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曹禺《雷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曹禺《雷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 关键词: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而每个个体都有着独特的故事背景,并因此造成了不同的悲剧性命运。
侍萍,一个因被丈夫、富贵人家的公子抛弃的不幸女人;蘩漪,一个受过现代教育,向往爱情的,却与自己丈夫的儿子发生了不为常理所接受的感情,而最终因自己的被压抑、叛逆而失去一切的悲剧性女性;以及四凤,这个刚刚成熟,刚刚憧憬美好,刚刚尝试爱情,而无情的命运却戏弄她,她的爱人竟然是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哥哥,最终因绝望断然离世的无辜的命运作弄者。
三个女人纠结在两个男人之间,真情、虚假,其间穿插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矛盾、人性的矛盾,真切的反映出解放前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悲惨命运。同时又反映出当时社会所谓上层社会表面堂皇背后却早已腐朽的境地,通过悲剧性的故事,来阐明这种腐朽的环境最终的去处——在狂暴的暴风雷雨中被无情的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悲剧性的故事往往源自于人们对现实生活不公正荒谬困境的失望、无法寻找到出路而表现出来解脱方式。正如别林斯基说的:“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既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
曹禺本身出生在没落的所谓上层社会—旧军官家庭,有一个专制 的父亲,压抑的环境使得他在接受五四新思潮后必然进行反抗、斗争,并诅咒这万恶的昏暗社会早早结束。这也成为其剧作中背景、反抗的根源。
《雷雨》本身就是一种与旧社会旧世俗的抗争,然而无情的命运却作弄了这些力争反抗的“反叛”男女,悲剧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故事主角的无力感,对美好未来期望破碎后的茫然失落,同时又无法忍受现实社会,无以为脱;而生者注定为自己的“罪孽”承受命运的惩罚。
女性,在旧社会作为社会的受压抑者,她们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也说明了女性是不容许有独立思维的,她们能做的仅仅是“从”。
《雷雨》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必须一个个分开来展述,从而更加细致的分析不同人物悲剧的背景故事。
四凤——一个性格不够鲜明的大众悲剧女性
之所以说四凤的性格不够鲜明,她是最先与观众见面的,“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少女。她整个身子都有在发育,手很白很大。她穿一身纺绸的裤褂,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她举动活泼,说话很大方、爽快,却很有分寸。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当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知道自己是好看的”①。这里的提示,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但又确乎不象其他后来出现的人物那么具有内涵,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子形象,甚至仅表现出来一个下人应当有得全
部内容。
而在其与鲁贵,也就是他的父亲的一段对话中,我们甚至开始怀疑四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鲁贵的卑略下作如此明显的表露出来,而四凤却似乎永远是一个毫无个性的,甚至可以任人揉捏的、毫无反抗的旧社会女性,有的仅仅是遵从,偶尔的反抗也不痛不痒„„
当然,她有对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虽还看不出有多可爱,却也不讨人嫌。不管什么她都小心翼翼,她反抗的很不明显,甚至仅仅是以一种潜意识的反感。瞒着妈妈跟随父亲到周公馆去当佣,当得知母亲要来时的慌乱,为了不让母亲“讨厌”她,被迫用钱来堵住鲁贵的嘴;当夜晚与周萍幽会被大海撞见就赶快逃了,她逃的一方面是不知如何是好,另一方面甚至象个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凤并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她所有的动作都是在躲避,是在“应付”。
四凤的悲剧,缘自于封建社会“门当户对”的观念,同时由于其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现实脱节,再加上“命运”的作弄,从而引向只能用死亡才能解脱的困局。
四凤出身“贫贱”,在故事中属于下人的地位,当然由于其本身不具有富贵人家的“苦恼”,同时很年轻,刚刚萌动的爱情在某一方面冲晕了她的头脑。
而周萍,这里不得不提说的故事的男主人公之一,在从乡下接回周公馆后,他是孤单无助的,父亲的专制、从小缺乏母爱,因此他既需要有人能够给他以安慰。此时他的后母,蘩漪因“父母之命”,以“门当户对”的被世俗所接受的高傲姿态进入周家,然而她却发现自
己的根本不是爱情,除了苦恼,除了寂寞,唯一的就是周冲。当然,蘩漪的悲剧性我们会在后面再作具体论述,在此,需要说的是,当两个孤单的灵魂相遇的时候,相互摩擦、碰撞、共鸣,甚至忘我的舍弃一切。
然而,当周萍遇到四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相比于蘩漪的悲愁凄冷、四凤给他的感觉是清爽明朗的。当在一种压抑郁闷的环境下长久徘徊,突然看到这样的明快,周萍自然眼见一亮。回归相对理性后,周萍开始喜欢四凤。如果从打破封建的“门当户对”社会伦理秩序而言,周萍自然是与四凤关系的主导者。
如果没有最后故事结局周萍与四凤的兄妹关系,那么,故事的冲突仅限于此,仅限于周萍为了逃避与后母不伦不类的“乱伦”的感情,以及为了追求所谓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反旧社会伦理规范的一场争斗。
然而,就是因为于此,周萍最终将四凤导入了一个荒谬的困境中。下人(四凤)与少主(周萍)的反社会秩序、道德意识规范的爱情。当然这并不成为故事的悲剧焦点,真正的冲突就在当得知四凤怀有周萍的孩子,而其却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命运的安排在雷雨之夜展开并将两人一击即碎。
四凤终究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设若当他们兄妹关系没有被揭破,那么,四凤的命运最多也将沦落成侍萍的境地。
四凤没有什么反抗意识,她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选择逃跑、就如同当鲁大海发现周萍与四凤偷偷相会时,四凤的逃跑,她后来跑
来找周萍:
“我一个人在雨里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前面我只看到模模糊糊的一片;我什么都忘了,我像是听见妈在喊我,我拚命地跑,我想找着我们门前的那条河跳”„„“可是不知怎么饶老绕去我总找不着”②。其实由此可见四凤的茫然„„。她没有去反抗去征求,她已经习惯于兄长的呵斥,父亲的无赖于滥骂„„,她在应付周围一切她需要面对的冲突,甚至必须与自己的“情敌”—蘩漪—相处,并掩饰与周萍的关系,同时承受蘩漪对周萍的感情冲击。
一个毫无个性,毫无反抗精神的时代牺牲品,也正道出了旧社会大中女性的普遍社会地位与境遇。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却又接受现实社会无情的摧残,如果不是死亡,那么未来必将沦落成为普遍大众。
梅侍萍——旧时代母性的代表
相对于其女儿鲁四凤,梅侍萍代表的更是一种母性的无奈。当然也是大多数社会底层女性的代表。梅侍萍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毕竟摆脱不了自己“卑贱”的社会地位。侍萍中“侍”足以体现出来她所将面临的未来的命运。
侍萍在年三十夜晚被赶出家门,因为周家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小姐当太太。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她不得不“结过几次婚”,最后嫁给鲁贵。为了逃避鲁家,她从南方逃到北方;其反对四凤到富贵然家当下人,因为其不想自己的女儿又落的自己的命运。然而,“命运”——曹禺自己这样解释: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
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③——这只无形的强有力的手又一手编制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梅侍萍在剧中的形象囊括了母性与女性两方面。所谓“母性”,指其护子之情,为了子女忍受世俗;剧本中提到梅侍萍是受过教育的有着良好教养的女性,四凤就曾经对鲁贵说过“妈不像你,见了钱就忘了命”。从她对子女的教育与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坚强的宁折不屈的女性,她的清高决定了她不会同别人苟合,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她高傲的人格,看到了人的觉醒的意义。曹禺说过“悲剧精神,应该是敢于主动的,我们要有所欲求,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说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种人才有悲剧精神。”
然而“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为着她的孩子她嫁过两次„„”④。当高傲的性格与现实有了冲突,并且,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还是不得不“嫁给下等人”。而这种表现也正是中国传统母性的真实表现。
梅侍萍 这个梅姑娘到是有一天晚上跳河,可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痛苦)哦!
