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赡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第一篇：最高法院 赡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  赡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一、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

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的责任；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

(二)判决结果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就张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就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二、刘某诉刘甲、刘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77岁的刘某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经济困难，两名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向其支付赡养费900元。在诉讼中，刘某的两名子女认可刘某医疗费支出的事实，但认为刘某有医疗保险，且其退休金足够支付医疗及生活费用，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自认其每月收入4000余元，刘某长子刘甲自认其每月税后工资收入为6500元，刘某长女刘乙主张自己无收入。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原告刘某起诉要求二子女负担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同时，刘某的赡养费用应与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适应并应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刘某长子刘甲有收入来源，刘某长女刘乙虽主张自己没有工作，但结合其年龄适合工作的事实，其没有工作并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最终判决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分别支付刘某赡养费800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不少子女面对老人赡养诉讼请求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多数拒绝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受有医疗保险为理由不支付赡养费；有的子女以父母离异后长期未与一方父母共同生活为由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因经济条件差异或老年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相互推诿。这些理由都将难以被法院认可。此外，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时将酌情考量被赡养人的身体情况、日常生活水平、当地消费水平、赡养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况对赡养费数额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因为经济条件不同，将可能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三、刘某某诉袁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某称，原告与丈夫袁某某结婚后，生育有长子袁甲（已病故）、次子袁乙、女儿袁丙。现原告身患脑梗、冠心病、高血脂、2型糖尿病、高血压极高危组等多种疾病，需要花大量的医药费及请护工护理，除二儿子袁乙对原告尽赡养义务外，被告袁丙对原告不管不问，未尽到女儿的赡养义务，为此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

1、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3月28日至判决生效之前已经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约18732.7元的三分之一即6275.45元；

2、被告承担原告于2011年12月4日至2012年2月22日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住院费、护工费等费用13130.22的三分之一即4376.74元；

3、被告承担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死亡之前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等与原告相关的费用的三分之一（医疗费以医院和药店开具的正式发票为准，护理费以同时期三家家政护理公司出具的报价之和平均值为准）；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被告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已实际履行作为女儿对母亲的赡养义务，而原告之子袁乙从工作至今，对父母分文未花，本次起诉是袁乙一手包办。原告有医保，其本可以在医保定点单位郑州市三院治疗，而非要自费到河南省中医院二附院康复科治疗，自付费用每天高达上千元，且反复住院、出院已达半年，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支出，被告对此无赡养能力。原告有稳定的退休工资，房产两处，无论是每月收入，还是用房产担保贷款或变卖一处房产，都可支付医疗费用。而原告却把其中一套房产赠给了原告儿子袁乙，原告可以将给儿子的房产卖了支付医疗费用，而被告没有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的能力。被告作为女儿应当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对原告方的合理合情合法的要求，被告方予以认可，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费用，被告不愿意承担。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惠民一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袁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跃兵医疗费7392.4元及护理费1662元；

二、被告袁丙承担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刘跃兵死亡之前的医疗费、护理费的的三分之一（医疗费以医院的正式发票为准，护理费以同时期河南省服务行业平均工资计算）。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2年7月25日生效。

（三）典型意义

法律规定子女有对父母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经济困难时有权利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这里包括基本医疗支出。但这不是说，父母经济水平良好时，子女就不需赡养父母了，赡养义务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在本案中，原告虽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但原告患有大量的疾病，这些费用不能满足原告需要的医疗支出，而女儿不愿赡养原告的理由是原告有两套房产，因原告把其中一套房产给了儿子，而没有给女儿，所以被告就说如果原告把其中一套房产抵押贷款或者变卖，原告的医疗费用就不成问题了，而被告也不需要再支出费用了。原告说儿子家庭比较困难，女儿对原告帮助儿子有意见，本不想让女儿出钱，但现在的病情严重，费用比较高，想让女儿承担一些医疗费用，女儿家庭也比较富裕，有能力承担一部分，于是只要求女儿支出医疗费的三分之一。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会为了利益不惜舍弃亲情。天下父母之爱最无私，而子女对父母之爱最吝啬，认为父母的所作所为都是应当的，当财产分配不均时会为此反目成仇。大多数赡养案件都是因为父母对财产分配不均或子女认为父母对哪个子女偏心引起的。写这个案例，就是要告诉大家，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四、黎某某与被告资某祥等六人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黎某某已年过八旬，共生育了被告资某祥等6个子女。原告老伴去世后，6个子女因原告的赡养问题相互推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原告老无所依，经家族亲属等调解均无法解决矛盾。原告无奈之下，一纸诉状将自己的6个子女告上法庭，要求6个子女承担赡养义务。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资某祥等6人每人每月给付原告黎某某赡养费200元（支付方式：每月5日前支付本月赡养费）；原告黎某某的医疗费按实际支出由六被告均等负担。

（三）典型意义

古语说“养儿防老”，原告好不容易将6个子女抚养成人，却不料晚年落到如此境地，着实让人心寒。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6名被告作为原告的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照顾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现原告年迈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现有经济状况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其子女应当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

