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

第一篇：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

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

那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作者:朱晓剑

标签：生活2013-04-22 06:57 星期一

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教育也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这里截取最新推出跟民国教育相关的图书，其中所谈的内容涉及不同的教育内容，以及对教育的反思，以期能够看出民国教育的全貌。

《给教育燃灯》 许骥/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这本书是“回望民国教育”丛书中的一本。编者认为，民国知识分子多元而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观，再现其思想的景观，不仅能澄清我们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也有助于思考当下教育的许多症结。

《如何培养好公民》 王小庆/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公民教育这几年提得多，这本书所倡导的是从公民教育开始，从具体的侧面，到整个教育观，可以看到整个民国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民国期间的公民教育，依据的是宪政与社会教育的基本思想。

《让性回归常识》 郭初阳/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

立足于发掘民国时期的文章，尤有意义。研究性教育的当代学者每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仿佛我们还是生活在中古时期，本土的性教育，如同卡夫卡笔下使者携带的那道圣旨，奋力地穿越但永远也通不过内宫的殿堂；即便通过去了，还有许多庭院；外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无论如何，我们依旧“在暮色中凭窗企盼，为它望眼欲穿”。

《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 潘剑冰/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这本书辑录了民国一代教育大师们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借以通过这些片段，感受他们的种种风范。为什么民国课堂至今值得我们追忆，这背后所隐含的是时人对教育传统的追怀，更兼顾着对文化传承的担忧。辜鸿铭、章太炎、陈寅恪活在古文化里，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活在新文化里，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却还是让人惦记，他们对学问的追寻，不再是简单的“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而是要懂得民国的学术和教育。

《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刘宜庆/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谈民国教育，少不得西南联大。这本书聚焦中国远征军中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展现联大教授议政参政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厘清联大教授与各党派的关系和纠葛：穆旦翻越野人山，闻一多喋血西仓坡，张伯苓晚景凄凉，钱端升神情落寞……历史困境中的西南联大人，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20世纪剧烈变革的中国，当学术遇到政治，当知识分子面对独裁者，诞生了悲剧，也铸就了大师的风骨。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段伤心史。

《民国先生》 马建强/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此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擘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本书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读之令人感叹。

第二篇：民国教育报告

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止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

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结语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随后出国留学。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这样一批科技精英、国家栋梁是怎样集中培养出来的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

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

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中国政府在抗战爆发，黑暗降临，胜利日还遥遥无期、无法预判之际，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决定采取“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此时东南沿海财富之地已经沦陷，财政收入损失大半，而同时为了抗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中国政府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对海外留学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日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三篇：民国人物

高考作文要求“材料鲜活”，于是最新的社会热点人物和焦点事件成了考生的新宠，但这种“鲜活”素材的定向聚焦，必然导致“撞衫”，使文章失去特色。其实鲜活固然指“新”，但用少有人知或少有人用的历史人物、事件关照现实，同样是新，而且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新，既避免“撞衫”，又翻出了新意，还展现了个性，肯定独树一帜，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

史海钩沉，本期及下期钩起“民国学人”逸事，从备考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历史人物素材积累，以求推陈出新，考场制胜。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3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

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不”„„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我们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来自行政的干预过多，看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往往不看其内质，而注重于可视可触的“硬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他们甘心在别人耀眼的光芒下刻苦钻研。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

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素材六】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官

梅汝璈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审判。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梅博士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梅汝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多维解读

1.正义之剑

法理之剑舞“远东”，梅汝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也对发展和维护国际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之时，我们需要另一把法理之剑再舞“远东”。

2.铭记历史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让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大法官之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适用话题】

责任、诺言、正义、忘记与铭记、回望身后的脚印„„

【素材七】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30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或许，因时代不同，记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在“为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应该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

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傲视一切权贵。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

【适用话题】

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人生的作业„„

【素材八】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另外3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多维解读

1.人格典范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或许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在那个动荡的多事之秋，民国学人傅斯年为“谔谔之士”做了生动的注脚。他一改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等积习，敢怒敢言，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是一代学人的人格典范。