梅侍萍 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她了,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
投河死了的。
周朴园(汗涔涔)哦。„„„„„„
梅侍萍 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
梅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周朴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⑤
从以上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两个人都是怀着很深沉、很复杂的感情来对话的;周仆园带着内疚、怀恋、伤感的复杂情绪来谈论;梅侍萍带着些许酸楚、怀旧、撒娇的心绪来回忆;当她看着周朴园还是那么怀恋他们过去的日子时候,其实她已经没有怨恨了,他没有责怪周朴园,她的眼泪证明了他们当年是真心相爱的。女性柔弱的一面在此刻展现的一览无余。诉苦,可诉苦的同时,并没有一种强烈的憎恨,当她看到自她离开后,周朴园三十年来始终没有第二个女人走进他的感情世界,他就在回忆、悼念中保持着哪个虚无的慰藉,她没有诅咒,没有反抗,没有痛斥。有的只是似乎已久去理解、甚至于隐隐的原谅。女性的本质性的宽容展现出来。
然而,当周朴园打算用钱来“收买”侍萍,让其离开,不要再次打乱他的专制秩序时,她的反抗又证明了她的坚强与高傲,她的自尊。
当她得知四凤和其同母异父的哥哥有感情,并且有了孩子时,她已彻底濒临崩溃的边缘,无力抗争。她甚至同意他们的离开,而最终,因了故事的中心女主角蘩漪,令其失去了三个孩子,最终走向了崩溃。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悲剧?事实上,梅侍萍的遭遇是一个婚姻悲剧问题,而其婚姻悲剧的真正根源就在于婚恋的自由与门当户对的传统婚恋观念的冲突。总体来说,梅侍萍是悲剧的,她的悲剧更多的是源自于“命运”。梅侍萍并不能成为故事女性的中心,她只是作为一个婚姻与爱情的牺牲者,而后又被“命运”无情的作弄。
蘩漪——爱情与伦理、冲突与局限的代表人物
相比较与梅侍萍与鲁四凤这对母女,蘩漪所具有的品质更是深刻。她一方面顺从了封建的婚姻秩序,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爱情而不顾一切,她努力追求,却又不敢反抗现实压力,总是在一种隐暗面来维系自己的感情。而无论剧中侍萍与四凤多么的悲惨,她们终究只是一个思想依旧被奴化者,不可能超脱的角色。他们的悲剧正好和蘩漪形成明显的对比,蘩漪在寻求突破,寻求逃脱,寻求自我的感情。
蘩漪是“五四”之后,受过现代教育的新潮女性,具有追求自由,追求独立的个性解放的思想。但她又生活在周公馆这个充满专制的旧式家庭里,她又不得不屈服于周朴园的家庭专制,这就形成了其人本身的冲突,并最终走向叛逆。
《雷雨》中最主要的是冲突在繁漪和周萍之间,繁漪是要抓住周萍的爱情,而周萍是要摆脱和繁漪畸恋,由此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他们的乱伦关系也是最受关注的。繁漪说她是一个见了周萍又活过来的女人,曹禺说他创作《雷雨》时最先想到的人物就是繁漪,严格地说是与繁漪类似的“呼吸不了一口自由空气的女人”,作者在他们
身上发现的是澎湃的生命激情,人的意识的觉醒,给命运的现实给定性予以坚决否定的精神,体现在繁漪身上“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
剧情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周萍离家出走展开。周萍为了摆脱和繁漪的不清不白的关系,决定到矿上去。繁漪明知道周萍对她的爱已经冷却但还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挽留周萍,她也知道她的命运结局但是还是固执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开始猛烈而近乎疯狂的抗争。她要唤回周萍对他的生命承诺,他要阻止周萍和四凤相爱。于是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出走与挽留成了贯穿全剧的主要情节。繁漪先是旁敲侧击,想从四凤口中打听周萍的行踪;接着釜底抽薪,借侍萍领四凤回家的机会以斩断周萍和四凤的纠缠;然后设置障碍,怂恿周冲去追求四凤;同时软硬皆施,哀求与威胁周萍无论如何也要带她走;继而跟踪报复,追随周萍至鲁家,反扣窗钩,断绝周萍归路,最后尾追堵截,把即将出走的周萍,四凤堵在客厅,叫出周朴园,来个大暴光,使戏剧进入高潮,导致惨绝人寰的悲剧。
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既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黑格尔也说“充满冲突的情景特别适合做戏剧的对象。”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既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存在,又是一种受文化制约的社会存在,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向,但是这种构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两者并不是均衡的发展的,人类在为了自身的存在发展而不断地强
化社会性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对人自身的束缚。于是,生机勃勃的感性生命与僵化不苟的理性文明之间常有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繁漪与周萍的乱伦就是自在生命与理性伦理的冲突;繁漪身上集中的表现了自在生命对爱的渴求,不顾一切的大胆追求。这种充满激情的原始生命力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反叛和冲突构成了雷雨的主要矛盾冲突。如果说梅侍萍的爱情悲剧让我们同情,那么繁漪的爱情追求就很难给出恰当的评判,作者把繁漪的情欲追求放在了尖锐的理性伦理冲突之中,让人看到了生命之中的残忍,这样的畸恋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但是繁漪的追求又“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自在生命对爱的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由于生命本身的盲目、冲动就注定了人始终会背负罪恶,可是繁漪和周萍的乱伦也只是在伦理的视角下的错误,是在家庭秩序的规范下的错误,作为自在生命本身他们是没有错的,因为生命有追求自身幸福和自由的正当权利。这就出现了选择的困难问题,生命自由追求是我们肯定的,同时伦理秩序又是我们的理性文明所必须的,作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感情的自由与人伦规范的永恒冲突。
繁漪是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这样的人物在外国文学史上也有但是表现方式不一样,美国作家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也是讲后母与前妻的儿子乱伦的,作品的表现比雷雨还要强烈得多,后母与前妻的儿子乱伦后怀孕并且生下了孩子,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是爱情人的又把孩子给杀死了。这种故事我们在古希腊的悲剧里也能看到,像美荻亚杀掉两个孩子。西方文学有这样的传统,如果从故事的强烈
性或者疯狂性来看的话都可以超过繁漪,但是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繁漪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 中国的大家庭里才可能有的典型,他的一切的手段都是中国式的,他有着中国女人所特有的软弱,他只能够依附周家,依附男人,他直到最后也都想把周萍拉回她身边,为此她用尽心机尽显大家庭女人的手腕,他利用儿子,丈夫其实也都就是为了留住周萍,她没有像西方文学里面所描写的那样用血腥、杀戮来表现自己的不满,她一切的手段都是中国式的,她的思维也是中国式的,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中国式的女人。
在繁漪身上,既有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又有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渴求,像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注定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坐标的。无论她对周朴园有多么的不满,但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与周朴园正面抗衡,她要拼死抓住周萍加盟做为她抗争的内助力,满足于周萍在她眼前出现就行。这种在冷酷环境中的苟安生活,形成了她乖戾、阴鸷的性格。对周家父子两代人的绝望和怨恨使她情愿“变成火山的口”,她将生命燃烧得如电火般的白炽,也如电火般的短暂。她的疯狂,也就是她的人性被异化的结果。但她的反抗仅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对封建专制压迫的反抗,而失败的悲剧命运又证明这一条道路走不通。它形象地说明:妇女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旧嬗变的时代,暂时还不具备妇女解放的主客观条件。繁漪的反抗反映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然而,毕竟受到自身以及环境的限制,她终于只能依一种疯狂的姿态给自己所做的一切寻求一种“合理”的结局。
尽管作者当时并没有用阶级论去思考和创作这部剧,但作品中还是客观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不可调和阶级矛盾。封建意识的“门当户对”的观念,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论,造成了剧中人物的悲剧。造成蘩漪乃至剧中所有女性悲剧的根源应该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没有感情的婚姻注定是要失败的。周朴园在“美满有秩序”家庭的外衣下,回忆着过去,怀恋着自己往日情人、原配夫人侍萍。蘩漪在孤苦无奈的状况下与周萍私通,在周萍身上来找寻自己的感情寄托。而他们又同样生活在不现实之中。当真的侍萍出现时,周朴园发现眼前的这一切威胁到了自己的家庭,威胁到了自己三十年前自己牺牲了爱情才换来的眼前的一切“幸福”,所以周朴园要赶走侍萍。而蘩漪也同样生活在不现实之中,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的周萍如今要和四凤私奔了。
一切的梦最终都是要醒的,而在梦醒的那一刻,所有的悲剧便要上演了。
《雷雨》中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受害的女性,他们悲剧的根源是吃人的旧社会。批判黑暗的社会应是作品重要的意义之所在。作者受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作品表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作者在《雷雨·序》中有这样一些陈述:“《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
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作者的这些语言,其实表明了作者当时的世界观:命运有时是不可抗争的。周蘩漪,在“五四”思想的感染下做着现代女性的美梦,又在旧式家庭里努力挣扎。她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爱着周萍,甚至为此丧失了母性。可到头来,鸡飞蛋打,儿子和情人都在一时间死去,自己也在那一夜彻底变疯。
梅侍萍,命运的悲剧在她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她到处躲,到处逃,觉得自己做了错事。可逃来逃去,三十年后,她又逃回到了周公馆,她自己的女儿要跟自己的儿子私奔了。她强忍着痛苦和罪恶感,可命运还是没有放过她,蘩漪出来把一切又无意地戳穿了。女儿四凤死了,儿子周萍自杀了,大儿子大海下落不明,自己疯了。
鲁四凤,作者认为的另一个最无辜的人。她纯洁无邪,她只是追求自己的爱情,可命运让她爱上的人却是自己的哥哥,她只有一死。作者当时深受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在作品中表现了有时命运是不可抗争的。当然,这种观点在那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年代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自古红颜多薄命”,古今中外,女性都因其自身的善良和软弱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定的悲剧性,而她们中的勇敢者又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抗争,前仆后继。
蘩漪是处在新旧思潮交替的“五四”运动之后,她的叛逆性格和悲剧命运又是那个时代无数叛逆女性的典型,浓缩了“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勇敢的先驱女性的形象。尽管蘩漪还不能冲破那间令人窒息的“铁
屋子”,但她的抗争已经撼动了那间“铁屋子”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她唤醒了更多熟睡的人。勇士和闯将往往是要失败的,他们一时间还不能战胜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他们往往不能逃脱自身的悲剧命运,但他们却用自身灵魂和血肉在为后人开避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好的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优秀的人物形象将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雷雨》中的蘩漪形象不仅是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女性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且成为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位永恒的女性形象。蘩漪形象具有极高的美学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二篇:曹禺作品中的大少爷形象
曹禺作品中的大少爷形象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我虽没有拜读过他写过的所有话剧,但是也对他做了一些了解!曹禺一生写过八部的话剧,其中,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无不成为话剧界的伟大作品!
