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府公信力建设

第一篇：试论政府公信力建设

试论政府公信力建设

江南大学 李猛

指导老师 杨宝国

摘要：政府公信力体现了政府的信用能力，反映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稳固的公信力也是一种执政资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着地方政府的权威流失、公共政策的执行乏力、腐败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及政府信息缺少透明度等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应从理念转变、制度完善、职能转变、政策制定、流程优化五个层面着力。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 政府公信力 信任危机 重塑

一、政府公信力的基本理论

（一）政府公信力及其主要特征

（二）政府公信力的价值定位

（三）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四）政府公信力的效应分析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流失的问题分析

三、重塑我国政府公信力的对策思考

结论 参考文献

【1】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5（3）.【2】崔光胜.我国政府诚信问题研究[J].公共行政，2005（1）

【3】高卫星.试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与重塑[J].中国行政管理，2005(7).【4】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5（3）

【5】朱光磊、周望,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6】吴晓峰,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研究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8.05.一、政府公信力的基本理论

（一）政府公信力及其主要特征

所谓“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度。它体现的是政府的信用能力，反映的是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因而，这一概念事实上囊括了政府信用与政府信任这两者的全部内容。具体地说，政府公信力这一概念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要素：理念。理念是一种向导，它告诉人们如何从事。正确的理念自然引导恰当的行为，这说明理念具有指导性。政府公信力不仅与政府自身表现有关，而且与信任投入者密不可分。众所周知，现代政府的产生基于人民的授权。有了政治合法性，便有了政府的行政资格。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是国家公民对现政府的认同与遵从。这种认同和遵从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之上的：被统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则涉及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但认同需要社会满意度；第三要求与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相关联。在马克•夸克看来，如果上述因素能够很好地结合，那么政府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合法性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秩序和效率，还有司法的公正。[3]由此看来，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公信力的第一要件。人民至上理念是政府题中应有之义。政府能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系到它的政治合法性与公信力。

第二要素：行为。行为根植于理念。而行为愈正当，行为主体获得的信任值就愈高。较之于统治行政阶段和管理行政阶段，更高一级的公共行政阶段才是迄今为止我们追求的、最理想的状态。政府的职能已不再是统治，也非管制，而是服务。政府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是治理而非统治。治理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通过不断地满足国家公民的利益需求，将权力和威严升华为能力和威望，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要素：结果。政府管理效率是政府管理行为的必然结果。政府管理效率是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政府的非赢利性及产出的公共性与服务性，决定了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需求。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求，是社会公众审视政府能力与表现，乃至政府公信力的一个主要尺度。效率高低决定结果好坏，而结果好坏又决定政府公信力的强弱。

（二）政府公信力的价值定位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有商鞅立木为信，推动变法，一统六国。“千金一诺”、“君子一言”、“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信守不渝”等成语比比皆是，言犹在耳。然而，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诚信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假证、假药、假奶粉、假学历、假老虎”等事件不一而足，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不断受到拷问。

那么，何谓“诚信”呢？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是天和人的最高原则。“诚”就是真实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古代先哲们认为，诚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道德修养的前提，无诚则无德。诚也是一个人为学和立业的根本，无诚则事难成。而信以诚为基础，以义为准绳。诚信要求人们守信履约，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为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诚信又意味着什么呢？在经济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公平与效率，彰显的是企业文化和市场竞争力。在政治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公信力，意味着政府的影响力、号召力，彰显的是政府的执政效能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在文化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不浮夸，不虚构，不作假，科学发展，实事求是，我笔写我心，我行无愧我心。在社会建设方面，诚信意味着道德和风貌，彰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精神实质。

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诚信概念上，政府的诚信是基石，是基础，是带动社会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的排头兵和先锋队。因为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将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在打造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问题上，诚信不仅仅是呼吁公民或者公务人员个人的诚信观念。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是在执政过程中，与企业、团体、公民等多方力量在政治、社会和市场等不同领域通过互惠、习俗、强制、行为等博弈活动逐渐形成的。公信力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公信力的形成非一时之力，非一事之功。

首先，公信力的建设要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这里有一个公权力的问题。毫无疑问，公权力本身来自于人民，人民赋予政府公权力，政府又把权力授予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行使。在整个过程中，为规范公权力的使用，法律以其震慑性、权威性、强制性划定了一条刚性的制约红线。作为政府，建设公信力，最核心的任务是建设法治政府，弘扬法治观念，杜绝执行过程中的公权力异化滥用、执行不力、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真正实现依法治权，职权法定，越权无效，从而在公权力的制约和规范运行中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其次，公信力的建设要以制度为保障，坚持按章办事，照章执行。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章制度是工作中实践经验的理性归纳和运行规律的科学

