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共）
: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
---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2004-10-30
作者简介:刘睿(1979-),男,云南昆明人,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2级研究生。启超等人更是彻底的对这种渐进式的改
革失去了兴趣和耐性,不仅如此,他们更看穿了洋务派 “中体西用”思想下只求“变事”不求变法的真正用意。康 有为认为洋务派这种“变一事”的做法是“微特偏端不举, 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1](P512)于是在国难 当头的时刻,在焦灼、亢奋的心态的影响之下,维新派提 出了他们“大变、快变、全变”的激进的改革思路。康、梁等人“大变、快变、全变”的激进改革思路的提 出,除了受到当时危急的国情和激进的变革心态的影响 之外,更是受到其文化选择态度和方向的影响,这一影响 才是更为本质的影响。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先 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学习西方文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不断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进行选择的进程。当这一进 程推进到戊戌年间,代表这一进程方向的先进知识分子 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跳出 了前人思想的窠臼,做出了从根本上与传统决裂,全面向 西方学习的文化选择。作为戊戌维新旗手的康有为,在 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区别之后,看到两者间“毫发不 同,冰炭相反”的文化悬隔性;在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了反省之后,“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如果 不进行根本的改造,中国将没有出路,民族将极为危险。所以,变法思想成为他文化选择的最后结果。”[3](P214)面对当时的局势,他深切地感到,要变法就必须“本末并 举,首尾无缺”,若是变末不变本,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制等制度, 同时又涉及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技艺制造等方面的全 面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种打破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文化选择态度和道路,就当时来说不可谓不激进,正是 在这样激进的思想和文化选择态度的影响下,“大变、快 变、全变”这一激进的改革思路诞生了。
3.激进的改革措施。1898年6月11日(农历四月二 十三日),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从而揭开了“ 百日维新”的序幕。在此之后的103天中,光绪颁布了一 百多道变法诏书,有时甚至一日数诏,内容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几乎各个方面。
这些改革措施在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 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除无事可办 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 [1](P533)兴民权,开民智,变官制,改良司法等。在经济 方面主要有:“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 局,兴办农会(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和会,鼓励商办铁 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 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1](P533)在军事方面主要有: “裁减绿营,淘汰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精练陆军;筹 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1](P533)在文化 教育方面主要有:“开办京师大学堂,并要全国各地设立 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选派学生到 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1](P533)在风 俗方面主要有:废缠足陋习,剪辫发,改服制等。这种种 措施一经颁布,便立刻引起朝野震动,引起全国关注。其 中尤以光绪帝在戊戌年七月后颁布的一系列改革管制、裁汰冗员、废除八股、变革政治统治结构等措施的影响为 最。
这些除旧布新的措施,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对中国社 会的触动也非常深刻,其表现出来的激进色彩也是前所 未有的。
二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保守
我们的世界是由无数的矛盾所构成的,激进与保守 作为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哪里有 激进哪里就会有保守,对于激进的维新派来说也是这样。激进的维新派本身也存在着保守和局限,这些保守的力 量与激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戊戌变法中巨大的阻力。1.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在中国历史上“托古改制” 是改革者们惯用的招数,他们从古人---孔子---的言
论、思想中挖掘出符合其需要的部分,经过一番加工整理 之后,用来解释其改革的思想并确立其改革的合法性。有如以往的许多改革者一样,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 选择了这种方式来推进他们的改革。
1891年康有为刊发了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理论 著作之一---《新学伪经考》一书。在书中,康有为认为 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是“伪经”;他指斥 古文经学不是孔子的“真传”,认为,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 是孔子“真传”所在。1898年康有为正式刊行了他的另一 部维新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在书中,康有 为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籍,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 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他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 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通过这两本书,康有为把资产 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力图使人们相信, 孔子就是维新变法的祖师,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教 诲所进行的。应该说借助于“托古改制”这一方式,维新派的新观
念、新思想在传统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给改革的进行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使用这一方式,就给维新派的 改革设置了一个保守的前提,它使得维新派的一切改革 都必须在“孔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无疑就极大地束 缚了改革者的创造力,甚至还有可能使新思想变质,从而 促使改革者回到保守主义的老路上去。“托古改制”这一 方式的使用,一方面使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如虎添翼;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种方式的作用下,“当康有为作为 政治活动的领袖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时候,他又受到这一 方式的束缚,采取了'自上而下、和平改良'的途径。结果 是六君子殉身,康、梁逃亡日本,激烈一时的维新变法运 动归于失败了。”[2](P215)2.皇权变法。维新派的另一大保守表现就是,他们
在托古改制方式的限制下进行的皇权变法。首先,维新 121 采取的是“托古改制”的方式,而采用这
一方式的前提就是改革必须在孔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这就使得改革只能在皇权的基础上进行,离开了皇权的 保障变法就失去了合法性和可能性。其次,在维新变法 中维新派奉行的是一条“自上而下、和平改良”的改革道 路,这就要求改革只能在符合统治者的愿望的范围内进 行。在此前提之下,维新派必然更多的是从维护清政府 统治的需要出发进行改革。那么,变法的真正目的只能 是维护皇权。再次,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维新派自始至 终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光绪一个人的身上,他们所提出 的一切改革措施的施行,归根结底都要靠皇帝一人下决 心;最后从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 要求的只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他们要的只是“绅权”而不 是“民权”,他们要的只是“君主立宪”而不是“共和民主”, 归根结底他们要的只是皇权,他们要进行的只是“皇权变 法”。
“托古改制”推动着“皇权变法”,“皇权变法”依托于 “托古改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推动,体现了维新派自 身的局限性和保守的特色,构成了维新派最终走向失败 的内动力。
三 从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从维新派的角度看来,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大
致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部分。客观原因主要是守旧 势力的阻挠和镇压;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帝国主义列强 的干涉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导致戊戌变法失 败的客观原因,不如说是改革者在进行改革之前应当考 虑的客观现实条件。所以,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 因只能是维新派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他们在变法中表 现出的种种不足。而且,维新派的种种缺陷与不足,在他 们推行的交织着激进与保守特色的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因此,从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出发来讨论戊戌变法 失败的原因,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戊戌变法 是如何走向失败的。
从维新派本身存在的缺陷来看,导致戊戌变法失败 的原因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宏观原因大多体现 在维新派保守的策略之中;微观原因大多体现了维新派 激进的变革心态和思路。所有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致使 维新变法最终走向了失败。
1.宏观原因。导致维新派失败的宏观原因主要有: 维新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及其在文化选择上存在的缺 陷。
