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岩溶地貌

第一篇：简述中国岩溶地貌

岩溶地貌又称喀斯特地貌，中国是世界上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从热带到寒带各种喀斯特地貌类型齐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区都有喀斯特的分布，但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碳酸盐岩出露地区。其中以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所占的面积最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区之一；西藏和北方一些地区也有分布。广西境内主要是热带和亚热带喀斯特，贵州、云南、西藏多为高原喀斯特，高山喀斯特多分布在四川、云南和西藏等高海拔地区。

中国整个西南地区石灰岩连成一片，分布最广，面积共达55万平方公里。其中尤以广西地区出露的面积最大，达12万平方公里，约占广西全区总面积的60%。贵州和云南东南部石灰岩的分布面积也约占该地区总面积的50%。此外，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四川盆地和鄂西山区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石灰岩分布。

我国广西，云南地区喀斯特地貌最为典型。

同时，广西地区的喀斯特地貌也是别具特色的，这里除了部分的弧形山系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则分布着连绵成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尖锥状、宝剑状、柱状、塔状等形态各异、挺拔峻峭的石灰岩山峰。它们纵横连绵达数百公里，而且各个山峰的高度都十分相近，构成了一个自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的峰顶面，在林立的石峰之间密布着一个个深达200～400米、直径不过100～200米的封闭小洼地。从广西西北部到中部，地形形态呈有规律的变化：峰顶高度依次降低，山峰密度逐渐变稀。同时，山间的封闭洼地高程也渐次下降，洼地规模也明显增大，由数个洼地联接成串珠状洼地。

而与广西相邻的云贵高原区喀斯特发育的特点与广西喀斯特有显著的差异，其原因是云贵高原的地质条件比广西复杂得多，可溶性的碳酸盐类岩层与非可溶性的砂页岩、火山岩交互成层，再加上褶皱紧密，断裂错综，因而形成许多独立的、大小不同且各具特点的可溶岩体，而不像广西那样是一个连续分布的、褶皱平缓和岩性比较单一的、巨大的可溶性岩体。在黔南、黔西南和滇东某些地段，也有大面积连续分布的碳酸盐类岩层，在几百万年前的第三纪也曾发育有热带、亚热带的峰林和孤峰平原等喀斯特地形，但因其自第三纪以后，云贵高原区地壳大幅度隆起，成为海拔1000～2000米以上的高原，这样就不再具备广西那种湿热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以溶解为主的喀斯特作用也就远不如广西那样能够强烈地进行，故其剥蚀作用相对较为突出，山峰一般具有浑圆、低缓的特点，溶洞分布也远不如广西那样普遍，峰林的陡峻程度也远比广西的峰林逊色。如今黔西安顺的峰林，云南路南的石林均为第三纪时尚未升为高原前湿热气候条件下的产物，而不是现在凉爽的高原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除了广西，云南等地区我国其他地区还分布了众多的喀斯特地貌，其中四川省的石灰岩出露面积达128062㎞²占全省面积的18.1%,仅次于贵州、云南、广西,居全国第四位。在华东地区（包括江西，安徽，浙江，附件，江苏和上海）虽然出露地表的石灰岩面积较小仅占本地区的4.06%，但也发育着形态各异的喀斯特地貌；苏北，皖北地区发育着喀斯特丘陵；江西萍乡-宜春一带有具共同基座的短锥状峰丛；浙江天目山已及皖南，赣北也有少量溶洞的喀斯特化的山地；福建西南部的龙岩，三明地区是喀斯特发育最强烈的地区，那里不仅有类峰林，峰丘，溶斗等，还有长达数百米的喀斯特地下河。

中国喀斯特地貌有着明显的地带特征，东部喀斯特地貌呈纬度地带性分布，自南而北为热带喀斯特、亚热带喀斯特和温带喀斯特。西部由于受水分的限制或地形的影响，属干旱地区喀斯特(西北地区)和寒冻高原喀斯特(青藏高原)。

热带喀斯特分布于桂、粤西、滇东和黔南等地。地下洞穴众多，以溶喀斯特蚀性拱形洞穴为主。地下河的支流较多，流域面积大，故称地下水系，平均流域面积为160平方公里，最大的地苏地下河流域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地表发育了众多洼地，峰丛区域平均每平方公里达2.5个，洼地间距为100~300米,正地形被分割破碎，呈现峰林一洼地地貌。峰林的坡度很陡，一般大于45度。峰林又可分为孤峰、疏峰和峰丛等类型，奇峰异洞是热带喀斯特的典型特征。

