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保安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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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保安传奇”，幸运者还是太少了
北大常年只有不到500人的保安员队伍，却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学位，原因在于保安队为刻苦求学的保安员大开绿灯，帮他们调整适合学习的岗位和班次；同时，北大的一些课程允许保安员们旁听（9月21日《北京日报》）。
这是一则温馨的消息，对于北大的这些保安员来说，他们的未来或许就此改变。我一直很好奇，这些年北大清华保安、食堂员工考上大学的新闻，已经报道过很多，为什么每一次都会引发公众的热议？在我看来，公众对北大、清华保安考上大学的热切关注，其实反映出很复杂的社会心理。一方面，保安作为一种职业，在我们社会代表的是底层劳动者，而与之相对应的北大清华，则是精英或者进入主流人群的象征。
底层成为精英、丑小鸭变身金凤凰，在我们社会总能成为新闻。其实保安和大学生本只是两个职业，或者说人生的不同阶段，但是在当下，保安的社会地位往往是固化的，向上流动的空间十分有限。阶层流动的板结化，当然不只有保安这个职业，底层劳动者向上流动的空间都十分狭窄。而考上大学，尽管并不意味着成为精英，至少离社会主流价值上的成功更近一步。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愈发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人物的“成功”，总能吸引公众的目光。关注的背后，是普通人对自身发展的关切，是公众对阶层流动的渴求。因为北大清华的宽松环境，这些底层校工得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从这个角度上说，要感谢北大清华。如果这样的事情满大街都是，又何至于成为新闻，就算上了媒体也没有多少人在意。
所以，我时常在想另一个问题，其实还是同一个问题：北大清华的保安是幸运的，但还有成千上万的保安，他们的出路何在。每个人资质不同，受过的教育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所从事的职业当然也就有不同。但这不是绝对的，社会流动的通道至少应该是畅通的。但现实中有多少普通人通过奋斗，实现了阶层意义上的流动，创造了新的生活？
很多人恐怕都想过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焦虑。我想，很多在北大做保安员的人，应该也想过类似问题：我何时能够像谁谁谁一样，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对于北大的保安员们来说，只要肯努力有一定资质，考上大学、研究生是很有希望的。关键原因在于，从保卫处到学校相关部门，都给予了帮助和支持。这也说明，只要有空间有条件，任何普通人都是有发展可能的。
北大的保安员们是幸运的，他们只要愿意努力，这样的传奇还能继续书写。而更多普通人，他们也需要发展，重点不在于像北大对保安员那样的“优待”，只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只要社会流动是畅通的，每个人就都有希望。
可以没有时间表，不可无透明度
国家安监总局有关人士20日表示，“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何时对外公布调查报告“没有既定时间表”（9月21日《武汉晚报》）。
对于那些十分关心“7·23”动车事故，急切希望尽快公布调查报告的人们来说，这个回应大失所望。不过，笔者仍然觉得，“没有既定时间表”并不算是一个坏消息、也并非一件多么不合理之事。
2005年4月25日日本发生的致107人死亡的列车出轨事故，其事故调查历时超过2年，调查报告07年6月才全部公布。1998年6月3日德国致101人死亡的高铁事故，整个调查审判过程更是历时5年，直至2003年才彻底结束。
调查、追索一个经得起考验、具备足够公信力的事故真相，充分甚至有些漫长的时间过程确实必不可少。毕竟，任何重大事故的调查，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查找事实的过程，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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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也是一个十分严肃严谨的科学探索求证的过程，为了确保这种严肃严谨，不仅需要大量时间，并且事前难以精确预测的时间。
当然，承认“没有既定时间表”的合理性、强调“不能太着急”，并不等于说，公众急切希望得到事故调查报告的心情，就完全不具有合理性。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心情和要求，既关乎公众的基本知情权、监督权，也关乎事故调查本身建立在可监督基础之上的公信力。
那么，如何兼顾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违反科学规律地强求“时间表”、给事故调查以充裕的时间，又能充分维护公众对于事故调查的各种权利呢？在笔者看来，基本办法应该是，始终保证事故调查全过程尽可能高的透明度。为此，在不影响和干扰事故调查本身的前提下，有关调查部门一方面应及时向社会通报事故调查的最新进展动态，另一方面，对于目前已产生的调查结论和依据，也不妨阶段性逐步公布，而不必一定非得等到最终报告形成之后。这方面，09年的法航空难事故调查，便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虽然该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法国民航部门最近表示“将在明年正式公布”，但在这之前，该事故的初步报告已提前公布过好几份。
