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纠纷典型案例[5篇范例]

第一篇：赡养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库

赡养费纠纷

以及变更赡养关系的纠纷

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发生经济纠纷，谁跟谁，法院如何裁决，为什么这样裁决 1、2005年 7月15日

1、赡养是否应该全面，赡养类型的丰富性 赡养义务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不仅仅是物质帮助（赡养的财产纠纷以及义务是否达到）父母与子女之间

父母之中有一方死亡

法律点：主要是赡养义务的问题 母亲与女儿因为赡养问题纠纷 女儿未能及时照料父母，扶养是否包括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扶养义务人给予了扶养权利人物质帮助是否视为全面履行了扶养义务？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约定将原告夫妻二人共有的房屋赠与被告，被告接受。双方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后，由于被告未对原告夫妻尽赡养义务，原告遂请求撤销赠与。被告辩称对原告夫妻提供了物质帮助，尽到了赡养的义务。经审理，法院支持了原告主张。本案中，陈玉书（原高）是以曾莉（被告）未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请求撤销赠与。因此，曾莉是否全面履行了对母亲陈玉书的赡养义务，是认定陈玉书是否有权撤销赠与的关键。由于陈玉书主张曾莉未履行赡养义务，属于对消极事实提出的主张。因此，对曾莉是否全面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事实，应当由义务人曾莉承担举证责任。曾莉向陈玉书汇款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撑。加上陈玉书在家养病，需要女儿曾莉给予生活上细心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尽管家庭纠纷中，各方当事人也许均有过错。但曾莉作为陈玉书、曾志诚的女儿，也是最适合照顾母亲陈玉书生活的人选，不应当在其母亲最需要特殊照料的时候，以发生家庭纠纷为由离开陈玉书。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曾莉积极采取其他方式给予母亲精神上的慰藉，因此，曾莉所述其已经履行了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对其父母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陈玉书在诉讼中死亡，其权利义务由其继承人承接，在撤销赠与后，本案讼争的房屋应属曾志诚和陈玉书的其他继承人共有。各自所拥有的份额，在对房屋进行析产和分割后才能确定。在该房屋未进行析产和分割的情况下，判决返还财产不当。对曾志诚、陈玉书请求“返还受赠房屋”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2、【法律点】 2003年6月20日

道德的要求 赡养应该作为一种义务，但不能超出范围，应该量力而行

父母和子女之间

赡养义务和赡养金的问题 牵涉到道德问题

父母是否可以要求子女支付超出当地生活水平的赡养费？

父母已退休但有生活来源其生活能自理，子女是否还应尽赡养义务？

【案情摘要】原告为被告之父，且已退休，原告之子协商轮流赡养原告。后因生活琐事，被告未能按时将原告接至其家中，故被告诉诸法院，要求判决被告支付赡养费。一审法院部分支持原告。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被告系原告之亲生子女，本应依法履行义务，赡养老人，使原告安度晚年，幸福生活。因生活琐事，被告未履行赡养义务是错误的，故原告要求被告尽赡养义务的请求应予支持。原告系退休职工，且生活能够自理，现诉请每月要求被告支付生活等费用150元，按其五个子女计核，已明显超出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故其请求应按我县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计核，原告有子女五个，故每人赡养费应为60元（3594元÷12月÷5人），关于被告辩驳的要求原告轮流居住，到其家尽赡养义务，因居住生活权是本着方便老人生活及被赡养人自愿选择的原则，故原告要求被告尽赡养义务给付生活费，不同意到被告家居住生活的请求也并无不当，故对被告的辩驳不予支持。

3、【法律点】负有赡养义务的部分子女在支付全部赡养费之后，是否有权向其他未支付赡养费的子女追偿？

享受国家公费医疗的人，私自转院治疗的，原单位是否可以不再承担支付医疗费的责任？

养子女是否应承担和亲生子女相同的赡养父母的义务？

赡养费的问题 子女之间

一个是单位应该予以报销

一个是儿女之间应该分担，不管是养子还是亲生子

【案情摘要】原告与被告的父亲因住院而花费了医疗费，后被告拒绝与原告共同承担这笔费用。原告诉请被告应与其共同承担医疗费，被告辩称医疗费应由单位报销，其没有义务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应与原告共同承担医疗费，二审和再审均支持了一审的判决。

原告和被告为人子女，均应对他们的父亲负有赡养及扶助义务。这是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原、被告的父亲因年老体衰住院治病期间所花医疗费按相关规定应予报销。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单位一直未能解决。这样则给事前垫付一方造成一定经办困难。在此情况下，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持医疗费用票据向被告主张权利，并要求其分担一半医疗费用不仅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情理。该医疗费原、被告分担后，其仍可根据相关规定与相关单位协商解决医疗费报销问题。因此在相关单位报销之前，原告和被告应共同分担医疗费是正确的。

4、法律点】当事人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的，是否可以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父母离婚的，如果子女随母亲生活的，其以后赡养父亲的义务是否可以免除？

继父母没有抚养教育继子女的，继子女以后是否可以不赡养继父母？

是否应该尽赡养义务，不管是继父还是继母，都应该以父母是否抚养孩子为前提，后者才可能尽赡养义务，而且这个需要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1和4属于 赡养义务的界定问题 父母与子女之间

【案情摘要】原告与被告甲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被告乙和丙为被告甲与前夫的孩子，被告丁、戊和己为原告与前妻的孩子，这三者后在审理中被法院追加为被告。后因赡养费和抚养费等费用发生纠纷。原告诉请被告甲支付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费，被告乙和丙支付赡养费和赔偿其他费用。一审判决原告败诉，二审支持一审的判决。

