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有感[5篇范例]

第一篇：读《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有感

读《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有感

青衣秀士

仇鹿鸣先生此书早已经人一再推荐，如张兄便反复提及。当然，取向略有不同，有的朋友和我兴趣类似，重视方法与史料的结合，故而极推崇仇先生对理论的应用，而张兄较为传统，素重史料，讲求史料掌握，故而推崇仇先生文献引用之全面，涉及大陆、日、台、美各地学者。因此，我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抽时间读完此书。

之前读川胜义雄先生《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与宫崎市定先生《九品官人法研究》时，就发现对于魏晋之际历史他们有着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些矛盾，也激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仇先生的书在这方面无疑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惑。此外，过去常听别人说陈寅恪先生的错误很多，但阅读量有限，陈先生具体哪里错误的文章还没有看到过。仇先生此书可谓看到的第一本，对政治集团界限模糊的批评以及贾充等问题的研究都修正了陈先生的一些看法。

过去也听过史源学的说法，但读过的书中并没有什么作者特别提到史源，而仇先生的书则是我看过第一本提到史源的书，且反复提及，这与仇先生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即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唯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这种主张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素养，仇先生在讨论史料的时候，处处注重对书写的分析，也唯有清楚史源才更好的分析其书写，这两者是一体的。这种对书写的分析无疑让仇先生在史料分析的深度上比别人更进一步，从而从大家熟知的史料中，解读出新的信息。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本书自第三章第四节始对西晋政治的分析极其精彩，这或许亦源于我对于此段历史了解的不足。但仇先生此书也明显有一些缺陷。首先是仇先生指出陈先生政治集团理论界限模糊的理论，并且对司马氏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即提出司马氏是新型文化家族而非过去我们认知中的世传一经的传统儒家家族。可在我看来，仇先生这一论述虽然看起来更清晰，但实际上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原因便在于仇先生并没有对此展开，没有说明这种新型文化家族与传统儒家大族有何区别，表现有何不同，并产生了哪些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说明，仅仅是注重史与注重经的区别的话，那并没太大意义。不过，这一点，陈先生反倒是提供了一条史料，那便是司马氏虽然是儒家家族，但却精于权谋，手段狠辣和汝南袁氏明显不同（P14，黄山书社）。这或许便是不同之一，但在没有其他新型文化家族作对比的情况下，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这是新型文化家族的特征，所以这点还是有待研究的。

仇先生注重具体的研究，对很多具体的事件都有廓清之功，如对司马氏三代四人之别，淮南三叛之别，贾充形象的叙述，都非常精彩。对陈先生的框架作了很多补充以及修正。仇先生在学术史回顾中就指出了儒家豪族与法家寒族或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这种二元对立的缺陷，结尾中又再次提出，可见仇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野心的。仇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并且进行了的一种力图用政治史叙述来代替社会文化叙述的尝试，如从人事而言，曹爽与司马氏并无不同，实际上他们基于同样的家族网络（P155），又曹魏已经儒家化，并非魏晋之别（P293）。这都可看出，仇先生想取消双方在文化、社会上的对立，企图从纯粹政权转手的角度来重构这段历史。这种尝试应该是可行的，如魏文帝时期重用儒家文人，又如夏侯玄这个本应为曹氏—夏侯氏一系的人竟成了名士的表率。这都说明陈先生的范式更多适用于曹魏初期（即曹操时期），而儒家大族的胜利也未必一定要通过政权交替、魏晋易代，曹氏自身的儒家化也是儒家大族胜利的一种表现。如此，魏晋易代的性质便有了讨论的余地。但很可惜的是，在我看来，仇先生的这一努力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仇先生此书俨然一部司马氏家史，处处以司马氏为主体（具体而言则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一切分析都从此种角度出发，那自然便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司马氏胜利的过程是很不确定的，武力夺取的胜利以及曹爽的投降都是一种偶然，而司马孚与陈泰只能被动的抵抗，而无选择的余地。这是很有问题的。