曹禺的作品无不在表达的对现实的批判,对人性的剖析,不管是《日出》还是《雷雨》等等,作品都通过完美的故事情节,独具匠心的写作手法,表达着他对这个现实的不满!曹禺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话剧。在上课时,看了一些关于曹禺的视频,里面讲到,现实中的他不爱说话,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写东西,甚至于让老婆买什么东西他都写在纸上。足以可见,曹禺不单单把写作当成一种爱好,更加当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少了他,生命就不完整!曹禺的作品中非常多的注重女性形象,他习惯于让女性来决定剧情的走向。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除了女性角色的重视之外,在曹禺的作品中,还有一种角色,也是他偏爱的,那就是……大少爷形象!
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中都有大少爷这一性格较为懦弱的形象!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雷雨》
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在《雷雨》中有一个大少爷角色周萍,他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对于他的父亲有一种敬畏,不敢违背他的话,他在这个家庭中也是十分压抑的,否则不可能和自己的后母发生感情。然而,四凤的出现,让他感觉到了生气,青春——他极力渴望的东西。他想摆脱繁漪对他的干扰,因此他决定离开这个家,由此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不敢面对问题,极力逃避困难的人。但是他懦弱,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单凭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配上蘩漪,到最后,摆在他眼前底一件件事实,却让他选择了死——一个最好的逃避方式。
曹禺在抗战期间写出了一部很重要的剧作是《北京人》。被各个学家认为,这是
曹禺最优秀的作品,这也是曹禺本人认为最好的话剧!剧本中的诗的语言和诗的情调以及剧作者透过剧情,对于生活所表达的强烈鲜明的爱憎,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挖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只有在《北京人》中,才体现了曹禺“走向契可夫”的宿愿。
曹禺在他的男女主人公曾文清和愫芳身上发现了自觉于心灵的隔绝,又渴望心灵的沟通的两个灵魂的接近,这一对“知己”尽管“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然而曹禺终于发现了在这“静默”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愫芳)像真正的“人”那样得活着,她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一个(曾文清)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躯壳”。但是剧作家却在结尾处表现了理想主义精神,愫芳和文清人生道路有着不同的结局:文清自杀了,愫芳却在经历了精神的轰毁之后走上了新路:到广大的“天涯”去寻找真正的“知己”。这正是:“人”与“生命的躯壳“都到自己应该去的地方。
在《北京人》中曾文清是是剧中大少爷的角色——他是个在诗人也难得有的这般清 俊飘逸的骨相:瘦长个儿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懒散 模样。然而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淳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他面色 苍白,宽前额,高颧骨,无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郁。时常凝视出神,青筋微微在额前边凸起。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时间。北平的岁月是悠闲的,春天放风争,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时的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半生都
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又是从小为母亲所溺爱的,早年结婚,身体孱弱,语音清虚,行动飘然。小
地方看去,他绝顶聪明,儿时即有“神童”之誉。但如今三十六岁了,却故我依然,活得是那般无能力,无魂魄,终日像落掉了什么。他风趣不凡,谈吐也好,分明是 个温厚可亲的性格,然而他给与人的却是那么一种沉滞懒散之感,懒于动作,懒于
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 力的事情。种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曹禺之于北京人艺,有割舍不断的情谊;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艺术之于人文北京,则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意义。本,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编制了《“人文北京”行动计划》,旨在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曹禺等几代艺术家们所创造的一流的舞台艺术,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展示了当代人的精神风貌,不仅与这一行动计划有着本质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个艺术标识,昭示了现代都市不可或缺的文化魅力。
其实,我个人认为,一个作家,在剧中刻意的去突出某种角色,一定与这个作者本身的经历有关!为此我查阅了关于曹禺的人生经历,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可以说,曹禺在家中就是个大少爷,但是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大少爷的角色,都是那么的懦弱,怕事呢!曹禺是1910年出生的,可以说,曹禺的一生都是在国家最最动荡的时候度过的,中日战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曹禺心中充斥的对现实的无奈,但是靠自己的力量却无力回天,所以,曹禺心中表达着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却又无力改变的痛苦,与无奈!而在他的话剧中,大少爷也是,心中有理想,却无处施展,只得憋于心中,最后走向惨淡!这恰恰表达着,曹禺的内心,表达着他对现实的无奈,对祖国的担忧!
曹禺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话剧,为处在动荡时期的中国点燃了一把永不熄灭的火把,这束光明照亮了一个民族,照亮了一个伟大的身躯,曹禺,永远是中国文学中的大少爷,是中国人们心中的,大少爷!
第三篇:曹禺《雷雨》
曹禺《雷雨》
《雷雨》是一部四幕悲剧。剧本以集中的时间(从一天的上午到午夜两点钟),集中的场景(周家的客厅和鲁家的住房),高度提炼了周鲁两家30年的旧恨新仇。曹禺在谈到他创作时说:“《雷雨》对我说是个诱惑,是我的一种蛮性的遗留,是抓牢我心灵的一个麾法,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雷雨》在戏剧舞台上多次公演,1997年还被拍成 20集电视连续剧。
第一幕:
一个灰暗郁闷的夏天的上午。周公馆里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只有美丽阴鸷的太太繁漪无事可做。老爷周朴园从矿上回来两天了,由于不久前矿警开枪打死了30多个工人,矿上最近一直在闹罢工。身为煤矿公司的董事长,他正忙着同警察局长商讨对付工人的办法,自然没有见到太太繁漪。好在繁漪对周朴园也并不关心,她心里自有惦念的人。
周家的女仆四风刚煎好药,太太繁漪下楼来了,她向四凤打听昨天大少爷周萍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四风心里非常紧张,因为刚才从她爹鲁贵那里得知,大少爷和他继母繁漪之间原来有段私情,而且四凤的母亲待萍今天才从济南回来,太太立刻就要她来府上谈话,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四凤把老爷让太太喝的药端上来,繁漪勉强喝了一口,因为嫌苦,让四凤倒了。
这时繁漪的亲生儿子,周家的二少爷周冲欢跳着进屋向母亲访安。他只有17岁,但他告诉母亲自己爱上了年轻美丽的四凤,并希望父亲能把他的教育费分一半给四凤上学。繁漪很吃惊,但她见周冲连父亲的反对也不怕,反而觉得欣慰了许多。她想起了自己的负心人周萍由于害怕父亲而厌弃自己,不禁悲从中来。
周萍进屋找父亲有点事,他只和弟弟打了招呼,对繁漪十分冷淡。周冲不知二人有瓜葛,善意地问哥哥:“你不知道母亲病了吗?”不等周萍回答,繁漪便醋意十足地说:“你哥哥怎会把我的身体放在心上。”周萍找到周朴园请父亲允许他明天就到矿上去,周朴园考虑了一下,答应了。他对周萍说,繁漪有点精神失常,要请德国的克大夫替她看病。周朴园处理完公务,踱进屋来,他看到繁漪没有喝药,便强迫繁漪喝下去。暴雨将临,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可窗户却紧闭着。因为这房子里的家具及摆设都是用年前的老样子,周朴园不许别人移动,柜子上还放着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这个女人就是30年前周朴园的第一个妻子,她叫梅侍萍,是周家女仆梅妈的女儿。跟少爷周朴园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后,她生下两个儿子。在第二个儿子刚刚出世三天时,周朴园为了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便在大年三十寒冷的雪夜将待萍和病危的婴儿一同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侍萍在绝望中投河自杀。周朴园为了纪念她,将房子里的摆设完全按照她的喜好布置。
