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纪5080年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20世纪50～80年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两国的关系从五六十年代的敌视对抗，走到七八十年代的缓和合作，九十年代再次跌入低谷。台湾问题成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是中美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仍未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根本症结所在。
（一）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底，美国极不情愿地看到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已成强弩之末，国民党溃退台湾已成定局。为了据有台湾，在战略上掣肘新中国，美国政府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处理的问题。美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四套方案：一是设法阻止蒋介石迁台；二是在台湾培植亲美代蒋势力；三是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四是制造“联合国托管”案。但是，这些方案都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而落空。中美两国遂形成对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落到实处，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访问苏联。美国对此极为关注。12月29日，艾奇逊在白宫召开军政首脑会议，专门讨论中苏问题，认为当前最大问题是拉拢中国，以分裂中苏关系。至于台湾问题，由于蒋介石集团已腐败得不可救药，台湾陷落是早晚的事，美国不能因为援台而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引起中国对苏联的进一步靠
①拢，美国若这样作太不划算了。出于这一想法，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美国始终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ZZ2〗现在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ZZ2〗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咨询。”②
为了及时揭穿美国以台湾问题为诱饵来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1月19日毛泽东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谢谢上帝，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③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挫败了美国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中美两国关系也随之更加恶化。
5月，以亲蒋反共著称的杜勒斯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来一项“激动人心”的转变，也就是说，要由原先“不干涉”立场转为所谓“中立化”立场，即“不允许福摩萨(即台湾)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允许它被用作对大陆作战的基地。”④“中立化”显然是欲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难关。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即宣布介入朝鲜内战。27日，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鉴于“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⑤
至此，杜勒斯的所谓“中立化”建议得到实施。这就意味着在6月27日以后，解放台湾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美国武装力量之间的较量了，国民党残匪反而退到了背后。所谓中立化，就是说不准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活动。在所谓中立化幌子下，美国于7月22日通知台湾，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不适用于金门、马祖等近海岛屿，一旦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除台湾和澎湖列岛外，美国不参与保护国民党控制下的其他岛屿的行动⑥。美国此举极为险恶，即必要时可以放弃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以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将台湾分裂出去，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8月31日，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在苏联等国的支持下，联合国于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派代表参加该案讨论⑦。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发表长篇演说，驳斥了美国政府所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是欲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恼羞成怒，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对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实行冻结并管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28日，中国亦针锋相对地宣布，对美国在华的公私财产进行管制，公私存款一律冻结，随后，中国进而收管了美国在华的一切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至此，中美两国关系处于完全对立之中。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继续采取孤立、遏制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宣布解除其“中立化”，恢复台湾军队对大陆的行动自由，美国完全转向台湾蒋介石一边，台美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时期。美国除了给台湾大量的物资和贷款外，还以每年大约1亿美元的速度不断向台湾提供“经援”，这等于给“垂危病人注射了强心剂”，“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⑧。由此台湾增强了与大陆的抗衡能力，再加上抗美援朝，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已由东南转向东北，以及美国第七舰队对台湾海峡进一步封锁等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行动推迟了下来。
1954年8、9月份，中国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美台为了“保卫台湾”，双方于12月2日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一旦“缔约国之领土受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应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该“条约”无限期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第六条说：“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⑨。应当指出，这是继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声明后，美国又以“公开条约”的形式强调了其防守区不包括金门与马祖这两个岛屿。这充分说明，美国制造台独或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是由来已久并精心策划过的。12月8日，周恩来严正声明，蒋介石集团没有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⑩。为了打击美蒋联盟，1954年9月，我福建前线炮兵，奉中央军委命令炮击金门，严惩了美蒋军队。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又一举攻克浙东沿海江山岛，并迫使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空前尖锐对立时期。
1953年至1954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台湾当局在美国政府的输血打气下，不断地向金门、马祖增兵。为了惩罚国民党军骚扰破坏，同时打击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强调对中国的“警告”，并先后从美国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向台湾海峡大量增兵，同时派驱逐舰加强对台湾海峡的巡逻。针对美国的行动，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措施，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一周，以便让国民党驻岛部队进行补给，但条件是美国军队不为国民党军队护航。10月13日，国防部又宣布停止炮击两周。由于美国仍坚持其顽固立场，继续为国民党军队护航，我军于杜勒斯访台的当天，即10月20日，恢复了对金门的炮击。从10月25日起，我前线部队执行“双日不打金门机场、码头和船只”的命令，只对守岛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观察所、雷达站等目标进行炮击。10月31日，我前线部队又奉命双日不进行炮击，采取半打半停的策略，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二次台海危机告一段落。
