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历新政看范仲淹的民本思想

第一篇：从庆历新政看范仲淹的民本思想

从庆历新政看范仲淹的民本思想

王晓梅

2012级历史师范一班 ***

摘要：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为官清廉,政平讼理,孜孜为民。在当政期间,他不但兴农桑、办学堂、育人才,而且其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为民效力,为国奋斗,成为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庆历新政的实施到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确实能从看出，范仲淹所提出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民思考，为民谋利，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在当今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民本思想更是应该值得倡导。

关键词：范仲淹、庆历新政、民本思想 庆历新政：

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是唐朝中期至辽、宋、夏、金、蒙元的社会转型时期。仁宗朝庆历三年(1043)九月,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根据仁宗的要求,草拟了十项符合时代需要的革新纲领,这便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范仲淹在这一奏疏中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 国 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塞于下,民困于外,夷 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根据古代经典《易经》关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结合当时国家的形势,他认为必须进行“更张” ,以便润去制有立,纲纪 再振”,而达到“宗社灵长,天下蒙福”的目标。他所陈十事是：

(一)“明黝涉”。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和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由主管机构负责在官员任满后“明具校定考绩”,“结 罪闻奏”。官员中有“大功大善”或“高才异行”者可破格升迁,“事状狠 滥”或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

(二)“抑侥幸”。重定贵族和高、中级官员子弟依靠“恩荫”做官的办法,禁止为子弟申请馆阁的职事藉以革除滥赏和减省冗员。

(三)“精贡举”。即改革专以辞赋和墨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旨;先取履行,后取艺业,藉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才”。

(四)是“择官长”。严格选差各路转运使、提点邢狱和各州、县的长官,废“循例差除”制,改为逐级推荐 ,用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 民”。

(五)是“均公田”。地方官依照差遣等级给足“职 田”,使之丰足,藉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六)是厚农桑”。每年二月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和破塘,“以救水早,丰稼稿,强国力”。

(七)是“修武 备”。依照唐代府兵制,京师召募卫士五万人,使之“三时务农”,用以捍卫朝廷。以后逐渐推广到各地。

(八)是“减摇 役”。裁并州县建置,减少职役轮人数,使部分农民回乡务农,做到“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九)是“覃恩信”。朝 廷赦书宣布的恩典,三司和各地官衙必须执行,前朝的欠负,一律免除。

(十)是“重命令”。改变朝令夕改的旧习，慎重立法,执法必严。以上的奏疏中，其变革核心主要围绕两个方面来展开，即经济生产和官僚队伍建设。但总体的来说，不管是那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的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为了国家稳定富足，为了百姓的生活得到安定。

民本思想：

范仲淹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传统治国思想了然于胸。他入仕后,便把致君泽民当成了第一要务。在《范仲淹全集》中多次出现“邦本”一词,如“仁及天下,邦本不摇”、“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民惟邦本,不可侵扰”、“厚民力，邦本之道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等等。“邦本”一词，频繁地在范仲淹笔下出现,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范仲淹认为,要兴利除弊,施惠于民,首先必须从县令做起,因为县令是基层官吏,任何惠民政策的实施,都和县令密切相关。其次是郡守,因为郡守是县令的上司,如果县令愿施行惠民政策,郡守从中作梗,“本固邦宁”的政策仍然是一句空话。因此,他才说出“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就是说,如果县令、郡守都有一颗尽职尽责的赤子之心,一切困难、一切阻力都将迎刃而解。

范仲淹认为,“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因此,首先要抓好农业生产,要“顺其时,与物咸冝”, 按照农作物的特性,因时因地,合乎时宜,使农民乐于接受,发挥其努力生产的积极性。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范仲淹所到之处都颇加重视。1022年, 他担任“监泰州西溪盐仓”小官时,发现“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废旷久,秋涛为患”,就力排干扰,进行修复,民受其利,为后人称为“范公堤”。1034年,公守苏州,发现“姑苏四郊畧平,西南之泽尤大,谓之太湖,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 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于是组织力量疏通五河,排除积水,使苏州成为沃野千里的粮仓。1041年,公知庆州,发现“郡以处高,艰于井饮,公至乃以地势迹之,命匠氏直城之西北,凿及甘泉,凢百余井,人无一金之费,日用以足”。他参观晋祠时,发现晋祠泉既能养鱼,又能养花,更可溉稻灌田,立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之颇感 兴趣,写了一首《晋祠泉》诗加以表彰,“神哉叔虞庙,观者增 恭虔,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我来动所思, 致主愧前贤,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希望以之为榜样,加以推广,免受“旱年”的威胁。

