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企业发展中社保和税收问题

第一篇：家政企业发展中社保和税收问题

家政企业发展中社保和税收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家政工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全国妇联联合提供的《中国家政工体面劳动和促进就业——基本情况介绍》，中国约有1500万名家政工和60万所家政服务机构，家政从业人数居世界首位。家政服务业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就业机会，采取有效的养老保险机制完善家政服务业，是缓解我国目前就业压力，促进服务行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从目前家政服务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家政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家政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法律法规不健全、家政市场管理混乱、家政工权益的维护机制缺失等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家政服务方面，我国尚无全国性立法，只有地方立法，而地方立法对家政服务的界定 不尽相同。

据笔者在合肥调查显示，目前合肥市家政工构的成中，有90%以上的是女家政工，而在女家政工53%以上的为农村户口人员，其年龄阶段多在35 —55 岁之间。就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来看，家政工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下岗职工，二是由于城市拓展而纳入城镇户口的郊区农民。虽然我国的有关法规明确规定了下岗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和《国务院发布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规定了农民缴纳养老保险，但是笔者在实践调查中发现：参加社会保险的主要来自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只占总人数的5%，而农村进城从事家政服务人员很少人参加了农村的新型养老保险，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养老保障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从保护家政工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从国家促进就业的基本方针和实现家政工体面劳动来看，均需要对家政工的养老保险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家政工养老保险的重要性

（一）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如何保障其基本生活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保障：养老保险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使老年人“老有所养”。对于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而言，参加养老保险，意味着对将来年老后的生活有了预期，免除了后顾之忧，进而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对于未纳入养老保险的家政工来说，他们却被社会保险“边缘化”了。据调查显示，合肥市目前从事家政服务业的人员的大部分是35岁到55岁的中年妇女，占调查人数的85.1%。目前合肥家政服务从业人员2万多人。因而，如何促使家政服务人员在年老时生活得到保障也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促进就业的本质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就业。”和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就业环境，扩大就业。”我国目前家政服务行业处于起步阶段，高技能的家政工相对比较稀缺，由于家政服务业的管理比较薄弱松散，使得家政服务业发展比较缓慢。但我国家政服务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完善对家政工的养老保障有利于促进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促进就业，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有利于实现家政工体面劳动 2010年4 月27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大会致辞中对“体面劳动”进行了全面阐述：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因此，加强对家政工的养老保险的制度保障也是实现家政工体面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才能够有效地维护家政 工的社会权益。

二、家政工养老保险问题的现状 正如上文所述，加强对家政工养老保险的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了，那么目前家政工养老保险的状况如何了？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做法都是不一致的，以英美德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强制性或半强制性参保，即将家政工纳入了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或者为他们设立单独的养老保障措施；而以亚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鼓励性参保或非强制性参保，即未将家政工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中，强制其缴纳养老保险金。在我国，笔者将结合实践调研对其进行简略地分析：目前根据家政工和雇主建立雇佣关系途径的不同，可以将家政工分为四类：自雇型家政工、中介型家政工、会员制家政工和员工制家政工。由于采取不同的经营模式其在对家政工的养老保险保障上是不同的。

(一)员工制家政工已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只有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才能被纳入到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从目前的家政公司的运行模式上来看，只有员工型的家政工，即家政工和家政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才能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待遇。如果用人单位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则可以获得社会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提供的养老待遇；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则应由用人单位承担其法律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家政公司和劳动者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就有义务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纳相关的社会保险费，如果这样似乎家政工的社会保险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到肯定：理论上，学者主张将家政工“纳入劳动法、民法中，建立我国家政工保护的基本制度”；实践上，这几年许多地方为了很好的保护家政工的社会权益、规范家政服务市场，从2001年《深圳市家政服务行业规定》、《江苏省家庭服务业管理规定》（试行）、《长春市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合肥市家政服务协会行业管理规范》等地都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依法与家政服务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服务人员的劳动待遇及工资支付方式，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等。但实践操作过程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根据笔者的调查，各家政公司基本上是没有规范意义上的员工型家政工的。目前合肥市场共有各种家政公司近200家，其中在工商部门注册和持有劳动部门职业介绍许可证的家政公司只有50～60家。但其中有个别家政服务机构实行部分员工制偿试，但是效果仍然不明显，家政工公司只为其购买了工伤保险。因此，就养老保险费而言，基本上没有哪个家政公司能够规范地为家政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

