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人物传说

第一篇：周恩来人物传说

周恩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名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他的生平事迹，一时半会儿还是讲不清楚的。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中国中央人名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名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这就说明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地位了。怪不得美国前外交大臣艾登要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对于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周恩来的两种角色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首先是一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迷人风度与机智谈吐在第一印象时就令人难以忘怀。在1943年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的费正清很容易对重庆的“周公馆”兴趣昂然，他的观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这样描述45岁的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的伟人。”他的学生白修德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乐于在周公馆做客。多年后，都已老去的他们在北京再次见到了周，但除了模糊的记忆，一切都已改变。

费正清在欢迎招待会上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在《自传》中，费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周或许是其中最不像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者。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他在南开中学饰演女性角色的轶事。也是在这所以开放著称的学校中，他阅读过《新青年》，熟悉孟德斯鸠，接触了亚当·斯密，中国传统的历史书籍也让他兴奋。1919年，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并为此激动，但他的组织才能比他的理论造诣更高一筹，在天津的学生运动中，他脱颖而出。可以想见，在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天赋比独创性更受欢迎。他在26岁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28岁时领导了上海60万工人的罢工，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耐心倾听毛泽东用湖南口音讲述的农民革命，但一定容易接受英俊的年轻人条理清晰、务实的分析。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周恩来始终拥有比毛更高的职位，而他在遵义会议上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帮助后者重获权力。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周恩来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畅销书作家，他们的版税都超过了他们的元首职务津贴。尽管周是世界上最有性格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自传却缺乏个性。如果你缺乏洞察力，很可能会将之仅仅视作毛的各项政策的推行者，就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那样，在1972年会见毛泽东时，他将周描述成毛周围的“一位笨拙的小学生”。但周与毛的关系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更复杂，更相互依存。《亚洲周刊》在回顾20世纪的亚洲伟大领袖时，称周恩来是始终的第三号人物。尽管他是毛最有力的助手，比毛年轻5岁，在毛掌权后，却从未成为第二号。但是，在中共历史上，他在最高领导层的时间却无人匹敌。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逝世，他目睹着曾经的同志一个个死亡，或者被打倒，自身却保持了下来，成了中国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幸存者”之一。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51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名义上的首席执行官，但其作为更像是首席运营官。一位威严的董事长通过一个庞大的董事会，有着绝对权威来做判断，而周只能做更多的权衡与协调工作，只有在其他人最陌生的外交领域，他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周恩来传》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说“取得了在外交上的最伟大胜利”，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次会议准确印证了亨利·基辛格对外交的判断，“它仍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那些对共产主义政权保持怀疑的人在面对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时，也努力收敛了这种怀疑。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想起周恩来说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果然做到了。但是我„„虽然我不能像他一样伟大，但起码我要守信用，我要说到做到，给自己定的目标，就要实现.

第二篇：中共党史人物——周恩来

中共党史人物——周恩来

一代伟人当他辞别人世时,能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除了他的丰功伟绩和光辉的革命,就是他的崇高品质和独特的人格精神。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奋斗了一生,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来的人格精神感召着后来人。

一、立大志,把个人理想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为中华崛起”的崇高志向当作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这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坚实基础。

周恩来青少年正是历史上极其黑暗混乱的时期,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少年周恩来深切地感到,广大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远大志向的周恩来,曾在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明

确提出学习应以肩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开始把个人前途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了。当校长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时,周恩来庄重的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1916年,他在《中国现时之危机》的演说词里,在国家的内忧外患之后,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号召青年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他的知识面广,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使他对救国救民的探索比较深入,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比较厚实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在追求真理,逐步成长的过程中,他以坚强的意志,破旧立新,逐步同一切旧制度、旧传统、旧道德、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五四时期,他高举“革心”“革新”的旗帜,在积极从事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的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坚持德、智、体全面,为他后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繁重的任务,适应艰苦的生活准备了条件,是我们广大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

