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第一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族社会生活的胡化现象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前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在黄河流域与北方汉族杂居共处。并各自在中原建立了存在时间或长或短的政权，出于维护本民族政权的考虑，各民族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使得北方汉族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尤其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吸取其精华，并融会贯通，促进了中原汉族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多层次的文化。对以后社会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 中原汉族 社会生活

曹魏、西晋在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即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南北朝对立时期。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国，北方黄河流域战争不断，人民相继迁徙流亡，无形之中，使得各个民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种文化双向传播，相互吸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即兼收并蓄，交融汇合，又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下面就社会风俗、乐舞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展开论述，了解一下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胡化”现象。

一、社会风俗方面中原汉族的变化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过五十二年(265—517)的短暂统一外，另外的三百年战乱频仍，使得各民族杂居相处更加趋势化。在战乱的环境下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其内容首先是在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其次才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化内涵的吸收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汉族充分的吸收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华，使得自身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一）服饰器物方面

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先秦时期已有交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开始将塞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引入中原。而两汉时期，伴随着双方交流的加深，又有不少胡物传入中原。东汉灵帝时“好胡服、胡帐、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之。”[1]（五行志）不过当时这些物品也只局限于少数汉族统治阶级使用，还没有十分的普及到下层群众。到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念，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器物开始大规模的进入百姓之家。

中原汉族的服饰吸收了少数民族众多的的服饰内容，使得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颖的样式。如流行的服饰样式貂蝉，就源于少数民族。“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取其清虚识变也。”[2]（舆服第一·貂

蝉）还有冠饰的变化，《搭耳帽》：“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搭耳帽本是少数民族，经过改变成为军队的帽子。而“靴鞋”之类，亦是胡人之物。“靴者，盖古西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 黄皮闲居之服。”[3]（靴笏）北朝时鲜卑人多着靴，《北史·武帝纪》下“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而当时卖靴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魏书·徒何慕容永传》“（慕容）暐即为苻坚所并，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

到西晋时期，少数民族的服饰使用的越来越多。“泰康中，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袴口。”“夫毡毛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絔头、带身、袴口。”因为使用的太过于普遍，加上当时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所以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因为“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4](卷27 舆服志）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杂居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中国衣冠逐渐的全用胡服。流行于当时的有长帽、短靴、袄子、羃离等等。各种胡服，中国尚之。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及全用胡服。”

[5]（卷一）

“幅巾传于汉魏，羃离起自齐隋，[6]（卷2 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幞头始于周朝，巾子创于武德，胡服靴衫，岂可辄施于古象。”“朱紫玄黄，各任所好。”[7]（卷45 舆服志）中国的服饰变化兴于十六国，盛于北朝，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向中国南方推进，延至隋唐，大局粗定。朱熹曾言：“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衮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礼，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8]（卷91 礼八·杂礼）

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物质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进行，草原民族的器物在中原地区得到汉族民众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胡床的使用，在魏晋时期为人们所喜爱和重视。魏文帝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胡床，外出打猎也携带作为休息之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苏则传》载，苏则“从行猎，拔，失鹿，帝大怒，距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裴潜在任兖州刺史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以显示自己的为官清廉。西晋时期，胡床为各个阶层所使用，甚至抢劫之人也是用胡床。陆机在去洛阳途中，经由会稽郡时，戴若思坐在胡床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4]（卷69

在戴若思传）

除了胡床之外，还有很多的器物传入中原，为人们所喜爱。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更盛，无论胡汉，使用胡物更加普遍。

（二）饮食方面。中原本是农耕地区，人民虽然不废牲畜，但是畜牧业仅仅是副产业。生活所需的资料以农作物为主体，畜产仅其补助农业，决不能容许大量的耕地变为牧地，使之妨碍于农作物的生产。自魏晋以来，以农耕为基本产业的中原地区，逐渐的

渗入北方畜牧业的势力。中原生活的方式也逐渐的发生了变化，由以食粟为主，转而向以乳肉为主。[9](P44)

众所周知, “食肉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 史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毛毛，其性能寒。”[10]（卷49 晁错传）而汉民族传统的饮食中很少有乳制品, 但到魏晋南北朝时, 大批北方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以及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使汉族人民的饮食习惯逐渐发生了变化。至十六国北朝, 随着胡汉民族的长期杂居, 饮酪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 并直接影响了宫廷和贵族们的饮食, 酪浆成为时尚饮品。潘岳《闲居赋》中有“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典型的是王肃改变原来的饮茶食鱼的生活习惯而逐步适应北方的饮食。《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记载: “(王)肃初入国, 不食羊肉及酪浆, 常饭鲫鱼羹, 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后, 肃与高祖殿会, 食羊肉酪粥甚多。”《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记载了“作酪法”“作干酪法”“作漉酪法”等技术，说明乳酪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