“要给人民真诚负责任的交待”，对于“7·23”事故调查温总理曾这样强调。显然，这里的“真诚负责任”不仅是事故调查本身，同时也应是调查过程与公众之间充分透明互动意义上的。
为官者不能用“清者自清”回应质疑
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委常委、副县长尤成华的女儿“尤美美”因在微博秀奢侈品LV包和爱马仕包，引来围观。尤成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包是山寨货，并强调自己军人出身，懂得勤俭节约，对女儿的管教一直很严格，每月只给800元生活费，“清者自清”（9月26日新华网）。
显然，尤成华对这种质疑是不以为然的，他说：对于这件事，我也不刻意去解释，相信清者自清。——好一个“清者自清”，许多官员被舆论质疑顶上风口浪尖时，他们都会以置身事外的超脱姿态，把这个“清者自清”抬出来，意下之言：随你们怎么质疑吧，我就是不回应。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是许多人面对舆论质疑时喜欢用的回应辞令。既表达了一种清白的自信，又轻易地推卸掉了自证清白的责任，封住了质疑者的嘴，把举证的责任全部推给了质疑者。千金陷入炫富的丑闻漩涡，官爸爸能够这么超脱地“清者自清”吗？当然不能，必须公开相关的信息，正面网友的质疑，如果坚信自己是清白的话，必须拿出证据自证清白。
如果“尤美美”是平常人家的千金，那么她在微博上炫富，不会成为新闻，没有人去关注这种每个女孩身上都可能有的爱慕虚荣——你无权质疑一个常人的财富来源，即使来源不正当，也应由警察去查。但作为一个官家千金，深陷这种炫富丑闻中，无论是千金，还是官爸爸，都是无权以“清者自清”的态度去看待质疑的。
平常人可以“清者自清”，因为舆论质疑的事情与公益无关，纯粹是私人事务。而公共事务就不一样了，你的权力是公众赋予的，你女儿炫富的钱来源是否正当，关涉到这个官爸爸是贪是廉，而官员廉政与否，又直接关涉公共利益。而舆论对千金炫富的质疑，正是质疑这些钱的来源，质疑一个官员的女儿怎么有钱去买LV和爱马仕。
所以，这位深陷信誉危机中的官爸爸，必须拿出证据说服公众，让他们相信你的收入来源是合法和正当的，女儿没有炫富，或者说，女儿炫富的财富来源很正当。举证责任不在公众，而在官员自身。你手中权力所有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都依赖于公众的信任，所以，当公众不信任你的时候，你必须拿出证据去赢得公众信任，根本不能消极地任由“自清自浊”。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清者自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必须是充分的公开和开放，人们最终可以在众多的信息中辨别出清浊，真相最终会在信息竞争中筛选出。而面对“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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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炫富，公众很难调查到她的财富来源是否正当，因为钱上面没有写字。要想证明清白，必须证实其父是清白的，而这位官爸爸是否清白，公众在既有的政务信息中也是查不到的，所以必须是官员自证清白。如何自证清白呢？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公开自己子女配偶的工作状况，公开自己的权力清白。只有信息充分地透明了，公众才能判断到底是清还是浊。
“起码通车了”？“起码”不能这么无底线
广西梧州一座桥梁经过近一年的整修后刚刚通车，就产生了裂缝，现在又开始重铺沥青。梧州市政管理局局长表示：“我们政府是有责任心的政府，宁愿先通车，通车虽然路难走点，质量差点，但是起码通车了。”（9月28日《北京晨报》）
这位局长官当的怎么样且不说，在遇到问题时，话都不会说了。就拿“宁愿”来说，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是，在两者相较中，只选取某一方面，放弃另一方，而这选择和放弃之间的权衡，则体现了主体的价值观：正常的说法是，宁愿选择不通车，也要保证质量。现在倒好，这个官员宁愿选择通车，而不管质量如何，还大言不惭地说是有责任心的。这是对谁的责任心？很显然，是对上级领导的，而不是对老百姓。如果要对老百姓负责的话，那么前提当然是要保证工程质量。局长这样说，对他来说，可能没错：只要领导满意，老百姓不满意算个球。可问题是，领导满意，老百姓骂娘，这中间差距咋怎么大？领导和百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可真是经不起推敲呢。
局长的“起码已通车”一经网络曝光，公众为之气结之后，迅速爆发，以一种新的网络流行体——“起码体”对此进行调侃：官虽然庸一点，但最起码是个官。这还不过瘾，要我说，当官可以昏庸，甚至可以无耻，但起码不能这么无底线吧：如果他的心中，只有所谓的上级领导，没有公众的利益，如果没有合适的官员，起码，我们可以不要这样的官吧？
