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与腐败

第一篇：GDP与腐败

很容易进行国际比较：你找到透明国际或反腐国际的腐败指数，查阅中国的排序，然后再收集一些与中国排序相当的其他国家的腐败资料，自己估算，例如拉美国家的腐败系数。最后，应用于中国。这套方法，是数据不详时的标准估算方法——不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此外，根据王晓鲁的灰色收入研究，2009年灰色收入可能高达9万亿。假设“灰色”与“腐败”可比，则这一收入约占GDP的30%，这与上述估算是殊途同归（一致的）吧。再从个案推测，一个铁道部长的私人集团，已涉及腐败资金两千亿。每年我们有多少这样的腐败案，已曝光和更多没有曝光的？你自己推测吧。三万亿？这是下限，上限，若遵循王晓鲁灰色估算，应在九万亿的水平。即便如此，九万亿也不过养活了几十位铁道部长这样的腐败集团。以往双规的部级官员大约已接近这一数目了。况且，这是名义GDP的构成，若以今年上半年的统计为据，到年底中国的名义GDP可达四十万亿元。腐败，其实贡献了相当大部分的通胀率。这才是中国特色，却很少人注意。我列举的那位小包工头的故事，5万元的施工款，在支票上居然变成了50万元，其中只有5万元是真实GDP，其余的呢？当然是名义GDP当中的政府开支，也就是通胀因素。再具体一些吧，借助于米塞斯的同类描写，这45万元新增钞票是这样投放的：首先，小包工头从银行兑换那张50万元支票，将其中5万元用于发放自己工人的工资和他自己的利润（2万元）。其次，他将45万元赃款返还给那位官员，于是那位官员在他的党羽之间分配，这些新增加的钞票于是首先被这群腐败官员用于私人消费品的购买，但真实GDP并没有增加，所以，这些腐败官员的花销，挤占了一部分真实消费品，等价的表示就是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涨。最后，穷人，如果没有穷到连工资收入都没有，月底领取自己的工资，扣税之后，用于生活开支的时候，发现物价早已上升了，因为新钞票是最后流通到他们手里的。这样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只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才当作常识呢？

第二篇：正确理解GDP与绿色GDP

坚持科学发展观

正确理解gdp与绿色gdp

【摘 要】近年来，我国由于资源开发的迅速扩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８％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gdp与绿色gdp的含义。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gdp 绿色gdp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目标。我们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正确理解、把握gdp和绿色gdp的含义，彻底转变gdp至上的观念，把推进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

1、如何正确理解gdp含义

gdp做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衡量各级政府政绩最硬的指标，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自从采用gdp核算方法以来，gdp在我国的地位扶摇直上。但盲目追求gdp增长，也带来一些弊端。

1.1 gdp的含义

gdp英文全称为gross domestic product，中文译名对国家来说叫做国内生产总值，对地区来说叫做地区生产总值或本地生产总值。它是把一国（地区）一年中境内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净出口的总和折合成货币的值。由于gdp覆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具有国际上通用的核算原则与方法，是衡量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活动总量的国际通用语言。因此gdp是全世界通用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根本体现，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参数，尤其是在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实行宏观监控以及宏观经济分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2 gdp的局限性

如何看待gdp是当前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过去人们把gdp神化了，认为gdp就是一切，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gdp也有许多的局限性。首先，gdp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次，我国gdp增长的高消耗、高排放，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再次，我国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gdp增长在各级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中的极端重要性，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屡禁不止。

1.3 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的大小和增长率受到空前的重视，甚至有人把“发展就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就是硬道理”。这使我国在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自然环境也遭受巨大损失，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对政绩的追求使一级又一级的政府官员狂热追求gdp，甚至产生了gdp崇拜。对gdp的追求理所当然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心照不宣的职业使命。为了政绩，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演变为“让利竞赛”，靠土地生财，靠拼资源来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不惜损害群众利益，与民争利。从1996年到2003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非法占地的主体中，绝大多数是对gdp顶礼膜拜的地方政府。任何指标都让路于gdp，从追逐gdp，到唯gdp，到直接在gdp上做手脚，污染gdp。所以说，以gdp为主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2、绿色gdp的产生和由来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丰富和补充，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实行绿色gdp是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的最佳切入点。