(1)维新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戊戌维新是维新派 领导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它的领导力量---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 层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场改良运动必将以失败而告 终。中国近代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而 出现的,阶级中的主要成员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 来的,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还带有 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对封建政权还有相当严重的依赖 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有排斥封建 生产关系和改变传统统治秩序的要求。由于这一矛盾的 阶级本性的限制,决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只能采取“自上 而下、和平改良”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但是这 种有限度的改良既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本身的需要,也不 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更加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那么维新变法就只有失败这一条出路了。
(2)维新派在文化选择上的缺陷。在维新派的文化
选择道路上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其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与 行为取向相互脱节、相互矛盾的问题。“这一矛盾的结果 是,在价值上认可的东西,在行为中不一定要追求。相 反,在价值上曾经否定的东西,但由于更为复杂的因素, 在行为中却成为一种必然。”[2](P259)如康有为虽极力 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借用的却是“不中不西”的“托古改 制”方式;他在《大同书》中极力鞭打传统专制主义,但是 书成之后却“秘不肯示人”,并一再声称“其志虽在大同, 其事乃在小康”。造成维新派在文化选择上存在言行不 一的缺陷的原因就是,他们行为取向中的政治功利色彩 和实用特征。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政治功利主义影响,维 新派在改革实践中分不清改革与权利斗争的界限,很快 就把改革拖入了针对保守派的权利斗争中,从而促使改 革走向失败。由于维新派存在这两方面的先天性缺陷,决定了他
们只能进行态度暧昧的改良;决定了他们在改革中只会 也只能采取“托古改制”、“皇权变法”这样一些软弱的、不 符合实际情况的改良措施;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 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2.微观原因。导致维新派失败的微观原因主要有: 错误地依靠于并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不顾客观条件,不 分主次的“快变、大变与全变”地采取一揽子解决方式;重 形式、轻实质,轻率地对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侵 犯;采取了孤立和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等几个方面:(1)错误的依靠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的变 法是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皇权变法”,在变法的过程中 他们依靠的始终是光绪,是光绪所代表的皇权。然而,实 际上光绪手中并无实权,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太后的 限制之下,因此,光绪所代表的只是皇权的形式,西太后 才真正的皇权的代表。但是,维新派却顽固地、错误地依 靠了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来进行改革。这就使改革犹如 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失 败。
(2)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的“快变、大变与全变” 的一揽子解决方式的采取。维新派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并开始进行变法时,采取了“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 解决方式,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在这种变法思路的影响 下,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发布了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冗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 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多达110多件。122 不分主次、不顾实施条件和实施后果的做
法,其结果只能是使绝大部分变法措施成为各级官员奉 而不行的虚文。
(3)重形式、轻实质,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
对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侵犯。在百日维新前康 有为先后刊发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这两 本书中他把孔子装扮成了“托古改制”者,并用孔教的名 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他力图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符 号的改造,来为变法寻找合法性依据,并力图通过“托古 改制”的方式减少改革的阻力。然而,他实际上对孔子并 没有真正的兴趣,而更多的是从实际的政治利益出发来 考虑问题。由于,他在这两本书所作的考据漏洞百出,提 出的观点片面偏激,引起了当时相当数量的赞同改革的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反对,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已经 取得的改革共识方面,转移到在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 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的'正邪'之争上来。”[3](P63)其 结果是,使得原先赞同改革的体制内的士大夫们纷纷转 向维新派的对立面,使维新派陷入了孤立的境地。(4)采取了孤立和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由于光绪
皇帝实际上并不拥有推进改革所需的权力,而权力又集 中于慈禧的手中,因此,恰当的处理皇帝与太后的关系, 正确看待慈禧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采取适当的针对 慈禧的政治战略,是维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维新派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采取了错误的孤立 和排斥慈禧的战略。维新派在政治上孤立和排斥慈禧, 首先,就迫使这位皇太后从一开始的对变法采取观望的 态度和允许在有限的范围进行改革的立场上,转向阻挠 和反对改革;其次,就要求维新派分出大量的精力,进行 针对“后党”的政治斗争,从而使变法运动带上了浓厚的 权力之争的色彩。然而,对于政治上并不成熟又没有实 权的维新派来说,要想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获取胜利几 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孤立和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 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变法维新的失败。
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微观原因还有很多,但基本上
都反映出维新派政治斗争经验不足,求变心态过于急躁, 改革思路激进而又天真,改革措施太过激进又不切实际 等重大缺陷。于是乎,在这样的改革者的领导下戊戌变 法怎么可能会不失败呢? 究其根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维新派并没 有切实地把他们的改革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 来,改革思路、措施与国情又不相配套,他们“单从良好的 愿望出发来决定变法的速度与幅度,而忽视了人心风俗 这一条件对于变法的约束。”[3](P99)总之,戊戌变法的 失败,就在于它的领导者不能实事求是地来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
戊戌变法失败了。它的失败不仅在于保守势力的强 大,更加在于改革的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戊戌变法的失败对近代 中国人的现代化之路的选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 法的失败也充分地说明了改革往往要比革命更加困难。当我们审视自戊戌变法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时,我们
看到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 纪初以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所做出的历史选择,实 际上是越来越走向激进,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 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决裂。”[3](P2)而这种激 进的变革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最早体现,恰恰就是康有为 在变法奏折中提出的“大变、全变、快变”的变法思路。今 天我们通过分析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激进和保守的表 现,通过分析维新派本身存在的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 因,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之路的选择 或许也会有一些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3]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责任编辑:李莉)An Analysis of Causes for Failure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1898 LIURui(College ofPublic Management,Hainan University,Haikou570228,China)Abstract:The ReformMovementof 1898, the first profound and greatreform involving all strata in Chinese society nearly sixty years after the OpiumWar, ended up in failure despite its compliance with the will ofHeaven and of the people.By analyzing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behaviors of the reformist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oroughly the causes for failure in the ReformMovement of 1898.Key words:the ReformMovement of 1898;the reformist school;radicalism;conservatism 123
