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回顾与展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成就与目标诉求

第一篇：30年回顾与展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成就与目标诉求

30年回顾与展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成就与目标诉求

以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财政体制不断迈进的30 年，是促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30 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财政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30 年。

一、30 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1978 年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则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呈现高度的行政性指令状态，资源配置则采用行政性的计划安排；国民收入分配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财政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财务体制；财政收入由企业利润上缴形成，财政支出呈现“城市财政”特征，对城市大包大揽，对“三农”仅是农业生产有专项扶持渠道，地方和企业无财力自主权。1979 年，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国的财政体制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一）前15 年：艰辛探索改革方向。

为解决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先后经历了分级包干、分税包干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三个阶段。1980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经济体制与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按照划分的收支范围，核定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地方上缴比例、中央定额补助等收支指标，原则上5 年不变；按照核定的指标，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多收可以多支，少收相应支少。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缺陷明显，收支指标的核定缺乏客观性，“鞭打快牛”和“机会主义”并存，中央、地方“计价还价”的现象频繁发生。实行分级包干体制期间，实施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国家财政收入由利税并重转向以税为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1985 年和1988 年先后两次改革财政体制。1985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利改税”后的税种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类。1988 年实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全国3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西安的财政关系仍分别与广东、陕西两省联系外，对其余37 个地区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前，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财政改革不可能走向清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准确对接的体制目标。多种体制并存，中央与地方“一对一”的谈判机制，难以解决财政体制的规范性和透明化问题，因而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失调，以至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明显下降。

（二）后15 年：建立分级分税制体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正式明确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财政改革作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1994 年，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经验，我国建立了分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原包干体制确定的地方上解和中央补助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分一返”的形式，重点对财政收入增量进行调整：一是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各级政权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二是根据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按照税制改革的税种设置，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将涉及经济发展全局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是与分税办法相配套，分别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中央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四是税收返还承认现状，分省分别确定税收返还的数额。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 年为基期年，按照1993 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 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保证地方既得财力。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此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还有针对性地对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安排。包括1997 年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1997年、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多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2002 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按市场经济原则，将企业所得税由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改为中央、地方统一按比例分享；2004 年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第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1995 年起，中央对财力薄弱地区实施了过渡期转移支付，2002年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合并因分享增加的收入，统一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 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1999—2004 年，安排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资金；2005年开始，实行对县乡“三奖一补”财政奖补转移支付制度。同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要求，为配合实施中央宏观政策目标和推动重大改革的要求，新增了一些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如对农村税费改革、天然林保护工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专项补助等，初步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体系。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事实证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一是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93 年的4348.95 亿元增加到2007 年的51304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9.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从957.51 亿元增加到27738.99 亿元，年均增长27.2%； 地方财政收入从3391.44 亿元增加到23565.04 亿元，年均增长14.8%，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双赢”。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由1994年的10.8%上升到2007 年的20.8%。

二是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1993—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从22%上升到54%。财力的适度集中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993 年以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国家财政相机抉择，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张取向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以转移支付为主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机制，大幅度地缩小了东、中、西部的财力差距，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

三是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革完善税制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条件，又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基础。1994 年，与分税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税制，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机制上推动了政企分离，推动建立了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加快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步伐。截至2007 年8月，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重已达到64.2%。

四是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步入依法组织收入的轨道，同时，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财政补贴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从而保证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有序竞争，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1994—2006 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产值从16100 亿元增长到48798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1.94%提高到61.19%。

五是支持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94 年以来，财政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支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突出表现在6 个方面：一是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建立了“四免除、四补贴”的强农惠农制度，即免除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对种粮、良种、农机购置、农资综合实行补贴；二是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度；三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六是不断加大支付体制改革成本力度，支持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一是注重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在改革前15年的探索中，财政体制一直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寻找平衡点，始终未能解决体制的科学性、规范化问题。分税制改革首先确立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新理念，通过明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界限，促进了各级政府的理财思路从短期“博弈谈判”转向长期“增收节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各级政府在狠抓财政收入的同时，不断强化财政支出管理，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突出财政增收与财力相对集中两大主题。从分税制国家的一般经验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在60%以上，许多在80%以上。我国分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 为重要目标，1994 年到2006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达到52.4%。虽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我国地方政府级次多、承担事权较多的实际看，比较适合国情。实践证明，财力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办大事，也办成了多年来想办而没有能力办的大事；同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