亚热带喀斯特分布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下河较热带多而短小，平均流域面积小于60平方公里。洼地较少，每平方公里仅为1个左右，且从南向北减少，相反，干谷的比例却迅速增加。正地形不很典型，主要为馒头状丘陵，其坡度一般为25度左右，洞穴数量较热带大为减少，以溶蚀裂隙性洞穴居多，溶蚀型拱状洞穴在亚热带喀斯特的南部较多。

温带喀斯特以喀斯特化山地干谷为代表，地下洞穴虽有发育，一般都为裂隙性洞穴，其规模较小。喀斯特泉较为突出，一般都有较大的汇水面积和较大的流量，例如趵突泉和娘子关泉等。这一带中洼地极少，干谷众多。正地形与普通山地类同，惟山顶有残存的古亚热带发育的缓丘-洼地和缓丘-干谷等地貌。强烈下切的河流形成峡谷，局部地区，如拒马河两岸有类峰林地貌。

干旱地区喀斯特仅在少数灰岩裂隙中有轻微的溶蚀痕迹，有些裂隙被方解石充填，地下溶洞极少，已不能构成渗漏和地基不稳的因素。青藏高原喀斯特处于冰缘作用下，冻融风化强烈,喀斯特地貌颇具特色，常见的有冻融石丘、石墙等，其下部覆盖冰缘作用形成的岩屑坡。山坡上发育有很浅的岩洞，还可见到一些穿洞，偶见洼地。

中国喀斯特地貌分布极为广泛，喀斯特地区有许多不利因素需要避免和克服，也有许多有利因素需要加以利用，因此研究喀斯特地貌在理论和生产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篇：岩溶地貌实习报告

岩溶地貌实习报告

一、实习目的此次岩溶地貌实习的目的，有助于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地质现象结合，使我们更深的理解及更好的掌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会将课本上的内容应用于实际地质情况中。

二、实习任务

岩溶作用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以化学溶蚀为主，机械侵蚀和重力崩塌作用为辅，引起岩石的破坏及物质的带出、转移和再沉积的综合地质作用，由岩溶作用形成的地表形态，地下洞穴系统和沉积物，称为岩溶地貌和岩溶堆积物。岩溶地貌分为地表岩溶地貌和地下岩溶地貌进行观察，因此此次实习的任务是分别对地表岩溶地貌和地下岩溶地貌进行观察，并能够清晰准确的辨认出每一种岩溶地貌及其相关的堆积物，并对所看到的现象进行描述及其相关成因的解释，从而更好的了解和掌握所学的岩溶地貌知识。

三、实习内容

1、在摘星亭观察地表岩溶地貌。

该点可见大、小型两种地表岩溶地貌。其中小型地貌位于摘星亭附近，地貌类型有：溶沟和石牙（图xx）。其成因为：地表水沿石灰岩的节理裂隙进行溶蚀与侵蚀，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的凹槽，及溶沟；石牙为凹槽之间残存的突起岩石。溶沟和石牙间的相对高度在3厘米左右。形成该种地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岩石的可溶性较高：因为此处的岩石为灰岩，属于碳酸盐类，其溶解度较高。

自摘星亭向远处观望可见两组正负相间的大型地貌（如图xx所

示）。他们分别是：溶蚀洼地、峰丛、溶蚀平原和孤峰。溶蚀洼地是与峰丛同期形成的一种负地貌类型，平面形态为椭圆形，底部平坦面积小；峰丛是一种山峰基部相连的峰体，峰与峰之间常形成“U”行的马鞍地形，高差在200米左右；溶蚀洼地常与峰丛共生构成峰丛—洼地组合形态。溶蚀平原是比溶蚀洼地更为宽广的地面平坦的岩溶地形，在该点分布较广泛局部散步者岩溶孤峰；孤峰是兀立在岩溶平原或盆地上的孤立的石灰岩山峰，峰体较矮。

2、在老虎岩观察地下岩溶地貌

地下岩溶地貌主要有溶洞、地下河、地下湖和潜流。该处可见受层理控制的溶洞。溶洞是岩溶作用所形成的地下溶洞的通称，它是地下水沿可溶性岩体的各种构造面，特别是沿着各种构造面互相交叉的地方，逐渐溶蚀、崩塌和侵蚀而开拓出来的洞穴。形成初期，岩溶作用以溶蚀为主，随着空洞的扩大，地下水的运动加快，侵蚀和崩塌也随之加强，洞穴迅速扩大。从而形成高大的地下溶洞。溶洞壁上会有很多的溶蚀窝。