总结。规章制度以其权威性、严肃性、稳定性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规范管理提供了一个比较科学公正的框架。但是，规章制度毕竟不是万能的，规章制度的质量受到制定时的客观环境制约，再好的规章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客观环境的发展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性。这就使规章制度成为公信力建设中一道柔性的屏障。在执行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要与时俱进，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实际需要对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从而保持制度的实效性。最后，公信力的建设要以坦诚为基础，坚持信息公开，坚持沟通与交流。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政府的坦诚、政府与民众间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尤为重要。因为坦诚是信任的基础。没有沟通，没有交流，何来的信任？更何况理解与合作。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勇者和诚者。没有沟通与交流的信息公开，是被动的、机械的信息公开，至于信息公开的及时性、有效性，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镜中花、水中月罢了。因此，要建设政府的公信力，就要着力打破“神秘”政府观念，打破“潜规则”，大力倡导信息公开，因地制宜，因时因事及时做好信息公开，从而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个人品质、思想道德的升华，更是政府、企业、公民间协调相处的一种机制，一个体系，一道刚柔相济、相辅相成的防护网，对公务人员是规范，是约束，是保护，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实打实的维护和保障。只有秉承客观、公正、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求真务实，坦诚相待，树立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利益政府向利益中立政府转变的现代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制度创新，增强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才能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三）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应该从政府的诚信程度、服务程度、依法行政程度及民主化程度四个方面对政府公信力进行评价。[4]也有研究者为政府公信力设计了更为具体、可测量的评价指标，如熊光富将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行政主体、体制因素、政府实力和绩效、管理因素等，每一因素均设置了相关的具体衡量指标。

（1）政务公开与透明

按照现代国家理论，政府是由社会公众授权而承担管理社会的职责的，作为代理人的政府有必要及时向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提供自身能力及所代理事务等方面的信息，当公众满意之后，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才具有存续下去的依据。基于此，政府及时对政务进行公开，使其透明化是取信于公众的重要方式和举措。因此，政务的公开和透明化是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这一标准可细化为基层政府决策听证情况、政务网站建设情况等。（2）依法及廉洁行政

法治政府的建设是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理念及目标之一，其基本要求是建立完善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做到行政过程中“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行政氛围。违法行政的政府无诚信可言，因为它首先违反了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它更多担任着执法者的角色，它是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与社会公众进行对接的端口，基层政府对法律的执行状况，将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作为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指标之一，依法及廉洁行政在实践中具体可细化为，政府行为是否有合法的依据，执法是否到位，行政人员是否清正廉洁等。

（3）科学及民主决策

决策是基层政府各类行政行为的起点，而决策的质量、效率及效果将会对自身的公信力产生直接影响。合乎民意、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决策将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而一个不科学的决策则会损害公众的切身利益，进而降低其对政府的信任。决策的科学和民主体现了决策的确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前者用于表示决策的准确性，即该决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所要面对的问题，后者用于表示决策的民意来源，即该决策能够代表多大范围内的声音。作为基层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它在政府实践中体现为决策制度是否健全、程序是否规范、调动下级及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等。

（4）公共服务供给力

政府合法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向公众供给公共服务，既包括国防、治安等 安全类公共服务，也包括教育、医疗等保障类公共服务。基层政府作为政府直接面向群众的重要窗口，能否优质高效地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将直接影响公众对其的评价。这在政府运行的具体环境中，既表现为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又表现为其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运作效率。

（四）政府公信力的效应分析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整体上处于下降态势。形势比较严峻。近些年来，针对政府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多次发生，针对政府官员的恶性犯罪案件也不少，民众参与政治普遍冷淡。于此可以看出，政府的形象不再那么光辉高大，其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遭受质疑，其凝聚力和号召力略显苍白。虽然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人民对政府存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和质疑是正常的，适当的民众 独立性可以推动政府建设与时俱进，避免像上世纪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那种运动式社会动员给全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但政府和人民如果始终处于相互怀疑、不信任和敌视状态，最终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只有百弊而无一利，具体来看，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水平是不一样的。从横向比较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公信力一般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好，政府有财力去为民众提供充足又优质的公共产品，也能够更好地去执行“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另外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市场和社会对政府建设提出了高要求，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服务性政府的理念进行改革和建设。通过机构精简优化、政务公开、听证会等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基层政权财政收入不足，尤其在农业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基本成了“吃饭”财政，甚至负债累累。在这种状况下，地方政府不仅不可能去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有时甚至还挪用上级拨下来的各种款项。再加上政府行政理念落后，行政方式僵化，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趋于紧张，政府公信力急速下降。从纵向比较看，中央政府的公信力高于省政府，省级政府的高于基层政府的，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最低。

