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路向之争

第一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路向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路向之争

——读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有感《欧游心影录》作于一九一九年，时民国八年己未。此时，一战刚刚结束，列强齐 集巴黎凡尔赛，共商战后大计，世界局势正处动荡之后新的排列组合之际。一九一七年 底，梁启超辞去段琪瑞政府财长之职，决心彻底脱离军阀官场，“绝不更为政治活 动”，一心准备赴欧考察。欧洲之行，梁先生一方面“想拿了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想借此机会考察欧洲政治 经济文化制度，以为我们国家未来建设之镜鉴。

一九一八年，梁启超历时数月遍访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参观西敏寺、英国国会、牛津剑桥学 府、一战欧洲战场、阿尔萨斯和洛林工业区等，并旁观巴黎和会，寻古问学，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有此一行，梁启超对欧洲政经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目睹欧洲各国经历世界大战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各国互相残杀的结果，欧洲人口死伤达3千万，法国失去壮丁近半数，到处满目疮痍。粮食及各种物品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晚上连电灯照明都难以保证，进入冬季连取暖用煤都没有。同时，他报道了一些欧洲人士对西方文明弊病的尖锐批评。大战以后，欧洲人对先前过分相信“科学万能”感到幻灭。“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眼看科学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倒反带来灾难”，因而“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与此同时，梁启超和西方人的交流过程中了解到，西方人对自己的物质文明怀有忧思，而且对中国文化十分有兴趣甚至是推崇，甚至是渴望中国传统文化来拯救希望文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这样记述：“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又有一回。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他们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我想我们还彀不上说对不起外人。先自对不起祖宗罢了。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这着实震动了长久以来学习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梁启超，也激发了他的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热情。

于是，欧游归来，他彻底放弃“科学万能”之迷梦，主张在中国文化上“站稳脚跟”。然而，尽管梁启超目睹了欧洲“文明国家”互相厮杀造成的惨祸和战后的种种矛盾，并耳闻一些欧洲人士的悲观论调，然而，他在书中仍然明确地表达了对欧洲前途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梁启超经过一番考虑，认识到欧洲文明以往取得的巨大进步，优越的社会组织，发达的产业，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种学说的创造等等，其根基立在下层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和“个性发展”，使社会进步和文明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他说道：“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他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纪前的文明。根本上有不同的一点。从前是贵族的文明受动的文明。如今却是群众的文明自发的文明。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前来得连续。现在的欧洲。一言以蔽之。万事万物。都是‘群众化。’”因此，他认为这次大战虽然使战胜国和战败国都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但绝不会如同历史上的埃及、希腊、罗马那样，造成以往灿烂文明的中绝。梁启超断言，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

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欧洲文明进步的基础在于民众的觉悟和能力，两相对照，学习欧洲文明的长处，提高中国人的自觉成为他思考的核心。

首先，梁氏提出“爱国”应与“世界眼光”联系起来：“一面不能知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即应确实知道世界局势，学习别人长处，赶上世界潮流，发奋努力，以期对人类全体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社会弊病丛生，矛盾错综复杂，梁氏呼吁从西方文明曾经遇到巨大挫折、经受了考验、取得辉煌成功的历史，得到启示和借鉴，鼓舞中国民众在种种困难面前绝对不能悲观，而应该鼓起百倍勇气去争取光明前途。

其次，梁氏拿西方的法治精神、民众素质为对照，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有力地加以针砭，强调培养法治精神发展个性的重要。继《新民说》之后梁氏在此篇中进一步警告中国人若不改变缺少团体意识的劣根性，必将无法在国际社会立足，“结果非被淘汰不可”!这就需要借鉴、学习欧美人的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的原因，一者生活方式是“单调生活，不是共同生活”。二者国家和家族，长期是权力至上的人发号施令，“不容有公认法则来束缚他”，别人只能随时无条件服从。故“法治”二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明乎此，更应该下大力气在国民中进行教育、培养。他主张由市自治会、乡自治会这样的地方自治，来培养管理国家的兴趣和责任心。

再次，梁氏呼吁“思想解放”，这与“五四”精神是相合拍的。他提出，对于什么问题都要穷究原委，求出个真知灼见，不受束缚。欧洲现代文明，都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由自己的审择——批评，而必然引起别人的审择，由此便开了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日明，世运日进。杰出人物的学说，必定是首先摆脱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主研究，才立出一家学说。而中国学术的衰落、停顿，正是由于长期受到“定于一尊”的束缚、禁锢之结果。“真金不怕红炉火”，针对各种问题敢于发表不同见解，自由进行批评，可以刮垢磨光，越发显出真价值。对于当时受人注意的“社会主义”理论，梁氏也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国民生计上，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地注意研究它，也是很好的现象。但他主张区分精神的方法和实行的方法。其精神(即原则上)“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具体而言，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现在中国应注重生产问题而先不管分配问题。他主张“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梁氏对当时阶级的现状分析，并未能抓住要领，主张最好能避免发生社会革命。但他不反对社会主义原理，而提出应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实则主张首先大力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同时兼顾工人的利益，兼顾分配问题，“力求分配趋于公平”，“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的工人，都有正式的防卫的武器”，认为“这是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这种认识却是有正确的成分。