该点出露形态不完整的洞穴堆积物。如石钟乳。石钟乳是地下水沿着细小的空隙和裂隙从洞顶渗出而进入溶洞间，随着温度的升高、压力的降低、水中Ca(HCO3)2变得过饱和，CaCO3就围绕着水滴的出口沉淀下来。逐渐形成一种自洞顶向下生长的CaCO3沉积体。在溶洞底处还可以看到一些次生堆积物，但其发育不完整，不能分辨出沉积物的类型。

3、在龙隐洞观察地下岩溶地貌

此处也可见溶洞，但其成因与老虎岩的不同。该溶洞是由地下河和断层破碎带共同控制。地下河是具有河流主要特征的位于岩溶区地下的有水通道。因此，在岩溶作用过程中，一方面是通过地下河的水平冲刷促使了溶洞的形成，并在溶洞壁上形成了一些近于平行的冲刷痕，在溶洞壁的底部有很多溶窝。另一方面为碳酸盐层里面的地下水沿着裂隙进行垂直的溶蚀，裂隙就是大量出入不规则钟乳石的地带，原因是钟乳石形成的地带就是地下水最活跃的地带，并能在地貌中观察到裂隙带及其破裂面。

四、结束语

本次实习是一次对岩溶地貌系统的实习学习，从老师详细讲解跟同学的回答中，我学习到了很多课本内不能理解的东西，深切的体会到了“认识一定要到实践中去”这一伟大的论断，对桂林的地貌有了理性的认识。

最后感谢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指导我们实习，感谢老师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使我们欣赏了桂林美景的同时也增长了知识。

第三篇：岩溶地貌的实习报告

岩溶地貌学习报告

时间：2009年6月15号

地点：南川县南平镇石庆村九队

主要内容：岩溶水的相关知识

岩溶地貌的主要特征

重庆岩溶地貌的主要改良措施

认识一些岩溶水的监测仪器：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一岩溶水方面

1.岩溶水分为表层岩溶水和地下河

（1）表层岩溶水的特点：径流短，对大气降水敏感受地表物质影响大，流域面积

较少

（2）地下河的特征石灰岩地区地下水沿裂隙溶蚀而成的地下水汇集和排泄的通道。地下河的分布深度常和当地侵蚀基准面相适应，由于不透水层的阻挡，或者第四纪地壳上升幅度大于溶蚀深度，地下河则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形成悬挂式的地下河。中国广西岩溶区的地下河，按其发育阶段和形态特征分成 3 类：①与当地侵蚀基准面相适应的地下河，多分布在主要河流的两岸，规模大，水量丰富，地下河水面与地面高差不大。②穿山式地下河，河的水面与地表河的水面等高，往往是连接相邻两溶蚀盆地中地表河的通道。③悬挂式地下河，规模较小，分布在峰林洼地区，主要是受隔水层的阻挡形成的2.岩溶水的研究方面主要研究岩溶水量和水质

水量的研究意义：在岩溶地区缺水现象比较严重，理解水量的分布及影响因素对工农业生产非常重要。

水质研究意义：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安全用水，而水质的好坏受地表人类活动的影响。对水质的研究可以科学地指导人们合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

3.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技术参数

该仪器测定下限、测定范围、测量精度与但参数水质分析仪器相同。

主要特点

（1）、具有选择离子测量功能，可内置19种离子或参数测量项目以供选择，可储存1600个样品检测数据，配合随机提供的化学试剂包，可自动显示被测样品的吸光度值、浓度值及其测量参数。

（2）、配置9个超高亮发光二极管，波长自动转换。用户也可自备标准溶液，用自制的标准曲线对样品进行定量测定。

（3）、采用单片机控制，具有光谱数据处理功能。

（4）、大屏幕中文显示，人机交互式操作。

（5）主机内置充电电池，外置大功率锂电池，适用于实验室或野外现场定量测量。仪器介绍

GDYS型多参数水质自动检测仪是应现场或野外作业等部门需求研制开发的新一代水质测定仪。该仪器由多个脉冲硅光光源、圆柱型比色瓶、新型光学系统、信号控制放大系统、微处理器智能控制和分析结果自动显示、打印系统、大功率锂电池供电系统及相应的化学试剂盒构成。可选择测定钾、钠、钙、镁、氯化物、硫酸盐、矿化度、砷、汞、六价铬、镉、铅、银、氰化物、氟化物、铁、锰、铜、锌、重碳酸盐、碳酸盐等组分和参数