三是注重明确政府“出资人”与“管理者”两个身份。1994 年以前，我国始终在“税利合一”的分配框架中徘徊，每次改革都走向极端。伴随分税制改革进行的“税利分流”改革，清晰界定了政府“国有资产出资人”和“社会公共管理者”两种身份，财产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两种权力，利润和税收两种收入，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稳定财政收入的同时，实施国有企业利润免缴政策，有力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四是注重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两个关系。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深刻体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职能作用和活动范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运行中涉及的经济关系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突出“市场功能”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向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五是注重兼顾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大目标。财政是庶政之母，财政工作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方面。财政体制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体制改革的基础。因此，支付改革成本，财政责无旁贷；支持重大改革，财政义不容辞。分税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财政始终着眼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在不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同时，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主动埋单”，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总结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历史性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政府间事权划分与政府支出范围尚不够明确，省以下财政体制仍不够完善，转移支付结构还不够科学，专项资金的设立存在交叉重复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发展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快建立起一个“财源巩固、分配科学、管理规范、充满活力”的体制，继续放大分税制的体制能量与功效。

以公共产品层次性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以效率优先、节约行政成本为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性质的支出责任应由中央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国防、外交、司法、本级行政等纯公共产品，以及高等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同时，立足国情，对农村义务教育等给予引导和补助，待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后再下放地方。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应由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应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做好本地区行政、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事业发展的支出管理。对中央与地方共同承

担的事务，要明确各自负担的比例。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或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承担，如跨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和流域治理等。以发挥市场基础功能作用为原则，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界定政府与市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责权边界，明确政府主要行使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为原则，凡是市场能够办得了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尽快退出；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财政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对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投资，地方政府应该完全退出，中央政府只适当参与一些特大型、长周期、跨地区的项目，以及高科技等对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增加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有战略性意义的项目，并增强风险投资功能，转变政府投资运作机制。财政支出加强的主要方面应是优化结构和协调发展，如：以增加“三农”支出为重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增加教育、科技支出为亮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增加节能减排支出为着力点，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以减少预算级次为突破，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层级较多，建立规范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收支划分解决，必须依靠预算管理体制创新。当前，要加快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保持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尽可能将预算级次从五级减化为三级。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减为三级政府架构，并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通过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建立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省级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

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取向，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有效的财政平衡制度。当前，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要突出三项内容： 一是继续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对一些名不符实或“时过政迁”的专项资金进行撤并。二是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尽可能减少项目支出的交叉、重复，同时，严格控制新设项目，必须设定的项目要做到资金安排和制度建设同步进行。三是完善现行的转移支付因素法，尽量采用客观的数字化公式，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等人为因素，尽可能采用能够反映各地客观实际的因素，如气候、资源、地理、环境等。以加强财产税体系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地方财力建设。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改革现行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房地产税制度；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税收“超国民待遇”，尽快对其开征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在此基础上，改革房产税制，合理设计房产建设、占有、转让和收益各环节的税收负担，把纳税义务人限定为房屋所有人，以房产价格为计税依据累进制征税，并逐步把不动产税调整为统一的物业税。这样设计，不仅有利于完善财产税收体系，增加地方收入，而且有利于转变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使其将工作重点由偏重办工业项目转到优化环境治理上来，通过财产增值实现财政增收。同时，根据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总体要求，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将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作为地方财政的税源支柱，解决地方财政“无税可分”的问题。此外，加强各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把全部政府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高效运行提供制度环境与条件。

第二篇：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在致力于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调整的同时,着眼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力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本报告拟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进行概括的回顾,对其现状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并简要涉及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的改革。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财政体制的沿革,着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描述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纵向财力分配,以及地区间横向财力分布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

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缺陷。1.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

(3)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6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

2.对财政包干体制评价

(1)财政包干体制的历史作用

首先,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的过度集中管理模式,中央各职能部门不再下达指标,地方政府由原来被动安排财政收支转变为主动参与经济管理,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其次,历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是对原有体制某种程度的完善,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方面显示出一定作用。地方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增加对本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的投入,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再次,财政体制改革支持和配合了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激发出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带动财政收入增长,为其他改革提供了财力支持。(2)财政包干体制的制度缺陷