繁漪是一个热情倔强、要求自由、向往真正爱情的女性。18年前她和周朴园结婚后,生下了周冲。从威严专横的周朴园那里,她得不到丝毫的温情和爱情,早已心如死灰。忽然三年前周朴园的长子周萍(周朴园与待萍所生)从乡下来到这里,只比周萍大7岁的繁漪病态地、疯狂地爱上了他。他们的幽会被用人鲁贵发现了。懦弱苍白的周萍十分后悔,他开始紧紧抓住美丽纯朴的四凤,以逃避这乱伦式的畸形之恋。但繁漪把周萍当作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寄托和归宿,当她知道四凤和周萍有了秘密之后,非常嫉恨。繁漪今天特意叫来鲁妈,就是要赶走四凤,重新得到周萍。
第二幕:
午饭后,天气更加阴沉闷热,地点周公馆。四凤听说她热恋的对象周萍要去矿上,心里很不安。她告诉周萍,太太有可能要辞退她,要周萍带她一起走。周萍没有答应,两人约好晚上十一点在四凤房中相会。听说周萍要走,繁漪更是焦急。她向周萍诉说自己来到周家18年精神上所受的折磨,责备周萍不该当初引诱她而如今却想一走了之,希望周萍能留下来,但遭到周萍冷酷的拒绝。这实在伤透了她的心,她警告周萍:“你不能就这么抛弃我,我不能受周家两代人的欺负。我要让你尝尝一个女人受伤害时的力量。”
鲁贵带鲁妈来见繁漪。鲁妈看着屋里的家具摆设以及那关着的窗户,觉得分外眼熟,她疑惑了;当看到放在柜子上的照片竟是年轻时的自己时,她惊呆了:这里竟是周公馆!原来,鲁妈就是传萍。诗萍还活在人世,她投河遇救,后来嫁给了鲁贵,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四凤。两年前鲁妈到济南的一所学校做工。她走后,丈夫鲁贵恰恰做了周公馆的仆人,并且违背鲁妈的嘱咐,把女儿四凤也带进周公馆当持女。
繁漪来了,她告诉鲁妈,自己的儿子周冲对四风有了感情。鲁妈害怕女儿重犯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决定立刻带四凤离开。
这时周朴园进来,命令繁漪去克大夫那里看病。繁漪走后,周朴园发现侍萍,才意识到当年的海小姐并没有死,面前的这个女人便是她!周朴园为了表示忏悔,递给待萍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诗萍拒绝了周朴园的钱,她提出见周萍的要求,周朴园答应了。
这时外面传来争吵声,原来鲁大海要见周朴园。说来凑巧,这次罢工运动的领袖是诗萍的儿子,也是周朴园曾经抛弃的儿子——鲁大海。仇人又是父子在周公馆见面了,周朴园告诉他:其他三位代表已回矿上,工人已经复工,而他被开除了。鲁大海知道这次工人罢工是被周朴园破坏的,怒不可遏地扑向他。站在一边的周萍气愤地打了鲁大海两记耳光。诗萍看到父子、兄弟势不两立的惨剧,悲恸欲绝。为了顾及自己的名誉地位,断绝周鲁两家的一切来往,周朴园辞退了鲁贵和四凤。周萍决定晚上去四凤家,繁漪劝周萍不要去,她说:“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周萍不听。这时窗外雷声大作,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三幕;
当天晚上,四民家中。外面下的一阵暴雨仍然驱不走天气的闷热,空中时而打着闪电。待萍决定明天带四风去济南,因此和大海一起出去找保人变卖家具。外面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周冲。年轻单纯的周冲很不满意白天父亲对工人鲁大海的态度,当他得知鲁大海是四凤的哥哥时,便来侍萍家,送来一百元钱。四凤坚决不要,贪财的鲁贵却抢先收下了。大海正好这时回来,他见周家人就怒火中烧,他很自己的妹妹不争气,还在勾引周家少爷。他误解了周冲的善意。他从鲁贵手里拿过钱还给周冲。待萍回家,正好撞见四风送周冲出门,她联系事情的前后经过,疑窦顿生,赶紧向四凤到底和周家少爷发生了什么事情。四民心乱如麻,一天之中发生的变故是她承受不了的,但她始终没有说出和周萍的关系。待萍要四风起誓:从今以后再也不见周家的人。
深夜,周萍悄悄地冒雨来到鲁家见四凤。他翻窗跳入四凤的房间,这对情人哭作一团。窗外下着倾盆大雨,黑暗中隐隐传来女人的哭声。原来繁漪也在暗中尾随周萍来到鲁家屋外,目睹自己的至爱投入他人的怀抱,想想自己被人遗弃的不幸,怨恨愤怒油然而生。天幕中划过的闪电照亮了繁漪怨毒而惨白的脸,她从外面紧紧封死了四凤房间的窗户。这时,待萍和大海进四凤的屋里来了,惊慌失措的四凤和周萍想逃跑,可哪有退路。大海见了周萍就打,幸而被待萍死命拦住,周萍才得以逃脱。和周萍的私情暴露了,四凤羞愧万分,哭号着冲出家门。待萍和大海也赶紧追出门去,他们担心四凤想不开。
第四幕:
午夜约摸两点钟光景,周公馆客厅内。周朴园正看着报,突然想起花园藤萝架那根漏电的电线,便向仆人查问。仆人说,刚才大少爷的狗碰到那根电线被电死了,可是天下雨,明天才能修。这时繁漪进来,浑身湿淋淋的。周朴园问她到哪儿去了,她报复地说:“我有神经病,在花园里赏雨。”正说着,周萍走来,对父亲说他准备马上乘两点半的夜车去矿上,周朴园同意了,并递给他一把手枪做防身之用,自己回房休息。周萍正准备走,却被繁漪叫住。繁漪不甘屈从命运的摆布,期望用最后的力气挽救她和周萍的关系。她也是个脆弱的女人,渴求周萍把她从这个地狱似的家救出去。但她的苦苦哀求已打动不了周萍的铁石心肠,绝望之下的繁漪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母性。
四凤找到周萍商量出走的事,传萍和大海也为找四凤来到周公馆。待萍坚决不同意四风和周萍私奔。但是,可怜的待萍怎知她再也没办法拆散这对情人了。因为四风终于说出自己已经怀上了周萍的孩子,周萍也满怀希望地对待萍说,他将和四凤一起创建美好的生活。面对两兄妹盈满希望和憧憬的眼睛,待萍只好隐瞒真相,痛苦地答应了。
这时繁漪拉着周冲进来,她本想让周冲从他哥哥手中抢回四凤,但周冲却说他对四凤的感情算不上爱情。可怜的周冲目睹了他原本崇敬的母亲那罕见的蛮劲和野性。他的母亲当众公开了自己和周萍的关系,痛快淋漓地声称自己已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只是被周萍激活的女人,一个闷死又活过来的女人。最后她又喊来周朴园来见他的“儿媳妇”。被繁漪弄得一头雾水的周朴园以为繁漪已经知道待萍的身份,便命周萍跪下认他的生母。血缘关系彻底揭穿。这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四凤狂奔而出触电身亡,赶去救护的周冲也跟着毙命。悔恨交集的周萍开枪自杀,干了他人生中仅有的一件强者所干的事。待萍呆了,繁漪疯了,黑夜中电闪雷鸣。
第四篇:曹禺的作品及分析分析
作品介绍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四幕剧《雷雨》,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揭示了旧制度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30年代中国的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它与《雷雨》前后辉映于剧坛,奠定了曹禹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6年曹禹任教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写了他唯一的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原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校迁至四川,编辑戏剧刊物,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电影厂编剧等职。著有《全民总动员》(合写)、《正在想》、《蜕变》、《镀金》等剧本,创作有淳厚清新、深沉动人的优秀剧作《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1946年赴美国讲学,翌年初回国,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发表剧本《桥》,写了电影剧本《艳阳天》,由他导演摄成影片上映。他创作了话剧《明朗的天》(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剧本1等奖)、历史剧《胆剑篇》(执笔)、《王昭君》,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及《曹禹选集》、《曹禹论创作》、《曹禹戏剧集》等。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①。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曹禺名言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作品分析
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的哈姆莱特曾说过一句话:“软弱,你的名字叫女人。”但是,曹禺的女主角却常常相反。她们虽然处于弱者的地位,却表现出惊人的傲岸、果决。她们意志坚强,敢于同命运抗争,甚至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也敢单枪匹马地走向社会黑暗势力挑战,具有同一般柔弱女性迥然不同的硬性性格。
她情感热烈,独立意志极强,她说:“人家说一句,我就要说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但命运却把她抛进一个黑牢般的家庭,几乎被窒息闷死,这时出现一个机会——周萍闯入她的生活,并与之相恋,然而周萍毕竟是他“父亲的儿子”。加上四凤的出现,他怕了,也对蘩漪感到厌烦。周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四凤,抛弃了蘩漪。蘩漪一次次地与周萍交锋,用尽各种手段要求他留下来,同时又迅速果断的采取行动,阻止周萍出走。她解雇了四凤,又跟踪周萍到鲁家。当她发现周萍和四凤偷情时,便刻毒地关死了窗户。当周朴园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还快意地微笑着说:“在花园里赏雨。”当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被证明无效以后,面对周萍和四凤的出走,她已经不顾一切了,为了拆散周萍与四凤的关系,她把周冲和周朴园都拉了出来,森之不顾名誉不顾后果,竟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宣布了她和周萍的关系。不仅葬送了自己,也毁灭了别人。她的爱和恨结合得那么紧,变化得那么快,那么果决,很难不叫人想起一位作家的名句:我崇拜她的美,但我畏惧她的灵魂。