第二篇：维新派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接踵而至的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将昔日中华帝国从五千年的光辉灿烂推进了无尽的屈辱中。“知耻而后勇”，已近残破不堪的清帝国挣扎着开始新一个“维新时代”，全国通力，友邦平静，就在1897年底，似乎已隐约可见“三年初见成效”的气象。正当此时，昔日“三国干涉还辽”之一的友邦德国突然打破平静，借巨野教案出兵占了胶州湾。紧跟着，俄国占了旅顺和大连，英国接管了威海，法国提出要“租”广州湾。转眼间沿海、沿江又有一大片战略要地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上下在一片骇然与震惊之后，民族主义与救亡运动在1898年春再度高涨。
1898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这一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并得到当时清廷重臣翁同稣的支持，其改革理念影响力不断扩大。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实行新政，新政基本采用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可这变法仅历时百日，便于9月21日以慈禧发动政变，幽禁皇帝，捕杀维新派和康有为流亡日本而告失败，成了短命的“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对派太过强大。但同时，以康有为为倡导者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是导致变法必然失败的原因。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表现在其沉浸在一个“形势积极主动”的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其假象的敌人和朋友，敌人不一定是真的敌人，朋友却是靠不住的朋友。
康有为最大的假想敌是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在其看来，正是慈禧的不放权给光绪帝及顽固不化严重地阻碍着变法的推进。但历史证明慈禧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里，是近代中国受列强侵略荼毒最为猛烈的时期，面对列强的入侵，这段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变化最大、最剧烈，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兴办洋务企业、改八旗建制学习西洋军事。。这一切在当时如果没有慈禧地同意和支持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从1898年4月康有为进京成立保国会宣扬变法，到6月11日光绪帝正式主持变法实施，这中间两个月的时间里，光绪帝和大臣们都在将实施变法的相关计划和准备工作实时地向慈禧汇报请示。最终授权光绪主持变法的同样是慈禧，可以说没有慈禧的同意与支持，戊戌变法根本没有开始的可能。
慈禧是当时中国实际的掌权者，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领路人之一。她立光绪又不彻底放权是当时环境的需要：她老了，清帝国需要接班人，光绪稚嫩，由她扶上马送一程是必要的。让光绪主持变法，就是对光绪的历练。她不反对变法，但她要的变法要依靠李鸿章、张之洞这些老成谋国的重臣，而不是康有为一类的“西学小生”。
康有为倡导变法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应该要站出来肩负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其在政治上谋求上位的途径。可实权派慈禧根本对他不感冒，出出提防。康有为于是一心希望光绪帝尽早掌权。他想方设法打击那些慈禧派去辅佐光绪的大臣，鼓噪“太后应还权利予皇帝”，甚至不惜挑起皇帝与太后间的两宫矛盾。当皇帝并未被监禁时，又自作主张密谋围攻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救皇帝，这种冒失的行为最终激怒了实权人物慈禧，慈禧翻手为云，一夜间维新变法全部推翻，皇帝被囚，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作鸟兽散。
康有为等给予最大希望的朋友是袁世凯，这个后世有许多电影都拍了。他们派谭嗣同联络当时刚被光绪提拔专责练兵的袁世凯，理由竟然是袁世凯受了提拔必然喜而图报帮助他们发动政变围捕慈禧。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天真。袁世凯是慈禧心腹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作为一个用心思的政客，他当然知道当时任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只是光绪一人，慈禧和一干众大臣对康有为等人根本不感冒。谭嗣同这边才找袁世凯联络，那边袁某人已经向顶头上司、慈禧铁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满洲贵族领袖荣禄作了汇报。紧跟着戊戌政变就发生了。光绪和康有为都是政坛新手。在当时，光绪初登基，面对国家的残破景象，很想自己也能如祖先康熙、乾隆那样驱逐列强、振兴华夏，成为一代明君。而康有为钻营奔走多年，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其维新理念终于得到皇帝支持，也是想大展一翻身手，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理想都是美好而远大的，但他们的组合在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精英眼中简直如同儿戏般幼稚。光绪对慈禧又敬又怕，慈禧则很想把光绪拉到自己与众老臣的维新思路上来，光绪也算听话，事事求教慈禧，时时自省，可康有为勾勒的未来太美好了，以致其本人都沉醉其中，以为得到皇帝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如脱缰野马般冲了出去，而且为达目的，甚至不惜打着皇帝的旗号自作主张，最终害了光绪，也害了自己。
戊戌年间还有个人的仕途轨迹很值得注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那就是清廷重臣翁同稣。翁同稣是当时清朝权利中心中最先对康有为表示出兴趣的人，是他把康有为引荐给了皇帝，并为变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明定国是”诏就由其亲自起草。当时清朝能倚重的大臣中，李鸿章身背甲午战败的黑锅还处于下野状态，奕訢重病卧床并在变法开始前不久死了，张之洞坐镇多事的帝国南方，所以翁同稣这段时间权倾一时，他的支持至关重要。但翁同稣在与康有为的接触中渐渐发现康有为的变法思路非常冒进，而且康有为竟敢冒失地挑战慈禧及满洲贵族团体，“狂甚！”。翁同稣明白，自己要是继续支持康有为等人胡搞下去，自己也非完蛋不可，于是在变法还没开始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跳出来反对变法，甚至当时就否认自己认识康有为。他这种态度转变让光绪莫名其妙：老师难道是老糊涂了？当时光绪亲自主持的变法已是箭在弦上，于是把翁同稣作为“顽固派中的顽固派”开缺回籍了。
翁同稣在其大权在握之时，选择在外人看来是突然的自我毁灭，换来的是自己晚年的安全着陆，这是其政治上的成熟与高明，更显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与必败。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将前途过分看好是戊戌变法迅速被推翻的主要原因。这当中他们的敌友不分，尤其是把本身同意国家以变革求图强并有争取可能的慈禧及满洲贵族集团一来就置于必须打到的敌人位置上是最大的败笔。且自己羽翼未丰，仅凭“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类的职位，光绪的信任及根本不存在的袁世凯的军事支持就想与当时拥有全国最高权威的慈禧撕破脸决战，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自寻死路。当然，推翻慈禧的根本思路，进行变法可能是变法要成功、国家要复兴绕不去的障碍，因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慈禧许可下的维新已在甲午战后被证明是失败的，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已等不得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精英们缓慢变革。但康有为的这剂猛药同样是失败的，这剂猛药所激起的抗体瞬间将已服下的药吐了出来！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全国上下翻天覆地。比之前所有的维新都来得迅速，来得彻底。
第三篇：戊戌变法与维新派的对外态度
戊戌变法与维新派的对外态度
作者：徐绪典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11日
一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这是变法的开始。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这是变法的结束。在这一百零三天期间，光绪帝曾经颁布了二百来条上谕。这些上谕实质上体现着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从这些上论的内容和范围上来看，几乎可以说全部是关于中国内政的改革的，基本上并没有涉及对外问题。但是从某几条上谕来看也已经透露出来维新派对外态度的端倪。首先是“教案”问题：“教案”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传教士和教会的压迫而爆发的群众斗争。这是中国人民直接地对帝国主义分子给以应有的惩罚，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中国的买办封建统治阶级一向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他们对人民的反帝斗争，采取了残暴镇压的手段，企图消灭人民的反帝活动。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反帝斗争接连不断地在全国各省发生。直到戊戌变法期间四川江北厅、广西永安州、湖北沙市等处都有这种斗争。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何来对待这个问题呢？
从1898年7月12日的上谕来看，维新派对“教案”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变的，那就是说并没有对买办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人民政策有所改变。这个上谕首先提出来：“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并申谕各省地方官吏：“凡有教堂州县，务当„„实力保护。”对帝国主义分子尽量优待：“平日如有教士谒见，不得有意拒绝。”“彼此诚信相孚。”对人民尽量镇压：“开导百姓，毋以薄物细故，轻启衅端”，“消患未萌”。最后严厉地宣布：“从前未结之案，即著迅速了结，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各地方官和将军督抚都要“从严惩办”。(1)宣传宗教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中国人民向来没有拒绝过外来的宗教传入，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宗教的传入是和过去完全两样的。这一次的宗教传入是和外国侵略者的鸦片、大炮一同进来的。外国侵略者打败了清政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并把传教权利和其他掠夺的权利一同订立在条约上。传教士据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宗教活动家，这是表面的；另一方面又是赋有种种特权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他们的真实身份。传教士和教堂是中国政府权限所达不到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各地利用种种方式进行特务活动，并直接地对农民进行迫害和剥削。传教士和教堂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尖兵和侵略据点。因此所谓“保护教堂”的意义实质上就是保护这一批外国特务随意在中国进行破坏活动，防止中国人民的反抗。
传教士并非外交官，中国官吏当然没有必须接见的义务，但是事实上传教士依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随意出入官府，甚至和督抚平行。他们作威作福，予取予求，清政府唯命是听。光绪谕旨中把接见教士作为地方官的任务，不得拒绝，这就更抬高了传教士的地位，增加了他们欺压人民的机会。