包干体制注重政府间收入在所有制关系下的划分,缺乏合理依据,是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一对一讨价还价的财政包干体制缺乏必要的公开性。1980-1993年间,中央与省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同时并存多种体制形式。不同体制形式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弹性不一致,体制形式的选择也存在机会不均等,以及信息不对称和决策不透明等因素,都导致财力分配不合理。更重要的是财政体制的决策程序采用一对一谈判方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支行为也缺乏监督和控制手段。

第二,基数核定方法不科学。基数核定指每一次体制调整都用地方政府以往的既得财力为基数。由于不同的财政体制形式对既得利益的形成作用程度存在差别,因此既得利益并非公正。同时,在税法相对统一,税收征管权力相对集中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着各地方政府的税基规模,因此,既得利益中含有非主观努力的成分。保既得利益的做法将这些因素固定化、合法化了。

第三,注重既得利益导致财政包干体制缺乏横向公平性。保证既得利益一直是贯穿财政体制改革的主线,使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始终围绕财力的切割、财权的集散而展开,较少考虑横向财政分配关系,没有完整的横向财政调节机制,调节地区间不平等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没有成为体制设计的政策目标。

第四,财力分散,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宏观调节能力。财政包干体制包死了上交中央的数额,导致中央财政在新增收入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同时财政包干体制还对产业政策产生逆向调节,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支持高税率产业发展,导致长线更长、短线瓶颈制约更明显、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分税体制的改革目标(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成为分税财政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实现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是分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通过调节地区间分配格局,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实现横向财政公平是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也是分税体制的预想目标之一,但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2)1994年分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划分。结合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作了较大调整: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其次,在政府支出方面,由于政府间事权划分没有新的实质性变化,因此,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维持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划分格局。

第三,建立税收返还制度。为保证旧体制的地方既得利益格局,中央对地方净上划收入以1993年为基数给予地方政府税收返还;在此之后,税收返还在1993年的基数上逐年递增。如果1994年以后地方净上划收入达不到1993年的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

第四,保留原体制的上解与补助办法,并在1995年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3)分税体制改革的成效评价

与以往历次财政体制改革不同,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调整利益格局最为明显、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首先,分税体制改革使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相对规范化。分税体制改变了原来的财政包干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格局,使得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相对规范化。

其次,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明显提高。新体制对各级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激励作用较为明显。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特别是中央收入比重,以及中央在新增收入中所得份额都有明显提高,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纵向财力分配机制。

再次,形成了普遍补助格局,初步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为建立较为规范的横向财力均衡制度打下了基础。

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和问题 1.政府角色的转变

政府的财政收支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履行,公开的政府需要透明的财政。

经济快速发展中,在政府行为和管理观念转变的同时,必须建立透明的,高效率的税收体制,预算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系。2.现行财政体制中的支出结构 中国目前预算内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60和70年代的总体水平。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以来的历次财政改革,都是针对政府收入的划分,而政府支出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改革后各项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如经济建设费和国防费比重有所下降,行政事业费和社会文教费比重上升(见表1),但仍只是数量的变化,而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这种非市场经济型的政府支出框架,是改革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总体经济思维方式在财政部门的具体体现。有限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该做什么,仍然是模糊的。整个90年代政府预算内支出的总量规模按当年价格增长了4倍以上,但各项支出仍然处于短缺状态。原因是政府支出中包括了一些应该由市场做,并且市场也可以做好的事项。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那些应该完全由政府承担,或主要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反而资金投入不足,被称为政府支出中的越位和缺位。特别是在政府重点公共支出上,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级次偏下的问题。见专栏1.3.政府间财政关系中的问题

财政分税体制已经实行了9年,除了当时设计时即已存在的缺陷外,在运行中也不断产生一些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外部环境尚待完善,需要配套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1)分税体制改革没有涉及政府间支出划分,现行的政府间支出划分格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存在差距。既有中央事务要求地方政府负担或部分负担支出的现象,又有地方事务中央安排支出的情况。中央政府在为委托性事务或共同负担事务提供资金方面没有形成规范、统一的办法,拨款的确定存在随意性,对其使用效果没有监督机制,资金使用效益低下。(2)收入划分仍不尽合理。地区[1][2][3]下一页