60年代初期，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又利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给年轻的共和国带来极其严重困难的时机，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从海上和空中窜犯大陆，挑起了第三次台海危机。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外交上正告美国政府：“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还击，击退了蒋军对大陆的窜扰和美国空军对我国的军事入侵，从而彻底地打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迷梦。第三次台海危机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最低谷”。
（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给敌对的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成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契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其杰出外交家敏锐的眼光捕捉住这一契机，亲手导演了一出“乒乓外交”：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当这一信息传到美国后，美国人立即加入到了“乒乓外交”的合奏中来。1971年3月，美国取消使用美护照到中国旅行的所有限制。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总统访华铺路搭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在举世瞩目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说：“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政府也在联合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对中国政府的声明表示基本赞同。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也是台湾问题逐步解决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根据其新亚洲政策和中美《上海公报》精神，开始调整对台关系。政治上逐步拉开与台的关系，军事上逐步减少对台军事援助和在台的军事人员及装备。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向国会作外交政策报告，他没有在中国一章中谈台湾问题，只在亚洲一章中提到“台湾人民”，而不是“中华民国”。这样，美中关系又靠近了一步。尽管如此，但因受美国内舆论和反华势力的束缚，尼克松始终没有决心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建交的障碍。
1977年，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内要求同中国建交的高涨呼声，卡特政府采取了在尽可能多的保持美台联系的条件下，接受中国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以尽快同中国建交的方针。1978年12月6日，中美双方在经过多轮双边会谈后，发表了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和声明。美国声明在1979年元旦结束美台外交关系，按公报规定终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余留美军人员。至此，卡特政府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中美建交公报》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台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全部解决。美国仍然坚持它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采取措施来保证他们所关心的台湾的“安全”。为了使这种特殊的美台关系符合美国的法律，卡特政府于1974年4月10日批准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称，鉴于美国已于1979年1月1日结束了与“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的政府关系，国会认为有必要制订本法，以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并重申美国的政策是：继续与台湾保持密切的商务、文化关系；限定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为排除武力，“将通过和平方式”；向台湾继续提供武器装备；除“共同防御条约”外，与台湾的其他一大批“协定”、“条约”继续有效，等等。可以看出，《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也是日后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与纠纷的主要根源。
1981年里根上台，此届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左右摇摆。一方面里根对中国政府表明要继续努力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又宣称要全面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包括在政府机关接待台湾在美机构的“官方来访者”和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中国政府对美国发出了一连串的批评和警告。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美国于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与中国一道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即“8.17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武器“无论在质量或数量上都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并保证“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8.17公报”消除了因美向台出售武器所具有的爆炸性，中美之间一度终止的战略对话和军事关系也重新得到了恢复。
1984年4月和1986年9月，邓小平两次向里根当局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解决台湾问题，并希望美国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均遭到里根当局的拒绝。这样，中美关系在80年代经过前进、摩擦、危机、僵持后，步入到了90年代。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4卷，1975年版，第456～467页。
② 《新华月报》1958年2月号第576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第247页。
④⑥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33～335、349～351；391、395页注①；387页。
⑤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
⑦ 《当代中国外交》第69～70页。
⑧ 《建国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1页。
⑨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051～2053页。
⑩ 《新华月报》1955年1月号，第56～60页。(完)
第二篇：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国当做其国际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来摆布，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试图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而美国右翼势力又将台湾视为其牵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美国对华政策围绕台湾问题的摇摆，引起中美关系屡次跌宕起伏。1992年，美国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斗机；1994年，又宣布所谓“对台政策调整”，就是其中两例。1995年，李登辉访美，大肆从事分裂活动，中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1997年～1998年，中美首脑高层互访达成重要共识：(1)双方决定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2)美国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承诺，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须具主权国家资格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此后，美国政要担心“台独”可能会危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一度热衷酝酿“三部曲”式的对两岸政策调整方案：(1)“台湾不独立”；(2)“大陆不动武”；(3)美国设法促成两岸“中期协议”。但美国政策调整的实质是：促“谈”不求“统”；谋“和”不逼“合”，其目的只是维持现状、防止冲突，而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这与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有着原则的分歧。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后，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两岸统一事业的发展，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美国官方表态，称其对海峡两岸政策有“三个支柱”：(1)一个中国原则；(2)非武力解决问题；(3)挽救两岸对话。美方表示，克林顿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不”的承诺没有改变；美国对两岸局势“严重关切”，担心两岸关系“擦枪走火”；美国呼吁海峡两岸尽快恢复交流与对话，及早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政策具有其内在的矛盾与两面性：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对李登辉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感到“意外和不解”，但另一方面又决定售台价值5.5亿美元的预警飞机和其他装备。