现在舆论焦点都瞄准了“政绩工程”，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死命令，要赶在×月×日之前通车，所以只能以牺牲质量保证工期。对此，我深表怀疑。整修一座大桥，又不是建一座桥，一年时间还不够吗？如果不够，当初是怎么通过这个项目的？如果没有能力完成，为什么还要承接这个项目？这中间有没有猫腻？如果深入调查，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一个能够当众说出这样让人匪夷所思的混账话而不以为耻的官员，背后做出什么样的混账事情我们都不奇怪。
起码如何，是做人、做官的底线。对一个官员来说，连起码的价值判断都出了问题，我不知道，还能指望他们能为人民谋什么利益，为国家做什么贡献。面对舆论的诘责，不是谦恭诚恳，而是大言不惭，胡搅蛮缠，还奢谈什么责任心？言为心声，这样的官员在当地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让这样的官员下课，才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只有让这样的官员下课，并根据调查结果，付出应有的代价，起码，我们还能看到一线希望。再起码，要给公众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吧？
从“起码通车”说到“最高职责”
近日，广西梧州桂江一桥经过了近一年的整修重新开通，大桥路面就出现了裂缝。即便如此，市政部门还是要求“抢工期”，“力保”如期通车。梧州市市政管理局局长梁冰说：“我们政府是有责任心的政府，宁愿先通车，通车虽然路难走点，质量差点，但是起码通车了。”
这种歪理，出自一个主管部门的官员之口，不知是无知，还是将安全视若儿戏的渎职？
还记得2009年1月，发生在纽约哈得孙河上那惊险一幕吗？被誉为传奇机长的萨伦伯格，将引擎熄火的飞机成功迫降在哈得孙河上，机上15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幸免于难，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位英雄机长亲自记载了这段感人故事，出版了《最高职责》一书。这本书近日在国内出版，其译者杨元元也曾是一位飞行员，后来成为国家民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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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长，现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飞机员撰写、飞行员翻译，使这本《最高职责》的故事格外有意义。杨元元将“安全”当做这本书最重要的“关键词”。他这么说：“安全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的问题„„保障安全，就要从系统上找出缺陷并着手解决„„它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制度，需从文化上、制度上来解决。”他认为，铁路、民航、公路等一些交通事故之所以发生，很大一部分是存在系统上的缺陷。因此他主张，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想法从系统上解决问题，光处理一个干部，或者光处理司机，光处理局部调度工作人员，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必须从包括管理、技术在内的系统上解决。
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最近，从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东航公司董事长刘绍勇那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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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的境界实际是执政的艺术，也是为民意识的标尺。谨记！
救救“道德落水”的冒功者
9月23日，河南新乡的一名5岁女童坠河呼救，岸边行人无人相助，最终一名陌生男子跳河救起女童。事后被救女童家人欲拿两万元寻找救命恩人，不料3天内6名男子致电称是救人者，还有3人发来账号要求打去赏金。9月28日，女童家人终于找到救人的消防队员，但赏金被其拒绝。（9月29日《现代快报》）
电话号码、银行账号可以证明，这9名前来领取赏金的人“沾水”了——他们的肉体没有下水救人，但他们的道德与灵魂随孩子落水了，所以，应将电话号码、银行账号交给警方追查、媒体曝光，以此拯救这群“道德落水”者。
从媒体报道看，这9名冒功不成者也没被追究，这样“宽怀大度”，是断断不行的！要知道，冒功“无成本”，这等卑劣行径将大行其道——无耻之徒将层出不穷，卑鄙真要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了。对冒功者不予宽容，并非快慰于报复心理，而是真心要“治病救人”。这些冒功者很多是一时糊涂、财迷心窍，但对他们的无耻行径不暴露在阳光下，很难激发他们的羞耻感，更别说触及他们的灵魂。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对于这样的冒功者，就要“逼”出他们内心的羞耻与肮脏，才能使良知返归、灵魂复位。
多年前，美国纽约的“红心慈善协会”盖房时意外地挖到了一座坟墓。他们刊登启事，请死者家属速来商量移坟事宜，届时能得到补偿款五万美元。32岁的爱德华看了消息后怦然心动，他的家就曾在那片土地上。他去那家慈善机构认坟。让他吃惊的是，已有168个儿子来认爹了，慈善机构正审查确认谁是其中的真儿子。