二、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突出表现。

周恩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不论是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在力挽狂澜的北伐东征中,或是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在一触即发的西安事变中,还是在出生入死的重庆谈判中,或是在气吞山河的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奋不顾身、机智果断、英勇无畏的感人事迹都是随处可见的。

三、一生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核心。

周恩来是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典范,也是他人格精神的核心。首先表现在他时刻关心群众生活,体察人民疾苦,终生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上。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大管家”,人民的忠实公仆,与人民息息相通,血肉相联。他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喜人民之所喜。把人民的疾苦时刻放在心上,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尽管为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仍经常深入、工厂、学校、部队,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促膝交谈。仔细了解他们的疾苦,询问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及时把群众的意愿化为党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其次,表现在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

大家都记得周恩来晚年胸前一直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就是他一生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特色的主义,这正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干部,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继承先辈们所开创的事业,继承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四、周恩来的人格精神,还体现在他那出众智慧、临危不乱,多谋善断的非凡决策和指挥能力上翻开革命的史册,在每一个重大斗争回合中,周恩来都是力挽狂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周恩来在重大决策活动中不仅能够慎重稳妥地进行决断,而且还善于在极其复杂而又微妙的事态中驾驭事态的变化,显示了丰富的决策经验和临危不乱的决策胆略。

五、周恩来的人格精神还体现在务实求真,明达磊落,睿智超群的气度,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不争功不诿过的自谦品德上。

凡是和周恩来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深切体会到,他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可敬可亲的领导,而且是一位细心体贴、无微不至的长者。抗战时期,一批同志跟随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一到兰州,他不仅在政治上一再对大家作了耐心的关照,在人身安全上作了细致的布置,而且连一些生活上的细小事宜,也都一一考虑到了。正是从一句话、一件小事上,大家感受到了周恩来那炽热的情感,无私的心。所以,当他们顺利到达延安时,总难忘这段终生值得记取的旅行。于细微处见精神,为什么周恩来能获得所有人的尊敬,就是因为他居功不自傲,处处以礼待人,哪怕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充分体现了他虚怀若谷的崇高品质。待人接物,总是设身处地,先为别人着想。正因为如此,连一些党外人士也把周恩来当作言必有中的知己,肝胆相照的挚友。周恩来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成为他们最尊重和信任的共产党人。通过周恩来的言行,才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共同战斗的几十年中能够做到甘苦共尝,并肩前进。对于周恩来,不仅人民尊重他,朋友钦佩他,就是当年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国民党当局中,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中下级军官,甚至是士兵,不乏对他充满敬畏之感的人。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外交部长、第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在国际上树立起新中国的威望,进行了长期艰巨的斗争。他还是中美关系和中日缓和以及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新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凡是会见周恩来的外国人,都为他温文尔雅的仪容、彬彬有礼的举止、口若悬河的谈吐、亲切谦逊的态度所倾倒。在周恩来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精萃。西方的领导人们对他的明达磊落和政治家风度怀有最高的敬意。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震动了联合国,联合国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一位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当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无比敬仰地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一个国家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存款?

第三篇：周恩来

论周恩来精神的当代价值

摘要：周恩来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周恩来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关键词：周恩来；周恩来精神；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道德品质。周恩来精神完美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原则性同高度灵活性的结合[1]，这“三个结合”既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一般要求，同时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和美德，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周恩来精神的当代道德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人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被凝结为一种道德精神，即为党为民、鞠躬尽瘁、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周恩来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始终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1949年12月，他就以政府总理身份郑重宣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3]。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4]144。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4]142，144。在26年3个月又7天的总理任职内，周恩来一直坚守这一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其突出表现是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在这方面他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达到了一种最高境界——无我。据当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了新中国走向世界，1955年“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5]。从现在公布的周恩来工作台历可知，他经常连续工作23小时、26小时，1967年他曾创下连续工作84小时的记录[6]。由于他长期苦撑危局，积劳成疾，在1972年5月常规检查中，确诊为膀胱癌。但他没有住院治疗，一直带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仅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五个月中，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周恩来抱病工作共计139天。在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到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到24小时的共44天，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在医院动过10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肉体上忍受着病魔缠身的巨大疼痛，精神上忍受着“四人帮”明枪对准邓小平、暗箭射向自己的莫大折磨，还得找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处理日常工作。为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为了国家权力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他置大手术后的身体极度虚弱于不顾，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挫败了江青一伙的“组阁”图谋。在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接见外宾之间或之后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和鼻饲维持生命。就在这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天，他惦念的还是国家的统一大业。12月20日，他体温达38.7摄氏度，躺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谈话中，周恩来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最后不得不终止谈话[7]。

