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怒斥官员腐败的主持人被换
怒斥官员腐败的主持人被换是谁的“旨意”？
近日，央视曝光了湖北省一国家级贫困县(房县)斥资几亿元圈占百亩农田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一事，湖北荆州电视台《垄上行》栏目组就此做了实地探访和深入报道。当晚一位男性节目主持人在评论该新闻时，情绪激动，干脆不看眼前的题词器，开始了自己的独白。他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房县官员)比的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是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而是奢华排场。”一位主持人在主持现场情绪激动，义愤填膺的痛斥那些腐败的官员。这种节目到时引起了群众的共鸣，是群众的呼声。可是这让官员们就不乐意了，私下骂骂官员可以，利用传播媒介揭了官员的老底就是不行，快要原形毕露的官员岂能容忍别人撕开自己的面具呢？所以这位主持人被换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何主持人会如此情绪激动呢，这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尽管这位主持人在直播现场这样做难免有点不妥当，但是这也是代表群众的呼声，为何不倾听呢？ 开展群众路线不是说要广泛听取民意吗？不管是群众以何种方式表达民意，都不应该拒绝。不是说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管是谁的旨意把这位主持人换掉，但绝对是为了维护官员，害怕自己被问责。而现在存在着一些人也下基层听取群众意见，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应景而蜻蜓点水，造势而冠冕堂皇，心不诚，情不深，难免徒劳
往返。群众路线要深入，不能搞形式主义。要以尊重、平等、信任的态度，“俯下身子，放下架子”，深入基层，融入群众，不打官腔“唠家常”，去掉官气“接地气”，哪里反映问题最突出就到哪里，哪里的群众意见最大就到哪里，切实把自己摆进去，真听意见、听真意见，使教育实践活动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工作。所以，群众路线应该要听取群众意见而且还要深入，不能搞形式主义。对于这位主持人的话官员们应该扪心自问，应该反省，而不是去堵住群众的嘴。
作者：李若惜
第二篇：如何防止官员腐败
论述题：如何防止官员的腐败
在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诸多因素中，对权力监督的弱化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察和督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的约束力，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
有效监督的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构建政府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和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在政府体制内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方位监督。当前监督体系建设的重点所在是要健全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现在的监督体系总是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应该建立各种联系和沟通的渠道，积极发展和完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参与度，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便捷地实现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在制度反腐实践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另外，权力监督的重心应当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督。长期以来，我国的权力监督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始终缺乏力度。而权力运行过程恰恰是遏制腐败发生的主要环节。相比结果信息而言，过程信息更容易真实反映腐败问题的实质。尤其在行政审批、财政管理、投资、干部人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和监督。在对这些领域科学配置权力职能、规范权力运行程序的基础上，拓宽和畅通过程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建立起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效预防政府决策制定、决策执行等过程环节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篇：军旅作家王树增怒斥主持人：“祖宗不能被调侃!”
军旅作家王树增怒斥主持人：“祖宗不能被调侃！”
4月19日下午，在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著名军旅作家、国家一级作家王树增自曝做节目时被问“如何评论黄继光是假的”时，曾愤怒地要以个人名义“封杀”某电视台。
王树增，中国著名的军旅作家，国家一级作家，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原题：王树增自曝被问“黄继光是假”怒斥主持人 祖宗不能被调侃
4月19日下午，在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著名军旅作家、国家一级作家王树增自曝做节目时被问“如何评论黄继光是假的”时，曾愤怒地要以个人名义“封杀”某电视台。
王树增在做《英雄主义永远是民族精神的主流》主题演讲时，说了个题外话：有一次，他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幸亏是录播，不是直播，是做节目，做到半截，年轻漂亮的主持人突然问他说，王老师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网上说黄继光是假的，你做何评论?