2.给自己修枝

人和花草树木一样，也需要适时修枝。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由修枝而悟人生之道，说明只有合道的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有人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

【适用话题】

典范、正直、兼收并蓄、给自己修枝、冰炭不相容„„

【综述】

歌德说过：“伟大人物的处境比别人更糟，因为平庸的人既然无法跟他们相比，便睁大眼睛盯住他们不放。”民国时代的教授，其学养的深厚与道德的示范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故欲通过梳理历史积淀下来的史料与点滴记录，以展现民国教授学问渊博、正直无私、天真烂漫、机智活泼、幽默风趣的内在素养和人文情怀。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论及民国学人时，曾这样说过：“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如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因此，考生解读这些民国学人，应着眼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大风采、大风度及大风骨，并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使之与当下之学人，互为反照，从而突出人物某种精神的现实意义或价值所在，进而在作文“立意高远、深刻透彻”上更上层楼。

第四篇：民国作文

民国文言作文：渐行渐远的优雅

2011-03-07 22:05:54

中华民国国文！悔没有早生100年！

摘自《文汇报》2011/3/3

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自1920年起，国语课本（即白话文课本）开始在初级小学使用，然后逐渐过渡进入高级小学，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的文白之争从未停歇，最终在上世纪30年代初白话文课本取得了全胜。整个小学阶段，国语课本完全替代了国文课本，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总让人有些遗憾。在小学白话文课本完全取代文言文课本的八十余年后，再来读读这些文言老作文，令人感慨万千。这些老作文散发着纯正汉语的清香，悠远绵长……

春郊游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卢焯坡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仰望白云如絮，俯视碧草如毡。见有茅亭，乃入座。未几，炊烟四起，红轮欲坠，乃步行而回。就灯下而记之。

【读后感】读着这篇老作文，我不知不觉就想到初小国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文字虽短，意境甚美。再来看这

篇作文，文字如此优雅，描写如此生动，对偶恰到好处。恬静的乡野生活已不可复得，真是恍如隔世！

春日游公园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黎寿泉

星期之日，偕友某君作公园之游。时则春风和煦，园花盛开，草木青葱，群鸟飞鸣，游目骋怀，至足乐也。至音乐亭畔，闻有乐歌之声，自放音机出，因与某君驻足听之。既而环游公园，乃知音机之设，遍于园中。公园之大，一人歌之，千万人得而听之。与民同乐，其斯之谓欤？游罢归来，因为之记之。

【读后感】我第一次看到“游目骋怀”，是在师专书法课上临写《兰亭序》的时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那时还不清楚文字的意思，临摹了若干遍，方觉得妙不可言。看看这位前辈小学生，他已将“游目骋怀”化用到文章中去了！

清晨上学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游杈波

庚午之春，某日晨起，推窗一望，则大雨淋漓。遍地红花杂绿叶，夜来风雨洗春娇，可为斯咏也。未几，入书房携书上学。出门，狂风大雨，扑面飞来，大

惧急退，入坐房中，无聊而观书。忽观至“讷尔逊冒雪返校”之事至，醒吾心，一跃而起，再携书，奋勇出门。沿途花柳飘摇，泥泞满路，四望无人，独自前行，衣履尽湿，及到校后，乃更衣而坐，未几，钟遂鸣矣。窃思：吾人不为荣誉则已，若求荣誉，必坚忍耐劳，以战胜艰难辛苦，方有出人头地！不然，则畏风怕雨，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矣，乃记之以自勉。

【读后感】读文章，可以想见小作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初见狂风大雨而大惧急退，后观“讷尔逊冒雪返校”又奋勇出门，一个顶风冒雨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春江垂钓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刘在镕

某星期日，学校放假。吾谓友曰：“时当春日，江水清澈，而江边之景又可玩赏。吾友可往江边垂钓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纵观春景，时则桃红柳碧，草长莺飞，顾而乐之。

