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管控之道

第一篇：法家思想管控之道

法家思想管控之道

词条定义：

《法家思想管控之道》、《法家思想治理之道》、《法家思想领导智慧》，是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学者、法家思想管理应用专家黄晓雷老师，经过多年来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体系的深入研究，秉持着“用东方哲学思想，提升企业家智慧”的理念，把法家思想智慧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应用的成果进行融合，结合企业营运模式、人力资源整合、公司治理、组织变革及执行运营方面的丰富经验，研发的全体系企业管控应用课程。

《法家思想管控之道》的学习，采用黄晓雷老师自创的《法家管控思维体系》，最直接有效地同现代企业管控接轨，采用大量丰富的现代企业、非盈利性组织、生活案例，生动形象，记忆深刻。并中西合璧，总结出大量模型化应用方式，有助于深刻理解法家古代治国思想与现代企业管控之核心联系；探知东方哲学的管理思想之精华；掌握使企业“富”、“强”、“安”、“久”“王”之真谛，创造中国管理模式企业之辉煌。

黄老师的《法家思想管控之道》课程，近些年来在国内外讲学广受欢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交大、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党校的EMBA、EDP、研究生班、总裁班中常年授课，为中铁集团、京博控股、京投公司、大唐集团、福田汽车等大型企业提供高管培训，反响空前热烈。被企业家形容为：企业家不能不听的一门课。

为什么要学习《法家思想管控之道》？

如果要问确保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聚合、长寿的最有效的保障手段是什么？答案一定是“管控”二字。世界四大古文明中，至今唯一还鲜活存在并繁衍发展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而孕育中华文明和发展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国，就是靠着《法家管控思想》来构建自秦以后的国家体制，并以此来保障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生存、稳定、统一这三个目标。由此可见《法家管控思想》对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重大意义。

法家思想是一家融“形而上”之理论与“形而下”之实践为一炉，哲学思维与应用模型并重，集合“势”“法”“术”三大学派分支为一体，闪耀着中国管理智慧的思想学派。该管理思想深入解构了确保组织生存、和谐、发展、壮大的各种方式、方法、模型以及背后的理论基础。近二百年来，虽然西风渐进，但海外诸国，无论是世界著名大学里的学术研究，还是西方国家层面的管理应用，再到著名大型企业里的经营实践，无不或显或隐地深受中国法家管控思想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家管控模型工具。

《法家管控思想》强调管理和控制的严密性、严谨性，但更注重“守成理、因自然”，以“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为管控本质原则，以“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为管控最高战略，以“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为终极管控目标。借鉴《法家管控思想》，定能为企业组织实现“富”、“强”、“安”、“久”“王”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坚实的管控手段。