2.1 绿色gdp的含义

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对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的破坏性影响后的余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gdp能更好地体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2.2 绿色gdp核算方法

绿色gdp核算的基本思路是将资源和环境独立出来，建立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对现行gdp进行扣减和调整，从而得出绿色gdp。简单的说：绿色gdp=传统gdp－资源环境损害＋环保部门新创造价值。也可以说，绿色gdp=(传统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这里，自然部分的虚数主要指资源环境方面的损失，人文部分的虚数指贫富悬殊等不利影响。对绿色gdp的实际测算，目前集中在对资源环境损失的测算上。

2.3 绿色gdp是全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绿色gdp是个全新的发展观，它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的科学发展观。另外它也是一个全新的政绩观，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兼顾起来。因此对每一级政府，对每一位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标准，肯定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说实施绿色gdp，必然要有观念的变革，要有科学、合理、公平的核算体系模式的确立。绿色gdp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呼吁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付出的环境代价，切莫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

3、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把握gdp与绿色gdp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我们走出gdp崇拜、超越gdp崇拜指引了方向。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使得我们开始了对gdp的校正。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科学发展观。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党中央也从政绩导向转向服务导向，从以gdp增长为中心，走向以维护市场公平为中心，以社会和公共服务为中心。告别gdp崇拜，并不意味着不再严肃地对待gdp，在很长一段时间内，gdp仍然是中国经济必须重视的重要指标。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理解和使用gdp与绿色gdp。

3.1 gdp仍是政绩考核的主要手段

科学发展观并不意味着政绩考核完全取消gdp，对干部政绩的考核gdp由总评分变为单科分，但仍是十分重要的单科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和新的政绩观，要求各级政府官员放弃唯gdp至上的思维模式，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不仅仅看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而且还要看人们生活水平、看就业、看人的全面发展，看环境是否美化了、污染是否降低了，看是否是用最少的资源环境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但是gdp仍是一切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告别对gdp的盲目崇拜，超越gdp，是为了更好地把握gdp，而不是抛弃gdp。

3.2 科学发展观并不排斥gdp

唯gdp论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忽视gdp同样也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必须以科学的、辨证的态度对待gdp，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要求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强调执政为民，维护、实现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gdp有种种局限，但gdp可以基本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及其变动情况。正常情况下，gdp的增长意味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gdp的增长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没有gdp就没有经济实力，离开gdp谈以人为本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gdp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指标。

3.3 gdp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统一的gdp，需要用合理的物耗投入和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取更多、体现人民生活全面改善、社会公平度逐步提高的gdp。因此应该把树立科学发展观同保持gdp的增长做到内在统一，gdp不应当成为各级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gdp增长仅是一种手段，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借助gdp的增长来实现社会发展。那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工作方式必须纠正。

3.4 不能神化和夸大绿色gdp

神化和夸大绿色gdp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把产生的问题，归结为gdp的缺欠，认为只要尽快推出绿色gdp核算，用绿色gdp来考核领导干部政绩就可以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一种不现实、也是有失公允的想法。绿色gdp由于其计算面临难以突破的障碍，要求统计部门核算绿色gdp来考核干部政绩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和地区环境保护的好与坏，不在于是否核算了绿色gdp问题，关键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和经济发展观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因此开展绿色gdp核算无非是要增强人们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无限扩大绿色gdp的作用，将会使其失去本身含义。

3.5 绿色gdp不可能取代gdp

绿色gdp取代gdp是不客观的想法。绿色gdp是在gdp扣除资源耗竭的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的净额，gdp是绿色gdp的基础，这一点也决定了gdp还有它存在的重要性，只有将gdp和绿色gdp进行比较，才能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耗竭的成分和环境损失的代价有多大。因此绿色gdp不可能取代gdp。