减轻农民负担，是落实民本思想的重要措施。范仲淹认为,“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 ”。根据当时“贫弱之民，困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劝课之方有名无实”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严重的后果,“故粟帛常贵，府库日虚，此而不谋将何以济?”他认为，如果再不减轻农民的负担，就没有办法渡过难关了。

他还认为，赈救灾荒是政府官员应当经常留意的大事，要“抚之育之，以简以爱，优优其政，洽于民心”。他请求皇帝下“诏天下州县长吏，访问民间孤独不能存活者，特行赈恤”。

庆历新政的实施到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确实能从看出，范仲淹所提出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民思考，为民谋利，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在当今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民本思想更是应该值得倡导。

参考资料：

1、《范仲淹评传》，方健著

2、《范仲淹传》，诸葛忆兵著

3、《新兴的官僚地主阶级的首次全面改革尝试——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学术月刊》1990年第02期

4、《简论范仲淹的民本思想》，《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03期

5、《长戴尧舜主，尽做羲皇民——范仲淹民本思想实践》,《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03期

第二篇：1 社会危机四伏和庆历新政 教学设计 教案范文

教学准备

1.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识记：北宋中期社会矛盾表现的几个方面；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

（2）理解三个原因：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原因；北宋中期形成积贫积弱局面的原因；实施庆历新政的原因；

（3）探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影响；探究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和王安石变法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

（1）讲述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时，通过教师的引导，由学生阅读课文，概括、归纳出社会危机的表现，并从中得出改革的原因。培养学生概括、归纳知识和分析复杂历史问题的能力；

（2）引导学生分析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和根本目的，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3）通过小组讨论，比较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异同；

（4）学生课外查找资料，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分析、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当今中央重视三农问题，费改税对稳定政局的重要作用；（2）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澶渊之盟的历史评价；

（3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力，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

2.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难点：对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准确理解，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3.教学用具

幻灯片。图片。4.标签

社会危机四伏和庆历新政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利用教材的引言导入：

师：在湖南岳阳，与滕王阁、黄鹤楼并称我国南方三大名楼。岳阳楼始建于唐代，主楼三层，高19.72米。因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传四方。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yé）？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从这句引言内容中你能够获得哪些历史信息？

生1：表明作者其人生志向、政治抱负（以“古仁人”为楷模，忧国忧民），表露其博大襟怀、坚强意志。

生2：强调为人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崇高的人格，以天下为己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激励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无私奉献。

师：说得很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中的“忧”，到底他“忧”什么呢？ 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本课新课的学习。★讲授新课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北宋中期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北宋中期”的概念：一般认为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宋真宗赵恒（998－1022），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在位25年，宋真宗统治时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在位期间，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良、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宋真宗的第六子，北宋第四代皇帝，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病死开封，享年54岁，在位41年。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

宋英宗赵曙（1032－1067年）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仁宗无子）。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但于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

宋神宗赵顼（1048～1085年），英宗长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20岁即位，在位18年（1067—1085），38岁时病死，葬于永裕陵。

1、阶级矛盾的激化：

（1）土地大量兼并：宋代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剥夺了功臣宿将的兵权，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2）人民的负担沉重：人民的负担有三，即繁重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主户分成五等，乡村上三等户为“上户”，是各类地主。

四、五等户称为“下户”，有少量的土地；客户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五等户和客户都要租种土地。地租根据具体的情况或对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没有耕牛的佃户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土地赋税实行的是两税，夏秋两季交纳。从名义上说，客户不交纳两税。但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上户采取各种手段把赋税转嫁到下户的身上。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3）各地农民起义不断：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起义的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同年12月，王小波牺牲后其妻弟李顺为帅，主力军于淳化五年正月攻下成都。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远。推行一系列的打击恶霸豪绅的措施，起义军得到百姓的响应和支持。后来政府军残酷镇压了起义军。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又爆发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注意；一般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王朝的末期，而王小波、李顺起义则发生在北宋中期，可见社会矛盾的激化。

2、民族矛盾的激化：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征辽，企图收回幽云十六州，可是都失败了。1040～1042年（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3、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官。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有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政要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支持他。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但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朋党之争实质是当时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二）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1、积弱局面的形成：（1）集中军权：