不可忽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其宏观的社会大环境。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村落文明向工业社会、城市文明变迁，这种整体性社会转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是“第二次革命”。在转型过程中，旧有的社会秩序遭到迅速解构，而新的社会秩序正在慢慢建立，新社会规范因其认同基础薄弱而显得软弱无力，而旧的社会规范正在失去社会基础而对新社会失去足够的效力。整个社会处在新旧因素相互交错、冲突和共同作用情况下，社会容易出现失序和失范。各个领域存在许多不公正和丑恶现象，诸如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贪污腐败，市场经济机制扭曲出现坑蒙拐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和自保，彼此信任程度整体下降，这种社会人文环境必然影响和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主要源于政府因素，各级政府应该为公信力下降承担直接的责任。首先，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致命性伤害的是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是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和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其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低，无法满足民众生活和发展需要，而公共产品直接关涉到群众利益。低效服务致使政府行政绩效的公信力大幅下降。再者，政府行政的合法、透明性不够，决策中的民主性不高。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 没有得到尊重，也导致政府行政过程的公信力不够。最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 各种主客观原因影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政府官员任免、升迁没有更好地体现民意，政府合法性受到部分质疑导致政府产生的公信力不足。

二、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多变性已经很突出,国家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也构成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背景条件。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意识,与社会和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多种非理性

行政行为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行政能力,损害了政府权威, 影响了政府形象,降低了行政效益,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与公众不断增长的行政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矛盾。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

时代及社会因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人口膨胀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失业问题,健康问题,犯罪问题,交通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 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另外,社会信用缺失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我国目前经济乃至社会整体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失信行为涉及范围从商品生产者到销售者,从普通老百姓到政府要员,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文化 和艺术,从国内到国外,其足迹可以说是遍及社会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在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政府信用也必然呈现出下降趋势。

政府因素。第一、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透明度差,暗箱操作使行政神秘化。在我国,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往往被忽略、忽视或有意模糊,恶意封堵政府信息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长期以来,我国的地方政府部门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关门制定政策”。一些人在维护政府形象的 旗臶下维护着某些地方或某些个人的私利,而臵公共利益于不顾,千方百计封堵真实信息。政府信息渠道的不畅通、信息 不透明带来政府公信力的弱化所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沉重的。第二,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 经常出现“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第三,公共行政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 并且责任机制薄弱。一些行政形式理性化的结构要素如“功绩制”原则等被形式化地加以利用, 成为部分官员获取政治机会的工具。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在对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上,往往只追究其主观过错,而对其客观过错则较少追究或不予追究。法律的惩罚力度太小,失信成本远小于守信成本。尽管目前开始采用行政重大责任的问责制,但制度运行尚不规范, 最终将会导致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状况。第四, 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不强,难于应付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危机,政府应该全力解决问题。如果危机爆发后,政府不是全力解决危机, 而是先掩盖问题,隐瞒基本的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也会加剧公民的心理混乱,甚至引发过激行 为。在危急的关键时期,政府不能有效地号召和引导全社会,必然导致公

众不信任感的蔓延,威胁其合法性基础。

公众因素方面。首先期望过高。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太高,要求政府解决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事情。许多人一方面要求政府削减税收和减少开支,另一方面却希望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其次认识不准。受种种因素的影响, 公众很难全面地认识政府,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政府的负面,并且夸大了这些负面的东西。

三、重塑我国政府公信力的对策思考 1 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理念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其基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牢记党的基本宗旨，牢固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无愧于我们人民政府的称号。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化公仆意识，才能恪尽职守，做到权为民所用。但遗憾的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把党和人民群众赋予自己的权力，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其变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贪污腐化，堕落奢侈，严重败坏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还有一部分地方政府 的主要官员，由于学习不够，不能正确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能严格依法行政，工作决策主观武断，随意性强，经常造成工作的重大失误;还有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好大喜功，为了制造个人工作政绩，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不惜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搞形式主义，这些都严重败坏了地方政府的形象，损害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必须要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及主要官员的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这是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前提。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力度，提高政务公开度

地方政府应围绕行政行为的规范化、行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政府信息的公开等工作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建设。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高度集中的国家和社会一元化组织结构的经济基础，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社会角色中的“公民”与传统国家角色中的“公民”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和对政府公共权力的监督。“现代政府的要求给公民更多的发挥影响提供了机会，并引入了制约行政力量的机制。”在这两者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监督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传统政府行政过程中，虽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内部行政监督机制，并鼓励社会监督，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内部行政监督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加强贯彻落实力度，完善监督机制实施的监督工作，形成制度化，提升监督工作的有效性。同时，还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工具，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调动社会监督的力量加强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切实推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权力分配

推动政府还权于社会和民众，政府只管大政方针和做好社会服务工作，能够提高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认同程度和信任感。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的职能范围有所缩小;第二，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物，并能积极影响政府行政行为;第三，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看，既要确保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有效分开，又要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能积极产生良性互动，从而有效提升政府的绩效。