《法家思想管控之道》的授课形式

《法家思想管控之道》分为半天课，一天课，两天课，三天课，一年课几种形式。全年课的课程目录如下：

第一次课：帝王之术————法家思想企业应用概论

建立法家思想的思维体系，帮助学员全面了解法家思想内容，熟悉中国国学思想指导建立中国管理模式的方式方法。

第二次课：掌权用势————法家的领导驾驭艺术

全面解码中国古代势思想，帮助学员正确建立认识权力，构建领导之势，增强领导影响力。

第三次课：分职督事————法家的授权管控之法

运用法家治国之术，剖析中国模式的授权之道，使学员掌握权力授而不失的诀窍。

第四次课：情理并茂————法家的沟通协调技巧

运用韩非等中国古代先哲的沟通秘法，全面解决上中下级的沟通协调困惑。第五次课：兼听独断————法家的决策执行手段

学习法家结智、听言等法术，帮助学员提升决策、分析、构建集体智慧库的能力。

第六次课：安危存亡————法家的企业风险管控

借鉴中国古代国家危亡之道，帮助学员掌握企业组织的全面防范风险之法。

第七次课：事断于法————法家的制度流程梳理

运用法家法制管理的看家本领，帮助学员构建组织制度流程梳理思路。

第八次课：因情治下————法家的奖惩激励秘籍

全面阐释法家人性管控手段，帮助学员建立奖惩激励手段的工具库。

第九次课：为我所用————法家的选拔人才之术

分析法家人才使用选拔的思想，使学员掌握人才选拔的技巧和方法。

第十次课：张弛有度————法家的驾驭下属技巧

运用法家管控臣子之术，帮助学员掌握驾驭下属的妙法良方。

第十一次课：明察秋毫————法家的团队建设之道

解析法家帝国法术管控之法，帮助学员构建坚实的核心团队。

第十二次课：追求绩效————法家的考察监督之法

运用法家治奸止邪之术，帮助学员建立对付小人奸邪的工具箱。

如何学好《法家思想管控之道》？

法家管理智慧浸染在历史的尘埃中，也渗透在今日的企业管理中，研习并掌握这种古典智慧，并活学活用，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目的。具体方法如下：

1：建立法家管理思维：

领悟《法家管控思维体系》，深研“要、人、名、验、柄”五力架构中的各个管控模型。2：课堂学习：

原文理解，方法引申，例证揣摩。3：课下复习：

精句背诵深研，结合实际进行案例作业，自我思维训练，做到勤思多想。4：工作当中：

学以致用，大胆试验尝试。5：交流启发：

朋友交流，玩味思想，加深理解，培养观念，建立氛围。

《法家思想管控之道》的著作权归属

《法家管控思维体系》的课程由清华大学中国管理中心许文胜副主任创办的新易国学团队与黄晓雷老师本人合作研发。著作权归属于二者共同享有，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任何团队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复制、盗用、传播本体系内容。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篇：法家管控思维体系

法家管控思维体系

词条定义：

《法家管控思维体系》，是清华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学者、法家思想管理应用专家黄晓雷老师，经过多年来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体系的深入研究，创建的《法家思想管控思维体系》模型。模型主要依据《韩非子》、《管子》、《商君书》等法家著名代表著作原文，按其治理管控思想主旨，分解为要、人、名、验、柄五力架构。该架构的构建，更准确地解读了法家思想在管控应用中五大方向的内容，从而使纷杂、庞大的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结构有了清晰和易于理解的逻辑脉络，适合现代企业家和研究者进行学习解读和应用。

《法家管控思维体系》的意义

如果要问确保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聚合、长寿的最有效的保障手段是什么？答案一定是“管控”二字。世界四大古文明中，至今唯一还鲜活存在并繁衍发展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而孕育中华文明和发展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国，就是靠着《法家管控思想》来构建自秦以后的国家体制，并以此来保障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生存、稳定、统一这三个目标。由此可见《法家管控思想》对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重大意义。

法家思想是一家融“形而上”之理论与“形而下”之实践为一炉，哲学思维与应用模型并重，集合“势”“法”“术”三大学派分支为一体，闪耀着中国管理智慧的思想学派。该管理思想深入解构了确保组织生存、和谐、发展、壮大的各种方式、方法、模型以及背后的理论基础。近二百年来，虽然西风渐进，但海外诸国，无论是世界著名大学里的学术研究，还是西方国家层面的管理应用，再到著名大型企业里的经营实践，无不或显或隐地深受中国法家管控思想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家管控模型工具。

《法家管控思想》强调管理和控制的严密性、严谨性，但更注重“守成理、因自然”，以“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为管控本质原则，以“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为管控最高战略，以“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为终极管控目标。借鉴《法家管控思想》，定能为企业组织实现“富”、“强”、“安”、“久”“王”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坚实的管控手段。

但法家思想历经几千年，内容庞杂、古文晦涩、逻辑条理千头万绪，容易造成学习应用无所适从，为现代管理者与爱好者学习法家思想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不便。《法家管控思维体系》融合“势”、“法”、“术”三大学派分支，将法家思想内容解读为要、人、名、验、柄五力架构，为实践者、爱好者们打开了一扇学习《法家管控思想》的方便之门和快捷之径。