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危险。因此，首先收夺军权。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许将领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的办法，示意将领们释去军权，使“君臣之间无所猜疑”。次日，曾经帮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称病自请解除军职。此为“杯酒释兵权”。之后，又废除了过去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把禁军的领兵机构析而为三，以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合称“三衙”。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统属，形成鼎立。三衙的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以资历浅、名位低、易于驾驭的人任其职。宋初制军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为了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主管全国军队的调动和招募、训练、供给等事宜。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枢密使有调兵权而无领兵权；三帅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使二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北宋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调动到他地移屯就粮。军队驻守地时常更换，而统兵将领由中央任命，也不固定。如遇征战，多由皇帝临时命将。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这虽然可防止兵与将领结合以反抗中央，但却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训练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2）集中行政权： 宋代以前，宰相握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在建国之初，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政事堂、枢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权力。宋设“中书门下省”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内庭，称政事堂(即宰相办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为宰相，官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又另设副宰相“参知政事”，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宋初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对掌大政”，号称“二府”。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3）集中财政权：

北宋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盐铁(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户部(掌户籍、财赋和专卖)，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计相”。另设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在民、军、财三权分立中，三者不相统属，分别向皇帝奏报，一切由皇帝裁决，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4）负面影响： ①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②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 ③军费开支高涨。

空前强化的蝗专权虽然加强了封建统治，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政治上造成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行政效率低下；军事上，高级将领受制太多，不能根据战场情况作出决断。同时，对宋代皇帝而言，权力集中的深层含义是确保自己的统治，因此，为了保住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一切，包括国家利益，因此，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常常表现得患得患失，非常软弱。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兵20万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威胁宋都城开封。动摇的宋真宗在主战派拥戴下勉强到达澶州，宋军士气高涨。辽在澶州初战不利，加上长驱深入有后顾之忧，辽萧太后乃有退兵之意。双方于当年十二月约定：(一)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尊辽萧太后为叔母；(二)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三)双方罢战撤兵，宋、辽以白沟河为界。由于澶州古称澶渊郡，故称此和议为“澶渊之盟”。

2、积贫局面的形成：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1）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2）冗官：其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一官三人共之。其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1000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其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单以三百六十万文计算，等于北宋中期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

（3）冗费：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也使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

（三）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

1、新政背景：内忧外患

内忧：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军队数量不断增加，但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的人担心封建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等为枢密副使，并多次催促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

（一）明黜涉，按官员的政绩进行升迁。

（二）抑侥幸，限制恩荫。

（三）精贡举，改变科举的内容和办法，选择“经济之才”。

（四）择长官，选好地方官。

（五）均公田，这主要是均地方官员的收入。

（六）厚农桑，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

（七）修武备。

（八）减徭役。

（九）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积欠的赋税和大赦方面的内容。

（十）重命令，重视法令的制定和执行。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的大部分，因为宋仁宗的年号是“庆历”，故历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

2、庆历新政：（1）中心措施：整顿吏治（2）主要内容：

①改革文官：改革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②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③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④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多者尽先差补。

⑤.“减徭役”，重农桑：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投入。

（3）失败原因：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新政推行一年多就夭折。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吕夷简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

如庆历三年十月，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诬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面对这些言论，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课堂小结 本课主要讲述了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包含四个主要内容：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辽、西夏威胁；

3、宋初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出现冗官、冗兵、冗费，形成积贫积弱局面；

4、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改革呼声强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变法。

课后习题 本课测评：

1、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参考答案提示：北宋集中军权、行政和财政权，扩编军队，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削弱了军队战斗力，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随着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增加，财政危机加剧；农民起义的不断，边疆少数民族的进攻，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之争也促成了局面的形成。

2、简要分析庆历新政的内容及失败原因。

参考答案提示：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遣升迁的办法，依照政绩提拔官员；严格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垄断官位；改革贡举制，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可应举，取士重在策论和操行；慎选地方官；裁并州县，厚农桑。

新政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他们强烈的反对并污蔑改革者为朋党。宋仁宗对改革者的怀疑，废止新法。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板书

社会危机四伏和庆历新政

（一）北宋中期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二）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三）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

第三篇：从《神曲》看但丁的文论思想

从《神曲》看但丁的文论思想

摘要：但丁的《神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他因此被誉为“旧时代最后一个诗人，新时代最初一个诗人”。他所提出的“俗语观”和“四义说”，在《神曲》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推动意大利乃至世界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试从《神曲》着眼对其所体现的文论思想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但丁；《神曲》；俗语观；四义说。

《神曲》是但丁在文艺复兴之前写作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也对后世文学影响极大。他在创作中对俗语的应用，使他成为意大利民族语言之父。他对四义说即：字面义、譬喻义、道德义、寓言义的运用，使得他的作品万古长青。俗语观与四义说究竟如何？又怎样在作品中体现？但丁的《神曲》为我们的困惑做出了最好的解答。