不觉已至江边矣，余与友乃于垂阳下，选钓鱼矶而坐。则见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观也。友乃以手持竿，垂于江中。未几，钓线一动，手举竿，遂得一鱼，鱼屡跃而不得脱。余见友得鱼甚喜，余又持竿钓之，终日不获一鱼。友笑谓余曰：“事必学而后能，垂钓亦犹是也！”余曰：“然！当静心以学之。”余遂归，乃留友于吾家宿，遂将鱼烹而食之，味甚鲜美。吾因谓友曰：“今日得鱼之时，鱼跃亦可怜否？”友曰：“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

【读后感】笔法果然老练！借友人之言道出己之胸臆，“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堪称警句，一小学生竟有此等见识!方今之世，不知多少“贪饵”之辈自取沦落，何时醒悟？读此文深感前贤可畏。

记地震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李蓂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五日。余正伏案潜修，忽闻屋宇有轧轧之声。因出户视之，则见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吾方惊诧，觉地面簸荡，若乘舟而涉波涛者，噫！奇异哉，非地震欤？因思夫震撼之大，时间之久，为前所未有者。不数日，友人告余曰，前日地震，茂县以上之大山崩颓，压死人民，不可胜数，岷江上流，为之壅塞。

余因之有感焉。吾人处此安全之地而不受地震之灾，岂非吾人之幸福乎？虽然，中华四面受敌，外人协以谋我，国势飘摇，视地震尤烈，吾人不得狃于目前之安全而忘土崩瓦解之危险也！

【读后感】这篇作文记叙的是1933年7月5日发生的四川茂县叠溪地震，从文中可以看出，郫县震感也非常强烈——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小作者为我们保留了一段史实，文末由地震而生发出的感叹更是发人深省。

书楼望月记

四川万县分水场县立第二小学陈晓初

一夕，人静矣。余倚窗读书，偶见月光射入，宛如白练，顿生明月入怀之感，遂弃书起立，循栏徘徊。见夫玉免悬空，光辉皎洁。举目四望，万籁寂寥，清风夜起，促织微吟，顾而乐之。适有孤鸿横岭东，展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其音交交，掠余而西也。

时已夜半，月凉似水，忽见草际微动，黑影隐露。余不禁长啸，叹曰：“人耶？鬼耶？何裹足而弗前！”半晌无声，长空寥廓，清寒殊甚。少焉，嫦娥西匿，余亦就寝。

【读后感】此文吾读之再三，有似曾相识之感。忽忆及东坡之《后赤壁赋》——“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原来如此！小作者将东坡妙句化入文中，水乳交融，浑然天成！读毕，为之击节而赞：东坡千载后，亦有知音矣！

听鹃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魏邦权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夜，解衣欲睡，见月色入户，欣然起行，斯时明月在地，庭中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龙蛇蟠结，盖竹柏葡萄影也。已而庭树

之上，鸣声凄切。倾耳听之，似唤“不如归去”者，盖杜鹃也。其鸣急迫，其声凄厉。凡入耳者，未有不动于衷也。夫鹃一鸟耳，昼夜悲鸣，催人耕作，故又谓之“催耕鸟”焉。余听之，不禁有感于中矣！夫人生之光阴有几，而九十春光，尤如白驹过隙焉，彼杜鹃者，夜半啼血，欲唤回将去之东风，吾人对此垂暮之春，能不感韶华之易逝哉？因听鹃而作记自警。

【读后感】又是一个苏东坡的崇拜者，文章前段从东坡《记承天寺夜游》脱化而出，后段的议论由杜鹃鸟而生发，足见少年老成！

夜月采莲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江炳崧

饭后斋中独坐，好友忽临，约往外游。乃束装偕往，盖月下泛舟也。舟次池中，举目四眺，则亭亭独立，不蔓不枝，微风吹来，摇曳波中者，凌波仙子也。而月影星光，益辅其美，殊可乐也！余以良宵美夕，人生难再，故至夜阑兴尽，始摇舟而归，并携莲一枝，置诸瓶内，以驱尘俗。归而记之。

