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评批语言学视角看当今大众传媒与女性

第一篇：从评批语言学视角看当今大众传媒与女性

从评批语言学视角看当今大众传媒与女性

摘要：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大众传媒与女性研究在当今国内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女性，作为社会结构中弱势群体的代表，在大众传媒中无论是作为主体还是客体依然享受的是不平等的权力，这主要表现为女性在媒介行业中从事的大部分都是边缘工作、大众传媒依然将女性形象刻板化。大众传媒语篇所透露出的女性仍然处在一个男权社会，依然受着男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形象建构。本文从批评语言学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当今大众传媒与女性的关系作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表明了媒介文本所建构的女性在当今社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女性的身份和地位依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

关键词：权力 意识形态 大众传媒

1.研究渊源

大众传媒在当今社会中早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社会性别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石。自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对媒介与女性的研究就生机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在学术界，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被列为新闻传播学与女性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社会性别分析常常将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大众传媒、父权制度中女性的从属地位等概念相联系，检验媒介中的文本建构方式，揭示了媒介潜在鼓励女性在父权社会结构中的从属地位的本质”（刘利群，2004：4）。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仍然处于较低的地位，媒体行业中男女两性的关系仍处于“核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女性为特定服务对象的媒介也仍然有限。这主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待媒介与女性的关系。

大众传媒与女性的关系还可以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来审视。批评语言学“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丁建新，2007：23～24），它以语篇为中心，而大众传媒是语篇的一种形式。女性在大众传媒中无论作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一定意识形态的体现。女性在大众传媒这一实现和产生意义的场所中，是弱势群体与被统治阶级的代表。即便是在新闻媒体从以“传播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中，部分传媒受经济利益等驱动，忽

视包括女性在内的弱势群体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从现实的语篇（这里主要表现为大众传媒）中批漏出隐蔽的不平等权力和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为弱势群体（这里主要表现为女性）说话，是本文的一大目标。

2．权力和意识形态

根据福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的解构，“权力不再是以统治主体为中心而单面实施，它也不再是只限于政治和国家活动的范围内，而是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实际社会问题。”（高宣扬，2005：1115）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大众传媒对女性施加的不平等权力尽管隐藏在不同的话语场景中，但只要仔细分析便会很容易发现，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定义以及女性在媒介行业从事的工作和所占比例都充分体现了权力的不对等。

在批评语言学中，有些批评语言学家（比如福勒，引自辛斌，2005：9）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中性概念，指出它与“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关”。而汤普森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的看法更具有参考价值：“意识形态可用来指意义在特定情况下为权力服务、帮助确立和维护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方式„„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重引自辛斌，2005：

10）。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描述其实就是男权制度下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的表露。

3．女性媒介形象分析

现今学术界在文本领域对女性媒介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电视、电影、女性杂志和广告的内容分析上。在这些媒介语篇中，女性大都被赋以固定的刻板印象（英文为stereotype）。

在现实社会中，性别的刻板印象主要包括对男女两性的性格、形象、智力、社会分工、家庭角色等方面的定型化（刘利群，2004：156），比如男性往往是理性、勇于探索、坚强的代名词，而女性往往被冠以感性、柔弱、被动等形象。而媒介的刻板印象是指媒介对这种刻板印象的再现、复制甚至强化与夸大。如琼瑶小说中好女人一般都是温柔、善解人意型的，古装电视剧里也常常出现“红颜祸水”这一宿命的结论。女性杂志内容不外乎是时装、化妆品，好像女人天生就只懂得消费、赶时髦„„而广告中出现的女性要么就是一个时尚、跟随潮流的靓

女，要么就是一个为全家“鞠躬尽瘁”的贤妻良母。广告中的职业女性，多以秘书、护士等服务型、辅助型职业为主，大都是“温尔文雅”的“现代花瓶”。即便是遇上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也往往被描绘成家庭或个人生活不幸。而这种不幸又是由于她们忽略了家庭责任而出现的不幸结局。就算是素以客观真实而著称的新闻报道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对待。有学者曾对各国黄金时段新闻事件的消息来源作了调查，大约3 /4的是以男性为主要消息来源，仅有6%的新闻以女性为主要消息来源，并且她们大部分以亲属或妻子的身份出现，女性仍然扮演着边缘的点缀角色。这是因为，报道的事件是客观的，而报道这些事件的人却是主观的。正如相机不会说谎，但拍摄照片的人会说谎。媒介控制者们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强加于这些媒介语篇中，在当今这个提倡男女平等的社会里依然奉行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

