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纪义和团研究百年
20世纪义和团研究百年
--各阶段评价变化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学界评价20世纪观点论著
【摘要】：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因其性质和所处历史环境引起了广泛关注，20世纪内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大致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评价，出现了代表性的论著，讨论呈现逐步深化的趋势。
【正文】：
背景介绍：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远超过教民。
因为义和团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歪曲事实，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义和团评价众说纷纭。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学界对义和团的的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几次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几乎每次都提出了有创见有影响的论点，也出现了有代表性的论著。百年来义和团研究多半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或坐而论道，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但也不乏严谨和高水平的论著。对义和团评价变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十年间：诋毁否定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早期研究，即从失败到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间，有关义和团的著述、日记、书札、笔记、文集等等不下百余种，或综述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全过程，或记述某地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大多是作者的亲身见闻，亦有记录传闻者，成为义和团研究的重要史料。其观点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贬损、诋毁义和团，称之为“拳匪”或“拳祸”。其中以曹倜《的古春草堂笔记》、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管鹤的《拳匪闻见录》、柴萼的《庚辛记事》、艾生的《拳匪纪略》。其中李的《庚子国变记》被称为是义和团运动的信史。
“拳匪于右安门内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引自李悉圣的《庚子国变记》。
“拳匪起于山东，而祸大之发，乃在直隶，……试拳匪妖述不验，斩之以循。……缉办拳匪为务……。匪于山东不能驻足，则尽遁而至直隶。”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芦丛录》卷二《庚辛记事》
这些记述强调的是封建顽固势力为报复外国人而煽起义和团运动，塑造出一
种所谓源于愚昧的民族心理, 并受清廷守旧派的权力追逐所支配的义和团形象。
拳匪祸乱几乎是中外各界的共识。
然而，在当时，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观点不一。以康梁为代表的极力诋
毁否定义和团，粱启超曾以历史见证人与历史学家的双层身份，并略带士大夫的口吻，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对义和团本身有所评论。他写
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章，反对民主革命，连带
攻击义和团。少数的资产阶级则盛赞义和团是爱国的伟大的，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
这一阶段，人们对义和团的研究刚刚开始，显得比较粗糙，虽然涉及到源流、起因、地位、作用和性质等方面，但总的来说还是不系统的。
图书：《拳事纪闻》日本左原笃介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梁启超
二、20到40年代：两种对立的观点
这一阶段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方和以王芸生、李鼎声为代表的另一方
对义和团评价的截然不同的观点。
梁启超在1922年出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中，用了
很长的篇幅论及义和团运动。他是用“因果报应”的方法来分析义和团运动，力
图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必然联系。同时代的一些著作，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
等，在对义和团评价中大都沿袭了梁启超的看法。梁启超认为，义和团之“因”，在新的方面为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在境的方面为外力之压迫，政纲之废弛。义和团之“缘”，又分为亲缘、间缘，亲缘又分为主缘和助缘，戊戌政变，教案
问题等都是义和团运动之缘。义和团之果，主要有：山东直隶团匪组织蠢动，两
省官长纵容，围攻使馆，毁坏铁路等。义和团之报则为：八国联军入京、东南互
保、俄占东三省、辛丑条约、清末新政等。
有些史学家持不同看法，王芸生的《六十年中国与日本》、李鼎声的《中国
近代史》、《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和陈功甫的《义和团与辛丑条约》等，对义和
团的起因、性质、作用都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李鼎声认为，义和团是一种反
帝国主义运动，反映了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
引入西方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形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尖锐对立。一些学者也开始
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义和团运动。
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义和团的研究始于1924年。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用马列史学方法和理论对义和团进行了重新评价。从
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给义和团以肯定的评价，称赞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中国国
民革命的头一次充分地体现，并认为义和团所进行的这场民族运动具有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此外，尖锐地批评了义和团排外仇杀的盲目性和斗争手段的拙劣性。从历史的、阶级的等原因上分析了义和团失败的必然性。他们开创了以
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方法和观点。当时的论著如范文澜的《中国
近代史》，以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后来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主要论著：
论文：《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概念》陈独秀《向导周报》1924年9
月81期
《拳匪事变之分析》昭坤《清华周刊》1929年10-11月32卷2、3期
《的庚子拳乱》郭斌《武大文哲季刊》1932年11月1期
《中国第一次反帝运动》 马一行《史地知识》1936年6月1卷2期
《作为民族斗争的义和团运动》吴泽《劳动季报》1937年11月1期
《戊戌与庚子》黎东方《新认识》1936年12月6卷3、4期
图书：《义和团运动史》陈捷 1930年
《义和团》齐一 1944年
《中国近百年史》宋云彬 1948年
三、50到70年代：充分肯定到过分拔高
总的来看，建国初期到1966年的研究主要是从论述义和团在各地进行的反
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以及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
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正义性。各地义
和团的斗争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
代表人物有翦伯赞、金家瑞等。翦伯赞在1 956年发表的《义和团运动》
讲演是称誉一时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义和团打击洋人的外国侵略者所表
现出来的狭隘的排外和仇教是可以理解的，并认为义和团的阶级成分虽然复杂，但它的反帝爱国精神永不磨灭。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到1958年，翦氏又把这一点
表述为：义和团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