架构模型

模型解读

法家思想中的所有观点、工具在管控中的应用，必属于以下五个字所覆盖的范畴，打破了传统上“势”、“法”、“术”三者割裂思考应用的方式，将三者无缝配合，解决组织管控中的方方面面。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法家管控思想》的五力模型。

要：

建立正确的管控思维体系 1：辩证看待组织和事物的关系 2：正确理解管控意义 3：具体分析管控用力方向 目的：企业管理者能熟练掌握正确的管控思维 人：

用人哲学与用人策略及体系 1：法家用人的原则思维

2：“识”人、“察”人的方法和模型 3：“用”人、“控”人的方法和模型 4：法家团队建设与组织凝聚的方法模型

目的：重视并能客观看待组织中“人”的因素和“人与人”的因素，运用法家理念和模型正确处理组织内部人员管理。名：

言、事、物、流程、组织结构管控体系构建策略 1：言、事、物与流程管控思维及模型 2：标准化管控思维及模型 3：制度化管控思维及模型 4：组织结构管控思维及模型

目的：熟识法家“形名”思想，掌握并能熟练解决企业“创、小、中、大”四种形态下，各种业务中的管控难题，建立体系化，制度化的管控模式。

验：

监察、验证的管控策略和模式 1：“尚功”的思维模式及模型设计。2：验证的四大思维角度及模型。3：监察的八种有效方式。4：察奸除邪的各种方法。

目的：确立“尚功”目标导向的监察、验证思维，具体熟练运用法家参验、察奸除邪、防微杜渐的各种“术治”模型。

柄：

激励与强制的思维与手段 1：法家激励与惩罚的原则 2：法家激励与惩罚的方法 3：内部治理、渐变的方法与技巧

目的：熟知法家人性观，建立法家有效激励模型，学会运用法家思维引导企业内部治理、渐变。采用黄晓雷老师自创的《法家管控思维体系》研究法家思想，最直接有效地同现代企业管控接轨，采用大量丰富的现代企业、非盈利性组织、生活案例，生动形象，记忆深刻。并中西合璧，总结出大量模型化应用方式，有助于深刻理解法家古代治国思想与现代企业管控之核心联系；探知东方哲学的管理思想之精华；掌握使企业“富”、“强”、“安”、“久”“王”之真谛，创造中国管理模式企业之辉煌。

黄老师的课程，近些年来在国内外讲学广受欢迎。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交大、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党校的EMBA、EDP、研究生班、总裁班中常年授课，为中铁集团、京博控股、京投公司、大唐集团、福田汽车等大型企业提供高管培训，反响空前热烈。被企业家形容为：企业家不能不听的一门课。

《法家管控思维体系》的著作权归属

《法家管控思维体系》的课程由清华大学中国管理中心许文胜副主任创办的新易国学团队与黄晓雷老师本人合作研发。著作权归属于二者共同享有，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任何团队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复制、盗用、传播本体系内容。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法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家学派之一，发端为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用法规管理，初露客观化、系统化社会管理之端倪，到战国时期，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继出现。

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够那么强盛，成为统一六国的国家呢？这主要得力于商鞅变法，此时商鞅为法家思想的典型，他提出一些法律制度，并且把自己的思想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灌输，从而逐步健全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管理体制，使秦国得到发展强大的机会，而且，他言而有信，使他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最终，秦统一六国。

战国时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是法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法家思想家，他们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他们的思想各有各的特点。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一个新的思想，那就是把三者紧密结合。

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中的法指健全法制，势指君王的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大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王地位，其最大的区别是极力主张君主集权。最终依靠法家思想赢得天下的秦王朝，自然而然的就以法家学说作为保持天下的理论武器。

法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就是“以法为教”。秦国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将法律定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自秦统一六国，就开始统一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工作。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他继承商鞅、韩非等人的法教思想，将法家思想用于制定秦国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

其中，书同文的统一奠定了中国文字的基本格局，自此以后两千余年，汉字就作为最基本的文字教育工具，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决定性力量，这不可否认是法家思想大力推行的结果。

由于法家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制度，强调奖励耕织，减轻赋税。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就是战国时期天下争雄，已非古法所能止治，要“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于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法”。

