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原创-中学教师劳改犯的回忆录-半世沉浮

第一篇：(8) 原创-中学教师劳改犯的回忆录-半世沉浮

半世沉浮

一位中学教师、劳改犯的回忆录

7.拨乱反正

1976年，“四人帮”倒台。随着胡耀邦的复职，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复职后的第一决策是对从整风反右到文革这段时间被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采取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接着邓小平复出，在党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翻了“两个凡是”，肯定了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勋，也指出了他晚年不可推卸的错误。国家逐渐走上正轨，特别是十三大的召开，确定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内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封闭锁国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基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量启用专家教授及一切知识分子，人尽其才，臭老九的帽子不翼而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受到过的厚爱，作为全国几十万被迫害、特别是我们这一部分被监管近二十年光景的人来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更深难以平静。劳动之余，不知疲倦地阅读报纸，人多报纸少，只好一人读，众人听，秩序井然，聚精会神，逐段领会精神实质，心情舒畅，面貌换新，都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978年春夏之交，关于原来处以劳动教养的右派摘帽和恢复工作的文件下达，农场气氛更为活跃，每天都有劳教人员离开农场回到原单位。这时也给我送来摘掉右派帽子的通知书。通知书后还注明（1958年3月经中共宜都县委五人小组划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1971年经沙洋农场军管小组认定不戴反革命帽子称无帽就业人员，现补摘右派分子帽子手续）。约两月光景，劳教右派先后走光，剩下来的是当时蒙冤最深被判徒刑的人了。与劳教相比，极不公平，只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个别领导的话就是法律，当前的态度决不能像整风时那样老实地听人摆布，让人欺骗，最后自己上当受害，一害就是二十年，人生几何啊？来时年轻力壮，英俊潇洒，而今满面皱纹，两鬓斑白。在中国历史上也没看到过受贬终身的先例，看来轻信他人消极等待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只能一面等待一面主动出击，于是很多人采取主动上访，有的找原单位，有的回县，有的进省，甚至有的人到北京上访，我没有这笔旅费，只能提笔信访。偏偏这时又祸从天降，家庭巨变，吵吵嚷嚷难以静心，无奈之下只有屈从，一时陷入痛苦的深渊，好在时间不长，经过冷静思考，才知当时的结合就是极大的错误，如今何必自责，何苦自寻烦恼，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没什么值得恋恋不舍的，很快恢复了平静，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后半生及三个儿女的前途上来，力争早日平反改正，恢复工作。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又颁发了落实对所有右派的平反改正文件。这次文件更为具体，总共五十条，我的问题焦点文件内提得很清楚，从而增强了信心，决心以五十条文件条款为依据，向宜都县进行申辩，据理力争，以前给宜都写过不少信，均无回音，这次也不奇怪，要一个在极左路线下培养成长起来靠整人升官发家的人很快转变过来是很不容易的，要将他们过去丧尽天良挖空心思所划定的右派平反改正，这不就是在否定他们自己过去的伟大功勋吗？当然是他们所不愿为。我还是相信党中央下达的55号文件，他们总不敢老顶着不执行吧，还是一面申诉写信催促一面等待，日等夜盼终于盼来了宜都一中摘帽办公室负责人张海德于3月27日写给我的信。内容是问清农场地址，准备来农场与我面谈，并叫我写好一份申诉书。回信不久，四月上旬他来到农场，我将他带到家，准备尽力款待。这时左右邻居好心人送酒送菜，帮我款待贵宾。这一切来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知道他看到我衣着和破碎的家庭以及邻居送东西的情景，内心产生了同情，交谈更贴近了，总是以关心的口吻问这问那。