（二）其他类型家政工养老保险问题的现状在自雇型家政工，家政工和雇主双方直接建立了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建立的模式是最传统的方式，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较典型的民事雇佣法律关系。因而自雇型家政工的实践中，雇主也不会主动承担家政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的责任，也没有义务承担家政工的养老保险责任。目前的中介制和会员制家政工，就其本质来说，家政工中介应是一次性的服务。由于相关法律规定在中介制或会员制的家政工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客户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都不属于用人单位，因而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同时根据我国《劳动法》第2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理论上说，从事家政服务业的合伙组织或个体工商户属于我国境内的企业，但它与家政工之间却难以形成劳动关系，因为家政工提供劳务的对象是客户而不是这些企业。因而，无论中介公司还是雇主都没有义务为家政工承担社会养老保险的责任。

（三）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无法解决问题

1、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走不通。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之所以无法保障家政工的社会权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参保意识不强。一方面在农村“养儿防老”、“土地防老”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们认为年轻时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老了理所当然靠孩子养活，把养老问题全部交给 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农民老年人靠家庭养老。然而，家庭养老因子女数量减少、家庭小型化而弱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将削弱；同时随着土地收入比较效益的下降和人们养老消费的增加，土地收入对农民养老的支持程度普遍降低，使得农村养老的另一道重 要防线也受到了冲击无法保障农民年老时的生活。另一方面，参保要缴纳一定的养老金，而对于年收入不够丰富的农民而言，钱交上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会发展到什么程 度，政策能否坚持下去有很大的疑虑，因此大多数人都在静观发展而未做决定。即使目 前在少数地方已经进行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但参保率仍然不够理想。在笔者对六 安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金寨县和霍山县调研中发现，试点工作已推行了一年多的时 间，60岁以上的农民参保率达到了90%，16-59 岁地农民的参保率不超过60%。第二，保障水平低。根据（国务院发布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可以看出，参加 新型农村保险的内部保障水平就有层次，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比，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的保障水平比较低。这对于生活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城市里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年 老时的经济负担。

第三，进城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民工群

体的特点使其无法纳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是农民从事家政服务身份上的限制，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一部关于进城务工的农 民的社会保险的法规或规章；另一方面，家政服务行业工作性质上的限制，家政工由于 其流动性大、无法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等特点而被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因此也被排除在其他有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规章之外。

2、以商业保险制度来解决我国家政工 养老保险问题的不足。试图通过商业保险制度来解决家政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是不可取的，因为目前商业养老保险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城镇的商业养老保险发展完善，农村的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目前，在农村养老保险市场积极开展业务的保险公司太少，大量公司忙于在大城市设立机构，无暇顾及农村养老保险市场。

由于缺乏竞争因素，服务质量不高，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投保的有效需求。第二，参加保险率低。就目前的参加情 况来看，家政综合保险的参加率还是比较低的。由于商业性的家政保险是自愿参加的，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保险的参加率还是比较 低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合肥及北京有超过60％的家政工没有社会保险，上海有50％以上的家政工没有社会保险。其中有社会保险的，也多为城镇下岗工人，农村务工人员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险。

三、完善我国家政工养老保险机制的

思考家政工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建立劳动关系，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的保障。因此，家政工的养老、医疗、失业问题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威胁她们生存环境的主要问题。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养老保险是家政工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只有做到完善家政工养老保 险制度，使得家政服务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家政工的合法利益得到更完善的保障。笔者认为，无论是中介型家政工，还是员工型家政工，均可以通过登记的方式，将其养 老问题纳入到养老社会保险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思维，认为中介型的家政工是劳务关系，而员工制的才是劳动关系。在实践中应该做到结合国情 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典型就业，应该采取灵活的解决思路，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套路。