第三篇：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予以解决。

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多次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几年不变的管理体制；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管理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体制；1976—1979年，恢复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这一体制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二是由于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三)1994至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了分税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各地区“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二、近几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推进了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具体措施有：

(一)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国有24个省(区、市)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财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提高了县级财力。浙江等省份还扩充了县级经济管理权利和财权，将县纳入与市同等的管理级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县”中建立增收分成机制，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增收的贫困县进行奖励外，在事权改革方面，主动向县一级下放经济管理职权，从2002年8月起，该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慈溪等20个县(区)，扩大的管理权限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个大类、313个具体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所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包括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使地(市)和县(市)成为平行的预算单位，县财政和地(市)财政一样直接对省财政负责。

(二)理顺县乡财政关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及财力增长能否满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理顺县乡财政关系，大致形成三种县对乡财政管理体制类型：其一，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县财政在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乡镇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财政保障能力较强的乡镇。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乡镇(如广东省虎门镇)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其二，包干型财政体制。即县与乡镇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收支均由县财政核定，实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补(或补助)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是原财政包干体制的延续。其三，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划县后，乡镇收入规模偏小，自身财力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为保障基 层机构正常运转，实行这种管理体制。从河北省试点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收入统缴。撤消乡镇国库，乡镇财政收入计划由县直接下达给收入征管部门，乡镇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纳入全县财政预算编制范围。二是支出统管。乡镇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专项经费、村级经费由县财政按县(市)统一标准安排。三是政策激励。对各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形成激励机制，以一定年份为基期，核定各乡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从第二年起，乡镇级地方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乡镇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从而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

(三)推进“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区)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前提下，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为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三奖一补”政策，引导省、市两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向财政困难的县乡倾斜，鼓励县乡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和人员，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县乡财政困难得到初步缓解。“三奖一补”政策调动了省、市、县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省份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福建省实行“六挂六奖”措施，对县级收入增长、削减赤字、精简机构、增产粮食、化解债务、向下转移财力等

方面进行奖励。重庆市筹集资金3.3亿元，对化解乡村债务的区、县实行奖励和补助，并要求各区、县将“三奖一补”资金的80％以上用于偿还债务。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县乡政权的基本运转，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但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财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偏低。尽管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及省级财政对地方的财力减收进行一定补助，中央财政也实行旨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但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县乡财政仍有缺口，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一些必须由县乡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有效提供，县乡财政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缓解，确保基层机构正常运转的长效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由于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财政制度和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很难彻底改变，财政资金在城乡间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如，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却消耗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国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588.8万吨，仅次于美国。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将很难持续。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有的省实行“省直管县”，只是将转移支付资金和国库调度资金直接测算拨付到县，支农等专项资金还需层层申报、层层拨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责权没有完全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费比较严重。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围，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一是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要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二是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结合政府间支出权限划分的调整及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措施，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按照税收属性，将容易造成税源转移和跨地区间分配不公的税种改为中央固定收入，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及现阶段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因市场等因素对地区间收入转移的影响，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彻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归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县乡最低财政保障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基层政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省级政府在调节省以下财力分配方面的责任，建立省以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建立县乡政府支出安排绩效评价体系，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确保国家给予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三)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种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的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实现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改善农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设，增加住房供给。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四)逐步建立生态型、效益型财政。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历史积累的社会问题。实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污收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倒挂的局面。

(五)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实行阳光财政。要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上而下决定的传统做法，引进民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如，对农村公益事业，政府可给予奖励和补助，逐步建立农民筹资筹劳、社会广泛资助、政府财政奖励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绩效评价机制，实行民主理财和透明财政。

(六)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资金投入不断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县乡财政部门作为集中管理财政资金的部门，要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对农村申报的项目要积极配合，掌握有关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避免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现象。要充分发挥就地监管的优势，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第二，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支农资金整合协调机制，以农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将各部门、各渠道安排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突出重点，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积极推进县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学、客观、细致的原则，整合财政资源，编制综合预算，将县乡政府所有政府性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第四篇：我国小城镇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综述

我国小城镇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综述

我国小城镇建设正步入加快发展的进程，已获得的成就和经验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动力和向导。

