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评论

第一篇：屠呦呦获奖评论

评论:屠呦呦获奖当之无愧

时间：2015-10-07 08:25:00作者：新闻来源：人民网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屠呦呦获诺奖,实至名归。四年前,她即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当时,舆论冠之“离诺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四年匆匆而过,诺奖终究没有辜负这位勤恳而卓越的科学家。

屠呦呦获奖,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消息传来,全球华人无不振奋。振奋,是因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跨越;振奋,还是因为每个中国人都与有荣焉;振奋,更是因为它让中国科技界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毋庸讳言,在多数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人欢欣鼓舞的同时,也稍有遗憾,中国大陆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两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大胆预言:10年后的中国,中国获得诺贝尔奖将成为常态,而非个案!其理由是,我国的基础研究已经与世界接近全面接轨。诚所谓厚积薄发,中国科学奖有理由也有能力拿更多的诺奖。

一方面,中央早就意识到“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中国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体现在科技投入不断加大,科学家的地位不断提高,还体现在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今天,“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依然在我们的耳畔回响,“科学的春天”依然在祖国的天空上播洒阳光,科教兴国战略依然给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着强大驱动。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科学家从不缺少才华。且不说先人们发明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的成就,单就这几十年来的科研硕果,就让人信心百倍,比如“两弹一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

于此而言,屠呦呦获奖只是中国科学家获得诺奖的一个开始,随着科学家不断钻研,随着科研体制不断革新,随着创新土壤不断优良,会有更多的科学家摘得诺奖桂冠。

屠呦呦获奖,其意义不只是局限于科研领域。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中,在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屠呦呦获奖提振了中国人的信心与勇气,她的科研经历,她的求索精神,以及她的人格魅力,都让民众感佩,并从中受益。

总书记曾在去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在屠呦呦获奖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更让人觉得振奋。无论科技工作者还是其他领域的人士,只要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一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锐意进取、锐意创新,就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实现人生梦想,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无论如何，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一件大好事，它是诺贝尔奖大门对中国科学家的一次真正开启。中国正疾步走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的经济、科技和思想积累都有了相当的厚度，未来一些年中国各个领域都可能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强者和大师，不寻常的机会向着中国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走来。我们应不再妄自菲薄，同时充满理性地解决当下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很清楚，一个13亿人大社会的崛起，必须经历创造性的时代，而我们今天就身处这个时代之中。

人民日报评屠呦呦获诺奖：以自信，以自省

北京时间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其他两位外国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在发现青蒿素和治疗疟疾的新型疗法上的贡献，这位85岁的女性获得了这项世界公认的卓越学术荣誉。她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这正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之一。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在寻找青蒿素的艰难跋涉中所付出的智慧和汗水，诺奖的肯定，是对屠呦呦最好的回音。对这位药学家而言，40多年前的研究发现直到今天才获得诺奖，或许是姗姗来迟。而对一项科学发现来说，40多年来人们所目睹的其对于人类巨大的贡献，恰恰更证明了这项科学成果的牢固，因而对屠呦呦本人和她的科研伙伴们来说，并不嫌迟。更何况，实验室里千回百转后柳暗花明的那一刻惊喜和满足，应该会比不曾奢求的荣誉更永恒一些。

在2011年拿到号称“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时，屠呦呦和屠呦呦现象就已引人瞩目。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真正了结多年以来国人的“诺奖情结”之时，人们仍然感觉幸福来得有点突然，来不及品味。有人开玩笑说，以后万能心灵鸡汤句式“中国人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科学奖”将不复存在。除此之外，这个“幸福”的确还有更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选择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是中国本土科研体系所培养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第一人，她的获奖可以增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们的自信心。在40多年前相对简陋的科研条件下，和外面的世界交流不多、可供查找的文献很少的科研人员就能够作出如此重要的原创突破，40多年来，人才的积累厚度、科研条件的优越程度、全球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以及对创新的热爱程度，都在不断水涨船高。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贺电中所言，屠呦呦获奖，正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中国科学界水平在许多领域已经赶超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屠呦呦”。