（一）将家政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可行性

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43号)提出，“以灵活方式鼓励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提出“非员工制农业户籍家政服务员可以自愿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家庭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一思路为解决家政工的养老保 险问题指明了方向。从养老保险的收费费率来看，社会保险的费率和商业保险的成本基本是差不多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这样如果一个家政工的工资是1500元的话，其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仅为每月120 元，每年共计才1440元。将家政工的养老保险纳入养老社会保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根据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很多项目的费用是要由用人单位支付的。根据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43号)规定“加大对家庭服务业的财税扶持力度。充分利用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引导资金，将家庭服务业作为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支持重点，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中央和地方用于社会事业和民生工程的资金，要将发展家庭服务业纳入扶持范围。”在市场中家政服务行业是微利行业，不应该对家政行业施加过多的责任，同时为了鼓励家政工充分地就业，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加大养老保险中政府补贴的力度，减轻家政公司和家政工的责任。在实践中由成都市总工会牵头的《成都市家政服务行业管理条例》立法调研工作已经启动，该条例的一大亮点就是“将非员工制家政工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范围即将直接受雇于家庭的家政服务员将与雇主订立雇佣合同；未直接受雇于家庭的家政服务员也将和用人单位或雇主订立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以此规范对家政工的管理，保障他们的权益。”如果这一条例出台，那么久意味着家政服务的劳动关系受到《劳动法》的保护，无论通过家政公司请家政，还是直接雇佣家政工，作为雇主的消费者都将承担为家政工的社保买单的部分义务。在政府提供社会保险补贴的同时，构建以家政工、家政公司和雇主三方为主体的社会保险机制，将最限度地分担了社会保险。

（二）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对家政工群体的保障对于家政服务行业来说，有低端家政服务行业和高端家政服务行业之分，笔者认为，对于家政工不能完全地一刀切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中，而应该分别对待。特别是对于以中介模式作为主导一般普通的家政服务，应将其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可以弥补过度社会成本问题阻碍了家政工市场的发展。对于 采取营利性的私立化的家政公司高端的家政服务，如月嫂和育婴师，其收入在4000-6000 元/ 月，明显高于低端家政工，因而可以要求这部分家政工自愿购买商业养老保险。针对这部分家政服务人员应以社会养老保险为基础,商业养老养老保险为补充。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商业性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培育 高端家政工市场，促进就业需求，也可以有效缓解家政公司和政府压力，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增进人民福利，进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家庭养老风险，有效刺激家庭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消费和 投资的平衡增长。鼓励家政工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就必须完善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和财政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对家政工个人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采用ＥＥＴ模式，“即在购买环节、投资环节给予优惠，在领取环节征税。对于没有参加企业年金的劳动者，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缴费在工资１０％之内在税前扣除；对于参加企业年金或者团体养老保险的劳动者，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两者享受税收优惠的比例不超过１０％”。同时给予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在领取养老金时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对个人商业补充养老保险的监管和优化分工，商业养老保险部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两种养老保险模式的结合与互补，从而有利于保障家政工的社会权益，促进家政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真正带动中国家政服务行业这一“朝阳产业”的平稳健康快速发展，实现构建“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目标。

第二篇：企业缴纳税收和社保资金情况证明

企业缴纳税收和社保资金情况证明

浙江省湖州市招投标中心：

（单位全称）系本部门所辖纳税单位。该企业二○○ 已依法全额缴纳各项税费及社会保障资金。

特此证明

（当地税务等部门盖章）二○○ 年 月 日

第三篇：关于合伙企业的税收问题

引言

私募股权基金(以下简称“基金”)一般采取合伙制或公司制的法律形式。有限合伙因其灵活的组织架构和税收便利等优势为基金通常所采用。我国所得税法规政策已经确立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基本制度，因此，有限合伙制股权基金的所得税问题，主要是指基金投资人(即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团队等市场主体如何计算和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下从合伙企业所得税法规政策现有基本规定及演变过程出发，分析基金相关市场主体取得收入的主要类型、性质及相应税负，并以此说明在基金设立和运作过程中的税收优化做法。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及外国合伙人(个人或法人)的所得税问题，在此暂不涉及。