“我当时就说节目不做了，不跟你们电视台玩了。我说我以个人名义封杀你这个电视台。但是你也别走，把你台长叫上来，咱们三个人坐下来PK一下，有本事你录像，有本事你播出去。”
“我先说我的道理，黄继光不但是真的，而且还活着，永远在我心里活着。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43年前我还是少年的时候，第一次穿上军装，他是我的军中前辈。就是今天黄继光连每天早上点名时，喊黄继光的名字全连喊到。为什么?军队要打仗的，我们靠着这股气，这股气就是英雄主义精神;第二个理由，我写过一本书叫《朝鲜战争》，我尽可能多地勘察了朝鲜战争的战场，也更可能详尽的了解我这位军中前辈献身的背景;第三个理由，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前辈，我更多采访他的上级和下级，走访了他的故乡，包括当年从山上背下来那个志愿军女卫生员。”
“主持人被我吓坏了，她说王老师你千万别生气，就当我说着玩吧。我说孩子，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什么都可以说，我不反对你们娱乐至死，祖宗不能说着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出息的民族来调侃自己的先辈，我们这个国土上高楼大厦太多，纪念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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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官员介绍汛情废话连篇 被央视主持人打断
6月21日，江西全省26条河流超警，抚河、信江等河流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18时30分左右，江西抚河干流右岸唱凯堤发生决口，严重威胁下游5个乡镇14.5万人口、京福高速公路、316国道以及12万亩耕地的安全。21日晚，央视《24小时》报道抚河汛情，央视主持人邱启明连线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询问汛情。在这段长达3分50秒的采访视频里，主持人先是询问决口的位置和面积，平其俊介绍了现在决口的面积，并强调唱凯堤历史上曾多次决口。
在1分39秒开始，平其俊介绍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的指示之时，主持人打断说，“平主任你告诉我，决口有多大？下游的群众会不会受到威胁，如果会的话，目前有没有得到安全的转移？”
面对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平其俊又开始介绍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江西省防总副总指挥、水利厅厅长的“重要指示”。
在2分54秒，主持人再次打断，问：“平主任，我是非常想了解下游的群众有没有得到及时的通知、转移。” 面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平某继续开始废话连篇，邱启明随后非常礼貌的感谢其接受采访，并结束连线。据悉，截止今天上午10时50分的央视新闻报道显示，从抚河决口灾区转移出来的群众为59960人，而非此前媒体报道的9万多人，现在仍有4万多群众被洪水围困。
只有拿了奖牌或名次，祖**亲才会给你奖金。而哪怕你是最后一名，亲生母亲也不会少你一碗面条„„ 要把国家放在前面
冬奥会上，周洋勇夺女子短道速滑1500米金牌。比赛结束后，周洋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这个被认为充满人性的获奖感言感动了很多人。
不过，周洋的言辞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看来还是有一点不妥当。于再清称运动员为“小孩儿”，昨日上午他参加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小组讨论时谈到，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励志教育、德育。
“西方表达方式很好，但是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于再清说，运动员个人成绩的取得与国家的培养和投入是分不开的。“体育人才能够获得冠军，国家投入多少，我们清楚，小孩儿也知道，教练都把他们当自己孩子。”于再清以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为例，“她说训练结束了，小孩儿说：知道了，后妈。后妈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李琰说后妈也是妈啊。”
于再清说，运动员得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
高健：运动员德育为先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紧接着于再清的话说：“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有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国家，国家给你多大投入啊。”他痛心地说：“德育教育出现了很大漏洞。我去过几次台湾，很多地方挂着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不能因为台湾用了，我们就不用了，这是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精髓。忠于国家、孝敬父母、长辈、老师，要有原则，都是很好的东西。”
高健认为运动队出现的问题是社会缩影，“运动员没有感恩之心，拿了成绩算自己的，少拿一分钱都不行。”高健称，改变现状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要靠于丹的力量，百家讲坛的力量来恢复”。
第五篇：私营经济发展与官员腐败
私营经济发展与官员腐败
--对1998年至2003年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中涉及 私营企业情况的分析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一、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腐败的关系
我国私营经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受各种因素影响，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
考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今天私营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之不易。我国的私营经济基本上是从个体户、“夫妻店”、挂靠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形式逐渐完成原始积累，不断成长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依靠党的政策和个人的一技之长，通过艰辛的创业莸得成功。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问题，在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和法律地位已经明确的今天，应当清醒地看到，私营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当前腐败问题有密切的关联。
从某种角度讲，私营经济创业和成长于新旧体制、机制、制度相互冲撞的过程中。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变乃至市场经济初步确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存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完备的问题，即便是现存的法律或制度也不就是天然正当或合乎公理的。因此，私营经济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出现一些私营企业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国家法律法规的漏洞或者超越当时的法律限制的问题，即所谓的打“擦边球”。实践表明，相当一批私营企业把与官员相互利用的手段，运用到自我利益的保护和获取中。对个别利欲熏心的私营企业主来说，拉拢腐蚀官员、搞钱权交易更是其发家暴富的最快捷方式和唯一选择。实际上，前一阶段新闻媒体讨论的“民企原罪”问题，某种程度上揭露的就是部分私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累阶段存在的问题。而出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物质享受等多方面的畸变，一些官员或者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由此形成了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