上述回顾给人若干启示：(1)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尽管存在霸权主义的掣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流。一个中国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任何国际势力企图支持所谓“台独”，就必将冒着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甚至和平的巨大风险。(2)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国之间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也有利益的融合点。各方都力图将争执点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至于失控。(3)在美国国际战略的棋盘上，美国的国家利益大致可分为三类：生死攸关的利益，重要的国家利益，以及一般利益。美国所要维护的，必然是它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美国未必情愿被轻易拴在“台独”的战车上。两岸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自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确立以来，祖国大陆一直不断进行着切实的努力，充分照顾海峡两岸各方利益，既考虑历史，又顾及现状，希望促成中国最终的和平统一。
在两岸交往过程中，祖国大陆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其政策体现出多方面的灵活性：(1)谈判的原则——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一个中国的内涵分别处理；(2)代表的名义——不将两岸会谈视为中央对地方的谈判，而是主张两岸“平等协商”；(3)统一的过程——祖国的统一目标可以分步骤实现；(4)统一的模式——与港澳模式相比较，与大陆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人士也可以到祖国内地担任行政职务等。两岸统一之后，可以共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荣誉，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总之，祖国大陆在实事求是地探索比港澳模式更为宽松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依据就是对海峡两岸关系的三项基本认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尚未统一。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关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如果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存在着发展和改善的契机；反之，两岸关系就势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可能。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晤”达成了四项共识。这对于促进两岸的接触与对话，对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在台湾民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回应。他们思安求稳，不希望两岸关系过度跌宕起伏。
但是，台湾政局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值得人们警惕的动向：(1)“显性台独”，即“公开台独”的危险。台湾政界一部分人热衷于“公投入宪”的活动，就是一例。(2)所谓“不宣实独”的“隐性台独”的危险。民进党的所谓“转型”，就显示了这种策略的变化。(3)“久拖不决”的“潜性台独”的危险。在国际上，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企图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当局一直拒绝政治谈判，企图将两岸暂时分离的状况长期化和固定化。李登辉推出分裂国家的“两国论”，其目的是企图从根本上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局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且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和人民与“两国论”的斗争是维护还是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回旋余地。
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具潜力。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美国应该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所伤害的正是中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根本的民族感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合作安全”的新概念，即认为“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安全”之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不应再损害彼此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今后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围绕着台湾问题，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包括：(1)防止台独。中国古语云：“防患未然”；英语中亦有“预防性防务”(preventive defense)的词汇。保持海峡安全与稳定的最好方式就是除去“台独”这个“导火索”。(2)减少对台军售。美国应该按照《“八·一七”公报》精神，逐渐递减对台军售，不将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也不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3)不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冲突。
就两岸关系而言，实现祖国统一乃中华民族之大局所在、大理所在、大义所在。祖国大陆倡导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就是实现这一历史目标的现实而又可行的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可包括：(1)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两岸可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2)实现“三通”。目前真正攸关台湾2100多万同胞和12亿大陆同胞权益的问题，就是实现两岸直接“三通”。(3)增加互信。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根同源，不应该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解决。百年不遇的大地震之后，共同面对天灾的同胞之情再次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元旦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与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利益都将得到充分的考虑。1月28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发表五周年座谈会上再次申明了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几个方面。然而，“两国论”是两岸关系的绊脚石。海峡两岸僵局是否能被打破，还要看台湾当局的态度。
总之，展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可通过四个方面实现：(1)战略安全方面“互不为敌”；(2)经贸方面平等互利；(3)意识形态方面求同存异；(4)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苦果”，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和能力。止戈为武，文武成斌。在台湾问题上，祖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为了防止“台独”和外来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世界知识〉第5期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时间:2005-12-29 15:38来源:免费论文网 作者:佚名 点击: 1142次
2003年以来，围绕 “公投”，台海危机又一次升级。“台独分子”这次会走多远？政府会做出什么反应？美国政府又会怎样？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美国的态度历来对台湾当局起决定作用，“台独”分子的步伐也会根据美国的态度而定：美国反对，“台独”分子就会后退；美国不置可否，或默许、纵容，“台独”分子就会前进。粉碎“台独”阴谋，实现和平统一，主要是中美之间较量的结果，而不是和台湾当局。因此，把握美国的脉搏，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及彻底解决至关重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服从于它的整体战略，把握美国对台政策的脉搏首先要把握其整体战略。
一、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
“9.11”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巨大变化，本土安全和“反恐”成为重中之重。美国已不再把中国当作接替前苏联的新敌人，而视为必须与之合作的国家。但同时，美国也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对中国，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既拉拢又制约的政策。美国之所以一再宣扬现在 “美中关系处在最好时期”，是因为现在正是美国最需要中国帮助与合作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处于最有利的时期，也是美国最可能满足中国要求的时期。
