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鲁迅 解说词

第一篇：先生鲁迅 解说词

《先生鲁迅》解说词

先生鲁迅

第一集

故乡记忆

鲁迅喜欢猫头鹰，这是他亲自画的猫头鹰。他的朋友这样描述他：

“他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作，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猫头鹰。”

鲁迅很像猫头鹰，相貌、性格和气质都像。他有“会看夜的眼睛，会听夜的耳朵”，他是二十世纪黑暗中国为数不多的睁着眼看世界的人。一直到今天，他一直在黑暗里，睁着眼看着我们。

清明时节，桃红柳绿，万木更苏，正是“踏青”的好时节。绍兴城显得温润而静谧。

“鲁迅，以1881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许多年后，鲁迅在他的自传里写下了第一句话。这一天，是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欢天喜地地迎接这个家族长孙的诞生。祖父给这个孙子取名“阿张”，学名也是带有浓重中国特色的“豫才”。37年后，因为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笔名不胫而走，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虽然用过140多个笔名发表文章，人们熟知的只有一个名字：鲁迅。

当鲁迅睁开双眼环顾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和他的父辈生长的年代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什么像20世纪之交西潮东来时的风云激荡那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并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命运。现代文明的林林总总正悄然改变着绍兴这座小城。

在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这块空地就成为附近居民娱乐场地。鲁迅幼年时代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班”与“目连戏”。除了目连戏外，还有迎神赛会。鲁迅记忆深刻的是冤苦的“活无常”和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的“女吊”。在后来的许多时光里，这些形象常常出现在鲁迅的梦里和笔下。这些童年意象给他的强烈刺激，留在心底里的是人的尊严和力量。

对于故乡绍兴，鲁迅一直怀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鲁迅对故乡表现出热爱、崇敬，甚至终生的眷恋；而另一面则又充满了憎恶、决绝，甚至诅咒。这和他最初感受的凄风苦雨和人情冷暖紧紧联系在一起。

绍兴，在后来鲁迅的许多作品中取名“S城”。

绍兴地处江南，傍水而建。近有曹娥江，远有钱塘江，涛声不绝。河汊，小桥，乌篷船，是山阴道之外的另一组应接不暇的风景。这里还有山地，有峰峦，有岩石，有着严峻刚毅的灵魂。所谓“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这里产生过相当一批著名人物，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王思任。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王思任的一句话，这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不同于帝都南京，绍兴没有那种霸气，也没有大都会一般的奢华。这是一个中小城市，也可以说是边缘城市，四围毗连乡村，除了官僚、工匠、市民，有名的师爷之外，经常有无数的农民、渔人、乞丐混杂其中。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叠合的中间地带，鲁迅有机会从小接受相当完好的教育，一方面是众多儒家经典，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民俗民风，两者都紧连着乡土中国固有的文化血脉。在其后鲁迅50多年的生涯中，故乡的山水，习俗，戏曲文化等等一切，几乎成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一点诗意，并常常成为他慰籍内心的记忆。

周氏大家族700年前从河南迁入绍兴，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很是幸运，他的人生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一片光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学而优则仕，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人生坦途。可惜，命运之神对鲁迅并不公平。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给孙子鲁迅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出世时，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渐渐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还富足的平静生活。

在鲁迅的记忆里，周家新台门后园是一个大自然的乐园，一代代的中国人至今仍然可以从小学课本里通过吟诵这些脍炙人口的篇章，感受到鲁迅童年的欢欣鼓舞——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何首乌根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有过一块根象人样。„„

周家大院隔河相望，是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质朴博学，为人方正，因此，三味书屋是那个年代绍兴最开明的著名私塾，鲁迅和他的兄弟们都在那里读书。在这里，鲁迅度过了最初的读书生涯。只不过，自由浏览的乐趣往往被粗暴的家长专制所干扰。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丰厚，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

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

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鲁迅的求知欲，看杂书成了他儿时的习惯，从画着奇形怪状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抄杂书，描绘画，绣像本的《荡寇志》，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但父亲粗暴的教学方式让他无法释怀。在后来鲁迅的回忆中，他对父亲的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天性的行为很是不解，他说：“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面对着父子之间可怕的隔膜，鲁迅只感到莫名的悲哀和恐惧。

自古绍兴多谋士。中国官僚政治上下数千年，师爷阶层无时不活跃着绍兴谋士，到清代，已形成了一个区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师爷群体——“绍兴师爷”，有“无绍不成衙”之说。清代“绍兴师爷”出名，一方面是由于师爷中绍兴籍者占据了大多数，另一方面是因为绍兴籍中出现了一批名气很大的师爷。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14世，„„这400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师爷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很显然，从这些描述里，人们会想到鲁迅，想到令那个时代从统治者到各种人等都不舒服的鲁迅。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首先是祖父周介孚，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发。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这一年，鲁迅13岁。

从祖父入狱时起，为了逃避株连，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亲鲁瑞转移到了乡下皇 甫庄，过一种其实是流亡者的生活。

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

作为长子，鲁迅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为了病重的父亲，正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鲁迅无法专注于“子曰诗云”，请医生，寻“药引”，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从鲁迅后来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在当铺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铭心的，而寻找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等等稀奇的药引子，也使他感到受尽了中医的愚弄。

后来，他在一篇《父亲的病》的散文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年龄最小的三弟周建人回忆说：

“我大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不推托，没有怨言，不叫苦，不喊累。母亲吩咐他做什么，他就把事情办妥贴，把钱、当票、药包如数交给母亲，清清楚楚，缺什么引子，他再去找。这副样子，俨然是个大人了。”

鲁迅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的时候，北方传来战争的消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拥有先进装备的中国舰队全军覆没，消息传来，举国震惊。病床上，鲁迅的父亲也不禁“感念时艰”，为民族的危亡深感忧虑，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吾有子四人，当遣其出海外求学，一往西洋，一往东洋耳”。可惜他已经等不到这个愿望的实现了，1896年秋天，在鲁迅的呼喊声中，父亲离开了人世。这一年，鲁迅15岁。

父亲的病与死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从一个大家族的少爷沦为寄人篱下的“乞食者”，鲁迅其实过早地进入社会了。事隔多年，当他回忆往事时，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少年的内心悲愤地悸动。他感叹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严重地损害了他的精神健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的伤痕。贯穿几年的避难生活和寻医问药经历，给了他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敏锐双眼。

多年之后，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便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坠过程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世界转换的中间地带，他长时间停留在那里，凝视着人类的灵魂，感受着周围的冷漠，麻木和残酷。仔细阅读鲁迅后来的文字，可以感到，整个少年时代，不但培育了鲁迅的性格，人生的哲学，同时孕育了他未来的精神倾向与文学主题。幸福是单调而平淡的，惟有苦难深沉而丰富。在短短几年之内，鲁迅所经历的一切，实在远胜于一个太平顺民的漫长一生。

1898年，鲁迅17岁了，丧父之后的鲁迅，艰难地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故乡，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人”。在家徒四壁，生计几乎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母亲仍然让他读书，希望他继续走科举的道路。但是，两次变故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使他对于“科举取仕的正路”充满厌恶和危惧。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

“但是，哪里去呢?”鲁迅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少年鲁迅决意要离开故乡了。

1898年5月，鲁迅怀揣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登上了离乡的小船。少年满怀悲壮，他后来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无论他是否找到，无论幸福与苦难，一个新的世界注定在等着鲁迅。

先生鲁迅 第二集 歧路彷徨

鲁迅剪去了自己的辫子，他把辫子丢给了日本的理发匠；鲁迅穿过西装，他用文言文写作中国科技史；鲁迅穿自己设计的中山装，他用小说对辛亥革命极尽讽刺；鲁迅此后一直穿着中式长袍，他在杂文里不遗余力地诅咒中国传统„„

1898年，17岁的鲁迅走出了故乡，他的第一站是南京。就在鲁迅走进新式学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一场变革的风暴正在遥远的北京酝酿。

这年的5月，鲁迅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8元川资，走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励志报国的学名“周树人”。

在一般绍兴人看来，和科举取士相比，走进新式学堂，这是坠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路。

江南水师学堂的旧址，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模样了，但人们还是仿照当初的样子，设立了鲁迅纪念馆。江南水师学堂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之前，于1890年（也就是光绪十六年）由曾国荃创建的，同时建办的还有设立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学堂。这是中国的洋务派准备迎战虎视眈眈的敌人，加强中国海军实力所作的一次可贵的努力。