除此之外, 胡饼和胡饭也为汉族人所钟爱, 《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载: “王长文, 州辟别驾, 阳狂不诣, 举州追求, 乃于成都市见, 蹲地啮胡饼。”东晋名士王羲之亦是“坦腹东床啮胡饼”。再《艺文类聚》引梁吴均《饼说》载: “宋公至长安, 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 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 何者最先? ’季曰: ‘仲秋御景, 离蝉欲静, 燮燮晓风, 凄凄夜冷。臣当此景, 唯能吃饼’。”可见, 胡饼在当时的饮食中之地位，胡饼已成为人们所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另外还有羌煮、胡豉、胡椒酒、生羊烩等各种副食也为中原人士喜爱。胡食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观。“自泰始起来，中国尚之”。[11]（卷一四）

（三）婚姻风俗方面。魏晋时期，胡汉广泛通婚，汉族的婚姻习俗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胡风特色。如入帐交拜、催妆、跨马鞍、戏弄女婿等，基本上都是受北朝胡人习俗的影响而来的。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卷四《贬误》载：“今士大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余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至新妇登车乃止，今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女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澡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这表明入帐交拜、催妆、新妇乘鞍、戏弄女婿等婚礼仪式都是北朝的风俗。

“‘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说的就是催妆之事，只是发展到唐代，大呼小叫的野蛮行为变成了吟咏催妆诗的文雅之举。如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召作催妆诗》：

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诗中的“百子帐”又名“穹庐”、“青庐”，是新郎新娘交拜的地方。青庐，即用青布做的帐子，亦为穹庐、百子帐。《梁书·河南传》：“鲜卑、吐谷浑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及至唐以后，入帐交拜，演化为拜堂之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

“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是“弄女婿”，是指男方迎亲时，女家亲友相聚，以口头的甚至动手的方式来戏弄新郎，此种习俗在北朝颇为盛行。《北史》卷十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附“段昭仪传”载有：“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

新妇乘鞍的婚俗也自北朝时兴起，主要是取其“吉祥、平安”之喻意。“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北人尚乘鞍马之意。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卷上·婚姻之礼）

[12]由于这些婚礼习俗有美好的喻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乐于接受，至唐时依然盛行。此种种婚俗，“近代婚嫁，有幛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13]（卷五·花烛）

二、乐舞艺术方面

魏晋时期，在艺术方面，“华戎兼采”

[14](卷14音乐志中)

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等流行，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并出现了很多擅长吹奏的大家。“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玉善琵琶，尤发新声”。[4]（卷23 乐志）

当时流行的胡乐主要有箜篌、琵琶、胡笛等。虽然胡乐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中原，但真正的流行是在魏晋时期。

箜篌。为当时人所喜欢。北魏高阳王元雍有一个叫徐月华的美人善于弹箜篌，“能为《明君出塞》之曲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年间，嫁给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住宅接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15](卷3 城南)足见其曲艺之高超，亦表明时人对此乐有很高的欣赏力。《北齐书》卷二十二《卢文伟传附孙询祖传》记载，卢宗道任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在晋阳官宦人家有专门弹箜篌的女妓，说明当时箜篌已经非

常流行，而且是黄河流域民众喜爱的乐曲。

琵琶。《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16]（卷583 乐部二十一 琵琶）从匈奴传入黄河流域。北齐时，琵琶极为盛行，举国上下皆弹琵琶。高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尔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17](卷48尔朱荣传附子文略传）显现了鲜卑族的风貌。齐后主“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17]（卷八 后主纪）魏成武帝时，祖珽为中书侍郎，“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者为娱。”[17]（卷47 祖莹附传子珽传）因为琵琶盛行，为当时人所钟爱，所以当时很多人以此为途径，进入仕途。北齐人曹僧奴及其子曹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17](卷92 恩倖传·齐诸宦者传附胡小儿传）

胡笛。在西晋时期，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以适应内地音乐演奏的需要。黄河流域善于吹笛的人史书多有记载。石崇的家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崇传）

[17](卷33 石苞传附石向秀在《思旧赋》序文中称“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廖亮”。在赋文中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表达了自己的心迹。显然，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乐器已经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器具。

胡乐在北方十分盛行，“西凉鼙舞、清乐等，一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14]（卷14 音乐志中）而且在江南地区，音乐也受到影响，“有西、伦羌胡诸乐舞，······并列于宫廷，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18]（乐志）

