、受贿、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

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要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同类规模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对垄断性行业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应适当控制和调整工资与效益挂钩的比例。

对非公有制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得到执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继续完善各地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类职业(工种)的工

资价格。

对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就我省来说，主要是规范津贴标准，各地区同级别公务员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工资(津贴)调整要参照本地区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当地企事业单位的收入水平。

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步伐，逐步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宣恩李家河种植班

陈洪毅

第五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这已成为社会敏感问题之一，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着人民整体迈向小康社会的步伐。两会刚刚闭幕，城乡收入差距又成为十大热点之一，引起专家、学者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我们值得对城乡差距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分析。本文从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的分析入手，找出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1.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一直以来，农业收入是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90%以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单一，风险较大，比较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收入的增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关系重大，因此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在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的形势下，实行规模经济，提高农村经营的效益；根据市场变化，对农产品的种植进行调整，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在本地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农村工业化建设。

2.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创造优惠的就业环境，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彻底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政府还应该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取消限制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规定，取消针对农民的不合理和不合法费用，整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投入，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向能够兼顾效率、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倾斜，以便为失业者和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就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

4、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劳动力素质及科学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投资收益大小的决定因素，也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因素。在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时，要增加职业技术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造就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制定优惠的人才政策，稳定包括教师、科研人员等各种人才队伍，同时积极吸引城市人才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