民反帝运动。这个观点基本上成为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观点。
此时著作主要有金家瑞 《义和团运动》，1956年三联书店《义和团运动史
论丛》论文选辑也从不同方面肯定了义和团的正义性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
行，清理解放前的各种诋毁义和团运动的旧史观。
因为 在当时的政治——学术氛围中，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革命
性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到处是一片认同之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十年**和极左思潮大泛滥，对义和团的研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只是作为政治伎俩。
在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 对义和团的赞颂达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学术界此前曾经指出的义和团笼统排外等落后的内容也被作
为反帝爱国的英勇斗争而加以歌颂。
主要论著：
论文：《义和团运动》（1900-1901）司绶延等《历史教学》1952年3期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戴逸《人民中国》1955年13期
《六十年前的反帝斗争》华封《新民晚报》1958年8月4日
《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污蔑》李润苍《四川大学
学报》1960年2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陈桂英《北京
师大学报》1960年3期
《“义和团”一章教学的若干问题》金家瑞《历史教学》1962年1
期
图书：《义和团运动》翦伯赞 1956年
《义和团运动》金家瑞 1957年
四、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
有中国学者在评论80 年代初有关义和团评价的争论时说:“这一时期关于
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 但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这比较清
楚地看到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争论在学术上的局限性。
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学术重心的转向, 义和团运动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义和团运动研究本身在国内逐渐受到冷淡,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类研究也
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 一些更具学术性的课题, 如义和团的起源、思想的研究, 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及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作用等问题的研究, 逐渐成为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内容。从研究方向来看, 具有突破性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义和团思想意识的研究和义和团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
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面意义, 义和团的起源、组织、领袖
和群体行为等问题, 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和肯定性的评论。
另一方面李时岳和陈旭麓等人对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重要观点, 与同时发表的专题文章一起, 揭开了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李侃提出, 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社
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冲击, 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
王致中的文章则更具挑战性, 他不仅否认义 和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 而且认
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 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
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 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
彩。”作者继而论述了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义表现, 并且把
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 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
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上述反思, 实际上是社会变动在学术界的反映。在近代史
方面, 曾经被视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而占据着学术研究中心集团的农民阶级及
其斗争, 逐渐让位于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了。
从这样的新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 其结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
主要论著：
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胡绳《近代史研究》1979年1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特点》 廖一中 1982年
《义和团运动再认识》李时岳《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1期
《义和团现象的再认识》王毅《北京观察》1999年第2期
图书：《义和团运动史》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1981年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陈振江、程 1985年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1986年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路遥、程1984年
《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路遥1990年
【义和团档案史料】
《拳时上谕》，包士杰辑，l卷，北京救世堂1919年铅印本、《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由故宫博物院编，共44册，88卷，北京1932
年铅印本
《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辑，王亮编，共243卷(包括卷首1卷)，北京
1932年铅印本。
《奉禁义和拳汇录》 劳乃宣辑．1册，1900年刻本
《庚子京师褒恤录》 王守恂编，4卷o，1902年刊行
《庚子教案函牍》祝芾辑，1905年铅印本
《庚子剿匪电文》录杨慕时辑，l册，1915年铅印
解放后编纂：
全国性《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02册 中华书
局北京
《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3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
《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
年出版
地方性《山东教案史料》义和团资料丛编之一，廉立之、王守中合编，齐鲁书
社1980年出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齐
鲁书社1980年出版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合编，辽宁
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朱金甫、庄建平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清实录山东史料选》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共
3册，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
《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辽沈书社1984年出版．