曹氏与司马氏作为以往分析范式的两极，若想打破此种范式，也需从这两极入手，如着手分析曹氏魏武、魏文、魏明、曹爽的区别以及曹氏的儒家化等等问题。遗憾的是仇先生书中对曹氏明显没有进行什么讨论，而只当成被司马氏团结力量打败的一个对象，在魏晋易代的过程中，司马氏极尽权谋，纵横睥睨，而曹氏与其他家族只有被攻击、配合、反对后辈处死的选择，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哪怕讨论司马孚、陈泰、贾充也更多是分析一个个人在面对一个政权力量时被动的抉择而非将其当做一股自主地、有活力的政治力量进行分析，探究其意图。这掩盖了魏晋易代的许多面相，虽然对司马氏的认识更加深入，但对整个时代的认识反而更模糊了。而这种以司马氏为主体的视角并不是万能的，在遇到诸如邓艾、王濬、石苞这种人的时候，司马氏便不能因他们的力量、功绩、才能而予以对司马氏最有利的对待，而不得不迁就各个重臣与家族看法、意见。这个现象表明，各个家族与重臣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其决策的，不止是简单的被动承受而已。同时也因为只从司马氏分析，我们只看到司马氏在魏晋易代时的连横合纵，仿佛一切均是因为司马氏用了正确的计谋，团结了正确的力量而导致其胜利。而没有注意到世家大族支持司马氏背后复杂的思考，以及为何放弃曹氏，又为对抗司马氏作出了哪些抗争。仇先生没有用这种多元视角进行观察是极其可惜的。希望日后可以看到提及这些内容的相关论述吧。值得一提的是，书末所附对司马芳墓碑考释一文也相当精彩，极见功力。

第二篇：魏晋风骨——读《世说新语》有感

魏晋风骨

《世说新语》是我国的文化宝典，但又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宝典。书中广泛反映了汉末魏晋之际的社会风气，诸如清谈玄学，人物品藻以及饮酒服药等等。

在这本书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风骨”——魏晋时代的风骨。名士不拘一格，洒脱自傲，或寄情山水，或纵情饮酒，乐琴书，善清谈，至真至诚，至纯至孝，那是一个风流无需多言的时代。

私以为，风骨源于心，流于行。因为是顺心而为，所以肆意，所以自在，所以至真至纯，所以感人无言——所以，成就了魏晋的风骨。

我看到荀巨伯探望患病的朋友，宁死不离，终让胡兵自惭撤走。他坚定的话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他重义轻生、笃于友情的崇高品质，极真挚、极感人，唤醒了粗野无礼的胡兵内心深处的良知，使他发出了“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的感叹。荀巨伯顺心而为，一举一动都彰显了其独特的风骨，感人至深，便如盛开的鲜花，无需见面，花香便已足够沁人心脾。风骨，源自于内心的善。前有孙叔敖埋两头蛇，后有庾公拒卖的卢。面对危险，想要逃避，面对灾祸，想要转移，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却不被庾公所接受。他只道：“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于是，风骨便在这淡淡的一句话中绽放了。这种崇高的精神，这种对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都是因为内心的善。当一个人把善放在心头，就会从容安宁，习惯于将他人放在心上，知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谛，时时刻刻表现出这样一种大爱、大仁的风骨。

风骨，源自于内心的坚持。我感念着管宁的“子非吾友也”，殷仲堪的“拾以啖之”，范宣的“既终不受”„„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坚持，拒绝与自己的坚持不相符的一切事物，恪守自己的道。他们不因清贫而趋俗，不因荣华而骄奢，安贫乐道，秉持操守，登枝而不损其本。这恰如温良的玉，不论是深埋地下，还是供于桌前，玉始终仍是玉，散发着莹润的光泽，却含着不为瓦全的决绝。