二该地岩溶地貌区的特点及治理方法

1． 岩溶区的最大特征是生态脆弱，缺水，土层较薄。南川裸露地表的岩溶环境最明显的地质作用就是大气降水所形成的溶蚀—侵蚀作用。分水岭，斜坡及岩溶剥蚀面上，有不厚的土层分布，植被 稀少的地区，土层薄而且保水性差，因而土地贫瘠，不宜于大面积的农业种植。

2． 岩溶区的治理方法

岩溶区要真正做到综合治理好，首要的任务是脱贫。怎样使他们脱贫呢？说服他们改变农业种植的结构。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去说服他们去改变种植方式，（1）做模板在那儿建一个农业种植地，让农民知道还有比传统的农业种植更值钱的东西（2）倡导做某种农活，并且给一些补助

一般来说岩溶区的治理有以下一些方法：

（1）封山育林植被恢复模式

完善封山育林政策,加强管理,明确责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确保封山育林 顺利开展;同时,依靠科技进步,严格检查监督,确保封山育林植被恢复工程质量。

（2）发展立体生态农业 立体生态农业是根据岩溶生态环境的土地类型,实行立体、多层洼地的生态经济模式,以形成多层次特殊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形式,是石漠化治理有效途径之

一。在洼地底部,以种植旱作粮食作物为主;在山麓、平缓山坡,发展优质果树和经济林、用材林,间种药材;在峰丛垭口和比较陡的山坡,发展金银花等藤本植物,有土地段适当发展竹林;在陡峻山峰地段则长期封山育林,重点发展水源林,涵养表层岩溶水。可借鉴贵州一套简单易行的“山顶带帽子”(封山育林)、“山腰系带子”(砌墙保土、坡改梯)、“山脚盖被子”(推广农用薄膜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石漠化治理成功范例。

在岩溶区坡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及树木等生物应具备耐旱耐贫瘠的特征。

三 研究岩溶及其他地理方面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研究过去：要熟悉岩溶记录及其演变过程

2.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探讨其形成的机理

3.通过研究过去，预测未来：为以后合理利用土地出谋划策，提出合理建议。

第四篇：简述中国丧礼风俗

简述中国丧礼风俗

丧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仪式。有关葬礼的风俗习惯，各地各族大不相同，受宗教信仰以及经济状况的影响，自远古时代我国产生过土葬、火葬、水葬、天葬（鸟葬）、崖葬、悬棺葬、塔葬、海葬、树葬、花葬等多种形式。现今中国汉族人民中，主要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葬礼风俗。

中国自古便流行土葬，因传统，死后要留全尸，所以人们通常会选择土葬，《周礼》规定“众生必死，死必归土”，中国的夏、殷等朝代都是采用土葬。虽有各式各样风俗习惯的产生，但土葬仍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中国人主要的丧葬方式。通常人死后亲属会将死者生前惯用的物品与死者一同埋葬，并同时附加上一些饰品等，目的是为了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富足，这为后世留存下了大量的文物，土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礼仪宏大而繁琐，远古时期人类丧葬极为简单，不建立坟墓，也没有礼仪和祭祀，仅仅是简单的尸体埋葬，这从远古时期出土的墓葬非常简陋可以看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适应统治阶级和礼教思想的需要，丧葬方式日益繁杂；迷信观念日益浓厚，形成了独特的土葬礼仪，商代盛行厚葬，不仅殉葬品奢侈，并迫使大量奴隶殉葬。西周时，墓葬大小、棺椁层数、随葬品的种类及多省，都按礼制作了规定。战国中晚期，又产生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秦始皇陵于即位后即开始营建，规模巨大。汉代盛兴选择风水的墓地之说，以人殉葬之俗语基本废止，随藜（lí）则以陶器、漆器为主。至三国、魏晋南北朝，渐演变为薄葬。自春秋时开始，出现在墓上封土建坟丘的习俗，汉代以下普遍行之。土葬要求“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礼厚葬。“棺椁必重，衣食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要求的葬礼规模足够宏大。汉族人民重视土葬，实行土葬，与悠久的农业文明息息相关，儒家思想认为死者入土是人的必然归宿，《周礼》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入土为安这种传统的土葬观念至今对人们仍有一定的影响，造成农村地区土葬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成为推行殡葬改革的一大障碍。封建社会，土葬最能表现阶级和等级的差别。雄伟的墓体及其它附属建筑、各种贵重的陪葬品、宏大的仪式，无不彰显着墓主的高贵与威严，极大地满足了宗法政治的需要。实行土葬，以棺盛尸，掘土为墓，埋棺其中，堆坟立碑。殡葬仪式繁杂，规模盛大，并有浓厚迷信色彩。丧葬仪式程序大致如下：