北京城南的湖广会馆是历代举子们进京赶考的聚集地，1898年，这里云集着一批忧国忧民的学子，康有为、梁启超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他们的领袖。康有为以一介书生，历时7年、前后共7次伏阙上书，率领弟子们奔走呼号，力排重阻，倡言变法，终于惊动朝野，感动了清帝。

这年6月11日，即光诸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100天内，康有为所上的条陈超过历年总和，士民的奏折多达650余件，光绪帝颁布的除旧布新谕旨共280余件，可谓目不暇接，马不停蹄，风鼓雷动。这次极其短暂的变法运动迸放出极其瑰丽壮观的光芒。特别是那大变全变的主旨，伸张民权的精髓，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千年未有的变革新风。在当时就造成京城内外“舆情翕应，绩效若飞”，“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时尚。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介绍说：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据说是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或者和美国现在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几乎有相提并论的地方，但是当时西方已经通过了启蒙运动，从18世纪、19世纪，特别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发展得非常神速，那么中国一方面对西方是无知的，无知的本身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利玛窦以后，在17世纪、18世纪以后双方已经没有这个真正的学术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当时的特别是官员除了无知以外，还非常傲慢，无知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不了解西方，但是无知加上傲慢就非常危险，因为对整个西方所带来的一些不仅是政治制度，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后面一些比较深刻的价值都没办法理解。

这年9月21日，慈禧宣布训政，光绪随即被幽禁深宫，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

在南京，新的学校和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号称现代学校的课程不过是所谓“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折衷”，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

在学校呆久了，他逐渐发现，这里名为“新学”，骨子里却处处是“旧”的。对鲁迅来说，好不容易冲出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现在又重新落入学校的等级制度中，这不仅令他难以忍受，而且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失望。

鲁迅以“乌烟瘴气”4字概括了学校的一切，终于愤而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

求学的岁月充满着思乡的苦楚和对新学失望的痛苦。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 弟描述南京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这是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欣喜。

这一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风行一时，这就是《天演论》，编译者严复。1898年《天演论》出版后，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做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

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天演论》。20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张岂之介绍说：物竞天择，很多生物都在竞争，有些淘汰了，有些存在下来了，叫做适者生存，所以严复的天演论翻译，在1898年开始还不是铅印本的，开始是刻印的，一下洛阳纸贵啊，销售啊，想买都买不到，知识界里到处都说天演，胡适为什么叫胡适呢，也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个风潮，思想解放的作用究竟在哪里？就在于动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循环论的思想，都是循环，周围都是循环，起点，然后经过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起点，进化论不是循环，进化论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逐步地向前发展，这对人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鲁迅求学南京的三四年间，国家陷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的血雨腥风，1899年前后，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1900年，终于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灾难。国家政局的动荡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当年鲁迅的求学生涯。

这期间鲁迅刻过三枚印章，分别是“文章误我”“戎马书生”和“戛剑生”，由此不难看出青年鲁迅那种感喟时难，恨不上阵杀敌的书生意气和热血奔涌。

1902年，鲁迅又开始面临一次人生的转折，这一年的元月，他以第1等第3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给的毕业证书。此时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日本留学。

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近学日本看作是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2年鲁迅奔赴日本的时候，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已成规模，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京华介绍说：当时清朝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在1896年，1898年，张之洞写了劝学篇以后，赴日留学才形成热潮，那么到了鲁迅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也就是1902年这个阶段，出现一个转折点，按照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本书里讲，从1896年到1902年属于中国留学生的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他用一个日语词叫做“少数优秀型的时代”。

当年，一批又一批赴东洋留学的，不仅有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翁，这听起来好像是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确是清末天津港、上海港出现过的真实景象。

1906年，蒋介石的母亲变卖了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家当送儿子东渡。

在此前后的留日学生还有邹荣、陈天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吴玉章、闫锡山等等。

历史学家后来总结说，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 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7年多。

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介绍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获得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用简单的话来说，他发现了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西方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人到底是应该怎样活着。欧洲17、18、19世纪他们所形成的一个人的形象、人的意向是独一性和主体性很强的，然后又有很强悍的精神力量的一个人的一个意向，由这个人的意向来对比自己的民族的一个形象来说，他总觉得耻辱，这个耻辱感形成了鲁迅以后的文学的一个力量。

1903年，鲁迅剪掉辫子，并留下了一张照片，决意参加反清革命。照片是送给好友许寿裳的，在照片背后，鲁迅激昂地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达自己对风雨飘摇的祖国无限的怀恋和报效民族的胸怀。

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几年前，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京华介绍说：以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分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日本人感到我们可以战胜西方的强国，那么在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已经打败了大清帝国，所以上千年来所积累下来的对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尊敬，敬仰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第一波的高涨，出现了轻视、歧视甚至蔑视中国人的这样一种风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鲁迅在仙台度过了2年的学医的留学生活。

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改变鲁迅的思想观念，弃医从文的转变渐渐萌生。

还在南京的时候，鲁迅“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从东京去仙台学医了，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一个偶然的刺激改变了他的选择，1905年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本土展开了一场决战，中国政府竟然宣布中立。

一次课间，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观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震动了他。

日本学者尾崎文昭介绍说：眼看着同胞被日军砍头处刑的时候无动于衷，这叫麻木，不觉得痛苦，应该是人没有尊严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比真的人来说应该觉得耻辱，那么他作为同胞的耻辱来感受，他们的耻辱变成了他自己的耻辱了，所以这个耻辱感就推动了他从事文学，这是很容易能够理解，那么，为什么选择文学呢？鲁迅以为文学是培养人的想象力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心，因此没有想象力的话，不能够感觉到同胞的痛苦，所以麻木。

鲁迅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以拯救国民的灵魂。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介绍说：孔子在论语里曾经说过，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就是一切要以礼仪为准，这个礼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从观念形态出发，不管实际生活如何。那么，鲁迅说，这么一种思想演变下来，就变成为中国人对现实的问题不敢正视，因为不敢正视，国民性变成怯懦，变成懒惰，变成教化，由这样子的国民性又延伸产生了瞒和骗的文艺，整个文艺作品都是瞒和骗，而这种瞒和骗的文艺作品 又反过来影响了国民，变成大家都瞒和骗。

也是这一年，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同意，清廷下诏废除了延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科举制一经废除，各地新学迅速兴起。

1906年，全国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总数猛增到12000多人。鲁迅在日本的同胞越来越多了。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回家后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7月2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

在族人看来，周家大公子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也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唯恐他破坏了祖宗礼仪。然而，一切都很平静。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都觉得很异常。

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可以想象朱安姑娘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也绝不亚于鲁迅。

鲁迅后来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同样用他自己的归纳，这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4000年，久远的凄凉的传统，而对一个人而言，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第4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再次东渡日本，这一走，又是3年。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介绍说：母亲给他指定了朱安，鲁迅说这是妈妈给他的一个礼物，他又不能够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结局，破坏这样的一个家庭，后来，有一次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稿件，就谈爱情--爱情，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懂得爱情„„鲁迅看了这个青年人的稿件以后，唤起了自己的那样一种苦难感，他浮想联翩，后来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带着非常沉郁的语调来说中国人没有爱情。

1906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26岁了。用去了8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几年的命运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

收藏在鲁迅博物馆里的手稿，见证了鲁迅在日期间的思考与磨砺。1907年，鲁迅以“令飞”等笔名，写下了系列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从这些用文言写就的论文可以看出，鲁迅日后的思想根基已经相当坚实。

1909年8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10年的求学生涯。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 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国谋事。

鲁迅这10年所挣扎的经历，在那个年代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思想家的基本训练和学术积累。

10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作为长子无法推卸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

从日本回国后的2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格外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裳的信中称，我很“荒落殆尽。”又说：“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他的夫人朱安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介绍说：鲁迅的婚姻问题，确实最能够典型地体现他作为过渡时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新旧之间的挣扎，他和朱安夫人之间是没有爱情的，所以鲁迅就经常说，她不是我的妻子，是我母亲的一个媳妇，是母亲给我的一个遗产。所以，他从新的个性解放的、婚姻自由的角度说，他是应该和朱安离婚的，但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面，如果他和朱安离婚，就意味着朱安可能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因为在那个旧社会里面，一个女人被男人所休了的话，这个女人很难生存的。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归国初期的照片，留在照片上的是一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沉默寡言，脸上竟然一丝笑容也没有了。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帝国统治轰然倒塌，一个新兴的共和政权诞生了。鲁迅是如此欢欣鼓舞，他并没料到，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还要经历多少风风雨雨。