隋统一之后，文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炀帝时又改为九部乐。至唐时设置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其中燕乐和西凉乐，大多源于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唐诗中对胡乐的盛行也做过生动的描述。如元稹《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随着胡乐的传入，周边的少数民族的舞蹈也逐渐的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族的生活。曹植会跳胡舞。曹植在接见邯郸淳时，“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非小说数千言讫”。[19](卷21 魏书·王粲传附邯郸淳传)可见，随着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接触，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为曹魏政权上层所接受。晋傅玄《猿猴赋》曰：“或低眩而择飒，或抵掌而胡舞。”此句虽是赞美猿猴的舞蹈姿势，也表明傅玄看过胡舞。北齐的魏收也是“好声乐，善胡舞”。[20]（卷37 魏收传)在黄河流域本土化的胡舞后来也流传到江南地区，梁元帝《春夜看妓诗》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閤”之句。

三、文学语言

汉族在语言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精华，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曾添了新鲜的色彩。

十六国北朝时期，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所以当时学习胡语成为一种风尚。而鲜卑语的学习更是时髦之举。高欢可以兼说汉语和鲜卑语，“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20](卷21高乾附昂传)这也说明当时的北齐军人能够听懂鲜卑语和汉语。又“齐朝有一士大夫，常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业。’吾时俛而不答。”[21]（卷1 孝子篇)由此可知，在北朝通晓鲜卑语可以“以投天隙”，作为入仕的途径。《北齐书》载：“祖考微以解鲜卑语，得免罪，复参相府。”通晓鲜卑语可以作为一种救生的方法。另据史载：天和四年，······周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几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众僚，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人耶。’。

[22]（释法藏传）

《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此说明北方汉族语言中杂有“胡虏”之音。在隋朝末年，鲜卑人陆法言著有《切韵》，以当时洛阳音为主音，酌收古音以及其他地方音，建立了汉语的韵母系统，为唐宋韵书的始祖。

当时，除能解鲜卑语之外，还能书写。庾信《哀江南赋》：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胡书即文字。而且庾元威在《论书》中称“白体有胡书”。

在文学方面。因为南北长期对峙，北方汉族主要吸收了入主中原的五胡文化，北

[7]（卷29 音乐志）朝以来的大量乐章歌辞，“其曲亦多可汗之辞”。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乐府广题》记载，此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乐府诗集》称“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长短不齐。”其气势雄浑，声调铿锵，对以后隋唐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胡歌质朴刚劲，与六朝的艳曲骈文迥然不同。《隋书·文学传叙》：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手气质。《乐府诗集》称“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唐诗正是汲取其特点，尤其是雄浑的边塞诗，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和平和战争交替的状态，北方的少数民族凭借其优

势的生存方式，频繁的进入黄河流域，扩大了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交流的范围，提高了交流的程度，使中原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现了文化多元的现象，对中原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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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盛行的原因

The reason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alligraphy popular

Min Yu

(.School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 China, 550004)Abstract: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of prosperity, is by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and reasons.Special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orn live calligraphy artists wisdom and passion, the Han Dynasty calligraphy art foundation, papermaking to mature into the art of calligraphy provides lightweight inexpensive carrier, the invention of paper and promotion, promote social civilization rate rises greatly, also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to a brand new era;metaphysics, Taoism Buddhism prevailed, liberated the thought of people, ethnic fusion promoted between ethnic culture and art exchange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expand their minds, enrich people's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and creation the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calligraphy has injected new blood: theoretical writings that lead into the creation of calligraphy conscious stage, people create a unique aesthetic concept, method of creation, style and genre, constructed to“ Saint” Wang Xizhi and his son Wang Xianzhi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instream system;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on the art of calligraphy, general preferences,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art popular for cultivated soil.Keywords: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calligraphy art;popular;reason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

余敏余敏余敏余敏

（贵州财经学院教育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4）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中国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繁荣，是由多种条件与原因促成的。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灵智和激情，汉代书法艺术的奠基作用，造纸术的成熟为书法艺术提供轻便廉价的载体，纸的发明与推广，促使社会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也使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玄学、道教与佛教的盛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族融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人们的胸襟，丰富了人们的艺术修养与创作题材，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理论著作的涌现使书法创作进入自觉阶段，人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审美理念、创作方法、风格流派，建构了以“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为代表的主流体系；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的普遍喜好，促进了书法的推广普及，为书法艺术的