吃饭时三个孩子放学回来，孩子们有礼貌地亲切叫叔叔，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的奖状贴满小屋墙壁，他一边赞赏，一边鼓励好好学习，临走时他对我说，“你的情况特殊，回宜都后一定尽我们最大努力给你尽快解决问题”。四月三十号接到张海德第二封信，内容：1.关于你的右派复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已上报县“摘帽办公室”；2.县摘办的研究程序把极右的放在后一段时间，你当时被划为极右；3.你的问题最后还要经过法院复查手续看是否维持原判，才能最后落实；4.最近马上写份申诉材料呈法院，要求复查，尽快落实（关于右派问题——即现行反革命一案的甄别），我会把改正报告报印一份给法院的。我很快写了份申诉寄到宜都法院，仍是石沉大海，就是负责承办的小张也长时间不来信了，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央的“后四人帮”背着中央下达了一份文件，其中心意思是“平反改正搞过火了”，各地摘帽办公室取下了牌子，闭门收摊一个月的光景了。党中央知道后重新下文，责令恢复工作，武汉又已挂牌几天了，并对我说“你得抓紧时间，亲自上访，等别人发善心是等不来的”上访谈何容易？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二十多元旅费，这笔钱从何而来？正在一筹莫展，好心的张隆志老人主动借给我二十元，并说，“你若得到平反改正补发了工资就还我，若落实不了，就等孩子们长大了参加劳动后再还我”。真是雪中送炭令人感激。大问题解决了，我这副打扮走出去像个叫花子，穿什么走路？平时要好的几个哥们儿帮忙凑了几件衣服，善良的彭大姐放下自己的劳动，给我赶做了双新布鞋，准备就绪，又将孩子们托人照顾，我于7月15日启程，16日到达宜都一中，当晚与小张接谈，他说学校已通过，统战部也已通过，最后县委部分人不同意，未能通过。并说了他的打算，等我走后他以负责承办人的名义要求复查，并列席参加会议，争取发言以说服部分持反对意见的人，县委定会同意的。17号我到县摘办，接待的是位五十左右至今仍不详其姓名的人。跨进门我就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他信口说了句“你啊？维持原判！”，态度比而十年前公安局审讯还要严肃，也不让座，我自己搬了椅子坐下，室内空气显得有些紧张。我静静地坐了分把钟，调好气息后说：“你说我维持原判，根据什么政策？根据哪些刑法条款？”他答：“根据你的判决书，你不属右派，你是判了刑的反革命”。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71年5月1号，沙洋黄土坡农场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宣布认定不属反革命，称无帽就业人员，最近又发给我摘右派帽子通知书，通知书后面注明71年经沙洋农场军管小组认定不戴反革命帽子，“认定”二字的法定意义就是不应该。顺手将摘帽通知书递给他，他看后无言以对。我又提出，整风时给个别党员团员提意见是否就是反党反团？解放初期糊涂认识通过学习、主动批判，写进思想总结，可否作为犯罪事实列举到判决书上？给宜都有些局的部分人员提了意见，批斗时摒开其他局，独独提到兵役局，部分人提意见是丑化人民军官，反对兵役局，企图搞乱军队后方挑起匈牙利事件，这符合情理吗？就是反动透顶，一个区区中学教员能有这么大能耐吗？就是这么个天大的笑话也作为罪状，合乎实事求是吗？他回答说，“你所说的这些不算罪恶”。既然这些不算罪恶，那就是判错了，判错了也要维持原判，不知是哪条法规，也不知你们看过我的判决书没有，难道还要来一个“已错就错”？似乎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他理屈词穷无法答复，说：“你应该相信党，相信政府”这句话更是惹恼了我，我完全相信党中央伟大正确，否则整风时我可以一句话都不说，那就无列举的那些所谓罪恶了。当时不管谁作报告和个别动员谈话都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党中央政策，下面又是怎样具体执行的呢？这不待我多说，大家心里明白，如果不相信党，中央55号文件是去年十月下达的，快十个月了，为什么我早不来？因为文件里的条款那样清楚具体，我满以为会很快解决问题的，农场里其他县市被判刑十年的人都早已改正恢复工作，几乎全部走光了，我耐心地等着，到头来得到个“维持原判”的结论，因此对下面某些具体执行者叫人不能在相信，过分相信是对自己的残忍。最后他说：“我个人无法肯定答复，还得县委集体研究”。我说这话对了，早这么说惹不出我那么多话来。一场舌战告以结束。令人费解的是，全国各地甄别、平反搞得轰轰烈烈，宜都却冷冷清清，好像只是在应付上面似的，左的空气仍笼罩着人们的大脑，从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过去与我来往密切的老朋友都不敢与我接近交谈，顶多点头一笑说句“你好”，生怕牵连了他们。我在食堂买饭时碰见邓希贤，他买了两份菜给我，我满以为他会与我同桌就餐，结果他端着饭离开了食堂。当时感到左的空气在宜都实在是太浓了。