被告甲在其丈夫尚未去世，其婚姻关系尚存在的情况下，便于１９９３年元旦开始与原告同居，并且被告甲携幼子刘池春到原告家一起共同生活，刘池春也在那儿小学读书，且多年来没有断绝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的规定，被告甲与原告应已形成事实婚姻关系。被告乙和被告丙是被告甲的儿子，且原告在１９９５年２月找到刘家并知道被告甲还有两个儿子被告乙和被告丙时，被告乙和被告丙已分别为２０岁和１８岁，且已辍学在家务农，学艺谋生，自食其力。原告对被告乙和被告丙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原告不能请求被告乙和被告丙尽赡养义务。原告还有三个亲生子女，对自己亲生子女尽了抚养教育义务，理应要求自己亲生子女尽赡养义务。且原告现年５５岁，尚未丧失劳动能力。原告没有要求其亲生子女尽赡养义务，更不能要求原告的儿子尽赡养义务。此外，原告称其被被告乙和丙打伤，三轮车被被告乙和丙损坏，因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请求被告甲支付精神损害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5、【法律点】不负法定赡养义务但耕种被赡养人责任田的，是否应给予赡养人适当补偿？

夫妻一方死亡的，另一方是否有义务继续赡养死亡一方的父母？ 死者生前所订分家协议中设定的义务在其死后对其继承人是否具有拘束力？

单亲家庭（父母由一方死亡的，容易发生家庭纠纷）

赡养义务的确定 儿媳并非法定的赡养义务人，可以不承担赡养义务，但由于其仍耕种老人家中的财产，靠其谋生，所以应把自己的一些收入分给老人，与1 4同类 属于赡养义务的确立问题

【案情摘要】被告系原告儿媳，与儿子分家时约定由两个儿子各提供一间房给原告居住，并由两儿子耕种其责任田。原告儿子病故后，被告仍耕种责任田，但拒绝提供房屋亦拒绝赡养原告。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赡养费。被告称其非法定义务人。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原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做为赵秀如的儿媳，并非赵秀如的赡养义务人对赵秀如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在其丈夫郝春才病故后，亦不再负有协助赡养义务，故赵秀如请求张月仙履行赡养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张月仙现仍耕种赵秀如责任田的一半，应适当给付赵秀如粮食，以每月给付白面20斤为宜，直到张月仙不再耕种为止。根据1984年8月分单，约定赵秀如的两个儿子各提供上房一间供老人居住，故在郝春才遗产未处理前，赵秀如要求张月仙腾出小耳房一间供其居住，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6、【法律点】被赡养人放弃其对部分子女赡养请求的，该子女是否就此免除了赡养义务？

赡养义务人在被赡养人未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赡养协议是否有效？ 合同内容与形式

与被赡养人一同居住、未分家析产的赡养人是否应较其他赡养人承担更多的义务？

父母与子女之间达成的协议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容易发生在单亲

赡养义务的问题，谁享受的福利多一点，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可以选择谁不履行义务，法律上行得通，但道德上应该给与一些帮助

谁应该赡养，谁不应该赡养

【案情摘要】原告系两被告之母，两被告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均拒绝赡养其母。后曾在原告未在场情况下在镇司法调解中心达成赡养协议。原告请求两被告赡养，并放弃了对其另一女儿的赡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原告已届八十高龄，丧失劳动能力，两被告作为赡养义务人应当履行对被赡养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由于梁景芝老人与王贵仙长期共同生活，未分家析产，且王贵仙住房宽裕，有负担能力，故由王贵仙承担对原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及安排住房为宜。王恩普系赡养义务人，年近六十，虽已年迈，但因其耕种原告的承包地，且其子女已居家，有负担能力，故也应对赡养原告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2001年2月15日，两被告在龙扬镇司法调解服务中心达成的关于赡养老人的书面协议，是在被赡养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未征得被赡养人的同意，故此协议为无效协议。原告梁景芝放充对长女王贵英赡养义务的起诉，是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

7、【法律点】被告未按协议给付赡养费，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履行与违约责任

【案情摘要】两原告因年老，没有生活来源，需要子女赡养。因两被告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与原告发生纠纷。经法律服务所主持调解，原被告达成协议，两被告给付赡养费。协议达成后，两被告以承包亏损为由未按协议履行。原告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定两被告给付协议规定的赡养费。

赡养费的纠纷问题 子女不能因经营失败而违约，何况还有协议的情况下，子女应该赡养老人并给予老人一定的生活帮助，且这种帮助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拒绝。

8、【法律点】父亲在子女年幼时离家外出，在外再婚，年老返家的，子女是否应当继续赡养父亲？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对于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是否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单亲家庭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赡养义务问题，只要是父母对子女尽了抚养教育的义务，不管其是否曾经离开过家庭，子女都应该承担起抚养义务。而不能因为中途未仅义务而不实行赡养的权利

【案情摘要】原被告系父子，被告丧母后，原告出走，被告由祖父母抚养。后原告在外再婚，携妻返家，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法院判决，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被告应当支付赡养费。

本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原告去青海工作前对被告兄妹二人尽了抚养教育的义务；去青海工作后，经常给被告兄妹寄钱，以供其上学生活使用，也可视为对其尽了抚养教育义务。被告称原告未对其尽抚养义务之理由不足。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对于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此前，原告的次孙自愿耕种原告责任田，并赡养原告的行为属其自愿行为。现原告的次孙因外出打工无法耕种原告的责任田，亦无法继续赡养原告。原告现无劳动能力，其子女，即被告及其妹王花荣应共同对原告尽赡养义务。被告所称不对原告尽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兼于本案实际情况，原告的责任田应由被告负责耕

9、【法律点】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是否有权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

赡养费的纠纷 原则是根据是否满足老人的生活水平以及给付能力，所以老人不能过多的要求子女给付超出当地的水平，但儿子需要更多的照料父母从而使其能够更好的生活。

【案情摘要】四被告为原告子女,原告诉请被告一二增加赡养费,后变更诉请四被告均增加赡养费至99元.一审中被告三四同意原告请求,法院判被告一二支付75元;被告三四支付99元.原告认为被告一二承担过少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和扶助的义务。上诉人蒋引官已丧失劳动能力，失去生活来源，被上诉人濮仁龙、濮仁观作为蒋引官的子女，理应承担起对蒋引官的赡养责任，蒋引官也有权要求濮仁龙、濮仁观给付赡养费。但赡养费的给付数额，应根据蒋引官的实际需要、濮仁龙、濮仁观的给付能力以及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根据原审所判决的蒋引官可应得到赡养费的数额、双方当事人同意除增加的赡养费外仍应给付大米、承担医疗费等，蒋引官的生活已基本能得到保障，且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故蒋引官要求濮仁龙、濮仁观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99元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难予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濮仁龙、濮仁观应更加关心母亲、照顾母亲，使蒋引官在

10、【法律点】法院判决成年子女给付无劳动能力父母赡养费后,如果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子女经济能力下降较多,是否可以请求合理的减少赡养费?