主张以“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汉朝时的统治者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的要求，国家把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问题深刻入理的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其实法家思想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它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张用刑、德来制约百官，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都得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发动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会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英勇作战。

据史载，秦朝时中央朝廷设有官邸学，以法律为重要课程。如“赵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习数年”。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民间，都奉行“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

由此可知，法、作为人类阶段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无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动物，他有自己的非善恶评价标准，而国家队这些方面的东西用法律强调并加以干涉，只能促进人们逆反心理的产生。

可以说，法家思想不仅在战国时期发挥其历史作用，从中华其后两千年的政治表现中，都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所表现的历史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就是强制理论，法家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及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思想所可以打造的，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可惜的是它是反的。

综上所述，法家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它了良好的一面，但也带来一些不足。

第四篇：法家思想ppt整理材料!

法家的基本思想

 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明刑尚法，信赏必罚，尊主卑臣，毁弃仁恩。也讲“德”，赏罚分明中的“赏”就是他们眼中的“德”。（德刑）

 法家思想有三个基本的主张：

 其一，发展经济（农战—以农养战）；其二，明刑尚法；其三，君主专制。

 其中发展经济是其基础和出发点，实行君主专制和建立中央集权制是其目标，而尚法明刑是发展经济和君主专制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构筑的法家思想的有机组合。

 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 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

 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强调法律的作用：

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民立战功，通过“严刑峻法”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 法家从事变法活动和构筑思想文化体系的两个理论支点：

 一是历史进步论的观点；二是性本利的观点 ——都来源于韩非子

  历史进步论

不法古 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子·五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性本利

源自韩非子的师傅荀子“人性恶”的观点

性本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韩非子提出了“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学说，认为人性的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如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的多，不是做车子的人善而做棺材的恶，而仅仅是利益的驱动。人不富贵不会买车，死的人多卖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关系都以利益为转移。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贪”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就不会有别的关系，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就会设法去算计别人呢。韩非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出发，主张人是自为自利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重法制而轻视甚至否定礼义道德的伦理及政治思想体系。

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人，用严刑重罚，法术势并用来治国。

韩非子“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法家之大成，构成了一个“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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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非认为法是公布出来让百姓遵守的，而术则只是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执行的，而势则是贯彻法和术的先决条件，韩非对法术势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见解，是他对前期法家法治思想的发展，也是他法治理论的核心。为封建君主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1、论法

 法就是法令，成文法，是“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公布于百姓者也。”是一国的君臣上下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标准。

 韩非认为要实现法治必须有几个原则：

 其

一、公布成文法，使人人遵守，法要统一，避免人钻空子，作弊利私。 其

二、“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赏罚要得当、公正，以体现法治的公平性。

 其

三、严刑峻法。他所谓法治，实为刑治。主张厚赏重罚，重刑的目的，在于使民有所畏惧。

2、论术

 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现。”  韩非关于术的运用概括为三点。

 其一，君主要把自己打扮的高深莫测，使臣僚对自己可望而不可及。

 君主对谁都不要表露其真实情感，对谁都若即若离。也不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以免被人钻了空子。君主还要喜怒无常，做到“其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可解也。”  其二，君主要行无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

 其三，君主要设法堵塞大臣和大臣、大臣和人民之间的通道，以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

3、论势

 势就是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

 韩非重法，以法为核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尚需君主有绝对权势。 君主如何保持其势呢？

 其一，权势为人主独揽，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为臣下所劫持。

 其二，君主要利用一切手段象防止窃贼一样警惕大臣对于君权的窥窃。 其三，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这是巩固君主专制的手段。

 战国时期，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起到了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促进了秦政权的统一，但是韩非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反对儒家的仁义爱惠，实际上是主张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是法家不及儒家高明的地方。

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实行极端的专制独裁，刑法严苛，甚至焚书坑儒，对农民实行繁重的赋役和残酷的剥削，结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秦末暴发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的暴政，汉以后，统治者多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仁义和刑罚并重的统治策略进行国家治理，或者实施儒表法里的统治。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 历史进步论

