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揭海外民运人士现状 不少人洗白身份和中国做生意
揭海外民运人士现状 不少人洗白身份和中国做生意
当然,如果自己努力去赚钱,还是有可能改善生活状况的。像严家其这类研究型异见人士,法国会给予一个社科研究机构的岗位,给一份工资。也正因为经济压力,一些“民运分子”逐渐淡化自己的政治色彩,开始与大陆做起生意。如有些人在做了一段时间政治难民后,加入法籍,相当于洗白了自己,然后凭新身份回国或在法国与中国做生意。更明显的是,“民运”组织在法国等西欧主流媒体上的声音越来越小。现在,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种专门对华广播并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媒体外,很少看见或听到主流媒体报道他们的活动或言论。在华文媒体方面,随着过去对中国大陆有明显敌视倾向的《欧洲日报》停刊,除一份法轮功背景的免费报纸外,几乎见不到什么报刊还发表“民运分子”观点。“民运分子”的生活圈子也在缩小。西欧的华人、华侨主流圈子是亲中国大陆的,法国的几十个重要华人社团,几乎没有一个接纳、接受“民运分子”。据说在一些事关华人、华侨利益的问题上,“民运”组织曾经与一些重要的华人社团商量,希望一起向法国当局提诉求,但遭到这些社团一致拒绝。一名社团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绝对不和这些人掺和,因为这会危害到华人社团的根本利益。“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有鬼的”在被称为“欧洲民运大本营”的德国,像“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论坛”等“民运”组织,都设有总部或分部。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仍不断在谋求营造影响力。一名前“民运”组织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民运”人士在德国大受欢迎,所到之处受到媒体、政客和人权组织簇拥。那时,“民运”人士多达数千人,一个中等规模的“民运”组织一年预算有150万美元,一个大型活动参与人数可以达到数千。但没几年,“民运”就进入分裂期,争权夺利,互相背后拆台。前几年的“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就是“民运”人士活动的结果。之后,“德国之声”几乎成了“民运”人士的发声筒。但去年8月,“民运”女记者苏雨桐被“德国之声”中文部解聘。“德国之声”发言人霍夫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德国之声”致力于报道多元化声音,“我们不能只有异见人士的声音”。个别“民运”人士甚至当起间谍。去年,德国下萨克森-不莱梅州一家法院判决,一对中国夫妇必须偿还德国政府约4万欧元的社会福利费,因为他们1990年到德国申请避难,多年享受各种社会补助,却被警方发现同时领取台湾情报部门的汇款,总额超过10万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