赡养金问题，这个是因为子女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力支付父母的赡养金，且金额远远超出了农村的支付水平，且父母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此时法院判定子女可以适当减少其金额，但不是不给。

【案情摘要】原告为被告子女,曾被判决支付赡养费.现原告无固定工作且被逮捕,原告诉请减少赡养费.一审驳回其诉请,原告上诉,二审认为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改判酌情减少赡养费.本院认为，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沈存子年迈体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是事实，梁志平作为儿子理应承担赡养义务，并给付一定的赡养费。但赡养费的给付数额应根据子女的负担能力、老人的实际需要、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梁志平无固定工作及收入、且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经济状况、实际情况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沈存子每月有固定的305元救济金，其目前又无需专人护理，沈存子另有一子一女也有赡养母亲的义务，故原审法院依据1999年3月1日民事判决仍维持梁志平每月支付沈存子赡养费200元，显已超出沈存子的实际需要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本院予以变更。具体的给付数额由本院酌定。但梁志平表示同意每月支付沈存子赡养费5

第二篇：最高法院 赡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  赡养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一、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

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的责任；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

(二)判决结果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就张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就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二、刘某诉刘甲、刘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77岁的刘某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经济困难，两名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向其支付赡养费900元。在诉讼中，刘某的两名子女认可刘某医疗费支出的事实，但认为刘某有医疗保险，且其退休金足够支付医疗及生活费用，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自认其每月收入4000余元，刘某长子刘甲自认其每月税后工资收入为6500元，刘某长女刘乙主张自己无收入。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原告刘某起诉要求二子女负担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同时，刘某的赡养费用应与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适应并应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刘某长子刘甲有收入来源，刘某长女刘乙虽主张自己没有工作，但结合其年龄适合工作的事实，其没有工作并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最终判决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分别支付刘某赡养费800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不少子女面对老人赡养诉讼请求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多数拒绝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受有医疗保险为理由不支付赡养费；有的子女以父母离异后长期未与一方父母共同生活为由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因经济条件差异或老年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相互推诿。这些理由都将难以被法院认可。此外，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时将酌情考量被赡养人的身体情况、日常生活水平、当地消费水平、赡养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况对赡养费数额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因为经济条件不同，将可能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三、刘某某诉袁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某称，原告与丈夫袁某某结婚后，生育有长子袁甲（已病故）、次子袁乙、女儿袁丙。现原告身患脑梗、冠心病、高血脂、2型糖尿病、高血压极高危组等多种疾病，需要花大量的医药费及请护工护理，除二儿子袁乙对原告尽赡养义务外，被告袁丙对原告不管不问，未尽到女儿的赡养义务，为此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

1、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3月28日至判决生效之前已经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约18732.7元的三分之一即6275.45元；

2、被告承担原告于2011年12月4日至2012年2月22日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住院费、护工费等费用13130.22的三分之一即4376.74元；

3、被告承担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死亡之前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等与原告相关的费用的三分之一（医疗费以医院和药店开具的正式发票为准，护理费以同时期三家家政护理公司出具的报价之和平均值为准）；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被告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已实际履行作为女儿对母亲的赡养义务，而原告之子袁乙从工作至今，对父母分文未花，本次起诉是袁乙一手包办。原告有医保，其本可以在医保定点单位郑州市三院治疗，而非要自费到河南省中医院二附院康复科治疗，自付费用每天高达上千元，且反复住院、出院已达半年，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支出，被告对此无赡养能力。原告有稳定的退休工资，房产两处，无论是每月收入，还是用房产担保贷款或变卖一处房产，都可支付医疗费用。而原告却把其中一套房产赠给了原告儿子袁乙，原告可以将给儿子的房产卖了支付医疗费用，而被告没有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的能力。被告作为女儿应当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对原告方的合理合情合法的要求，被告方予以认可，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费用，被告不愿意承担。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惠民一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袁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跃兵医疗费7392.4元及护理费1662元；

二、被告袁丙承担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刘跃兵死亡之前的医疗费、护理费的的三分之一（医疗费以医院的正式发票为准，护理费以同时期河南省服务行业平均工资计算）。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2年7月25日生效。

（三）典型意义

法律规定子女有对父母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经济困难时有权利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这里包括基本医疗支出。但这不是说，父母经济水平良好时，子女就不需赡养父母了，赡养义务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在本案中，原告虽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但原告患有大量的疾病，这些费用不能满足原告需要的医疗支出，而女儿不愿赡养原告的理由是原告有两套房产，因原告把其中一套房产给了儿子，而没有给女儿，所以被告就说如果原告把其中一套房产抵押贷款或者变卖，原告的医疗费用就不成问题了，而被告也不需要再支出费用了。原告说儿子家庭比较困难，女儿对原告帮助儿子有意见，本不想让女儿出钱，但现在的病情严重，费用比较高，想让女儿承担一些医疗费用，女儿家庭也比较富裕，有能力承担一部分，于是只要求女儿支出医疗费的三分之一。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会为了利益不惜舍弃亲情。天下父母之爱最无私，而子女对父母之爱最吝啬，认为父母的所作所为都是应当的，当财产分配不均时会为此反目成仇。大多数赡养案件都是因为父母对财产分配不均或子女认为父母对哪个子女偏心引起的。写这个案例，就是要告诉大家，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四、黎某某与被告资某祥等六人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黎某某已年过八旬，共生育了被告资某祥等6个子女。原告老伴去世后，6个子女因原告的赡养问题相互推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原告老无所依，经家族亲属等调解均无法解决矛盾。原告无奈之下，一纸诉状将自己的6个子女告上法庭，要求6个子女承担赡养义务。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资某祥等6人每人每月给付原告黎某某赡养费200元（支付方式：每月5日前支付本月赡养费）；原告黎某某的医疗费按实际支出由六被告均等负担。