性本利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改革和法治

朴素辩证法

 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改革和法治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以法为教”，指用法律条文充当教育的内容。人们学习知识的内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即秦律。人们看到的文字也只能是朝廷的法令，法令要求你作什么你就作什么，不能有丝毫违背。它是秦国施行愚民政策，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 

“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体现了赏罚的公平性、公正性，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也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地位高低之分。

 对于臣下，韩非子提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

 所谓五蠹（dù)，就是指：

1、学者（指儒家）；

2、言谈者（指纵横家）；

3、带剑者（指游侠）；

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

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 所谓“八奸”，就是指：



1、“同床”，指君主妻妾，令君王难以抵挡迷惑；



2、“在旁”，指俳优（pái yōu）、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近臣宦吏；



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会干扰君王的决策；



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会利用君王的喜好，搜刮民脂民膏讨好君王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

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蒙蔽视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

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其结果都是用虚假的言论来欺骗君王；



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



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

 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    朴素辩证法思想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提出了矛盾学说，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

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强国弱民”

“刑用于将过”

强国弱民

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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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法家“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商鞅变法二跃为战国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灭六国而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浩荡帝国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论”“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思想。刘邦的重臣、汉代思想家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法家一断于法，赏罚分明，此其所长也。但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伤害至亲，伤恩薄厚。”这样一种思想，导致大众多对法家存在一种偏见和批评的态度，把法家与严刑酷法划上等号。而本文旨在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和标准探究和评判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以求其当代价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这是与儒家的仁爱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观点，法家认为人性重利，在价值哲学领域毫不避讳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而强调“依法治国的功效性，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

正如高洪钧先生指出的：以现代民主的立场来观察，人们无疑会指责这些法治措施过于专制独裁。但是，如果考量历史的具体情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处。对于当时的混乱局面来说，强化王权和加强中央集权是达到社会有序状态的有效措施之一。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战乱时期，较为强大的王权、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都是颇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各国的激烈竞争和斗争中，秦朝经过商鞅变法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注重法制建设，形成了律、令、制、诏、程、式、课、法律答问、廷行式等多种法律渊源，而这些法律涉及政治、军事、司法、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秦律中还有不少关于督促和惩治不依法办事的官吏的法律条文。开创了法制统一的大好局面。关键词：法家 依法治国

一、法家概说

1994年出版的《诸子百家大辞典》对于法家的界定是：战国时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的先驱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子产，实践创始于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治理论。在政治上，法家主张废分封、行郡县，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加强君主集权，打击旧贵族势力，用厚赏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经济、军事上，法家主张废除井田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张禁止儒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历史观上，法家有着较为进步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总的趋势是“今胜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时代性，统治者应根据当时社会的实践情况，不断地调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在认识论上，法家较为注重实际，主张以公用检验言行，反对虚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强调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社会历史论，在当时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是多大的创举和进步。而法家“务实、注重实际”的观念对当今社会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

法从礼中分离出来是法家产生的条件和基础。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分离。西周礼治体系的实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护礼；一是教化扬礼。而在西周的礼治体系中，“刑”是维护“礼”的手段之一，当时并没有独立、相对稳定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原则，“刑”是依附于“礼‘’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经济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转化，新兴地主阶级产生；政治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兴，七雄并争。其它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家纷纷立言著说，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和政治主张，批判其它学派的思想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众多的学术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两家。儒家代表传统的旧贵族势力，主张“礼治”，是为“保守”；法家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力倡“法治”，是为“革新”。春秋战国之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须抨击保守的礼治思潮，儒家要复古，实行礼治，就要进行积极的反击，批驳法治主张，我们将这样的争论成为礼法之争。法家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礼法论争的背景下进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国”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当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我们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不能用当下的眼光、是就爱哦和”理论思维“去评判，而是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去分析和发现他们思想的进步性，发掘他们理论思维的要素和精华，以便把这些精华部分转化为我们当代理论思维的形式和内容，从而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发扬光大。1.法家所说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废私”是法家“以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法家把“法”说成是公平正直的，他们认为法是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法家认为法代表国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他们称个人利益为、；私“，国家整体利益为”公“，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法”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两者势不两立。法家认为各种人都有各种私，私是乱的根源，任法即实行“以法治国”乃能严私，不任法即不实行“以法治国”便不能去私。“私道行则法度侵，法度行则私道废”。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响，认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认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从“道中”派生，而必须借助人的主观努力，人首先发现、认识客观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总结出恒常、公平、无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质或现象表现出来的“道”的特点，因此要求人君治国要以“道”为准则。而在韩非看来，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则不一定是良法，取决于立法者对“道”的选择和运用。2.社会进化的历史论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5]。”（《商君书.更法》）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则功寡。（《商君书.算地》）