以上种种大众传媒文本的构建其实都是处于同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在这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权势关系（男性的强势，女性的弱势）以及维持这些权势关系的价值观念（父权制度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一直根深蒂固而从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媒介中女性刻板印象所折射出的意义，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或中介（大众传媒），产生与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中（男尊女卑），与一定的主客体相联系而存在并得到解释：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性别歧视的倾向，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处境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改善。“结构和权势关系是社会典型的构成方式”（丁建新，2007：4）。两性在当今社会各个领域构成结构也表明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一个男权社会时代。就以媒介行业为例，在媒介集团的领军人物几乎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据《广播与有线电视》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最大的25家媒介集团中，首席执行官无一女性。女性群体仍是媒介行业中的弱势群体。

伴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女性在媒介作品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但从整体来看，媒介作品还是经常把女性的生存空间限定在家庭内，限定在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上。无论是广告，还是影视作品，女性的价值很多时候都界定在美丽、温柔、依顺和性感上。实际上关于男女性别的宣传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文化。女性的优秀体现在道德品行的完善上。一个典型人物就是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

《渴望》可以说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影视作品。它一经放映便引起很大的反响。女主角刘慧芳隐忍、忘我、默默承担一切的形象回归了中国传统的妇女形象，成为中国男观众择偶的标准。影片创作者讴歌女主角的善良，并且把这种善良推向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部作品的价值取向却是否定女性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刘慧芳放弃了一切自我发展的机会，作出利他的选择。在消解自我的过程中创作者将慧芳推向善良的极致，推向最为传统性别角色认可的母亲位置，从而将两性性别角色更加定型，成为一个最为男权文化认可的母亲角色。传统文化包括男权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消解在慧芳形象的塑造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创作者关于“男主外女主内”、“好女人就是成功男人身后的默默支持者和帮助者”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诠释。总结

大众传媒在担负提供信息、娱乐等产业功能的同时，还应肩负起宣传教育的功能和社会责任。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媒介传播对于提供男女平等的社会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批评语言学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当今大众传媒与女性的关系，为受到偏见的传媒中的女性说话，是本文的目标和尝试。

参考文献：

1.丁建新.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刘利群，曾丹娜，张莉莉主编.国际视野中的媒介与女性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4.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5.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第二篇：从《在医院中》看女性视角

从《在医院中》看女性视角

丁玲的这篇小说《在医院中》并不是一篇有着沉重笔调的小说，也不并难理解。读完一遍之后给人最大的感觉是无奈。陆萍从抗拒被派往新医院，到不得不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前往，再到在医院中与医院体制、安排等不断抗争，再到最后重新回归学习，可以说陆萍虽然在医院的时候对医院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当她离开后，虽然结尾并未加以描述，但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到，整个医院仍然会以之前的模式继续运作，不会因为陆萍的到来或离开有任何影响。或许在刚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就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年代下革命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失败斗争，但仔细阅读会发现，文章所设定的角色身份、环境都是经过特别安排的，包括陆萍的产科大夫身份以及医院中各种女人角色的刻画。所以我们真正从这篇文章中所读到的应该是丁玲以她的切身经历为大背景，通过独特的女性视角所对于当时社会女性身份的解析。

《在医院中》这篇文章是丁玲从南京离开奔赴陕北深入革命基地之后所创作的，这在经历上与文章的主人公陆萍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丁玲并非陆萍。陆萍眼中的世界完全是丁玲为陆萍所描绘的一个独特视角，但我们所看到的陆萍这一身份以及她在周围世界中的角色才是丁玲眼中的陆萍以及丁玲的视角。

在谈到小说创作的缘起时，丁玲写道：“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我很爱这些年轻人，我喜欢她们的朝气，然而我讨厌她们那种脆弱，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

我认为陆萍确实是丁玲希望用来刻画成的那个肯定的女性，但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中我却并没有看到陆萍的成功，也就是说这个肯定的女性并没有如作者期望那般成功出现于当代社会之中。但作者想构建的女性视角却可以十分的清除在文章各处体现。