风骨，更体现在发自内心的洒脱。支公纵鹤归林，嵇康奏《广陵散》，王羲之东床坦腹„„他们的洒脱，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生死的淡看，是对名利的不以为意„„拥有自

己的精神世界，外物便自然而然的淡了，并非妄想“南山捷径”，而是看开了，看淡了。于是，在那翻飞的袖影间，在那颤动的琴弦间，在那随意的眉梢间，我看见风骨笑嘻嘻地探出头来，一如一个顽皮的孩子。

魏晋的风骨，源自于内心，体现在举手投足间。或许他们有些空谈，不切实际，但他们有自己的道，任凭外界风吹雨打，内心仍是岿然不动。于是，成就了那连生死也不可动摇的风骨！

我站在现在，遥想着魏晋的风骨。

第三篇：读《红高粱家族》有感

读《红高粱家族》有感

作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才知道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早期的作品，经过张艺谋用电影艺术手法表现之后，不但捧红了巩俐，也让人知道了原本不为人知的高密东北乡，还让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也顺风顺水地红了一把。悠悠知道有莫言这么一名作家，也就是在那时，从张艺谋的电影开始。直至现在莫言获奖，才激起悠悠阅读的念头。从民间视角对正史颠覆、解构，是《红高粱家族》的主旨特征。从民间立场上看，《红高粱家族》着重写了抗日战争史，并对正史予以解构。“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这是莫言民间历史观的真实写照。

小说情节由两条线索交织而成：一是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在第一条线索中，作者突破的传统历史军事小说的写作套路，在这里，抗日的主力既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而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一支土匪军队。小说脱离历史书的立场，从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铺陈中重新构筑了全新而又实在的历史场景，从不同的角度，或许是更加真实的角度去诠释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演绎了以土匪和酒家女子间的姻缘为核心的民间抗日故事。以生命的辉煌——高密东北乡人任情豪放的壮丽生活图景，表现了民族生命意志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红高粱》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小说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几乎失却了抗战故事中救世主的形象，他们只是有情有欲的凡夫俗子，杀死日本鬼子也只为的是报已“私仇”。艺术创作的一个广阔舞台，民族危亡中的苦难与拯救为艺术创作留下了充分的施展空间。《红高梁》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最原始的爱情，洗净了积压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数千年的封建尘土，释放出埋藏在尘土之下残存的生命之火，表达出对人性与本能的极度推崇。

因此，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该书的主题。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血性、刚勇、饱满意志力的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小说中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红高粱》结尾，我爷爷与我爹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梁的画面，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的礼赞。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人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一部影响甚大的作品，他在本书中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另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爱情故事。书中洋溢着莫言对暴力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和另人折服的感觉描写。无论故事的情节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他那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叫人惊叹不已。而他那赤裸裸的毫无保留性的暴力描写，却总能给人一种窒息的压迫感。同时莫言的这种暴力奇观也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如“肚子着了阳光，胀到极点，便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这是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来写这一瞬间“奇景”的。当然瞬间的爆发需要长久的积累，那就是被浸泡在水中的尸体经过长时间的烈日曝晒，肚子胀到了极点，也就蓄积了强大的力量，使爆炸在一瞬间收到了完美的效果。肚子的爆炸并不是缓慢进行的，而是迸然炸裂，然后散发着腐臭气息的肠子却如姣好美艳的花朵一样溢出来，这种比喻谁能联想到？将腐烂丑陋的事物与美好温柔的事物相联系，反而形成了反面的达到颠峰的刺激效果，从而将人的精神联想推到了极点，使人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场景。