同时，随着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其他上级政府间的关系，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职能、权利、责任等问题，成为重中之重。

地方政府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下层政府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被动状态，一方面上级政府将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给了下级政府，一方面却没有赋予下级政府相应的财权，这样一来造成了下级政府在相关问题上陷入“，自

有余而力不足”的艰难境地，这无疑降低了地方政府在公信力建设方面的成效。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关系顺畅还需要严格规定各自在地方发展过程中担负的职责，享有的权利，否则很容易造成不同层级间的政府职能交叉重叠，同一事件却多头负责，甚至会造成政府间“踢皮球”的不良后果。基本原则即是要保证下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职、权、责、利相统一，在服从上级政府指导、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只有划分清楚下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地方政府才可能将有限的资源应用到自己所管辖内的事务中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才能让社会公众充分感受到一个高效能、负责任的地方政府，才能提高地方政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提高地方的公信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要解决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问题，首先要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必须将岗位设置标准制度化、规范化。政府工作岗位的设置是有严格规定的，职责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对于考生的具体报考条件限制也应该有统一设置的标准，从源 头上杜绝“因人设岗”和不恰当的条件限制。面试环节的方式方法也应该得到规范。在东部发达地区，公平有效的公务员面试操作己经得到有效实践，即在面试过程中尽力使用回避原则，考官与考官之间应该是互不相识的，考生在面试过程中不能暴露任何个人身份信息。从而确保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决策能力。

在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应注意对在职工作人员的培训。对在岗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是提高公务员体系整体素质的必由之路。应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提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成为极为紧迫的工作，工作人员的素质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必须对政府工作人员思想观念、技术技能进行全面的培训。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只有让“服务理念”深入工作人员头脑，内化为工作的指导思想，服务型政府建设才可能切实开展;技术技能的提高是建设服务

型政府的技术支撑，工作人员拥有先进的技术技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顺利完成各项职能，从而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结论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将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提高政府公信力已经是一个关键又急切的问题。加强地方政府诚信的建设，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诚信，保持和维护全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建设，建设具有高度诚信的地方政府，是当前地方政府建设重要内容。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任重而道远。因此，加强地方政府公信力研究，这既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社会课题，我们只有从多个角度、多学科，学习和借鉴国外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调动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参与热情和责任，不断探索，才能探寻到有效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路径。

第二篇：政府公信力

信息公开透明和政府公信力

“躲猫猫”“欺实马”“钓鱼执法”的再调查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三起事件中，无一例外出现了政府部门推翻初步结论的“再调查”环节。在信息公开已成为政府法定责任的今天，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躲猫猫”不啻鸵鸟政策，既不合法也不高明。政府不能够保证不犯错，但一定要保证诚实。要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依法行政的形象，需要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而要破坏这种公信力，一件错事足矣。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长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中走出来。只要出现了危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瞒，遮避消息，把事情纳入内部控制的渠道，争取在内部处理。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封锁消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封锁和遮避的结果，是真相难以大白，流言却不胫而走。结果，受损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损害积累多了，政府想改辙，但再说什么，也就没人信了。

“钓鱼式执法”，是以违法的方式执法，对法律和道德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既腐蚀着道德，伤害人们的善良之心，又损害着执法者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人们对于法律权威的信心，加剧社会的信任危机，破坏社会和谐。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钓鱼执法”行为。一是要加强干部教育，进一步树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的意识;二是加强纠正处理和队伍整顿，对违法执法的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起到举一反

三、警戒震慑的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执法队伍的监督，促进行政执法队伍执法行为的规范。

第三篇：政府公信力

以政府公信为基石 打造诚信社会

公信力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政府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第二，政府的服务程度。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是否依法执政，能否在法律框架内约束自身的行为，客观体现了政府公信力的履行情况。

如果说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一种危险信号的话，那么这种信号应引起政府的高度警觉，并努力提高自身公信力。

第一，提高公信力有赖于政府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使公民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功能，从而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 的沟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必然得到加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权责机制，加强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政府应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全面、恰当地履行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职责，不断满足社会合理需求；建立综合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尽可能地把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纳入决策过程，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科学程度，保证公共决策的质量。

第二，提高公信力有赖于政府强化责任意识。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政府的思想基础。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行，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立良好的诚信形象。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三，提高公信力有赖于政府落实依法执政。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提高政府公信力，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切实提高政府科学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断的改进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方能做诚信政府。

第四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

体制：组织方式,组织结构 ——仅涉及构造结构问题

机制：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更包括了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功能