同时，屠呦呦在青蒿素工作上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青睐，也会帮助人们意识到，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SCI论文，或是《科学》《自然》等看着高大上的国际刊物，也都只是评价手段而已，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有足够信心坚持自己的方向，没必要妄自菲薄。有些人还在坚持“诺贝尔科学奖这次有没有照顾中国人”的疑问，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科学大奖并不会照顾任何人，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格，自然就会被关注到。

另一方面，屠呦呦代表中国大陆科学家的诺贝尔奖首破纪录，也是对那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提醒。科学有自己的科学规律，最忌的就是急功近利。它无法严格地用投入去预测产出，不是简单地资源叠加就能创造出新事物，也很难按部就班达到预定的目标。有人为屠呦呦抱不平，这位诺奖得主居然是一位“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但这很可能只是个例——第二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可能不会“三无”，但也很难说一定就是院士。我们没有必要因此给一位科学家本人贴上或许她并不情愿的标签，也并不合适通过这样一个标签来透视整个学术界。

但“三无”之于屠呦呦因为诺奖而再次放大后，倒是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让科学回归科学，让热爱科学的人更容易碰触到科学的进口。科学的通途可能有很多走法，无论有什么样的头衔和身份，无论是在哪里，只要是做科学的人，就是一位科学家，无关其他。有人描述得很形象，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并不想着拿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惊艳的成果，他们只是用毕生精力，在科学的某个关口书写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更加至关重要。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获奖者，都属于来自民间机构和企业的科学家。在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都集聚了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实际上，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体制机制认识是在不断刷新和提高的。最近刚刚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和导向落实落地的迹象：“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类似的举措将让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风侵染的学术界静下来。

整个世界都在感谢青蒿素和科学。中国科学家也要感谢屠呦呦先生，诺奖的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无论是中国人没能力拿诺贝尔科学奖，还是没能拿，都已经不再是一桩心魔。

第二篇：屠呦呦获奖感想

名字

屠呦呦 名字的来由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这里的苹就是指青蒿这种野草，美好的名字寄寓父母美好的愿望和期待，甚至会和你的人生成就和辉煌有特殊的缘分。所以孩子们有梦就去追求，不管你的名字平凡与否，它会因为你变得熠熠生辉。

生平经历

所谓大器晚成，在众人看来，屠呦呦可能是在晚年才得出了成果，拥此殊荣。可在诺奖之前有谁知道，她早在1972年就从青蒿中提取出了一种白色结晶体—青蒿素。功成名就怎么一蹴而成，必定是厚积而薄，她没有满足一时的收获，没有止步不前，一直研究着中医药学。39年后，她的贡献终换来了一项国际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1年9月），当时人们感叹呦呦为什么无缘诺奖，4年后，遗憾终结了。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第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可是你知道吗，有人毕生研究，但是不为人知，即便如此，他们赢得了自己。你每天有没有赢得自己的认同？

客观

屠呦呦研究丰硕，可是获奖前一直默默无闻，她被称作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几次被提名参选院士，都没有被选上。有人说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平日的相处中让他人不是很愉快。从呦呦的身上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光环，也要从她过去的失意中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如果能够更加愉快和他人合作，那么她的成就会更早被人所知，她的贡献会更早被世人认可，她的发现带来的价值会更加扩大化。

再也别说做不到，不可能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国人都绝望感叹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缺少开放思维，缺少创新细胞。莫言之后，人们对诺奖有了期待，何时会有诺奖中的科学技术奖项在中国诞生呢？至少还要十年吧。3年一瞬而过，就有哟哟的喜讯传来了，请原谅没有使用一位老人的全名，因为这位老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她的呦呦之名也属于中国。

第三篇：屠呦呦获奖感言含义

屠呦呦和莫言的获奖感言大异其趣

刘崇顺

刚刚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昨晚在家里接受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科协等相关方面负责人的祝贺，也向外界表达了她的获奖感言。

屠呦呦的获奖感言是：“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据介绍，屠呦呦1930年出生于宁波，多年来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目前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2011年时，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曾将其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个旨在表彰医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的大奖，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项大奖。