首先我希望从细节之处分析一下文章中我所能看到的女性视角。

在文章开头就写到，“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又穿着男子的衣服，简直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在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的探照荒凉的四周。”读到后文便可以发现，陆萍其实并不十分愿意来到这里，但她之所以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一是在于她怀有很大的希望，她擅长在并不令她满意的现实生活中找到用来安慰自己的力量；二是在于她不希望自己被别人看作是什么都不能做的脆弱的女性，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本就是在当时社会容易被人所不重视的角色存在。之后说“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就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的。”可以看出陆萍认识到了自己这种女性身份所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有利之处也已经学会如何利用。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但一定层面上体现出人们在潜意识里是将男性与女性区分开来的。女性被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上，这也是为何女性以轻松的方式讨好上司又不被认为是卑屈。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地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这可以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感性心理的解释。这一段自白体现出陆萍善于在精神层面给予自己慰藉，这也为后文作了铺垫。之后，陆萍所遇到的最先两个女人，从作者对她们的描写“头发乱蓬得像个孵蛋的母鸡”“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大而无神的眼睛”以及她们的话语就奠定了她们与陆萍之间明显的差异性。再之后对陆萍“室友”的详细介绍，就可以看出她们虽同为女性，之间的隔膜却显而易见。“可是你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她那些粗话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么骂着的时候，也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她的粗话是向男性学来的，但是并不让人觉得猥亵是因为她本身是女性角色，这里体现出她是有意向男性学习他们的语言行为，而不是像陆萍之前那样至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女性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本。在医院中，女性的角色并未得到特殊的对待。正如后文见院长时，“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

文章也许看起来是确实一位时代知识女性与落后的体制所进行的抗争，但仔细读也不难发现，即便是对于知识女性，她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对她造成的压制与影响。比如“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意思。才进去两年，她自己感到她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在产校仍整整住了四年。”是她的父亲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哪怕她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最终还是不得不服从。这也体现于在之后党组织安排她来到医院，她确实做了抗争，但最后还是说服自己接受现实，并从精神上灌输给自己“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这一思想。” “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即使陆萍已经调整好了愉快的心情来到医院，她在医院的生活也并不顺利。作为一个女性，她在医院的地位可以说完全不被人们所重视，即便她每天辛苦劳累甚至是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工作，人们对于她的态度也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既定思想中，女性的责任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为家庭传宗接代，至于别人的操心事不需要你来在意，医院也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生产的场所而非服务的场所。“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绝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但作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听的人都很有兴趣地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有什么。”为何陆萍的想法如此新颖但却完全不被人们所接受？一个原因是因为落后的制度早已深入人们的骨髓，人们因为缺乏知识而不愿创新；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我想是因为这些想法的提出者是一个女性，人们对陆萍的看法可以说就是：“好好的姑娘不在家生孩子，跑这来当医生，还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之后出现了陆萍的两个朋友。他们在精神上与陆萍相通，但“两个朋友都说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两个朋友所说的“理智”，可以说是对于现实的服从。但他们口中陆萍“太过热情”，也并不无道理。陆萍确实是一直在与制度“抗争”，但也不难发现这种抗争大部分是“精神上”的，她一直在对医院的人们进行“精神洗脑”，因为她也无法做出更为实质性的举动，毕竟她是一名女性。

最后的手术室毒气中毒事件可以看做将矛盾推向了高潮。陆萍失望了，她以无力再同这冷漠的环境斗争，她的热情快被消磨殆尽。正在这时戏剧性的出现了无脚病人。这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是一个激发了陆萍心中全部女性情感的人物。他以一种极为感性的方式让陆萍看清，“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

支持下去的。”这几句话让陆萍最终选择离开，重新回到了她的学习道路上。“她真真地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这与她来时的心情无异。所以可以说，陆萍的到来不仅是对于医院，甚至对于她自己，都不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结尾说“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看似文章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其实完全没有。陆萍在医院的生活正如无脚病人所说，是“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她不满于医院的体制，为防止自己也被这样一种体制同化，她不断斗争，但只是浅表性的精神斗争，完全没有涉及到矛盾的核心。

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丁玲的这篇文章是虎头蛇尾，我认为并不。她设计这篇文章的结尾时恰巧就真真体现了在女性视角下作为女性的感性心理所可能发生的情况。易于被感性的劝导所改变，易于给予自己心理安慰。这也是为何她要写这样一种看似“无用”的斗争的意图所在，她不是为了写斗争，而是为了写“女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思想的弊端，但为何会出现这种弊端呢？因为自古以来社会对女性的定位使然。