一、合伙企业所得税基本规定

有关合伙企业的所得税，国家层面的主要法规政策及演变过程如下：

(一)16号文

《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6号)》(以下简称“16号文”)，其主要规定为：从2000年1月1日起停止对合伙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16号文在国家法规层面上首次确立了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原则。

(二)91号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以下简称“91号文”)，其主要规定包括：(1)合伙企业每一纳税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2)投资者的费用扣除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参照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费用扣除标准确定。投资者的工资不得在税前扣除。(3)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包括参与兴办)，终了时，应汇总从所有企业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据此确定适用税率并计算缴纳应纳税款。(4)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企业的经营亏损不能跨企业弥补。

91号文规定合伙企业可以在税前扣除成本、费用及损失以及具体的比例或金额限制，从而明确投资者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91号文还规定了投资者兴办多个合伙企业的情况下，应纳税所得额应当汇总计算，但经营亏损却不能跨企业弥补。通常认为这一规定不利于鼓励投资者投资多个基金，因而也不利于专门投资于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的发展。

(三)84号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以下简称“84号文”)，其主要规定为：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84号文首次就自然人合伙人就合伙企业“利息、股息、红利”等对外投资收益分配所得可以保留其原有法律属性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部分地确定了合伙企业“先分后税”的原则，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伙企业所得税“透明体”的特点，成为各地方政府出台的鼓励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中的竞相援引的条文。但是，84号文对合伙企业除“利息、股息、红利”等对外投资收益以外的其他收入在分配时是否同样保留其原有法律属性没有明确，这也成为各地方政府相关政策无法回避或刻意模糊之处。

(四)65号文

就合伙企业税前扣除问题，《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5号)》(以下简称“65号文”)进一步规定：(1)合伙企业向其从业人员实际支付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2)合伙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发生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薪金总额2%、14%、2.5%的标准内据实扣除;(3)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用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结转扣除;(4)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业务直接相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65号文就合伙企业层面发生的成本和费用的税前扣除标准在91号文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限制。

(五)159号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以下简称“159号文”)第二条进一步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159号文首次针对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情形下所得税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并正式确定“先分后税”的原则。但是，159号文就合伙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不同类型的所得在向合伙人分配时其性质是否保持不变这一问题仍未给出明确答案。因此，在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情况下，是否必须就合伙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入进行分配时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似乎并不明确。非但如此，159号文笼统规定“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似乎意味着法人和其他组织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有收入(包括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均应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在理论和实务上都造成了一定的混淆[1]。

(六)62号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通知(财税[2011]62号)》(以下简称“62号文”)明确：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投资者本人的费用扣除标准统一确定为42000元/年(3500元/月);投资者的工资不得在税前扣除。62号文只是在91号文的基础上，根据2011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相应地调整自然人投资者的费用扣除标准。

在地方法规和政策层面，各地方政府为鼓励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纷纷出台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其中都含有合伙企业所得税处理的相关规定。纵观各地出台的合伙企业所得税规定，大多只是重复上述国家层面已有的规定，但也有细微的突破。以下分别以天津市、上海市和北京市的有关政策规定为例进行分析：

(一)天津市

天津市《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办法》规定：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中，自然人有限合伙人，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适用20%;自然人普通合伙人，既执行合伙业务又为基金的出资人的，取得的所得能划分清楚时，对其中的投资收益或股权转让收益部分，税率适用20%。

天津的政策在84号文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突破：即除利息、股息和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合伙人因合伙企业转让其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收益亦可以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适用20%。

(二)上海市

上海市2008年发布的《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规定，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其中，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依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上海市该政策应该说完全是在前述国家政策的范围内做出的，不但没有任何突破，而且还有主动限缩的嫌疑。例如，就普通合伙人的所得的部分，上海的政策并没有像天津的政策一样对于其收入的性质进一步区分，而是一概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84号文的理解，普通合伙人收入中属于股权投资收益的部分，应该可以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适用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合伙人因合伙企业转让其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收益是否可以像天津的政策一样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适用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上海市该政策并未予以明确。