从纪检监察机关近些年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揭露出来的相当一批官员的腐化堕落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私营企业从中推波助澜，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相利用、相互勾结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以1998年至2003年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例：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详见附表1)。实际上，根据统计，其他级别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经济类案件中，也存在大体相同的情况。可以说，当前的腐败案件,特别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和勾结，已经成为经济类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的突出特征。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相互勾结，涉及的虽然只是极少数私营企业主，但其产生的危害后果不容忽视。在经济层面上，它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运行环境，导致市场混乱，危及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政治下，它不仅腐蚀仕风，败坏官德，而且权钱结合将破坏政治结构，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而对官员和私营企业来说，一旦事发，官员轻则纪律处分，重则锒铛入狱，而看似有如神助的私营企业则更是在饮鸩止渴，不仅为企业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而且在事发后，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私营企业主成为阶下囚，企业发展停顿、甚至破产。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主要特点
(一)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基本形式
根据对1998年至2003年间的23起涉刑案件中私营企业与省部级官员相互利用的方式的统计，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勾结的形式多样：
一是渐进型。由于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相对来说不好接触，因此，在这23案件中，采取直接给予重金“搞定”方式作案的情况少见，主要是针对官员的喜好，投其所好，逐步侵蚀拉拢。如，胡长清案中，江西奥特集团总裁周雪华发现胡贪财好色的特点后，多次花重金从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与胡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进而为自己谋取工程、获得贷款。据统计，95%的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渐进式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方式。
二是迂回型。通过打通官员的家属、身边工作人员等环节，从中谋取利益。李嘉廷、麦崇楷、田凤岐等案件中涉及的个体户和么营企业主，大多就是通过其子女或与其子女共同经商等方式谋取利益的。据统计，65.2%的案件中都存在这种作案方式。
三是色诱型。主要是通过女色引诱获得利益。这其中既有当事者本人通过与官员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获利的，也有通过提供女色为自己谋利的。前者如云南某私营企业主徐某某(女)就通过与李嘉廷的通奸关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李嘉廷帮助直接获利1800万元；后者如刘方仁案中，私营企业主陈某得知刘与某宾馆理发员郑某某相熟后，极力鼓动郑与刘建立情人关系，为两人建立、保持不正两性关系提供场所、交通工具等便利条件，并送给郑某数10万元，然后通过郑找刘为自己谋取了总价款8000余万元的工程。据统计，143%案件中存在这一问题。
四是介绍型。主要是通过高级干部、重要人物的介绍，使有关官员助其谋利。如，梁耀华走私集团就是通过李纪周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王乐毅，并最终在王的帮助下获得了兴建保税仓、变更仓址的批文。王雪冰案中，一私营企业主也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一名干部的介绍认识王后，不断公关，获得巨额贷款。
实践中，上述几种做案方式往往被交织使用，特别是第一、二种方式并用的情况是私营企业与省部级纪官员相互勾结的主要方式，占到了总数的609%，“杀伤力”很强。 最新的一些案例还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上，已经不再是私营企业主单向寻求官员办事，个别私营企业主还开始出钱出力，为官员拉关系，帮助其获取荣誉，晋升职务。这表明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进一步加深，其中隐含的内容很多，值得高度警觉。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涉及的领域
与其他一般违纪违法案件相比，私营企业与官员勾结谋利涉及的领域比较集中，特点鲜明。根据对36名为私营企业办事牟利的领导干部所办的121件事的统计，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问题。主要涉及借款、贷款、为借、贷款提供担保，开具信用证、资金证明，帮助集资、协调、审批资金审批额度，追收拖欠款等方面，共27件，占总数的223%。二是承揽工程问题，为21件，占174%，主要涉及项目审批、工程承包、招投标、提供作对象、提供内幕信息等问题。三是土地审批问题，主要涉及经营性用地的立项、审批、土地转让、协议出让、变更用地规划等问题，为18件，占149%。四是办理证照、批文问题，主要涉及企业各种执照、证章、车牌、批文等，为15件，占124%。以上四类问题占到官员为私营企业谋取利益总数的67%，私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益最大、最多。
其他类型主要有：解决子女上学、就业、谋取政府职务、介绍关系等。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勾结作案涉及的金额巨大
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的统计看，涉及私营企业主所送钱物高达147亿元以上，占全部涉刑案件总金额数的908%，是同期省部级官员其他经济犯罪案件涉案数额的247倍，程度十分严重。