一家媒体将这169位认爹的人的姓名刊登在报纸上，还告诉人们，人再贪财，爹是不能乱认的。这时对坟墓尸骨的鉴定也出来了，坟墓里的尸体已有160多年了，死者的儿子不可能还健在。事情让美国上下深受震动。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呼吁诚信，号召人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坦白的人，靠自己的劳动创造未来。在那次事件中，爱德华无地自容。他将那份报纸珍藏起来，以警示自己，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十年后，爱德华成为了全美通信器材界的巨头。当有人问他创业和成功的秘诀时，爱德华坚定而感慨地说：“诚实，是诚实帮助了我，大无畏的诚实给了我一切。”
拯救道德“落水”者，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警方追查、媒体曝光、晾晒灵魂——只有让缺德的人示众出丑，“缺德高成本”才成为共识，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干净。
第二篇：“北大保安上大学”的三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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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保安上大学”的三点启示
作者：张玉胜
来源：《今日教育》2013年第06期
过去20年里，北大保安队先后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造，有的考取大专或本科学历，有的考上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有的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5月12日《燕赵都市报》）与一些在校大学生逃课、沉湎游戏、荒废学业相比，北大保安“站着上北大”的励志故事着实让人感到另类与欣慰。
也许，在人们的常识里，“保安”不过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草根一族，但北大保安却不乏向上涌动、拼搏圆梦的勇气和志向。他们守护着燕园，更守望着理想。相继拥有“北大保安”“北大中文系学生”“支教老师”三个角色的甘相伟，以“起点不能决定终点”作为其追梦成功的人生感慨，这既是对500余名北大保安考学深造的生动诠释，也是对时下风行的“起跑线”说的现实否定。梦在心中，路在脚下，才是圆梦成才的内在驱动力，这是“北大保安上大学”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诚然，获取北大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文凭是北大保安的追梦目标，但如果从中读出以名校文凭装潢门面的意味，无疑是遁入了“文凭热”的世俗偏见，贬低甚至曲解了“北大保安考大学”的正能量。尽管“文凭”不乏对成功的标志作用，但学历并不代表能力，文凭也不等同于价值。“北大保安上大学”，传递给社会更多的应该是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讯息。读书的平台不必在名校，求学的目标更不为谋文凭。让学习成为健康生活方式，让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最大化，应是人们不懈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北大保安上大学”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二。应该说，北大保安是“励志哥”，也是“幸运哥”。正是北大良好的教育资源、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开放的办学模式，才使得他们有条件和机会进课堂“蹭课”，听名师讲座，泡图书馆阅读。由此看来，坚持教育资源的开放与普惠，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环境，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践行“让人人同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公平理念至关重要。正如《北京青年报》评论员蔡方华所言：“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像北大那样鼓励人们深造，如果每个小环境都允许人们通过奋斗改变处境，如果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交流更为通畅，就能唤醒更多人的进取渴望，一种活跃的、充满希望的力量就会在时代回荡。”这一点，应该是“北大保安上大学”带来的启示之三。
第三篇：北大保安张国强的学习
北大保安张国强的学习
常人很难将保安与哲学联系起来，在北大，却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我今天忘了带学生证，保安一开口便是三个哲学命题，„你是谁?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答对才能进入。”故事虽有调侃的味道，却能看出北大保安的不凡。
17年来，北京大学保安队创造了一个奇迹——300多位保安取得了大专或本科的学历，有的还考上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有的“跳槽”当了大学教师。张国强就是其中的传奇人物之一。
走在北大校园里，张国强常常会被学生认出来：“你是学历证书最多的那个保安!”