上海市有关部可能意识到上述问题，因而在其2011年5月3日发布的政策修订版《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修订)》有关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所得税问题一节中，仅仅保留“以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及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作为纳税人，按照“先分后税”原则，分别缴纳所得税”的规定，其余已全部删除。

(三)北京市

北京市《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规定：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不作为所得税纳税主体，采取“先分后税”方式，由合伙人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合伙制股权基金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税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北京的上述政策虽然从表述上与天津略有不同，但从实质上则基本完全一致，即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及股权转让收益部分，均可以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税目适用20%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基金投资人

有限合伙制基金本身并非所得税的课税主体，因而有关其所得税问题主要考虑其投资人(即基金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从基金取得收入时的税务处理。合伙人取得的收入的类型不同，则直接与其应当适用的税目和税率相关。

从基金收入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投资人为公司的，公司应就该部分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也有观点认为，根据合伙企业“透明体”的特点和税法原理，其收入在分配给合伙人时法律性质应当维持不变，因而公司取得的该部分收入属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

投资人为个人的，依据84号文这部分收入应当适用“利息、股息、红利”税目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投资人为合伙企业的，由该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按照5-35%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或公司合伙人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也有观点认为，根据合伙企业所得税“透明体”的特点，该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应当适用“利息、股息、红利”税目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合伙人则依法可以免税。

(二)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收益

投资人为公司的，应就这部分收入按照自身所得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投资人为个人的，按照国家层面的规定，应当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适用5-35%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按照天津和北京等地方政策，则可以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适用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投资人为合伙企业的，由该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按照5-35%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或公司合伙人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也有观点认为，该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可以适用“财产转让所得”税目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一般采取公司制或合伙制的法律形式。基于节税的考虑，基金管理人亦通常设立为有限合伙的形式[3]。

基金管理人的收入类型主要是基金的管理费(通常为基金募资总额的1-2%)和收益分成(即carried interest，通常为基金增值部分的20%)。但基金管理人无论是公司形式还是有限合伙形式，均须就其取得的管理费缴纳营业税。

对于收益分成的法律性质是属于“服务收入”还是“投资收益”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做法。为避免收益分成在基金管理人的账目上与管理费一视同仁被课以营业税，基金管理人在账目处理上必须十分清晰。更为保守的做法是，设立两家管理企业，其中一家担任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另一家担任基金的管理人，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由普通合伙人收取收益分成。

基金管理人为公司的，应就其从基金取得的所有收入(包括管理费和收益分成)课征25%的企业所得税。依据前述理由，也有观点认为，此时基金管理人所得中属于基金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免征企业所得税。

基金管理人为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不适用企业所得税，由其合伙人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详情请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四、基金管理团队

从基金的现状和趋势来看，为了打造基金管理品牌及实现风险隔离等目的，基金管理团队一般不会直接担任基金的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而是先设立公司或者有限合伙制的企业，由该企业担任基金的管理人及/或普通合伙人。而且，在基金管理人层面，为避免团队成员变动带来的影响，基金管理团队通常在上面还架设一层或多层主体。

目前基金法律实务中，基金管理团队一般先成立有限公司，由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及团队成员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由该有限合伙企业担任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或者按照前述同样股权架构设立两家有限合伙企业，其中一家担任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另一家担任基金的管理人。

在上述法律架构下，基金管理团队收入的主要类型及相关税收待遇如下：

(一)以有限合伙人身份从基金管理人取得的分配收入

就该部分收入，其最初性质就属于管理费收入，在基金管理人分配给其合伙人时，公司形式的普通合伙人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管理团队成员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取得的收入，应当适用“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以及5-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以有限合伙人身份从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取得的分配收入