行培育了沃土。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 书法艺术；

流行；

原因

魏晋南北朝书法在我国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的成就和影响，被认为书史上第一座里程碑。这个时期，作为文字的意义，书法完成了隶向楷转化的关键一环。作为艺术的意义，书法在形象、情性与神采上，出现了本质的突破，书法由形体美上升到意境美、神韵美的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物质财富日益积聚扩大, 教育得到逐步推广普及, 中国的书法由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品, 开始变成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喜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从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 到民间知识分子, 学书善书者、欣赏收藏者层出不穷不断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来欣赏、创造。随着传刻、摹写、翻印等技术的出现, 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涌现出色彩斑斓、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艺术开始进人繁荣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流行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1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充满充满充满充满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灵智和激情灵智和激情灵智和激情灵智和激情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政局混乱，多灾多难的时代，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文人们纷纷逃避现实，游山戏水，品藻人物，精神上追求自由和解放，书法创作中追求个性情感的抒发，由隶书衍生出来的楷书、行书、草书逐渐成熟，书法艺术取得空前发展，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东晋书法，追求神韵，意趣和创新，讲究个人情感的抒发，书法理念有了质的飞跃和升华，后人称之为“晋书尚韵”。2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继承了东汉书法遗风，隶书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变隶书的波为撇，碟为捺，或横、或勾挑，圆转变为方折，笔画简便而趋于妍美，楷书遂成为主要书体。并且书体出现多样化，草书、行书相继出现，而今草书的出现又促进了行书、楷书的迅猛发展。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独具风格，尤其是北碑书体，他继承了汉隶的笔法，结体严谨，笔姿厚重，沉稳大方，雄健挺拔，给人以粗悍之感，这是由于汉代书法的风神和遗韵所至。东汉开年，书法成为一种艺术。著名学者蔡邕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魏晋南北朝时，众多的书法家创造出风格多样的书法艺术。曹魏的钟繇开始把隶书转化为楷书。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代表作是《兰亭序》和《黄庭坚》等，王献之的书法也极高，被称为“二王”。东汉末，由于书法的大发展，出现了赵壹《非草书》、蔡邕《九势》、《笔论》等论述书法的文章，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卫夫人的《笔阵图》、传为王羲之的《书论》、《笔势论》等著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和繁荣。3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 3.1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为书法艺术提供了轻便廉价的载体。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早期古代人书写用竹简，非常笨重，不利于文化艺术的传播普及。后来人们用缣帛书写，虽然轻巧，但太昂贵，这都限制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东汉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等造成的植物纤维纸，价廉质轻，使用方便。因此，纸的发明与推广，促使社会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也使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制造技术进入成熟阶段，不仅能制造白纸、黄纸、青纸等，还能制造五色纸。纸张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外表精美，成为达官贵人馈赠佳品。3.3.3.3.2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技术有了革新提高。在造纸的原料方面，除用楮树皮外，又开始用桑树皮以及藤皮；在设备方面，创造了帘床模，这种竹制的纸模可以移动，放在框架上，可以反复捞出无数的纸，提高了工效；在加工制造技术方面，加强了碱液蒸煮和舂捣，使纸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纸的品种也增加了，例如，出现了色纸：以染料染纸增加美观；涂布纸：以涂料涂刷在纸的表面，以解决纸张透印问题和改善光滑度，后来进一步把涂料直接加入纸浆中；施胶纸：在纸张表面涂刷胶矾水，以防止洇水，增加光度。这些高质量的纸，纤维均匀，表面洁白，达到“妍妙辉光”的程度。为防止纸张虫蠹，这时期发明了“潢治法”，就是用黄蘖和雌黄等防虫材料，对纸张进行处理，可以预防纸张被虫蛀蚀。潢治法从此成为造纸技术的传统工艺，被普遍采用。东晋时期，会稽剡溪一带造的藤纸、黄纸，质量上乘，特别受人欢迎。4儒释道融合儒释道融合儒释道融合儒释道融合，，促进思想的解放促进思想的解放促进思想的解放促进思想的解放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开始碰撞融合，并逐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不同层面。书法艺术作为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大家，一改古质书风而流美妍媚，其背后的思想渊源与道家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士人崇道、谈玄是魏晋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老庄思想成为上层知识分子行为的理论基石，而书法则成为他们自我陶冶的重要手段，道家思想促成了书法理论的嬗变，并影响到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情感理论和体道理论都有了更加细致、明确的发展。书法艺术家们从艺术本质的角度来分析书法在形式构成上的美学特质，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整个北朝，佛教大盛，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并进而定为国教，成为统治者的法律标志。随之而起的便是兴建寺庙。仅洛阳一地，寺庙多达1300多所也正是这个原因，随之产生了大量优秀的造像碑记。特别是洛阳龙门大量开凿石窟，造像祈福，造像总数超过万尊，造像题记2000余块，而且内容及艺术风格迥异，使龙门石窟成为书法艺术的宝库。随着儒家思想的衰退，老庄哲学和佛学乘时而起，老庄思想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这也为东晋书法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少数民族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推进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少数民族的豪放不羁，质朴清晰的气息揉进了汉族文化艺术中，同时崇尚雄健强悍的审美心理也在传统运笔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了积极作用。5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 东汉开始。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向前发展。这不仅是书法流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它流行的重要表现。第一步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代崔瑗的《草书势》。该书讲了草书的起源与生命力，运用形象感受阐述了草书艺术的特色。东汉还出现了第一位书法理论家蔡邕。他著有《笔赋》、《笔论》、《篆势》、《九势》等。他从书法艺术角度论证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共同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力度问题。大书法家钟繇的《贺克捷表》被人们誉为“正书之祖”。西晋书法家卫恒的《四体书势》，讲述了书法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渊源。在书法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审美理念、创作方法、风格流派，建构了以“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为代表的主流体系。南朝书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宋有“四妙”，即指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和范晔的草书，在南齐有王僧虔。书法艺术作为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大家,一改古质书风而流美妍媚,其背后的思想渊源与道家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兰亭集序》文学美主要在于“天人合一”的精神的直接呈述，《兰亭集序》的书法美主要在于“天人合一”的直接呈现。主体人格的对象化，自由精神的感性化，自然率直的现实化，生命意识的宇宙化和宇宙精神的主体化，即天人合一的人与物化。所以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研究，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和艺术特点，逐步培养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出人意料的是，这么一个动荡时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却是有其辉煌灿烂成就的。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如曹子建、陶渊明、谢灵运、顾恺之等等，而且还前所未有的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而以论书、品书法的文章为最多，如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肩吾、袁昂等等，都有著述行世。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之盛为前所未有。6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论支持论支持论支持 玄学的兴起导致“尚韵”书法氛围的出现.佛教道教的广为传播不仅和玄学一起对书法的理论产生影响,而且诸多的物化成果如写经的兴盛,寺庙、道观以及石窟的林立扩大的书法传播的范围,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带来的书法收藏、品评之风的出现在书法家与爱好者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使书法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最终带来的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书法高潮的出现。兴的玄学骤然勃起，被压抑数百年的名、法、道诸家思想重新涌现在人们的思辩领域。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府不能执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相反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而且魏晋人尚玄学，“魏晋风度特别重枧从容镇定。喜怒不形于色，担当大事应有雍容气度的‘稚量’；重视对人物的德才、仪表等等品评鉴定的‘品目’、‘品藻’。这些反映到艺术上来，就是一种和恬姨美，在这种美学追求下，书法艺术出现了神韵异常、风度翩匍的行书字体．出现了王羲之这种人品字品高妙的书圣，晋字就具有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同等的地位。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财富日益积聚扩大，教育得到逐步推广普及，中国的书法由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开始变成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喜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是由多种条件与原因促成的。造纸术的成熟为书法艺术提供轻便廉价的载体;玄学、道教与佛教的盛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新活力;民族融合丰富了书法艺术的题材与风格;理论著作的涌现使书法创作进入自觉阶段;社会各阶层人民对书法艺术的喜爱,为它的繁荣培育了沃土。从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到民间知识分子，学书善书者、欣赏收藏者层出不穷。随着传刻、摹写、翻印等技术的出现，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涌现出色彩斑斓、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开始进人自觉的艺术实践阶段，人们不断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来欣赏、创造。开始出现了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世家，这一系列的原因促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的流行。启示启示启示启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战争和苦难的时代，仍然激活了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创造了许多经典之作。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书法艺术多姿多彩，展现了它的活力和风采，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那么，中国的书法艺术定是残缺的。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因为它不仅展现了中国书术的神奇，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让我们能够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们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中反思，让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及其特点，逐步培养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三魏晋南北朝书法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书法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着，它用自己独特的魅力踩着历史的舞步烘托出社会的背景和时代的声音。这告诉了我们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它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表现中国文化内韵、传达中国文化精神。随着时代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让世界了解汉字书法、认识中国传统艺术。References（（（（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Li Zhiping.Weijin calligraphy art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 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1998, sixth.李志平.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管窥，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第六期.[2]Zi Fengting.Weijin calligraphy art prevalent reas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forum, 2008.08(upper affairs).訾封亭.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盛行的原因，科教文汇，2008.08（上旬刊）[3]Wang Rongfa.Wang Xizhi of the St.faith in Taoism and calligraphic art, Chinese Taoism, 2009.6.王荣法.书圣王羲之的道教信仰与书法艺术，中国道教，2009.6.[4]Gu Yongzhi.“Preface of Lanting Pavilion”.literature and calligraphy beauty opportunity, 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ol.13.No.4.顾永芝.论《兰亭集序》文学与书法美统一的契机，常州工学院报，Vol.13.No.4.[5]Yu Qianqian.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calligraphy basic content and influenc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popular literature” 2011 the 01 period.宇倩倩.浅谈魏晋时期的书法基本内容以及后世影响, 《大众文艺》 2011年01期.[6]Zhang Kefeng.Wei Jin and South and North Korean theory and painting theory will pa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2007.41-60.张克锋.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画论的会通,《西北师范大学》,2007.41-60.[7]Wu Huiping.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alligraphy study of cultural geography, dissertation, 2003 吴慧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地理研究，学位论文，2003.[8]Xie Jianjun.Taoism and calligraphic art--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alligraphy theory for example,“ Chinese religion” 2010 the ninth period 谢建军.道家思想与书法艺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为例, 《中国宗教》2010年第09期.[9]Li Yulong.Chinese Characters Calligraphy Art on modern design, 2011 01 period.李玉龙.汉字书法艺术的现代设计性探析,2011年01期.[10]“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Chinese calligraphy art heyday”, Po artists network, source: Art in the network 2008-03-24.《魏晋南北朝－－中国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博宝艺术网，来源:中艺网2008-03-24.[11]Liu Ta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volume”, 2002.12, G3395, Twelfth pages.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2002.12，G3395，第12页.