第二年的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

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

先生鲁迅 第三集 思想风暴

这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的一张合影，他站在民国的官僚和同事之间并不起眼，在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鲁迅是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官员，过着朝九晚五的公务员的机械生活。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鲁迅对这个国家的绝望，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鲁迅对这个民族的绝望，也是从那个时候注定的。

1912年，鲁迅再次告别故乡，北上京城。他人生又一次改变由此开始。从绍兴到北京要分四段走：先乘船至上海，再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下关，称沪宁路，再渡船过江，从浦口直到天津，称津浦线，再改乘京奉铁路，才能到达北京。

到了北京，鲁迅客居在绍兴县馆补树书屋。绍兴县馆当时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叫北半截胡同，出口即是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虽然民国以来刑场已改在天桥，但仍使人心有余悸。补树书屋在会馆南边的两个院子的里进，整个书屋都包围在鬼神 萦绕的气氛中，给人一种莫名的重压感。

辛亥革命以后，北京便陷入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中华民国国民议会最终以28票对9票决议，定都北京。北京从大清帝国的帝都，变成共和国的首都。人们也从皇帝的臣子，变成了共和国的公民。一座城市悄然发生着改变。

鲁迅在北京的最初几年正是袁世凯称帝复辟的热闹时期。袁世凯复辟、孙中山讨袁、军阀当政，政治乱象层出不穷。

北京的生活很快变得难捱起来，鲁迅平常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寂寞中，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他每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

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鲁迅已是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的心境，按他自己说法：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效，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在一片政治风云之中，一群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称帝的闹剧，很快遭到全国人的唾弃，以袁世凯为首的权力核心迅速解体，一度达于极度恐怖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起来。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因为失去权力的支持，而失去固有的强制性力量。经过权力集团多次的分化与重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但政治控制已一片散沙。与此同时，另一个权力中心，新型的知识者组成的集群，开始悄然形成，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工业浪潮对中国的冲击和洋务运动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努力，中国开始涌现出近代报业。1904年8月，《京话日报》在北京问世。所谓：“京话”就是白话。这些最早使用白话写作的报纸算得上是20世纪的早期最有创新意味的报纸。对中国历史上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冲击，是20世纪中国采用白话文的先声。清朝覆灭后，北京的报业涌现出一个办报高潮。一时间，报纸多达50多种。当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在中国出现，报业对推动一个民族经济的更新，并促进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再一个白话文，我们都知道，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提出来这个问题。他所期待的是一种真正的新的语言。这个新的语言不能有一个简单的范本，他非常反对说把一个凝固的东西，我们写出来当成范本，而是真正地写活的语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他讲到中间物，这是个语言的问题。但是，从语言的角度说呢，他也不完全是反对学习旧的语言，比如他说大众里边，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因素，他们的语言也很贫乏，也需要从过去的材料里面得到新的东西，可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呢，要学习的语言呢，要把这个当成材料供其使役、驱使吧，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主体的态度，让语言变成我们运用的东西，而不能我们变成旧的传统或者语言的奴隶。

从鲁迅家乡走出的一位杰出同乡，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领袖。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是一条长不过百步，宽不过两步的寻常巷陌，座落着一处非同寻常的深宅大院。这就是蔡元培故居。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蔡元培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可谓三考连捷。两年后又授翰林编修，蔡氏台门从此挂起红底金字的“翰林第”匾额；而他最终成为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与“人世楷模”，也正是从此举步与奠基的。

1916年，《中华新报》刊出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迎来了新的主政者。蔡元培走进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网络人才。在沈尹默的推荐下，他见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安庆城西南60里许，有一座异峰拔地而起，为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陈独秀的名字即取于独秀山。曾国藩在这里创办了洋务运动第一个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1904年3月，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里是陈独秀的墓，自1947年迁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曾四次重修。陈独秀一生曾经四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曾书赠刘海粟先生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体现了陈独秀面对艰难的坦荡与乐观。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主要原因。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可谓石破天惊。1916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

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故居坐落在皖南绩溪上庄，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古建筑，１９０５年，１４岁的胡适走出大山赴上海求学，１６岁考入中国公学。１９１０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后转哥伦比亚大学。这位被誉为“身行万里半天下，眼空四海无一人。”的胡适通过《新青年》结识陈独秀。1916年2月3日，还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比他大12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于1905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往来，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彼此印象深刻。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10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元大洋，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文科学长的聘书于1917年1月13日宣布。

1917年6月中旬，胡适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起程回国。回国前三个月他在日记中引用荷马史诗名句：“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一派豪情壮志。在陈独秀的推荐下，这年9月12日，51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年仅27岁的胡适设宴接风，蔡元培的教授阵营里又添了一位最年轻的教授。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李大钊在1916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钱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

北京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为中国带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人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有意味的现象：北大校长蔡元培，生肖属兔儿。陈独秀比蔡元培小12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兼《新青年》月刊主编，也 是属兔儿。胡适，北大哲学系教授，比陈独秀又小12岁，生肖还是兔儿。1917年，3位巨星联手向凝结千年的旧传统宣战，人称“改变中国文化的3只兔子”。

1917年，4月1号，周作人一到北京便雇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兄弟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的日记是：“至四时睡。”由此可以想见，兄弟久别重逢，该是多么兴奋。

当辞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手持黎元洪总统的委任状，去北大走马上任的时候。鲁迅在惜别这位顶头上司时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打算聘周作人为中文系教授。

夏天，鲁迅应蔡元培邀请，为北大设计出校徽。校徽由3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尽管刘半农教授诙谐地称它是“哭脸校徽”，但北大用它作正式校徽一直延续到1949年。

从此，鲁迅与钱玄同、刘半农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鲁迅则深沉；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三人都极富幽默感，证明着他们是达到了思想和文化境界的同一层次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书信往来中，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或会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一直冷眼旁观。看过《新青年》杂志，似乎没引起兴趣，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他说“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甚至到1920年，“五四”**发生一年多了，他评价起来相当平淡，那时候的鲁迅对世事的理智判断是如此地悲观。

1917年6月9日，五色旗在昏暗的夜空中飘荡。四千多名拖着辫子的士兵进入北京。被称为辫帅的张勋，终于等到了效忠清廷的机会。

张勋复辟闹剧开场的那一天--7月1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兄弟俩起来得相当的早，正预备往琉璃厂去买书，有人回来说：“外边都挂了龙旗了”。尽管这一段“复辟”的空气已相当浓，这消息本在意料之中，但仍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

张勋复辟事件只持续了十天就结束了。但在鲁迅和他们的友人中间，复辟事件的阴影却怎么也抹不掉，拂不去。他们热烈地讨论，痛苦地思索，久久不能平静。从鲁迅的小说《**》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10月，他仍然在“消化”这场复辟**；甚至到1936年，鲁迅逝世前还在为人们“逐渐遗忘”复辟事件而感到忧虑与愤慨。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显然，这是一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鲁迅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五四”启蒙者的行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载《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布“本志自4卷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赐稿”。这实际上是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其主要成员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之外，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终于把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推到了时代新潮的最前沿。

先生鲁迅 第四集 铁屋呐喊

这是鲁迅在赴演讲途中。

这是鲁迅在演讲。

他站在青年人中间。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他的脸上永远是那么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 是凝定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青年们经常会把他抛向空中，直到他头晕目眩才罢手，他们叫他老头子。

1919年，革命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临。这年5月4日，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这场在中国的心脏京师掀起的风暴短期内迅速席卷了国内各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商人和更广大的市民。事件的起因是这年初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利益的驱动使得一次制订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会议变成了可耻的分赃谈判。

学生们走上了街头，随后，一把愤怒的大火，点燃了中国压抑八十多年的屈辱和抗争。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似乎异常冷静，那些日子他一直在忙着两件事情。他要在已经客居７年的北京寻找一处纯属于周家的大宅子。他要把全家迁进京城。由于浙江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鲁迅必须在1920年春节交出老宅，于是，在五四**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终于倾囊而出，花巨资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梦想。