北大法律自考专科证书、清华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证、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毕业证、律师执业资格证、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考证考“上瘾”的张国强面对“学历哥”的戏称，总是赶忙否认：“我学习可不是为了考证。”他还说：“其实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1994年，19岁的张国强原本在家乡河南汝阳的工地上打工，因为“个头高”，被一家保安公司选中，到北京接受保安培训，那时，他仅有初中学历。
初到北大，他在西侧门站岗，看到游人如织，感到很是自豪。可他认为这里并不属于自己，他当时的理想是：当两三年保安后，找机会做生意，多赚点钱。
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从何时萌发，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刚来时口音重，普通话说不好，有留学生用英语问路，他如听天书，十分尴尬。他还听说，北大学生毕业后月薪最少1000元，而自己辛苦一个月才赚100元。这些都令他深受刺激。
他越来越羡慕北大的学生，每天早上6点出操跑步时，总忍不住多瞅几眼在未名湖畔背单词的同龄人。一天晚上，10点半，到了下自习的时间，数不清的学生从教学楼和图书馆里拥出，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学习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我想学习”，张国强彻底被感染了，但他不知该从何学起。1997年下半年，听说队里有人参加了自学考试，他也动了心思。他选择的是北大法学，第一门考法理学，他连字都认不全，弄了本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使劲背，结果第一次考试就考了60分，刚好过线。拿成绩单那天，他“乐疯了”，觉得自己是块学习的料。
接下来的两年，他学得很拼命。如果不在岗上当值，他就“啃”书本。坐火车回老家时，他也拿着书看。他最集中的学习时间是早上起床后、晚上临睡前，他写了张“每天必须学习4个小时”的字条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底下。有时，看到队友在看电视、打篮球，也心里痒痒，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夏天太热，他晚上跑到勺园的路灯下看书，路过的老教授说：“小张真不错，好好加油”，他感觉像打了强心针一般。一次，在《演讲与口才》杂志上看到征集读者对人生的感悟，他就写了一句话寄了过去：“所处位置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前进的方向。”没想到，这句感言很快就被刊发。“一下子很轰动，很多中学生给我写信，有一厚摞子。”他用手比画着。
若不是大学语文的“拖累”，张国强能更早地完成自考。“很多文言文，读起来很难。第一次没考过。”当他终于考过了大学语文时，他完成了自考的所有科目，拿到了大专文凭。
在晋升为北大保安队的中队长之后，他决定继续进步，参加成人高考，考本科。他报考了中央党校的经济管理专业和清华大学的法学专升本，结果两个都考上了。随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司法考试，他觉得这个考试很来劲，“是和本科生在一个层面竞争，都是高手”。考了3年，他把司法考试攻了下来，最近，又拿到了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
随着证书越拿越多，他也从当年的小兵，一路升为北大保安队副大队长。如今总有人问：“你现在学历高了，为啥还当保安，怎么不做点有价值的工作?”他不认可这样的说法：“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和实现价值，社会越进步，人对安全的需求就越大，我要用我的学识在这个行业里好好发展。而且，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哪个不是国家的人才，保护好他们，怎么能说没有价值?”