【参考文献】
图书：《义和团研究百年》苏位智 2000年
论文：《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评价50年》王学典（山东大学历史系，济南 250100）
《义和团百年研究回眸》 程赵树好（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2）
《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郭世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义和团百年研究学术成果揽要》马洪林阎丹红《学术月刊》2000年第9期
《1978-1992年间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评述》晓峰《高校社科信息》2000年第2期
《50 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刘天路苏位智《文史哲》2003年第6期
第二篇：世纪百年
世纪百年
“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
百年前混沌局势里一句点醒国人的话语 百年后清明盛世中一泓滋养后人的涓流 包覆着有志之士深切的期盼与希冀 吸纳着前辈后辈不懈的奋斗与努力 她，一路走来
她，屹立不倒
承受着百年历史的风蚀雨淋
跨过1921年“初生”的元旦
走过1917年“谁主沉浮”的则例之争 越过1928年“革新改组”转折路口 转过1932年“废两为元”的币制改革 “粒米百元”带给了她黎明前的黑暗 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她尽心尽力
终盼来了天安门上国歌阵阵，红旗飘扬的解放 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她响应需求积极改革 二十世纪末，她跻身世界舞台，再创辉煌 新的纪元，她光鲜“股改”
2008她牵手奥运，共享国人荣光 一个世纪在跌宕的历史洪流里起起伏伏
一个世纪在我们的记忆长河里熠熠发光 她，承载了几代人的坚持与理想
在不断前进与成长中将她的意志代代传唱 百年中行，中行百年
让我们这些亲爱的儿女们来为她庆贺这个生日 让我们共同见证她的下一个百年的开启 让我们不懈地贯彻她的精神与理念 让我们共同前进，共同成长
李堃 2011-9-5
第三篇：“世纪巴金”百年华诞大事记
“世纪巴金”百年华诞大事记
2003年11月25日是中国文坛巨匠巴金的百岁生日。中国文化界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四川文化界精心筹备和启动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以下即为三地为庆贺巴老百岁华诞所举办的活动的总揽表：
北京（中国作协所在地）：
11月15日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
11月22日 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单位举办“巴金文学之夜”晚会
上海（巴金居住地）：
11月24日 中国作协、上海市委宣传部等承办的《巴金在上海——巴金先生百岁华诞图片文献展》举行开幕式；举行巴金文学研究会成立仪式
11月25日 《巴金在上海——巴金先生百岁华诞图片文献展》开展
11月23-30日 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寒夜》、《家》等在上海展演，电视剧《家》等在上海电视系统开播
11月25日左右 “把心交给读者——庆贺巴金百岁诞辰图书专架”展销巴金上百种图书
四川（巴金出生地）：
其中，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巴金文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巴金文学院新院在成都落成可谓三地大举措。11月19日-22日 中国作协、四川省委宣传部等举办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21日 成都巴金文学院举行系列庆祝活动 11月21日 四川电视台举办并直播“百年巴金”文艺晚会 11月21日-28日 举行巴金影视作品回顾周。电视系统播放专题片《百年巴金》、《黄昏的忏悔》；四川省川剧院演出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川剧《激流人家》
第四篇：义和团口号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
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神也怒，仙也烦，一等下山把拳传。
焚黄表，生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不用兵，只用拳，要废鬼子不为难。
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德哭连连。
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并将山。
第五篇：世纪百年中国人的觉醒声音
世纪百年中国人的觉醒声音
来源:中国青年报
1900年—1999年
总有一些话在我们耳边萦绕，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百年，人们不仅做，而且在说———社会在底层沉重地变动，语言在表层耀眼地浮动。那些时代的话语，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百年，穿过事件的丛林，可能会发现，这些话语构成了最醒目的路标。是为百年语录。
1900年
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前的新世纪宣言。《少年中国说》强调：“造成今日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辜鸿铭：“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将拒绝赔——
—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除非列强答应将来不再派来三种东西———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国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是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1911年
林觉民：“汝幸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偶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
《与妻诀别书》，4月24日，林觉民旋即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
1912年
孙中山：“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1月1日。
1915年
陈独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9月15日，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1916年
胡适：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想论争，一半都是在嘻笑怒骂中进行的。
1910年代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著论，说凡四十岁以上的都可以枪毙的了。
胡适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痛恶老大之中国，疾呼青年之价值。新文化运动中之最激进言论。
1918年
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阐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都是‘吃人’！”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是面对民国后一派经济凋弊、政治**，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此后遂有1922年由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胡适等16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有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提出促成联合政府的《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
1919年
蔡元培：“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复林琴南攻击北大学风的信中的话。
一代风气和学术传统由此而开。
1926年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
1927年
陈寅恪：“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这是陈寅恪挽刚刚沉湖自尽的王国维的话。是时，北伐军即将打到北京。
1928年
周文雍、陈铁军：“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位共产党人2月6日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刑场。
刑场上的婚礼，是革命时期爱情最好的诠释，它鉴证了爱和信仰的双重重量。陶行知：“划出地方数处贡献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