清政府对人民反对教会的斗争一向是采取镇压手段的。所谓“开导百姓，不过是欺骗和镇压的别名而已。所谓“以后不准再有教案”也就是让地方官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不许人民有任何反抗活动。光绪谕旨中把这项工作作为地方官的重要任务，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得到了保障。
从上述的谕旨来看，维新派的对外态度是极端懦弱的。他们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敢反对，对人民的反帝却主张镇压。这一点又可以拿后来梁启超在这道上谕后面所作的案语来印证。梁启超认为“教案之起„„由暴徒借端生事。”“朝廷及长官有仇视外人之心，故奸民乃因而乘之。”“故教案者实割地之导线也。”(2)梁启超污蔑中国人民为“暴徒”，“奸民”，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责任推到中国人民身上。这种颠倒事实的胡说完全可以看清楚维新派与人民对立的立场。
其次是不平等条约问题。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法规，是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中国人民不承认这一套“卖身契”，并且随时随地要粉碎这些枷锁，争取自己的自由解放。我们从1883年福建龙严州的揭帖来看，人民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揭帖说：“若论条约，我圣上被奸兽花言巧语瞒许条约，岂能瞒我等乎。”(3)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何来对待不平等条约呢？
从1898年9月11日的上谕来看，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也是不变的，那就是说并没有对买办封建统治阶级遵守奉行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上谕的内容是命令总理衙门重新审订编辑“通商约章成案汇编”。编好后要“颁行内外各衙门，令其广为刊布，以便遵守”。以后倘有新订条约，“随时分类增入，排印颁发。”(4)“通商约章成案汇编”是北洋洋务局所编辑的，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不平等条约按国分载，第二部分是把过去所办的卖国外交事例分类刊载。这部书是卖国官僚为帝国主义服务时的办事法规。封建买办统治阶级拿这些材料作为根据，帮助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和奴役。光绪谕旨中要把这部书“广为刊布”，并命令内外各衙门遵守。这完全可以说明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的遵守奉行态度。
此外，在光绪谕旨中可以算作涉及对外的，例如谕旨说：“马关条约于华民生计大有关碍，亟宜设法补救。”补救的办法不是废除马关条约的设厂制造权，而是“设立公司，振兴商务。”(5)实际上帝国主义在华种种特权不取消，中国工商业是没法振兴的。又说：“海禁洞开，强邻环伺，”而“隐杜觊觎”的办法呢？却是“广开口岸。”(6)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而要“广开口岸”，无异于开门揖盗，直接便利了外国侵略者。
总括上述，从光绪的谕旨中来看，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对外态度是充满着妥协和软弱。他们丝毫不敢采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措施。他们希望在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下，振兴中国工商业，通过改良的办法变更中国各种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争取中国的富强，解除外国的压迫。他们的迅速失败证明了这一条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
二
我们上面的论断是否可以解释为维新派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从维新派的各项著作中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方面，比较四十年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高明得多。沈衍庆、夏燮等人评论南京条约，着眼点在赔款、五口通商和中英官员用平行礼等方面(7)而完全没有注意到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条款的严重意义。维新派则不然，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是有较深刻认识的。
早在1888年康有为就首先发出民族危机的警报。他在上光绪书中指出“外夷交迫”，“羽翼尽翦，将及腹心”，外国侵略者灭亡了中国邻邦以后，进一步就侵略中国边疆内地。随着中国情势的危急，康有为连续几次向清廷发出警报，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
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是有较深刻认识的。关于关税问题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问题，康有为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8)指出商品倾销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谭嗣同说：“现在人口轻税，出口重数倍，反客为主，自使土货不销，人贫之又自贫之，真天地间绝无仅有之事。”(9)指出协定关税税则的危害。陈炽说：“误将税则载入约章”，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10)指出关税不能自主的危害。郑观应对于子口税的意见：外货只征一次子口半税就可以免纳厘金通行无阻，这种办法是“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对于税则中烟酒免税的办法，他认为是“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11)何启、胡礼垣又提到关于贩运土货中外纳税的不公：“洋人货物，则有关税而无卡厘，华人为之则反收卡厘而兼征关税。”“同一货物、同一贩运，洋人则赢，华人则绌。”(12)关于最惠条款问题和领事裁判权问题：薛福成认为这两条款“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因为有了最惠条款，“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也。”至于领事裁判权一款，“弊端更多，危害更大。”这种办法的实施，造成的现象是“居此地而不受治于有司，则诸事为之掣时。”“华人洋人同犯一罪，而华人受重法，洋人受轻法。”“洋人犯法，从无抵偿之事，洋官又必多方庇护纵之回国。”(13)关于“设厂制造”权问题：谭嗣同说：“此次日本和约通商各条已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将来占尽小民生计，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14)关于沿海内河航行权问题：郑观应说：“今各国轮船，无处不到，获利厚甚，喧宾夺主，害不胜言。”(15)关于传教条款；郑观应说：“各国立约，首载盟书，准以周游，加以保护。”并指出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罪行“种种妄为，擢发难数。”(16)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来：尽管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认识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是他们毕竟接触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不平等条约几项重要条款的严重意义。从这些认识出发应当得出结论：一定要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才有出路。但是维新派没有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看维新派如何处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吧！
康有为提出来中华民族危机的警报，然而如何摆脱这种危机呢？康有为不敢提出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他的唯一办法是“变法”，用改良的办法改革中国的内政，发展工商企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可以“消除外患”。他说“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存，小变仍亡。”(17)谭嗣同更提出一个绝顶荒唐的办法：他主张把“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卖给英、俄两国。这些地方据他估计有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可以得到十万万两。除了用以偿还赔款之外，剩下的可以提供变法之用。他又提出过让英、俄两国保护中国十年的方案，(18)这尤其危险和荒谬。这两种方案如果实施的话，一定会加速中国的殖民地化。
维新派如何来对待不平等条约呢？谭嗣同主张采取逐渐修订的办法。他说：“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口通商，不得阑入腹地。”如果帝国主义不答应怎么办呢？他说：“如不见许，即我通商于彼国之轮船，亦当阑入彼之腹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又提出“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如果帝国主义不允许呢？那就“即我往彼国之进口税，亦当视他国而独轻矣。”(19)在这个问题上，陈识、郑观应、马建忠和谭嗣同大体相同。陈识说：“既有换约之权，即有改章之力，此公理之可恃者也。”(20)郑观应说：“换约之限，期以十年，届期毅然行之，必有成效。”他认为这样作是根据国际公法一定行得通。因为“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21)马建忠说：“和约之与商约有异，在我不背和约，决无开衅之端。而所定商约则因有以十年或十二年为期，如欲修约先行知会之专条„„届时会议，坚持应加数条之税。”如果不能取得协议呢？他主张“所来商货，当照通共税则纳税。”把通共税则加重征收，“迫之使不得不从。”这样做下去，“每届各国修约之期，必加其税，不出十年、中国税则不亚欧洲各国。”(22)关于最惠国条款问题，薛福成主张“利益均沾之文不必去，而其弊自去。”他的办法：“凡外国订约者，即按通行之约以授之，”如果外国不同意呢？他说：“约文有一体均沾之语，若稍有参差，则一事两歧，而开办无期，莫若乘立约之始，而合归于一。”关于领事裁判权问题，薛福成主张在各通商口岸设立“理案衙门”，“由各省遴选干员及聘外国律师各一人主其事。”这个衙门专门处理华洋讼件，至于处理案件用什么法律呢？他说：“直参用中西律例，详细酌窍，如犹不能行，即专用洋法亦可。”(23)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来：维新派处理对外问题的办法是：在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变法”，然后和帝国主义商量逐渐修订不平等条约，就可以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这真是“君子们的幻想。”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根本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们要中国走的是殖民地道路，“变法”注定要失败。至于说根据“公法”、“公理”来和帝国主义商量修订不平等条约，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维新派依靠什么力量来和帝国主义谈判呢？只有发动起来广大人民，驱逐了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才能够被粉碎。然而这是维新派所不敢做，不肯做，也不能做的。
总括上述：从维新派的一些著作来看，尽管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有一定的认识，然而他们的对外态度是十分妥协和软弱的。在这一点上和光绪谕旨所透露的对外态度是一致的。维新派的某些人甚至想出卖国土来做变法的资本，想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来对抗其他帝国主义。这些想法在客观上是和洋务派相通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当然，他们不去依靠人民，又那里去找力量的泉源？他们只能去投靠帝国主义。