对台湾问题，美国认为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对美国最有利：一方面，不其反恐大局；另一方面又可以长久地牵制中国。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从长计议也未尝不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快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台湾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的优势逐步丧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将越来越深，民众中希望统一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强烈。届时，台湾回归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台独”分子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台独”还有一定市场时宣布独立，否则连尝试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谈判对象是美国，不是台湾当局
解决香港问题，中国是和英国谈成的；解决澳门问题，是和葡萄牙谈成的；解决台湾问题，该和美国谈了。美国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谈判对象。一旦中美谈成，台湾当局面临的只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接受的现实了。到时候，国际有的是自告奋勇前去斡旋的，根本不用中国费心。
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要对“台独”使用武力，台湾当局不害怕（认为美国会干预，会保护）；倒是美国比较害怕（不愿与中国发生对抗，不愿因为台湾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要对“台独”动武，实际上是给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再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当局怕美国，不仅在于它军事上依赖美国，而是它的生存就离不开美国。只有美国有能力压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不接受，如果美国对台湾进行制裁，台湾经济会怎样，人们心里都很清楚。
对“一国两制”，美国无法反对。第一，不改变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所谓保护“民主制度”的承诺没有矛盾；第二，香港、澳门都实行“一国两制”，国际社会已接受了，美国也接受了。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是继续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如果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美国就失去了牵制中国的砝码，又少了一个可以推销军火的对象，所以布什政府不会主动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我们不能因为鲍威尔表示不支持台湾“公投”就兴高采烈，要知道他同时还说“台湾是个民主的地方，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举行公投”。美国政府并没有支持中国，我们只有向其施加压力，以造成一种局面：在现实形势下，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
面对陈水扁急不可待地推行“台独”，继续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对中国来说，这个底线已经过低，容易造成被动。在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大大提高的今天，该是把底线提高到台湾必须接受“一国两制”的时候了。
纵观陈水扁的策略，就是一方面利用中国政府“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心理，步步紧逼，使中国始终面临着是否动武的抉择。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诱使中国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我们决不能让“台独”分子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避免和美国发生“硬对抗”，而是采取“软对抗”的方式，让美国体面的后退，从而和中国一道压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治”。
三、“软对抗”的方式：不合作
中国先要向美国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统一的大事，希望美国积极主动配合，要求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不接受，美国应和中国一起采取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对台湾进行经贸制裁。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将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采取与美国不合作的政策，今后在很多方面美国都不会再得到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对美国采取不合作的政策，法国历来做的非常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采取这种方式究竞能不能达到目的？中美两国会受到什么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的经贸制裁，其他都微不足道。目前，中国对“台独”已表示出不惜使用武力，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经济倒退若干年的决心，比较而言，为实现和平统一，冒一下美国制裁的风险又算什么。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以超过11万亿元的生产总值和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的制裁完全可以承受；在争取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还可以通过同欧盟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往来使美国制裁的损害降到最低。再者，经贸制裁也是一把双刃剑，能给中国带来损害，也会对美国造成损害和不便。如果美国的制裁中国能够承受，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呢？如果美国也认识到经贸制裁对中国作用不大，也不一定会采用。
对美国的影响
第一，不支持中国“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会在道义上失分，在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处于孤立和被动的地位；
第二，没有中国合作，美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困难倍增；
第三，由于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大量美国国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经济；
第四，如果对中国进行经贸制裁，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会造成不利；
第五，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与中国关系恶化不利于竞选（每当美国大选时，就有人跳出来攻击中国，不如这次我们主动打“中国牌”，让他们知道一下厉害）。
这些，美国政府能承受吗？或者说，值不值得为台湾去承受。美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它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根据其利益得失的大小作出的。
综上所述，在目前情况下，中美关系恶化，中国能够承受，美国承受起来难度较大。美国在世界上摊子铺得太大，许多事情都需要他国尤其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帮助与合作。因此，结论是：这样做，中国能够达到目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是联合国、欧盟、东盟、阿盟以及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其中，法国、英国和日本的态度最为重要。
法国是当今最敢对美国说：“不”而美国又没办法的国家。作为欧盟主导国，法国的态度往往影响欧盟的立场。中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很多共同点，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今天，中法已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其支持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法国支持，能带动很多国家支持。
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唯一能对美国起到“劝说”作用的国家。争取英国的支持，使其对美国发挥特殊作用，对解决台湾问题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忽视英国的能量。
日本由于等原因，对台湾一直有很大影响。应告诫日本政府，要认清形势，在中国国家统一的大事上，不要和中国结怨。
中国应争取在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如果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将对其进行制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就象朝核问题那样，也许解决起来对我们更有利。
再一点，对台商进行分化。凡支持统一的台商，欢迎前来投资设厂经商。凡支持“台独”的，一律不许在大陆投资设厂经商；已来投资设厂经商、仍支持“台独”的，限期关厂、撤资、走人。这样做，可能会使个别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点影响微不足道。而对台湾，不仅在经济上，更会对民众的心理、立场产生重大影响。
四、在美国心目中并不重要
现在台湾对美国只有两个使用价值：一是牵制的砝码；二是销售军火的对象。以前有美国人说过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过是把台湾当做一艘美国可以利用的“军舰”。换句话说，台湾只是美国棋盘上众多棋子中的一粒。为了全局利益，有些棋子是可以丢弃的。这就是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而中国用鲍威尔的话来说，今天已成为一个应该重点战略关系的主要大国、是“一个担当全球角色”的国家（，见2004年1-2月号美国《外交》杂志）。台湾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至于说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难道美国抛弃的“老朋友”还少吗？伊朗的巴列维、南越的阮文绍都是美国的“老朋友”。一旦美国认为继续维护这些“老朋友”已经不值得、代价过大时，就和他们分手了。