此次再获诺贝尔奖，屠呦呦的获奖感言把获奖的荣誉归于集体，归于中国的科学事业、传统中医药事业，态度谦逊而又诚恳。据悉，屠呦呦曾因亲自试药，得中毒性肝炎，却仍然坚持亲自证实药物安全，才投入临床给病人服用。科学家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不禁让我们更加敬佩。

由屠呦呦联想到莫言，2012年12月8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是在瑞典学院发表领奖演讲也可以称作获奖感言。莫言的演讲主题是“讲故事的(storyteller)，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莫言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回顾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听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的讲述风趣幽默、富于哲理，打动了许多现场的听众及此后通过媒介获悉了演讲内容的人。

莫言的领奖演讲与屠呦呦的获奖感言可以说是大异其趣。也许这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广而言之也可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与科学、文学家与科学家的巨大差异。

莫言在领奖演讲将文学和科学作了比较，他用俏皮的口吻称:“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当被问及缘何不谈论“政治问题”时，莫言的回答是:“政治问题由政治家回答。我的回答会误导，所以我不回答。但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会发现文学远远要比政治美好。政治教人打架、勾心斗角。文学教人恋爱。很多不会恋爱的人读了文学会恋爱了。所以我建议多读教人恋爱的文学，少读教人打架的政治。”

科学的使命是求取真知，其本质是对客观世界作出事实判断。与科学相比，文学是意识形态，与政治有着更加密切的关联，文学更多地与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因素相勾连，见仁见智，很难有普遍认同的统一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和价值，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历来存在许多争议。认识科学与文学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两种诺贝尔奖项的真正意义。篇二：屠呦呦获奖感言

屠呦呦获奖感言: 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到时机成熟时，就会有一批的朋友与你行。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只是暂时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篇三：屠呦呦 获奖感言

屠呦呦诺奖报告演讲全文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5-12-18 08:19 来源： 新华网

屠呦呦瑞典演讲现场 屠呦呦瑞典演讲现场 1 屠呦呦瑞典演讲现场 屠呦呦瑞典演讲现场 2 屠呦呦瑞典演讲现场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已经抵达瑞典并将于10日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北京时间7日晚），屠呦呦在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用中文做题为《青蒿素的发现 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礼物》的演讲，由翻译进行同声传译。

屠呦呦在演讲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央视记者 王薇薇）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3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 4 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