【读后感】月下泛舟，池中观莲，何其美妙！置莲瓶内，以驱尘俗，何其高雅！此非周敦颐乎？此篇作文文字之美倒在其次，生活态度大可玩味。

第五篇：民国四大校长

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张伯苓

目录 引言

有容乃大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

一、翰林留学生1

二、20世纪中国教育革命第一人3

(一)蔡元培接掌北大4

(二)兼容并包，惟学是求7

(三)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与教育独立18

三、蔡元培的人格魅力25 附录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30 主要参考资料32

美在平衡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33

一、文理兼通的教育学博士33

二、持平办学止于至善35

(一)东南大学的创立35

(二)三育并举、四个平衡38

(三)民主与效率兼顾47

三、东大风貌51 附录

郭秉文：略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55 主要参考资料56

“通”重于“专”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58

一、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58

二、奠定清华校格的教育思想家62

(一)梅贻琦出掌清华62

(二)办学思想65

(三)治校风范72

三、永远的校长75 附录

梅贻琦：大学一解79 主要参考资料87

求是精神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一、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二、“求是”的治校方略92

(一)“一切以真理为依归”的办学理念93

(二)德育与智育并重，以质量为教育生命100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11

三、浙江大学的辉煌116 附录

竺可桢教育名言选120 主要参考资料124

文理相通

唐文治与交通大学126

一、国学大师、工科先驱、教育名家126

二、“文理相通”的办学思想130

(一)推崇“实学”和“实业”1

32(二)以德立校、以德树人142

(三)以文养德、文理相通149

三、交通大学的辉煌153 附录

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辞156 主要参考资料158

尽十二分力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160

一、物理学家、电饥工程学家出身的教育家160

二、做足“南方之强”163

(一)尽“十二分力”建设厦门大学165

(二)加强基础、强调质量172

(三)从严治校的高明管理者180

三、“最艰苦的条件”和“最辉煌的历史”184 附录

萨本栋：献给厦门大学毕业同学会187 主要参考资料189

五个结合

马君武与广西大学190

一、集革命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马君武191

二、“集世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19(一)欧洲办学理念的旗手194

(二)以实用教育为方针，促进广西建设之发展200

(三)言教身教并行，既关心学生的生活，更关心学生的学习209 三、一代宗师，教泽在人210 主要参考资料211

学术之生命与精神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213

一、“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和卓越的教育家213

二、“把云大办成小清华”216

(一)“现代善名的大学，都不外在此三方面，有很大的努力”217

(二)实施“通才”教育，严格要求学生，培育良好的学风，提高学生素质228

(三)坚持大学独立。教授治校作用。建立现代大学体制232

三、„巍巍五华，淼淼滇池，卓哉同高深”234 附录

熊庆来填词的云大校歌235 主要参考资料235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237

一、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办237

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育理念与南开大学的奇迹243

(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德能并重德为先的办学观245

(二)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251

(三)人才强校的办学观258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263

三、享誉中外的私立大学266 附录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节选)269 主要参考资料273

服务、牺牲、团结

李登辉与复旦大学275

一、以宗教之虔诚毅力，为教育界之垦荒者——复旦大学的奠基人275

二、“沪滨屹立东南冠‟279

(一)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28(二)追求卓越的理想“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288

(三)仿照美国耶鲁大学模式——民主治校297

三、乐育天下才，光华旦复旦300 主要参考资料303

爱国至高无上

陈垣与辅仁大学304

一、身等国宝志存辅仁304

二、名满天下的教育家308

(一)坚持爱国主义教育309

(二)重视名师、基础课和教材312

(三)注重传统文化熏陶与校园特色文化的培育322

三、桃李满天下330 主要参考资料331

沟通中西

陈裕光与金陵大学333

一、从金大学生到金大校长333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38

(一)教会大学的中国性338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43

(三)民主办校351

(四)金大精神与陈裕光的人格光辉353

(五)金大辉煌356

三、永远的校长358 附录

陈裕光：教学、实际、研究的三足鼎立与有机统一361 主要参考资料362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363

一、燕园之父司徒雷登363 二、一生心血倾注燕京大学，铸就洪基大业368

(一)艰难的创业历程368

(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375

(三)努力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的大学”385

三、燕京大学的业绩391 主要参考资料393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