五、陈长臻诉陈路程、徐磊、徐春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长臻与朱兆芸于1986年经政府登记结婚，朱兆芸系再婚，1987年，朱兆芸带徐磊（1975年6月8日出生）、徐春艳（1978年2月10日出生）到山东省莒南县文疃镇大草岭后村与原告陈长臻共同生活。1990年5月13日，陈长臻、朱兆芸生育一子陈路程。1991年被告徐磊离家外出打工，1993年被告徐春艳离家外出打工。2012年2月，朱兆芸去世。原告陈长臻由于年事已高，且没有生活来源，基本生活困难。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原告陈长臻遂诉来本院，请求处理。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一致。具体到本案，被告徐磊、徐春艳随其母朱兆芸与原告陈长臻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被告徐磊、徐春艳对原告陈长臻负有赡养义务。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磊、徐春艳与原告陈长臻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本院酌定被告徐磊、徐春艳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1 500元为宜。被告陈路程系原告陈长臻的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长臻负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3 600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本院予以确认。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陈路程于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年度赡养费3 600元。

二、被告徐磊、徐春艳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年度赡养费1 500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针对继父母这一特殊群体，法官应不断分析新情况、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及时维护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六、李某福诉李甲、李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福今年65岁，与妻子育有两子，李甲和李乙。2001年妻子去世后，李某福一直未再婚，一人独居。后因土地被征收，李某福获得了政府各项补偿款近20万元。在过渡安置期间，李某福与李甲一起居住生活。现李某福以自己年老体弱、无生活来源为由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支付其生活费500元；另如果将来生病产生住院医疗费，两个儿子各承担50%。

李甲辩称，虽然自己身患残疾，妻子也长年患病，但他愿意与父亲同住。如果父亲坚持独居，他愿意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如果将来父亲生病住院，他愿意承担一半医疗费。

李乙辩称，希望父亲与自己共同生活，但目前自己经济压力很大，每月只能支付父亲200元生活费。如果父亲将来住院，应当先由父亲用存款支付，不足部分自己承担50%。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李某福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其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对自己进行赡养。李某福在土地被征收后，虽然获得各项补偿款近20万元，但他没有自有房屋居住，需要租赁或购买房屋, 同时还需要购买日常生活资料。李某福目前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605元，参照重庆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还应当向李某福支付300元生活费。李甲明确表示愿意支付500元，法院予以确认。另李某福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产生了住院医疗费，可在实际产生费用后另行向义务人主张。

综上，法院判决李甲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500元，李乙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300元，驳回李某福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年轻人生活压力不断增大，面对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相继出现“啃老族”、“不管族”。“啃老族”在工作成家后，依然向父母伸手要钱；“不管族”念在父母有存款或者有生活来源，不履行赡养义务，任凭老人“自生生灭”。《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此，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有存款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就完全将父母置之不顾，这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在物质上、精神上、生活上给予老人全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妥善安排老人的衣、食、住、行，鼓励老人健康生活、快乐生活，使他们在感情上得到慰藉，愉快地安度晚年。

七、张老太与子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父亲去世前，三子女就母亲张老太的赡养问题达成协议，约定每人每月付给母亲500元赡养费。岂料一年后，张老太将房产无偿赠与了儿子李军，这下大女儿李丽、小女儿李菲都不愿意了。

2014年12月，张老太将李丽、李菲、李军三子女起诉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支付每月赡养费500元（自2014年6月起）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开庭时，张老太因远在广东委托了代理律师出庭，小女儿李菲委托代理人出庭声称，2013年4月所签订的赡养协议三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自己也不同意继续履行；母亲张老太自己有退休工资、存款和积蓄，经济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宽裕，不属于没有经济能力，法律上明确规定属于不需要一定给付赡养费的范畴；此外，李菲还认为，本案是儿子李军假借母亲张老太名义起诉，实际是李军为了侵占母亲财产所为；因此不同意给付母亲张老太每月500元赡养费。大女儿李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也不同意按照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张老太赡养费。理由是：第一、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系三子女所签订，并非与张老太签订，该协议已经于2014年11月正式解除，李丽已于2014年11月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邮寄送达至被告李菲、李军处，在李菲、李军签收后，2014年11月28日，该协议即已解除；第二、本案起诉并非母亲张老太本人意思表示，起诉书上的笔迹并非母亲本人签名，是李军假借母亲名义将女儿告上法庭；第三、2013年4月协议中明确约定：“母亲张老太养老居住房屋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和处分，留作晚年自用”，母亲张老太已将位于乌市价值40多万元的房屋无偿赠予给李军，李军表示自愿承担赡养及照顾母亲张老太的义务，李军的行为导致赡养协议中的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故应解除该赡养协议；第四、原告张老太每月有固定退休养老金3000多元，加之还有个人积蓄存款7万元，经济收入较为富裕，不需要子女再给付赡养费。

被告李军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同意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老太系乌鲁木齐某公司退岗家属，每月有养老金及其他生活补贴等近三千元收入。张老太与其丈夫李某结婚后生育长女李丽、长子李军、次女李菲三个子女。2013年4月，长女李丽于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协议约定：“

一、母亲现有一套住房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留作晚年自用，闲置期间可以酌情出租，但房屋租赁租金属母亲所有。

二、母亲有自己的养老收入，…三子女需分别轮流承担陪伴照料义务，母亲由哪位子女照料陪伴，其他两位子女需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并于每月30日前汇入指定帐号，…”签订该赡养协议时，原告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份赡养协议的内容。协议签订以后，母亲先在大女儿李丽处生活，后于2013年11月底至2015年开庭时都在广东与儿子李军一同生活，之前李军也按月向母亲支付赡养费。大女儿李丽和小女儿李菲给母亲按月支付赡养费至2014年5月，后得知母亲将乌市的房子无偿赠与给弟弟李军之后，李丽和李菲不再给母亲支付赡养费用。2014年11月25日，李丽通过EMS给李菲、李军邮寄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李菲收到通知书后书面表示同意解除赡养协议。