《在医院中》中陆萍的悲剧可以管中窥豹的表明，新的历史背景下，女性依然背负着沉重的性别牢笼，是非主体的社会与个体存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篇反讽性文章，在斗争的旗帜下掩盖着作者以女性视角对于现实社会情况的揭露。这样一种无果的斗争根源在于传统男强女弱的社会文化地位，其发展则是由于女性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社会情况下所随之产生的思想束缚。陆萍是“孤独”的。她有着斗争的精神，但无人引导也无人支持，最终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从《在医院中》看女性视角，我想反观现实，看到文章对于当代社会女性解放的借鉴意义才是作者的主要意图。

阚远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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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参考文献：

陈智慧依然沉重的性别牢笼---丁玲《在医院中》的性别解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第23卷 P91-94

李晨在医院中《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P98-110

第三篇：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古典爱情诗歌里的隐喻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古典爱情诗歌里的隐喻

肖建华

（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山西 忻州

034000）

摘要：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它还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典爱情诗歌，指出诗人要通过意象隐喻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图像化，从而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诗歌所表达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认知；隐喻；古典爱情诗歌；意象

一

“白云西上催归念，颍水东流是别心”（刘长卿《颍川留别司仓李万》），这首诗意境优美，含义深远。诗人用自己独特的笔调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情感，用流水比喻愁情，水的连绵不断，恰如愁情挥之不去。以流水白云为对象，让我们体味到那种离情别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诗人就是通过隐喻来创造一首首优美的诗歌的。那么我们又是如何体验到诗歌背后的那种深远含义呢？

当代西方认知理论强调人类语言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孤立的结构系统，而是足以使得人脑将经验概念化的一般的认知过程。近年弗雷曼（Freeman）创立了新的学科——认知诗学。这一学科重在阐述人类心智建立和连接抽象概念的内部机制和过程。这一理论认为，认为隐喻就是通过映射将源域中的身体或文化经验图式结构投到抽象的目标域中。诗人和普通人享有的基本的经验图式、思维模式及拥有的心智能力是相同的，所以，普通读者能够和伟大诗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并能深入理解其作品的内涵。例如，我们常以旅行，一年或一天的经验图式构思生活这一抽象概念。“生活是旅行”的图式让我们会想到“爱是旅行”的图式，相爱的人对应旅行的人，爱的关系对应旅行中的工具，相爱的人的共同目标对应旅行上的共同目的地，关系中的困难对应旅行的障碍。“爱是旅行”是隐喻“生活是旅行”的具体表现。了解了这样的图式，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明白“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是隐喻生活中的羁旅情愁，而不是骑马漂泊旅行，也更能理解王实甫《西厢记》中：“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抒发的也是离别的伤感而非简单的送行。隐喻的认知功能在西方已得到语言学家的充分论证并声称其具有普遍性。

二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证明，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其实也是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而存在。隐喻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麦克斯·米勒认为：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法，求助于含糊而多歧义的语词。隐喻由修辞到思维方法，逐渐获得了一个普遍化的地位，而且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法，就像我们只要表达思想就得使用语言一样，我们只要认知世界与人交流就脱离不了隐喻思维。

中国是诗歌王国。中国诗歌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当今虽新诗不断涌现，但我们从未间断与古人的精神交往，赏析他们不朽的诗篇。例如我们千百遍地解读王维的诗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试图体味诗人真正的心声。据说王维的这首诗本是送给好友李龟年的，天宝之乱之后，李龟年流落江南，经常为人演唱这首诗，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落泪。但是现在我们却通常用这首诗来隐喻男女之间的相恋相思之情。把红豆写入诗歌表达爱恋之情的还有，“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温庭钧《新添声杨柳枝词》）这是一首感人的男女爱恋的诗，诗中用红豆嵌在骰子中，隐喻对对方入骨的相思之情。情深至此，也足以令人感叹不已了。纵观诗坛，诗人还喜欢以流水隐喻愁情，这方面的名句名篇多不胜数：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刘禹锡《竹枝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对此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思索就能体悟其中比喻。西方认知科学认为，人类思维就是通过大量基本隐喻对事物进行概念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通常是无意识的，自动的。我们之所以能理解诗歌蕴含之意，因为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同样的思维机制构思生活，诗人高人之处只在其更善于对常规隐喻加工，组合，延伸，并以此捕获人们的感知，激活人类的心智体验。由此，隐喻不再是诗性思维的特质，而是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共有的特点；隐喻对于人的思维和推理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手段。