在商鞅看来，法和时代相宜才能实现治国的目的。

法家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社会当然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这样的历史发展观贯穿于政治领域，就要求“法与时转，治与时宜“。在法家看来，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因为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虽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规律而值得继承的地方，却也往往会出现不适应新情况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规，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国家强盛，就得”变法“，审时度势，锐意改革。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图，人们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恶害，并认为人之喜好与厌恶是赏罚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们好利恶害之心对其加以控制。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利益关系，因而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们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觉地为国而耕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种观念可能过于野蛮。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岁都承认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张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韩非却不承认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过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

市场机制这的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确实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国家主义为背景的政治家，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讨论，多含有政治的意味，为国家利益服务，在诸侯争霸的战乱时期利益可以激发斗志，但是在秦统一六国后，在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中，百姓需要一种更加人性和平缓的政策来休养生息。而且以利为核心在统治集团内部运行，必然滋生腐败。承认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国家的治民之道必须因时而宜。4．务实功利的价值论

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诸侯征战的社会现实，要想不被其他诸侯国吞食并最终完成统一霸业，必须富国强兵。在务实功利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法家强调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定和国家强盛。

何勤华先生指出，法家关于法治的理论，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国“，是要以公开、公正（当然这种公正也仅仅代表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的成文法制度来反对奴隶主贵族擅断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论中，对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第三，法家在强调法治时，已经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须是顺应时势、顺应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论，是中和当时各个诸侯国变法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仅创设和鼓吹法治的理论，而且还亲自予以实践，因此他们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而中国的统一、秦王朝的建立，在当时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强调用实际效用来衡量人们的言行而摈弃一切空谈。由于务实功利、注重现实，法家清楚地看到，强力主宰着整个社会，所以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并把是否有利于农战的功效作为法律赏罚的依据。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每个诸侯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富裕强大，避免被吞并，法家争对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着眼现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现实，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实，当代的世界也是一种“新战国时代”，世界各国都力求富强，在当代世界“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时有抬头，因此，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以及法家实行“以法治国”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的基本观念，对于我们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秦法家所处的时代迥然有异，但当今国际关系较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则极为相似：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实力竞争，各国都在为富强而奋斗，一国的国际地位最终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事物的处理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别国更强的综合实力。中国更是这样，要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要想顺利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加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途径。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而知识和科技创新则是关键。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推动和保障国家经济、国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促进知识和科技的不断创新，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6]。

五、综述

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经商鞅变法走向统一的道路，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秦国的富国强兵，是不可磨灭的创举。但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治国之道进行调整，以适应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只是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学者及相关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汉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线：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是导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对于秦朝的专制统治和严刑酷法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过，亦或是“依法治国“治国？

但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社会进化历史论，注重实际，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现实意义。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体系，国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国”；而另一方面，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国”和“仁爱教化”也是同时需要的，“外儒内法”也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长期沿用的治国方针。就如“文治武功”一说，我们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还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鉴，寻求怎样才能国富民强。“人性恶”的争论也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控制和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说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自利倾向。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实践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来说，“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研究，不在于从众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对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法家思想亦是。

参考文献：

[1]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页.[2] 《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法史学精萃（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3] 《诸子百家大辞典》，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78页.[4] 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5] 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3页.[6] 时显群：《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