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8]。邓小平在评价周恩来时也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9]“为党为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无私奉献”，是党对周恩来的准确评价。这种评价既是对周恩来作为一个具体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对周恩来背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挖掘。应该说，后者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前者。胡锦涛在评价周恩来时说：“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10]周恩来精神彰显出一种强烈的道德价值力量。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是深刻地认识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生命线。

1990年3月，在东欧已经剧变、苏联即将解体的背景下，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清醒地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由于地位的变化，现在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权力，如果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11]。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并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六条经验，其中第四条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2]。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50。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升到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核心内涵和党的执政理念的高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周恩来精神道德价值的挖掘、继承和发展。

二、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政治价值

青年时代，周恩来就视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认为“共和国之主权在全体国民”[14]。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民、亲民、爱民的理念一以贯之。他把人民的生命安危，温饱冷暖时时刻刻挂在心头，萦绕于怀。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15]。这是周恩来对党的干部的要求，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和化身。

周恩来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事迹不胜枚举。比如，“大跃进”期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困难，而以粮食短缺最为严重，在安徽、甘肃等省的农村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筹措救命粮，他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在1960—1962年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记载着他为当时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辛勤操劳的情景：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竟有994处之多。仅在《1962年至1963年粮食生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周恩来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比如，他亲自找江西省委书记借粮说：你们已经对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还要你们再调出两亿斤。你们这两亿斤粮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时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16]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方留碧专门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周恩来，他通过详尽的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周恩来是全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总指挥。他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17]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第二天周恩来就赶到地震灾区。余震频繁，安全没有保障，地方和军队领导劝他不要去重灾区。周恩来态度非常坚决：我来干什么？那里太危险，群众住在那里，就不危险吗？执意要到重灾区，亲自察看群众受灾情况。为了尽快赶到重灾区，他取近道直奔隆尧县震中地带。他看到伤亡群众不少，许多群众没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说：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哇！他不顾连续余震，冒着风雪，逐村逐队慰问。他发表讲话时，坚持让群众背风听，自己迎风讲，鼓励群众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到临时搭建的简易病房看望受伤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俯身问候躺在地铺上的伤员，仔细察看伤情。他接连慰问了140多名伤病员，感动得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周恩来心系人民健康，尤其关心工矿、农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健康。他强调：卫生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为大多数人服务。60年代中期，在他的关怀下，北京组织了一批去西北农村和流行病高发区服务的医疗队。他指示到河南林县食道癌高发区的小分队说：癌症的发病因素很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70年代初，全国防治气管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五次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慢性气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要一抓到底。他赞成对肿瘤发病状况和地区分布进行详细调查，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以便有针对性的防治。1975年2月，在周恩来接受大手术前，偶然的话题使他听到了云南的个旧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较高，在手术台上他把肿瘤医院院长叫到跟前，要求马上派人到矿区了解情况。就在他辞世前的11个小时，即1976年1月7日晚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认出了主治大夫吴阶平，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7]726。这是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三句话。

周恩来精神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品质的具体表现，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首先，周恩来精神中的民本理论和实践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了出来，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13]37。这样一种社会正是周恩来一生为之追求的，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周恩来精神的政治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凸显。其次，周恩来的民本风范为各级领导干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立了一根标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10]。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民、爱民的作风深得人民的爱戴，受到国际舆论的称赞。应当说，这是中央带头对周恩来精神的弘扬和践行。