针对李菲和李丽曾先后提出原告的诉状及其授权委托书非本人签名并申请签名的真伪进行笔迹签定的问题，法官考虑到原告张老太年事已高，且在广东生活，不能亲自参加庭审，法官通过电话与其沟通后，张老太于2015年3月在广东当地公证处为民事起诉状及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分别办理了签名公证和委托公证。

（二）裁判结果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了赡养义务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定义务，因其涉及最基本的身份血缘关系和基本的社会公德，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由赡养人随意解除。而该条文也明确规定了赡养对象为“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即父母只要符合或者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中的一项，子女就应当对其履行赡养义务，而并非“无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本案中，原告张老太在本案诉讼期间已经83岁高龄，达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标准，即使其每月有固定收入，也并不影响其向子女要求给付赡养费。

同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等权利。”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从该条规定来看，赡养协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订立主体仅限于赡养人之间；二是赡养协议的形式必须以书面为之；三是赡养人签订的赡养协议须征得被赡养老人同意后才有效。本案中，被告李丽、李菲、李军作为赡养人，2013年4月就赡养母亲张老太事宜签订书面协议，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协议，且协议签订后，被告李丽、李菲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了六个月，李军实施履行了五个月。虽然被告李丽辩解称该协议的解除通知书已经书面邮寄给李军，而李军在收到协议后因未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导致该协议解除，但是由于子女的赡养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和人身性且涉及基本的社会公德，赡养协议与一般合同法中的协议性质并不相同，其解除条件与合同法中协议解除条件亦不相同，赡养义务不能以单方协议的形式予以免除，故被告李丽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纳。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大女儿李丽、儿子李军、小女儿李菲各自给付张老太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3月止十个月的赡养费共计5000元，于判决生效十日内付清。

（三）典型意义

古话说“养儿防老”，虽说传统上老百姓一般把养老的义务主要放在儿子身上，但现代社会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具有对父母亲进行赡养的义务，这是法定强制义务，不会因父母的过错或其他原因而解除，父母能不辞辛苦抚育儿女长大成人，儿女也应不讲条件地照顾和赡养老人，动物尚有“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之举，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理应做得更好。

八、朱绍昌诉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朱绍昌于1947年与黄桃香结婚，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朱正方与小和生。1959年小和生与黄桃香相继死亡。1961年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再婚，王志芳带着已有9岁的前婚生女朱立香和7岁的前婚生子朱正德到原告朱绍昌家生活，与原告朱绍昌及其前婚生子朱正方组成新的家庭。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再婚后又生育了朱桂菊、朱桂萍两个女儿。后被告朱正方与被告朱立香结婚，被告朱正德亦娶妻在家，朱桂菊、朱桂萍出嫁在外，其中朱桂菊于1986年死亡。1989年原告朱绍昌之母去世后，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到楚雄谋生。2000年农历4月26日王志芳病故，被告朱正德按分家协议为其办理了后事。后原告朱绍昌仍在楚雄生活。2007年11月13日，原告朱绍昌向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赡养义务。该案经本院审理，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绍昌的责任田由被告朱正方负责耕种，每年10月31日前称给原告朱绍昌大米200千克，并承担各种公益负担；

二、由被告朱正方和朱正德每年分别给付原告朱绍昌赡养费120元、360元，于10月31日前付清；

三、由被告朱正方将原告朱绍昌的住房交由其居住使用；

四、原告朱绍昌的医药费由朱正芳、朱正德各承担五分之一；上述判决有执行内容的，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在姚安县人民法院院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后，原告朱绍昌不服该判决，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8年3月28日作出（2008）楚中民一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6月30日，原告朱绍昌以原判决确定给付的赡养费过低，难于维持基本生活为由，就其赡养问题再次向姚安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经姚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在本案中，原告朱绍昌就其赡养问题已于2007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给付其赡养费的义务。本院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先后作出判决，判决由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对原告朱绍昌给付赡养费。现原告朱绍昌以原判决确定给付的赡养费过低，难于维持基本生活为由，就其赡养问题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姚安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朱绍昌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给付其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但在确定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向原告朱绍昌给付赡养费时，应充分考虑原告朱绍昌的实际需要及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的履行能力。故对原告朱绍昌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绍昌的责任田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负责耕种，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称给原告朱绍昌大米200千克。

二、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原告朱绍昌生活费500元，由被告朱正德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原告朱绍昌生活费500元。

三、原告朱绍昌的医疗费，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担50％，被告朱正德承担25％，每年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朱正德分两次给付原告朱绍昌，其中于每年4月30日以前给付一次，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一次。

四、上述一、二、三款规定，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开始执行。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担25元，被告朱正德承担25元。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急剧增多，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

该案中，老人都已80多岁，而子女也已是60多岁的人，并且子女无正式工作，还依靠下一代来赡养，但因老人觉得赡养费太低还是要起诉60多岁的儿女。所以在审理该案时，承办法官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说明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父母抚养了子女，对社会和家庭尽到了责任，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也应尽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