第三篇：财政收入与GDP分析

“鱼与熊掌”可兼得

——对我省财政收入与GDP关系的分析

财政收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调节经济的有效手段，两者相互依赖、互相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关系备受关注。因此保持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发展——“鱼与熊掌”兼得，对我省“十二五”规划提出的GDP、财政收入翻番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财政收入增长及与GDP比较

（1）纵向比较：财政加速增收，财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特别是“九五”以来，伴随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的不断跨越，促进财政增收的增长源不断涌现，全省财政收入连续十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近几年进一步加快到20%以上，政府调控经济运行、协调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的能力进一步增强。1996-2011年，全省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8%，其中“九五”年均增长14.6%，“十五”提高到17.7%，“十一五”又进一步加快到25.7%，2011年增长27.6%，呈较为明显的加速增长态势。

财政加快增收助推财力不断增强，全省财政收入由1995年的14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632.8亿元，跨越了两个千亿元台阶。从态势上看，扩张步伐明显加快，财政收入从百亿元到五百亿元，用了10年时间；而从五百亿元到千亿元仅用了3年时间，跨越第2个千亿元目标也仅用了3年；“十一五”以来的6年财政收入累计9425亿元，接近改革开放34年来全省财政收入的70%。人均占有财力增加较多，1 2011年全省人均财政收入达3843元，而1995年仅246元，16年增加了14.6倍。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上升较多，2011年达17.4%，与1995年比，上升9.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8个百分点。

（2）横向比较：增长快但规模小比重低，调控能力较弱 与全省GDP增长比：“九五”以来的16年间，全省财政收入有8年保持20%以上增长，有10年增长快于现价GDP，1996-2011年均增幅高于同期现价GDP 5.6个百分点，其中“九五”时期高4.6个百分点，“十五”、“十一五”进一步扩大到高4.7个和7.5个百分点。

与全国比：“九五”以来，我省财政收入增长有10年快于全国，1996-2011年均增幅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2011年，我省全部财政收入占全国的2.5%，比1995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2.8%，居全国第16位。2011年，我省全部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低于全国4.6个百分点；其中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于GDP 的9.7%，低于全国1.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7位。

与经济总量接近的北京、内蒙比：2011年，我省地方财政收入比北京少1542.9亿元，比内蒙多104.4亿元；相当于GDP的比例比北京低9.2个百分点，比内蒙高0.2个百分点。1996-2011年，北京、内蒙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分别增长22.6%和24%，高于我省3个和4.4个百分点。

与中部六省比：2011年，我省地方财政收入高于山西、江西，居中部第4位，位次与1995年持平；相当于GDP的比例比山西低3个百分点，居中部第2位，比1995年前移3个位次。

（3）来源比较：经济发展效益提升，税源不断拓展

近年来，我省财政收入之所以保持快速增长，主要是省委、省政 2 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结果。

一是缘于经济发展加快，增加了税源。“九五”以来，我省经济持续加快发展，1996-2011年全省GDP年均增长1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生产总值跨上万亿元台阶，2011年达15110.3亿元。综合实力的增强，增加了经济税源，确保了税收的增长。2011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中，各项税收入超千亿元，达1108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5.7%。

二是缘于企业效益好转，增强了纳税能力。近年来，我省工业经济保持了提速提效的良好势头，2011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312.3，创历史新高；工业利润、利税分别突破千亿元和两千亿元，达1306.9亿元和2254.8亿元，从而大大充实了税源，带动了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2011年，全省增值税收入达647.5亿元，超过各项税收的三成。

三是缘于居民收入提高，对高收入群体纳税调节力度加大。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五千元大关，2011年分别为18606元和6232元。收入的稳步增加，增多了重点缴税申报人数（2011年全省年收入超12万元申报个税的人数超过31000人），进而推动了个人所得税收入稳步增长，全年个人所得税突破百亿元，占全省各项税收收入的5%左右。