《红高粱家族》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仿佛有种享受式的痴迷，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是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他述及罗汉大爷的那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他就不无暴力地指出“父亲看到罗汉大爷的两只耳朵在磁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地磁盘丁冬丁冬响”。而最血腥的剥皮场面，莫言的描写可谓是完全不顾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他只是一味地发泄自己的兴奋之情，而这种兴奋的高潮也是他的癫狂状态。不得不说，在这方面莫言有点类似于１９世纪西方备受争议的作家萨德。两者都是极度地倾向于暴力描写，为了将这暴力描写到狂欢的程度，他们可谓是倾其精力，用尽了各种手段和办法。他们都是一只从黑暗处伸过来的手，打开了被藏匿了许久的潘多拉的盒子，于是各种丑陋、阴暗、龌龊的事物都纷纷逃将出来，跑入了活着人群中。而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这种暴力倾向也从根本上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的文化形态。对于莫言来说，他对这种民间粗鄙的文化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也会愈加显示出低俗趣味的性质，而当这种描写一旦失去了某种理念的支撑，那么它就会很自然地堕落成作者感官上的自我放纵。而幸运的是，作者尚有民间理念的支撑，那就是抗日情感。在此场景中，正是对暴力的如此宣泄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括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荐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和实践。所以，单纯地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也是有失公允的。

《红高粱家族》是暴力与性爱的结合体，而在性爱描写中也搀杂了莫言那充满原始味的粗野、狂放的暴力文风。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是具有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的。“风平，浪静，一道道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但在此之余“野合”也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而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谓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的独特品格，他的暴力书写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而从中所产生的巨大弹性空间也为其在逻辑创作上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情境。莫言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他认为这是一种退化，而他必须对此进行纠正。但问题在于，他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正是暴力书写，而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他那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也有冗长和絮叨之感，他那无节制的言辞同时也反映了他背后的深层空虚。当他用他那刺激的暴力呈现出奇异美感时，也惟有他那饱满的艺术理想能够作为一种支撑，去体现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关怀。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一部影响甚大的作品，他在本书中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另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爱情故事。书中洋溢着莫言对暴力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和另人折服的感觉描写。无论故事的情节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他那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叫人惊叹不已。而他那赤裸裸的毫无保留性的暴力描写，却总能给人一种窒息的压迫感。同时莫言的这种暴力奇观也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如“肚子着了阳光，胀到极点，便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这是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来写这一瞬间“奇景”的。当然瞬间的爆发需要长久的积累，那就是被浸泡在水中的尸体经过长时间的烈日曝晒，肚子胀到了极点，也就蓄积了强大的力量，使爆炸在一瞬间收到了完美的效果。肚子的爆炸并不是缓慢进行的，而是迸然炸裂，然后散发着腐臭气息的肠子却如姣好美艳的花朵一样溢出来，这种比喻谁能联想到？将腐烂丑陋的事物与美好温柔的事物相联系，反而形成了反面的达到颠峰的刺激效果，从而将人的精神联想推到了极点，使人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场景。

第四篇：读《红高粱家族》有感

强悍的红高粱

——读《红高粱家族》有感

原创： 李昊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这是高密东北乡，红高梁生长的地方，莫言生长的地方。

初读《红高梁家族》，就对第一章第一节的一句话疑惑不解，作者说:“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是一个怎样的矛盾集合体?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葛蔓纠结而使作者用如此之多完全对立的词汇形容这个地方?

红高粱家族

读罢全文,好像悟到了些什么。作者是以自己鲜活的记忆为笔锋，将自己的爱恨情仇书写在了这片生命力盎然的土地上。或许有些血腥,或许有些野蛮,或许还有些肮脏和狂放不羁，但这都是作者内心压抑的最最纯粹的情感的宣泄。他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那样的温文尔雅优美含蓄，他敢于直面人世间的一切，以犀利的目光撕破“文明”的画皮,直白的描写暴力和残忍,展现血淋淋的真实。是他对东北乡的复杂而真切的感情，造就了这样一篇传奇。“魔幻现实主义”大概也就是说的这个吧!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贯穿全篇的插叙和倒叙，几条线索混在一起同时展开,故事的时间凌乱难以理解，但适应之后静下心来慢慢回味其实还有千头万绪可琢磨。画面的切换变得流畅，冗杂的故事如抽丝剥茧般层层分离，又同时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生命力。