制度：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有更多的强制性，往往伴随成文的规定

“华南虎”事件

事情经过：2007年10月5日，镇坪县林业局向省林业厅报告称：镇坪县农民周正龙10月3日在该县神州湾一处山崖旁，用数码和普通胶片照相机拍摄到华南虎照片71张，其中数码照片40张、胶片负片31张。省林业厅委托镇坪县林业局进行核实后，在没有派员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仅由本厅技术力量和省内有关专家对照片进行了鉴别，就于10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县发现野生华南虎”，公布了周正龙拍摄的两张华南虎照片，并向其颁发奖金2万元。此后，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两张照片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导致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政府新闻发布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要求，：既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也未对华南虎照片拍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引起媒体和公众质疑后，有关人员又一再违反纪律，擅自发表意见、参与争论，加剧了舆论的关注程度，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违反了《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意见》的有关规定；

存在的问题：

1、仅由本厅技术力量和省内有关专家对照片进行了鉴别（最后就国家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就于10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县发现野生华南虎”，陕西省林业厅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引起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导致政府公信力成为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省林业厅的做法很不严肃，极其轻率，反映出该厅存在作风漂浮、纪律涣散等问题 相关处罚：省政府决定，除对省林业厅有关负责同志追究纪律责任外，对省林业厅违反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擅自发布未经全面核实重大信息的问题予以通报批评

针对该问题的相关做法：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严格工作程序，严肃工作纪律，整顿工作作风，切实抓好各项工作。各地、各部门都要以此为戒，在处理各类重大问题、敏感问题时，一定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调研，审慎决策。要坚持政务公开，不断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努力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要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严肃纪律，提高效率，狠抓落实，为加快建设西部强省作出应有贡献。

知识引申：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机关应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主管机关对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或者不及时更新主动公开内容的；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更新本机关政府信息目录的；对属于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向申请人隐瞒或者以其他理由拒绝提供的；违反规定收费的；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这种状况不能不反映出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中存在着一些漏洞。翻开我国有关信息公开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其最大着眼点是放在如何及时公开上，许多规定对不及时公开或隐瞒不公开的责任人都规定了相关处罚，可是对虚假公开却很少规定该如何处罚。

2、信息公开有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及时公开，二是公开信息不能虚假。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只重视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正是对后者没有相关制度的约束，才导致了华南虎事件的发生。其实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只有一个华南虎，如有的地方为了骗取更多的资金，任意扩大灾害损失等等，华南虎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躲躲猫

“躲猫猫”已出现两种定义：一种是“在躲猫猫游戏中意外受伤而身亡”；一种是看守所“牢头狱霸”所为，对进入监室人员“实施多次伤害”，是一种看守所里的潜规则。

政府第一次信息公开：对于死因，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

该事件存在的问题：

1、李东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主管的监室内形成牢头狱霸势力，并致使一名在押人员在监管场所被伤害致死，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李东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确实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故对其宣告缓刑。苏绍录身为晋宁县看守所监管人员，违反有关规定，对多名被监管人多次进行殴打、体罚和虐待，情节严重，已构成虐待被监管人罪。苏绍录虐待被监管多人，情节严重，但鉴于其案发后，确有悔罪表现，且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有阻止他人自杀等情节，可酌情对其依法从轻判处。遂作出上述判决

2、“躲猫猫”一案的调查结果与先前向媒体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有较大出入。对此检方表示，这是由于其同监室关押人员串供、建立攻守同盟，共谋编造了李荞明系在玩游戏过程中，不慎头部撞墙致死的虚假事实，使案件调查侦查产生很大困难，加上为及时向媒体公布，检方在未调查完毕的情况下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

3、孙谦批评了一些地方看守所对检察监督不重视、不支持、不配合，使一些监管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的现象，指出检察机关缺乏及时掌握看守所执法情况和发现、调查违法行为的有效措施，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

相关对策：

1、孙谦建议在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中，应当研究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有关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并就监督的程序、措施和效力等做出具体规定，以切实解决目前看守所检察工作法律依据不够充分的问题。

2、孙谦建议，看守所可以与派驻检察室实行监管信息联网，重大监管情况应及时向检察机关备案。派驻检察人员可以随时查阅看守所监管工作资料，不受干涉地随时同在押人员通信、谈话。犯罪嫌疑人提出在看守所内受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的，检察机关可以向看守所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或者电子监控录像进行审查，看守所应当提供。对于羁押期限届满而办案部门未改变强制措施的，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看守所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云南省检察机关通报，检察机关在对该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晋宁县看守所存在“牢头狱霸”殴打、体罚在押人员等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的问题，已向公安机关提出整改建议，并将进一步加大对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力度。