三
维新派的对外态度又和他们的具体行动相符合的。他们在戊戌变法以前早就和帝国主义在华传教士有密切交往，在变法期间曾经进行联合英、日的活动。变法失败以后又向帝国主义请求帮助和庇护。
帝国主义在华传教士是侵略者进攻中国的尖兵。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借着办理教育、慈善、文化等事业的名义，在中国进行一系列的特务活动。他们也宣传“维新”，但是他们指给中国的道路是殖民地的道路。他们的理想是把中国变成当时的印度。
虽然英、美帝国主义传教士所提倡的“维新”和维新派所讲的“变法”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但是在某些形式上，例如设立新机关、办学校、开报馆等等是看来相同的。因为维新派看不清楚它的本质，自认为气味相投，乐意和他们交往。帝国主义分子也想在变法期间乘机捞一把，使变法运动符合他们的要求，因此也参与了维新派的活动。
当时在华的英、美传教士大半都和维新派有来往，特别是李佳白(Gibbert Reid)、林乐知(Young G.Allen)、白齐克(Pethick)、李提摩太(Timathy Richard)等人和维新派有较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和维新派的成员讨论、研究改革的方法和步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关广学会出版的一些翻译西书和英、美传教士宣传刊物“万国公报”成为维新派的喜好读物。李提摩太和维新派的关系较深，梁启超曾经做过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李提摩太也曾经参与过强学会的幕后活动。
当变法运动日渐高涨的时候，英、美、日帝国主义都想乘机活动，企图拉拢维新派，加强自己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维新派走上了这个圈套。康有为曾经向光绪推荐英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做清政府的顾问大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元凶伊藤博文来华阴谋活动时，维新派竭力主张光绪召见他。由于维新派对伊藤的捧场，居然有人奏请光绪留下伊藤做中国宰相。维新派不止一次地进行联合英、日的活动，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这些维新派的领导分子都曾发表文章提倡联合英、日。维新派不但在改革内政时希望英、日的支持，而且在外交上也企图依靠英、日来对抗沙俄。
戊戌变法的失败前夕，康有为曾经要李提摩太向英国驻华公使请求帮助。他又曾向伊藤有所请求。政变发生后，维新派决议由李提摩太去见英国驻华公使，容闳去见美国驻华公使，梁启超去见日本驻华公使，请求帮助。最后康有为得到英国的庇护，梁启超得到日本的屁护，逃出中国。
维新派一步一步地向帝国主义靠拢，最后竟然希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恢复他们的权位，这无异于将要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帝国主义虽然曾经一度对维新派有些兴趣，但是它们宁愿支持中国最腐朽的力量——封建买办阶级，绝不会支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维新派。最后、帝国主义之所以庇护康梁出险，那是企图留做日后侵略中国的政治资本。
四
我们并不抹杀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意义。当十九世纪末叶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等奋不顾身地企图挽救祖国。在漫长的黑暗的封建统治下，他们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富强和独立。他们的事业是失败了，但是也教育和警醒了中国人民，认清了向清代统治者手中去争取改良——即使是点点滴滴的——只是妄想。但是不可否认维新派在对外态度上有严重错误以至反动性。这些应当从它们的阶级本质上去认识。今天我们来研讨这个问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毛主席在分析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24)六十年前的维新派是作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刚刚由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不敢推翻帝国主义。这种委曲求全的态度，特别表现出它们对敌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
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这一点上并不比维新派前进了多少步。从同盟会到临时政府都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明确地保证要继承清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25)直到1923年以后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逐渐提高认识，提出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然而孙中山对外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政治投资，仍主张“保证并偿还之，”并建议“召集各省职业团体，社会团体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26)无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是民主革命派都不能解除中国的半殖民地的悲惨地位。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早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就首先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7)的奋斗目标。
1949年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六十年来的历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坚决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才能使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维新派的对外软弱和妥协，不但使他们的事业迅速失败，而且使他们本身堕落成反动的保皇党，为中国人民所唾弃。一切企图投靠帝国主义的分子，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分子，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的。
资料来源：《文史哲》1958年11月。
正文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35页。(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35页。(3)清季教案史料，第一册，108页。(4)戊戌变法，第二册，83-84页。(5)前书，3页。(6)前书，53页。
(7)鸦片战争文学集，1004-5页，中西纪事卷九。(8)晚清文选，428-29页。(9)谭嗣同全集，298-300页。(10)戊戌变法，第一册，239页。(11)前书，77-79页。(12)前书，203-205页。(13)前书，152-154页。
(14)谭嗣同全集，298-300页，288-290页。(15)戊戌变法，第一册，82页。(16)前书，117-120页。(17)前书，第二册，197页。(18)谭嗣同全集，389-430页。(19)同上。
(20)戊戌变法，第一册，239页。(21)前书，77-79页。
(22)戊戌变法，第一册，172-176页。(23)前书，152-15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第一版），644-45页。(25)辛亥革命，第二册，33页。(26)孙中山选集，下册，528－529页。(27)胡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82页。
第四篇：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已经看过了好几本。近三、四年来，关心政治的文人们差不多都已把革命的热情从攻克巴士底狱转向了英国的“光荣革命”，而且对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渐进的关系也作出了一种可行性上的取舍；还不仅只是可行性上的，也包括着哲学上的，因为源于英美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分析方法已在人们的观念中明显地占了上风，这也许更合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
作为这样一种转向的背景材料，除了近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使得人们不得不从对革命原则的珍爱转向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外，也和旧制度在各项局部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曙光有关。
然而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阐述的却正是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话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与此话题相关，还可以产生如下一些疑问：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为什么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更激怒了人民？合法地违法为什么比没有法律时更坏？打倒贵族、驱逐教士作为一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为什么反倒给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更多的类比无疑是多余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毕竟是二百多年前的事。然而书中却有这样一段话：早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几十年，法国盛行过一种可称之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的主张；作者说。正是这种主张才给我们研究这场大革命的真正本性提供了一个文本，“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第194页)这些内容是理论探讨，但决不脱离实际，而且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才设计出来的，所以它比我们今天只能抽象谈论的欧洲大陆哲学更接近于那场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其中包括着它的目标、步骤与举措。作者说，当他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时，仿佛就置身于法国大革命之中，而其实，这本书出版于法国大革命前一百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对整个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来说，他们心目中最理想、最美好、最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完美典范恰恰正是当时的中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第198页)