四是缘于投资与消费协调发展，营业税与消费税等税收增加较多。近年来，我省投资与消费持续快速发展，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突破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五千亿元，2011年分别为12126.3亿元和4900.6亿元，从而极大地充实了税源。全年营业税达379.2 3 亿元，比上年增收近三成；消费税202.9亿元，增收近两成。同时，投资、消费的增长，也增加了耕地占用税与契税等税收，2011年两项税达142.3亿元，占到全省地方税收的12.8%。

五是缘于专项等收入的较快增长，非税收入增加较多。2011年，全省非税收入355.3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4.3%。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125.7亿元，专项收入80亿元，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62.2亿元，罚没收入34.1亿元。

二、财政收入增长与GDP的差异性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经济税源的规模应与GDP的规模相匹配，财政收入增长也应与GDP增长保持基本同步。但受诸多因素影响，我省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并不完全同步。

一是收入分配因素。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的总和，财政收入是GDP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从初次分配看，各部门创造出增加值之后，一部分以税收、收费等形式上缴财政，形成国家收入；一部分以折旧、公积金、利润等形式留在企业，形成企业收入；一部分以报酬、福利等形式支付给劳动者，形成个人收入。从再分配看，初次分配后的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中的一部分又通过所得税、财产税等形式上缴财政。因此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自GDP，GDP总量扩张是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2010年，我省GDP中生产税净额1779.8亿元，与2005年相比，年均增长18.8%，高于同期现价GDP增幅0.6个百分点；占GDP比重由14%提高到14.4%，五年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可见，经济总 4 量决定财政收入的规模，GDP分配向政府倾斜，导致GDP增速与财政税收增幅不一致。

二是税收政策因素。财政体现了政府的意志，不仅有组织收入的职能，还有调剂社会资源、营造社会和谐等功能。因此，财政收入深受国家分配政策的影响。从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安徽与全国一样，随着国家分配政策的变化，经过了一个“V”字型轨迹，即从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中期逐步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稳步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我省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为14.4%，随后国家为了调动企事业生产积极性而广泛实行减政放权的政策，我省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逐级下降，1992年、1993年财政收入仅相当于GDP的6.9%和7.1%；1994年以后，随着政府强化宏观调控、统筹区域发展的需要，国家强化了财力集中的政策，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开始逐级回升，2011年提高到17.4%。总体上讲，我省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经历了“高-低-高”的过程，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导致的正常结果，与直接的GDP增长关系不大。如1996-2011年的16年间，我省财政收入增长了16.9倍，同期现价GDP增长了7.3倍，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上升了9.3个百分点，由此测算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中有5个多百分点是对GDP存量分配的调节，也就是说近1/4-1/3的财政收入增长是政策因素，与GDP增长无直接对应关系。

三是产业结构因素。我省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近八成，而经济结构决定着税源分布，进而影响财政收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一产低税或免税、二产税负适中、三产稳税的税收政策，因此三次产业间、不同行业间的税赋相差较大，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对GDP的宏观税 5 赋影响较为明显。2011年，我省GDP中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13.4:54.4:32.2，其中一产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居全国第9位、中部第2位。从税收结构看，由于“十一五”以来，中央与我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惠农政策，并逐步减免了农业税，致使第一产业税收所占比重逐步降低，二、三产业税收占比不断上升，成为全省税收的主要来源。2011年，我省第一产业税收仅占0.05%，二、三产业分别占到54.77%和45.18%。同时，近年来二产特别是工业持续快速增长，如“十一五”以来，全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6%，明显高于GDP（13.4%）以及一产（4.7%）、三产（10.8%）增幅，导致其对应的经济税源（税基）增幅必然高于GDP，由此产生的税收也必然高于GDP增幅。可见，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例偏高，是我省财政收入相当于GDP比例偏低的重要原因；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与二产特别是工业增长较快密切相关。

四是经济效益因素。从财政的征收对象看，财政收入不仅与增加值有关，而且与增加值的构成项目有关，如企业所得税只能从盈余中征收，企业效益好，所得税就多，反之就少，即使两个企业从事同一个行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一样大，但由于两个企业效益状况不一样，从这两个企业征收到的税收就可能有很大差异，这种状况也反映出增加值与税收的不同步现象，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企业，也可能出现在各省、市、县的GDP与财政收入的量化关系上，最终导致GDP与财政收入增长不一致。