最后，梁启超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他批评对传统文化盲目崇拜和 虚无主义两种态度，同时提出总结、发挥中国文化应借西方文化做途径，因其方法严密，而且思想解放有久远传统，内容丰富，很值得参考。具体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规划了四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 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 人的补助他，叫他起

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 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总的来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西方物质文明遭受挫折，西方人希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解救；而此时探索中的国人看到一直学习的西方物质文明遭受了挫折，开始思考以后的文化之路的方向何在，是继续推崇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还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挖掘出新的价值？梁启超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深远价值的探索。

面对中西文化的各种复杂问题，梁启超洞察利弊，高屋建瓴，理 出了清晰的思路：“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他主张一方面要充分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大力学习和运用 西方的先进学理和科学方法，对我们的原有文化进行有系统的总结，并吸收西方文化的 优良东西来补充，最终达到东西方文化融合，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扩充到世界，为全人 类作出贡献。

另外，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此宣言中称：“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

新的觉醒要求新的活动，引导辛亥革命的中华革命党遂应时改组，政治运动大为展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遍于全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革命。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

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确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

从文本内容和发表时机来看，“十教授宣言”本身正是对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批评和反击，因此宣言自然是招致了全盘西化论者的迅速反应与猛烈攻击。而在于其在当时“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鲁迅）、“拼命往西走”（胡适）的激烈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论的文化氛围中，表现出来的捍卫“中国本位的文化”的立场和姿态、用心和情怀。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者们阐释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性，主张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特征，立足于中国实际，积极从事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梁启超的观点不谋而合。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向西方学习要学什么，怎么学？梁启超写道：“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沈醉西风的。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梁启超的设计方案是：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他的设计方案鲜明地不同于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突出地 体现出辩证思想和“不懈地向上”的精神，这种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自觉认识，无愧是五四时期时代智慧的杰出代表。

经济与管理学院刘雨晴2012302360166

第二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启示

姓名:杜宝伟学号：200801072班级：社科政教二班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教育与社会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今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教育则相对落后，社会是一个长跑健将，教育则是一个小脚女人，不是教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变迁拖动着教育发展，二者甚至在前进中背道而驰，教育在与社会发展反向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最近关于教育这个怪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讨论又在积聚升温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就象封建社会一个失去贞洁的妇女一样，谁都可以站出来骂它一下，可见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既然如此，则结论只有一个：教育必须变革，否则必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教育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变革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制。教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休克疗法。将原有的教育体制全盘摧毁，引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使其彻底改头换面。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每做出一小步变革前后都要反复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实验，最终找到一种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从这一点并结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是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考察来看，后一种方法似乎更切合今日中国之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摆脱内外两大束缚，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具体到广大农民则首先需要将其政治化而非科学化和文化化，而乡建学派则企图通过将农民科学化（以晏阳初为代表）和文化化（以梁漱冥为代表）来谋求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是如此，就教育思想来看，乡建学派明显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面，与今日的情形正好相反，乡建学派的教育是一个长跑健将，社会的发展在它面前则如同一个小脚女人。乡建运动是在一个发育严重不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尚不健全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乡建运动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乡建学派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综述

（一）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

乡建运动并非仅指晏阳初与梁漱冥二人的一系列实验活动，它是一场在乡建学派思想指导之下的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造运动。“据1935年统计，全国共有实验区139处，著名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冥在山东邹平、菏泽，江苏省力教育学院在无锡等地进行的实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内部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活动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小的派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主张乡村教育并以此作为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工具，既教育的工具化。譬如，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目的“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此外他还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隔绝和对立。梁漱冥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

在乡村，而乡村问题则表现在经济、政治、教育或文化三方面，而教育或文化则是改进社会的主要手段，乡村建设应以教育为方法，教育应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两者实是一回事。他甚至主张要政教合一，以教育力量取代行政力量，从而实现民族自救。表现出一种教育工具主义倾向。

（二）重视农村教育、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教育

在乡建学派看来，中国社会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农村的问题，而中国农村的问题又首先是中国农民的问题，无论晏关于中国农民四大顽症的论述还是梁的中国文化失调论都反映了这一点，既然如此，那么必然会有两点结论：

一、要重视农村教育；

二、农村教育要以青年农民为重点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改造农村的关键是改造农民，而改造农民则是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最有效和最快捷的方法。这也使乡建学派的教育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三）以人为本的全面、综合的大教育观