一、俗语观

作为意人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但丁不但身体力行, 在文学实践中运用俗语创作, 以自由语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思想, 写下了《新生》、《神曲》这样垂为后世典范的作品, 而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 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统一的意大利语。但丁的“论俗语”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建立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同时为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丁的俗语观主要体现在其作品《论俗语》中，该书用拉丁文撰写，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过重大的作用。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

但丁提出统一语言的必要, 主张对各地方的语言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和提炼的语言是“属于意大利一切城市而又不专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那种语言, 意大利一切城市的方言都以此来计量、权衡和比较”（4）.。俗语在意大利的概念, 但丁这样指出:“所谓俗语, 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习的那种语言, 简而言之, 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 从模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1）但丁又在民族语言中发掘纯正的具有代表性的语言, 就是民族性的意大利语, 他把这种语言具有的特点标示了出来: 光辉的, 中枢的, 法庭的, 宫廷的。但丁在《论俗语》卷二第四章中说道: “我们记得, 我们往往把俗语写诗的人称为诗人”。（2）

但丁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他的《神曲》用通俗的、最平凡的语言表达出了最不平凡的思想和内容，这才是真正的“诗一般”的语言。他作品中使俗语不因为“俗”而流失它的艺术含量, 从而保持了“俗”中之“雅”。他的俗语观在《神曲》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我们来看《神曲》地狱篇第三章的开始“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 通过我，进入永世凄苦之深坑，/ 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 正义促动我那崇高的造物主；/ 神灵的威力、最高的智慧和无上的慈爱，/ 这三位一体把我塑造出来。/ 在我之前，/ 创造出的东西没有别的，/ 只有万物不朽之物，/ 而我也同样是万古不朽，/ 与世长存，/ 抛弃一切希望吧，/ 你们这些由此进入的人。”（3）《神曲》中的大部分用词都是沿用至今的普通用词时，尽管但丁的《神曲》写于1307 年至1321 年之间的中世纪，但他的文字非常通俗易懂，语言朴实无华，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不会觉得他的文字深涩隐晦。

俗语之所以更为可贵, 是因为对我们来说, 它是自然的, 而文言却是人为的

作家所说俗语即光辉的语言的特点：光辉的, 中枢的, 法庭的, 宫廷的，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的高尚优美，既要来自民间又要规范。《神曲》中所用的语言，即是通俗的民间语言，却又不流于通俗，既是平凡的却又不失其诗意，使得《神曲》被普遍大众所接受，广为流传。可见俗语的成功运用，是《神曲》取得成功的关键。《神曲》用平淡的语言传达了无穷的、“最不平淡”的寓意，但丁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大师，他把文学的表现权利第一次交还给了人民大众, 这是但丁提倡创造高贵的俗语的重大进步意义所在。二、四义说

《神曲》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难懂的作品之一。它的难懂, 一方面是由于它“百科全书”的性质,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无所不在的寓言、象征。其以小见大的艺术特性和功力在某种程度上极具寓言的本质和神韵，这与其在语言方面的文论思想契合。

但丁提出了语言具有四重意义：字面义、譬喻义、道德义、寓言义，即所谓的“四义说”，对后代文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文艺作品的意义，不应该是简单的，而应该是复杂的，需在字面意义这一浅表层次下传达出更丰富、深厚的意蕴，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寓言性。而《神曲》就是四义说的完美表现。

但丁指出《神曲》就字面意义而论, 全部作品的主题不外是亡灵的境遇。而《神曲》作为一部亡灵们的境遇书, 作品通过诗人幻游的形式, 借助诗人叙述者的身份, 讲述了彼岸世界中亡灵们的生活情景。在《神曲》中作品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但丁做了一个梦：他人生的中途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迷了路。看到一个小山的山顶有一抹阳光，想爬到山顶上去，但是前面出来了三个野兽，一狼、一豹、一狮挡住了去路。就在他往前走不了、后退也不能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这就是古罗马伟大的诗人———维吉尔。在维吉尔带领下，他游历了地狱、炼狱。然后他的女友贝亚特丽采就领着他游历了天堂。地狱、炼狱、天堂基本都是九层。在九层天上是天府，天府又被称为“幸福的玫瑰”。在这里但丁抬头往上看，看到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作品的字面意义非常简单，实际上《神曲》的字面义要比其他的叙述文字具有更进步的内容。