陈白露听说小东西打了金人,忍不住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痛快!并马上决定冒险保护她,阿根对她别管闲事。她却非常镇静地说:“出了事有我担待。”黑三一伙进屋查找,潘月亭吓得躲了,她却自己迎了出去(忽然声色俱历地)说:“站住!都进来?谁叫你们都进来?你们吃什么饭长大的?你们要是横不讲理,这个码头横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笑)你们是授私货么?我这儿搜烟土有烟土,搜手枪有手枪(挺起胸)不含糊你们!”黑三一伙流氓蛮横无理,她却以硬抗硬,一下便镇住了对方。和蘩漪不同,她不是同放任情感与固执相胶合,而是同理智的反省相关联,因而常常带有高人一等的见识和藐视众生的泛泛的嘲讽,她始终镇定,从容,果断,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跟张乔治借钱没借到,她只不过淡淡的挖苦了一句“真聪明”,并没有再做努力,因为她一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当发现生命对自己已失去意义的时候,她便断然而平静地走向了彼岸,直到最后关头,才放任泪水流淌。陈白露自杀的直接原因是维持她生活的潘月亭的破产,而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她为保护小东西与金人势力斗争的失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然使小东西与金八势力斗争的失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使小东西逃出黑暗势力的控制,这使陈白露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了信心。从小东西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看到了自己单枪匹马闯社会的愿望,不过是一条死路,因而终于最后绝望。这种双重的原因使陈白露的自杀也具有了双重的涵义:既是一个沦落风尘女子因生活绝望而自杀的弱者之死,又是一个宁死也不肯落入黑暗势力而遭受蹂躏的强者之死。这双重涵义和陈白露矛盾的生活是完全一致的。她的自杀有其必然性,她的宁死不屈也有其性格基础。在《日出》中,陈白露敢作敢为,果断自尊的反抗性格应当说表现得非常突出。《雷雨》里的蘩漪,便是曹禺笔下最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是一个由于社会的压制,环境的窒息而变得乖戾的女人,有着这样痛苦遭遇的女人,像这类“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比天样的高;热情原始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的女性,在当时封建高压的社会中应该说是不少的,但是,像蘩漪这样具有“一颗强悍的心,敢于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之斗”的,被情热烧的疯狂了的个性则是独特的。曹禺形容蘩漪:“她是一极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地创痕。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通向了必然的悲剧结局。
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条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
在曾公馆这个封建家庭中,像愫方这样一个寄人篱下,孤苦无依的待嫁姑娘,她是备尝了爱情悲剧和孤寂生活的凄凉、苦涩的况味的,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不会不动心思的。曾皓、思懿等对她的婚事所持态度的背后隐藏着的机诈和私心,如利刃扎向她的心头,不可能不触起她悲哀,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内心的剧烈冲突“她受尽了思懿的凌辱和眨眼,未尝不想脱开这个可怕的封建牢笼,然而那个垂老的姨夫曾皓却又死死地缠住她,把她当作维系生命的”拐杖“,她那宽仁的心怎么忍心断然离去!更何冲她对曾文清还有那么深挚的爱恋之情呢!在曾浩、思懿的交攻下,愫方被迫说出的”我,我没有意识“的话,透露了她此刻难以言喻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封建统治者曾皓和压迫者思懿,是造成愫方的爱情悲剧和深刻的精神创伤的代表人物。正是在封建家族统治者的严重翠抑下愫方的思想和性格迸射出了耀目的光辉。为了使曾文清跳出苦海而远走高飞,她宁愿忍受永远分离的痛苦和担当曾文清留下的一切家庭重负。曾文清几经延宕终于离家出走后,愫方如释重负,内心感到一种从来体验过的愉快和激动。封建家庭与礼数无论如何压迫、折磨与摧残她,却始终不能扑灭她对曾文清一往情深的爱。当曾文清经不起社会上的风浪,出走而复归后,“天塌了”,她对曾文清的爱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使她终于看清了曾公馆是怎样一个窒息、摧残人的“监牢”。在瑞贞的启示下,她毅然走出了这个“黑暗王国”而奔向她心中憧憬的那个光明所在。愫方和曾皓、思懿等封建家庭统治者之间的思想矛盾在客观上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但是,剧本并没有战士愫方与他们的正面冲突,作者却把他的笔墨倾注在曾皓、思懿对她的一次次沉重的精神压迫与进攻,倾注在对这个没落家族种种专制与腐败现象的描绘,渲染上,造成某种尖锐紧张的冲突情势。让读者自己去体味愫方在此情此景中的痛苦的内心世界,体味她那坚韧、顽强的内在性格和丰富淳厚的善良心地,她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憧憬和反封建的叛逆精神。
愫方这个先进人物绝不是超绝尘世的仙女,而是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成长起来,放射着时代光彩而又负荷着民族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复杂烙印,具有真实生命的人物。她饱经封建压抑的苦难生活的磨练,对旧家庭、旧制度绝望后。,终于在时代曙光的招引下,背负着民族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复杂影响,不无眷恋地离开曾公馆,走到久已憧憬的新世界中去。
当焦氏发现金子和仇虎“偷情”,面对焦大星的质问,焦花氏“(两面望望,狠恶地)哼,(冷笑)你们逼我吧,逼我吧!(忽然高声)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你爸爸把我押来做儿媳妇,你妈从我一进门就恨上我,骂我,羞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人看。我告诉你,大星,你是个没有用的好人。…….”这不是无可奈何的招供,也不是“借此掩护自己”“先发制人”的策略,金子个性的刚强以及仇虎输送给她的复仇的力量,决定了她在这场戏中的反抗行为。《雷雨》中的蘩漪也有同样“爆炸”式招供。两个女性共同的特点是:她们头脑中都有一个足以压倒封建伦理道德常规的信念。她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是被“逼”出来的,因此,明明是不体面的“偷情”,她们却毫无遮掩、理直气壮。但她们也有不同一处,一是蘩漪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做着绝望的挣扎,而金子却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在希望中反抗;二是,金子对焦家的控诉体现着被压迫阶段的觉醒,同时一个“逼”字,其含义不尽相同。金子早已许给了仇虎,她在仇虎遭陷害后被押到焦家这一悲剧本事就包含着极强的社会意义,而她的觉悟和反抗则体现了同一时代被压迫妇女的求生愿望和斗争精神。
金子个性中有“非一般农村妇女”的心理变态,她不像一般妇女那样忍受封建道德的束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不像一般妇女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那样温柔,贤淑,她更不像一般妇女那样优柔寡断、胆小怕事。她妩媚中闪着泼野、聪明中含着狡猾,强悍中蓄着凶狠,是一个妖冶的风流媳妇。
曹禺很早就通过《易卜生全集》并饰演过娜拉,他很赞赏易卜生戏剧,认为“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要出走,要人格独立,不愿老当丈夫的小鸟。这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由于曹禺深受易卜生影响,以至于《雷雨》则一问世,就被冠以“易卜生的信徒”的美称了。在勇敢地摆脱资产阶级传统道德羁绊的蘩漪身上,在大胆地和诗人结合得陈白露身上,在弃家出走的金子,愫方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娜拉精神”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孤身反抗社会的悲剧主人公,精神上胜利的失败者,具有绝不和污浊社会同流合污的理想和勇气,这正是这些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之所在。自杀,一般来说,是弱者的行为、消极的行为。但是,对于陈白露来说,她的自杀却是又是她战胜了她的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的表现。如果她仍屈服于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让做着物质享受的奴隶,她是没有勇气走上自杀之路的。所以,她的自死表明她还不是个彻底的不可救药的坠落者,在她的心灵里,还有若干美好的东西存留着。
在曹禺所制造的许多妇女形象中,侍萍和愫方是表现我们民族性格的某种典型。侍萍是具有勤劳、善良等传统美德的劳动妇女,被周朴园遗弃后,默默地忍受着各种痛苦,希望女儿不要重蹈她的覆撤。她像旧中国许多劳动农民一样,安分守己,且具有命运观念,宁可自我牺牲也不伤害别人,她无意间再见周朴园时,既没有幻想,又不图报复,倒是顾全周家的情面,没有和周萍相认。她虽然亲眼看到鲁大海被殴打,但后来还是警告他不准孕之后,却非常痛苦而果断地放他们去,宁愿自己承担命运的惩罚。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爱护子女而甘愿牺牲自我。她怀着极度痛苦低声说:“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了这种孽!”谁都知道,这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周朴园种下的恶果,侍萍自己更加清楚。但她却向上天祈求:“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她又说“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曹禺先生在这里所描写的侍萍自我牺牲的苦心,一方面引起我们对她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封建势力和命运观念、对以她为代表的劳动人民身体上、精神上的摧残是多么严重!