至于说美国在世界上要推行“民主”，阮文绍政权也是美国认定的“民主”制度。人们不会忘记阮文绍政权垮台时，大批美国军舰游弋在西贡附近海面，但不是为了救“民主”，而是为了把还留在西贡的美国人撤出。人们还会记得，炮火声中，美国大使是由直升飞机从房顶上接走的。美国就这样拒绝为保卫它所推行的“民主政权”再开一枪。
就是台湾也曾两次被美国抛弃过。一次是在蒋介石从大陆溃败到台湾时，美国认为国民党政权已没有什么价值，就象甩包袱一样地抛弃了它。只不过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才重新回到台湾。第二次是中美建交，台湾又一次遭到抛弃。直到如今，台湾当局只能靠《与台湾关系法》撑腰，连被美国正式承认的资格都没有。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台湾在美国心目中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么重要。
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台湾，是因为它认为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当年中美能够建交，就是我们坚决坚持“有它没我”（即一个中国）的立场，决不后退的结果，使美国不得不让步。今天，如果我们在“一国两制”上仍然坚持“有它没我”，美国的选择只能是再次抛弃台湾，因为中国更重要。
五、宣布放弃以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过去不放弃以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的选择，是因为以前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地位还不足以令台湾当局接受和平统一的条件，必须以武力作后盾向其施加压力。现在，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威望使其已经具有十分把握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今年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明确表态“解决两岸问题的是依照香港和澳门的模式”。这说明“一国两制”方式已在美国政界得到高度认可。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是台湾当局宣布不宣布“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国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用什么尺度的问题。以前中国提出对台湾要比香港、澳门宽得多，今天来看大可不必。在台湾的保护者--美国，而且是总统候选人都决心推动“一国两制”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对台湾的条件应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继续保留“军事手段”的方式已弊大于利，反而会使台湾当局以“中国威胁论”来鼓惑民心，进口武器，制定出“毒蝎作战计划”，准备“先发制人”，对中国大陆也形成威胁。宣布放弃军事手段，倒可能使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速度加快。这是因为：
第一，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
第二，有利于消除国际和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从而更容易接受“一国两制”方案，同时使“台独”分子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破产。
第三，使《与台湾关系法》名存实亡。从美国方面来说，已无协助台湾防卫的对象，再向台湾倾销军火，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制造台海危机的祸首；从台湾当局来说，再大肆购买武器装备，也无法向民众交代。
第四，变被动为主动。一是把台湾会不会独立，中国政府会不会动武的焦点改变为台湾会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如不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就必须和中国一道采取行动，要求台湾接受（美国与国际社会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都认为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没有理由推卸和中国一道采取行动的责任）；二是把对台的军事准备改为积极防御，部署的导弹及一切军事措施都是针对台湾“毒蝎作战计划”的，无需撤除，使其“先发制人”方案成为众矢之的。
宣布放弃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政府的本意就不打算对台湾使用武力。中国要收回的是一个富饶的宝岛，不是废墟。以中国与台湾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和平统一一定是必然结局。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利的今天，我们是能够做到让台湾 “完璧归赵”的，不要让它遭受战火的损害。
我们决不能被“台独”分子拖入战争。
中国应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之所以放弃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没有这个力量，也不是害怕美国的军事介入，而是中国热爱和平，不愿使用武力，尤其不愿让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
退一步讲，如果陈水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孤注一掷宣布台湾独立，中国就更有理由要求美国、要求联合国对其进行制裁，反而会使台湾加快实现“一国两制”。中国实在不必使用军事手段，只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就没有几个国家敢冒和中国断交的风险去承认台湾，既便是美国也不敢。当年，袁世凯的“洪宪”王朝就是在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下，短命而终。再看今天，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支持台湾独立？台湾独立的下场必定和袁世凯一样悲惨。
虽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是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导解决台湾问题走向的能力，不论是美国还是台湾都会按照中国的意志而行，中国和平统一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第三篇：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国当做其国际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来摆布，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试图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而美国右翼势力又将台湾视为其牵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美国对华政策围绕台湾问题的摇摆，引起中美关系屡次跌宕起伏。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后，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两岸统一事业的发展，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美国官方表态，称其对海峡两岸政策有“三个支柱”：(1)一个中国原则；(2)非武力解决问题；(3)挽救两岸对话。美方表示，克林顿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不”的承诺没有改变；美国对两岸局势“严重关切”，担心两岸关系“擦枪走火”；美国呼吁海峡两岸尽快恢复交流与对话，及早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政策具有其内在的矛盾与两面性：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对李登辉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感到“意外和不解”，但另一方面又决定售台价值5.5亿美元的预警飞机和其他装备。
在两岸交往过程中，祖国大陆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其政策体现出多方面的灵活性：(1)谈判的原则——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一个中国的内涵分别处理；(2)代表的名义——不将两岸会谈视为中央对地方的谈判，而是主张两岸“平等协商”；(3)统一的过程——祖国的统一目标可以分步骤实现；(4)统一的模式——与港澳模式相比较，与大陆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人士也可以到祖国内地担任行政职务等。两岸统一之后，可以共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荣誉，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总之，祖国大陆在实事求是地探索比港澳模式更为宽松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依据就是对海峡两岸关系的三项基本认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尚未统一。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关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如果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存在着发展和改善的契机；反之，两岸关系就势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可能。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晤”达成了四项共识。这对于促进两岸的接触与对话，对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在台湾民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回应。他们思安求稳，不希望两岸关系过度跌宕起伏。