三

诗歌是表达强烈情感的一种方式。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浓缩。《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指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的确，人们在表达强烈的情感时，必须用诗歌，因为它能表达最深入、最直接的感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强烈的感情往往导致诗人产生与日常思维不同的概念化过程（想象 幻觉）。这一概念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日常生活和体验的偏离。这种偏离会导致表达的冲动，而情绪激动时人们选择的语言手段必须服从这种特别的体验。而对诗歌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进入诗人创作诗歌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去体验他诗歌创作时的概念化过程和情感体验。

例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凤。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诗以落花为媒介，用优美流畅的语言表表达对年光流转、红颜易老、生命无常的感叹。为了传达一种感受，诗人脑海中形成了梦幻式的现实与理想结合的概念化过程，并将此化成了相应的语言表达，读者随着文字的指引，进入诗人所描绘的世界里，去感受诗人的情感体验，同样也体会到了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这一概念化过程可以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手段表达。语言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作为诗人进行雕琢的原材料，以表达相应的情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的语言往往是偏离了日常语言的，在语音、词汇方面都表现突出。

通过语音可以表达特殊的情感体验。人的精神处于亢奋状态时，会情不自禁地诉诸于声音。诗歌的韵律是诗意表达的自然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语音表达，成为了诗意的符号和象征，甚至成了一种作诗者必须遵守的程式。诗人凭借语言的声调、音韵、节奏来表达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他们在构词选句时，注重挖掘语言内在的音乐美的基因，注重语句的抑扬顿挫，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快慢，使之读着朗朗上口，韵味十足，给人以韵律美、句式美、风格美的美感享受。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秦观《江城子》）诗歌篇幅不长，却五音繁会。诗人以凝练晓畅的语言，韵律和谐的音调，抑扬顿挫的节奏，跳跃多变的句式以及错落有致的诗行，抒发着内心的感慨与哀伤。

诗歌意义的表达，除了语音，主要还是靠词汇。选择不同的词汇，诗的意境会截然不同。在诗歌创作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三年得两字，一吟泪双流”，用词的讲究和用心非同寻常。

汉末《古诗十九首》中有歌咏牛郎织女为天河阻隔的诗篇：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诗从女性角度入手，描写织女的机织生活，写她因相思而无心织布，泪零如雨。最可感慨的是：诗中不写河汉宽阔无边，而是强调它“清且浅”，二人相距并不遥远，却只能隔着轻盈闪烁的水光含情相视。这才是让人心摧骨毁的伤痛、地老天荒的遗憾。“迢迢”“皎皎”“清且浅”“盈盈”“脉脉”这些词把整个诗歌的气氛烘托了出来，触发了读者想象的空间，感同身受，创造出一种悲伤无奈的意境。我们可以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框架理论来解释诗歌中的这种触发作用。框架理论认为，每一个词都与相关的词构成一个网络，一个词的理解依赖该词在这一网络中与其他词的关系。“迢迢”和“远离”，“盈盈”和“娇柔”，“脉脉”和“含情”，“清且浅”和“遗憾”等概念相关。仔细体会，诗中用到了隐喻，把属于一类事物的特征映射到另一类事物上，触发了不同的情景，激活了相关的认知框架，给人一种新奇和意外的感觉。

诗人为了追求新奇，获得触发的作用，有时会刻意回避可以直接表达的词语，不用抽象的直白的语言表达情感，而是要借助意象隐喻来表达。一方面表达情感体验中不同的意象的感受，一方面通过隐喻激起读者大脑中的意象空间，达到特殊的表达效果。“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中国传统诗论实指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诗歌创作过程是一个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是对生活的再现过程。作者对外界的事物心有所感，便将之寄托给一个所选定的具象，使之融入作者自己的某种感情色彩，并制造出一个特定的艺术天地，使读者在阅读诗歌时能根据这个艺术天地在内心进行二次创作，在还原诗人所见所感的基础上渗透自己的感情色彩。如我们提到的古典爱情诗，很少有直白的描述，而是用一种饱含深情的意象，作委婉的表达。例如：宋人李之仪的《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一对有情人被江水阻隔，又共饮一江水为不幸之幸，江水于他们既是痛苦的根源，又是精神的慰藉。诗人以这种既是阻隔又是沟通的矛盾统一，将爱情写得缠绵悱恻。造成阻隔的水自然是无情之水，沟通情感的水又是多情之水，水意象因水的不同作用，也具有不同的情感意义。