在教育内容上乡建学派普遍主张对农民进行全面教育。正如晏阳初所说“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连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晏阳初定县实验采用三大方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四大教育文艺（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相结合，梁漱冥邹平实验教授的课程包括公民学、基本读写能力、科学教育、家庭教育训练等内容，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实际生产技术教育还有道德修养，涉及面相当广泛。在对象上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乡建学派实际上想通过乡村教育在中国发起声势浩大的“造人”运动，尤其是造就适应社会改良需要的农民运动。一场将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结合起来，从内容上看，（四）教育与其他改良手段结合，对中国农村实行全面改造

乡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遍及全国的乡村改造运动，它的内容也相当广泛，乡村教育是乡建学派改造农村的工具之一，他们主张教育与其他改良手段密切配合，教育的作用在于“造人”，此外乡建学派还在乡村推进工业建设，梁漱冥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由农业引发工业。卢作孚则大行工业，在乡村走一条工业发展的道路，将工业发展与教育农民相结合，以教育推动乡村工业发展，以乡村工业大发展作为推进教育的支持力量。

（五）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主张的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相结合梁漱冥对当时的就教育体制进行了分析批判，他很赞赏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他那里教育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寓教于乐，反对那种枯燥无味扼杀学生灵性的教学方法，他主张，应该对每一个学生有真了解，了解他的资质和其在这一项学问上之长短而随其所需加以指点帮助。显然，这里梁漱冥强调的是因材施教。晏阳初也有与此相同的思想，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他针对农村教育对象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成人在乡间极有力量。我们在推行农村工作时，必须得到他们的合作，才能顺利进行。要对他们实施教育，必须用开导的方法；儿童是国家的基础，将来建国必须依靠他们。儿童身心都未成熟，所以儿童教育多用培育方式。”（《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如果说因材施教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和应该遵循的原则，那么学以致用则是教师和学生共同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作为学生，其学习的东西应该能够学会应用，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教师则要教以致用，教导学生学会应用，一是教学内容上所教内容与社会发展想符合，二是教学方法上注重过程的引导。乡建学派中有很多人都有留学经历，接触过西方的教育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对乡建学派影响较大，因此他们的乡村教育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的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相结合也是必然的。

（六）重视社会调查和实验

这一点是乡建学派的显著特色。乡建运动的推行者有很多人其实是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推行乡村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农村现状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社会显现实借以采用对症下药的方法对农村加以改造。晏阳初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他在河北定县实验之初，就委托冯锐博士设计农村调查大纲，编写乡村生活调查大纲。此外，平教总会还成立统计调查处，聘请社会学家李景汉为主任在定县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乡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社会实验，乡建学派的教育也是一场改造乡村的实验。

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今日农村教育的启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之农村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如前所述，乡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思想和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缺乏使其得以展开的社会环境。如果将其教育思想与现在对比，那么乡建学派教育思想与实践得以开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已经发育成熟，吸收这一学派的思想精华并用之于今日农村教育开展一场新型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许会有助于今日中国农村早日走出困境。因为如果拿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来考察当今的农村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则会发现，经过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国之初两次大的教育变革，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是一种非古非今，非中非外的“四不象”的教育，清末民国之初的教育改革使我们引进了新式教育，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依然是那场改革所形成的教育模式，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教育模式与当前社会发育并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们需要第三次教育大变革，而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在这一点上是不无启发意义的。首先，农村教育需与社会发展相结合，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农村发展的要求。

乡建学派倡导者的魅力首先在于他们怀有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勇气，认真考察中国社会。今天的教育者们缺乏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总是死死抱旧教育体制不放，殊不知这一教育体制已经腐朽变质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脱节，旧体制下培养的人才其实是只会考试的人才，旧体制下大教育其实是讲授考试知识的教育，是抹杀人性的不人道的教育。旧体制所培养的其实并非人才，而是奴隶，只不过是将没有知识的努力变为有知识的努力而已。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却是具有变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二者严重脱节甚至背道而驰。所以教育需要变革，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与社会发展需要相一致的新的教育。

其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教育资源发展农村教育。

如果说上述一点是对整体的教育而言的话，那么这一点则是具体到农村教育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农村无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村教育也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农村缺乏教育资源，从师资力量到教学设施都严重匮乏，然而，这一点并不可怕，农村是具有农村优势的，我们之所以老提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看到农村教育资源优势所致。从现有的教育阶段上看，农村没有高等教育，大学一般位于城市，而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以及一本分高中教育位于农村，因此农村教育应着眼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而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农村的这一部分教育其实是存在较大优势的。因为这三个阶段的教育最需要的是解放人性，给人以一个自然成长的环境，而非人在的环境，培养人的天性和挖掘人的创造力量，使人充分接近自然，培养对自然的感悟能力，农村正是遭受人为影响最小、最没有过多人造环境的场所，因此最适合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目前的情形是，我们过分强调这三个教育阶段的应试要求以至于将农村教育城市化最终农村教育的天然有时没有发挥出来。而乡建学派在这一点上正是着眼于农村当地的天然优势，充分挖掘农村现有的教育资源办教育，因此单就这一点来讲，乡建学派的农村教育是有其成功之处的。第三，以人为本，注重对人的全面教育，树立大教育观念。