（三）典型意义

古语说“养儿防老”，原告好不容易将6个子女抚养成人，却不料晚年落到如此境地，着实让人心寒。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6名被告作为原告的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照顾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现原告年迈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现有经济状况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其子女应当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

五、陈长臻诉陈路程、徐磊、徐春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长臻与朱兆芸于1986年经政府登记结婚，朱兆芸系再婚，1987年，朱兆芸带徐磊（1975年6月8日出生）、徐春艳（1978年2月10日出生）到山东省莒南县文疃镇大草岭后村与原告陈长臻共同生活。1990年5月13日，陈长臻、朱兆芸生育一子陈路程。1991年被告徐磊离家外出打工，1993年被告徐春艳离家外出打工。2012年2月，朱兆芸去世。原告陈长臻由于年事已高，且没有生活来源，基本生活困难。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原告陈长臻遂诉来本院，请求处理。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一致。具体到本案，被告徐磊、徐春艳随其母朱兆芸与原告陈长臻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被告徐磊、徐春艳对原告陈长臻负有赡养义务。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磊、徐春艳与原告陈长臻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本院酌定被告徐磊、徐春艳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1 500元为宜。被告陈路程系原告陈长臻的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长臻负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3 600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本院予以确认。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陈路程于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赡养费3 600元。

二、被告徐磊、徐春艳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赡养费1 500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针对继父母这一特殊群体，法官应不断分析新情况、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及时维护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六、李某福诉李甲、李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福今年65岁，与妻子育有两子，李甲和李乙。2001年妻子去世后，李某福一直未再婚，一人独居。后因土地被征收，李某福获得了政府各项补偿款近20万元。在过渡安置期间，李某福与李甲一起居住生活。现李某福以自己年老体弱、无生活来源为由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支付其生活费500元；另如果将来生病产生住院医疗费，两个儿子各承担50%。

李甲辩称，虽然自己身患残疾，妻子也长年患病，但他愿意与父亲同住。如果父亲坚持独居，他愿意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如果将来父亲生病住院，他愿意承担一半医疗费。

李乙辩称，希望父亲与自己共同生活，但目前自己经济压力很大，每月只能支付父亲200元生活费。如果父亲将来住院，应当先由父亲用存款支付，不足部分自己承担50%。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李某福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其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对自己进行赡养。李某福在土地被征收后，虽然获得各项补偿款近20万元，但他没有自有房屋居住，需要租赁或购买房屋, 同时还需要购买日常生活资料。李某福目前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605元，参照重庆市上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还应当向李某福支付300元生活费。李甲明确表示愿意支付500元，法院予以确认。另李某福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产生了住院医疗费，可在实际产生费用后另行向义务人主张。

综上，法院判决李甲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500元，李乙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300元，驳回李某福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年轻人生活压力不断增大，面对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相继出现“啃老族”、“不管族”。“啃老族”在工作成家后，依然向父母伸手要钱；“不管族”念在父母有存款或者有生活来源，不履行赡养义务，任凭老人“自生生灭”。《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此，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有存款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就完全将父母置之不顾，这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在物质上、精神上、生活上给予老人全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妥善安排老人的衣、食、住、行，鼓励老人健康生活、快乐生活，使他们在感情上得到慰藉，愉快地安度晚年。

七、张老太与子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父亲去世前，三子女就母亲张老太的赡养问题达成协议，约定每人每月付给母亲500元赡养费。岂料一年后，张老太将房产无偿赠与了儿子李军，这下大女儿李丽、小女儿李菲都不愿意了。

2014年12月，张老太将李丽、李菲、李军三子女起诉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支付每月赡养费500元（自2014年6月起）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开庭时，张老太因远在广东委托了代理律师出庭，小女儿李菲委托代理人出庭声称，2013年4月所签订的赡养协议三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自己也不同意继续履行；母亲张老太自己有退休工资、存款和积蓄，经济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宽裕，不属于没有经济能力，法律上明确规定属于不需要一定给付赡养费的范畴；此外，李菲还认为，本案是儿子李军假借母亲张老太名义起诉，实际是李军为了侵占母亲财产所为；因此不同意给付母亲张老太每月500元赡养费。大女儿李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也不同意按照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张老太赡养费。理由是：第一、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系三子女所签订，并非与张老太签订，该协议已经于2014年11月正式解除，李丽已于2014年11月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邮寄送达至被告李菲、李军处，在李菲、李军签收后，2014年11月28日，该协议即已解除；第二、本案起诉并非母亲张老太本人意思表示，起诉书上的笔迹并非母亲本人签名，是李军假借母亲名义将女儿告上法庭；第三、2013年4月协议中明确约定：“母亲张老太养老居住房屋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和处分，留作晚年自用”，母亲张老太已将位于乌市价值40多万元的房屋无偿赠予给李军，李军表示自愿承担赡养及照顾母亲张老太的义务，李军的行为导致赡养协议中的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故应解除该赡养协议；第四、原告张老太每月有固定退休养老金3000多元，加之还有个人积蓄存款7万元，经济收入较为富裕，不需要子女再给付赡养费。

被告李军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同意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老太系乌鲁木齐某公司退岗家属，每月有养老金及其他生活补贴等近三千元收入。张老太与其丈夫李某结婚后生育长女李丽、长子李军、次女李菲三个子女。2013年4月，长女李丽于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协议约定：“