和红高粱一起生长，作者笔下的人物自然就有着火红的高果般鲜明的性格：挺拔、坚韧、强悍、生气蓬勃，其至还有些粗放。同样是抗日，高粱地里的主角却是不像正面人物的土匪、流浪汉、残疾人这些“乌合之众”，对他们战斗的描写虽然只有抽象的文字，但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丝毫不亚于荧屏上一眼看穿的图像。他们的满腔热血透过笔墨震撼心灵，将那鲜血淋漓的场景在脑海中放映。即使面临枪林弹雨，即使没有像样的武器，依然英勇无畏，顽强抵抗。他们或许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思想，没有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许仅仅只是一种本能，是那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的支撑,只为保护自己的家,和自己土地上的红高粱。作者毫无保留地描绘战争的阴暗，刺激着我们因国产抗战片的影响而变的有些麻木的神经，将我们带人那个昏暗年代的真实的战场。

转眼间,时光流逝。在和平年代,作者再次来到东北乡,却发现，他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他只能站在杂种高粱的严密阵营中,思念着不复存在的瑰丽场景：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当时间的洪流夹杂着无数记忆滚滚而去，我们是否也该思考留下些什么，不要让所有的一切都失了本真。

丑陋的杂种高粱空有高粱的名称，却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辉煌的颜色,以及灵魂和风度。作为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那唯一一株纯种的红高粱最终将走向灭亡还是重新染红这片大地，我们不得而知。只希望有更多像莫言一样寻根的人，保留下那最初的，顽强挺拔的民族精神。

（本文荣获《五月》征文比赛三等奖）

第五篇：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古代文学课程论文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姓名：崔文文

学号：2012504008

班级：汉语言文学二班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在我的印象里魏晋名士大多以麈尾为手中所持雅器，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

总之，他们大多是违礼、放诞、率真旷达的名士，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仙人的感觉。但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文中提到魏初的文中有“清俊、通脱、华丽、壮大”的特色。解释的说，就是有简约严明、随心随性、辞藻华丽、意境广阔的特点。从这些特点来看与魏晋风度又有了很多方面的联系。而饮酒与吃药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原因之一。

“貌似不可思议，被寻章摘句的烦琐经学和礼教传统包裹的汉代，居然尾随了一批玄谈、饮酒、弹琴、啸歌、率性放诞的魏晋名士。他们把眼光从对现世功名的汲汲渴求转放到了自然山川之美的欣赏赞美上，从对礼法纲常的讲究转到了对自我内心声音的探求。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最重要的是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对死生的看穿，如此审美地度过一生。”

————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

借这篇论文我将引入对魏晋风度的一些见解。我认为这些名士们都有着一些有待我们探究的共性。下面我想结合饮酒与吃药谈谈魏晋文人的特点。

首先是从违礼的特点来说。在魏晋时期，传统礼教收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的行为往往违背传统的秩序规范，以极端怪异的举止夸张的反抗常识以及规范，他们表现了一种不受约束、自由无为的生活状态。

而书中首先以曹操为例，引入封建礼教。曹操因为不孝的罪名杀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又写曹操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写出曹操行为的不一，一面重视礼教，一面为了私欲遵守封建礼教，而后又以吃药后居丧无礼来表明他们的不拘礼教。在文章的结尾揭示了魏晋名士的毁坏礼教只是表面，实则太相信礼教。文章鞭辟入里、逻辑清晰，也让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关于这方面在《世说新语.任诞》第六中描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而后这种忘我的举止之后是否如鲁迅先生所言，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以及迂腐就不得而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人们的无力以及狭隘导致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行为上以夸张的形式忘我，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不满以及无奈。“竹林七贤”是反抗旧礼教的代表，其中阮籍为喝酒的代表。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了文人的迂腐，并以阮籍为例表现了出来。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先生给的解释是阮籍依靠饮酒来躲避司马氏的诘难。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阮籍作为一个名人，又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他必然会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阮籍饮酒一方面是为了保命，躲避政治上的纠纷。我认为应该还有另一面，作为一个文人，他一定有自己对社会的追求、目标。也正是因为阮籍力量的弱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才导致他不得不沉溺饮酒，来逃避他的无奈与失望。我认为也是一种自我催眠。