与此同时，鲁迅正沉浸在一发而不可收的创作激情中。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Ｑ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

20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20年，清王朝的衰败伴随着革命风潮的跌宕起伏。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似乎只是中国社会的冰山一角，而隐藏在水面下的整个社会庞大地无法转身。其变化之缓慢，情形之庞杂，并不是革命家登高一呼，就能改变的。置身其中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都在试图描摹这种真实状态。鲁迅在2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中国社会残酷的现实。

散漫在中国大地上的贫困愚昧的农民，以及凝聚这一切--他们的悲苦与反抗，过去与未来的一场刚刚逝去的革命--辛亥革命，占据了鲁迅的记忆。至少，与辛亥革命及其后政治生活相关的小说便有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长的一篇，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

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Ｑ正传》以前，阿Ｑ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Ｑ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Ｑ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Ｑ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Ｑ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Ｑ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鲁迅写阿Ｑ，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Ｑ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Ｑ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Ｑ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没有。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

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

贯穿阿Ｑ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Ｑ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Ｑ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Ｑ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鲁迅初到日本时就和友人许寿裳探讨过“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问题，鲁迅当时找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就是“改造国民性”，就是用文艺改造大多数国民精神。以后经过辛亥革命前后大约十年的社会体验和观察，他感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种种缺点不一而足：顽固保守，自高自大，自欺自慰，精神胜利。

鲁迅从1918年到1921年，在写《阿Q正传》以前的这三年期间所发表的杂文，有不少篇都有批判这些思想的内容，也批判了《阿Q正传》中所揭露的其他思想，不过先用杂文形式，后用小说形式。用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同样的思考。《狂人日记》小说里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1925年他又用杂文《灯下漫笔》阐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来说只有两个时代：“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是吃人和被人吃的历史。

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呐喊，是“铁屋中的呐喊”，希望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并且解放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能量，真实地传达他们的心声，从而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虽然鲁迅也知道，这种反抗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但这仍是对国民性中的惰性和奴性的反抗，具有可贵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

懵懵懂懂地活着，懵懵懂懂地死掉。中国没有本来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所谓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众多孤立的阿Q的集合物，其荒诞的存在只有某种虚幻性，形而上学性，大大扩展了作品的阅读空间。这是鲁迅所描画的中国的肖像画。他说过，他写《阿Q正传》，乃意在描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

1923年，这些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说明了取名《呐喊》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由于那个“精神界战士”的未曾消泯的旧梦的召唤，他已经从黑暗和绝望的套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身上显然保留着来自深夜的寒意。

多年以后，鲁迅的几部小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祝福》由夏衍改编，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据此摄制了建国后第一部彩色故事片，首次将鲁迅小说成功地搬上了银幕。

影片通过对善良的劳动妇女祥林嫂苦难悲惨的一生的描述，深刻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和旧势力对妇女的迫害和摧残。影片以简洁、清淡的现实主义表现技巧，再现了原作的主题。

1925年2月21日。当时鲁迅应《京报副刊》之请而写的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附注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一意见发表出来之后，立即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于是，鲁迅“很收到些赞同和嘲骂的信”。

鲁迅提出“少读中国书”的意见，除了针对当时的反改革的复古思潮之外，还有更深沉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中国旧文化窒息着一个民族的生机，鲁迅痛切地感到，中国旧社会、旧势力、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柢实在坚固，对民族的发展危害实在太多，新的总是敌不过旧的，一旦有点新的东西进来，总是被旧的所同化，总是被旧的大染缸所吞没，因此，中国的希望，只有造出大群新的战士进行“思想革命”，“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攻击，令其动摇。”

形成鲁迅的痛切之感，也有他自己的切身感受、切身经验，他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他认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五四运动”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随着党派性的介入，以及工农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开始改变它的独立性质。启蒙运动很快地成了历史的陈迹。《新青年》的命运说明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杂志主编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力主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性杂志。编委胡适等持保守态度，主张“不谈政治”，保留杂志原来的学术艺文性质。作为同仁，鲁迅坚持一贯的“思想革命”的原则。他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仍当恪守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也就是启蒙立场，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操作。

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陷，有的前进”。他还写了一道题《彷徨》的诗，其实是一幅自画像：“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思想的孤独在那个年代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先生鲁迅 第五集 黑暗闸门

鲁迅嗜书如命，一本书经常买两本，一本读，一本藏；鲁迅喜欢绘画，他经常自己装帧图书，收藏大量画册。

鲁迅喜欢黑夜，他说自己是一个爱夜的人，他在黑夜里沉静，寂寞，孤独。他在暗中，看一切暗。在夜气里，注视着民族的未来。

鲁迅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是和故乡的诀别，那是1919年，在北京站稳脚跟的鲁迅决意将母亲接到北京。这是一个长子的孝心。

曾经饱受家族白眼的鲁迅真的要彻底离开故乡了。

12月4日，鲁迅回到故乡绍兴，彻底了结了祖宅和祖宅留给他的屈辱的记忆。10天后，鲁迅雇了一条船，带着母亲鲁瑞、夫人朱安和3弟周建人夫妇，向远方驶去。

乌篷船从张马桥划出，暮色中缓缓前行。深冬的江南潮湿而阴冷，寒风吹拂着一个游子悲凉而忧伤的心。

一年后，在小说《故乡》里，鲁迅透露了当时的心境：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鲁迅感伤的是儿时的伙伴闰土变成了“木偶人”，在他的头顶，不再有金黄的圆月的朗照，未来的希望也变得十分茫远。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次诀别，悲凉而无奈。

这一年，朱安已是40多岁的人了，她和鲁迅结婚也有整整13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13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在北京的14年中的前7年，鲁迅也是独居，度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30多岁到40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40个年头，他说准备“去自己死掉”，头脑里一度盘旋着自杀的念头。

1919年，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3500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从找房、买房到整修、购置家具、搬家，几乎都由鲁迅一个人承担下来，他足足忙了9个月。他还特地接入当年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特意在宅院里种下青杨和丁香，他想着如此应当可以长住久安的了。

可以想见，在北京八道湾，1920年的新年钟声，一定是在团圆祥和的气氛中缓缓敲响的。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据说，他甚至把衣服从屋中扔到院子里„„

八道湾11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太太朱安居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鲁迅看中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他自己还没有子息，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为了照顾日本弟媳的生活习惯，鲁迅特意将后院几间朝南的房子改装成日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据说，他甚至把衣服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这种畸形的家庭矛盾别人很难想象出来，这里面有多少难以言说的痛楚啊。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据说，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最初的几年大家庭是和睦的，这也是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的时候，经济方面，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超过了600元大洋。

可以说，八道湾周宅里的生活是相当宽裕的。

1920年秋天，鲁迅走进北大文学院，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名义上是小说研究，实际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和对社会的批判。

诗人冯至后来回忆说：“每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教室，喧闹的教室就只剩下了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从1920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请鲁迅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

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

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

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教诲。

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1923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陡然降临这个家庭，兄弟二人突然反目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在鲁迅生活中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个大院里，期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信是装在一个写有”鲁迅先生“4字的封套里，由他亲自送到鲁迅的桌面上的。鲁迅阅毕，请人到后院叫周作人前来说清楚，周作人拒绝了。

10个月以后，一场更大的冲突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鲁迅、周作人兄弟，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事，前后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色彩。

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

母亲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他从来没这样病过，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一晚接一晚地失眠。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是《诗经》里的一句诗，意思是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便是启明星，而它出现在黄昏，却叫”长庚星“。后人借用这种天象来形容兄弟失和。而鲁迅1周岁的时候，父母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龙住持为师，龙师父给他起的法名是”长庚“，而周作人的字恰好是”启明“。鲁迅决计搬出八道湾时，老母亲埋怨周作人糊涂，并想起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难道这也是一种天命么？

1924年4月12日，被誉为东方诗神的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23日，他乘坐火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

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我再次提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热诚的中国主人为老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最使老人高兴的是他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从1923年开始，北京文坛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们的观点遭到了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

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主要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泰戈尔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场景下来到中国访问的。

泰戈尔的来华访问及其所发表的讲演，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于是一场新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就围绕欢迎还是反对泰戈尔访华而展开。