五是核算原则与税收入库因素。GDP核算采取权责发生制原则，即在经济活动中，只要权责发生改变，就应进行统计。但税收入库则是实际发生的征税额，采用的实际收付制。统计与入库的时间往往发 6 生错位，导致GDP与税收不一致。统计核算原则与税收入库的另一个差别，就是并不是所有记入GDP的项目都进行征税，而进行纳税的项目也并不都记入GDP。例如，对教育、卫生、政府机关等非赢利性单位提供的服务，GDP计算了这些单位的增加值，但税务部门并没有对这些单位进行征税。又如按照国际惯例，GDP对居民的自有住房进行了虚拟估价，并且，由于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相当火爆，居民的自有住房市场价值应该是相当大的，但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中，并没有对未出租的居民自有住房虚拟价值进行征税。此外，目前我国设置的财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等税收，主要针对经济存量，与当年GDP流量并无直接对应关系。

三、努力促进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发展

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是宏观税负的重要指标，它既反映了政府财力的集中程度，也体现了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结构优劣状况。但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非常复杂，分析把握财政经济运行情况，不能简单以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高低来评价。因为，与高税负相对应的可能是“强”，同时也可能是国家所“不鼓励”或“不提倡”的；而与低税负相对应的则可能是“弱”（如农业），也可能是国家鼓励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在“高”的背后，可能是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如资源产业比重过高），也可能是经济效益较高，所以不能简单以高低而论。

从短期看，GDP与财政收入增长不同步是一种“常态”，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上下波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尽量使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比例过大，财税负担过重，则会加重社会负担，减少原本应当归市场支配的资本量，就会影响或 7 抑制经济发展；反之，比例太小，则会减少对经济建设的支出，又会影响或降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只有保持合理的财政收入规模及比例，才能促进财政和经济协调发展。而且，还可以起到保持经济稳定、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从相互关系看，经济决定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又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财政收入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才能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就我省而言，发展经济、提高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例既很有必要，也很有发展潜力。一方面，近年来我省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财政收入与经济保持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另一方面，我省财政收入占比虽呈稳步上升态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财政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仍不相适应，特别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在上世纪末就达30%—40%，发展中国家也在25%以上，比较而言，我省提升的空间比较大。

今后一阶段，要千方百计扩大经济总量，实实在在扩大、夯实财源基础，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财政收入与GDP协调发展、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双赢，推动财政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培育经济税源。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系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源远则流长，根深则叶茂。要突出培育财源抓发展，这既是扩大经济总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张财力的现实选择。因此，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实现我省经济发展的全面提速。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将经济体制改革向多领域、多行业拓展。实行更加开放的投资准入和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地引进项目特别是重大产业项目，通过项目带动，投资拉动，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二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直接影响着税收结构及其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在优化升级上做文章。目前，我省产业结构中“农业不优、工业不强，三产不活”的矛盾仍很突出，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为此，一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经济综合效益水平。二要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步伐，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培育工业新增长点，实现工业对经济、财政的双带动作用。三要支持信息咨询、技术服务、现代物流、法律、会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培育有发展后劲的财政增长点。

三是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从财政收入的来源看，蕴涵于经济发展水平之中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影响财政收入的重要因素。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产品附加值，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物耗降低，经济效益提高。产品附加值所占的比重提高，财政收入也就会随之增加。要积极推动经济增长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努力开拓效益财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项目的发展，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牵动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是食品、医药、纺织、机械、化工等，提高其高端产品和最终产品比重，增加这些行业的附加值，促进其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撰稿：邹珊珊

审稿：过劲松

核稿：张明俊

签发：张培胜

第四篇：绿色GDP

一、绿色GDP的意义

研究和实施绿色GDP，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绿色GDP有利于科学和全面地评价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准确计量，我们就能知道为了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环境代价，从而可以使我们客观和冷静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及时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损失。