先哲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敬老爱幼提高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成为我国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天下父母们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大都做得无私而近乎完美，把子女养大成人后仍无怨无悔地奉献“余热”：带孙子孙女，作“免费饭堂、旅馆、保姆”，被子女心安理地“傍老”甚至无情地“啃老”、“刮老”，不求什么回报，只要看到子孙幸福有出息就很满足。相比之下，子女们做得如何呢？答案是令人遗憾而诧异的：在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不少子女和父母对簿公堂，缘由是老年人得不到适当的甚至起码的赡养，父母、子孙在彼此的矛盾冲突和泣血伤痛后终于无奈地对峙在法庭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与当代和谐社会大背景不协调的现象。在社会经济大幅飙升、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今天，为何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如此淡薄？老人的白发清泪，几代子女的争执和叹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九、吕某珍等二人诉李某有等四人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荣、吕某珍诉称，被告李某有等均是原告夫妇的儿子，两原告与四被告于2008年经五星乡石龙村委会调解，每年由四被告各支付500元的赡养费，李某有三人每年都按期支付给两原告赡养费，李某金一直未支付给二原告赡养费，现起诉判令四被告每年各承担赡养费500元，并共同承担原告生病住院的费用；判令被告李某金补齐从2008年至2015年共8年以来未履行赡养二原告的费用4000元。被告李向金辩称，二原告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上不公，明显偏向其他三被告，并且唆使他们把我的东西拿走，干扰我一家人的生产、生活，只要二原告不要对其家人的生产、生活横加阻碍，才能赡养二原告，不同意补出以前的赡养费。

（二）裁判结果

会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二原告主张要求四被告承担生病住院的费用，因二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生病住院，所需的住院费用为多少不确定，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李某金补出从2008年至2015年的赡养费，因二原告2015年才向本院主张赡养费，本院对其主张部分支持。据此，判决由被告李某有四人每人每年支付给原告李某荣、吕某珍赡养费500元。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以财产分配不公为由拒绝尽赡养义务是否应得到支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论以任何理由，均不能拒绝尽赡养义务，都不会得到支持。

十、狄桂霞诉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与四被告系母子、母女关系。原告丈夫于2012年去世，2013年11月21日前原告一直与长子李志明一居生活，后与女儿李亚杰一居生活。由于原告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需要照料，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支付150元赡养费。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原告就医共花医疗费5 985.73元，除去医保报销的费用，剩余2 985.73元四被告每人应承担746元。另查明，原告狄桂霞在桦川县桦树村民委员会有承包田0.27垧，每月有农村低保工资55元。还查明，被告李志强在原告狄桂霞住院期间支付了医药费500元。

（二）裁判结果

桦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四被告对其母亲均有赡养义务，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150元，符合农村居民的年生活费支出的标准，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前期治疗除去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的医药费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其今后发生的医疗费用，应由四被告按份负担的请求，因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尚未发生，本院对原告的这一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在治疗实际发生医疗费用后另行主张权利。判决如下：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自2014年7月1日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狄桂霞赡养费150元，此款于每月的30日给付；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立即给付原告狄桂霞医药费2 985.73元，由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亚杰各自承担746元，被告李志强承担246元（746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农村中部分赡养人的法治意识和道德观念较差，无视甚至不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传统美德大力弘扬，形成敬老养老的良好道德风尚，彻底铲除滋生不赡养老人现象的土壤。

第二篇：赡养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库

赡养费纠纷

以及变更赡养关系的纠纷

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发生经济纠纷，谁跟谁，法院如何裁决，为什么这样裁决 1、2005年 7月15日

1、赡养是否应该全面，赡养类型的丰富性 赡养义务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不仅仅是物质帮助（赡养的财产纠纷以及义务是否达到）父母与子女之间

父母之中有一方死亡

法律点：主要是赡养义务的问题 母亲与女儿因为赡养问题纠纷 女儿未能及时照料父母，扶养是否包括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扶养义务人给予了扶养权利人物质帮助是否视为全面履行了扶养义务？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约定将原告夫妻二人共有的房屋赠与被告，被告接受。双方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由于被告未对原告夫妻尽赡养义务，原告遂请求撤销赠与。被告辩称对原告夫妻提供了物质帮助，尽到了赡养的义务。经审理，法院支持了原告主张。本案中，陈玉书（原高）是以曾莉（被告）未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请求撤销赠与。因此，曾莉是否全面履行了对母亲陈玉书的赡养义务，是认定陈玉书是否有权撤销赠与的关键。由于陈玉书主张曾莉未履行赡养义务，属于对消极事实提出的主张。因此，对曾莉是否全面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事实，应当由义务人曾莉承担举证责任。曾莉向陈玉书汇款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撑。加上陈玉书在家养病，需要女儿曾莉给予生活上细心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尽管家庭纠纷中，各方当事人也许均有过错。但曾莉作为陈玉书、曾志诚的女儿，也是最适合照顾母亲陈玉书生活的人选，不应当在其母亲最需要特殊照料的时候，以发生家庭纠纷为由离开陈玉书。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曾莉积极采取其他方式给予母亲精神上的慰藉，因此，曾莉所述其已经履行了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对其父母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陈玉书在诉讼中死亡，其权利义务由其继承人承接，在撤销赠与后，本案讼争的房屋应属曾志诚和陈玉书的其他继承人共有。各自所拥有的份额，在对房屋进行析产和分割后才能确定。在该房屋未进行析产和分割的情况下，判决返还财产不当。对曾志诚、陈玉书请求“返还受赠房屋”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2、【法律点】 2003年6月20日