就该部分收入，其最初性质应属于投资收益(包括股权投资收益和股权转让收益)，但目前法规政策就间接(即中间透过一层或多层合伙形式的实体)从合伙制基金取得的收入是否仍然可以遵照其最初属性确定个人所得税处理方法并无明确规定。

因此，在目前国家及地方法规政策下，该部分收入可能需全部适用“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以及5-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如上所述，也有观点认为，应该根据该部分收入的最初属性，分别适用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例如就股权投资收益部分)或“财产转让所得”(例如就股权转让收益部分)税目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上述不同的税务处理方法，也是基金管理团队考虑是否选择前述法律架构设立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的普通合伙人的主要考虑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各地方政府有关基金的税收政策中的不同立场，管理团队在发起和设立基金时应尽力就上述问题与地方税务部门进行厘清，从而确定税收最优化的法律架构。

五、结语

有限合伙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法律架构中通常采用的法律形式，目前合伙企业所得税法规政策的滞后和模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的障碍之一。

产生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在于：目前合伙企业所得税主要法规政策均在《合伙企业法》修改之前制定，大部分属于国税总局的部门规章和政策，而且大都针对自然人投资设立普通合伙企业的情形。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订之后，不但公司和合伙企业本身可以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这一新的法律形式也随之出现，而这些新情况在原有法规政策中基本没有体现。

因此，目前合伙企业所得税法规政策已经严重脱离现实情况，急需国家制定和出台统一的合伙企业所得税法，根据目前合伙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产业发展需要就合伙企业所得税问题进行统一和全面的规定。

[1]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企业的免税收入。按照84号文的基本精神，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当视为合伙人的直接收入，而且性质上仍然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即视同合伙人直接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而免征企业所得税。159号文没有区分法人及其他组织从合伙企业取得收入的类型和性质，笼统规定均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显然与84号文的基本精神以及合伙企业书覅基本原理不符。

[2] 我们理解股权投资收益与股权转让收益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在个人所得税法下的归属税目亦有不同，前者属于“利息、股息、红利”，后者属于“财产转让所得”。因此，此处所指的“股权投资收益”，严格意义上来说仅指 “利息、股息、红利”，而不包括因合伙企业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

[3] 如本文第四部分所提到的，尽管基金管理企业设立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情形下，基金管理团队收入在税务处理上存在不确定性，有可能均适用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按照5-35%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基金管理企业设立为有限公司的情形下，则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基金管理团队的最终税负可能达到40%。因此，基金管理企业设立为有限合伙在税负上通常更为有利。

第四篇：房地产企业常见税收问题

一、房地产企业常见税收问题

（一）收入方面

主要表现为：

1.预售房款未按规定预缴税款，采取各种手段隐瞒或转移预收款收入，达到拖延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

2.销售收入确认不及时，如对已办妥移交手续，因购房者原因未及时收回房款的，企业往往采取不及时入账的方式推迟收入的确认。

3.隐瞒收入，收入计算不准确，表现为低价开票，少计收入；提供虚假或不完整的销售面积；以收抵支，如以商品房抵付施工单位工程款，以房抵债，以完工房地产抵付借款、银行贷款，以商品房抵付回租租金、职工奖励支出等；收取价外费用不计收入；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利润转移；挂靠企业开发，不申报纳税等。

4.假代建、真开发。这种偷税方式实际是开发企业以转让部分房屋所有权为代价，换取了部分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方以转让部分土地所有权为代价换取了部分房屋所有权，双方均发生了纳税义务。

（二）成本费用方面

主要表现为：

1.利用虚开、代开发票等手段，人为抬高开发成本，减少应纳税所得。

2.利用成本核算特点虚增成本，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加大早期单位预算造价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

3.房地产商自用房产、出租用房产不及时从“开发成本”结转至“固定资产”，而是混入“开发产品”科目中，直接转增“经营成本”。

4.超标准列支费用。

5.成本费用重复入账、虚假列支成本费用，利用建安工程施工复杂、项目繁多、专业性强的特点，重复列支费用以减少纳税额。6.利用“预提费用”、“待摊费用”账户调整当期利润。