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

第四篇：屠呦呦获奖英文介绍

Tu Youyou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a drug therapy for malaria that has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across the glob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The 2011 Lasker~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honors a scientist who discovered artemisinin and its utility for treating malaria.Tu Youyou(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developed a therapy that has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across the glob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An artemisinin-based drug combination is now the standard regimen for malaria,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lists artemisinin and related agents in its catalog of “Essential Medicines.” Each year,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people contract malaria.Without treatment, many more of them would die than do now.Tu led a team that transformed an ancient Chinese healing method into the most powerful antimalarial medicine currently available.Malaria has devastated humans for millennia, and it continues to ravage civilizations across the planet.In 2008, the mosquito-borne parasites that cause the illness, Plasmodia, infected 247 million people and caused almost one million deaths.The ailment strikes children particularly hard, especially those in sub-Saharan Africa.It affect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including those in Asia, Latin America, the Middle East, parts of Europe—and travelers from everywhere.Symptoms include fever, headache, and vomiting;malaria can quickly become life-threatening by disrupting the blood supply to vital organs.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duces disease incidence, prevents deaths, and cuts transmission.In the late 1950s, the WHO embarked on an ambitious project to eradicate malaria.After limited success, the disease rebounded in many places, due in part to the emergence of parasites that resisted drugs such as chloroquine that had previously held the malady at bay.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secret military project that aimed to devise a remedy for the deadly scourge.China was particularly motivated to prevail over malaria not only because it was a significant problem at home, but also because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had asked for help.It was at war and the affliction was devastating its civilian and military populations.The covert operation, named Project 523 for the day it was announced—May 23, 1967—set out to battle chloroquine-resistant malaria.The clandestin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political climate created a situation in which few scientific papers concerning the project were published for many years, the earliest ones were not accessibl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many details about the endeavor are still shrouded in mystery.In early 1969, Tu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Project 523 research group at her institute, where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worked side by side with modern chemists, pharmacologists, and other scientists.In keeping with Mao Zedong's urgings to “explor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great treasure ho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u combed ancient texts and folk remedies for possible leads.She collected 2000 candidate recipes, which she then winnowed.By 1971, her team had made 380 extracts from 200 herbs.The researchers then assessed whether these substances could clear Plasmodia from the bloodstream of mice infected with the parasite.One of the extracts looked particularly promising: Material from Qinghao(Artemisia annua L., or sweet wormwood)dramatically inhibited parasite growth in the animals.Such hopeful results, however, were not reproducible, so Tu dove back into the literature and scoured it for possible explanations.The first known medical description of Qinghao lies in a 2000-year-old document called “52 Prescriptions”(168 BCE)that had been unearthed from a Mawangdui Han Dynasty tomb.It details the herb's use for soothing hemorrhoids.Later texts also mention the plant's curative powers.Tu discovered a passage in the Handbook of Prescriptions for Emergencies(340 CE)by Ge Hong that referenced Qinghao's malaria-healing capacity.It said “Take a handful of Qinghao, soak in two liters of water, strain the liquid, and drink.” She realized that the standard procedure of boiling and high-temperature extraction could destroy the active ingredient.With this idea in mind, Tu redesigned the extraction process, performing it at low temperatures with ether as the solvent.She also removed a harmful acidic portion of the extract that did not contribute to antimalarial activity, tracked the material to the leaves rather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plant, and figured out when to harvest the herb to maximize yields.These innovations boosted potency and slashed toxicity.At a March 1972 meeting of the Project 523 group's key participants, she reported that the neutral plant extract —number 191—obliterated Plasmodia in the blood of mice and monkeys.From branch to bedside

Later that year, Tu and her team tested the substance on 21 people with malaria in the Hainan Province, an island off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About half the patients were infected with Plasmodium falciparum, the deadliest of the microbial miscreants, and about half were infected with Plasmodium vivax,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a disease variant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recurring fevers.In both groups, fever disappeared rapidly, as did blood-borne parasites.In the meantime, Tu started to home in on the active ingredient, using chromatography to separate the extract's components.On November 8, 1972, she and her colleagues obtained the pure substance.They named it Qinghaosu(literally, the principle of Qinghao)and it is now commonly called artemisinin in the west.Tu and her colleagues subsequently determined that it had an unusual structure.It proved to be a sesquiterpene lactone with a peroxide group, a completely different kind of compound than any known antimalarial drug.Later studies would show that the peroxide portion is essential for its lethal effects on the parasite.Subsequent clinical trials on 529 malaria cases confirmed that the crystal they had isolated delivers the antimalarial blow.Many scientists from other institutes then joined efforts to improve the extraction procedures and conduct clinical trials.The first English language report about artemisinin was in December 1979;as was customary at the time in China, the authors were anonymous.By that point, the China-wide Qinghaosu research group had given the substance to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some of whom had chloroquine-resistant P.falciparum malaria infections.In addition, the drug cured 131 of 141 individuals with cerebral malaria, a particularly severe form of the disease.Comparative studies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uggested that the drug acted more quickly than chloroquine did.The investigators reported no harmful side effects.The paper dre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In October 1981, the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the chemotherapy of malaria, sponsored by the WHO, the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Business, invited Tu to present her findings at its fourth meeting.Her talk evoked an enthusiastic response.She told the audience not only about artemisinin, but also about some of its chemical derivatives.In 1973, as part of her structural studies, Tu had modified artemisinin to generate a compound called dihydroartemisinin.She later found that it delivers ten times more punch than artemisinin and that it reduces risk of disease recurrence.This compound provided the basis for other artemisinin-derived drugs.Starting in the mid 1970s, Guoqiao Li(Guangzhou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performed clinical trials with artemisinin and these substances.They all delivered more therapeutic clout than did standard drugs such as chloroquine and quinine.The derivatives tend to hold up better than the parent compound in the body, and they form the foundation of today's therapies.In 1980, Keith Arnold(Roche Far East Research Foundation, Hong Kong)joined Li's enterprise and two years later, they published the first high-profile clinical trial of artemisinin in a peer-reviewed, western journal.The same group then conducted the first randomized studies that compared artemisinin alone with the known anti-malarial agents, mefloquine and Fansidar(sulfadoxine-pyrimethamine).Artemisinin enhanced effectiveness without adding side effects.Li, Arnold, and others subsequently showed that suppository forms of artemisinin and its derivatives are effective.This mode of drug deliver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babies and unconscious patients.Almost every new antimalarial drug has initially slashed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and then the parasites stop succumbing to it.At that point, sickness and death rates climb again.Small pockets of resistance to artemisinin-based compounds have already cropped up in Western Cambodia.To avoid resistance, patients typically take two drugs that attack the parasit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ince 2006, the WHO has discouraged use of artemisinin compounds as solo therapies.The organization now recommends several combination treatments, each of which contain an artemisinin-based compound plus an unrelated chemical.In 2001, the WHO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Novartis, the manufacturer of one of these drug combinations, Coartem®;it consists of artemether and lumefantrine, another antimalarial agent, which was originally synthesized by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in Beijing.The company is supplying the drug at no profit to public health systems of countries where the disease is endemic.To date, Novartis has provided more than 400 million Coartem® treatments.Tu pioneered a new approach to malaria treatment that has benefi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promises to benefit many times more.By applying modern techniques and rigor to a heritage provided by 5000 year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ractitioners, she has delivered its riches into the 21st century.By Evelyn Strauss 屠呦呦获Lasker临床研究奖