道德的要求 赡养应该作为一种义务，但不能超出范围，应该量力而行

父母和子女之间

赡养义务和赡养金的问题 牵涉到道德问题

父母是否可以要求子女支付超出当地生活水平的赡养费？

父母已退休但有生活来源其生活能自理，子女是否还应尽赡养义务？

【案情摘要】原告为被告之父，且已退休，原告之子协商轮流赡养原告。后因生活琐事，被告未能按时将原告接至其家中，故被告诉诸法院，要求判决被告支付赡养费。一审法院部分支持原告。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被告系原告之亲生子女，本应依法履行义务，赡养老人，使原告安度晚年，幸福生活。因生活琐事，被告未履行赡养义务是错误的，故原告要求被告尽赡养义务的请求应予支持。原告系退休职工，且生活能够自理，现诉请每月要求被告支付生活等费用150元，按其五个子女计核，已明显超出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故其请求应按我县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计核，原告有子女五个，故每人赡养费应为60元（3594元÷12月÷5人），关于被告辩驳的要求原告轮流居住，到其家尽赡养义务，因居住生活权是本着方便老人生活及被赡养人自愿选择的原则，故原告要求被告尽赡养义务给付生活费，不同意到被告家居住生活的请求也并无不当，故对被告的辩驳不予支持。

3、【法律点】负有赡养义务的部分子女在支付全部赡养费之后，是否有权向其他未支付赡养费的子女追偿？

享受国家公费医疗的人，私自转院治疗的，原单位是否可以不再承担支付医疗费的责任？

养子女是否应承担和亲生子女相同的赡养父母的义务？

赡养费的问题 子女之间

一个是单位应该予以报销

一个是儿女之间应该分担，不管是养子还是亲生子

【案情摘要】原告与被告的父亲因住院而花费了医疗费，后被告拒绝与原告共同承担这笔费用。原告诉请被告应与其共同承担医疗费，被告辩称医疗费应由单位报销，其没有义务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应与原告共同承担医疗费，二审和再审均支持了一审的判决。

原告和被告为人子女，均应对他们的父亲负有赡养及扶助义务。这是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原、被告的父亲因年老体衰住院治病期间所花医疗费按相关规定应予报销。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单位一直未能解决。这样则给事前垫付一方造成一定经办困难。在此情况下，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持医疗费用票据向被告主张权利，并要求其分担一半医疗费用不仅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情理。该医疗费原、被告分担后，其仍可根据相关规定与相关单位协商解决医疗费报销问题。因此在相关单位报销之前，原告和被告应共同分担医疗费是正确的。

4、法律点】当事人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的，是否可以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父母离婚的，如果子女随母亲生活的，其以后赡养父亲的义务是否可以免除？

继父母没有抚养教育继子女的，继子女以后是否可以不赡养继父母？

是否应该尽赡养义务，不管是继父还是继母，都应该以父母是否抚养孩子为前提，后者才可能尽赡养义务，而且这个需要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1和4属于 赡养义务的界定问题 父母与子女之间

【案情摘要】原告与被告甲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被告乙和丙为被告甲与前夫的孩子，被告丁、戊和己为原告与前妻的孩子，这三者后在审理中被法院追加为被告。后因赡养费和抚养费等费用发生纠纷。原告诉请被告甲支付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费，被告乙和丙支付赡养费和赔偿其他费用。一审判决原告败诉，二审支持一审的判决。

被告甲在其丈夫尚未去世，其婚姻关系尚存在的情况下，便于１９９３年元旦开始与原告同居，并且被告甲携幼子刘池春到原告家一起共同生活，刘池春也在那儿小学读书，且多年来没有断绝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的规定，被告甲与原告应已形成事实婚姻关系。被告乙和被告丙是被告甲的儿子，且原告在１９９５年２月找到刘家并知道被告甲还有两个儿子被告乙和被告丙时，被告乙和被告丙已分别为２０岁和１８岁，且已辍学在家务农，学艺谋生，自食其力。原告对被告乙和被告丙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原告不能请求被告乙和被告丙尽赡养义务。原告还有三个亲生子女，对自己亲生子女尽了抚养教育义务，理应要求自己亲生子女尽赡养义务。且原告现年５５岁，尚未丧失劳动能力。原告没有要求其亲生子女尽赡养义务，更不能要求原告的儿子尽赡养义务。此外，原告称其被被告乙和丙打伤，三轮车被被告乙和丙损坏，因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请求被告甲支付精神损害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5、【法律点】不负法定赡养义务但耕种被赡养人责任田的，是否应给予赡养人适当补偿？

夫妻一方死亡的，另一方是否有义务继续赡养死亡一方的父母？ 死者生前所订分家协议中设定的义务在其死后对其继承人是否具有拘束力？

单亲家庭（父母由一方死亡的，容易发生家庭纠纷）

赡养义务的确定 儿媳并非法定的赡养义务人，可以不承担赡养义务，但由于其仍耕种老人家中的财产，靠其谋生，所以应把自己的一些收入分给老人，与1 4同类 属于赡养义务的确立问题

【案情摘要】被告系原告儿媳，与儿子分家时约定由两个儿子各提供一间房给原告居住，并由两儿子耕种其责任田。原告儿子病故后，被告仍耕种责任田，但拒绝提供房屋亦拒绝赡养原告。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赡养费。被告称其非法定义务人。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原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做为赵秀如的儿媳，并非赵秀如的赡养义务人对赵秀如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在其丈夫郝春才病故后，亦不再负有协助赡养义务，故赵秀如请求张月仙履行赡养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张月仙现仍耕种赵秀如责任田的一半，应适当给付赵秀如粮食，以每月给付白面20斤为宜，直到张月仙不再耕种为止。根据1984年8月分单，约定赵秀如的两个儿子各提供上房一间供老人居住，故在郝春才遗产未处理前，赵秀如要求张月仙腾出小耳房一间供其居住，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6、【法律点】被赡养人放弃其对部分子女赡养请求的，该子女是否就此免除了赡养义务？