第三篇：古代音乐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魏晋南北秦朝时期 1976年春在（秦始皇）墓附近出土了一枚带有（乐府）字样的钟，由此证明（乐府）建立于（秦）。（汉武帝）下令将乐府进行改组扩建。3 汉乐府被撤销是在公元（前6年）。4 汉武帝时的协律都尉是（李延年）。5 汉武帝时乐府最高长官叫（协律都尉）。（李延年）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乐官，其乐官名称叫（协律都尉）。7 李延年用胡曲造（二十八解），所使用的胡曲是《摩诃兜勒》。8 李延年根据胡曲《摩诃兜勒》再创二十八解，《摩诃兜勒》是由（张骞）带入我国的。9 司马相如有一张名琴叫（绿绮），楚庄王有一张名琴叫（绕梁），蔡邕有一张古琴叫（焦尾琴），齐桓公有一张古琴叫（号钟），夏桀有一张古琴叫（妹喜）。10 相和歌是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演唱）形式。相和歌中的但歌进一步发展为用（管弦乐器）伴奏的音乐形式。12 相和歌又称（汉大曲），后来这种音乐形式进一步发展成为（纯器乐合奏）形式，这种纯器乐合奏形式的乐曲又被之为（但曲）。13 相和歌的表演形式是(丝竹相合，执节者歌)。14 汉乐府歌曲是（宫廷）特制的艺术形式。15 相和歌的高级形式叫（大曲）和（但曲）。16 相和大曲是（汉代）的歌曲艺术，它的表演形式是（丝竹相合，执节者歌）.17 相和大曲是相和歌的高级形式，其曲式结构由（艳）、（曲）、（乱或趋）三部分组成。相和歌的歌词大都是叙事性的，它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孔雀东南飞》）。19（鼓吹乐）是汉族原有军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相融合的产物。20 鼓吹乐有（黄门鼓吹）、（骑吹）、（横吹）、（短箫铙歌）。21（杂技）、（幻筹）在汉代被称之为（百戏）。汉代统治者为了发展百戏，大致采取了（四种）措施。张衡的《西京赋》和李尤的《平乐观赋》描写的是（百戏）表演。（京房）这位大乐律学家利用三分损益法的原理推算出了（53）律，他为了凑数，故推算到（60）律。大乐律学家（京房）是（西汉）时期的人。26（七盘舞）与（踏鼓舞）有相似之处。《琵琶赋》是汉代（傅元）所作。这里所说的琵琶是现代乐器（阮）。28 汉代的赵飞燕能歌善舞，并且还能演奏（古琴）乐器。