杭州闹市飙车案

杭州市公安局负责人强调，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了非常严密的程序和监督制约机制。一般来说，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机关负责审查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定罪量刑。公安机关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要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案件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都要进行全面、严格的 审查和监督。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由人民法院最后决定定什么罪、判什么刑，从而确保正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确保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对本案，公安机关一定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请公众放心。关于担心公安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否做到公正执法、不受外界干扰问题，该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公正办理此案。在办案过程中，真诚欢迎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只要有任何徇私枉法的情况，将坚决依法依纪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关于担心公安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能否做到公正执法、不受外界干扰问题，该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公正办理此案。在办案过程中，真诚欢迎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只要有任何徇私枉法的情况，将坚决依法依纪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建设政府信用的必要条件：制度保证原则。确立制度信用是建设政府信用的必要条件；建立规范政府权力的完备法律体系，是解决政府守信问题的根本之举。政府要依法行政、照章办事，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严格贯彻实施法律、法规、规章，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要努力做到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确保政令统一、政策连贯

如何开展：开展政府信用建设，必须要有制度做保证。我区已制订了《镇海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失信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失信责任追究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给政府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影响政府信用的各类行为。追究方式有失信告诫、责令做出书面检查、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岗位培训、辞退等，同时，所有失信追究结果都与本人考核挂钩，作为评定等次的依据。另外将建立区失信责任追究联席会议制度，对信用责任追究事项做出认定，并按规定交监察局做出处理。监察部门要强化行政效能监察职能，对各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监督。要继续办好“96178”和经济发展环境监察投诉中心，并要成立行政效能投诉受理中心，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辖区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组织调查、协调处理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能的行为，并不断完善和探索失信告诫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制度。要把政府信用建设与电子政务建设相结合，实行审批内容、审批时间、审批人员等政务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

第五篇：政府公信力

较强的公信力是责任政府的内在追求，因为在这里政府公信力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对政府是否负责的确认。在民主社会，公众服从法律和政府命令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础并且其产生符合民主程序。基于此理论，政府公信力来自于政府行为的负责。

政府公信力属于制度体系的范畴，吉登斯认为，信任结构存在着两大类：一个是人格信任，一个是系统信任，或者是制度信任。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可靠的制度基础上。制度是政府公信力的核心层面。政府公信力的制度包括围绕政府公信本身形成的制度和政府公信监督、评估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开放的行政程序、责任机制建设等，后者包括鼓励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公民对政府制度的认可和信任，是他们在危难时刻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基本条件。同时，制度公信力是危机管理各项制度发挥预期作用的保证。危机管理的各项制度属于具体制度层面，其公信力的强弱关系到其作用的发挥。危机管理制度公信力强，就能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则不能收到预期效用。制度的稳定性及刚性注定了制度效率的长期性，因此，建章立制是对行为预期结果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公信力长盛不衰的最好方式。

（一）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政府的公共权力属性使其在和公众建立的信任关系中具有绝对的强势，首先体现在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上。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因为公众在把权力交由政府之初，实质上处于一种弱势形态，政府却获得了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上的绝对强势。首先，政府的社会信息来源更为全面，公众只能掌握部分社会信息，具有片面性。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决定了政府是全社会的公共管理机构，广泛多样的政府活动使政府可以凭借组织和技术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然政府收集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比个人要容易得多，所以，政府掌握的信息量是其他社会组织个人或利益集团所不能相比的。其次，政府可以根据需求处理自身信息和其它信息，而对社会公众隐瞒全部或部分消息。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出于公共和自身考虑，如公众知情后社会出现的混乱局面、政府形象的损害等，经常会对某些信息进行隐瞒或封锁。如信息涉及到利益争夺时，官僚体制及政府官员往往具有抵制信息公开的冲动，甚至发布一些虚假信息蒙蔽公众视线。此外，公众由于自身局限导致信息短缺。公众的局限在接受其他公共服务或产品时也会出现，指的是社会公众在享受政府某个公共服务或产品时，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获取和提供过程并不十分关心，因为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之后，公众由于自身的局限产生了一定的惰性，不会对获得社会信息、政府信息产生强烈的欲望，由此，就会导致公众的信息短缺。

（二）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主要体现在公众作为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非特定也不固定。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是社会公众，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指向，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并且由于不同时间、不同情境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者也不同，虽都可成为公众，但这种身份并不固定在某个个人身上，因此，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具有非组织性。