三、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周恩来精神内在的理论支撑和文化价值。

周恩来一生都注重实践、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早在旅日期间的1918年2月11日，周恩来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实行”，接着就写下了他在新的一年的奋斗目标和行事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新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对这三条的重要性他还在旁作注：“有如三宝。”[18]1943年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强调“要有学习的精神”，“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19]而要在工作中做到开拓创新，必须要立足于实事求是，“是则是，非则非”[20]。正是由于长期重视实事求是，建国后面对“冒进”、“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偏差和全局性错误，周恩来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与之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1956年，为了保证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在反冒进问题上周恩来同毛泽东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本建设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者多数的反对。在会上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坚持己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谈话，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为了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毛泽东，周恩来赴鞍钢、太钢等大型企业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国民经济“不平衡”的问题相当突出，回京后主持出台了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更坚决的反冒进措施。1961年，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21]。他特别具有启发性地要求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22]。

胡锦涛在评价周恩来时指出：“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10j胡锦涛所说的这“三个坚持”鲜明地概括出了周恩来精神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反映出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周恩来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党的“十七大”郑重向全党指出：“要加倍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险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辉。”[13]12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里折射出了在新的历史和新的理论高度上对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周恩来精神的承接，或者说体现出一种新时期的周恩来精神。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也是中国文化瑰宝中的精髓所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唐代学者颜师古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而《周易》上的“与时偕行”，《韩非子》上的“与时迁移”，都是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意思。显而易见，周恩来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和升华。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指人类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后者指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即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周恩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所然，同时也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要任务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也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3]33-35。这样，周恩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就不仅仅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推动贡献，而且在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并体现时代性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这难道不是周恩来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所在吗？！

总之，周恩来精神中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价值源于其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价值，而这一政治价值又源于其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文化价值，这三重价值的内在统一正是周恩来精神的力量和魅力所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永无止境，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弥足珍贵。

第四篇：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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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范——周恩来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先进的、强大的民族，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百年。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民族从封建社会渐渐地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发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在半封建社会中有了半资本主义成分。这个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使中华民族极度衰败，濒临灭亡的边缘。拯救中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的风流人物，孙中山、黄兴、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出生在上个世纪末年。他的一生参与了解决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事业。他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伟业巨绩可以举出许多，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主要核心领导成员。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非武装斗争。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领导人

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参与领导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直是反动统治地区的地下斗争、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为军队的创建提供了有生力量。

3.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总理。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府首脑。

4.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场，且有泱泱大国风度的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他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坚持原则而不僵，讲究灵活而有度，服人以理，待友以诚，立言以信，因而成为举世敬仰的天才外交家。

5.“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挥危局的中流砥柱。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和思想准备。

我们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个政治天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第五篇：周恩来

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模范，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员，什么是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

提到周恩来这三个字，敬意都会从亿万国人心底油然而生。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树。他的对手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对手以及朋友的尊重。

少年时他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奋苦读，青年时，他为寻求真理而远渡重洋，虽历经坎坷依然意气风发。他说：“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面对剧烈动荡的革命年代，他没有留意个人的得失，他说：“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走出陕北窑洞，在西安、在武汉、在重庆纵横捭阖，在一张张诡异莫测的谈判桌前他为民族大义而据理力争，在每一个需要大智慧与大勇气的地方他为了中国的前途不懈努力。在赶走了日本人的土地上，和平并没有立刻到来，他毅然返回陕北展转于枪林弹雨，在新中国的地平线上，虽然百废待兴，但他鼓励大家“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在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混乱不堪的时候，他仍然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做出最后一点努力，他说“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在上次看完电影《周恩来》，使我们再次领略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被他那种时时刻刻都装着党和人民，把关爱和献给了最需帮助的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毫不夸张的说是把是一生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他去世后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更是彻底的“无产者”，虽然连遗骨都没有留下，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永远效法的崇高榜样。时至今日周总理在老百姓心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减，反而在今天这个经济社会里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怀念他是被他那一丝不苟为人民的精神感动。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让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最尊崇的心情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