一、母亲现有一套住房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留作晚年自用，闲置期间可以酌情出租，但房屋租赁租金属母亲所有。

二、母亲有自己的养老收入，…三子女需分别轮流承担陪伴照料义务，母亲由哪位子女照料陪伴，其他两位子女需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并于每月30日前汇入指定帐号，…”签订该赡养协议时，原告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份赡养协议的内容。协议签订以后，母亲先在大女儿李丽处生活，后于2013年11月底至2015年开庭时都在广东与儿子李军一同生活，之前李军也按月向母亲支付赡养费。大女儿李丽和小女儿李菲给母亲按月支付赡养费至2014年5月，后得知母亲将乌市的房子无偿赠与给弟弟李军之后，李丽和李菲不再给母亲支付赡养费用。2014年11月25日，李丽通过EMS给李菲、李军邮寄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李菲收到通知书后书面表示同意解除赡养协议。

针对李菲和李丽曾先后提出原告的诉状及其授权委托书非本人签名并申请签名的真伪进行笔迹签定的问题，法官考虑到原告张老太年事已高，且在广东生活，不能亲自参加庭审，法官通过电话与其沟通后，张老太于2015年3月在广东当地公证处为民事起诉状及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分别办理了签名公证和委托公证。

（二）裁判结果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了赡养义务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定义务，因其涉及最基本的身份血缘关系和基本的社会公德，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由赡养人随意解除。而该条文也明确规定了赡养对象为“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即父母只要符合或者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中的一项，子女就应当对其履行赡养义务，而并非“无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本案中，原告张老太在本案诉讼期间已经83岁高龄，达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标准，即使其每月有固定收入，也并不影响其向子女要求给付赡养费。

同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等权利。”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从该条规定来看，赡养协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订立主体仅限于赡养人之间；二是赡养协议的形式必须以书面为之；三是赡养人签订的赡养协议须征得被赡养老人同意后才有效。本案中，被告李丽、李菲、李军作为赡养人，2013年4月就赡养母亲张老太事宜签订书面协议，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协议，且协议签订后，被告李丽、李菲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了六个月，李军实施履行了五个月。虽然被告李丽辩解称该协议的解除通知书已经书面邮寄给李军，而李军在收到协议后因未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导致该协议解除，但是由于子女的赡养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和人身性且涉及基本的社会公德，赡养协议与一般合同法中的协议性质并不相同，其解除条件与合同法中协议解除条件亦不相同，赡养义务不能以单方协议的形式予以免除，故被告李丽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纳。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大女儿李丽、儿子李军、小女儿李菲各自给付张老太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3月止十个月的赡养费共计5000元，于判决生效十日内付清。

（三）典型意义

古话说“养儿防老”，虽说传统上老百姓一般把养老的义务主要放在儿子身上，但现代社会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具有对父母亲进行赡养的义务，这是法定强制义务，不会因父母的过错或其他原因而解除，父母能不辞辛苦抚育儿女长大成人，儿女也应不讲条件地照顾和赡养老人，动物尚有“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之举，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理应做得更好。

八、朱绍昌诉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朱绍昌于1947年与黄桃香结婚，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朱正方与小和生。1959年小和生与黄桃香相继死亡。1961年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再婚，王志芳带着已有9岁的前婚生女朱立香和7岁的前婚生子朱正德到原告朱绍昌家生活，与原告朱绍昌及其前婚生子朱正方组成新的家庭。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再婚后又生育了朱桂菊、朱桂萍两个女儿。后被告朱正方与被告朱立香结婚，被告朱正德亦娶妻在家，朱桂菊、朱桂萍出嫁在外，其中朱桂菊于1986年死亡。1989年原告朱绍昌之母去世后，原告朱绍昌与王志芳到楚雄谋生。2000年农历4月26日王志芳病故，被告朱正德按分家协议为其办理了后事。后原告朱绍昌仍在楚雄生活。2007年11月13日，原告朱绍昌向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赡养义务。该案经本院审理，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绍昌的责任田由被告朱正方负责耕种，每年10月31日前称给原告朱绍昌大米200千克，并承担各种公益负担；

二、由被告朱正方和朱正德每年分别给付原告朱绍昌赡养费120元、360元，于10月31日前付清；

三、由被告朱正方将原告朱绍昌的住房交由其居住使用；

四、原告朱绍昌的医药费由朱正芳、朱正德各承担五分之一；上述判决有执行内容的，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在姚安县人民法院院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后，原告朱绍昌不服该判决，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8年3月28日作出（2008）楚中民一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6月30日，原告朱绍昌以原判决确定给付的赡养费过低，难于维持基本生活为由，就其赡养问题再次向姚安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经姚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在本案中，原告朱绍昌就其赡养问题已于2007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给付其赡养费的义务。本院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先后作出判决，判决由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对原告朱绍昌给付赡养费。现原告朱绍昌以原判决确定给付的赡养费过低，难于维持基本生活为由，就其赡养问题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姚安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朱绍昌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给付其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但在确定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向原告朱绍昌给付赡养费时，应充分考虑原告朱绍昌的实际需要及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的履行能力。故对原告朱绍昌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绍昌的责任田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负责耕种，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称给原告朱绍昌大米200千克。

二、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原告朱绍昌生活费500元，由被告朱正德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原告朱绍昌生活费500元。

三、原告朱绍昌的医疗费，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担50％，被告朱正德承担25％，每年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朱正德分两次给付原告朱绍昌，其中于每年4月30日以前给付一次，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给付一次。

四、上述一、二、三款规定，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开始执行。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担25元，被告朱正德承担25元。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急剧增多，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已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

该案中，老人都已80多岁，而子女也已是60多岁的人，并且子女无正式工作，还依靠下一代来赡养，但因老人觉得赡养费太低还是要起诉60多岁的儿女。所以在审理该案时，承办法官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我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说明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父母抚养了子女，对社会和家庭尽到了责任，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也应尽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