但是，台湾政局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值得人们警惕的动向：(1)“显性台独”，即“公开台独”的危险。台湾政界一部分人热衷于“公投入宪”的活动，就是一例。(2)所谓“不宣实独”的“隐性台独”的危险。民进党的所谓“转型”，就显示了这种策略的变化。(3)“久拖不决”的“潜性台独”的危险。在国际上，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企图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当局一直拒绝政治谈判，企图将两岸暂时分离的状况长期化和固定化。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具潜力。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美国应该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所伤害的正是中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根本的民族感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合作安全”的新概念，即认为“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安全”之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不应再损害彼此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今后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围绕着台湾问题，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包括：(1)防止台独。中国古语云：“防患未然”，保持海峡安全与稳定的最好方式就是除去“台独”这个“导火索”。(2)减少对台军售。美国应该按照《“八·一七”公报》精神，逐渐递减对台军售，不将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也不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3)不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冲突。
就两岸关系而言，实现祖国统一乃中华民族之大局所在、大理所在、大义所在。祖国大陆倡导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就是实现这一历史目标的现实而又可行的模式。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根同源，不应该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解决。百年不遇的大地震之后，共同面对天灾的同胞之情再次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元旦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与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利益都将得到充分的考虑。然而，“两国论”是两岸关系的绊脚石。海峡两岸僵局是否能被打破，还要看台湾当局的态度。
总之，展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美国应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苦果”，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和能力。止戈为武，文武成斌。在台湾问题上，祖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为了防止“台独”和外来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第四篇：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2015210046 范明福
中美关系下的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展望 －读《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书有感
台湾问题实质是1949年后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后遗留下来的中国内政问题；但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对中国内政进行的长期干涉,即对台湾提供以军事庇护从而造成台湾问题的长久搁置。台湾问题长期以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关系着两岸问题的发展态势。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岛内政局的变换，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台湾问题将在未来长期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解决。
从 1950 年 6 月至今的 50 多年中,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与当时的美国全球战略、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相应。中美建交前,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是由于美国的插手,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成为21世纪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关键问题,也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支持台湾当局,阻挠中国的统一。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在与中国建交的同时,又炮制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从中美建交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受战略安全、国内政治力量平衡经济贸易利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而最主要的还是国家利益的原则。冷战后时期,美国国会固守“冷战思维”,将中国看作是一种新的“威胁”,是其在亚太地区霸权政策的主要敌手,加紧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使21世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着更大障碍。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既面临着历史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阻碍,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是不断发展壮大国家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与台湾的合作协商联系,争取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出于各自利益的存在着合作与摩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美关系总体缓和与稳定的局面早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2003年9月,已有中方官员提出“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此后,来自中美双方的此类评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小布什政府的两任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从实际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在这期间确实就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紧密合作。就当前来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反恐与防核扩散等重大现实问题,无一不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有效合作,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应对;甚至仅仅依靠中美两国的合作也不够,还需要世界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积极参与。中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合作,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出于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美国的内外政策及其调整变化往往是不同立场的政治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对华对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更是如此。例如,1949—1950年上半年是台湾问题酝酿的关键时期,当时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精英们针对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认为美国应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因而主张“弃蒋弃台”;而以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却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保蒋保台”。辩论的结果是“保台派”战胜了“脱身派”,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产生。又如,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前后,美国政治精英们围绕此后的美台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结果是国会中的“亲台派”战胜了对华相对温和的行政部门,推翻了后者最初提出的并不涉及美台军事关系的《台湾授权法案》,代之以明显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与台湾关系法》,为此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埋下了最大的隐患。中美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既合作又竞争的大国博弈关系才是中美互动的常态,任何所谓的新形势都必须被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才有意义。