2011年的Lasker~Debakey临床成就奖颁给了一名中国女科学家，为了表彰其对青蒿素的发现和在治疗疟疾方面的杰出贡献，这名女科学家就是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屠呦呦。她所发现的疟疾治疗方法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现在基于青蒿素的药物制剂已经成为治疗疟疾的公认疗法，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已把青蒿素及其相关制剂列为“基本药品”。每年数千万人会感染疟疾，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其死亡率将远远超过现在的水平。而正是屠呦呦领导的团队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的治疗方法转变成了治疗疟疾的最有效的药物。

疟疾已经困扰了人类长达上千年，至今仍在整个地球上吞噬着生命。2008年，一种靠蚊虫传播的疟原虫感染了2.47亿人，最终造成近一百万人死亡。这种病对儿童的伤害更为严重，尤其是那些生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孩子。疾病影响了一百多个国家，比如亚洲、南美洲、中东、欧洲部分地区、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旅行者。症状包括发烧、头疼和呕吐；一旦疾病破坏了重要器官的血供，疟疾就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和治疗能显著减少疾病的发生、降低死亡率、切断传染途径。

在五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决定着手根除疟疾的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疟疾在很多地方又卷土重来，部分原因就是出现了具有抗药性的疟原虫，比如抵抗传统疟疾治疗药物氯喹的疟原虫。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秘密军事计划，目标就是解决这种致死性的疾病。中国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决心不仅因为这是国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更因为越南政府也为此求助。处于战争时期，疾病不只会给平民也会给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

正因为如此，以日期命名的秘密行动“523计划”于1967年5月23日正式启动，志在征服抗氯喹性疟疾。该计划的绝密性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多年内没有相关文献的报道，国际社会无法搜索到最早期的数据，甚至至今很多细节依然是迷。1969年年初，屠呦呦被指派为她所在研究所的“523计划”组的项目组长，该研究所有着传统药物研究者与现代化学家、药剂学家及其他学科科学家通力合作的学术环境。为了响应毛主席“全力探索和进一步开发传统中医宝贵财富”的指示，屠呦呦仔细整理了古老文献和民间偏方，从中整理出2000个备选方案。截至1971年，她的团队已经从200种植物中制备出380种提取物，然后由研究人员评估这些物质能否清除感染疟疾的小鼠血清中的疟原虫。