再看在其他的爱情诗中所用到的不同的意象。古代文人墨客为表达相思之苦，留下了许多声情并茂、动人心魄的诗词名句。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长相思》）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干。李煜《拟破浣溪沙》）

这两首词，都是以思妇为题材，但表达了不同的心境，也传达出不同的韵味。《长相思》是晚来依楼，曲折的水流把绵长的愁思延成缠绵的情韵，月光又映衬出相思女子的哀怨忧伤，虽着眼于“愁”、“恨”、“思”，写的却是“爱”，言简意丰，词浅味深。《浣溪沙》则深夜“倚楼”，把边塞细雨、凄清的笙乐和“倚楼”人的泪珠交融起来，充满了感伤和哀怨，因无人倾诉，无人会意，只好“倚栏干”，结尾这三字有“说不尽之意”，把人物的凄苦、孤独、盼望与忧怨都包容进去了。

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柳永，在许多写离别伤怀的词里更有不少“倚楼”的描写。如《八声苦州》：“想佳人……争知我，倚栏干处，正恁凝愁。”《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都写得痴情回荡，又缠绵悱恻，着实动人。也许因为太多词人的渲染，写“闲情”、“春愁”；“思妇”、“离人”，总要凭栏倚楼，连虚怀若谷的政治家寇准，闲来弄笔，居然也变得儿女心肠，柔情似水了。

在许多爱情诗中，燕子也成为了抒情的意象。它们往往雌雄颉颃，飞则相随，所以成为爱情的象征，“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燕尔新婚，如兄如弟”（《诗经•谷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诗经•燕燕》），正是因为燕子的这种成双成对，才引起了有情人寄情于燕、渴望比翼双飞的思念。才有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的惆怅嫉妒，有了“罗幔轻寒，燕子双飞去”（宴殊•《破阵子》）的孤苦凄冷，有了“月儿初上鹅黄柳，燕子先归翡翠楼”（周德清•《喜春来》）的失意冷落，有了“花开望远行，玉减伤春事，东风草堂飞燕子”（张可久•《清江引》）的留恋企盼。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并不是仅仅描绘生活，而是探索生活，当诗人在脑海中搜索美词佳句，用它们构成声色意象时，人生最初的经验便转化成新的成果——诗歌。”所以诗人之伟大在于用诗句展示新世界提供新视角，并引领我们在惯常中体验新知。

四

诗歌中的意象主要依赖隐喻，隐喻的双重意象性（源域与目标域两个不同的意象）提供了强烈的视觉对比和丰富联想的空间。诗歌中意象的组合和选择构成了诗歌的意境。落花、流水、杨柳、红豆、燕子等都成为了诗人寄予感情的客观物象，它们传达的是一种主观情绪的流动。

意象在诗歌中是没有外在相似之处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多重意义的深度的内在联系，这类意象用的就是一种隐喻的表现手法。这种隐喻的手法与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及意象诗的表现技法都有相通之处，比如波特莱尔的“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应契合，诗人可以用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的观点以及兰波的“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可感知的形象”的观点，都强调深度的，多重意义的暗示。这种象与意构成的就是一种隐喻。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形式，更是人们的一种认知机制。目前在国内，对诗歌隐喻的认识多数还停留在修辞或审美分析层面上。这里借施叶丽的一段话来总结隐喻（《隐喻早期诗歌中的运用》）：“隐喻是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修辞手段，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砌块，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可以说诗人是用隐喻来看待生活，用隐喻进行思考的，并把普通的事物转变成象征性的财富。诗人常常使用隐喻避免诗歌的平淡和单调，使诗歌显得更美、更吸引人。诗人用隐喻使内心的感受和思想图像化，即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图像化使诗歌变得清晰、明白、生动、形象，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诗人试图传达的含义，使读者透过外在的表象深入到诗歌的内在结构从而获得更深层的意义。诗人往往通过A就是B这种隐喻模式给人以惊奇，引起读者关注，促使读者思考、发挥他们的想象，并且激起他们的各种情感，或怒或喜。正是因为隐喻的运用，一首诗才显得意义深刻，充满魅力和趣味。”