赡养义务人在被赡养人未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赡养协议是否有效？ 合同内容与形式

与被赡养人一同居住、未分家析产的赡养人是否应较其他赡养人承担更多的义务？

父母与子女之间达成的协议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容易发生在单亲

赡养义务的问题，谁享受的福利多一点，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可以选择谁不履行义务，法律上行得通，但道德上应该给与一些帮助

谁应该赡养，谁不应该赡养

【案情摘要】原告系两被告之母，两被告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均拒绝赡养其母。后曾在原告未在场情况下在镇司法调解中心达成赡养协议。原告请求两被告赡养，并放弃了对其另一女儿的赡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原告已届八十高龄，丧失劳动能力，两被告作为赡养义务人应当履行对被赡养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由于梁景芝老人与王贵仙长期共同生活，未分家析产，且王贵仙住房宽裕，有负担能力，故由王贵仙承担对原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及安排住房为宜。王恩普系赡养义务人，年近六十，虽已年迈，但因其耕种原告的承包地，且其子女已居家，有负担能力，故也应对赡养原告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2001年2月15日，两被告在龙扬镇司法调解服务中心达成的关于赡养老人的书面协议，是在被赡养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未征得被赡养人的同意，故此协议为无效协议。原告梁景芝放充对长女王贵英赡养义务的起诉，是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

7、【法律点】被告未按协议给付赡养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履行与违约责任

【案情摘要】两原告因年老，没有生活来源，需要子女赡养。因两被告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与原告发生纠纷。经法律服务所主持调解，原被告达成协议，两被告给付赡养费。协议达成后，两被告以承包亏损为由未按协议履行。原告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定两被告给付协议规定的赡养费。

赡养费的纠纷问题 子女不能因经营失败而违约，何况还有协议的情况下，子女应该赡养老人并给予老人一定的生活帮助，且这种帮助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拒绝。

8、【法律点】父亲在子女年幼时离家外出，在外再婚，年老返家的，子女是否应当继续赡养父亲？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对于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是否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单亲家庭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赡养义务问题，只要是父母对子女尽了抚养教育的义务，不管其是否曾经离开过家庭，子女都应该承担起抚养义务。而不能因为中途未仅义务而不实行赡养的权利

【案情摘要】原被告系父子，被告丧母后，原告出走，被告由祖父母抚养。后原告在外再婚，携妻返家，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法院判决，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被告应当支付赡养费。

本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原告去青海工作前对被告兄妹二人尽了抚养教育的义务；去青海工作后，经常给被告兄妹寄钱，以供其上学生活使用，也可视为对其尽了抚养教育义务。被告称原告未对其尽抚养义务之理由不足。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对于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此前，原告的次孙自愿耕种原告责任田，并赡养原告的行为属其自愿行为。现原告的次孙因外出打工无法耕种原告的责任田，亦无法继续赡养原告。原告现无劳动能力，其子女，即被告及其妹王花荣应共同对原告尽赡养义务。被告所称不对原告尽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兼于本案实际情况，原告的责任田应由被告负责耕

9、【法律点】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是否有权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

赡养费的纠纷 原则是根据是否满足老人的生活水平以及给付能力，所以老人不能过多的要求子女给付超出当地的水平，但儿子需要更多的照料父母从而使其能够更好的生活。

【案情摘要】四被告为原告子女,原告诉请被告一二增加赡养费,后变更诉请四被告均增加赡养费至99元.一审中被告三四同意原告请求,法院判被告一二支付75元;被告三四支付99元.原告认为被告一二承担过少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和扶助的义务。上诉人蒋引官已丧失劳动能力，失去生活来源，被上诉人濮仁龙、濮仁观作为蒋引官的子女，理应承担起对蒋引官的赡养责任，蒋引官也有权要求濮仁龙、濮仁观给付赡养费。但赡养费的给付数额，应根据蒋引官的实际需要、濮仁龙、濮仁观的给付能力以及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根据原审所判决的蒋引官可应得到赡养费的数额、双方当事人同意除增加的赡养费外仍应给付大米、承担医疗费等，蒋引官的生活已基本能得到保障，且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故蒋引官要求濮仁龙、濮仁观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99元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难予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濮仁龙、濮仁观应更加关心母亲、照顾母亲，使蒋引官在

10、【法律点】法院判决成年子女给付无劳动能力父母赡养费后,如果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子女经济能力下降较多,是否可以请求合理的减少赡养费?

赡养金问题，这个是因为子女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力支付父母的赡养金，且金额远远超出了农村的支付水平，且父母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此时法院判定子女可以适当减少其金额，但不是不给。

【案情摘要】原告为被告子女,曾被判决支付赡养费.现原告无固定工作且被逮捕,原告诉请减少赡养费.一审驳回其诉请,原告上诉,二审认为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改判酌情减少赡养费.本院认为，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沈存子年迈体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是事实，梁志平作为儿子理应承担赡养义务，并给付一定的赡养费。但赡养费的给付数额应根据子女的负担能力、老人的实际需要、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梁志平无固定工作及收入、且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经济状况、实际情况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沈存子每月有固定的305元救济金，其目前又无需专人护理，沈存子另有一子一女也有赡养母亲的义务，故原审法院依据1999年3月1日民事判决仍维持梁志平每月支付沈存子赡养费200元，显已超出沈存子的实际需要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本院予以变更。具体的给付数额由本院酌定。但梁志平表示同意每月支付沈存子赡养费5