（三）收入分配不公

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拉大了人民群众收入之间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部分群众相对剥离感的增强。实际上，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诸如社会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缺陷或失灵所在。市场的失灵要求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市场的缺陷及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相关的政策，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效率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也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忽视公平问题，只是在选择偏好上，效率相对于公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行业收入、地区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特别突出。在全社会坚持公平的原则、维护公平的价值观，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就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目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根据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最佳平均状态，0.3—0.4 表示正常状态，0.4 为警戒线，0.4—0.5 表明收入差距过大，0.6 以上则表明收入悬殊使社会处于危险状态。基尼系数越大，表明一个国家越是处于不公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存在着逐年增长的趋势。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 0.4，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对的结果公平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目前，我国社会的不公平更突出地表现为机会不公平。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的诸如身份特权等先赋因素的存在，严重地违背了机会公平原则。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公众和政府信任关系的瓦解，即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正如对公正的思考是从不公正开始的一样,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也应从政府行为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入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可分为四个方面的信任:第一,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信任,公务人员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和道德水平影响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第二,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如果政府行为效率低下,办事拖拉,互相推诱,会影响政府信用。第三,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信任,即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政策的信任。第四,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指出,目前我国有用信息80%由政府所掌握,但这些信息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当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依然不乐观,有的地方部门政务公开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一些部门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不细致,让群众如雾里看花,看不明白;有的甚至从部门利益出发,公开内容避实就虚,形式主义严重,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某些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浏览量低、公民旁听会市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不畅。个别地方政府部门信息一时不公开或公开的信息一次不准确将导致公众对政府信息权威的长期不信任。

一般来说，不信任主要针对政府行为。虽然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并不代表对政治体制不支持。但是，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也会使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2003年春节过后，源于广东的“非典”引发了全国几个省市抢购板兰根、醋、米和盐的风潮，一时引发社会恐慌，完全出自对政府的不信任。由此可见，提升政府公信力是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前提，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在公共危机时期，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还大量存在，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2.2应急部门独立，公共政策扭曲

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最为关键的就是建立核心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专门应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部门化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制，对于新的公共危机缺少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的实际运作上，缺乏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处理不同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面对重大危机爆发，或是多种危机事件并发，会使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不能加以协调，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效率。缺乏固定综合协调部门，要么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委现象，要么不同部门存在职责交叉、政策各异现象，必会导致面对危机的公共政策失去常态。面对危机的突发性，政府根本未做任何准备，没有固定机构进行危机管理，直接导致政府政策多变、政出多门，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和连续性，政策执行责任隐匿、不明确，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社会民众无所适从，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

3.2.3服务意识薄弱，信息发布滞后

政府公信力在于真诚地为百姓服务，取信于民，欺骗舆论、混淆视听的做法，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它与建立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终将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影响下，比较多的考虑是展示社会和睦、稳定、繁荣的正面现象。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事故灾难等作为消极负面的事情，一般采取的做法是，不说、少说或在处理完毕后作简要报道。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滞后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仅影响到对外国际形象，而且对于国内社会稳定、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在“非典”疫情发生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未披露有关信息，直接导致各种传言漫天飞舞、人心惶惶。官方“非典”信息的缺位和模糊性，让人们对政府“非典”信息不信任，开始怀疑政府行为，从而形成各种谣言、流言。在近几年的事件处理中，信息控制似乎能够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信息控制是好的结论则过于草率和简单。信息控制有许多负面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决策滞后，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并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政府决策环节发生故障，那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赖所产生的认同力和信服力。它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或弱化业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政府公信力的弱化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市场经济格局下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

许多学者和政治改革家认定：公信力的提升源自于提高政府绩效能力。从这一理念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管理社会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提高，其应该得到较大的改善。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高，认为 “很高”和“高”者还达到了 76.4%，平均得分达 4.16；而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政府公信力评价甚低，认为“很高”和“高”者只有 32%，平均分仅 3.03 分，比对文革时期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得分还低。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任并未如学者们所推断的随着政府业绩的提升而提高，其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一方面，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的，“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那就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是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公众对政府期望的增长与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期望之间形成了一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其中不乏政府职能超载的影响。

2.政府公信力层级递减的趋势明显

在我国各个层级政府中，其公信力的评价各不相同，一个总体趋势是：从中央政府到乡镇级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明显的层级递减。对各级政府信用度作整体评价的结果表明，调查对象认为较高者（很高+高）的比重分别为：中央政府为84.4%，省级政府为 68.3%，市级政府为 31.7%，县级政府为 17.9%，乡镇级政府为 14.9%；从各级政府信用度的平均分来看，中央政府得分为 4.22 分，到县政府一级时已经下降为 2.74 分，到乡镇一级仅为 2.47 分。在宁乡县调查时，有村民反映，“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就是落不到实处。村里的干部、乡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基本都是一伙的，都是吃农民的，市里的稍微好一点，省里的干部又比市里的好一点。反正一句话，越是往下，越是吃我们老百姓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尽准确，仍然表达了人们对政府整体评价的大势。