29（董仲舒）的音乐思想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30 四弦曲项琵琶是公元

（四）世纪传入中国的。31 《蔡氏五弄》是：（秋思）、（渌水）、（幽居）、（坐愁）、（游春）。

蔡邕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大音乐家、琴家、书法家，他创作的著名古琴曲叫《蔡氏五弄》。

曹操的《神龟虽寿》一歌词被乐工谱入乐府相和歌的（瑟调）曲中了。34 佛曲传入中国后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的新佛曲。35 中国佛曲的草创阶段大约是在（三国）时代。

中国佛曲从开始就植根于民间音乐的土壤之中，但也不能否认或完全否认它仍有原（天竺）音乐的特点。

《兰陵王入阵乐》是指戴面具表演的歌舞，当时叫（大面）。38 踏谣娘这一表演形式产生于（北齐）时代。39 龟兹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新疆库车）。40 西凉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甘肃西北部）。41 高昌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新疆吐鲁番）。

康国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中亚的撒马尔汗附近）。43 安过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

疏勒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新疆英吉沙城）。45 天竺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印度）。

清商乐是在（相和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清商乐乐曲的中间或结尾处常用（和、送）的曲式，采用这种形式主要原因是使乐曲（构成组曲）形式。

吴歌最早是一种（徒歌）形式的歌曲。

西曲发源于现在的（南京以西）地区。是一种（独唱性质）的歌曲。50（北歌）是在我国北方民族中产生的民间歌曲叫（伐北）。51 古琴曲《广陵散》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演奏代表作品。52 古琴曲《聂政刺韩王曲》又叫《广陵散》。