当许多人把共产主义作为乌托邦而置之不理时，千万别忘记了这是一种在操作上完全可行的乌托邦。经济学派确实在三百多年前的中国那里看到了一种原则，这就是使国家成为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同时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它的内容包括“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第199页)这一切都正如这一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所说，“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中央集权指的是强大政府。托克维尔说，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改变社会形式，当然也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毁灭社会基础。法国大革命正是借助于中央集权才同时实现这二者，在实现过程中，王权式的中央集权变成了民主专政的中央集权并最后发展为雅各宾式的专政；它在摧毁了旧制度的政治机构和民事机构的同时，也动摇了整个的社会基础，包括法规、风尚、习俗直至语言和上帝本身。一切都如此可怖、如此必然而又如此费解，“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第191页)许多人正是据此才将这场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的显灵，认为“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第43页)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仅从观念上来梳理的话，就交织着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关系。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历来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然而今天回头去看，又会发现这四个口号之间并无内在的同一性，而且自由从本质上说是与民主对立的，正如平等与博爱也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一样。它们之间的联系当然有，但也正是种种可在观念上建立起的联系，才使人们误以为可以获得一切，并在获得中不得不以牺牲掉自由和博爱为代价去服从于民主和平等的需要。
当“博爱”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同情或关心时，托克维尔指正，请记住，哪怕在这种同情与关心中真正包含有想把另一部分人拯救出苦海的善心，也仍然不能排除关心中的蔑视和同情中的轻视：“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莱夫人的看法；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人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第216页)夏特莱夫人是伏尔泰的情妇，爱好科学，同情人民，写有大量有关“博爱”的论文。
问题就在于这种不乏轻蔑的同情与关心，再加上早在大革命爆发前十三年就业经国王敕令所废除了的劳役制，还有不断减轻着的负担，包括对取消盐税和军役税的呼吁，所有这一切反而使农民们更意识到了世道的不公平。“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第219页)这一切共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同情与关心感动了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同时也点燃了被压迫者的怒火，使他们产生出复仇和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于是一个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用最博爱的呼吁鼓动起了最没有教养的阶级的最残忍的行动。一直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农民早已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他们自身既然能忍受一切，那么也就能使别人也忍受一切。十八世纪的路易十六时代，宗教宽容、领导温和，统治者充满人道甚至仁慈，然而也正是在如此温和的风尚中，爆发的却是一场最不人道的革命。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法国社会陷于麻木状态，政府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的生活环境更舒适健康，巴黎之外的区域在经济上陷于全面崩溃之中。正是大革命前三四十年间，社会才出现了内在的震动，民族也才复活过来。这不仅指政府努力促进着公共繁荣，不断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而且指的是整个法国的全面富裕和发展。作者认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第208页)原因有二：一是“一个依旧强大但不再实行专政、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二是“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有了这两点，尽管封建权利、国内关税、行会管理、官员腐败依旧，但全社会依然可以结成一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朝着繁荣的目标运转。
但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说人人努力改变环境，是一种使人焦急的追求，引着人们去诅咒过去，并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相反的情景；如果说二十年前人们对未来还无所期望的话，二十年后则变得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到来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这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第211页)
二是法国行政当局的种种流弊，特别是财政管理不善的劣迹变得越来越刺目。所有这些流弊是早就存在着的，而且以前要严重得多，但当它与个人的财富有了关系后，也就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所有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和对福利的爱好早已变成了一种意识着的经商活动，而最先发了财的又恰是那些在过去最敌视改革、最蔑视或厌恶法律的特权者；当他们迅速地摇身一变而成为食利者、商人、工业家或批发商，当他们开始呼吁对整个财政系统必须进行彻底革命时，他们自己就已既是债权人，同时也是债务人。作者说，一七八九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六亿里弗。于是全法国陷于这样一种滑稽而又悲惨的境况之中：“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着自己的毁灭。”(第213页)
毁灭自己的什么？也许有人会想到旧制度。一切弊端皆起因于不民主的王权专制，而王权专制所保护的又恰是贵族的特权和教士的等级。宗教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教士成为尘世的地主和官吏，成为什一税的征收者，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一定是对教会的攻击的原因。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旧的贵族制度业已衰落，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是官吏政治。但贵族本身又正是由于其失去了往日的权力而变得不能让人容忍；他们越衰落、危害力越小，激起的仇恨反而越大。由于贵族不再有权力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他们自身的特权就只能作为一种近于种姓的遗产存在着，“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第73页)
如果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铲除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并建立一种民主政治的话，那么王权、教会和贵族就会同时成为革命的对象。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当抄下这段话时，脑海里某个被遗忘的角落似乎出现了二十多年前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形象)但也同样是这样一批法国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抛弃了他们最初目标中自由的一面，并最后在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强大、更专制的统治下，“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的自由——这些正是一七八九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大革命的精神是自由，目标是民主，有如大革命的鼓吹者以博爱为原则，目的却是想使人平等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主权名义下的民主专政，也只有这种专政形式才使一切人同时获得了平等——成为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仆役。
什么是作者所理解的保守的自由主义？那就是在贵族和教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贵的气质和品性，那是一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势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第148页)作者并不赞成种姓意义上的特权，但把这种特权纳入法律的约束与消灭贵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者说，“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教士是法国各阶级中最卓越、最开明、最少私人道德、对信仰最为坚定的一个阶层，他们个人身上的缺点与行业组织自身固有的缺点有关，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宗教组织，一旦成为一个紧密联合、结构严整的组织时，就势必会本能而盲目地坚持本团体的狭隘利益；但就一种宗教而言，只有基督教才只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的一般权利而不顾及法律、习俗的形式与限制，作为一种反抗，这就为精神本身的自由保留下一块圣地。作者认为，人们平时所热望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所以自由往往会成为争取民主的口号，而民主又成为争取平等的手段；平等，无论是出自于心灵的博爱，还是对贫富不均的厌恶，最后都只不过促使着人们去发现新的奴役形式，它可以是王权的、皇权的、民主专政的，也可以是普遍的、议会的，托克维尔想提醒人们的，正是那种在民主进程中抹煞个人并实行平等，以及公民投票制度的危险；在这一进程中越激进、越理想化，其危险也就越大。
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作者说，自由的诱惑与魅力，与通过自由所想获得的物质利益毫无关系，它只意味着“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203页)自由所缺少的，对人的心灵而言，是对自由的爱好；对社会制度而言，只意味着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的制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这就是能保证那些最厌恶自由、觉得自由不能当饭吃、当钱花的人也不会因他的厌恶而丧失自由。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的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第36页)
作者说，这就是他几十年来对有关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所想说的全部的话。
从这一点出发，加上对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的体察，似乎还可以说上几句看似题外但又更为现实的话。