第二，绿色GDP可以为干部政绩考核提供新的评价标准。我们对各级干部进行环境保护绩效考核，是为了促使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目前环保考核主要是用若干环境保护指标，以后绿色GDP研究成熟并作为干部考核指标后，可以使干部环保考核更具有科学性。

第三，绿色GDP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绿色GDP是一套公开的指标，通过发布绿色GDP，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同时，公众通过绿色GDP，能直接判断一个地区环境状况的变化，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

第四，绿色GDP有利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绿色GDP作为关系到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公共信息，必将促进政府更加关注本地的宏观发展战略，使政府从热衷于具体项目管理转向做好发展规划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第五篇：论GDP与绿色GDP及其选择

摘 要：GDP指标因其较其理论上的缺陷和操作上的困难，尤其不能反映资源耗减、环境退化的状况，加之 GDP 核算数据质量不高，使之饱受争议；在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上，国内外较一致的目标就是建立绿色GDP核算，但其核算在技术、资料、条件等诸多方面尚有困难，远未成熟，加之绿色GDP 作为一个指标也必然有其局限性；现实的选择应该是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GDP；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及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等诸方面着力提高其核算质量；积极推进绿色GDP核算各项准备工作。

关键词：GDP；绿色GDP；比较研究；选择

一、饱受争议的GDP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GDP本身具有缺陷。第一，它只能反映生产最终产品的规模，不能反映经济运行质量，如可持续发展状况即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而且GDP没有将生产活动的建设性与破坏性加以区分，将所有活动视为正价值而加入总量，使之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经济情况，有时甚至是荒谬的，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会使GDP增加，过度采伐森林资源，环境破坏而GDP相应增加；洪灾的发生、修建提坝，GDP随投资及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产品的生产排出有害物质，GDP因其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环境污染致病人增多，GDP随医疗产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生活质量下降，而GDP却在增长，这显然有违社会生产的初衷。第二，不能准确反映国民收入、福利及财富状况。由于经济开放程度不同，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使GDP 不能准确反映国民的收入情况；福利水平不仅与货物和服务的数量有关，而且还受自然、政治等诸因素影响，而疾病、地震、战争等造成福利水平下降，GDP却额外增加，因工作等原因人们并没有因收入增加而消费更多的产品或从事休闲、享乐等，足以说明GDP 不能准确地反映福利状况；而SNA 核算中，就“扩展的财富”而言，财富的内容本身就不全面，加之，GDP的增长与财富的增加并不完全一致，同样造成GDP 难以准确反映财富状况。第三，在国际比较的可比性方面存在不足。联合国SNA（1993）指出：“SNA是以一种标准的国际通行的概念、定义和分类形式向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报告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体系。……SNA设计时就打算以灵活的方式进行实施”，而具体实施中的充分灵活性，使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管理要求等不同的情况下，核算的内容、方法不完全一致，显然造成其国际比较时可比性的不足。比如第三产业核算内容、方法上的差异；固定资产折旧处理上的不同；各国经济的发达程度、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同样的家务劳动对GDP的贡献不一致；非法经济、地下经济因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使其核算内容和方法上差异很大等等，都明显地影响核算结果的可比性。

第二，从具体操作层面上，GDP核算涉及面广，资料要求高，尚有诸多方面需进一步完善。基础资料缺口很大，口径不一致，难以支撑GDP核算对庞大资料的需求。二十多年来，我国在不断完善GDP核算方法上取得进展，但就其核算所需资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统计体制构架中，没有一个具有权威和足够协调能力的机构，统一协调全国的统计工作，致使其资料来源渠道多，口径不一致，一方面加大了GDP 核算的难度，另一方面极大地制约着其质量；如前所述，我国“十一五”规划中，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到2010年要达到43.3%，足以说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服务业统计现状是国家统计局对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业以及所有服务业的劳动工资和就业人数进行统计；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其管理的企业进行主要满足行政管理的行业统计；而相当部分行业如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广告业等的数据则来自分散的企业；由于各自目的的不同，指标范围口径不一致以及不具有隶属关系的系统外企业的遗漏在所难免，资料来源的如此状况，何以确保其核算质量？并由此派生诸多问题，如在GDP核算中估算的比例过大，且方法粗糙。根据联合国SNA（1993），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其中占很大比重的非市场产出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水利管理业和地质勘探业、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保障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因其数据限制，其增加值常规年份只能根据第三产业普查年份的增加值率推算，而两个普查年份相隔10年，均用其系数推算，显然有失客观；再如我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从方法上只是生产核算而没有使用核算；从时间上只是累计的季度核算而没有分季度核算，使季度GDP核算的反映和分析功能受到极大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础资料缺