古琴曲《碣石调幽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首用（文字）记载弹奏手法的乐曲。

阮籍创作有一首著名古琴曲流传至今，它叫《酒狂》。

《梅花三弄》原是用（笛子）演奏的乐曲，后改为用（古琴）曲。“三弄”是说（主要曲调）在三个泛音出作了（三次重复）演奏，所以叫三弄。56 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五弦琵琶用（指）弹。

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用（拨）弹。

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在公元四世纪传入我国，当时用的是（皮弦）。59 阮这种器乐是以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名字命名的。60荜篥这一乐器为

第四篇：魏晋南北朝三教合流趋势对《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

《文心雕龙》研究课程期末论文

姓名：白雪

学号：200900051001

班级：09级中文班

魏晋南北朝三教合流对《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

摘要：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文化碰撞融合的时代，三教融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体现在文论上。《文心雕龙》中的文论思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征。刘勰个人的人生实践和人格塑造的经验，也可以大而化之为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创新的实践。其二者作为《文心雕龙》的直接写作主体和间接客观背景的吻合，也就说明了《文心雕龙》的写作成书并非是孤立的原因，而其中的理论构建与当时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是有深层次紧密的联系的。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三教合流，魏晋南北朝，文化

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位于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创新整合的时代。传统的儒学、经学以其狭隘、迂腐、缺乏创造性而不可避免地衰落，虽不及汉代有“独尊”之地位，却还是占有统治地位的雅正文化的代表，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仍具有深刻的潜在影响。与此同时，思辩的、理性的，以先秦道家的老庄之学为骨干的玄学蓬勃兴起，玄学崇仰“自然”和重“人”，以及其一反经学习气的种种特点，也通过当时许多文人的潇洒飘逸、放浪形骸的言谈举止和愤世嫉俗、高蹈浪漫的处世态度而表现出来，形成了一种打破儒家精神枷锁，要求思想解放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士风，所谓 “魏晋风度”。

众所周知，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中国本土的思想，然而当时的中国思想面对死亡恐惧束手无力，急需新的思想来注入活力。而且，中国思想不回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种真诚的态度是吸纳外来文化的基础，同时又不放弃原有文化核心，所以，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佛教文化不断尝试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时期。而在那个时代，佛学和儒学不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互相兼容的。崇敬儒学和信仰佛学并不矛盾。当时梁武帝就曾经提倡三教同源，也就是儒、释、道三教同源。儒家学说的“内圣”观念和因时而变的特点创造了合作的条件，正如许理和所说：“孔子作为圣人，他向内体会了作为终极实在的‘无’，向外则阐发了各种方便的学说，即一套响应时代实际需要的社会法则。这个观点不仅可以在《易经》和道家哲人那里找到支持，而且在一段有争议的《论语》篇章中亦可找到依据。这种‘内圣’观念和经典学说的开放特点，在士大夫佛教的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者与大乘佛教的方便观念融合在一

起。”i儒学具有吸纳佛教的开放性，同时还具有不言鬼神的矜持性，正如鲁迅所说，“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ii而且，那时佛学的传播是要借助中国本土文化的，当时特别是借玄学来宣传自己的学说，玄学对形而上的超世需求也提供了合作的基础，所以是玄佛合一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特点来看，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包括外来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吸取有益内容，不断融合的。

在这个文化开放的时代，刘勰作为一个在学术上颇有创建的文论家，思想上更是不可能不受到这三家的影响。无论就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言，刘勰都可谓同时生活于“儒、释、道”三个世界中。《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刘勰依沙门僧佑的原因是多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钟山上定林名列前茅，这里高僧辈出，饶有资财，又富于藏书。刘勰于家贫势微之时入居定林，既能解决温饱问题，又能找到一个读书的好去处。刘勰入定林寺，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正如杨明照所描绘的：“舍人依居僧佑后，必‘纵意渔猎’，为后来‘弥纶群言’之巨著‘积学储宝’。于继续攻读经史群籍外，研阅释典，谅亦焚膏继晷，不遗余力。”iii《文心雕龙》就是这期间的成果，成书时他约在32至35岁之间。然而桑门却并未成为舍人志之所系，而只是他希图走入仕途的快捷方式。十年之后，刘勰出仕为官。梁初官至仁味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世称刘舍人。据《梁书》本传，天监十八年，刘勰受敕重返定林寺。这一次他“燔发以自誓”，并改名慧地。