第一，生活在一个毫无政治自由的国度里的知识分子，在自由的种种废墟里所能保留的就只有思想的自由，包括对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天赋权利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的自由很容易以一种“文学政治”的形式介入现实的政治生活，于是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力量。正因为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所以一旦由作家们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那么一旦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的文学习惯也就会被搬到政治中去。这是法国大革命中不幸的一面，但也值得我们这个同样具有文学政治传统的民族警戒，更何况对我们这个理性探讨薄弱、文学癖性更浓的民族来说，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优则仕和修、齐、治、平的抱负不仅是求学的目的，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理想。可惜对此深入反省的人并不多。当年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曾认为中国把哲学当宗教、把文人当贵族是国家的典范，其实正说明在一个既无宗教、也无贵族的国度里，哲学与文人的话语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还不仅只是话语空间，也包括着生存空间。空间越狭小，成与败、穷与达的标准越确定，文人与政治就越受到双重的伤害。
第二，托克维尔认为临近一七五○年，人们最能接受的就是经济学派的主张，“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乃至观念也已完全消失，结果是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盼望腓特烈大帝甚于运用已到手的权利，这就为三十年后的大革命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作者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第210页)
也许发生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事更能印证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
第三，法国大革命打倒了贵族、铲除了教士，于是出现一大批假贵族和假教士，他们共同构成为一个新的“上层阶级”，“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倾心于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这就同时把贵族和教士身上的缺点移植到了资产阶级身上，使他们既傲慢，又从不把整体利益放在心上。全法国只有一个政治的原动力，这就是巴黎。全法国分裂成若干阶级和团体，大家彼此对立而又极其相似，既不共同行动，也不相互支持，结果是政府既无约束力量，也无在危急时获得后援的力量，以致社会的基础一旦松动，整个权力大厦也就倾刻瓦解。作者认为这第一应归咎于国王长期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第二是因为中央政权先已摧毁了所有的中间政权机构，于是使中央政权成为了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和个人愿望的唯一代言人。作者说，人心的涣散使得真正独立的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和对自身事业的信仰荡然无存，以致当大革命到来时，“要想在法国最广大地区找到十个惯于以正规方式共同行动、进行自卫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权独当此任，以致这个中央政权从国王政府之手落入不负责任但有主权的议会之手，从温厚而变(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缓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轻易垮台的同一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倾覆之后都变得可能。”(第237页)
这里面有一种循环与重复的可怕。
所以当大家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去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学术变迁时，我希望也能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相互剥离开来。这种剥离也可视为是对传统的清理，但目的将不再是如何更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是看传统是否能仅靠自身的原则就将自身支撑起来。在这种支撑中，从保守意义上而言的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维护无疑应该置于任何激进的社会革命的理论之上，无论这理论以什么样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旗帜。
第五篇：浅析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浅析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摘要：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两次运动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跃成为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依然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同时改革，结局却一成一败。本文试图从两者的比较中探讨两国改革运动的异同，通过比较内部条件之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权力资源掌握程度之不同以及运行效用之不同，将有关因素进行调理归结阐述了当时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改革，论证了变法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得出了其一成一败的原因。
关键字：明治维新 戊戌变法 改革
目录
一、绪论„„„„„„„„„„„„„„„„„„„„„„„„„„„„„„4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相同之处„„„„„„„„„„„„„„„„„„4
（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4
（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5
（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5
（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6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6
（一）国际环境不同„„„„„„„„„„„„„„„„„„„„„„„„„6
（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7
（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8
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8
（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8
（二）发展经济„„„„„„„„„„„„„„„„„„„„„„„„„„„8
（三）重视教育„„„„„„„„„„„„„„„„„„„„„„„„„„„9 结论„„„„„„„„„„„„„„„„„„„„„„„„„„„„„„„„9 参考文献„„„„„„„„„„„„„„„„„„„„„„„„„„„„„„9 Abstract„„„„„„„„„„„„„„„„„„„„„„„„„„„„„„10
一、绪论
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制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国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两国分别启动了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标志的现代化变革进程，本文重在比较两个变法异同。
（一）中心论题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探讨，比较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发生时期、社会背景、阶级支撑、改革措施、实质效果等方面的异同。
（二）写作意图
透过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看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国家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环境的协调，通过比较得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领导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相同之处
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十九世纪起，西欧列强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扩大殖民地而入侵东亚，此时仍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中日两国被西方的炮火轰开了大门。在中国，其标致是鸦片战争。在日本，标致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东来叩关。两国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中日两国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为了救国救民、中日两国在自己的国家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改良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两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就其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和世界大势，都有许多的相同点。
（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
在外来的侵略中，西方侵略客观上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有力的冲击了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伦理纲常，催生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潮。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爆发的。
（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然经过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大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厂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都是向西方学习，通过政府命令自上而下推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两国维新派都力图通过维新改革现状，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强大。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增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收回国家主权，以成为近代亚洲独立自主的国家。
（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 1