3.群众对县级以下政府工作满意度不高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强调，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群众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也就构成了信用度高低的基础。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工作满意度较高，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为 82.4%、66%，而市级、县级和乡镇级的这一指标分别为 29.9%、25%、19%；从平均分来看，也是明显呈从中央政府往下逐层下降的趋势。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效能、效果，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的高低。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政策措施、危机过程中的身体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及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危机管理制度等，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平复公众危机心理、恢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则有巨大影响。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与政府日常工作相关，更与危机处理密切相连。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 87.1%的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效果表示满意，仅有 1.5%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满意”，但越往基层政府，群众对其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效果的满意度越低，对县级政府表示满意者为 24.8%，对乡镇级政府表示满意者只占 21.9%，平均分也是呈逐层下降的格局。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为和行政制度。现阶段政府公信力弱化趋势明显，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密切相关。并且，政府公信力来源一部分是先赋的，一部分是自致的，前者是一个政府的初始公信力，后者是政府通过后天作为取得的。从调查结果来看，现阶段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既包括先赋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自致的部分，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各级政府逐步进行了以职能转变和运作机制调整为核心的管理体制改革。但改革尚不到位，仍存在诸多痼疾和弊端，而这些正成为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其一，政府信用责任超载。信用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将政府的有限职能作用于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才能避免政府滥用信用资源。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并未实现，在群众心目中依然是 “全能政府”。由此极易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角色错位，“越位”、“虚位”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职能与事权的不对称时引发诸多矛盾；二是政府信用超载，其信用能力与公众过高期望之间冲突严重。

其二，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政府行为能否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取决于政府接受监督的自觉程度，更取决于政府行政权力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缺乏制约机制，将政府权威凌驾于监督之外，不能开展有效的监督制约，也就等于把政府架空于社会之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政府自身缺乏监督的动力，而外部监督又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极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进行“暗箱操作”，以追求自身和部门利益。例如：在“躲猫猫”事件中，个别公安、检察机关的领导就是把维护和巩固部门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放弃了民意，这就必然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权力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边界的，应该受到制度层面上的制约。其实，类似“躲猫猫”这些事件的酿成，大都缘自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失灵，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三，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但目前的现状与此相距甚远。不少地方的行政问责的成效仍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只有像 “钓鱼执法”、“躲猫猫”这样的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时，有关部门才会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较小，问责程序就很难正常运转起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一些舆论关注的渎职失职事件，往往问责力度较强，但即使追究责任也是高调问责，低调升迁，或是追究执行者不追究决策者，“追下不追上”；对于那些未受众人瞩目的渎职失职事件，问责就显得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让当事人写个检讨或是写个事情经过说明，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忽视问责那些在渎职失职事件中明哲保身、不作为、无作为的官员或当事人。行政问责机制流于形式、不彻底会使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的运行状态，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其四，利益表达机制短缺。从理论上说，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甚多，但实际上主要只有两条途径：信访和司法。但由于信访制度目前并不完善，特别是信访部门的事权与职能之间严重不对称，不少地方政府 “拦访、堵访”现象甚多，使群众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加之司法受行政干扰比较严重，这都使政府公信力受损严重。

2.政府行为不当的影响

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在行政过程中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念、执政思路和工作作风,展示出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声誉。社会公众也就是根据这种形象和声誉,作出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选择的。如果政府的行为符合公众的意愿,行政公正公平、合理合法,讲信用,重承诺,那么,公众就会对政府作出信任选择,政府公信力也就由此提高。不难看出，政府能否赢得良好的公信力,关键在于政府本身。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回答“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最主要方面”时,占 45.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履行职责是否到位”，占 23.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在回答 “造成当前政府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时，占 26.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占 16.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违法行政、非法行政”，占 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公共政策不合理”。

其一，政府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没有国家法律许可或者行政命令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介入本来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具体的干预,这种行政干预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而且招致社会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在本该由政府提供服务平台时，却出现了 “缺位”。特别是政策执行不力，存在如荷兰学者布雷塞斯所说的“象征性合作”现象，口头表态执行，实际上却并未付诸行动”。

其二，政府行为不规范。首先，决策行为不规范。一些地方的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发现问题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政绩，决定议案时更多的是凭借经验和习惯，出现问题后也不敢承担责任。其次，执法行为不规范。在具体工作中，不按法律法规行事，不按程序办事，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滑。在近几年所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中, 如贵州瓮安发生的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就是由于部分群众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加上公安人员在长期工作过程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最终失去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任所致。

其三，政府资信缺乏透明。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行为不透明，报喜不报忧，隐瞒公共事件，甚至存在某些环节暗箱操作，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本来应该向社会公开的信息，政府不及时通报，而是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造成主流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总是滞后或回避不报，这就为小道消息或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一些公众也已形成习惯，即宁愿相信网络上甚至是境外媒体的报道，而不愿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事实上，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在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只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使政府公信力下降。2004 年非典疫情的大暴发，带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3.公务员队伍中权力异化的影响

一是在公务员队伍中，目前仍有不少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看作人生最高追求，宗旨观念淡漠，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百姓，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二是有些公务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三是不少公务员政绩观不科学，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惟 GDP 是从的倾向，在工作中热衷于搞“门面工程”，搞短期行为，也造成了权力的不当运用，致使“钓鱼执法”、强制拆迁事件等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