三教合流对《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融合作用

同时生活在三个世界中的刘勰在其文论创作中所受到的影响也必将是多元化的，绝非单一的遵循唯一的价值体系。那么在处理建构这一“体大精深”的文论系统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带来的可能是完全相悖的结论之间的权衡，就是在当时刘勰所在的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不仅仅是刘勰一人的创造，而是与当时儒道佛三教合流的趋势相符的。刘勰个人的人生实践和人格塑造的经验，也可以大而化之为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创新的实践。其二者作为《文心雕龙》的直接写作主体和间接客观背景的吻合，也就说明了《文心雕龙》的写作成书并非是孤立的原因，而其中的理论构建与当时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是有深层次紧密的联系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记述了他自己的两个著名的梦。一个是七岁时所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另一个则是逾立时之梦：“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如果说前者是刘勰期望达到的人生境界，那么后者则是他对孔孟之道的自觉地追随。可以看出，刘勰的写作意图与他对“儒”的世界的追求是有直接关系的。在刘勰看来，他的理论创作就是为了提倡文章的功用，这一点他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到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和陆机在《文赋》里指出的：“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是一致的。而他的目的性却更具体一些，他还要挽救当时浮靡的文风，《序志篇》指出：“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而时下之文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为了纠正这种风气，就有必要正来归本，宗经征圣。

既然有了宗经征圣的愿望，那么如何去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和结构才能更好的展开论述就成为一个问题。《文心雕龙》体大精深，继承了中国文论史上最为显着的特征——以“论”的方式谈论文学问题。《说文解字》中说：“论，议也”，作为一种言说的方式，古已有之，如儒家的正名、道家的辨析。然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行文都是一种对事物本身的描述，缺少充分的逻辑论证。直至佛学的引入、玄学的兴起，论，自身作为辩名析理才得以成分发展。刘勰年轻时依沙门僧佑，齐武帝永明年间出仕，最后重返定临寺，其现实生活，除了潜心研究佛学外，还对儒学、道学及玄学有相当的了解。佛学对刘勰文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论结构和文论术语的使用上。因此，刘勰之“论”是类似于逻辑的，重在证明、显现经书本身的道理，同时，这种证明本身具有逻辑性和严密性。

然而面对前人留下的迥然纷异的命题、范畴和概念，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能实现公允的评判。刘勰之所以能写出这部伟大的著作，能够提出那么多深刻而有价值的见解，是和他所采取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直接关系的。而我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刘勰非常精准地并富有创造性地找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惟务折衷”，这一方法还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批评方法。而刘勰提出这一方法更是独具创见地融合了佛家中道观iv和儒家的中庸思想，使得他对当时文学理论批评上一些历来有分歧的争论，都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哪一方面，而是善于吸取对立双方观点中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提出自己比较稳妥的持平之论。如对“才性”、“言意”、“心物”、“文质”、“奇正”、“情采”、“隐秀”等术语的讨论，都运用了这一思想方法。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著作之一，《文心雕龙》必然少不了对于文学的本体论讨论。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指出宇宙万物的本体就是“道”，所以凡“天文”、“地文”、“人文”，或者是“形文”、“声文”、“情文”，乃至虎豹等动物之文和草木等植物之文，无不是“道”的体现。但是刘勰对于他所说的“道”

始终未曾有过明确的界定，原因在于刘勰认为儒家、道家和佛家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原理是一样的，在他的佛学著作《灭惑论》中，有这样的一段言论：“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显然，刘勰对儒道和佛道的地位放得都是比较高的。

在《文心雕龙》的最末有两句话，是：“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以见得，刘勰之“心”是佛玄同构，儒道兼综。儒、释、道三教合流而成就了他的人生，更成就了他的千古文名，博得历代文人极高的评价。鲁迅先生更是将之与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文艺和美学作品《诗学》相提并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

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v。

参考文献：i《佛教征服中国》，[荷兰]许里各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ii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着，凤凰出版社，2012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杨明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张少康，北京大学学报，2005 iiiiv

v 《鲁迅全集》第八卷，鲁迅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第五篇：第九课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共）

第九课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

及工艺美术

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三国魏晋南北朝书法及工艺美术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

魏晋书法的艺术特点 授课过程：

第一节

三国时期书法艺术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

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

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

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1、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2、其他书家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诞，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晋司马防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王羲之——乐毅论右军的正书中，智永认为乐毅论最佳，后人多半认同。梁朝时就已有临摹本，是今日所见最早的摹本；唐朝年间又有不错的重摹本；快雪堂帖所刻的则流于妍媚无力了。宋代高绅曾获古刻石，一般以为是此帖的祖石，刻法精绝，碑文自「海」字之后残缺不全，世称「止海本」，石亡之后翻刻就没有令人惊叹的作品了。现今流传下来的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笔画瘦而行狭者，如快雪堂帖，另一种是笔画肥而行润者，例如宋拓的清仪阁本，浑古遒劲，堪称杰作。右军的正书，遒古平寓秀丽，足为后世典范。其他如黄庭经、东方画赞、曹蛾磈等也都是小楷之杰作。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七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虽已不错，但自己却总是觉得不满意。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

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又凝眉苦思，以至废寝忘食。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蒐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