但丁曾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指出诗有字面的、寓言的、道德的、神秘的即神学意义上的四重意义, 而后面三种统而言之为寓言义, 即超越字面的象征意义。这个说法正与四义说相吻合，即譬喻义、道德义、寓言义可统称为寓言义。

《神曲》的整个作品其实是一个寓言，大量采用象征、隐喻、梦幻的表现手法。整部诗就是一场白日梦，以梦始，以梦终，可谓梦幻文学的典范。《神曲》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结构，充满隐喻意味，每个意象的寓意都是多层次的。比如，“黑暗森林”它象征意大利现实，也象征个人的困惑，民族的迷惘，人类的困境，同时也象征着人性的“无明”状态。“维吉尔”象征着“理性”；“贝亚特丽采”象征着“信仰”，地狱九层，象征的是自有人类以来人所犯的九大类错误，是人类出现以来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总结和形象刻画。《神曲》中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是：上帝其实一直陪伴着作品中的“但丁”的。“但丁”不论是在地狱中，在炼狱中还是在天堂里，他不断地认识错误，不断地改正错误，不断地从低一级的天层向更高的天堂前进，永不停止，也不后退。其实在作者但丁看来，这就是上帝的精神的具体体现———上帝不在人身之外，而存在于人身之内。

然而，《神曲》这一故事所负载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 但丁曾经这样概括说:“从寓言来看全诗, 主题就是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正的奖惩。”由此可见, 他所侧重的“寓言意义”显然是蕴涵了善恶选择及其道德指向的, 但丁带领我们游历的宇宙三界, 即是一个“通过寓意来不断建构的道德世界”。

但丁的“四义”说，最早触及到了文学作品意义上的结构层次，这个在文学理论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毫无疑问，“四义”说对文学作品意义上的结构层次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意蕴层是文学作品的结构中最为深远的一层。但丁的作品“四义说”，具有超越中世纪特定时代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中，揭示了文学语言艺术意义的多层次性，为文学语言理论甚至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启示，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总之，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文论思想综合体现了其学术修养。但丁不仅仅只追求诗歌的思想性，他运用俗语所形成的“诗歌化”的语言，追求的是纯粹的诗歌语言表现形式，呈现给读者一种完美的“诗一般”的语言。他语言“四义说”的运用，使得其作品具有以小见大的艺术特性和功力，在某种程度上极具寓言的本质和神韵。他的这些文论思想，在其作品《神曲》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使得他的创作在深度上也表现出了新时代的曙光！

（1）章安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267页（2）章安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294页

（4）论俗语(第1 卷)[ A].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166.

第四篇：从恰同学少年看教育思想

从《恰同学少年》看“千里马”

生长的土壤

——解析杨昌济等先生的教育思想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已热播数次，我一集未落的细细看过。这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剧作，能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实在不为过。作为一名教师，在这里我不想作过多的评述，只想就剧中一些经典细节来探讨伟人之伯乐——杨昌济等先生的教育思想。

杨先生在当时可谓博学之大儒，留学归国后一度受到众用人单位的青睐，省教育司甚至派出仪仗队，由当政要员亲自登门奉上大红聘书，高薪聘其为官，却被杨老师以“区区闲云野鹤一书生”婉言谢绝。有感于他的一番话：“做人如种花，每种都是不一样的。像牡丹，千百年来富贵的象征；而兰花，花中君子。志趣不同，不可强求。”所以他拒绝为官，却接受了一所普通中学——周南女校的聘请。

杨先生进湖南一师做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授业恩师实属偶然。他本是要退掉当时的一师校长——孔昭绶的聘书的，只因一篇作文，让他看到了一位济世之才；就因为他看准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毛泽东“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于是他改变了初衷，他留下来了，不惜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只为一良才。

给一师上的第一堂课，足见这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与当时民国教育的那种学究气格格不入。“修身第一要务——立志”，一般人会强调“志存高远、胸怀大志、好男儿志在四方”之类的豪言壮语，而杨先生却认为“即使天真得不切实际，平凡得不值一提”也“姑且说之”并没有一下子封住学生的嘴巴。对于毛泽东的“不知道、没想好”杨先生的理解不是“没有理想”而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认为“鸿鹄之志也需磨砺”；认为他是“不肯轻言”反见其“学识胆略平实稳重”。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毛泽东的反问：“老师，您的理想是什么？”不但没有责其乱插嘴，反而正面予以回答：“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既回答了学生的问题，又勉励学生“你们都是吾欲栽之‘大木’”。这在当时可了不得，学生怎能随意反问老师呢？鲁迅先生的启蒙老师寿老先生就不许学生乱问，对学生的疑问简单答曰“不知道”，可见当时学生只能听、答，是绝不可以反问老师的。而杨先生就不同，学生问的，他答了；老师问的，学生却可以暂时不答，留待日后。