二、如何进行房地产企业的税务检查

（一）税务检查方法

1.从行业特点出发改进税务检查的方法，由单一的检查改为检查与开发项目检查相结合。

对房地产开发项目通常以一个纳税作为检查时限范围，这不能适应房地产行业的具体情况，检查的内容及发现的问题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以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为切入点进行检查，则能比较全面地把握其项目开发的过程，容易发现税收违法行为。

2.拓展和完善调查取证的渠道和方法。

为更加准确、全面掌握开发项目的数据资料，稽查人员可以到计委、建委、规划、土地、房管等部门调查落实其土地面积、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可销售面积、已销售面积的确权时间和相关数据。

3.收集企业基础资料、数据。

房地产企业纳税检查需要收集的基础资料有：企业基本情况表、开发手续情况登记表、项目部分会计科目汇总表、开发成本明细表、项目销售情况一览表等。通过基础资料的收集，可以全面掌握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实际情况，提高稽查分析、定性的准确性，同时为下一次检查提供参考依据。

（二）房地产企业收入的检查

1.收入检查的基本思路。

（1）将从外部取得的有关开发项目信息，与企业的收入、成本等项目核对，确认申报的开发项目。

（2）从房地产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收集各项目的建筑面积，与企业账载面积和实地核查核对，确认销售面积。

（3）收集企业销售合同统计数据、预售房款统计数据、售房发票记录，分析比对，并将结果与申报、账上记录进行核对，以确认销售（收入时间、数量、金额）准确性、及时性。

（4）到项目开发地、销售现场实地盘点，掌握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分析账面可能存在的疑点。

（5）房地产企业涉及的关联单位较多，包括施工企业、建材商贸、销售代理公司、广告公司、物业管理等，因此对于与房地产公司业务往来频繁的单位，应进行重点外调核实。

2.确认收入时应注意的问题。

（1）首先要正确区分销售收入与预售收入

销售收入确认是指已完工开发产品的收入确认，开发产品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即为完工（以下的“完工之日”，亦指验收合格之日）。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收取的价款（包括定金）作为预售收入，开发产品完工后按照售房合同有关条款办理移交手续后应确认销售收入实现。企业在开发产品未办理移交手续前，所获得的分期预收款，不适用分期付款方式确认收入的规定，不作为销售收入处理，而应作为预售收入计算预计营业利润。开发产品完工后，开发企业应根据收入的性质和销售方式，按照收入确认的原则，合理地将预售收入确认为销售收入，同时按规定结转其对应的计税成本，计算出该项开发产品实际销售收入的毛利额。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视为开发产品已经完工：

① 竣工证明已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开发产品（成本对象）；

② 已开始投入使用的开发产品（成本对象）；

③ 已取得了初始产权证明的开发产品（成本对象）。

（2）收入检查的内容

开发产品出售后是否严格按照税法规定的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预售收入是否按规定的利润率计算出预计营业利润额，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视同销售行为是否按照税法规定确认收入计算缴纳所得税；代建工程和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是否正确；合作建房收入的确认是否正确；开发产品的出租收入确认是否正确；关联企业之间的销售价格是否按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价格收取或者支付款项；客户放弃的购房定金是否及时转作其他业务收入；商品房售后服务收入，如代客装修、清洁等取得的收入是否作其他业务收入；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付施工单位的工程尾款、质量保证金，超过合同、协议规定的支付时间三年以上没有付出的，应作为其他收入处理，以后实际支付时可税前扣除。

（三）房地产企业成本费用的检查

1.是否准确区分期间费用和成本、开发产品建造成本和销售成本的界限，是否有虚列、重列有关的成本、费用。

2.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公共设施配套费是否按成本对象进行归集，是否将成本对象完工后实际发生的费用全部计入当期销售成本。

3.销售成本的结转是否正确，同一企业有多个开发项目，其发生的成本、费用能否划分清楚，在结转当期销售成本与费用时是否与收入相匹配，有无混杂其他未结转收入项目的成本、费用；有无多计开发产品单位工程成本和已售商品房面积。