愫方是另外一种女性。她没有经受侍萍那样的苦难,但是封建大家庭给她的精神折磨使她的心灵满是伤痕。她寄人篱下,孤苦伶仃,而天性善良,被人任意欺凌。“温良恭俭让”这种封建道德规范成了她的精神桎梏。她是曾皓的牺牲品,又是思懿的眼中钉,可是她既不逃避,又不反抗,只是沉默地忍受着。她出身书香门第,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给她很深的影响。尤其因为她的不幸处境,形成一种自我牺牲的人生哲学。她整天忙着侍奉曾皓,几乎与世隔绝,她爱着她的表哥曾文清。思懿出于妒忌对她冷嘲热讽,她不仅逆来顺受,而且觉得为曾文清受苦就是快乐。曾文清走后,她为了他不肯离开曾家这座“监牢”代替曾文清照顾他的父亲,为他保管字画和喂养鸽子,甚至对于他所不爱而为他所“亲近过”的曾家大奶奶曾思懿,她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她说:“看见人家快乐,你也不快乐么?这是多么高贵的心灵,多么博大的胸襟。一般说来,自我牺牲总是一种美德,但愫方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却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这番苦心,未免令人哀怜。幸好她生活在革命奔向新的世界。愫方是旧中国社会民族性格的某种典型,而她的出走,则表现出我们的民族性格已有所发展。
曹禺对蘩漪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关爱和宽容。特别是对蘩漪和周萍的乱伦,他着重强调了女性的“情爱”。蘩漪,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她无视名分、地位、伦理和道德,宁愿放弃周家太太的身份,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做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角色,这远非是情欲能办到的。蘩漪,自视为“已经死的人”,又被爱救起,爱曾经将她才“阁楼”里救出,让她从一个封闭的空间走出来。她希望这爱还能帮助她从这令人窒息“喘不过气来”的“家”中走出去,走到一个自由的世界。曹禺欣赏这样的女性,但没有把她绝对美化,也没有把这个世俗不容的女性“妖魔化”。他给了蘩漪的行为许多个合情的理由:周朴园的专横,周萍的移情别恋,更甚之的是“烦躁多事的季节,酷热会逼走人的理智”。眼看着要失去想要得到的爱,传统女性更多会咽着泪水默默无奈的走开,而曹禺想要塑造的是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个性。面对周萍,蘩漪一直采取的是忍让、妥协,直到忍无可忍才像雷雨一样爆发。曹禺写出了蘩漪为爱而坚强,为爱而软弱,为爱而痛苦,为爱而挣扎的女性般的无奈,而不是在情欲的迷途上越走越远,最终找不到归宿。陈白露也曾有过一段婚姻生活,但当她与诗人之间的激情被生活冲淡而逐渐褪去后,两人的关系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孩子去世后,两人也只能分手去寻求另外的激情。陈白露在追求婚姻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可是她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新的平淡的家庭生活。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他只能用挥霍物质去填充精神上的空虚。
第五篇:曹禺雷雨读后感
曹禺雷雨读后感
剧中主要人物:周朴园、鲁侍萍、周繁漪、周萍、周冲、鲁四凤、鲁大海、鲁贵,曹禺雷雨读后感。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通过血缘伦常与性-爱纠葛冲突,探索人性的复杂性欲人的悲剧。戏剧集中于一天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两个舞台背景,从周朴园的家庭内外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纠葛深入进去,写出了封建家庭中人性的悲剧,故事被安放在长达三十年的背景下展开,悲剧的冲突建筑在历史的积累与酝酿中,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探索人性的复杂性欲人的生存悲剧。
周朴园是《雷雨》的中心人物,周朴园形象的复杂性在周朴园对妇女与家人的态度中被揭露的淋漓尽致,他年轻时爱上了女佣梅妈的女儿侍萍,就三十年前的情况而言,侍萍的年轻美貌的确能牵动这位青年的心,但为了娶一位有门第的小姐,周家人就逼迫侍萍跳河自尽,尽管此事是封建家长做主,但周朴园默认了。
因此周朴园后来内疚、忏悔,但后来侍萍活着站在他面前时,他立即逼问“你来干什么”这就暴露了他的本性,通过它逼蘩漪喝药就可看出他的封建家长统治本性,因此,它是整个戏剧矛盾的集中点。
周繁漪在剧中是一位善于反叛和追求自由的新时代女性,她在周家陷入了周朴园的精神折磨和压抑,同时,周萍的背弃使她追求爱情自由破灭,周朴园和周萍的双重打击使周繁漪成为一个忧郁阴鸷性格的女性,从而,使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灵中,腾起了一个不可遏制的力量,是当时社会新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
《雷雨》的主题
《雷雨》是四幕悲剧(初版本有“序幕”和“尾声”)。它通过周、鲁两个家庭,8个人物,前后30年间复杂的纠葛,写出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在作者看来,这场悲剧和罪恶的制造者正
是那些威严体面、道貌岸然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作者虽还不能从理论上清楚认识他的人物的阶级属性和特性,但具体描写上,已经接触到了现实阶级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周朴园
与侍萍的矛盾分明带有阶级对立的性质,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突,更可看出社会阶级斗争对作
者的直接影响。剧本虽然从性-爱血缘关系的角度写了一出家庭的悲剧,但客观上也反映出中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充满不义和邪-恶的旧家庭正是整个旧社会旧制度的缩影。
《雷雨》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作者对旧家庭的生活非常熟悉,对所塑造的人物有着深
切的了解,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相当准确。周朴园的专横伪善,繁漪的乖戾不驯,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雷雨》接受了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剧气氛。作者善于把
众多的人物纳入统一的情节结构之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紧张的场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再加
上语言的活泼和生动,使《雷雨》获得空前的成功。1935年4月《雷雨》首次在日本东京演出,同年秋在国内上演;从此,《雷雨》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话剧之一,一直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
力。
《雷雨》的人物和戏剧冲突
曹禺在《雷雨》中,描写五四以后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黑暗生活,以封建家
长和资本家的周朴园为中心,展开了他所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揭露了
旧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罪恶。
30年前,周朴园还是一个“大少爷”的时候,曾经勾引使女梅侍萍,后来为了要娶“一位
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将她和新生的第二个儿子赶出门去。18年前,他又娶了繁漪。繁漪不堪
忍受他像“阎王”似的压迫和“监狱”似的家庭生活,3年前就和他的长子周萍发生恋爱。但
是周萍像他父亲一样,不久就厌弃了她,又去勾引使女鲁四凤。同时,繁漪的儿子周冲也在爱
着四凤。周朴园继续压迫繁漪,她就只好抓住周萍不放,而周萍却竭力逃避。繁漪就叫四凤的母亲来带走四凤,以此向周萍报复。梅侍萍后来嫁给鲁贵,生了四凤。因此,周萍和四凤原是
异父同母兄妹,这种乱-伦关系一经发现,家庭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雷雨》以周朴园和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同时还表现了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的阶级矛盾。周朴园一贯剥削工人,“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他曾经命令矿警打死
了30多个矿工,罢工工人鲁大海前来和他交涉,他后来虽然知道鲁大海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但他终究毫不留情地镇-压工潮,并将鲁大海开除。
曹禺所要表现的这种生活过程,历时30年,而且关系如此复杂,斗争如此尖锐,那么他怎
样将这些内容组织在一篇四幕剧中去,正如狄德罗所说,他怎样“由主题的中心直入,仔细分
辨剧情开始的时机”呢?
从舞台形象的塑造上说,近代话剧在时间和空间上比我国传统戏曲受到更大的限制。传统
戏曲的演出,不需要近代话剧舞台上所应用的布景和幕,即使应用,总是带有虚拟性质,因此
剧作家可以较自由地来处理他的内容,大致按照矛盾冲突的发展的自然程序,从头到尾表现出
来。例如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在《赵氏孤儿》的楔子和五折戏中,从头至尾表现了历时20年的屠岸贾迫-害赵盾祖孙三代以及赵氏孤儿为家族报仇的故事。曹禺当然不能再用这种结构,必须
根据话剧舞台的条件采用新的方法,更紧凑更集中地来组织戏剧动作。他在《雷雨》中,将前
后30年的旧中国家庭和社会的许多矛盾冲突集中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到“当夜两点钟的光景”的一天之内以及基本上在周朴园家的客厅来展开,他的这种苦心经营的结构艺术,主要是从欧
洲的一些剧作家那里得到借鉴的。希腊悲剧作家,由于当时特殊的演出条件以及取材于观众早
已熟知的神话传说,一般都从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的中间或者将近结尾之处着笔,并不从头演
起,而将过去情节由歌队歌唱出来。其后,易卜生继承并发展了希腊悲剧的结构特征,形成他
那特殊的“回顾方法”,将过去的情节和现在的情节交织起来,以“过去的戏剧”来推动“现
在的戏剧”,甚至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只是过去的戏剧的结果。在《玩偶之家》中是如此,而
在《群鬼》中尤为突出:集中在从上午到次日黎明的时间内所表现在舞台画面中的戏剧动作,不过是将近2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的结果,“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报应”,等到剧中人阿
尔文太太说明她丈夫生前的许多荒唐行为并且指出正要结婚的欧士华和吕嘉纳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之后,悲剧就立刻发生了。
曹禺的《雷雨》在某些方面曾受到易卜生的《群鬼》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雷
雨》和《群鬼》的结构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是曹禺任意仿效易卜生,而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创作意图。曹禺所以要从30年前的矛盾着眼,而从一天之内的冲突落笔,我们应该从《雷雨》的主题思想来找到解释。在他看来,一切剥削阶级的罪恶,都有历史根源,而且愈来愈严重,因此只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彻底揭露旧中国家庭和社会制度的弊害,才能充分表现受