诚然，毛泽东是大器、大才，以后的事实为杨先生的判断做了有力的注脚；我们也应该承认，没有杨先生这位“伯乐”，没有湖南一师这一片“乐土”，毛泽东仍然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假如所有的学校都像毛泽东读不了几天就退学的“肥皂学堂”一样沉闷、呆板；假如毛泽东青年时代始终找不到一个允许发展个性的学堂而过早放弃学业闹革命的话，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缔造者？“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得而知。

说到文采，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伯乐”——袁仲谦老先生。入学考试中，袁老先生把毛泽东的考卷敲定为第二，足见老先生对此生还是颇为赏识的；但只因他的文章只会“抒大情立大志”，缺乏文采，就将这位爱生的作文分数一降再降，直至降到40分。作为一代学究，国学泰斗的袁老先生，他认准能得第二的学生作文，真的只值40分吗？还是用杨老师的话回答吧：恨铁不成钢！的确，杨先生、袁先生，加之当时湖南一师的校长孔先生，他们都认准了毛泽东是个人才、大才、奇才；于是为了这个人才，他们不惜与督学大人闹翻，顶住重重压力改革了考核方案。现在我们看这个方案当然是更科学的，但在当时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毛泽东是一匹名副其实的千里马。他读的是师范，他的志向却不仅仅停留在做一名教师；他有雄心、有壮志，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他有文采、有大略，于乱世中缔造一个新中国。如果说他的武略来自于个人兴趣与以后在革命实践中的不懈努力，那么他的文韬绝对离不开一师“伯乐”们的悉心教导甚至近乎冷酷的“锻造”。借用袁老先生的一句话“古人程门立雪尚且不惧，一点雨算什么？”制其锋芒而后以平生心血相赠，袁老先生可谓用心良苦。

谈到毛泽东的授业恩师，还有一位先生不得不提——当时湖南省议会的副议长徐特立老先生。且不说徐老先生怎样拿着每月沉甸甸的二百块大洋的工资去为穷孩子办免费学校。也不说为了省钱办教育赤脚穿草鞋被人称作“徐大叫花”。作为老师，我们就去看看他的第一堂课吧——不授理论，先去听一节课。空洞的说教是苍白无力的，要想求得真知，首先付诸实践。

正因为有了一师这一片乐土，因为有了这样一群伯乐，国之大木初长成。毛泽东，成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共和国缔造者：武略不输于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且不逊风骚、不输文采，问苍茫大地敢主沉浮。

今天的和平年代，自然不需要我们再去培养什么“枭雄”，但教育的真谛还是相通的。太平盛世需要各行各业的“千里马”，作为学校，我们不能把学生都训诫成温顺的“小绵羊”。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出过错，就说明你从来都没有创新”。很多学校的校墙上都贴着大幅标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要创新就有可能出错，沿着别人的脚印永远都不可能有新发现。所以，要允许我们的学生去大胆探索，不要怕他们出错，未来各行各业的千里马就在他们中间。

第五篇：从毛泽东诗词看毛泽东的思想脉络

从毛泽东诗词看毛泽东的思想脉络

摘要：毛泽东是一介伟人，具有多方面的卓异才能，如军事、哲学、文学、书法等。其诗词豪放大气，冠绝古今。由于个性真诚本色，许多佳作都能展现作者的思想脉络：高瞻远瞩，乐观浪漫，自信进取，坚持斗争，表现在个性风格、政治观、军事观和宇宙观之中，印证了“文如其人，诗为心声”的理论。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诗词；斗争；武装

引子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集革命家、哲学家、理论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一生历经大风大浪，每在危难之中力挽狂澜，拯救中共，其远见卓识、非凡魄力令人心折，晚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过不掩功。

毛泽东生于农村，就读长沙，心怀天下，献身革命。于旧中国形势危颓之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凭一介书生身份参与革命斗争，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开创一片新天地。其天分既高，卓然有识，自信乐观，高瞻远瞩。其老师兼岳父杨怀中教授对其期许甚高1。