小殓：为尸体净身整容，穿上寿衣。这个步骤要尽早，甚至有时在断气之前就进行。因为过几个小时，由于肌肉细胞死亡，会出现称为尸僵的四肢僵硬现象，影响穿寿衣。寿衣不能用皮质，因传统认为这样死者会转世成动物。寿衣(丧服)多采用中国传统服装。

报丧：正式通知远近各处的亲友死亡时间、情况和葬礼安排。经常有严格的形势和顺序规定。

奔丧：亲友携带礼品、礼金、挽联、花圈等从外地来参加葬礼。停灵：又称暂厝(cuò)，将尸体在灵堂停放若干天，等待前来奔丧的亲友；同时有助于确定死亡而不是昏迷假死。灵堂可为家中房间、临时搭制的灵棚、或殡仪馆的专用房间。灵堂内设悼念条幅、死者遗像、供奉死者的食品（供品）、香、蜡烛、纸钱等。另外，在暂时不能正式安葬死者的情况下，将棺材寄放在寺庙等地，等待未来下葬，也可称作停灵。

守灵：停灵期间，已在场的亲友，特别是死者的晚辈在灵堂轮流守护死者的尸体，接受奔丧者的吊唁。在整个葬礼期间，死者亲近的晚辈（称为孝子/孝女）穿不缝边的白色粗麻布衣服或褂子，腰系草绳或麻绳，脚穿草鞋，称为孝服。

大殓：当着家属的面，将死者移入铺有褥子的棺材，盖上被子，钉上钉子封棺。富裕的人家可能用内棺和放置随葬品的外棺两层。

出殡和下葬：把棺材送到墓地埋葬。出殡开始的标志是孝子将一个瓦盆摔碎，称为“摔盆儿”。由孝子执“引魂幡”带队，有乐队吹打，沿途散发纸钱到墓地。下葬仪式有道士、风水师协助。

烧七：下葬后，亲友每七天去墓地看望并烧纸钱，一共去七次共四十九天。还有类似的招魂、超渡、烧纸钱等活动，称为“做七”。第四十九天的仪式称为“断七”，为正式葬礼部分的结束。

守孝：按儒家的传统，孝子应该守护在父母墓的周围三年，期间避免娱乐、饮酒食肉、夫妻同房等。

牌位：家人用香烛祭品供奉写有死者名字的牌位。扫墓：亲友于清明节、抑或重阳节期间修理、打扫墓地。

远古时代火葬并不盛行，因《周礼》规定“众生必死，死必归土”，厚葬才是孝顺，反倒是边疆少数民族很早就有火葬，中国兴起火葬的观念还在佛教传入之后。”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中国开始出现有火葬，佛教称荼毗。教徒并流行把尸体摆成打坐的姿势后火葬。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曾诏回；“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三月，下令禁止火葬：“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但火葬仍旧流行，朱熹在《朱子文集》卷一十四《跋向伯元遗戒》说：“自佛法入中国，上自朝廷，下达闾巷，治丧礼者，一用其法。”“荼毗火葬法”在宋代大为流行，例如《水浒》第25回中武大郎和51回中沧州知府的小儿子死后均在棺材内火葬。至南宋朝廷仍禁民间火葬，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监登闻鼓院范同上奏，说“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建议朝廷拨地令贫民葬亲。理学兴盛之后，火葬逐渐衰落。元朝规定土著汉人一律土葬。

明清之际中国仍禁止火葬，但仍无法完全根除火葬的习俗，据明嘉靖《尤溪县志·地理卷·谣俗》记载，“普通民众去逝，尸体积柴而焚之”，吴县通济寺设焚化亭，供民间火葬。清初允许火葬，清兵入关前，满州风俗也是实行火葬，例如努尔哈赤去世后为火化，称为“宝宫”的骨灰坛葬在福陵，入关后的初期，顺治帝、其爱妃董鄂氏以及孝康章皇后也是火葬，但此后开始限制火葬而鼓励土葬。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清朝颁布丧葬条例。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永康县志》说浙江永康县有八弊俗，其一就是火葬。《大清律》后来规定：“其从尊长遗言，将尸体烧化或置水中，杖一百”；“若私自火葬或水葬父母，按杀人罪论死刑”；“旗人、蒙古丧葬，概不许火化”。但清朝的佛教僧尼，一部分信徒，以及寺庙收葬的流浪死者仍然在寺庙里火葬。另外，传染性疾病的死者或客死异乡者，在不便运灵柩回乡等情况下，火葬也是较好的遗体处理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节省土地资源等原因，一贯倡导火葬。在城市中普遍实行火葬，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火葬比例不断提高，超过半数的逝者选择了火葬作为遗体处理方式，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比例。