在北京，泰戈尔专程赴梅兰芳寓所进行拜访，当时的媒体热烈称颂这次会见，称是两个伟大艺术家的握手。梅派艺术在20年代的北京红透半天，梅兰芳的京剧艺术受到国人如醉如痴的追捧。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间，总共只看过2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

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国人对京剧如痴如醉的文化现象引起鲁迅的极大警惕。

在1924年11月写的《论照相之类》文章中，鲁迅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

《论照相之类》是鲁迅著名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的文章，批判的是“挂在国民的心中”审美畸形和病态。在文章中，鲁迅掩饰不住对梅派艺术的厌恶，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他说：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鲁迅认为梅兰芳是一位由俗变雅的典型，开始，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宠儿”，他当时“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刺，有生气”，他的艺术是属于民间的，属于人民大众的。但是，后来，他遭到了士大夫的“篡改”

。他说，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鲁迅对京剧、对梅兰芳的如此尖锐的批评和讽刺影响深远。

1949年以后，梅兰芳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成为文艺界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在历次的鲁迅纪念会上，梅兰芳先生不仅从不讲话，而且很少出席，可能对梅兰芳来说，也只能如此了。

鲁迅在20年代对泰戈尔、对梅兰芳的批评，固然有个人志趣上的好恶，但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现象的批判。这种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延续。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是并肩作战的。

他后来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道：“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反对的正是当时的文化复古和文化自大主义。

1923年，鲁迅决定搬家的时候，曾征求过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

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

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在砖塔胡同近10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1924年5月25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10个月后，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

搬入新居后，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21号又住了约10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

这一年，鲁迅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

22年后，1947年6月29日，凌晨前后，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像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说，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先生鲁迅 第六集 我可以爱

这是一封情书。

这是一本情书。

公开出版自己的情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这里面有许多亲密的称呼，许多私密的情话，但更多的是两个师生在讨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

1925年，一个人的去世震动北京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与世长辞。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秘密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将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并致电孙中山，希望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抱病进京。

孙中山的逝世让本来扑朔迷离的时局再次陷入新的动荡。此前一天，鲁迅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救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

信末的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这是许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

在回信中鲁迅对许广平谈到了孙中山：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鲁迅认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部是革命”。

关于孙中山，鲁迅写了《战士与苍蝇》一文。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表达了他对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由衷敬佩。

一位年轻的女学生的来信并没有引起鲁迅太多的注意。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谈不上漂亮。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是如此地敬仰鲁迅。关于第一次听课时对鲁迅的印象，许广平这样回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手臂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常从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

通信很快频繁起来。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极少公开地剖析。然而，在自称为“一个小学生”面前，却诚实地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告诉许广平，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做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许广平认为先生对反抗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即：“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她表示说，要效法这种精神，她要做先生的“马前卒”。在一个年轻女学生面前，鲁迅的内心变得柔软而温存。

对于女性革命，鲁迅有自己清醒的认识。1923年12月，鲁迅在学校文艺会讲演，题目便是《娜拉出走后怎样》。鲁迅提醒女学生们：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西三条的鲁迅家做客，她把这次访问叫做“探险”。在她眼中，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充满了奇幻色彩：

“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镶满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堕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

似乎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充满打趣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鲁迅与许广平的相识缘于一场**。早在1924年，北京女于师范大学的学生就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要教育部撤校长的职，一直闹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双方仍然相持不下。这年5月发生的政治**，让**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集合了2000余人，到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迫害工人的罪行，遭到帝国主义巡捕的拘捕。下午，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外，有近万名群众聚集到一起，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被打死11人，重伤15人，被捕50余人。史称“五卅惨案”。

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后开始北伐。

整个北京都感受到了南方力量的冲击。这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决心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

鲁迅开始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依旧每周去上一次课，下课铃声一响，便挟起书包回家。几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到这一年四月，情形大变，先是司法总长章士钊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公开支持杨荫榆，接着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六名学生领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发布恫吓性的命令。

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一边却是从校长到总长到总理，恃强凌弱到了这个地步。鲁迅在5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

六月底的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六个女学生来家里吃饭。许广平她们轮番敬酒，先喝的是葡萄酒，后来说葡萄酒太轻了，就换成黄酒；又说黄酒太轻了，就换成白酒。鲁迅喝多了，开怀大乐，甚至用手轻扣许广平的头。这以后，两个人通信的语气更亲密了。就这样，在1925年的夏天，鲁迅和许广平越走越近，鲁迅的内心却也越来越矛盾：“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

他向许广平坦陈了自己“不配”的种种因素，最后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却干脆地回答：“神未必这样想！”

《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首诗，它描写一对忘年恋人的遭遇，男人顾虑年龄差异，没有勇气结婚，女人十年后委身于一个不爱的人，男人依旧单身，交往了一个女演员，结果四个人都很不幸--到这时男人才悟到：当初他的顾虑才是违反天意的--“神未必这样想”。这是鲁迅在女师大讲授过的课程，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说许广平“中毒太深”。

9月，鲁迅肺病复发，他吐了血，连绵数月不愈。

在病中，鲁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接连写下两篇小说，《孤独者》和《伤逝》，结局都是主人公的孤独死亡。在鲁迅的作品中，《伤逝》是寥寥无几的言情小说，涓生与子君背叛了家庭私奔同居，却迫于经济压力，心态渐渐起了变化。

最终，子君不辞而别，回到了娘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涓生忏悔道：

“她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是篇令人费解的小说，周作人后来执意说这是鲁迅影射兄弟失和的，而把爱情描写地如此绝望，恐怕也是鲁迅自己矛盾心境的投射。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鲁迅试图从孤独黑暗的深渊中振奋过来，重新点燃灰烬。鲁迅开始写作散文诗《野草》。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相爱的细节，许广平后来在《风子是我的爱„„》中做过这样的描述，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在鲁迅寓所的“老虎尾巴”书房，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终于，鲁迅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恋爱中的许广平写下的这篇情绪激昂的散文诗，无异一篇爱情宣言：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

半个月后的11月6日，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离婚》，虚构了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被动离婚的故事。同《孤独者》和《伤逝》一样，小说《离婚》的笔调黯淡，流露出对主人公的无奈与同情。此后，鲁迅停止了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

年底，鲁迅在散文《腊叶》中将自己比作“将坠的病叶”，有幸被人怜惜，摘下来夹进书页保存。孙伏园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题材，鲁迅回答：“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鲁迅提到的“许公”，正是许广平。

1923年到1926年期间，对鲁迅来说，他是创造力最为饱满的一个时期，发挥得最好的一个时期，与此同时是个人生活最混乱不堪、最痛苦不堪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最后达到和许广平的这个爱情的确认，对他来说真是千山万水，非常不容易的。

这时的中国，正在四分五裂的局势中酝酿着新的风暴。正当报刊上唇枪舌剑、短兵相接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奉系军阀交火。国民军封锁了大沽口，与日本军舰发生冲突。日本联合签订《辛丑条约》的各国列强，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到“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的军事封锁。北京高校和社会各团体决定，当天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请愿游行。

3月18日早上，鲁迅已得知国民大会的事，他要许广平留在家中书房，帮他抄书。下午，鲁迅正在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有人匆匆地赶来报信：游行请愿演变成流血事件，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军警向人群举起了刀枪棍棒，当场打死47人，伤132人。刘和珍当场遇难，另一个女学生杨德群中弹后死在医院里。

突如其来的“三•一八”惨案，让鲁迅顿时觉出文字的无力与可悲，他说：“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在这篇文章后面的写作中，鲁迅将笔锋直指段祺瑞政府：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尾，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文章结尾又特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一周后，鲁迅去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由此写出了沉郁悲愤的名文《记念刘和珍君》。第二天，《京报》披露了传闻中的段祺瑞执政府的第二份通缉密令，鲁迅名列其中。4月15日，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鲁迅开始离家避难，先是在莽原社，后来又相继转移到山本医院、一家德国医院和一家法国医院。期间，奉系军阀查封了言论激进的《京报》，总编邵飘萍被诱捕枪杀，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北京逃亡。

这时，鲁迅的朋友林语堂先行一步，到厦门大学出任文科主任。通过林语堂的联系，厦门大学聘鲁迅为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的聘书以及第一个月薪水和旅费共计五百元。这促使鲁迅下定决心，离开北京，做出了一生中的重要转身。