毛泽东酷爱古典文学，除文章外，另有57首诗词传世。因其真诚本色，可根据“文如其人，诗为心声”的理论，一探其真实的思想理念和精神风貌！

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个性特征

从毛泽东的诗作，可以看出其内心强大的自信和对前途永不缺失的信心。即使身处革命低潮，濒临死亡绝境，也充满乐观，绝不见其委靡之态。

1910年，还在在韶山东山学校读书时，这个尚未走出大山，直面尘世的十七岁少年就写了一首《七古·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诗句透露出作者的冲天理想和远大志向：虽身小如蛙，却自喻为虎，养气沉寂，只待异日一飞冲天。年龄虽小，稚气未脱，初显霸气！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借《清平乐·会昌》，作者赋词寄情：“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指点江山，满怀兴致。即使在最艰难的长征途中，被几十万军队包围，《忆秦娥·娄山关》也只有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面对漫漫征途和暂时困境，毛泽东没有颓丧，愈挫愈勇，决心“而今迈步从头越”！1935年10月，红一、二、六方面军胜利会师陕北，毛泽东更是兴致高扬，连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三篇诗词，展现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自信和“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壮志！

从毛泽东早期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沁园春·长沙》（1925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 1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园春·雪》（1936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到《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都体现了作者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这是作为一代英豪的独特性格。正是得益于永不言败的自信和坚韧，毛泽东才能开创新中国的伟大局面！

正如公木所言，即使在逆境中，“大革命失败前夕”，“形势危急”，“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毛泽东诗作始终“没有半点衰飒之气，没有丝毫低沉之感，而是恢宏、阔大、豪迈、雄浑，坚忍不拔，无坚不摧；而是永葆青春的真理精神，坚信正确路线之必然胜利。”[2]406

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浪漫大气、豪气干云的精神风格 自古浪漫主义者每有惊人之语。如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而毛泽东则不遑多让，并有超越之势，尽显其高瞻远瞩、浪漫大气、豪气干云。

如“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其眼界横绝古今。

最令人惊奇的是毛泽东作于1964年的《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千年历史，只一瞬之间。作者心胸何其阔大！“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诚然！

这种胸怀，从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就已初露端倪，即在其《四言诗·祭母文》中，也未一味沉浸于哀伤之中，“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他对母亲的真诚仰慕，可见母亲宽厚的胸襟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他对父亲则更多以暴戾相抗），这正是成其为伟人的一种特质！

毛泽东非常喜欢宋玉的《大言赋》“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曾两次以狂草书写这几句2，这是爱其超拔天地的豪气。毛泽东对古代的诗词大家的偏爱，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词最爱稼轩。据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的统计，毛泽东圈画过的唐诗约600首，“三李”诗约占三分之一。他非常欣赏李白的浪漫飘逸，李贺的奇艳瑰丽和李商隐的沉思缜密。毛泽东认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富于幻想和浪漫情怀不仅在艺术创作中是有益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对辛弃疾词作中洋溢的弓马英雄豪气颇为赞赏！

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与人、与天、与地斗的政治观

毛泽东的“斗”最先出自于叛逆性格，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性格火暴，对幼年的毛泽东很粗暴，有一次，当着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因此顶撞了父亲，并逼使父亲首次承诺不再打他[3]2。对毛泽东而言，这起初是出自一种尊严，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在东山学堂，16岁的毛泽东与同学关系很疏远，上文所引《七古·咏蛙》就存在明显的对抗情绪。甚至，因对《三国演义》的不同观点，他给湘乡县令写信，要求撤换校长[3]22。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认为，毛泽东的“高傲和自重妨碍了他的跳舞”[4]。

毛主席在《奋斗自勉》（1917年）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2 见《毛泽东手书真迹：手书古诗文卷》。

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他思想成熟时期的一种政治观，并伴随一生。《毛泽东传·序言》说，毛泽东有很多敌人：封建主义、不平等社会、两千年之久的禁条和权威3„„除此之外，战争对手、政治对手、阶级敌人、天地（处于人的角度）均是他的斗争对象。在晚年，这种斗争性格发展到极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由大乱走向大治”的想法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倾覆性的后果。这种“斗争”精神也直接反映在其诗歌中。

其斗争精神表现在不同层面。“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1931年春《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显示他“不惧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七律·长征》）直言“不怕难”；“战地黄花分外香”（1929年10月《采桑子·重阳》）和“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春《菩萨蛮·大柏地》）可以看出他对战争环境非常享受。“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1961年11月17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对胜利的自信，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胜利者乘胜追击，斗争到底。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1958年7月《七律·送瘟神》）是与地斗，“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1956年6月《水调歌头·游泳》）则是“人定胜天”理念的体现！

总之，他的目标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1963年1月9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策略就是“斗争为上；争取主动”。