2、岛内政局政局变换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利一面
2000 年 3 月 18 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台湾“总统”大选中，以 39%的微弱多数票，分别战胜原属国民党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和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当选为台湾“总统”。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为之一变。这一变不仅彻底改变了台湾岛内的政党力量结构，而且也最终使台湾走上了政党轮替的道路。随着民进党主控政权，民进党与亲民党、国民党三党争雄权力格局的形成，台湾政坛进一步显示出复杂多变的特点，两岸关系的走势更加波谲云诡。民进党上台后“台独”势力进一步扩大。民进党陈水扁当局不仅在理念上否定“一个 中国”，而且采取实质性行动，实践“台独”。在李登辉执政之前，即两蒋统治时期，台湾岛内民众的基本政治心态是岛内民众虽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但绝大多数民众是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统一大陆。因此，那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强烈反对“台独”势力，很多主张“台独”者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坐牢狱。“台独”主张和言论在岛内基本上没有市场。民进党成立以后，虽然在其党纲中把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作为其奋斗目标，但是在参加台湾岛内的重大选举时，都因慑于岛内民众“反独”的大氛围，在该问题上不敢作过分渲染，要么低调处理，要么就干脆不提，或则用其它形式的语言予以变通代替和掩盖。即使这样台湾岛内民众还是常常怀疑民进党的“台独” 立场，担心它上台执政，会给两岸关系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限于岛内的政治气候，此时民进党在各种选举中常常落败，有时仅以微弱优势获胜，从来没有获得过绝对性胜利。但是，这种反对“台独”，怀疑民进党的台湾岛内民众的政治心态正随着民进党势力的逐渐壮大而慢慢发生着改变。特别是岛内一些民进党籍的县、市长，在任职期间都采取较为务实的做法，为当地经济、政治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如原台北市长陈水扁、台南县长陈唐山等，都因此而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正 是因为民进党树立了这种“能为岛民做事”的形象，使岛民的态度逐渐从怀疑转向肯定。台湾岛内民众心态的转变成为民进党能够在 2000 年得以上台执政并在2004 年能够继续连任的政治基础。民进党上台以后，也正是利用岛民心态的这种转变，给主张“统一”、主张“和谈”、主张“三通”的岛内人士扣上了“卖台分子”的帽子，致使现在台湾岛内无人再敢公开讲“统一”之类的言语，全岛舆论为之一变，岛内民众政治心态进一步朝着“台独”方向发展。政治心态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岛民对“台独”引发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已经过了六年，台湾岛民发现两岸并没有发生战争，台湾现状远没有想象的那般差，一切都还是在向前走，原本提心吊胆的心也逐渐落了地。这种心态上的改变其实也是个从量 变到质变的过程。即随着民进党“台独”主张的日益彰显和“台独”步伐的日益加快，以及大陆虽数次声称要坚决反对“台独”，但始终未给其致命性打击，岛内民众对“台独”引发的严重后果的恐惧感逐渐减弱，现在愈发变得接受“心平气和”了。可见，随着今后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台湾民众的政治心态总体上很可能进一步向默认，甚至拥护“台独”的方向发展。台湾民众的上述政治心态的变化趋势，对于实现国家统一将是非常大的不利因素，会对今后两岸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未来台湾问题的展望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减少历史显示,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从出现开始, 一直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干扰因素。其重要性源于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在基本国家关系和国家战略两个层次的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层次的冲突都是由于美国坚持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引发, 而且直接、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所以, 只有美国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台湾问题的插手、干涉,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才会减少并消失。进入 21 世纪以来, 尽管中美之间出现了保持台海局势相对和平的共同利益, 但并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准备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关键在于,尽管中美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但美国没有, 而且在可预见的时期中也不可能停止对中国的防范、遏制, 所以, 一直需要以台湾和台湾问题做为牵制、防范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台湾问题涉及美国重大利益。只有防范、遏制中国不再是美国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才会减少、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在出现这种战略性变化前,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不会, 也不可能减少, 更不可能消失。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很长时期中,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一直受到特别关注。因为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往往立即引发中美关系的紧张。这种敏感性来自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具体层次上,这种敏感性则来自美国把保护、支持台湾, 特别是保护、支持台湾当局, 做为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主要手段。由于美国坚持保护、支持台湾当局, 所以海峡两岸关系紧张, 必然引发中美关系紧张。在上世纪 90 年代, 这种敏感性有最突出、频繁的表现。但是, 进入 21 世纪后, 保持台海局势相对和平成为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导致出现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局面, 甚至出现中美有限合作, 制约陈水扁“台独”行径的局面。显然, 在这个意义上,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敏感程度有所下降, 而且在陈水扁加大推行“台独”路线力度的形势下, 这一点还将更加明显。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起伏主要原因的局面将减少。
台湾问题将继续严重干扰中美关系, 但始终不会, 也不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发展大趋势在经历了上世纪 90 年代明显加剧的冲突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在 21 世纪初期可能进入冲突相对缓和、敏感程度相对下降的阶段。尽管海峡两岸关系可能一再出现紧张局面, 但中美之间并不一定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严重冲突, 这可能成为 21 世纪初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重要特点之一。由于美国没有, 也不可能停止插手、干涉台湾问题, 在 21 世纪初期和更长时期中, 台湾问题将继续严重干扰中美关系。主要包括: 美国坚持插手、干涉台湾问题, 继续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美国把保护、支持台湾和争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纳入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战略布署的调整之中, 很可能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由主要是双边关系的层次上升为地区战略关系的层次;美国保护、支持台湾的各方面动作, 仍然是中美之间经常性的冲突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些干扰,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的新阶段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必须认识到,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从出现之时起, 从来就不是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是中美双方对于各自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战略利益的判断。中美双方都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 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 发展中美更广泛的合作, 符合双方在 21 世纪初期和更长时期的利益。这决定中美关系持续改善、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第五篇：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当代大学生解读当前政治
姓名：郑思妮
班级：会计电算化一班
学号：1002110152
一.中美关系