第三篇：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183;精释精解民事诉讼执行和解撤回上诉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 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关法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什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裁判结果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裁判理由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精释精解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指导案例2号，下称吴梅案)。该指导案例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审查认为，吴梅案明确了在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和解协议，并撤回上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一审判决，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鉴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又经常遇到，因此同意将该案例作为备选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吴梅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二条的有关规定，在指导类似案件的审判以及向社会公众宣传诚信履约、自觉守法等方面有一定意义。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354号文件，将该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案例予以发布。该指导案例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对涉案和解协议的性质作出了正确认定，明确了和解协议履行与一审生效判决执行之间的关系问题。该指导案例的发布，有利于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同时，向当事人和社会宣传了合约应当自觉遵守和忠实履行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倡导自觉守法、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尚。吴梅案的裁判要点确认：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裁判要点主要解决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和解协议的性质。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自行就债务履行、终结诉讼等方面内容签订和解协议的性质，“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二是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应当如何救济。如果发生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法院对此种请求应予支持。(一）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性质①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既未经法院审查确认，又没有制作调解书，因其内容上与执行和解协议大体相似，故这类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执行和解协议。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类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有一些不同点，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执行和解协议。通过比较分析吴梅案的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以下不同点。一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在签订时案件的判决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判决已经生效，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双方签订的协议。二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是对未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新的约定和处分；而执行和解协议是对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进行处分。三是吴梅案和解协议的签订，法院未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虽然法院不参与制定，但要求法院的执行员要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四是吴梅案的和解协议签订后，一方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经法院审查同意的，二审程序终止，一审判决生效；而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执行程序中止。比较上述两者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吴梅案的和解协议不宜简单归入执行和解范畴，否则就混淆了它与执行和解存在的区别。对于涉诉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协议，理论界还有“诉讼中和解”和“诉讼外和解”之区分。主要有两种区分标准：一种以审判和执行阶段为界限进行区分，凡在诉讼期间、判决生效以前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都属于“诉讼中和解”；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后达成的和解，都称为“诉讼外和解”。另一种是以法院是否参与和解为标准进行区分，凡是法院参与下达成的和解，比如法院参与下达成的调解，称为诉讼中和解；法院没有参与，当事人自行在庭外达成的和解，都称为“诉讼外和解”。如果按第一种标准划分，吴梅案的和解协议应归入“诉讼中和解”；而如果按第二种标准划分则又应划入“诉讼外和解”。经研究，根据吴梅案和解协议的特点，该指导案例按照第二种划分的标准，在裁判要点中将吴梅案的和解协议认定为一种“诉讼外的和解协议”。关于吴梅案和解协议的性质，还可以从协议所包含的内容角度进一步讨论。吴梅案中，双方当事人主要约定了如下具体事项：（1)上诉人西城纸业有限公司在收到和解协议时，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被上诉人吴梅自愿放弃应收货款的利息。（3)双方商定了具体还款计划。审判实践中，类似吴梅案的和解协议，通常都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对实体民事权利义务作出变更或者新的约定；对履行给付义务作出具体约定；以实体民事权利义务变更为条件，对诉讼权利进行处分，双方达成终止诉讼的意思表示；等等。因此，从协议内容分析，其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具有私法行为性质的和解契约；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诉讼行为。(二）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的救济问题有关涉诉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是否成立了新合同的问题，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产生、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在原债务基础上设立一种新债权债务。涉诉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和解协议就是当事人在原合同基础上的新约定，完全存在成立新合同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同样也可能涉及变更“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实践中当事人双方还有在协议中新设立了债务履行担保等情况。基于以上观点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实际情况，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和解协议履行中出现违约时可以救济的途径，主要提出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具体区分。如果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协议成立了新的合同，构成新诉的，人民法院对新合同违约的诉讼应当受理；而如果法院经审査当事人就违反和解协议的约定起诉的案件，认为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则不予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即，当事人可以在申请恢复原生效判决执行或者起诉这二者之中择其一救济自己的权利。当然，对当事人就和解协议违约起诉的，要设置审查程序，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审查是否受理此类案件。第三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对执行和解协议作了如下规定，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执行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执行和解协议这类诉讼外和解协议，法律一方面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承认部分履行或者全部履行的和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反悔、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现行法律提供的并非违约救济手段，而是以赋予当事人请求执行原生效判决的权利作为救济。鉴于《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效力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二审期间庭外和解，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或制作调解书的，作为诉讼外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协议相类似，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或者双方撤回上诉时，应当知道撤诉的法律后果，即一旦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而一审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为此，吴梅案的原审人民法院遵循《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有关规定的精神，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生效判决的请求，参照执行和解协议的有关法律规定，给予了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例对这一裁判规则予以了肯定，即民事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一方出现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时，遵循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实，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录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条的规定，完全可以作为此类案件执行的参考的法律依据。依据该条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二是当事人包括赵其林和债务人，均应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和解协议。(三）该指导案例参照适用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该指导案例时应当注意下列问题：1.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因达成和解协议而申请撤回上诉，法官可以告知当事人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依法审查、确认，制作成调解书，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避免一旦出现违约，就无法按照当事人新的约定申请强制执行该协议。2.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当事人因达成和解协议而撤回上诉，如果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当事人又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一审生效判决的，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部分履行和解协议的，在执行一审判决时应当扣除已经履行的部分。有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当事人既然在一审判决后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对一审判决做了变更约定，就表明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这种情况下，法院对一方提起的上诉进行审查，就不应当准予其撤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二审法院审查后不应准许撤诉所明确规定的几种具体情形。另外，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一审判决作出变更约定的情形，多数是双方当事人出于尽早结束诉讼程序、尽快实现民事权利目的而相互协商、作出妥协让步后签订的协议，并不表明当事人不服一审的判决。吴梅案就属此种情况。依据《民事诉法意见》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因此，实践中二审法院不宜因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变更了一审判决而简单地认定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并据此不准许其撤诉。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3.当事人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因签订了和解协议而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在履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当事人反悔，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参照《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有关执行和解的规定，法院应予支持。此种情况下，因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执行原生效判决，另一方当事人如有异议则可以申请再审。法院对这种情况应先依法启动执行程序，然后根据案件的具体处理情况，可以依法裁定中止执行、终结执行或者予以执行回转。