陶行知在当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提案，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是年北伐宣告结束。
1933年
李烈钧：“先从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
这是一位参加过讨袁战争的老英雄在抗日战争前夕发出的警语，与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相比，李烈钧把反抗外侮与改造中国的逻辑关系说得异常透彻。
1935年
中共中央：“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
田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在上映之前，便已广为传唱。1949年定为代国歌。1978年国歌曾重新填词，但不久即恢复田汉旧词。
胡适：“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这一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争。
1936年
张学良：“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
西安事变捉蒋后，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2月16日。
1941年
毛泽东：“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
1944年
毛泽东：“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这是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备团一位普通战士而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党和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1946年
闻一多：“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7月15日，最后的演讲，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最后说：“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果然，在演讲完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8年
朱自清、吴晗等一批清华大学教授：“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
领事馆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是给予的。下列人员拒绝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毛泽东在名篇《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即源于此。
冯玉祥：“冯玉祥十二岁当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10月10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国庆演讲。一个老兵的经验之谈。冯玉祥是在评论国民党“剿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成绩”时说这番话的。“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
1951年
魏巍：“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地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自魏巍发表战场亲历的长篇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遂成为50年代初全国人民对志愿军战士的普遍称谓。
1954年
毛泽东：“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
马寅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
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即后来被批判的“新人口论”。毛泽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时说。
1959年
彭德怀：“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纸，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一个老共产党员以极大的勇气对“大跃进”的反思。庐山会议给毛泽东的信，7月14日。
1959年
马寅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一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寅初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回击对他的批判。
1962年
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绝笔诗《国殇》，1月24日作于台湾。
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发表讲话《怎样恢复农业生产》，7月7日。著名的“猫论”即来源于此。雷锋日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的行为和生活态度影响了几代青年的价值观。至今，每年三月还会有学雷锋的军人义务修车等活动。国内媒体报道说美国西点军校也高悬雷锋像。
1966年
邓拓：“作为一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自尽前绝笔。选择死亡有时候也是选择尊严。“文革”中死难的殉道者还可以列出老舍、吴晗、傅雷„„一串很长的名单。
1968年
食指：“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的名字是《相信未来》。在物质和精神都极为困顿的时候，它激励和鼓舞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生存信念。整个“文革”期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超过1600万。
1971年
周恩来：“现在，门打开了。”
是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隔绝了22年的中美交往大门开启，小球转动了大球，史称“乒乓外交”。
1973年
顾准：“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
我们借用青年学者朱学勤的一句话作为评注：“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1976年
王立山：“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是年清明，北京上百万人自发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的对当权者的抗议活动。这是当年流传最广的一首诗。
1978年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
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5月11日《光明日报》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这样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后，平反冤案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80年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中国青年》杂志当年5月号发表的一封来信，一场规模空前的人生观讨论由此引发，来稿超过6万封。其时思想禁忌初开。
1981年
北大学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3月20日，北大学生庆祝中国男排获胜游行口号。青年的爱国热情从这个口号爆发出来，迅速传遍全国。
1986年
崔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歌曲《一无所有》。80年代理想青年的苦闷和呐喊。
1988年
民谚：“拿手术刀的不如耍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一个博士在学校旁摆烟摊，知识分子收入问题备受关注，舆论称为“脑体倒挂”现象。
11年后，高知识高收入比比皆是，“知本家”成为新兴流行词汇。
1992年
邓小平：“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南方讲话，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深入。
1996年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
是年《中国可以说不》以畅销书的姿态面世，书中的民族情绪引起争议。
1997年
江泽民：“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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