第四篇：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北大做学术讲座，或是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产生这些想法和作出各种选择的缘由。我不奢望我这些想法能够影响所有人，但我确信这些想法一定能够影响一部分人，当然影响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路。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
少年壮志
“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我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他们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我是1967年在郑州市出生的。听父母讲，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医院里战战兢兢地生下了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农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到地里去吃水果、玉米之类的。
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就看不起人家，否则这个人就缺乏教养，会被更多人看不起。
后来，我就在那个村子里读完了小学。那时候我学习很好，老师们都很看重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公，你将来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争光啊！” 另外，我觉得上小学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很聪明、很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带来农村。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和盖房子。后来在机械厂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帮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复习功课，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终于有用了。他给他们讲解XYZ，讲解方程式的解法——虽然我听不懂，但在当时我觉得这真酷。小学毕业后，我就进入驻马店镇中心中学就读。高中时，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当时，我成绩很好，想申请入团。可是老师说我发展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恰好那时我们学校要举办运动会，班上没人愿意报5000米和10000米长跑。为了好好表现，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但是那次比赛，我跑了倒数第一，让我羞愧难当。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天天练习长跑，希望有一天能够一雪前耻。
到了第二年，我又报名参加比赛，拿到了比赛的冠军。这无意中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后来，到了清华，我还想继续跑长跑。可是，学校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改练竞走。那时，我还曾夺得清华万米竞走的冠军，并创造了全校竞走的记录。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铃来提醒你。这种体育项目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这让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益匪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负笈清华
1984年，我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参加全国高中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那时候我觉得学物理的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和北京大学签订保送意向书后，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又找到我。当时，那位老师对我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选择了生物学。
1985年，作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我开始了在清华求学的生活。进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不喜欢生物。由于对生物系的课程趣味索然，同时还觉得生物系课程没有太多挑战性。所以，我就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不喜欢生物系的课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系的课程学得很好，所以我在清华的成绩一直都是本专业的第一名。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在大学求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无疑就是父亲的突然去世。那是1987年，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出车祸后，父亲被送到了医院。到医院时，他的血压是130/80 mmHg，心跳为62次/分钟，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活人，不过就是昏迷了而已。可是医院要求送父亲到急诊室的司机先交上500元押金后才给予以抢救。结果，当闯祸司机在4小时后把钱凑齐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父亲是在未经任何抢救的条件下去世的。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使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很多变化，觉得非常不公平。当时我的心里有很多怨气，以致后来我毕业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也没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当时，我觉得国内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母亲和家庭。
父亲去了，虽然我还在上大学，但是我觉得我得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而且还得慢慢负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所以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想法子赚钱。我资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买倒卖的小生意，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倒的东西我都倒过，甚至连导游都做过。靠自己的努力，我还小有成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成了“万元户”大学生。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学时就去做小生意。我当时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虽然做小生意，可是课程一点都没落下，照样考第一。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赚外快。
留学海外
1989年，我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申请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我离开祖国，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习生涯。但是，到美国不久我就受到了一系列刺激。当时，我去参加聚会时，大家会问彼此从哪里来，有些中国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做中国人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就难以容忍，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文明，值得我们自豪。我们不就是临时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进行连编累牍地负面报道，而且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1991年夏天，我准备回国看望母亲。可就在临行前，我的汽车被盗，随后我又被抢。当时，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决定去欧洲散散心。这次散心之旅最终成了一次闹心之旅，使我终生难忘。