一、我国小城镇建设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成为带动农村经济繁荣和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发挥着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及各种社会化服务中心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中国小城镇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伴随着农民的日渐富裕和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中国的众多小城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市镇总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4.5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36.1%，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拥有小城镇最多的国家。截至1998年底，我国包括台湾省在内小城镇总数超过5万个。城镇规模结构和布局有所改善，辐射力和带动力增强。建制镇平均规模扩大，小城镇开始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规模成长转变，城市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城镇基础设施和环境进一步完善，一些多年滞后的领域得到加强，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城镇经济体制正在形成，城镇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小城镇建设类型多样，其中既有为农业服务的农业基础型小城镇，也有以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为主要功能的商贸型小城镇，以工业生产和加工业为主的工业型小城镇，还有依托大中城市促进自身发展的城郊型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基础设施完善，全国小城镇实有道路长度已超过三十二万公里，其中次高级道路长度超过十一万公里；通电率接近百分之一百，绝大部分人口使用自来水；还建设有三十多万公顷的绿化面积，二千三百多个公园。

为经济发展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小城镇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规模已超过了内地的一些中、小城市；在中部地区，小城镇已成为带动一定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工业产品流向农村、农副产品流向城市的纽带，它以乡村为腹地，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乡镇工业、改变城乡人口分布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还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载体，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小城镇拥有了发展资金和固定的就业群体，同时成为周围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加速了农村的城市化、现代化。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小城镇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料表明，近十年来，小城镇已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近一亿人。

小城镇建设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从92年开始，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全国先后确立了111个综合改革试点镇，对小城镇的体制、财政、户籍等制度进行了改革。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又确立了“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我国小城镇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小城镇加速发展的政策已经制定。小城镇建设已被列为“十五”重要战略之一，国家还制定了“小城镇建设发展重点专项规划”，加强了对全国小城镇建设进程的宏观指导。在各省“十五”计划中都专门就小城镇建设问题作了专项研究和阐述，各省都有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的发展目标、战略、特色及相关措施。如四川省规定了“提升特大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加快培育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政策。贵州省制定了“培育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加快发展小城镇”方针。云南省坚持“合理发展特大城市，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道路。河南省坚持大型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举的发展方针。云南大力推进有特色的小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培育产业支撑体系，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综合性或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畜产品加工基地、集散中心以及当地的信息、技术服务和文化中心等等，各省都分别在自己省情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小城镇加速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

中国小城镇的发展也成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支持研究的一个项目，前不久，项目专家与官员对实施两年多的小城镇试点项目进行了评估。在湖北省武汉市滠口镇，专家对于科学规划我国小城镇的地理信息系统进行了考察，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系统是用科学的方法将小城镇的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地质地貌综合起来，形成小城镇规划的最佳方案。

二、我国小城镇建设已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推进小城镇建设，一方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是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并取得了上述重要成就；另一方面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实际上也是我国进一步建设好小城镇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要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城镇化道路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回顾英、法、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到，每次城镇化都带来了生态严重破坏、资源过度利用、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及空气严重污染等问题。我国土地资源少，耕地更少。城市用地与耕地、水资源之间的矛盾突出。我国的国情迫使我们走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此外，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初级工业化阶段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因此，我国的小城镇建设道路，决不能步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源破坏的后尘，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弯路，必须走城市与生态，城市与农村，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建设道路。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原则

从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来看，大城市要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中等城市唱主角，小

城镇星罗棋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不同，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力是全球的，中等城市服务于整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起领头羊的作用，小城镇的功能则是服务广大农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各自的服务功能，且不能相互替代。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城市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对国民经济的促动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必须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哪一个都不能放松。小城镇的发展要有重点，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使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相对集中，使一个县、一个地区成为经济的凝聚点，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小城镇的发展应走不均衡的发展道路，不能搞平均主义。