从1979年到1989年，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存在，中美关系大大发展，包括经贸交流、美对中技术转让。这一阶段堪称“中美关系黄金时期”。邓小平访美把两国之间刚刚建立的外交关系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大家对刚刚建立的中美关系抱着很大的热情，充满很大的希望。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71年是对抗时期;1972～1989年是合作为主的时期;1989年6月以后是“若即若离”的时期,对抗不时占据主要方面。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人权、最惠国待遇、贸易不平衡、台湾等问题上。
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也不同,在“人权问题”上必定各有自己的标准和理解。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而只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美国从尼克松开始,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中均带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出于当时“联华制苏”的战略利益,美国就“人权问题”并没有同中国正面交锋,该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从利害角度来分析中美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因为中美两国既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威胁，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会向着友好合作的方向上发展
<1>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共同威胁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疾病传染、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短缺等等。加强合作，联手消除这些威胁是中美双方的共同愿望。<2>中美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具有巨大互补性，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能让两国都可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美国对华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支持了美国高工资、高生产率行业的就业机会。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则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为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造了条件。
对中国来说,美国是重要的产品出口国和外资投资来源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美建交３０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越来越深入。双方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由建交时的２４亿美元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０００多亿美元，３０年间增长了１２０多倍。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使得两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就使得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
2．由于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政治制度又迥然不同，现实中还存在若干利益纠纷，这就使得中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若干分歧，因而便会不停地发生一些矛盾冲突，某些时候还会相当激化。
3．因为相对于中美之间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所拥有的广泛的共同利益来说，中美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很次要的，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会朝着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
二.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最早出现于当时寓居美国之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之《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袭此一词语，并因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迄今。但在台湾内部，此一词语反而从未存在；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由尚未正式完结的国共内战所导致，台湾问题得以成形，实际上离不开文化间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冷战）、以及美国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等原因。台湾问题在形成初期，海峡两岸纠结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方有“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模糊点；同时，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新的统治政权”及“旧中国的偏安政权”在台湾长期威权统治、中国共产党担忧被颠覆而长期闭锁中国边境并进行文化改造，从而使两岸差异、隔阂、误解、乃至仇视日益加深。1990年代中华民国不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放弃武力反攻大陆。某些人士认为至此以后，台湾问题的症结已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转化为统一与独立之争、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之争、中国化与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化）之争，并且外国势力的介入从未减轻。除了这种为过于强烈的二分法，也有人认为还有第三种中间路线的存在——采用邦联制或联邦制等来解决，欧盟模式是为典型；同时去中国化也不必排斥中华文化；民调也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
对于台湾问题，双方长期维持所谓的刻意“模糊”政策。对于海峡两岸的“现状”，即台湾目前的政治及法律地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与见解，甚至对历史本身也有不同的认知与解读。而“维持现状”，既可理解为反对宣布独立（反对实际台独或法理台独），也可理解为反对合并统一（中华民国一直就是主权独立国家，并从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分立分治、互不隶属），当然也可理解为同时反对独立与统一（维持目前的“模糊”状态）。正因为台湾内部以及两岸之间对“现状”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及表述，才使各方都能够接受“现状”，不致冲突。但是，此“现状”并未明确定义台湾的政治及法律地位或说明未来安排，因此这种模糊政策也被批评为危险的策略，任何冒险的擦边球或误算都可能导致冲突或全面战争。
台湾问题”的称呼，是从台湾外部的视角来讲，是中国大陆与国际上的用法，台湾仅在报道这些外部言论时才使用。在台湾，探讨类似问题的领域分布在：统独争议、国家定位、大陆政策、两岸关系。
三年来，马英九在推动党务改革、改善党政关系、提升施政成效及发展两岸关系上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未能有效摆脱发展困境。尽管国民党在“五都”选举中达成“保三”的目标，但在总得票率上却输给民进党40万票，被视为“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在“大选”前极为关键的一年里，马英九仍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泛蓝势力整合难度较大。近几次“立委”补选及两次地方性选举表明国民党浅蓝选民流失严重。亲民党、新党对马英九“排斥异己”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宋楚瑜甚至公开为曾为民进党籍的杨秋兴站台，在被时任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以妨害名誉起诉后，与国民党矛盾升级。而一些地方派系对国民党支持也出现松动，尽管马英九以金溥聪辞职来缓和与国民党本土派关系，但成效并不明显。2011年，马英九若不能成功整合泛蓝势力，必将会影响到2012年“大选”。二是南部选民翻盘可能性较低。岛内南北对立、贫富悬殊的现状，使南部民众逐步形成了国民党“重北轻南”、“重商轻农”的负面印象，也使南部选民“选党不选人”倾向更趋明显。在2010年底“五都”选举中，国民党在南部二市用力甚深并论文联盟www.xiexiebang.com整理期待翻盘，但结果却在南部大输对手70多万票。台学者认为，连曾是民进党的杨秋兴都抢不到绿营的票，蓝营就更难争取到南部选民的支持。对2012年“大选”而言，马英九要想在南部获得2008年一样的支持率，可能性大幅降低。三是政党改革收效甚微。一方面，未能改变基层民众的不良观感。民众普遍感到，国民党是财团政党，只重视财团利益、不顾百姓利益，国民党官员平时高高在上，与基层民众互动少，执政时存有“傲慢”心态，常常脱离民意。另一方面，暴露出国民党人才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在中南部，以“五都”选举为例，国民党台中市长人选除了已第三次参选的胡志强外，难以推出有竞争力的参选人；在台南市和高雄市，国民党推出的参选人明显缺乏竞争力。四是社会矛盾仍然突出。在经历激烈的族群争斗后，岛内民众对当局治理能力、执政能力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能否解决让国民党深陷执政危机的经济民生问题将是马当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考验。如果马英九不能积极推动让更多民众满意的政策，解决好经济增长、失业率、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012年“大选”将难免遭遇严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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