当我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被单独列为一类。签证时，不仅收取的签证费用最高，而且还像查户口似地盘问你。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我拿到了前往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是，当我在伦敦机场入境时，我就受到了特别关照。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了一下，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是我错了。他们看到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把我留下来，对我进行盘问，还把我的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随后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我同样受到了和伦敦一样的“特别礼遇”。当时，我深受刺激。我们不就是穷了点吗？因为中国穷就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我的思想就一点点地开始变化。到了1992年，我就有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打算了。所以，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外面有些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很高时去影响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教育课，我相信一定会爆满。我不需要给他们空洞地谈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有很丰富的实例，我觉得我会运用这些实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引起他们的共鸣。上面扯得有些远了点，我们回到留学话题上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一开始，我自己觉得英语有点跟不上，就规定自己每天背25个单词，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过来语言关。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难能顾及我们，我当时自信心还不够强，也不是很活跃，不怎么受瞩目。加之我先是跟随课题组内的另外一个老师做实验，跟导师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以致读研究生三年了都没有跟导师好好谈过话。
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们宣布他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大破绽。随后，伯格教授就在实验室的一块黑板上推演起来，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鼓足勇气给他指了出来。物品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里就鸦雀无声，静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可能惹教授不高兴了。结果，第二天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在哪里学的热力学，我说在清华大学学的，他听完就夸奖我学得扎实，还说你们清华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当时我的实验有了一些成果出来，所以从那以后教授就对我刮目相看。在我毕业时，伯格教授还说我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为我感到骄傲。上下求索
1995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还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干什么，对未来感到迷茫。坦承地讲，那时我对做研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我那时工作做得也很优秀。这一点，我跟饶毅、王晓东不一样，他们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优秀。这方面，我倒是挺羡慕饶毅和晓东他们。
博士毕业了，我觉得自己还有些经商的天赋，所以就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结果忙了半年，业务也做得不错，最终却分文未获。经过这些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经商了，随后就果断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重新开始去做科学研究。
1996年1月，我到了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师从尼克拉·帕乌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时间段之一。当时我的课题是TGF-B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复合体研究。为了尽快出成绩，我那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两周休息一天。其实，休息就是睡觉，因为我当时睡眠严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坚持锻炼，有一个好身体，否则那两年根本撑不住。
功夫不负苦心人，那两年我出东西很快。不到两年，我就在Cell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找到教职。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
名成普林
1998年2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当时学校为我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当时，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迅速。所以，我就打算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这一系列工作都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为我们实验室树立了很好的名声。我个人也得到了普利斯顿大学的认可，2001年被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03年，又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后来又成为最年轻的讲席教授。同年，我还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The Irving Sign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学者。
随着我们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开始注意我们实验室、注意我个人。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开始与我联系，希望我去他们学校任职。2004年，哈佛大学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我能去他们学校任职。为了留住我，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工资，资助我购买房屋，提供占据一个楼层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直至今天，我还是对普林斯顿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很幽静，有一个美丽如画的校园，校内每一栋楼都很漂亮，校内有个卡内基湖，夏天可以划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绕湖一周，绵延几十公里——除了自然环境外，那里的科研环境也十分优越。所以，我觉得普林斯顿就是一个完美的学术殿堂。
后来，我放弃这一切，回到了清华，并不是因为清华的科研条件比普林斯顿大学好，而是因为我认为我回清华后产生的影响比在普林斯顿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顿强，对我而言，这一点很重要。追梦回国
我回归的打算其实早已有之，在我读博士、做博士后时都有学成回国的念头。我还记得我做博士后时跟妻子讨论学成回国的想法。那时她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我的当时就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学当英文或数学老师。
当时她和一些朋友就对我说那多浪费啊！我自己却没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质贡献，贵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够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孔子一生不就是传播思想嘛，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培养教育学生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说，尤其是爱跟学生说。我到一个地方做讲座，不是很在乎老师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话，我会很高兴。前几天，我去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学术讲座。我很高兴，因为都是研究生。我觉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东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样，我博士毕业都没看清楚。因此，我觉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谈一谈，大家可能对有些东西会再多想一点。
但我绝不是希望你们步我后尘，走我走过的路，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过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你们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的。