一个月后的8月26日，鲁迅舍弃了在北京的一切--职业、家庭与声望，和许广平乘坐 同一列火车南下。到了上海，鲁迅和许广平各自转乘轮船，鲁迅前往厦门大学，许广平回广州工作。他们约定，暂时分开两年，做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在鲁迅看来，厦大就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四面都是海滩，无屋可租，校舍极其窄而且散漫，许多同来的教授讲师都被搁在当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鲁迅的住处距课室不远，倘要上课，则必须走96级石阶，来回192级。到达厦门后，鲁迅给许广平寄去了一张厦门的风景明信片。

几乎从来厦门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民众的闭塞，学校主事者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使鲁迅大为失望，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

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生活，是宜于回忆和反思的，鲁迅开始对自己的文字和思想进行梳理，编辑自己的杂文集，并取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坟》。后记《写在〈坟〉后面》是一篇凝聚着诗与思的极富创意的文字。

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和许广平频繁通信，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对人生的疑虑，对爱情的迟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1932年，鲁迅编成他和许广平往来的书信，题名《两地书》。

就在鲁迅决意离开厦门大学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鲁迅决定前往广州。行前，鲁迅应泱泱社的邀请到南普陀西南门的小山岗上照相，他特意挑拣了一座许姓祖坟做背景。

这天下午，他写信告诉许广平：“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

先生鲁迅 第七集 上海岁月

这是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死于军警镇压

——柔石，被秘密杀害

这是鲁迅的朋友——郁达夫，被日宪兵谋杀

——许寿裳，被国民党暗杀

这是鲁迅认识的共产党人

——瞿秋白，被处以死刑

鲁迅目睹过太多的死亡，鲁迅写过太多悼亡的文章，篇篇沉郁哀婉，堪称绝唱。这是鲁迅生存的人间，用鲁迅的话讲：笼罩着“血的蒸汽”，到处是“死地”。在一个血色时代里，鲁迅用文字铸造了一座文字的丰碑。

1927年4月12日，一场被鲁迅称作“血的游戏”的大奢杀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集会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

鲁迅所在的广州同样血雨腥风，因为保护学生，鲁迅愤而辞职。在外界的动荡中，鲁迅开始着手编辑他的重要作品《野草》。在《题辞》中，鲁迅感怀到：“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编杂感集《而已集》时，他将1926年10月写一段诗体文字重复用作题辞：

这样我又看见这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面对血的暴行，鲁迅满腔悲愤。他和许广平决定离开广州，走前的一个夜晚，正值中秋。编完《唐宋传奇集》，鲁迅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五日后迁入虹口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

从段祺瑞到冯玉祥，北京一直为军阀所盘据，对鲁迅来说这里成了危险之地，还有一个不再返回北京的原因是许广平的身份问题。在朱安仍然保持其作为妻室的名份的情况下，许广平将无法安顿。至于上海，也未必就是适宜久居的所在。由于靠近党国首都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在这里，不但官僚政客党棍买办势焰熏天，帮头流氓特务赌徒之类亦随之蜂起，然而，十里洋场却透出自由的空气。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古都北平移向殖民地化色彩浓郁的上海，上海俨然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这里既是激进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常炫目的光彩。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十年。

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职业问题。在许广平一面，本来她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要求她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为了鲁迅，许广平服从了。

鲁迅同样面临着选择，教书还是写作?结果他决然辞掉了劳动大学的教职，而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的聘书，领取300元月薪。因为蔡元培答允了领薪之后仍可自由著作。

在鲁迅到厦门不久的时候，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初到上海时，鲁迅仍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让许广平住在三楼。

转年二月，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

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所面对的社会和舆论压力可见一斑。

1929年5月，孕期五个月的时候，许广平的姑母到上海，她将实情告诉了姑母，并请她转告其他家人。鲁迅这时也陆续向朋友们公开两人的关系。许广平怀孕的消息使母亲很高兴，同居生活得到母亲的默许。

国民党的“清党”事件，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四一二以后，蒋介石继续北伐，联合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迅速占领京津。

193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正式开始了***的极权统治。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自由，民主和人权公然遭到践踏，专制秩序代替战争和混乱。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几乎同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 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一场著名的论战成为当时论坛的重要话题。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敬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很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

1929年9月26日，许广平临产，住进了医院。整整一天一夜，鲁迅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旁。初为人父的鲁迅满怀喜悦，第二天，他特地带来一个小小的松树盆景，轻轻放在许广平的床头桌上。许广平出院回家，发现家里也有一盘精致的松树，更让她惊奇的是，鲁迅按照育婴的要求，将家具全都重新布置过了，处处安排得清洁齐整。平常，这类琐事鲁迅是从不留意的。

这一年，朱安已经51岁，仍和婆婆单独住在北京西三条，从未享受过夫妻生活，也从不知道生育的痛苦和快乐是什么。在名不副实的婚姻外壳中，朱安已熬尽了自己，生出白发。

这个生在上海的婴儿，鲁迅为他取名叫海婴。鲁迅说这个名字只是暂时用着，等他长大后可以随自己的心愿改名。孩子出生时，医生建议请乳母，但鲁迅一定要自己照料。他和许广平都没有育儿的经验，从哺乳到洗浴，完全按照书本行事，结果适得其反，弄得小海婴忽而挨饿，忽而受冻。这才又请教医生，雇了看护为孩子洗浴。鲁迅有些气馁地对许广平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有了海婴，鲁迅就搬到楼下的会客厅去工作了，以免抽烟、会客打扰母子的休养。朋友来了，鲁迅总会抱着海婴给他们看，日常聊天也总是不自觉地谈到孩子的话题上来。

鲁迅定时给母亲写信，不忘报告海婴的成长：“今年总是在吃鱼肝油，没有间断过。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拿我来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

给海婴看病的日本医生坪井也觉得这位父亲过于宠爱孩子，鲁迅便写了《答客诮》，赠给医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的后一句是说，老虎也怜爱自己的幼仔。他也对许广平说，有了他们母子的牵累，做事的胆子比较小，时常有更多的顾虑。

看电影成为鲁迅几乎唯一的业余爱好。1936年3月18日他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进入30年代直到鲁迅去世，他看了一百多场电影：其中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19场。晚年迷恋电影的程度，不下于他的书瘾、烟瘾。

查查《鲁迅日记》，他在上海生活的10年中，其中特别是从1933年4月迁居上海大陆新村以后的三年内，直到病危之前，鲁迅看电影的次数明显增多，达到95场次，几乎每周一场。好电影不轻易错过，甚至一看再看；而且大都是率领家小、呼亲唤友，数人驱车同去。当时上海开设的现代化影院共有40多家，鲁翁足迹遍于上海的头等影院。

1931年7月30日鲁迅为社会科学研究会所作《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说：“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深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每天深夜，海婴睡熟了，鲁迅就着灯光写作，许广平坐在一旁阅读报纸或做手工。倦了，两个人放下工作，饮茶谈天，吃些零食，这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

和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是鲁迅一生中除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时光。他曾对许广平许愿：“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能对得起你”。

相遇的第十年，1934年12月，鲁迅赋诗题赠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先生鲁迅

第八集 1936年

这是病中的鲁迅，一位日本朋友这样描述病重时的鲁迅印象：“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了”瞿秋白把他称作“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狼”，鲁迅自己也喜欢这样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

在鲁迅一生的很多时候，他就像受伤的狼，面对无边的旷野，发出自己的愤怒和悲哀。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这是1936年春天鲁迅写的一篇文字，文中流露出对生活无限的感伤与怀恋。文章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这也是生活》，病痛已经成为鲁迅这几年的生存常态，他说：“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言语间，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

1936年，鲁迅真的老了。这一年，他仅仅56岁。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1928年5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无济于事。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位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地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鲁迅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紧做”这是鲁迅这些年最强烈的念头。烦躁和急切常常充斥着他的内心，对生活的琐碎他开始表现出不耐烦。会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到1935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一直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只要静静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他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鲁迅的心境与白色恐怖的上海有关，鲁迅的易怒与灾难深重的国家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接着入侵吉林、黑龙江。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个月内，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难当头。举国上下，一面是投降与倒退，一面是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1932年1月29日上海事变，日军逼近上海。鲁迅公寓受到炮火威胁。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鲁迅的书桌，日军甚至闯入川北公寓，粗暴搜查周家。鲁迅于次日避居内山书店。2 月6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战乱时期，日子是如此难以忍受。几天后，鲁迅和其他42位爱国者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军暴行。