走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城镇发展道路

小城镇建设应以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提高水平和效益为中心，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城镇健康发展。要优化小城镇发展布局，对经济发达地区，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交通干线沿线和大中城市周边地区，以内涵集约式发展为主，控制小城镇数量，引导过近过密的相邻镇区合并；对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包括中西部地区的平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的边缘地区，以内涵集约式发展与适度外延扩张式发展相结合，加强对小城镇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监督与引导，提高小城镇的建设质量；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包括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部分经济落后区域，以山地、丘陵、高原为主。这类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人口流出相对较多，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在这些地区，要在扶持和巩固大、中城市的同时，积极培育条件较好的县域中心城镇作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要完善小城镇功能。注重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吸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乡镇企业向镇区集中，发展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加工工业，形成本地农产品加工基地和一定幅射范围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农业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科学规划是小城镇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小城镇的条件也各不相同。小城镇建设必须遵循先规划后实施的基本原则，首先搞好小城镇的规划。一是必须坚持高起点、高标准搞好城镇规划。规划是小城镇建设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各地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搞好小城镇建设规划，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二是必须用市场经济思路把城镇作为巨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我们要总结各地市场化运作的成功经验，用市场经济思路推进城市土地资产经营，采取多种形式招商引资，广泛吸引企业、私人和社会单位投资小城镇建设。三是必须进行城镇建设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要增强绿色意识，增加绿色空间。四是必须把完善和提高小城镇服务功能作为中心环节。重点是搞好小城镇的道路、排水、绿化、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项目的立项和建设，从根本上奠定小城镇的发展基础。五是必须走体制创新的路子，排除阻碍城市化进程的障碍。进一步深化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大中城市引进人才户口迁移的限制。六是必须大力推进小城镇管理的法制化和社会化。坚持建管并举、重在管理的原则，依法抓好小城镇管理，认真落实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法规。

定位要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小城镇功能的定位应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充分发挥卫星城和中心镇的“发展极”作用。在这方面，京郊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比如昌平县小汤山镇旅

游和休闲、度假功能的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旅游度假主导产业的形成，带动了大东流、百善、沙河、兴寿等乡镇的出租汽车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兴起，以及周边城镇经济、农村经济的繁荣。这种带动就是一种市场型带动，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确立主导产业，用主导产业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鼓励一定经济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出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小城镇真正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极”，真正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实践证明，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崛起，能够有力地带动一般产业和各项配套建设，促进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建制镇甚至集镇都要有明确的主导产业，而是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可以是一个镇一个主导产业，也可以是多个镇一个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确定，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原则，以资源条件为基础，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合理布局，必要时可以跨镇跨县，冲破现有的行政区域，并且尽可能使相临或相近经济区域的主导产业之间相互配合，互为发展条件，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规模经济，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就必须加强改革现行管理体制，主要是：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小城镇建设多头管理的体制、改革乡镇财政体制、建立合理而高效的小城镇投融资体制以及建立健全小城镇社会保障体制。

走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避免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和盲目扩大城镇规模。这就要求要做到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不能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违背农民意愿。既要促进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又要防止人口过度聚集的“城市病”；既要支持农村面向城镇调整结构，开辟市场，又要鼓励城镇加强对农村的辐射。要形成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的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共同进步。科学规划，调整和优化城镇体系。推进城镇化必须统揽全局，因地制宜，优化布局。要完善各类城镇规划及相关规划，强化规划的法律地位和权威。防止城镇建设中不切实际，形式主义和盲目攀比。要突出重点，积极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根据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重点发展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发挥潜力，走集约式的城镇化道路。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充分挖掘城镇现有潜力，发挥规模效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新体制，依靠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化。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逐步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更新观念，大胆改革，勇于创新，逐步形成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着眼未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城镇化要重视保护资源和生态，搞好环境建设。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丰富城镇文化内涵，建设和发展各具特色的城镇，促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

小城镇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国的城市化必须要走有别于其他多数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发达国家和地区曾拥有过的条件和机遇，甚至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来说，已不再具备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的机遇。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努力探索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条件的城市化路径。小城镇建设作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尽最大努力，认真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所体现的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使小城镇建设迈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国家科委从1992年开始，会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等20多个部委通过在部分省市的城镇开展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现已改

名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为探索我国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实验，积累了一些经验。小城镇建设除了要制定科学完善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外，无论是在规划的制定，经济的发展，生活服务设施的完善及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等方面，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第五篇：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82.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15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过去的一年，我国物流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主要指标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一、2017年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

(一)总体运行平稳健康。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全年社会物流总额252万亿元，同比增长6.7%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全国货运量471亿吨，同比增长9.3%。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呈逐月上涨态势，全年均值1148点，较上年上涨22%。