先哲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敬老爱幼提高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成为我国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天下父母们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大都做得无私而近乎完美，把子女养大成人后仍无怨无悔地奉献“余热”：带孙子孙女，作“免费饭堂、旅馆、保姆”，被子女心安理地“傍老”甚至无情地“啃老”、“刮老”，不求什么回报，只要看到子孙幸福有出息就很满足。相比之下，子女们做得如何呢？答案是令人遗憾而诧异的：在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不少子女和父母对簿公堂，缘由是老年人得不到适当的甚至起码的赡养，父母、子孙在彼此的矛盾冲突和泣血伤痛后终于无奈地对峙在法庭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与当代和谐社会大背景不协调的现象。在社会经济大幅飙升、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今天，为何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如此淡薄？老人的白发清泪，几代子女的争执和叹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九、吕某珍等二人诉李某有等四人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荣、吕某珍诉称，被告李某有等均是原告夫妇的儿子，两原告与四被告于2008年经五星乡石龙村委会调解，每年由四被告各支付500元的赡养费，李某有三人每年都按期支付给两原告赡养费，李某金一直未支付给二原告赡养费，现起诉判令四被告每年各承担赡养费500元，并共同承担原告生病住院的费用；判令被告李某金补齐从2008年至2015年共8年以来未履行赡养二原告的费用4000元。被告李向金辩称，二原告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上不公，明显偏向其他三被告，并且唆使他们把我的东西拿走，干扰我一家人的生产、生活，只要二原告不要对其家人的生产、生活横加阻碍，才能赡养二原告，不同意补出以前的赡养费。

（二）裁判结果

会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二原告主张要求四被告承担生病住院的费用，因二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生病住院，所需的住院费用为多少不确定，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李某金补出从2008年至2015年的赡养费，因二原告2015年才向本院主张赡养费，本院对其主张部分支持。据此，判决由被告李某有四人每人每年支付给原告李某荣、吕某珍赡养费500元。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以财产分配不公为由拒绝尽赡养义务是否应得到支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论以任何理由，均不能拒绝尽赡养义务，都不会得到支持。

十、狄桂霞诉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与四被告系母子、母女关系。原告丈夫于2012年去世，2013年11月21日前原告一直与长子李志明一居生活，后与女儿李亚杰一居生活。由于原告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需要照料，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支付150元赡养费。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原告就医共花医疗费5 985.73元，除去医保报销的费用，剩余2 985.73元四被告每人应承担746元。另查明，原告狄桂霞在桦川县桦树村民委员会有承包田0.27垧，每月有农村低保工资55元。还查明，被告李志强在原告狄桂霞住院期间支付了医药费500元。

（二）裁判结果

桦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四被告对其母亲均有赡养义务，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150元，符合农村居民的年生活费支出的标准，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担前期治疗除去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的医药费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其今后发生的医疗费用，应由四被告按份负担的请求，因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尚未发生，本院对原告的这一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在治疗实际发生医疗费用后另行主张权利。判决如下：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自2014年7月1日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狄桂霞赡养费150元，此款于每月的30日给付；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志强、李亚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立即给付原告狄桂霞医药费2 985.73元，由被告李志明、李志刚、李亚杰各自承担746元，被告李志强承担246元（746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农村中部分赡养人的法治意识和道德观念较差，无视甚至不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传统美德大力弘扬，形成敬老养老的良好道德风尚，彻底铲除滋生不赡养老人现象的土壤。

第三篇：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六起赡养纠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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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劳动纠纷典型案例[范文]

公司被盗，扣员工的工资？

可以扣，但不能超工资的20%

王某是一家公司的仓库保管员。在公司工作3年，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上个月的一天，王某工作期间，由于来领资料的人过多，王某忙不过来，结果回头检查仓库时，发现一盘电线被偷，价值500元。东西丢了，责任谁担？公司研究决定，王某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从其工资中扣赔偿金。王某不服，自己一个月工资也就一千来块，扣了一半，况且自己压根就没有偷，于是他到劳动部门去讨说法。

点评：

员工在工作期间，公司的物品被偷盗，作为仓库保管员王某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失，员工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根据相关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从劳动者的工资中扣除，但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工资的20%。因此王某需要承担的一定得责任，但是扣工资受到一个上限的限制。

为职工开具虚假收入证明

员工辞职，就得按证明上的标准补发工资

小张是扬州机电厂的车间主任，前不久要购买二手房，按照贷款金额，聂某每月应还按揭款3000元；而按照贷款银行的规定，月供3000元的话，小张必须提供月工资不低于6000元的收入证明，而小张的实际月工资只有3000元。

为了能顺利办下房贷，小张再三恳求公司人事部门为他开具一份月工资标准为6500元的收入证明。人事主管经不起小张软磨硬泡，按小张的要求为其出具了收入证明。可谁想到，前不久，小张在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公司以此解除了与小张的劳动合同。小张不服到劳动部门维权。其中一项请求为：要求公司按照月工资6500元的标准补发就职期间工资，证据就是公司为其办理按揭贷款时出具的收入证明。

点评：

用人单位在收入证明上加盖公章，此证明即具有法律效力，不仅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对用人单位自身也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在出具虚假收入证明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你知我知，但证明本身并不能反映这是虚假的事实。因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一旦产生争议，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相反并有效的证据证明收入证明是虚假的，收入证明就有可能会成为认定工资标准的证据。另外，用人单位虚开收入证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银行作出错误的贷款决定，增加了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如果银行根据用人单位盖有公章的收入证明为申请人批准和发放了超过贷款标准的房贷而遭受了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将有可能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解除，能扣押劳动者证件？

不符合法律规定

杨某2008年加入职介行业从事职业介绍工作，并于同年3月份报名参加劳动部门统一组织的培训考试，并取得了职业介绍从业人员资格证及上岗证。拿到上岗证，他就与职业中

介机构签订了协议，约定1年内不能在其他单位从事同种行业。

然而，工作没半年，杨某就因为提成问题跟单位产生了纠纷。上个月，他向单位提出辞职，并要求拿回职业资格证书。单位拒绝归还职业资格证书，理由是员工一旦辞职必须把职业资格证书留在本单位，想拿回没门。一怒之下，杨某把单位给告了。