乏所致；又如不变价GDP核算涉及到经济增长率的计算，由于资料缺口如服务业生产价格的缺乏，使之尚有相当的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当然，也有协调和完善各种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的问题等，凡此种种，说明从操作层面，GDP核算面临很大困难。

第三，从GDP核算资料层面上，其质量不够高，已经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各县区生产总值及其增幅的综合，相当程度地高于省市生产总值及增幅；而各省市生产总值及增幅的综合，又相当程度地高于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幅，当然其中有体制上的原因，但普遍存在的如此超常现象，从一个角度让人们有理由质疑GDP核算的质量；另外，我国按国际惯例对GDP历史数据进行过若干次修订，甚至有时数量巨大，一方面表明统计工作者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我国GDP 核算资料确实质量不高；第三产业普查数据详细，通常是把普查年作为专业统计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基准年，其所获数据及比例关系和系数，作为非普查年份核算的重要依据，并对相关数据进行调整，以我国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为例，2006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以经济普查年份GDP数据为依据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修订的结果，总体上不论是总量还是增幅都有较大幅度上调，就第三产业增加值而言，比原来增加了2，800亿元，增幅高达30%，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31.9%调整为40.7%，并使国内生产总值扩大了10%；经济普查GDP上调了23，002亿元，上调幅度高达16.8%，增幅也有相应修订。

第四，从资源、环境的现实层面上，资源溃乏、环境恶化已成共识。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延式的模式，资源环境问题已非常突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新世纪头20年，中国人口将持续增加，经济总量将比2000年再翻两番，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此背景下，关于对GDP的狂热追求乃至对GDP 本身多有微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承载厚望的绿色GDP

实际上，由于上述诸多原因，GDP 核算产生至今，其不断完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其不断的争议，也是不断研究克服其局限性方法或探索新的方式的过程。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GDP 不能反映资源耗减、环境恶化等的问题，基本研究方向一是提出辅助指标以弥补其不足；另一个就是确立替代性指标；对第二个研究方向人们投入大量精力，许多学者、研究机构、国家及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取得一些理论成果，在方式方法上也有诸多实践，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国内外相对统一的认识和目标：就是建立绿色GDP核算。绿色GDP即是资源环境成本纳入GDP核算，并作为经济生产的成本予以扣除，由于其对资源环境之利用消耗的反映，较传统GDP 而言，又称为绿色GDP。

近半个世纪以来，绿色GDP的研究和实践，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了突破GDP的局限性的必要；另一方面说明此项工作的艰巨性，尽管理论上不乏成果，实践上不乏经验，但离全面实施绿色GDP 核算尚有相当差距，一则各项研究和实践多为零星的、局部的；二则即使2003版《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也仅提供了一些建议性方法，难以全面实行，其自身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加上下列诸多因素的考虑，我们必须正确、全面、客观地认识绿色GDP。

首先：绿色GDP是在GDP 核算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资源因素核算，GDP 核算本身的其它一些不足仍然存在，如：未能将生产活动的建设性与破坏性加以区分，所有活动均视为正价值而记入总量；不能准确地反映国民收入、福利及财富状况；核算资料缺口较大、质量有待提高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可能通过实施绿色GDP 核算本身可以解决的，相反在有些方面尚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而将环境资源核算引入GDP 核算，必将对GDP 核算本身产生冲击，操作层面上尚有诸多方法技术问题有待研究。

其次，环境资源的定价有困难。环境以社会经济系统作为考察对象，是指影响该系统的所有外部因素的总和。资源（指自然资源）则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包括物质资源和生态资源。一则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困难，既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又有法律工作的缺失，产