物流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2015年的16%,2016年的14.9%，进一步下降到2017年的14.6%全年物流业总收入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12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达56.6%，全年均值为55.3%，始终保持在50%以上的景气区间。

(二)结构调整趋于优化。消费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9.9%。消费物流中的电商物流增势明显，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的总业务量指数全年均值为143.4。电商物流带动快递业务加速扩张，12月中国快递物流指数为106.3%全年快递业务量达401亿件，同比增长28%。冷链物流成为吸引社会投资的热点，全国冷库总容量可达4775万吨。与消费相关的快速消费品、医药、汽车、服装等细分市场增势良好。

工业制造业物流仍然是物流需求的主要来源。全年工业品物流总额235万亿元，同比增长6.6%，占社会物流总额的92.7%。工业品物流中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物流需求增长较快，高耗能产品、大宗商品物流需求延续回落走势。

运输结构调整见效。多式联运上升为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先后确定了两批、共46个示范项目。首批16家示范工程企业累计开行示范线路140余条，完成集装箱多式联运量60万TEU。2014年以来，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6.8%。《“十三五”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规划》发布，铁路集装箱日均装车量占比超过10%。国家铁路全年货物发送量达29.18亿吨，较上年增长10.1%。全年重型卡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车辆大型化、标准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全国四批共209个甩挂运输试点项目深入推进，试点企业货运车辆平均里程利用率超过80%。挂车租赁、卡车航班、大车队等新模式试水，中物联公路货运分会组织“星级车队”评选。星级车队所有入网车辆平均月均行驶里程8956公里，重型牵引车月均行驶里程达1.1万公里，运输效率稳步提升。

(三)资本和科技助推物流升级。多只物流产业基金上市，物流企业“扎堆”进入证券市场。全年有8家物流企业跻身国内主板，5家在境外上市，45家登陆“新三板”。上市企业加大网络建设、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强自身实力。企业兼并重组渐趋活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东方海外，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和招商局集团完成战略重组，铁路总公司18个铁路局完成公司制改革，东航物流“混改”启动，普洛斯完成私有化，海航收购扩充物流板块，顺丰控股与UPS成立合资公司等。

科技引领未来。我国已有超过500万辆载重货车安装了北斗定位装置，智能快件箱超过19万组，还有大量托盘、智能柜、货物接入互联网。交通运输部组织的首批283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平均整合运力近2000辆，平均等货时间缩短，车月均行驶里程提高，司机收入增加，传统货运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国家发改委开展骨干物流信息平台试点，规范和引领互联网+高效物流发展。易流科技打造易流云平台，推动线下物流在线化。全行业以设施互联、人员互联、信息互联带动物流互联，互联网+高效物流成效显著。

科技和资本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中国物流企业50强”主营业务收入达8300亿元，进入“门槛”提至28.5亿元，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标准评审认定的A级物流企业近5000家，一批综合实力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型物流企业不断涌现。

(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理念创新引领发展。海尔集团提出“人单合一”概念，推动内部“自组织、自驱动”小微创业。菜鸟网络推动“新物流”，提出大数据、智能和协同，服务新零售战略。京东物流提出“下一代物流”，将主要呈现短链、智慧和共生三大特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委托中物联评选认定首批10家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

人工智能为物流赋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要求大力发展“智能物流”。无人仓、无人港、无人机、无人驾驶、物流机器人等一批国际领先技术试验应用。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港四期开港试运营，京东首个全流程无人仓投入使用，顺丰建设大型物流无人机总部基地，菜鸟网络将在雄安新区建设“智慧物流未来中心”，圆通牵头设立物流领域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进入新阶段。海尔、华为、怡亚通等代表性企业强化供应链服务宝供、南方、远成、德利得、佳怡等物流企业向供应链转型物流领域互联网与供应链深度融合，服务模式正在由“链主主导型”，向平台服务型、智慧供应链“生态圈”转型发展。