从改革的内容上来看，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开议院，制宪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经济上提倡大力兴办实业，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1 山根幸夫：《近代中国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76年版，第9页 的政策，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文化上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科学，兴办新式学堂；军事上设置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等。明治维新运动政治上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实行保护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等。军事上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按照西法练兵，对官兵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两者改革的内容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是关于社会体制、社会制度的改革。
（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
从运动的实行方式来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实施，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精英，拥簇着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在政坛上进行改革。以达到变革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一个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自身抱负。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
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曾经说过：“日本变法收效最快，制度最完备，是中国最好的典范。„„如能效仿之新政，中国变法所获之成果，就又可能事半而功倍。”（注）在他看来，只要以明治维新为模式，变法维新就能成功。但是，出乎中国维新派的意料，1898年戊戌变法却遭到了失败。就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来看，有相同之处，按维新派的想法戊戌变法可以借鉴明治维新，但是两者之间有许多根本之处不同，也恰恰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一）国际环境不同
日本的明治维新处于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日本内政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魔手相互收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善后工作，使他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 5
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①英国和法国把自己在远东的重点放在中国，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日本调走了他们驻军；其他西方列强对日本又有各自的打算，因而未能采取联合干涉的行动。日本维新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几乎是在没有多大外界阻力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维新运动。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端险恶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的任何变动，都会触动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遇到了极大的外部阻力，即使不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因为帝国主义不会放弃在中国已获得的政治、经济、外交权力，决不会让中国成为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希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推行变法，只能是幻想。
（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
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推翻封建制度。在这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而资产阶级势力却比日本要弱得多。日本明冶维新前，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封建营垒急剧分化。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其他西南各藩，从藩主大名到下层武士以及一批宫廷贵族都背离了幕府，向资本主义转化。这样，新兴的地主，商人，中、下层武士组成倒幕联盟，主张推翻幕府统治，并拥有军队，其势力远远超过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明治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是可能实现的。而在中国戊戌变法时，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了完整的封建体系，根深蒂固。在中国要冲破这个封建主义罗网，无疑比在日本要困难得多。当时统治集团中主张维新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仍然掌握着大权，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②所以说封建制度根本无法触动。并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其上层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具有严重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推行新政必然举步维艰。
（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
日本的维新派懂得以暴力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他们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中国的维新派不懂得暴力的重要，根本没有自己的武装，又敌视和害怕人民革命。所以，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立的活动，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没有发动对顽固势力的武力讨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危急之时，只得求助于封建军阀袁世凯，结果又被出卖。相反，慈禧却以武力为后盾，发动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帝党和改良派无力还击，只得束手待毙。
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通过比较我们得出改革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需要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戊戌变法中的新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
（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不管是明治维新改革成功，还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我们都从中得出只有不断地进行改革，我们的国家才会国富民强。我们要积极学习外国的长处，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坚持对外开放，走出国门，选择西方文明为我用，对西方文明不能生搬硬套，应取其精华，出其糟粕，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发展经济
经济的雄厚象征着国家实力的强大，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强有力保证。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三）重视教育
培养人才的事实告诉中国，国家要强盛，必须投资教育，才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因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大力发展教育，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造就出优秀人才。
结论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离开中国实际，盲目照搬别国变革模式和别国经验，是行不通的。说明了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只有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正如诺斯所提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像过去学习，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和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
（一）[2] 《菊与刀》：（美）本尼迪克特，出版社xxx年版本：
[3]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道格拉斯.诺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Analyses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 Abstract: in 1868, Japan experienced The Meiji Reform movement.In 1898, China has made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Two is to save the national sport with the bourgeoisie peril the natur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but the succes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Japan on the capitalist road, has become the only east of the capitalist powers.And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 is just a flash in the pan, China still struggling in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of the abyss.And reform, but losing eleven percent.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both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reform movemen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resources of master degree and different operation of utility from relative factors conditioning attributed expounds when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 of reforms, and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one into the cause of a game.Keywords: The Meiji Restoration；Hundred Days Reform；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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