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机器。如果把人当机器来教那就是教育的不人道，现在的教育就是如此，单一的教育方式弊端重重。在教育内容上只“教”不“育”或者重“教”轻“育”，而且所教内容都是书本内容，是前人已经早就做出来的结果而缺乏新的东西。在教育对象上把人物化，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采用死板的灌输式教学，我们在课堂上看到的是教师的机械表演，学生的机械听讲，中间缺乏必要的引导和互动。总之，我们现在的观念是学习的场所一定是教室、讲授知识的一定是老师、学习知识的一定是学生而且是青少年学生，讲课的方法一定是灌输等等。无论教育对象、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都十分狭窄，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二缺乏全局观念，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培养学习的机器和考试的机器，不能造就具有健全性格的人。而乡建学派在这一点上实在功不可没，他们主张以人为本、提倡因材施教和学以致用、教以致用，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乡建学派的做法完全可以拿来用于当前的农村教育。总之，今日之教育就是未来之中国。教育担负着为国家与社会培育合格公民的任务，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是不过分的。面对社会急剧转型的趋势，农村教育应该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进行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发挥出自身优势和教育本身应有的社会功能。

第三篇：(电大)中国现代文学专题(15秋)专题三 二三十年代的散文 专题三 学前自测

(电大)中国现代文学专题（15秋）/ ? 专题三二三十年代的散文 / ? 专题三学前自测

一、单项选择题 1、30年代的抒情散文，在形式上精雕细琢、匠心独运，一种追求唯美的散文风格蔚然成风，其重要的代表作家是（何其芳）

2、30年代中期，郁达夫移居杭州之后，是他游记散文创作的高峰期，除《达夫游记》外，还创作有（《屐痕处处》）等。

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散文诗集，并开“独语体”散文之先河的是（《野草》）。

4、以一人之力，持续40载，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晚年又用7年时间完成了百万言学术著作《英国文学史》的著名作家是（梁实秋）。

5、以抒情和叙事为主的“美文”是在1919年8月才出现的。《五峰游记》应属现代“美文”的发端，其作者是（李大钊）。

6、鲁迅的杂文创作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杂文有《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热风》）。

7、短论《美文》阐明了文艺性散文的文类品格，是新文学初期散文理论的重要标志，其作者是（周作人）。

8、何其芳早期散文创作的代表是散文集（《画梦录》）。

9、《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漫文漫画》等作品的作者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自成一家的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

10、1934年、1935年分别创办《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的作家是（林语堂）。

二、多选题

11、《新青年》开辟的“随感录”专栏是孕育现代白话杂文的摇篮，其作者除鲁迅外，还有（ABCD）等。

a.刘半农b.陈独秀c.钱玄同d.李大钊

12、二三十年代在杂文创作中有重要作用的报刊主要有（ABCD）等。

a.《时事新报·学灯》b.《申报·自由谈》c.《新青年》d.《语丝》

13、周作人著名的“三礼赞”是指（ABD）。

a.《麻醉礼赞》b.《娼女礼赞》c.《鸦片礼赞》d.《哑吧礼赞》

14、诗歌合集《汉园集》的作者是（ABD）。

a.何其芳b.李广田c.俞平伯d.卞之琳

15、“五四”时期开辟的“随感录”专栏的报刊主要有（ACD）等。

a.《民国日报》b.《语丝》c.《新青年》d.《每周评论》

16、“清华文学社”的主要成员有（ABC）等。

a.朱湘b.梁实秋c.闻一多d.冰心

17、冰心早期作品的三大主题是指（ABD）。

a.爱自然b.爱母亲c.爱基督d.爱儿童

18、代表鲁迅“文艺性散文”创作实绩的作品是（AD）。

a.《野草》b.《故事新编》c.《呐喊》d.《朝花夕拾》

19、周作人前期散文中有一部分属于新文学理论建设的文章，如（BCD）等。

a.《乌篷船》b.《美文》c.《论小诗》 d.《人的文学》

20、《朝花夕拾》收入回忆往事的散文10篇，主要有《阿长与<山海经>》（ABC）等。a.《父亲的病》b.《藤野先生》c.《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d.《影的告别》

三、填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