害者的悲惨命运。这样描写,对于小说家来说并不算太困难,但是舞台的容量却有限度,因此
对于曹禺来说,什么是《雷雨》剧情开始的最好时机,从30年前周朴园勾引和遗弃梅侍萍开始,还是从3年前周萍和繁漪发生不正常的恋爱开始,或者从现在开始,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在,他以“现在的戏剧”为主,而将“过去的戏剧”穿插其间以便产生推动作用,这个“剧
情开始的时机”显然是十分有利于主题思想的表现的。可是这种结构方法却给剧作家带来一些
困难,他一方面既要揭开现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前情必须逐步交代,因此他就必须苦
心经营,巧作安排。曹禺先交代3年前的事,到第二幕才揭开30年前的帷幕,这样不但有条不
紊,而且使矛盾冲突得到合理的发展。
《雷雨》中的戏剧冲突所以如此尖锐复杂,原因在于剧中人物之间有阶级的对立和思想的分歧。曹禺非常熟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并选择最好的时机从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人物性格。
在开幕的那“一个初夏的上午”以前,所有人物像在生活中一样,都有各自的贯串动作。周朴
园在3天前刚从矿上回来,正在设法镇-压工人罢工运动。像父亲一样自私虚伪的周萍,为了摆
脱繁漪,正想离家到矿上去。繁漪不甘忍受封建压迫,可是找不到出路因而采取个人主义的报
复手段,为了破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早已通知四凤的母亲到周家来。那个天真幼稚而曾受到
“五四”民-主思想影响的周冲,正在爱着四凤。四凤两年没有看见母亲,听说她要来很高兴,可是想起自己和周萍的事又很着急。她父亲鲁贵是个卑鄙恶俗的奴才,想从女儿身上捞一笔钱。
而在周家的门房里,工人代表鲁大海等着要见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至于那个30年来含垢忍
辱而善良正直的侍萍,本在济南一个学校里做女工,现在正坐火车赶来,她唯一的人生理想便
是希望女儿不再蹈她的覆辙。我们从曹禺所设想的各个人物的贯串动作中可以看到,只有当剧
作家对于开幕以前的人物的活动和经历等胸有成竹时,那么开幕以后的戏剧动作才能迅速展开。
而所谓“剧情的开始”,并不如亚里斯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
引起他事发生者”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
断发展的过程,剧作家所描写的不过是有着普遍联系而又自成首尾的某一片段而已。
开幕之后,我们看到“在周宅的客厅里”,四凤在“滤药”,鲁贵在“擦着矮几上的银烟
具”。这一场很长,其中穿插着鲁大海的上场和周冲的过常作者在这第一场中,并不平铺直
叙,而是通过鲁贵用威吓哄骗的手段向四凤要钱这一动作,表现了鲜明的父女两人的不同性格,而从性格的矛盾中,生动地交代了许多幕前情节。他在交代这些幕前情节时,没有脱离人物的性格,而将叙述和动作结合起来,这就使人不会感到沉闷,而在不知不觉中被逐步引导到戏剧
冲突的中心。
这一场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易卜生的《群鬼》的第一幕第一常易卜生在那一场中,通过阿
尔文家使女吕嘉纳和她那庸俗的后父安格斯川的矛盾进行了某些必要的交代。而鲁贵所讲周萍
和繁漪“闹鬼”的事,也会叫人忆起阿尔文太太的话:“我听见吕嘉纳和欧士华在饭厅里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好像就有一群鬼”(第二幕)。但是,曹禺在《雷雨》第一场中并非没有独创之
处。四凤所“滤”的“药”一直贯串在第一幕中,到第一幕快要结束时,曹禺通过周朴园强迫
繁漪吃药这一生活细节,揭露了夫妻之间的深刻矛盾,表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性格。此外,正
当鲁贵恬不知耻逼着四凤承认她和周萍的关系时,鲁大海突然上场,这一穿插在结构上具有重
要意义。从另一方面说,鲁大海的上场可以使得父女两人那个场面富于变化因而更加紧张,而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于揭露了资本家周朴园和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展现了这个“体面”家庭的阶级实质和周萍的腐朽的精神面貌,读后感《曹禺雷雨读后感》。至于周冲的过场,给他以后向母亲说明他爱四凤作了准
备。但是鲁贵父女这个场面很长,占第一幕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难免露出一些雕琢的痕迹—
—例如鲁贵过于唠叨,一再拦阻四凤送药上楼,曹禺自己后来甚至嫌它“写得嗦,不好”张葆
华《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但是由于其中交代前情相当生动,各种
矛盾的线索已开始交织起来,这一场戏颇能引人入胜。
曹禺在这以后的几个场面中,一方面迅速发展矛盾冲突,一方面继续交代前情。《雷雨》
既以描写这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主,作者就首先要着重表现四凤和繁漪、繁漪
和周萍以及周朴园和繁漪之间的矛盾。周萍明天要离家到矿上去做事,这就使得早已存在的复
杂矛盾更加尖锐化和表面化,而四凤和繁漪的命运,也将因此发生新的变化。周萍的这个决定,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许多问题:他为什么要走?那么四凤怎么办?繁漪的态度怎样?
关于周萍明天要走这一情节,曹禺并不用简单的方法随便加以叙述,而是在四凤和繁漪的场面中结合人物的内心活动交代出来的,这就增强了戏剧的效果。繁漪是主妇而四凤是使女,但是两人都爱周萍,繁漪分明怀着敌意可又不便露出声色,因此吞吞吐吐地追问,而四凤却兢
兢业业地故意回避,这是一场充满内心动作的戏,十分耐人寻味。
繁漪和周萍过去的乱-伦关系,系由周朴园间接所造成,而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他们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曹禺在第一幕中有必要描写这两个人的场面。一般剧作家,可能
开门见山直接表现两人相见的场面,但是曹禺先写周冲向繁漪说明他爱四凤,然后再让周萍上
场,因为有周冲在一起,两人谈话表面上装模作样,实际上皮里阳秋,而繁漪所说的“我怕你
是胆小吧”和“这屋子里曾经闹过鬼”,已经是锋芒毕露,砭人肌骨。剧作家处理矛盾冲突的发展,应该根据生活逻辑,既要放得开,又能收得祝繁漪在名义上是周萍的母亲,这种暧昧
关系当然不能随便公开,而她对于周萍的追求和周朴园对她的压迫,在程度上成正比例,只有
当她继续受到压迫时,她才会一步紧一步抓住周萍不放。同时,曹禺在第一幕中所着重表现的是周朴园这个反面典型,因此,繁漪、周冲和周萍那个场面,从某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引子。
周朴园以一个封建家长和资本家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曹禺从侧面描写他忙着会客,暗
示他正在设法对付工潮,所以等他上场以后,就谈到矿上已经复工,鲁大海已被开除。他会见
家里人,一点没有情感,而且看着表说,“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催着儿子说话,俨然
一副从德国学来的资产阶级讲生意经的神气。他一见繁漪的面就说她有病,强迫她吃药,很冷
峻地说:“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
从的榜样。”在这里就出现了第一幕的高-潮。高-潮是矛盾冲突发展的顶点,在每一阶段中都有
一个顶点,每一幕的高-潮再逐步上升,最后形成全剧的高-潮而至解决。曹禺在这一高-潮中,从
正面和侧面揭露了周朴园对家庭的专制统治和对工人的残酷手段,因而使得戏剧动作更进一步
地向前发展。
戏剧动作在第二幕迅速发展。在侍萍上场以前,作者先写周萍和四凤之间以及周萍和繁漪
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使她在更加紧张的气氛中出现,形成一触即发之势。而侍萍的出现,使
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复杂。在“现在的戏剧”开幕之后,通过侍萍揭开了“过去的戏剧”的帷幕,两者交织起来,戏剧动作于是逐步推向总的高-潮。在这过程中,周朴园的罪恶彻底被揭发,我们还看到了由于他的罪恶,侍萍和四凤无辜遭受了悲惨的命运。曹禺在穿插侍萍这条线索时,在结构上显然是采用了希腊悲剧家所惯用的形式——“发现”和“突转”。亚里斯多德根据他
对希腊悲剧的研究,指出“‘突转’与‘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他说:“‘发现’,如
字义所表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
或仇敌关系。‘发现’如与‘突转’同时出现(例如《俄狄浦斯王》剧中的‘发现’),为最好的‘发现’。”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十一章。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群鬼》的情节结
构中,也有这两个成分。曹禺的《雷雨》中,有几重“发现”,侍萍发现周朴园,继而发现四
凤的事,周萍和四凤发现兄妹关系,繁漪发现鲁妈就是侍萍,然后急转直下产生悲剧。
侍萍自从30年前受到周家“大少爷”的欺侮之后,唯恐女儿再受到同样的不幸,所以一向
不肯叫女儿到“大公馆”去当使女。假如她一到周家就听到繁漪劝她带走四凤的话,按照她的性格,她一定会带走女儿,避之唯恐不及。她这一走,也就不会有所“发现”。因此,曹禺在她上场之前,事先作了这样安排:鲁贵上来告诉繁漪“鲁妈来了好半天啦”,同时又传周朴园的话要她去找“老爷的旧雨衣”。作者就这样将繁漪支出去,让侍萍上场有所“发现”之后,她再拿着雨衣进来,而这雨衣又成为侍萍和周朴园相会的一条线索。曹禺这种安排虽则未免过
于纤巧,但是用心之细于此可见一斑。
侍萍来到周家客厅,等候繁漪下楼,这样她就有余暇来注意那关闭的窗户和古老的家具,使她疑心“这屋子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曹禺描写她低头沉思,双手冰凉,以显示她的心
理过程和生理反应。她先断定“我来过”,再注视着“那个柜”,听说这一家姓周,最后看到
“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终于“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她最后叫四凤出去给她倒水,一个
人自言自语地说:“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经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天哪!”到这里,她已开始有所“发现”。她想带着女儿就走,繁
漪却叫四凤帮着去找“老爷的雨衣”去了。
繁漪所以要叫鲁妈来带女儿走,是因为嫉妒四凤,但她却以周冲为借口,说得冠冕堂皇。
这位周太太,虽然身受压迫,有反封建的精神,但是在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却隐藏着虚伪
自私的个人主义因素。曹禺在繁漪和侍萍这一场中,又以鲁贵屡次上场催她去看病作为穿插。
这个穿插,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和第一幕中周朴园强迫繁漪吃药那件事相联系,进一步
展开夫妻间的矛盾;一方面又给周朴园的上场和繁漪的下场作好准备,以便周朴园“发现”侍
萍。
侍萍和周朴园相会这段情节很富于传奇性,但是作者却通过这一情节更突出地表现了周朴园的丑恶灵魂。周朴园认为侍萍早已死去,多年来保存了那些旧家具和旧习惯,自觉心安理得,足
以“弥补我的罪过”。所以他最初曾以主人对待一般“下人”的态度,和侍萍谈及“雨衣”和
“窗户”,然后看模样听口音,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于是提起30年前的那件事来。周朴园先后
两次问侍萍“你……你贵姓?”“你姓什么?”而她的回答是“我姓鲁”“我是这儿四凤的妈”;
在这紧张和松弛相交替的过程中,我们特别觉到紧张。最后,曹禺借用了希腊悲剧和我国戏曲
中的所谓“表记”,让周朴园因此“发现”侍萍。周朴园叫侍萍“下去”,顺便要四凤去找
“樟木箱子里的那件旧雨衣”和“几件旧衬衣”,侍萍就谈起“那种绸衬衣……一共有五件”,有一件绸衬衣上“用丝线织成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这才使得周朴园不得不承
认:“哦,侍萍!(低声)是你?”