当然，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这种巨额付出是物有所值的。私营企业主往往以此为代价，从中获得数倍、数十倍的直接利益。实际上，如果加上私营企业从中间接所获利益，并考虑到犯罪黑数的存在，私营企业通过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所获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几十倍，甚至更高。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产生的原因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的产生既有个案因素和明显的具体行为人的特点，但其中也反映出深刻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健全，制度漏洞多，为私营企业和官员的相互利用、勾结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我国是一个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巨大。同时，我国也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集中社会资源搞建设，长期以来又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影响力。前述统计中所有涉及私营企业的经济类案件中，36名省部级官员主要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无论是谋求发展的私营企业主，还是追逐铜臭的非法分子，都把目光集中到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权力的关系，私营企业所“傍”官员的级别基本与其获得的利益成正比。
二是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尚待改善。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歧视，政策环境不公。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受到的约束很多，市场地位不平等；行政审批、监管多，收费多、手续繁琐、管理、服务不力。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私营企业发展。以姿金审批问题为例，我国私营企业属自发发展，起步时间短、投资少、规模小。随着企业发展外向扩张动力的增强，资金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私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单纯依靠内部积累远远不能满足私营企业扩大投资的要求。但受所有制歧视及借、贷款手续繁琐、额度小、利率高、担保要求高、证券市场准入门槛高、整顿民间借贷等因素影响，私营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一些私营企业通过送礼、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资金，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因此，在前述统计中，此类问题居于首位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再如，以土地审批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既与土地是一种高稀缺性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房地产行业多年来利润居高的情况下，竞争烈度增大有关，同时也与现行土地征用审批手续繁琐、透明度低、规划随意性大密不可分。
三是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当前，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营作风、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这也是其走上利用勾结官员谋利之路的重要思根源。实际下，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告诫的那样，“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同时，私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财务无序等问题严重，也为其在利益上诱导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
四、从发展的角度解决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
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避免权贵阶层的滋生蔓延，除了必须从防止官员腐败角度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对发现的极少数腐败官员进行认真查处，依纪依法惩处，并大力加强制度反腐建设，以制度减少腐败、制约腐败外，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必须从发展的角度，从推动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层面上，真正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制度，来寻求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问题的根本办法。
一是正确认识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和坚持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保障和巩固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推动私营企业主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征，不因其在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改变这些看法。
二是消除所有制岐视，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政府要坚决地退出某些领域，允许私营经济平等进入，把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竟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更保障私营企业有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
三是切实贯彻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的精神，在及时清理、废止原有的对发展私营经济构成壁垒和障碍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时，在政策及部门法层面进一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保护私有财产、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私营经济可以无顾虑地健康发展，不用为企业的发展寻求保护，找“靠山”。
四是改善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管、服务，更新观念，强调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切实为私营企业发展服务，特别是政府要放弃某些权力--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准入的门槛越多、越高，则“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的空间就越大。
五是依法处理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市场主体都应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那种认为要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网开一面的认识是错误的，要要保护私营经济，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指导、引寻的同时，对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各类违法问题，要敢于和善于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依法外理。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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