第四篇：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京华时报记者孙思娅

昨天，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涉及房屋征收的补偿价格确定、补偿方式选择、违法建筑强拆、“民告官”拆违不作为等多方面，这其中多数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据悉，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今后此类纠纷的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统一裁判尺度的同时保障了民生权益。

□补偿问题

案例1 补偿价低于市场价政府败诉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中指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按照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被拆迁人孔庆丰认为补偿的价格不合理，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决撤销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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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房屋补偿标准怎么定？

应参考就近新建商品房价

对此案例，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王振宇指出，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法院一旦发现补偿方案明显低于法定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

案例2 政府侵害补偿选择权输官司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一个拆迁项目中，被拆迁人何刚在征收补偿商谈过程中，选择了产权调换，但双方就产权调换的地点、面积未能达成协议。政府最终采取了货币方式补偿何刚。何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认为，何刚选择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但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是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何刚的补偿选择权。据此，法院作出撤销被诉补偿决定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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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方式是否可以选择？

要房还是要钱业主说了算

王振宇告诉记者，在房屋补偿决定诉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否侵害了何刚的补偿方式选择权。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而实践中不少“官”民矛盾的产生，源于市、县级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没有给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机会而径直加以确定。本案的撤销判决从根本上纠正了行政机关这一典型违法情形，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

案例3 房主想获商用房补偿败诉

霍佩英的房屋被认定为“住宅”，而其提交了相关的营业执照，想证明自己的房屋是“非住宅”，以获得更高的补偿。因政府将房屋认定为“住宅”，霍佩英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霍佩英因营业执照是2008年到期，而拆迁发生在2013年，而且其房屋类型登记上也写明“住宅”而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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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使用性质如何确定？

房主需拿证据证明“商用”

王振宇称，虽然此案霍佩英败诉，但是案情对于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属于居住房屋、进而适用不同补偿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实践中，“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这方面争议很多。法院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房产登记证件所载明的用途认定房屋性质，但如果载明用途与被征收人的主张不一致，需要其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补偿标准。

此外，王振宇表示，目前很多地区的房屋登记并不规范，有些甚至没有写明房屋的类型，这就需要被拆迁人拿出证据来证明房屋是否实际用于经营。

□拆违问题

案例1 合法建筑与违建一起被拆

被拆迁人廖明耀的房屋一部分是合法建筑、一部分是违建，但是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人民政府在强行拆除违建的过程中，还将廖明耀的部分合法建筑一并拆除。廖明耀为此起诉。经法院审理，由于政府只向法院提供了对廖明耀违建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供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因而被法院认定为行政行为违法。据了解，此案后经法院多次协调，最终促使廖明耀与政府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达成和解协议。廖明耀撤回起诉，行政纠纷得以实质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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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行政机关败诉原因？

政府未在期限内拿出证据

王振宇告诉记者，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这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底线。本案中，政府将廖明耀的合法房屋在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诉讼过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只能承担败诉后果。

案例2 拆违前不通知算违法

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的违法建筑被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人民政府拆除后，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他们的房屋属于未经乡镇规划批准和领取土地使用证的“两违”建筑，但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政府在强拆时，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而且是在凌晨5时（休息时间）进行，属于行政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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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拆何时都能进行吗？

违建不得在夜间强拆

王振宇表示，即使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政府也要严格遵循《行政强制法》的程序性规定，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本案政府未遵循这些程序要求，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王振宇表示，《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决有助于推动该法在行政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评估问题

案例

政府未说评估结果被判违法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政府委托评估公司对拆迁房屋进行评估后，没有将评估结果告知被拆迁人艾正云、沙德芳，就作出了补偿决定。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未将评估报告内容及时送达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两人对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解读

程序违法导致怎样的后果？

房主复估等权利无法行使

王振宇指出，此案其实是一种程序违法，但这种程序上的违法，对百姓的利益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他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王振宇表示，此案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在评估报告是否送达这一细节上，彰显了司法对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权的全方位保护。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

□数据

拆迁补偿类案件比例高

记者发现，十大典型案例中，半数以上涉及征收补偿问题，“民告官”在拆违建方面的行政不作为也被列入其中。对此，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表示，近10年来，涉及拆迁的行政案件一直排在行政诉讼的前三位，而其中涉及征收补偿类的案件数量最大。2011年至2012年在六七千件，而2013年增长比较大，达到了8600件。王振宇表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后，程序上更加严格，未来案件还会保持在一个高发态势。

王振宇表示，征收补偿协议不履行应怎样定义，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对一些审理中发现违法的案件是否能够直接判决（并非撤销或责令重新作出）、能不能直接判决补偿多少钱等问题，“我们争取明年将这些列入司法解释计划”。

第五篇：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六起赡养纠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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