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上海事变以后，长达一个月内，甚至于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

在孤独黑暗的环境里，鲁迅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几个青年朋友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从柔石到冯雪峰，在许多照片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生动温馨的情景。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这些青年一直在陪伴着鲁迅，可是，这样的友谊经常被统治者的血腥所笼罩。

几年中，在鲁迅面前，年轻的左联作家柔石被枪杀，他发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慨叹。

在他面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他发出“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痛惜。在民族处境充满危亡和绝望的时候，在走向死亡的最后日子里，鲁迅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遗稿转交中共中央。

在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他写道：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这年9月5日，病痛中的鲁迅写下散文——《死》。他用一种调侃的笔调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而愤激，时而嘲讽。他说自己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面对死，鲁迅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超越地谈论自己的死。

10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散文《腊叶》，那正是与周作人失和不久肺病发作的时期。鲁迅面临死亡威胁，《腊叶》便成了他面对终点时的一次深刻思考。在《野草•献辞》中，鲁迅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并非空虚。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这年10月10日，午后鲁迅同许广平携海婴、侄女前往上海大戏院观电影《复仇艳遇》，这是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的俄罗斯影片。这天夜里，鲁迅兴奋地写信给朋友，分享观影之乐。给黎烈文信中说：“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同一夜鲁迅致黄源的信中又说：“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但这一夜，距离鲁迅病逝只有九天了！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捱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只是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在苦苦地跋涉了56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散文《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的死讯很快从大陆新村9号传扬开去，那天清晨，关东汉子萧军像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打破了上海的宁静。这一年，他的儿子海婴只有七岁。

青年画家楷人、力群等人为鲁迅遗容画了素描。留下了他干枯的容颜。日本牙医为鲁迅作了石膏遗容，上面至今还粘有胡须20根，眉毛两根。欧阳予倩率领明星影片公司的摄影队，拍摄了纪录电影。

胡风撰写的讣告式的小传，使许多人潸然泪下：不管他是否愿意，是否放心，身体的衰弱终于压迫着他把血液凝结成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以及求民族进步的神圣的工作，留给年青的战斗者而溘然长逝了。

蔡元培与宋庆龄一起为鲁迅组织了治丧委员会，蔡元培任主席。

死讯震惊整个大上海。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称鲁迅为：文坛巨星、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规模空前的殡仪也震惊了中国。当时的报纸称：巨星落大地，胶州路畔空气肃穆，万人凭吊鲁迅。

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丈夫的葬礼。但周老太太年过8旬，身体不好，必须有人照顾，朱安只能把鲁迅在西三条的书房辟为灵堂，独自为他守灵。

周作人也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他不哭，所以没有泪，但眼圈却是红热的。

在鲁迅的遗体上方，悬挂了蔡元培的挽联：著述最谨严

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

莫做空头文学家。

在送殡的途中，人们唱起精心创作的《安息歌》，歌中唱道：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的迷梦。

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在萧军的指挥下向万国公墓进发，画家司徒乔画的遗像走在最前面。一位民主人士评价说：一万人瞻仰遗容，六七千人送葬，这民众葬的仪式，在中国是破天荒的总动员。通过悼念活动即是全民族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这是近代以来，继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民于民族危亡中政治意识觉醒的一个新的历史性标志和一次伟大的示威。

作家郁达夫用诗人的激情描摹了他的悲愤感受：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没有伟大的人物 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在中国，鲁迅是一个象征，在当时的中国，鲁迅之死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被压迫民族不屈的抗争。他在黑暗中不停地呐喊，是无声的中国最响亮的声音。他只有一支笔，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良心。

多年后，一位诗人这样说：

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那走在前头的，那高擎着倔强的火把的，那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歌的，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风雨连天的暗夜！

我的更多文章：

第二篇：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

一、介绍人物，导入新课

1．导语：我们曾经学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少年闰土》，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鲁迅先生的侄女周晔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2．板书课题：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学生读课题。

3．交流课前查阅的资料，认识鲁迅先生。（明确：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4．介绍作者及背景。

周晔，是鲁迅先生的侄女。本文是周哗在鲁迅逝世九周年，也就是1945年写的回忆录，记叙了鲁迅先生晚年的几件事。

5．解题：为什么作者称了“伯父”还称“先生”呢？

“伯父”点明了作者和鲁迅的特殊亲属关系。“鲁迅先生”是全社会对鲁迅的敬称，这两者并列，使得文章既具亲属怀念之情，又带有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意。

二、初读课文，把握内容

1．教师出示自读提纲，学生自学课文。

⑴认真朗读课文，勾画生字词语，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⑵遇到生字新词读读记记，联系上下文或查阅工具书来理解。

⑶想想作者回忆了鲁迅先生的哪几件事？

⑷试着用简短的语言给课文的每一部分加小标题。

2．自学反馈，全班交流。

⑴识字学词，理解词义。

①教师出示文中的生字新词，学生认读。

教师重点指导：“唁、浒、囫、囵、悼”等的读音，“囫囵”一词的字形。

②理解词语。

殡仪馆：供办理丧事的地方。

追悼：对死者表示沉痛的怀念。

挽联：哀悼死者的对联。

吊唁：祭奠死者并慰问家属。

囫囵吞枣：比喻读书等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

张冠李戴：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比喻颠倒了事实，认错了对象。冠，读“guān”，帽子。

饱经风霜：形容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

⑵说说文中作者同忆了鲁迅先生的哪几件事？（课文以空行为标志写了五件事）

第一部分主要写伯父去世了，人们在万国殡仪馆追悼鲁迅先生的情景。

第二部分写作者与伯父谈《水浒传》和伯父送书给作者的事。

第三部分写伯父讲“碰壁”的事。

第四部分写鲁迅先生救助黄包车夫的事。

第五部分写鲁迅先生关心她家的女佣阿三。

⑶按顺序逐个部分再读课文。用简短的语言给各部分加小标题。

①教师指导拟定小标题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根据每段段意概括出最简短的话和词语作小标题；二是从每段中摘出最能表达中心的句子或词语作小标题。拟定小标题必须抓住每段的主要内容，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②指名反馈，全班交流。

一、深切的怀念

二、谈《水浒传》

三、讲“碰壁”

四、救助车夫

五、关心女佣或：

一、沉痛悼念

二、谈读“水浒”

三、笑谈“碰壁”

四、救助车夫

五、关心女佣

三、沉痛悼念，深受爱戴

1．默读课文第一部分内容，说说从这部分课文中你体会到什么？（体会到鲁迅先生深受人民的崇敬与爱戴。）

2．交流：人民群众崇敬和爱戴鲁迅先生表现在哪里？

⑴来吊唁的人多——数量多，不同职业，不同年龄。⑵送来的花圈挽联多。

⑶来吊唁的人悲痛——失声痛哭。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一部分内容。

4．过渡：当时年幼的“我”知道伯父得到这么多人爱戴的原因吗？（不知道、不完全明白。）

出示句子：“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想到我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⑴抓住“呆呆地”“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体会“我”失去伯父时的悲痛心情。

⑵了解“我”对伯父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原来以为伯父就是伯父，跟任何人的伯父一样。参加追悼活动后，觉得伯父跟一般人不一样，而是受人民崇敬与爱戴的伯父。）

⑶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句子，体会“我”的悲痛之情。

四、课堂小结

1．谈话：那么，你们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受这么多人爱戴吗？

⑴学生自由发言。

⑵引读课文最后一段话，初步感知鲁迅先生的品质。

2．教师小结：伯父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所以他得到了这么多人的爱戴。从全义内容看，这第一部分是明确地提出问题。后面各部分是以具体事例做答；从叙述顺序看，全文是“倒叙”，先写结果后写原因，明写结果暗写原因。

五、作业设计

1．抄写生字新词。

2．思考课后问题。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继续学文，了解具体事件，体会人物的崇高品质，知道鲁迅先生是一个“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人。

2．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3．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教学过程

一、复习谈话，导入新课

1．谈话：为什么伯父鲁迅先生会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

⑴学生自由发言。

⑵出示文章中心句（即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齐读。

2．教师导言：这节课，我们结合具体的事件来体会鲁迅先生“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崇高品质。

二、了解事件，体会品质

㈠谈《水浒传》。

1．自由读课文第二部分内容。

2．理解句子：“哈哈！还是我的记忆好。”