晚上与小张谈了上访情况，交换了下意见，18号离开宜都到宜昌地委摘办，临行前王继伦、邓希贤两位老师各送了我五元钱，我没有推辞。下午到桃花岭信访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左右的女同志，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她让座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接到国家干部泡的茶，我心中不胜感激。我将所有情况和要求说了一遍，她一字不漏地记下，并念给我听，以防记错。这人有政策水平，有正义感，更富于同情心，最后她说：“如果你所说属实，是改正平反对象，我们每晚与各县有专线联系，今晚我会与他们联系，责成他们尽快落实。你暂时回农场等着，勿需再跑了。”上访结束后，找了几个农场平反回来的哥们儿谈了会，他们已经上班，分手时他们又各给了我人民币五元。晚上住在东苑旅社。19号10点回到黄土坡农场农科站，三个孩子一见到就问几时可以回宜都，我只好说正在办理，还要再等几天。下午重新写了份辩诉书。全文录下：

请求再次复查改正冤假错案

我叫廖盖亚，现年52岁，中农成分，学生出生，大学文化，五八年前在宜都一中任数学教师，反右时被划成右派，同时戴反革命帽子，判刑五年。7月16日我上访宜都询问改正情况，接待人员说“维持原判”，本人不服，恳求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55号文件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对冤假错案进行认真细致的复查，希望上级党组织帮助，早日澄清事实，落实中央政策，纠正冤假错案。

下面乃是58年宜都县法院的判刑依据，也就是“右派言论”：

一、关于反革命案由问题：我曾参加三青团，青年党，任青年党筹备委员，57年4月宜都县委已做结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71年5月1日，沙洋农场军管小组曾认定不戴反革命帽子。既然反革命身份不成立，就充分证明反革命一案属冤假错案，理应甄别平反。

二、对当时判刑罪恶的申辩：

1．反对党的领导：①说咩有共产党一样有中国；②说为人民服务是为我服务；③说党是墙，团是沟，积极分子是铁丝网 辩诉：关于①，原始思想是刚解放第一次听人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想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共产党没诞生就有中国，还是应该加上个“新”字才客观准确。通过学习，写思想总结自我批判过的，不应该作为犯罪言论，特别是把我的原话改说成“没有共产党一样有中国”，与原来思想大有出入，加重了情节。何况后来确实加了个“新”字，说明我当时的想法是对的。如果把所有革命同志思想总结中的语言措辞都用来定罪的话，恐怕现有监狱早就不够用了吧？

关于②同样是解放初，基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而延伸到我为人民服务，人民为我服务，同样是通过学习写进思想总结的，后来罗织罪状时被改写成“为人民服务是为我服务”，就算按照编织材料人的思路来写，也算不上罪恶，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关于③根本没有这种言论和想法。整风时曾给个别党员提过意见，说他作风霸道，也给团干部写过大字报，内容是说该员工作漂浮，只听汇报不深入调查，用词和语言方面可能有不恰当之处，带有刺激性，或有夸张成分，但绝无反党反团之意。批斗时无限上纲上线，硬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对党员，也就是反对党，反对团干就是反团，生硬地上挂下联，说与全国大右派同一思想体系，一个鼻孔出气，是他们的应声虫等等。如果要按这样逻辑推演下去，全国将是什么样呢？林彪也是党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理解？当时对我是采取大会斗、小会批与个别谈话相结合，每次批斗后龚祖远（组长）总是用关心的口吻劝解说服“你与那些大右派是一个思想体系，尽管自己不觉察，别人看得清清楚楚……”软硬兼施，使尽一切手段，在那极左空气笼罩下，到哪里能说清楚？