4.代收的开发产品公共部分、共用设施设备维修的维修基金是否在税前扣除。

5.土地闲置费的税前扣除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6.成本对象建造过程中发生的单项或单位工程报废或损毁是否作为财产损失直接税前扣除。

7.为房地产开发而借入资金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在房地产完工之前发生的，是否计入有关房地产的成本。

8.“广告费”、“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坏账损失”等期间费用是否按规定的范围和标准扣除，是否存在为规避扣除比例的限制而将上述费用部分计入开发成本的情况。

9.未按规定转作本企业经营性资产以及临时出租的待售开发产品，是否也计提了折旧。

10.是否将未结转入销售收入的预收款所涉及的营业税及附加一并结转到当期销售税金，是否重复列支税金。

11.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和修理费用，是否按税法有关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12.一些特殊扣除项目的处理是否符合规定，如白蚁防治费、竣工奖等各类付给施工单位的奖金、延期交房违约金、应付施工单位的工程尾款、质量保证金、墙改基金、人防费等。

13.销售费用和广告费、业务招待费的划分是否正确。

14.一些限制性扣除项目是否已作纳税调整，如三项经费、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公益救济性捐赠等。

15.按规定不得扣除项目是否作纳税调整，如是否将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本性支出直接在税前扣除；各项跌价准备金、投资减值准备是否已作纳税调整；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等。

第五篇：中小型企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建议

中小型企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中小型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小型企业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抗风险能力不强。多数企业实行的是家族管理制度，在人事上任人唯亲，在财务上实行“一手管”。其中多数中小型企业老板受教育水平低，缺乏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应有的文化素养、理性思维及规划企业发展蓝图的战略眼光，企业维持在一种低水平发展状态。

(二）招工难、用工贵及忽视人才培养并存影响企业发展。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物价水平上涨，大多数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仍存在用工缺口。另一方面有中小企业本着有钱就有人的观念，不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忽视企业文化建设，造成人员流动频繁，人才大量流失。

(三)中小企业融资难，流动资本缺乏。一是融资渠道单一，方式手续繁杂，无法发挥应急资金作用；二是银行追求经济利益不愿向中小型企业发放贷款；三是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缺陷。

(四)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因规模小，实力弱，难以在本企业范围内建立人员培训、信息收集、产品研究之类的机构。虽有新创立的商业性较强的中介公司，但服务收费昂贵，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

(五)品牌意识薄弱。商标品牌意识淡薄，不少企业经营者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完成利润指标，创品牌促建设演变成了无所谓的事。

二、对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引导扶持，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布局上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探索制定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提供更多技术和资金的帮扶，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二）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应对招工难题。一是定期举办各类综合和专业现场招聘会、建立人力资源数据库、与各劳动力输出地建立互助协作信息平台等方式来搭建好劳资双方供需平台。二是扶持企业加强人员培训。三是引导企业适度提高工人薪酬待遇，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降低人才的流失率。

（三）完善贷款担保体系，积极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议设立专门的贷款担保基金作为中小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担保方，并积极拓展从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融资渠道；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发行债券；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拓宽抵押渠道，探索新的抵押形式。

（四）创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帮助中小型企业寻找新的市场切入点，尽量将大企业的配套产业链放到本地中小型企业上；促进产业配套体系的形成。改革税收体制，增加税收时间和方式的弹性，缓解企业资金紧张局面。

（五）政府部门积极扶持企业品牌建设与企业发展创建自主品牌相统一。要不断创建和优化企业品牌生存、发展的市场与法制环境，破除地方市场保护壁垒，营造自由竞争的品牌环境；要对企业品牌进行长期保护和监管，对企业品牌进行经营监管和政策指导；要为企业品牌的发展和推广架设桥梁、创建平台；要强化和落实对自主创新和环保绿色品牌的支持。企业要提升自我品牌意识，坚定品牌建设是企业经营中伴随始终的“百年大计”，积极争取品牌开发的资源优化配置，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争取到政府部门扶持，实施品牌战略“创立品牌——经营品牌——买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