鲁迅先生对作者的爱护、教育，不乏风趣，暗含批评——不能那样囫囵吞枣地读书。

3．讨论：为什么“我”听了伯父的话会“又羞愧，又悔恨，比挨打挨骂还难受”？

⑴“羞愧”是因为伯父年纪比“我”大，而比“我”记性好。

⑵“悔恨”是后悔自己读书囫圈吞枣，结果张冠李戴。

⑶“比挨打挨骂还难受”是因为“我”听出了伯父的话中之意，伯父说自己记性好。实际上是说自己读书比“我”认真。伯父说这话是在婉转地批评“我”的学习态度。教育“我”读什么书都不能马马虎虎的。

4．临去时伯父为什么要送两本书给“我”？

送书给作者，更表现了他对作者的关怀与期望。

5．议议：这个小故事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品质？

对待学习认真严谨，更表现了他对作者的关怀与期望。6．有感情地朗渎课文第二部分内容。

㈡谈“碰壁”。

1．默读课文部分内容。

2．说说：在座的人为什么哈哈大笑？

因为年幼时的“我”天真无知，错误地理解伯父所说的话的含义，在座的人为“我”天真幼稚的解满丽感到好笑。

3．理解句子：“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

⑴“四周围黑洞洞的”指的是当刚黑暗的社会。

⑵“碰壁”指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遇到的挫折及反动势力对鲁迅先生的迫害。鲁迅先生写文章揭露同民党反动派，他的笔是“匕首”，是“投枪”。同民党反动派非常害怕，不许鲁迅发表文章，甚至要逮捕他。

⑶这句话用反问和比喻的手法，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反对统治的憎限和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这是鲁迅先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根本原因。

4．议议：作者回忆这个小故事是为了说明什么？

是为了说明鲁迅先生憎恨旧社会，抨击旧社会，和旧社会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

㈢救助车夫。

1．快速默读课文第四部分内容。

2．画出描写车夫伤势严重的句子，读一读，议一议：为什么这么冷的天，那位车夫还光着脚拉着车在路上跑？

⑴体会车夫伤势严重。

“坐在地上呻吟，车子扔在一边”

“两只手捧着脚……地上淌了一摊血”

“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

⑵体会：车夫生活的悲惨。

“脚上没穿鞋”光着脚是由于家里穷，连一双鞋子都买不起。

“天气那么冷还在拉车”是因为他要拼命挣钱来养家糊口。

3．伯父他们是怎样救助车夫的？找出一系列表示动作的词，说说：从这些词语中你体会到鲁迅先生的什么情感？

⑴动作词：扶、蹲、跪、拿、夹出、洗、敷上、扎好、掏、给。

⑵这些动作词，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与热爱。

4．事后鲁迅先生为什么脸上变得那么严肃，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呢？

⑴“脸变得严肃”是因为想到车夫在那样寒冷的天气里，还光着脚拉车，受了伤也没钱治，这是黑暗的旧社会造成的。他无法控制自己对旧社会的憎恨的思想情绪。

⑵“叹了一口气”是鲁迅先生对在旧社会苦难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给劳动人民带来如此痛苦的黑暗社会的憎恨。

5．教师小结：作者通过回忆鲁迅先生热情救助车夫这一件事，其中先生严肃的表情，无声的动作，显示了他内心的不平静，表现了他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深爱与同情，对黑暗社会的憎恶。

㈣关心女佣。

1．默读课文第五部分内容。

2．说说：鲁迅先生是怎样关心女佣的，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

（学生自由回答。）

3．通过这件事表现了鲁迅先生的什么精神品质？

表现了鲁迅先生关心体贴劳动人民，平等待人；还看出他那忘我的战斗精神。

4．出示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齐读。

5．体会这句话在文中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文章开头的照应，又是全文的中心句；既是第五部分的总结，也是全文的总结。起到点明中心的作用。

三、总结全文，认识写法

1．教师小结：伯父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作为一个长者，他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为人民说话，为劳苦大众呐喊而四处“碰壁”；作为一个先生，他救助车夫、关心女佣，同情劳动人民。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2．了解文章的写作方法。

⑴通过具体事例，抓住人物的语言、神态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

⑵前后照应，篇末点明中心。

四、作业设计

1．摘抄文中捕写人物神态和动作的语句。

2．阅读课后“阅读链接”中的内容，进一步认识鲁迅先生。

第三篇：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著名作家，初中语文课本上收录了他的多篇作品。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故乡》、《风筝》、《藤野先生》、《孔乙己》、《社戏》、《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他的作品涵盖了散文、小说，议论文，因为时空跨度较大，初中生理解起来有难度，因此学生往往不爱学鲁迅的作品，为解决这个难题，我在教读鲁迅作品时是这样做的：

1、了解鲁迅生平。学生通过查阅书籍、上网查阅资料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鲁迅的生平资料，从出生的家庭环境到他的老师，他的求学经历，思想变化的等，力求让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鲁迅。

2、了解那段历史。介绍鲁迅生活的时代背景，力求把鲁迅放在时代大环境中来认识。

3、要求学生拓展阅读鲁迅的经典作品如：《药》、《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以及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如：《鲁迅不应离我们远去》、《70年的离别、70年的热爱与怀念》、《我还不能“忘记”您》、《我们需要“鲁迅年”》、《回忆鲁迅》……

4、并把课前三分钟演讲的内容定为“鲁迅专题”，坚持每天让一名同学演讲有关鲁迅的事迹，时间大约为半个多学期。

5、利用双休日上网查询资料，并要求学生每人完成一份“让我们走近鲁迅”的语文板报。

6、举行有关鲁迅思想的辩论会。例如鲁迅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7、动笔写作。让学生写一篇《我读鲁迅》的读后感。

第四篇：先生鲁迅（范文模版）

先生鲁迅

我最爱看鲁迅的杂文，说实话只要是杂文我都喜欢看，讽刺时政，写起来很过瘾，听起来也很过瘾，只不过现在的只是写写罢了。但是追溯到八九十年前，周树人先生的文章可以让统治者害怕，可以让年轻人信服，可以让同行拍案叫绝。

杂文创作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 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说了这么多的介绍，想说的只有一个意思，他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林语堂说过一个受伤的人多看看老子，我觉得一个受伤的人更应该看看鲁迅，激起更大的斗志。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风格最为鲜明最为独特的巨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民族解剖师，终生与种种黑暗势力拼死搏斗从不后退从不妥协的硬骨头，他的刚正，他的睿智，他的深刻，他的犀利，乃至他的孤独，他的多疑，他的峻急，他的偏执都让每一个中国人深受影响。

即使是和他斗嘴的梁实秋也对他评价不低。梁实秋认为鲁迅的白话文功底不错，《阿Q正传》太短，但仍不失为很好的作品

鲁迅（1881.9.25—1936.10.19），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山、豫才；1918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正式用笔名——鲁迅。被誉为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华盖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南腔北调集》；论文集《坟》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

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第五篇：说到鲁迅先生

说到鲁迅先生，作为念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但知道并不代表了解，而了解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我眼中的鲁迅是个……

我眼中的鲁迅是个坚强、勇敢的人。鲁迅十三岁那年，由于家庭变故，家道衰落，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勇于挑起生活的重担，到当铺变卖东西，买药，照顾家人等，在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强，后来，他到南京，到日本学习等，都可以印证苦难是生活最好的老师。

我眼中的鲁迅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家道的衰败而影响学习。强烈的求知欲使他进了当时被中国人所辱骂的“洋学堂”，并经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我相信鲁迅当时不是靠走后门，而且也不会有那一门的富亲戚帮他走后门的，因此，多少年后，有一个树德学生也在孜孜不倦的学习着。

我眼中的鲁迅是个热爱国家的人。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解剖课成绩60分而受到日本人的怀疑，认为是因为老师露题的，这使他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又有一次，他在幻灯片中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而一群中国人在旁边看热闹的片段，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从而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可怕，他弃医从文，用文字来揭露国人丑陋的灵魂，讨伐封建专制。“五四”运动至今已80多年了，而丑陋的事情还在神州大地上不断上演，我们都热爱祖国，但我们关键要学习鲁迅坚持正义勇于牺牲的行为。

我眼中的鲁迅还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是个思想和艺术创造力惊人的人，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