说到这儿，刚才饶毅讲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柴继杰。我举个例子，其实我在多个场合也说过，我对柴继杰非常满意，柴继杰的训练非常好，将来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前年在清华讲课，柴继杰有几个学生来听我讲课。讲完课以后我就跟几个学生聊天。其中有一个学生聊天的时候就评价我讲课的风格和我说话的方式等等。我说我带学生的话包括带博士后，我就希望把我的这种风格传授给我的学生、传授给我的博士后。我说，我觉得柴继杰就已经把我的一些风格基本学到了。这个学生马上加了一句：“施老师。我们柴老师说了，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听这话，我心里很高兴，这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觉得如果柴继杰不说这番话，我反而觉得他窝囊。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心气儿，我为他自豪！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一部分人因为听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谈，人生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改变，将来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满足、很高兴。
上面又扯远了些，我们回来继续谈我回国的问题。其实，早在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回国，当时我没敢直接答应，说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给他答复。当晚，我给妻子打电话时，她就说支持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对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到清华，但是需要一个过渡期。
随后，我才发现，在回国问题上，我和妻子有点误会。妻子支持我回国工作，但是没想到我还要把家也搬回来。为此，我们讨论了一年，最终妻子还是决定全力支持我回国。就这样，我回来了。虽然清华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比普林斯顿大学差一些，但是我不觉得我的研究会比以前差，因为科研始终还是人做出来的。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来。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会有一些损失，而妻子则更是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觉得回国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虽然美国的教育条件比中 国好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认同感。
我回国前，也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改变，我个人意志很坚定，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两年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真的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叩问自己：到底回来干什么？
最近外面有人说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其实这话不对，我出国前就会敬酒，这有什么关系吗？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不做违背原则的事。我不会与目前的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
我觉得我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请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长，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我在科学上或是其他职位上做得好一些，对美国的贡献也就是从100提升到100.1。
但是，回国后就不一样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东西，从科研体制、基金评审到大学的教育、科研，与美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来后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也会相应地有更强的成就感。还有就是，回到清华，我能够影响一大批年轻人，10年、20年后他们会对我们国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到那时，我从清华退休后就会很满足。
尾声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不像多数清华人那样深沉，我始终充满激情，做什么事都干劲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至少在我们北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应该保留一块理想的圣地。
年轻人面对一些困惑时，往往会发一些牢骚。我当年就曾发过不少牢骚。现在回头想想以前的事，觉得当时年少对很多问题看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年轻时好多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大家都是年轻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不要轻易下结论，至少不要因为现实的不调和而丧失信心。中国的未来属于在座各位，希望各位踏踏实实做事，将来挑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北大保安考取研究生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北大保安考取研究生
在过去20年，北大保安人员先后有500余名考学深造，有的考取大专或本科学历，有的甚至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针对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热议，值得人们的沉思。这类事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其一，作为基层的人员，工作在普通的岗位，但是保安却没有放弃对自己教育的深造，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不足和落差，积极主动的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对自己进行充电，积累知识，提高自己的技能，提高自己的价值。
其二，保安的学习精神，善于利用资源，提升自己的精神，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许多想要提升自己能力的基层人员树立了榜样的作用，使其有动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其三，北大对内部员工开放许多资源，正是北大良好的教育资源、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开放式的办学模式，才使得保安们有条件和机会进课堂听课，听名师讲座，泡图书馆阅读。北大的这种模式也为更多的学校提供了参考。
保安精神，现在已经成为平民的参考标准，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进一步传递这一正能量，为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目标、梦想：
第一，国内的高校应该设立更多的公开课、开放课程或在不扰乱正常课堂的情况下让更多的群众旁听。坚持教育资源的开放与普惠，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环境，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践行“让人人同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公平理念至关重要。
第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响应国家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号召，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应该时刻的学习，跟上时代的发展，提升自己价值。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踏踏实实的工作，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取，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第三，国家应该增加相应的财政收入，增加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多开设一些图书馆，文化馆等设施，让更多的人民可以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提高他们的技能与技术，提高就业机会。
通过各个方面的力量，各个渠道的改正、改善，相信会有更多的保安，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最终实现国家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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