在文章中也说到阮籍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拒绝儿子加入饮酒的行列。我认为阮籍应当也认为他的饮酒不是真豁达，而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

其次从放诞举止上来说。我认为放诞举止是魏晋名士的注目特色之一。这些名士大多有种种奇特的嗜好。

当时有句名言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放诞不羁，体现了一种豪放慷慨的性情。

在文章中提到当时的名士们吃“五石散”的药，从而养成了很多习惯。例如：行散、穿衣宽松、不鞋而屐、扪虱而谈等。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出他的行为越来越不注重世人的眼光。

刘伶在《名士传》中表现出：“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从他的言行中表现了对生死的淡薄、无所谓。

另外，“竹林七贤”传为放诞之风的发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有周顗、王澄、阮咸等人，他们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而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很难接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他们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所以才很难理解。但从这一系列行为上，我们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表现了他们对正统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虽然他们的行为很怪异、极端。

在我的认识里，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不满完全可以通过很多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难道他们真的不觉得他们的行为很怪异吗？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热门跟从呢？

虽然这反映了当时名士们的普遍心理，对旧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反抗成了大家的共性。而之所以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怪异，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温柔的力量是弱小的，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排斥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合理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生活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转换里，他们体现出一种弥漫、极端的行为。

最后是率真旷达这一特点。率真旷达是当时文人所普遍推崇的一种气度，他们崇尚自然、真实、随性而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情合理，也不在乎外人的眼光，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洒脱率性作为追求目标。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任诞》第四十九条：“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作为其中典范，他的行为上也表现出了率性、真实的特点。在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子猷作为一位名士，却不居高自傲，为人吹笛不求回报，也不多言，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做事。

在这里不同于违礼、放诞的特点，率真旷达的特点似乎表现出魏晋名士为人所推崇的特性。而这种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关于桃花源的理想社会。文人是思想最为丰富，最为单纯的群体作，即使在政治上他们不得志，生活上不如意，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他们骨子里却有着浓浓的爱国情怀，陶渊明在《归去来兮》中表达了他的无奈随性，可最后还是无法完全不理会世事，幻想着有这桃花源的存在。而魏晋风度也正是当时名士们无奈之下创造出的“桃花源”吧！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诸如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放达出格、有悖常理；以及玄学虚幻、清谈误国等。所以千秋以降，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摘自新浪博客

借用他人的话来总结一下魏晋风度吧。博客中的观点我只能说赞成其中一部分，毕竟我认为魏晋风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有利影响的。在西晋的正统建立起来后，文人在政治上与皇权的争执也越来越少了，随着冲突的淡化魏晋风度尤其是违背名教的放诞之风也开始愈演愈烈，虽然有竹林七贤的影响，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士族的统治地位稳固了，在政治上更具有地位。到了东晋士族的实力更是达到顶峰，而这时魏晋风度已基本失去了当时

极端偏激的特色，更多的是文学创作，以酒怡情，极具文艺气息。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名士已经失去了搬来该有的样子，只延续了风度的表面，因为形势不再需要他们激烈地反抗现实，在安逸的环境下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缓慢的状态。

到了隋唐一统的盛世，士族地位的下降以及来自儒家、道家、佛学的冲击，集权又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科举考试成为了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标准，礼教又郑而重之地发挥其它的作用，魏晋风度也终于成为历史。

最后引用一句话来表示我对魏晋风度的感想：“魏晋风度成绝响，人间不见阮嵇康。”（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

注：论文中引用：《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