2.攻击党队文教事业的领导，鼓吹实用主义，主张文理分科。

辩诉：鉴于学生作业负担过重，课外活动不爱参加，埋头作业，长此以往无疑会搞垮学生的身体，不符合全面发展要求。于是提出在高中阶段可否实行文理分科，纯属商榷性的学术讨论，并不涉及政治范畴，怎么会是“反动言论”呢？那么，现在高中正在实行文理分科是否也在搞实用主义？提出并讨论通过这个意见的那些教育专家，现在是不是都被定性为反动？

3.说教育方针政策是蛮横无理，不近人情，反对在学生中进行劳动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说劳动教育是老师遭殃，谩骂文教部门的党委和行政领导，说作报告是瞎说八道。

辩诉：这是一次讲台上的发言，其中心思想是在肯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前提下提出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政治思想教育要经常化，要紧密结合课堂教学和贯彻到其他一切活动中去，不能单打一，两脱节，只说了方式方法不够好，毫无反对的意思，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更好地落实方针政策对我们教学要求，至于说“蛮横无理”“不近人情”“瞎说八道”明明是不了解情况，有些偏激情绪说出来的，不是整个发言的中心思想，不涉及反对方针政策，个别人不等于所有党委成员行政领导，以及整个党组织。个别人的话不一定句句都是方针政策，谈到“劳动教育一来老师遭殃”当时情况是时而擂教学质量，时而搞毕业升学复习，时而搞劳动教育，时而下农村走村串户，这说明平时没有进行有机的结合，等事到临头突击抓，搞了事，效果不佳，没有取得主动，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搞社会运动的那套经验不折不扣地搬到课堂上来也不一定奏效，不应丢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摆了些事实后，顺便说了句“老师遭殃”，只是说明方式方法不当而带来“遭殃”，并不说劳动教育本身带来“老师遭殃”，实践最能检验一个人是否反动，1955年初中毕业八个班，我是三班班主任，我的言行作为学校应该有档案可查。1957年高一

（二）班入学时是个差班（教导主任刘武扬最清楚），我是班主任，通过教育，接近期末时，学习成绩超过一班，调皮生变好了，体育音乐比赛获全校一二等价，校庆献礼——做花坛，我带头挑石头，寒冬腊月带头踩泥巴，老师中是独一无二的，我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感染同学们，言传不如身教，嘴上天天讲劳动光荣，就是自己不干，不会有好效果。这说明我不仅不反对劳动教育，还能身教，这不是为了说成绩只想说明一个反动透顶的人能这样吗？就算用某些积极分子的话说是“伪装”，也难以事事时时天衣无缝。当时基层承办人不全面看问题，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择其所需，抓住一点就添油加醋，任意夸大事实，强加于人定为“攻击”“反对”，纵观中国历史奸臣受宠忠臣遭贬，不乏先例，值得借鉴。

4.攻击知识分子政策、人事制度，说领导相信吹捧拍的人。

辩诉：校领导确实很器重卢学孔、杨先全、王明芝等人，这些人说话头头是道，条条有理，汇报成绩一大堆，缺点一带而过，班内情况绝非他们汇报的那样，校领导受到了蒙蔽，经常表扬这些人积极、先进，后来查出卢是隐藏极深被判刑十年的反革命，杨是多次强奸女学生而被判刑五年的强奸犯，这样的货色成了“先进”，就算提出的方式方法欠佳，主导思想也是好的，对领导的工作有益无损，对学校、学生都有好处，不知这些人与知识分子政策、人事制度有什么联系，难道党的政策和制度就集中在这几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反正不顾法律尊严，生拉硬扯，强行定罪，加害于人。