共享众包服务升级。继苏宁物流、菜鸟网络之后，京东物流实现独立运营，平台开放。神华货车驮背运输探索多式联运新路径，狮桥物流“超级大车队”集中优质运力资源，东方驿站、中集挂车帮等助推甩挂运输发展，地上铁、熊猫新能源等推广绿色新能源车，日日顺物流搭建“车小微”开放的创业平台，中铁快运联手顺丰速运推出“高铁极速达”、“高铁顺手寄”服务产品。运满满、货车帮、天地汇、福佑卡车、中储智运、正广通等平台型企业线上线下增值服务延伸。美团外卖、饿了吗、点对点直达的闪送物流等即时生活物流服务进入千家万户。

(五)综合运输体系加速成网。“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总量的66.3%公路总里程477.1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6万公里，覆盖全国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2317个，通江达海、干支衔接的航道网络进一步完善民航运输机场发展到229个，覆盖全国88.5%的地市。全球第四、亚洲第一，以顺丰航空为主的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开工建设。

物流网络“节点”加快布局。我国各类物流园区超过1200家，园区平台化、网络化、智慧化初步显现。传化物流打造覆盖全国的“传化网”，卡行天下枢纽达到200家。由中物联牵头，林安物流等17家网络化经营的物流园区发起互联互通服务平台“百驿网”。万科地产、普洛斯、深赤湾、平安银行等加大物流地产投入。德邦物流、安能物流、“三通一达”等服务网点不断下沉，编织城乡一体化服务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报告，有望协同共建世界级港口群。中欧班列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累计开行6235列，其中当年开行3271列。

(六)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73号)，提出27条具体政策措施。大件运输联网审批、年检和年审“两检合并”、规范公路执法、减费清税等政策正在落实。交通运输部牵头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提出降本减负10件实事。车辆异地年审、驾驶员异地考核、车辆异地年审提上日程。国家发改委等20个部门签署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首批270家“黑名单”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提升工业物流发展水平。国家税务总局、交通运输部连续发文，破解道路运输企业“营改增”后遇到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联合11部门出台《关于推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扩大高质量物流服务供给等。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制约行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好转。

总体来看，我国物流业许多指标已排在世界前列，论规模已成为全球“物流大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物流运行质量和效率不高、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联通不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体制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传统的以数量规模、要素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物流服务的需求，以及“物流强国”的建设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物流业发展展望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备条件。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对物流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战略目标，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途径。要着力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动和引领关联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从整体上促进我国由“物流大国”向“物流强国”迈进。今后一个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要从规模数量向效率提升转变，推动效率变革。当前，我国物流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降本增效仍然是工作重点。未来一段时期，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物流运作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是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物流企业应把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作为主攻方向。争取经过3—5年的努力，使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再降低1—2个百分点。

二要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推动动力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势头，互联网与物流业深度融合，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未来一个时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进入成熟期，全面连接的物流互联网将加快形成，“万物互联”呈指数级增长。物流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智能革命”将重塑物流行业新生态。

三要创新应用现代供应链，推动质量变革。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对物流服务方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业与上下游制造、商贸企业深度融合，需要延伸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互联网与供应链融合的智慧供应链将成为下一轮竞争的焦点，有望形成一批上下游协同、智能化连接、面向全球的现代供应链示范企业和服务平台。

四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发挥协同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要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合理分工，“线路”与“节点”衔接配套，实现全程物流“一单到底”，无缝对接。要推动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网点等多级物流网络与综合运输体系互联互通。实施重点通道联通工程和延伸工程，打造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物流枢纽，统筹推进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交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

五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发展绿色低碳物流。随着环境负荷日益加重，物流业面临严峻挑战。重型柴油货车开始执行国五排放标准，多地对柴油货车实行环保新政。《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多个国家将制定燃油车退出时间表。未来3-5年，自然环境与政策措施“倒逼”绿色物流加快发展。节能降耗、新能源替代、可再生能源利用、减量化包装等绿色物流技术，带板运输、共同配送、多式联运、逆向物流等绿色物流模式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流需要。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安得智联在内的物流企业要积极配合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美丽中国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于精准脱贫、消费升级、民生改善、污染防治等物流需求。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开发新的物流产品，增强客户满意度。同时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关爱卡车司机、快递小哥等基层从业人员，使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更加体面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增加“获得感”，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自觉投身“物流强国”建设。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新时代物流发展的新目标，务实创新，砥砺前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行业社团组织，将始终与行业企业和广大从业人员站在一起，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社会，携手共创我国物流业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