权不明晰具体核算自然难以操作；二则环境资源市场定价困难，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备的市场甚至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场，无法形成经市场确认的价值，使之定价极为困难，如物质资源通常以类似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价格标准估计，这种估价因人为因素而难以保障其真实客观性；而生态资源价值却无法估量，太阳和空气对人类生产乃至生存极端重要，它的经济价值有多大？生态平衡的破坏更难估价，野生动物的灭绝、天然植被的流失以及微生物对水土的改变等几乎是不可能估价的；显然环境资源的定价困难，是其纳入GDP 核算之中的根本性障碍之一。

再次，自然资源的消耗尤其是环境评估及其污染的损失量化困难。测算浩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生态资源的消耗，量大、技术要求高，十分艰巨；而环境评估特别是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的量化工作，更几近不可能准确客观，这是因为由水体、大气、土壤、生物等媒介组成的环境，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而现有的估算方法要么难以实施，要么过于粗糙，上述表明无论是环境资源的量化、还是其定价都包含着普遍的估算，说明即便实施绿色GDP核算，由于主观因素，而使其真实、客观性受到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虚拟的结果。

再其次，绿色GDP核算本身尚有诸多技术或方法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如何与GDP核算理论和方法的衔接？环境成本扣除了，但环境效益是否应计入？如何评判和记入环境效益等等。

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Vol22，No6

三、结论

第一，正确认识统计指标的功能。作为反映总体数量特征的概念，它具备一定的名称、方法，更有其内涵的口径要素，决定了任何一个统计指标都只能反映总体某方面数量特征，完成相应的功能，要反映各方面的情况，满足各项要求是不可能的，也有违科学精神，GDP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更多的争议，似乎来自于对其功能定位的认识模糊或任意扩张，让它承载了太多不能完成的任务，既使实施绿色GDP核算，它除了自身仍然有缺陷，其功能也只不过是一个指标而已。

第二，合理使用GDP。首要的是淡化生产总值的考核职能，地方官员对GDP的追求，一方面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程度不同的干扰核算数据；其根本就在于现行体制下，GDP被当成地区间比较的非常重要指标，而且普遍作为考核下级的主要指标。实践中，考核体系是必要的，但它是一个导向，给地方GDP增长减压或建立一个更多反映民生、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作为考核或比较依据，可能会取得多方面的效果。另外，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GDP要更多地关注其局限性，采用诸多指标，补充、完善，以求客观真实。第三，在没有包括绿色GDP在内的其它更好指标之前，GDP仍然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问题是如何更好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反映经济运行整体状况是客观需要，绿色GDP核算尚远未成熟，而既使实施绿色GDP核算，因其仍以GDP核算为基础，故而，GDP的使用仍将是有益的，而在理论、方法上更进一步研究，逐步克服其局限性，也就成了我们应关注的重点。它不仅提高了GDP核算质量，同时也是朝着绿色GDP核算方向努力的一部分。

第四，现行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实际上，GDP受到的争议，相当部分来自于其核算质量，而国家政府统计系统就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推出诸多措施，如GDP核算的联管联控制度、下算一级制度等，都是针对核算数据的抗干扰能力，但其自身尚有待研究而效果很有限，如下算一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GDP数据的出口，但基础资料的来源仍无法控制。问题的根本之一在于现行统计管理体制下，统计数据受到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出路显然在于现行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调整现行的统计局隶属于同级人民政府的格局。

第五，加强调研，积极稳妥、逐步推进绿色GDP核算准备工作。可持续发展已成共识，而资源环境对生存和发展质量的影响将愈加明显，人们对其关注有增无减，更加迫切要求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耗减、环境变化的情况。加强对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在可行的方面逐步推行、方法上不断完善，既使在某些方面暂时不能实施，但逐步积累、扩展总是需要的，也许很难达到严格意义上的绿色GDP核算，但毕竟在接近，更加有效地弥补的GDP核算的不足，当然，也符合时代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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