点评：

员工辞职要扣留职业资格证书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前国家尚无此类规定。作为一种职业资格，只要劳动者没有违规执业的行为，任何部门都不能随意扣押或没收。单位必须将职业资格证书退还给杨某。

另外，杨某与单位约定1年内不在其他单位从事同种行业，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具有约束力。但是单位限制杨某不能同业竞争，应当给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单位没有支付补偿，杨某也可以不履行约定。

合同到期前一天，女职工发现怀孕了

劳动合同不能终止，得继续了

窦女士是扬州某汽车4S店客服部员工，去年5月份和单位签订了1年的劳动合同至今年4月底到期。然而，实际工作中窦女士常常和客户发生矛盾，于是该公司在4月中旬按照书面规定通知合同到期将不再续签，将窦女士的社保统筹暂时中止，并准备办理相关档案转移手续。

然而，谁都没想到，就在合同到期的前一天，窦女士发现自己已经有40天身孕了。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在职工孕期不能终止合同，于是她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单位。哪知道单位不买账，声称终止合同通知发出时已经生效，那时窦女士没有提出来就不算。窦女士多次找单位协商都没有谈。无奈之下，窦女士只得到劳动部门投诉，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点评：

按《劳动合同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劳动合同到期的，应当延续到三期结束，才可以终止劳动合同。因此，对于三期女员工，劳动合同是不能立即终止的。窦女士是在终止合同后发现怀孕的，但是怀孕的事实是发生在终止劳动合同之前，因此终止合同是违法的；反之，若怀孕是发生在终止合同之后，劳动合同到期是可以终止的。因此单位要及时给员工办理重新录用手续。

擅自离职带走客户，要赔偿？

要赔，新录用单位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朱先生原来是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在该公司工作期间，朱先生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个很稳固的客户群。每个月的销售业绩都很不错。为此，与该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另一家公司就与朱先生协商，希望朱先生来自己公司来工作，并许下很高的工资报酬。

在金钱的诱惑下，朱先生向原公司打了一个辞职报告，就立即与另一家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当月，朱先生原公司的很多客户就被带到了新公司。于是，原单位就到劳动部门把朱先生给告了，要求他赔偿经济损失。

点评：

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赔偿用人单位相应的损失，比如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规定，劳动者辞职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本案中，朱先生辞职违反了关于辞职程序的要求。违法辞职就要赔偿原单位相应的损失。另外，招用朱先生的单位，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篇：典型护理相关纠纷案例

典型护理相关纠纷案例

案例1：违反护士条例—未及时向医师报告病情

患者，男，62岁；上腹部手术术后第三天，发现 “咳痰困难、呼吸窘迫”，值班护士未及时向医师报告病情，仅予坐位、拍背；约5分钟后，患者面色青紫、大汗淋漓，予吸氧；20分钟后，心跳呼吸骤停，经值班医师抢救无效，死亡。案例2：南京双胞胎案—违反护理常规、未告知

双胞胎早产儿，出生后不久出现“面红、呼吸急促、一级颅内出血等症状”；予暖箱保暖、面罩吸氧一周；出院医嘱“复诊”；六个月后，两患儿双眼失明；《新生儿学》“早产儿供氧勿常规使用（原则上不超过3天），仅在呼吸困难时才给予吸氧，吸氧时间过长易致视力障碍。”《新生儿护理常规》:曾吸氧的早产儿应当进行定期眼科检查，首次检查为出生后4-6周内；法院认定：被告医院应当尽到最善告知义务，即明确告知两原告监护人“出生后4-6周内到眼科复诊”；因告知不明确导致两原告丧失最佳治疗时机，造成损害后果的，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3：中江龙凤胎案—未进行主动医疗

患者姜文，女，27岁；怀孕6个月，B超显示为先兆流产；医生遂为其作流产手术，产出龙风胎；医护人员按惯例未对两流产儿进行主动医疗；13个小时后，发现两个婴儿尚有呼吸、心跳；立即送至中江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以优生优育为借口剥夺两新生婴儿健康权和生命权。医生行为构成医疗事故罪，判处医生有期徒刑2年；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192万元。案例4：执行违规医嘱

1）、思诺斯：助眠常用剂量为10 mg，qn。某医嘱：思若斯10mg×2片t.i.d持续用了三天，引发纠纷。

2）、老年性脑病入院，合并糖尿病病史。治疗中静脉输注葡萄糖液17天，加重糖尿病症状，引发纠纷。案例5：错误执行医嘱

2008年3月16日晚，北京市80岁的王老太太因“呼之不应半小时”被送往某医院急诊治疗，当晚症状加重。医生安排护士给患者注射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并嘱咐护士要慢推，推十分钟。2008年3月17日凌晨两点零五分，一名护士开始给王老太太推药，此时有其他患者叫护士，于是该护士放下注射器离去。随后另外一个护士拿起注射器继续注射，两名护士注射完液体时间共计五分钟。注射完毕后，王老太太经抢救无效死亡。王老太太的家属认为医院存在过错，遂请求法院判决医院赔偿各类损失共计25万余。案例6：违反等级护理制度—巡视查房

男性，２１岁，直肠息肉进行息肉结扎切除术。因息肉基底部较宽（约０.６厘米），术后医嘱特别交代“注意观察有无术后出血”．上午１１时返回病房，下午安静入睡，晚６时病人进少量流质饮食，晚８时自感左下腹胀痛，便意急，当即去厕所，病人发现排鲜红色血样便，量不清，晚10时，病人第二次去厕所，又排出鲜红色血样便，量较多，自觉心慌、乏力，回床。晚12时前又有两次去厕所，均为鲜红血便。因未见值班护士查房，无法报告病情，加之自己认为“不会有多大问题”而未惊动病友。直到第五次去厕所，昏倒在厕所里。经其他病人发现报告后，医护人员才赶到，进行抢救。当时，病人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80/60毫米汞柱。心率110次/分，立即给氧，输血补液。经输血600毫升，补液500毫升后，血压升至107/80，立即进行2次手术探查，发现息肉结扎线已脱落。经再次结扎止血,术后经过良好，住院13天出院。案例7：违反查对制度