其中一种提取物看起来很有潜力：青蒿提取物被证明可以有效抑制寄生虫在动物体内的生长。但这充满希望的结果却没有很好的重复性，所以屠呦呦又重新查找文献，寻找可能的 4 原因。

目前已知的对于青蒿的首次医学记载出现在从马王堆汉代墓葬群出土的“52处方”，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其中记载了用青蒿治疗痔疮的具体用法。晚些年代的记载中也提到了这种植物的药用作用。屠呦呦从葛洪的《应急处方》中发现青蒿有治愈疟疾的能力，其中记载道“取少量青蒿，浸于2升水中，然后滤出液体，饮用”。她这才意识到之前用标准程序处理青蒿时的煮沸和高温提取工艺可能已经导致有效成分失活了。

有了这个想法，屠呦呦改进了提取工艺，使之可以在低温和乙醚溶剂中进行。同时她还发现提取物中的有害酸性物质主要来源于植物的叶子，所以她还设法找到了采摘植物的最佳时机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产物的产生。这些创新显著提高了药效，同时降低了毒性。1972年3月，在“523计划”核心成员的会议上，她正式汇报了这种中性植物提取物——191号——可以清除老鼠和猴子血液中的疟原虫。

之后，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在海南省21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这种提取物的临床试验。受试患者中，一半感染了最致命的变异微生物——镰状疟原虫，另一半感染了间日疟原虫——一种会导致反复发热的常见致死疾病。这两组患者经这种提取物治疗后，发烧症状迅速消失，血液中的疟原虫数量也大大减少。

同时，屠呦呦尝试着利用色谱分离提取物中的各种组分，以确定这种活性物质的具体结构。1972年11月8日，她和同事们终于得到了纯净物，并命名为青蒿素，西文名“arteminsinin”。他们发现青蒿素具有其特殊的结构——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这与已知的抗疟疾药物的结构都有很大的区别。研究表明过氧基团正是杀灭寄生虫的关键成分。

后续的529个疟疾临床试验证明，屠呦呦团队分离得到的晶体确实可以发挥抗疟疾的功效。于是，来自其他研究所的多名科学家也参与进来，继续改进提取工艺，并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关于青蒿素的首次英文报道发表于1979年12月，不过正如当时中国的惯例，作者都是匿名的。文章发表时，青蒿素研究组已经给全国范围内的2000多个病人服用了该制剂，其中也包括感染了抗氯喹性疟疾的病人。此外，该药物还治疗好了131名患有更严重的脑型疟疾患者，治愈率高达93%。小规模病例表明青蒿素的作用速度要明显快于氯喹。而且研究人员没有发现青蒿素有任何有害的副作用。

这篇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81年10月，一支由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商业发展部门出资筹建的研究队伍拜访了屠呦呦，希望了解她研究的成果。屠呦呦不仅讲解了青蒿素，也提起到青蒿素其他的化学衍生物，她的讲述显然引起了研究团的浓厚兴趣。1973年，屠呦呦对青蒿素进行了化学修饰，得到了一种名为二氢青蒿素的化合物。她发现这种衍生物对疟疾的治疗效果要强10倍，而且降低了疾病复发的几率。这个化合物的发现 5 为其他抗疟药物的研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广州中医学院的李国桥教授开始了该化合物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它比传统的抗疟药物氯喹和奎宁都有着更强的疗效。这种衍生物明显比其原药在体内的效果更显著，为今天的治疗手段奠定了基础。

1980年，罗氏远东公司的Keith Arnold加入了此项研究。两年后，他们在世界知名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倍数瞩目的疟疾临床试验结果。同一个研究组随后又发表了青蒿素与其他两种抗疟药物——甲氯喹和治疟宁——的随机比较试验。研究均表明青蒿素在提高药效的同时降低了副作用。除了学术界，多个制药公司也证明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栓剂是有效的，这种药物递送方式对于婴儿和无自主能力的病人更是尤为重要。