葬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组成部分，能够非常深刻地体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研究它有助于研究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风民情，随着民族融和的不断深入，一些特有的风俗习惯可能会慢慢消失，葬礼的风俗将会渐渐统一走向简洁，科学。

第五篇：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中国儒学发展史

1、先秦——孔孟儒学

先秦儒学即原始儒学，为诸子百家之一，战国时期与墨家并称“显学”。先秦儒学大体有两个流派：一支是孔孟儒学，强调礼制、仁政、德治、民本，在天命观上远鬼神；一支是荀子儒学，吸收法家、道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施，且糅杂黄老学说。荀子儒学被时人视作对儒学的背叛，长期被排斥在儒学之外。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秦汉——董仲舒儒学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秦不绝儒学”。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正统，但同时吸收齐鲁儒家思想。因为“焚书坑儒”，长期以来认为“秦绝儒学”，直到宋代，郑樵才正式提出“秦不绝儒学”。秦朝儒学主要集中于博士官及其弟子，民间也有秘密讲学，儒学继续发展：（1）秦博士大量设立。秦朝廷接收了六国的儒生，立博士官，博士儒生都可参与政事讨论；（2）儒家经典论著的整理与发展。三家《诗》在秦末兴起，《六经》注解多在秦代初步完成，《吕氏春秋》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3）儒家的礼仪、道德伦理得到实行。秦始皇刻碑立传、巡游封禅，都有大批儒生随行，宣传妇德伦理等儒学教化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黄老盛行，儒学有所衰落。到了汉武帝时期，汉代儒学吸收阴阳家、法家、谶纬等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重构了一个利于统治的思想体系。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倡导“大一统”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因此君主要顺应天意实行仁政，君主不仁则天降灾祸以警告；强调“三纲五常”，臣民要服从君主的统治；提出“三统”说，黑、白、赤三统循环，每

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这抛却了秦朝古板的“是古非今”理论，是对法家变法革新思想和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融合。汉代儒学的兴盛另一个体现在经学发展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对经典的解释融汇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魏晋至隋唐

汉朝中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冲击了儒学地位。魏晋崇尚玄学，唐代以道教为国教，社会思想出现尚“无”“空”的气象，而胡族血统政权的兴起，冲击了儒家的伦理纲常。

儒家衰末，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复兴儒学的问题。魏晋以来三教合流现象，儒家也开始思考形而上的理论。

（5）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5、宋元明清——宋明理学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把儒家思想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程颐）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到形而上的层面，概括为“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对人的自我约束与道德修养；为了理解“理”，就要“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本身的观察与研究。这是理学的一支，程朱理学。后来人们对外在求“理”的繁琐与约束感到不满，转而追求内心，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这是理学的另一支，阳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王阳明。

总体说来，宋明理学对于中华传统道德的塑造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清名士、朝鲜东林党的民族气节，即源于此。

（6）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7）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

6、明清异端

宋明理学极大禁锢了思想，尚理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发展不符。明清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拜金、腐败的生活对宣扬理学的卫道士是极大讽刺。儒学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整体上向先秦儒学思想上回归，反对君主专制、倡导经世致用，代表思想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

（8）明清异端思想。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

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7、晚清民初——新儒学

（9）近代新儒学。晚清至民国初年，虽然儒学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但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理论来解释儒家思想。尽管许多革命者自认为是新学之士，思想深层次方面还是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新儒学，是指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

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8、新文化运动以后

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学的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

随着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 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9、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儒学新生

（10）当代新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重新焕发活力。尤其是近些年党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热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学术活跃，使”新儒学“得以恢复并获得较快速传播。”新儒学“的鼓吹者，将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和腾飞，归结于”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复兴、发展的传播，因而受到相关国家政要的支持。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一旦得到权力杠杆的支持，便必然会得到迅速发展。游走于亚洲”四小龙“国度和地区的以”新儒家“自居的人，正是趁此机会大肆炮制、兜售其”新儒学“思想和观点，以至使其出现了一度的繁荣，而他们也被誉为新儒学的”第三代“、”第四代“代表人物。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