1）：抑郁症孕妇，孕37+5周，产后，予婴儿“氯硝西泮”。

2）：脑外伤术后患者，甘露醇静滴完毕后，患者家属发现药物过期一月余。3）：左右错误。南京某三甲医院，右下肢骨折，术中左下肢内固定。

4）：器械过期。63岁老年患者，住院期间，患者突发大量呕血，予三腔二囊管止血后呕血停止。数小时后再次呕血，三腔二囊管外脱至口腔，抽尽囊内气体后，拔除三腔二囊管，体外检查发现三腔二囊管接头处漏气，拟再行三腔二囊管植入，因患者病情持续恶化当日死亡。后发现该患者所用三腔二囊管已过有效期。

5）输液液中含有絮状物。原告高秀云诉邹城某医院输入含絮状物药物致使老人陷入亚植物状态一案。原告认为，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实习护士违规独立操作输液，并冒签护士吕某的姓名；该医院没有严格执行护理“三查七对”制度，被告方存在过错。因此，对原告高秀云受到的损害，被告应负主要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医院赔偿残疾赔偿金、护理费、医疗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33139.28元。

6）注射药物错误。患者彭某与谭某患者面貌相似，当班护士未经查对病房、床号和姓名，误将谭某的80万单位青霉素给彭某注射，半分钟后诉局部剧痛、胸痛、气紧、心慌，并出现四肢抽动等过敏反应。经注射0.1%肾上腺素1毫升、非那更25毫克，静脉推注维生素C500毫克加葡萄糖液100毫升等措施，半小时后过敏症状消失。案例8：仪器断电：武汉龙凤胎脑瘫案

龙凤胎，出生后APACHE评分10分；次日，因气温突降（2℃）予暖箱特护；23时，发现暖箱断电，龙凤胎手脚发凉；患者家属要求更换暖箱，并为其照看，未果；第三日凌晨6时，患者家属再次发现暖箱断电，两患者面色发青。院内外专家会诊，诊断：脑发育不良，急性上感，急性支气管炎。6个月后，两患者被确诊为：脑瘫。法院判决：因被告医院护理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出生时评分10分的龙凤胎新生儿脑瘫，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83万元。案例9：违反交接班制度

1993台刑上字第6966号：患者，女，30岁；患者因“呕吐及腹痛”至某医院外科就诊，据告 患者当月无月经，结婚已三月；查下体，有点状血块，疑为“宫外孕”，送尿检

并邀请妇产科医师紧急会诊，会诊医师未接诊；下班时，该外科医师未交班径自离去；夜间，病患腹痛甚烈，待其他医师赶到时，输卵管破裂，内出血致死。法院认定：外科医师已怀疑患者为宫外孕，诊断及初步处理无过失之处； 但输卵管破裂大出血，系在被告外科医师循例自动下班后突然发生，其“有应注意、并能注意、而不注意之过失”，犯罪嫌疑人犯有“过失致死之罪”。

案例10：违反病历书写规范：修改病历与篡改病历

患者关某在河北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医时死亡。事后，关某家属查阅了原始病历并对其进行了复印。但当家属再次查阅病历时，发现院方有关人员对病历进行了改动。法院认为：医院在对关某进行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完毕后，违反病历书写规定，擅自涂改、修改病历，并且医院所提交的病历中的死亡记录（报告）表与原告所提交的复印件不一致。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医院所提交的病历存在涂改等现象，从而不能反映医院在对关某进行治疗的真实情况，故医院所提供的病历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医院不能据此来证明其在给关某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案例11：天津孕妇唐某因腹部疼痛到某妇产医院急诊，被诊断为先兆早产、胎儿宫内窘迫，住进病房观察治疗，后胎死宫内。唐某认为系医院医疗过失所至，诉至法院，同时提出医院对其原始病历进行篡改和伪造。在法庭审理中，医院承认修改过病历，但认为是规范病历，不是伪造和篡改。法院认为：病历是患者病情发展的真实记录，是认定医疗过失的重要依据，严禁涂改伪造。由于医院未按照规范修改病历，使原始证据灭失，导致不能查明本案事实，对此医院承担全部责任。

案例12：违反病历书写规范：医护记载不一致，医护沟通欠缺。

患者，女，48岁,二尖瓣置换术后，心包填塞，死亡。护理记录：“心包引流量250mL”。病程记录：“少许引流液”。案例13：违反医患沟通制度。

患者，女，34岁；因“阑尾炎”行阑尾切除术；术中，术者、护士谈到“有缝合针遗失”；

“可能掉在肚子里”；引起患者术后长时间恐慌不安。案例14：遗漏收费引起的赔偿：

患者住院期间使用了优必林，但是收费系统未收取药物“优必林”的费用，家属认定医院未给患者使用该药物。最终法院判决：赔偿3万元。案例15：跌倒引起的纠纷

80岁老年心脏病患者，有眩晕史。医院要求患者有家属陪护或护工护理。患者及家属书面拒绝。住院期间，患者在卫生间因眩晕跌倒致脑外伤，患方要求赔偿。本案中，医院根据患者病情，给予了陪护要求但患者及家属拒绝，医院不应承担责任。

案例警示：

1、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及制度：

2、遵守规章制度，从小事做起，谨小慎微

3、写好病历：

4、做好沟通：医师、患者、护士

近期医院医疗纠纷原因分析及典型案例

2009年上半年医务处合计接待纠纷67起，将医疗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分析纠纷中的共性问题，希望各级医师吸取教训，减少纠纷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