几乎每种新型的抗疟药物都是在初期能够有效减少疾病发生率，然而随后疟原虫就产生了抗药性，于是患病率和致死率又迅速爬升。例如在柬埔寨，已经出现了少数对青蒿素药物具有抗性的疟原虫了。为了防止抗药性的产生，病人一般需要服用两种药物，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治疗疟疾。从2006起，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不建议青蒿素化合物作为单独的处方，而建议采用复合疗法，每一种复合疗法都由青蒿素化合物和另一种化学药物组成。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与诺华公司签订协议，同意生产其中一种处方药Coartem®，包含青蒿素和苯芴醇，其中苯芴醇是另一种抗疟成分，由北京军医学院最先合成。在疟疾肆虐的国家，诺华公司零利润地向公共卫生体系提供青蒿素药物，至今为止，已经提供了多于4亿份Coartem®处方药。

到今天为止，屠呦呦发现的抗疟疗法已经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而且还将造福更多的人。受益于当今社会的先进技术和中国五千年传承下来的经验，屠呦呦将这项宝贵的财富带到了二十一世纪，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第五篇：屠呦呦获奖致辞

屠呦呦获奖致辞

尊敬的主席先生，亲爱的使用过青蒿素的人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

我不是中国本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我只是中国科学家群体中第一个获奖的女性科学家。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有许多的项呦呦、齐呦呦、柴呦呦、尚呦呦、魏呦呦能够获得这一殊荣。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成片成片的青蒿的荣誉，更是中国中医的荣誉。

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为青蒿素或者说是为诺贝尔奖而生的人。

1930年12月30日黎明时分，我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一间小屋，听到我人生第一次“呦呦”的哭声后，父亲屠濂规激动地吟诵着《诗经》的著名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并给我取名呦呦。

不知是天意，还是某种期许，父亲在吟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又对章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

也就是从出生那天开始，我的命运便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只是当时，我还不认识什么是青蒿，也不知道什么是青蒿素，也不知什么是中医，更不知道什么是诺贝尔奖。

感谢完父亲，我想感谢中国的一位伟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他把中医摆在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首，并且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4年，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它就是我的工作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前身，也是成就我一番事业的平台。

我时常在想：假如没有成立中医研究院；假如把我分配到一个乡村医院，我顶多是一个平庸的中医，更别谈什么青蒿素，什么诺贝尔奖了。

我还要感谢一个中国科学家——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葛洪先生，他是世界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当年，每每遇到研究困境时，我就一遍又一遍温习中医古籍，正是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给了我灵感和启发，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并最终突破了科研瓶颈。

只叹生不逢时，如果东晋时期就有诺贝尔奖的话，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准确地讲，应该是一群人，一群数以百万的非洲人。正是他们对中国中医、对青蒿素的信任，才换来生命的重生，见证了青蒿素的神奇。在感谢四个人的同时，我还要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

我唯一不感谢的，就是我自己。因为痴迷青蒿素，我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科研当中，没有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和责任。

最后，我要万分感谢的，是一种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草本植物——青蒿。它星散生长于低海拔、湿润的河岸边砂地、山谷、林缘、路旁等，也见于滨海地区。在中国近二十个省、区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一岁一枯荣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

其茎，其叶，其花，浓香、淡苦，蕴含丰富的艾蒿碱、苦味素，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一种廉价的抗疟疾药。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的青蒿“前赴后继”，奉献了自己的身驱，成就了中国的中医事业。

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铺就了我通往诺贝尔的坦途。

青蒿呦呦。

情感呦呦。

生命呦呦。尊敬的主席先生，再过几天，我就要返回中国，临走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您能告诉世界：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作为一名中医工作者，我有幸参与了青蒿素的研发工作，但我不是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终极目的。

我唯一的追求是：抗疟、治病。

因此，我不想对于自己已经没有多大价值的诺贝尔奖，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烦恼和质疑。

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

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

我向往正直，蒿茎一样的正直。

所以，我请求您能满足一个医者小小的心愿。

终有一天，我将告别青蒿，告别亲人，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我希望后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一片青蒿之间，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望终生热爱的土地，守望青蒿的浓绿，守望蓬勃发展的中国中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