5．丑化人民军官，攻击兵役制度。

辩诉：五十年代初，有些年轻干部找一中的女生谈恋爱，其方式多以金钱为诱饵，死死纠缠不休，致使部分女走读生陷入早恋，发展到几乎每年都有非婚生儿出生，对学生健康、学习成绩以及学校声誉影响都很坏，对无辜的非婚生儿的成长与未来更是难以设想。学校本有规定，中学生不准谈恋爱，行政领导没人管，校领导也无可奈何，各班主任感到最为头痛，教育是教育，谈恋爱的照样偷偷谈恋爱，经了解，男方都是商业局粮食局兵役局和服务局的部分干部，于是我给这些局的部分干部写了份大字报，中心意思是想劝阻他们不要过早地找一中女生谈恋爱，后来不知为何撇开其他局不提，硬说是“丑化人民军官，攻击军事制度”，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无非是想将被害者的面目勾划得更反动。大字报里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攻击了军事制度？大帽子底下空洞无物，明明是挖空心思伤天害理，达到臵人于死地而后快，不知国法安在？

总之，在整风时期提意见过程中，在语言措辞方面可能有刺激性，讽刺性，甚至有夸大现象，但绝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为此，恳请党委对问题再次全面复查，落实党中央有关政策，早日纠正冤假错案。

1979.7.20

拟好约三千字的申辩书，并复写多份，决定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省地县检察院和法院，以及各有关单位，随后每天又给宜都寄去一封催促信，先后约寄六十多封，终于盼来了回音，接到小张于8月2日写给我的信。他说：“你走后我到县摘办查问了一下，并就你的情况结合我个人观点做了介绍，同时也凑集了些材料，办公室有重新复查，经过仔细审议，终于初步通过，予以改正，最后还得县委领导批准„„”。

忧喜交加。喜的是，初步通过了，有了一丝希望，忧的是，县委是否批准还要等待。日等夜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正在心中焦急如焚时，接到小张于9月1日的信。信中说：“县委已通过决议，对你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工作。目前文件还在打印，还有待法院撤销判决，这道手续完后，即可下文。”最后还说了句：“老廖，历尽沧桑，终于平反„„”，我一时百感交集，同时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下。

一星期后又接到小张9月8日的信：“首先祝贺你终于平反！通知你两件事：①改正文件已发至你单位，速携文件到县文教局报到，顺便告诉你一句，时间要抓紧，落实工作本月底结束，文件号码（79）453号，8月23日宜都县委发。②县文教局也给你单位发函，请你速办”。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这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买晚饭时，途中遇见罗司务长，听说我去了场部管教股，大概是改正书已到，吃饭时将此消息告诉三个孩子，一下子全家四口欣喜若狂。

9月13日，我到管教股，那位常坐机关的李干事第一句话就问：“最近你接到原单位的信吗？”我如实相告，他说：“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这样看的„„”我说：“我完全相信沙洋农场党委和宜都县委都会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至于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是暂时的，通过学习提高了政策水平，认识就会统一。”

旁边坐着的副股长听了大概有点不顺心地说：“不说这些，把通知书给他”。李干事一手递通知书，一面说：“你的关系怎样转？随走人一律转农村户口”，明知是难为我，我也只能向他申述具体情况：“孩子都很小，转到哪个村，人家会接受？”他说：“这我们做不了主，你到农管局去说。”

9月14日，我到农管局，接待的是一位四十左右的女同志，很通情达理，她说：“以前走到人随行人员都是转农村户口，你的情况的确很特殊，今晚我们开会研究一下通知你们场部”。

9月16日，场部通知转户口，三个孩子一同转为非农业户口。孩子们自己到学校办好了转学手续。17日，全家在家收拾一番，把要带走的破旧东西收了两担，剩下的东西也不多，就地分给了左邻右舍。然后将三个孩子托人照管，18号到沙洋买车票，晚上住在李国安家，19号早登车到黄土坡，托付好的几个老邻居早就引着三个孩子将行李搬到路旁等候，大家帮忙将行李装上车，匆匆告别。老书记也赶来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