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观

毛泽东生于乱世，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对后梁名将陈庆之的武功推崇备至，曾在史书中多处进行评点。他崇尚武力，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经过“四·一二”政变4的血的教训，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实乃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成功探索和实践。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6年《临江仙·赠丁玲》）、“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1961年2月《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尚武精神。

毛泽东极其重视战略，对战术的运用出神入化。1948年1月18日，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这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即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的头脑也十分清醒，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总结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具体战术上，他根据现实情况，机动灵活，创造了许多战术。如“敌进我 3(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页。

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从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内，上海被屠杀者300余人，被拘捕的共产党人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工人领袖赵世炎、陈延年等先后被杀害。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四渡赤水摆脱追兵的运动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矛盾论思想，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有效歼灭敌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判断军事形势，拖垮日军的持久战；依据山地等地利，与敌周旋的山地战5等，都被证明是实用有效的。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1927年《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据地之始。“前头捉了张辉瓒”（1931年春《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正是集中优势兵力有效歼灭敌人的经典案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1935年10月《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是典型的山地战；而“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1963年12月《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则是红军战略反攻，由山地转入城市的变化。

毛泽东之用兵如神（如“四渡赤水”），达到了“风火山林”6的至高境界：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1930年1月《如梦令·元旦》）、“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1930年2月《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其疾如风！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1935年10月《清平乐·六盘山》）——其徐如林！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清平乐·蒋桂战争》）、“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侵掠如火！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重志成城。（1928年秋《西江月·井冈山》）”——不动如山！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1931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难知如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4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动如雷震！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打天下变为治天下，毛泽东有了质的变化。重视文人和文化，重视农业基本建设和经济建设。曾与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李淑一等人多次诗词唱和。

五、人生易老天难老——改天换地、人定胜天宇宙观 毛泽东早年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又写过几本哲学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这些都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宇宙观。

关于其宇宙观，主要体现在“天人关系”上。作于1918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可以视为作者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显示对“天地”的崇敬，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但接着，“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则是对高贵人类和杰出人物的赞语，初露“人7定胜天” 5“山”是毛泽东诗词的涉及最多的素材，其中，以“山”为主题的就有13首。“山”既是红军作战的有利地形，革命的屏障，也是进军的困难，既要依靠它，也要克服它。如《十六字令三首》。6《孙子兵法·军争篇》：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7此处之“人”当指“杰出人物”。既以纵宇一郎为知己，则见作者自视之高。4 思想的端倪。“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而且，作者明显是对杰出人物的赞颂。在东山读书时，毛泽东就对《世界英雄豪杰传》爱不释手，对拿破仑、华盛顿、彼德大帝等人进行圈点。“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3]21，表现出英雄崇拜情结。

之后，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沁园春·长沙》（1925年）中，对“万类霜天8竞自由”的高度概括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责诘，是其世界观的总结和升华。“粪土当年万户侯！”那么，在作者心中，什么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或许此时，作者心中未必有明确的答案。

“人生易老天难老！”（《采桑子·重阳》）并非感叹人生短暂，而是希望积极进取，以有限人生投入无限壮丽的革命事业，至“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无不显示建功立业，人生有成的渴求。但是，将藐视一切困难，过度迷信“人定胜天”的乐观精神无限放大，也引发了“大跃进”、超英赶美和“文化大革命”，导致连他自己也无法掌控的严重后果。

一方面，是对自己能力的强大自信，另一方面，真正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结果，是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认识（“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顺应（“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把握（“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和运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表现在诗作中，“我”在早期的诗中，的确为“我”个人，如“春来我不先开口”（《七古·咏蛙》）、“我怀郁如楚”（《五古·挽易昌陶》）、“我返自崖君去矣！”（《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后来成为“我们”的代称，多指“红军”，如“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而今我谓昆仑”（《念奴娇·昆仑》）“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更多诗作中的主角已变为“红旗”“工农”“红军”等集体名词，如“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壁上红旗飘落照”“红旗卷起农奴戟”“军叫工农革命”“十万工农下吉安”“唤起工农千百万”、“红军队里每相违”等等。

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他生在农民家庭，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创造性地将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农村走向城市，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在更多层面，又体现唯心倾向（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源于对个人才能和对人类力量的自信。其个性积极进取，不畏艰难，善于把握人民力量，将时局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成功，有失败；在思想性格方面有长处，也有不足。这对于我们的人生同样有很好的提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7/content_693606.htm.[2] 公木.毛泽东诗词鉴赏[M].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4.8 从诗句来看，包括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万物之灵：人类。[3](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M].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2.[4] 史沫莱特.中国的战歌//野坂参三与毛泽东[M].台北:123 [5] 麓山子． 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M].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