当周朴园一旦“发现”面前的“下人”是侍萍之后,他过去为了所谓“弥补我的罪过”而
装扮出来的虚伪面貌,在现实面前立刻现出了原形:为了维持他的名誉和地位,他想用钱来封
住侍萍的嘴,并且决定立刻辞退鲁贵和四凤。周朴园的卑鄙和狠毒,正好和侍萍的高贵和善良
成对照。在这一场里,不仅有性格描写,而且戏剧纠葛愈扣愈紧。
侍萍要求“见见我的萍儿”,周朴园以不准当场认子为条件答应了她。观众自然等着要看
侍萍如何会见周萍,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场面。假如曹禺接着就写母-子相会的情形,比方说周萍见了生母非但当作路人,甚至像他父亲一样将她当“新来的下人”,甚至责难她“你不知道
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或者摆出“大少爷”架子骂她一顿,这就足够显示阶级之
间的对立状态了。但是曹禺不以此为满足,为了更深一层地揭露资产阶级的凶恶面貌和表现侍
萍的痛苦心情,为了更进一步激起观众的强烈的憎恨和同情,他将周朴园和鲁大海的斗争穿插
进来,使母-子和父子同时相会,这就比单写母-子或父子相会,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鲁
大海早在第一幕中就等着要见周朴园,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场面。曹禺写周朴园会见鲁大海
时早已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毫无父子之情,有的只是阶级仇恨,照样将他开除,这就
比一般的揭露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曹禺将父子之间的阶级斗争放在侍萍面前展开,而且让她
亲眼看到打她儿子鲁大海的不是别人,而是她所要见的儿子周萍,这就使她终于“大哭”,喊
道“这真是一群强盗!”这一场是第二幕的高-潮,从这里又引出了新的动作。鲁贵和四凤被辞
退,周萍决定当晚去会四凤,并向繁漪当面承认他爱四凤。繁漪就警告他:“你不要把一个失
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在第二幕结尾就预感到,“风暴就要
起来了!”
戏剧冲突在第三幕中逐渐发展,而且愈来愈激烈。周冲到鲁大海家来找四凤,一方面是奉
母命送钱——其实繁漪是要他来监视周萍,一方面是来诉说爱情。这就引起侍萍的疑心,逼着
四凤在雷声中起誓,永远“不见周家的人”。这位相信命运的善良女人,认为这样就可以逃避
不幸的命运,但是接着由于周萍的闯入和繁漪的阻挠,使她又“发现”了一件比她所想象的更
可怕的事情——子女乱-伦关系。在这一场中,每个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动作,展开了激烈的斗
争:自私的周萍追求着四凤的爱情;绝望的繁漪开始作“困兽之斗”;侍萍发现四凤被勾引以
及乱-伦关系之后就竭力要挽救这可怕的命运;四凤处在对周萍和对母亲的爱的尖锐矛盾中,由
于不能抗拒周萍而违反了自己的誓言,并且终于被母亲所发现,最后只得出走;而鲁大海看到
周萍,仇恨当然更深,但是碍于母命,只得暂时放过敌人。第三幕的高-潮是以前的高-潮尤其是
第二幕高-潮的发展,每一个人到此已经欲罢不能,悲剧的结局已经是无可避免。
曹禺在表现全剧高-潮逐步形成的时候,结合人物性格,既是层次分明,而又极尽曲折之能
事。而所有这一切,又和周朴园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曹禺从一个带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中
来揭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因而第四幕中的戏剧动作又在周家展开。戏剧冲突是由不同阶级
或不同思想的人所形成,在冲突过程中,人的性格不仅得到表现,而且发生变化。曹禺在写全
剧高-潮出现之前,先写周朴园的性格的某些变化。这位封建家长和资本家,一贯剥削人压迫人,在表面上似乎颇有声势,但是经过繁漪的反抗、侍萍的控诉以及鲁大海的斗争,逐渐感到他的统治地位不像以前那样稳如泰山。在半夜两点钟光景,外面下着雨,除了自己,“屋子里一个
人也没有”,他后来只好对着周冲谈起自己的没落情绪,他“有点觉得老了”,而且还想到
“死”。这和第一幕中他和家人见面那一场相比,前后恰成对照。非常明显,他已预感到他所
代表的社会力量似乎开始有些动摇了。
繁漪从鲁家回来,精神有些变-态,周朴园将她看做“疯子”,因此两人的矛盾更加尖锐。
这种精神上的迫-害,逼着她向周萍作“最后一次”请求:“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即使
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而周萍却像他父亲一样,对她说:“你现在不像明白人”。当
他听说她曾经到过鲁家去,他就骂她“你真是一个疯子”,甚至“狠恶地”说:“我要你死!”
她一个人在客厅里,“沉静地立起来,踱了两步”,自言自语:“奇怪,我要干什么?”这个遭
受周家父子两代欺侮的女人,在遇到最后一次打击之后,正在酝酿最后一次个人主义的反抗报
复。她这时候的沉静的心境,像夏天郁闷而凝固的空气一样,正预示着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接着鲁家的人先后又都赶到周家。周萍本来打算当夜一个人溜到矿上去,后来经过鲁大海的质问和四凤的要求,才勉强决定,“我们现在就走”。(这里应该指出,由于曹禺当时对于工
人阶级认识不足,他描写鲁大海对于周萍和四凤的关系所表示的态度,并不能充分揭示这个工人的性格。我们从鲁大海以前的表现看来,他在第四幕中的言行并不符合他性格的逻辑发展。在解
放后,曹禺曾经将这一点进行几次修改。在1959年的版本中,指出鲁大海决心要回到矿上去继
续斗争,又删去了周萍向鲁大海吐露他和繁漪的隐情,鲁大海拿出手-枪要打周萍,最后又承认
周萍和四凤的关系等几段,并增加了他劝母亲“带着四凤先回去”这句话。这次删改虽则较前略
胜一筹,然而仍旧不能完全补救原来的缺陷。)四凤跟这个虚伪自私的“大少爷”一起出走,将
来未必能够得到幸福,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似乎是她唯一的出路。戏剧冲突发展到了这个阶
段,就以四凤跟周萍走作为问题的关键。
然而,四凤无论如何无法逃避她的悲剧,正像她的母亲无法逃避她的悲剧一样。因为在周朴园所
代表的统治势力没有崩溃以前,当时劳动妇女的悲剧是必然会发生的。
四凤跟着周萍正要出走,她母亲却找来了。曹禺在这一场中深刻细致地描写了侍萍的无可告人的痛苦心情。她首先坚决表示:“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当她看到四凤晕倒,并且听说四凤已经
怀孕之后,她低声说:“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
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她终于为了儿女而“担待”一切罪过,允许他们“一块儿走”,并且宣布“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就永远不要见我”。曹禺在这里
描绘了一个善良的旧时代劳动妇女的灵魂深处的波涛,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旧社会旧家庭的罪恶
给予她的伤害。她在当时虽然还不明白是谁犯的罪、谁造的孽,甚至认为“罪孽是我造的,苦也
应当我一个人尝”,但是观众看得却很分明,对她深表同情和悲悯,因而更加憎恨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根源。
当周萍和四凤第二次准备走的时候,繁漪带着周冲又来阻挠他们了。这位绝望的女人以前正
在怀疑“我要干什么”,现在显然已经决定要干什么了。她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叫周冲来破
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但是当那天真的孩子表示“忽然发现我好像并不真爱四凤”的时候,她毫
无顾忌地当众宣布她和周萍的隐情,并且控诉周萍“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了我,是
你欺骗了你的父亲!”她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们出走,她将“大门锁了”,并且喊出了周朴园。
周朴园一上场,全剧的高-潮就出现了。他喊出侍萍的名字,命令周萍跪下去认他的生母。这个伪
君子想再来“弥补”他的罪过,反而促使悲剧立刻发生。四凤跑出去触电而死,使侍萍感到了真
正的幻灭。这种结局当然不是出于繁漪的狠毒,归根到底还是周朴园的“罪孽”所必然产生的恶
果。周冲的惨死,也从侧面表现了这个主题思想。侍萍经过又一次事实的教训,不可能没有些新的认识。当仆人提到鲁大海还在周家门口时,周朴园要叫他进来。曹禺在1959年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本中,接着这样描写侍萍:
鲁侍萍(阻止)不用了。(立起,向中门走去,至门口,返身,向周朴园)他不会来的,他恨你!
(昂首返身走出。)
经过这番修改,全剧的结局显得比较有力,作者这样暗示我们,悲剧虽然已经发生,冲突暂时告
一段落,但是由于鲁大海和侍萍对周朴园的仇恨愈来愈深,斗争还将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