参考文献：

[1]束定芳.论隐喻的诗歌功能[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6)． [2]路翩翩.论诗歌隐喻的认知意义[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4期.[3]沈兆文.隐喻在诗歌中的应用[J].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35期.[4]束定芳.隐喻的语用学研究[J].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96年02期.[5]赵艳芳著.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6]肖清玲.概念隐喻的解释和构建功能[D].武汉理工大学 2006.[7]黄凡凡.隐喻认知理论和中国经典诗词意境的跨域产生[D].武汉理工大学 2010.[8]索燕华 纪秀生.传播语言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9]束定芳

诗歌研究的认知语言学视角

[10]萧涤非等编.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11]贺新辉等编.宋词鉴赏辞典[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2月.

第四篇：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分析大众传媒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分析大众传媒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媒编织的巨大的信息网略里，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报刊、广播、电视、书籍、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渗透在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和娱乐，大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一不和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众传媒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在和社会的互动中得到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略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作为这个网略编织者和信息传播者，今天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大众传媒全面参与人们的生活，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现代人。媒介为我们提供新闻，帮助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和变化；为我们提供知识，帮助我们提高素质，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有用信息，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文化享受，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能够从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张压力下解放出来，获得轻松和休息。如此等等，大众传媒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不一而足，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和行为。

二、大众传媒是组织社会大众强有力的工具。在我们国家，作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直接管理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是党的舆论工具，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媒通过信息的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社会，协助政府机关开展工作，并以其具有的公开性、权威性、直达性、显著性等特性在传达上级方针政策，宣传中心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大众传媒的独特的功能对社会起舆论监督作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国家机关的政务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实施非强制性的监督。这种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腐败现象、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该理论强调社会系统都会像人体系统一样自然地协调发挥作用以确保系统自身的稳定或均衡，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以上大众传媒对人的生活和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即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具有稳定社会稳定的功能。

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显然，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领域，尤其是网络媒体之中可谓是鱼龙混杂，许多媒体为谋一己私利，违背职业操守，传播虚假消息，混淆公众视听，甚至存在网络欺诈等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给社会稳定带来恶劣影响。

然而，从冲突论来看，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组织直接管理报纸、电台、电视台。大众传媒在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存在，宣传政府意志和主张，从而实现对大众思想和认识的引导或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统治阶级控制被统治阶级冲突反抗的一种方式。

符号互动论强调人的行为基于一种人类定义的共识，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和定义多数同样的情境，在今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则、规范等。反观大众传媒，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来看，其自身也是一种工具符号，也可以看做是我们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共识——大众传媒是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也在不断的在人的生活中建立着新的共识。

学过哲学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延伸到大众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是如此。大众媒介在深度影响社会生活的同时，其自身发展创新的根本动力也源自于社会生活。每一种新媒体的诞生都是因为现有的媒体不能满足人的某种传播需求而产生的，当旧媒体形式的性能达到巅峰时，对信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会转而向下，于是更适于信息传播和价值释放的新媒体诞生。新媒体、新技术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在变革着社会关系，而变革社会关系，又是在促进和创造新的需求，二者是紧密相关、互相促进的。

第五篇：从德与法视角看初中生群殴老师

从德与法视角看初中生群殴老师(2016-04-29 10:15:06)分类： 教育随笔

从德与法视角看初中生群殴老师

原创：程骞

老师让交试卷，学生拒绝，反而对老师进行辱骂，二人发生争吵，几名男生见状，纷纷对老师拳打脚踢。该老师一共遭到了4轮学生的殴打。这一幕发生在安徽亳州市蒙城一初中课堂上。（人民网）

人民网从蒙城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经当地教育、公安部门联合调查，视频反映内容属实。目前，涉事师生已达成谅解。姑且不论这样的谅解到底是双方出于自愿和真心，还是因为在有关部门极力控制舆情压力下的被迫互谅，但有一点已无法改变：事件的负面效应已广泛扩散，不良影响已无法避免和挽回，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承载师生情谊的小船就这样说翻就翻了，而且翻的是如此悲催和不体面。

面对此事，肯定不少人从家庭、学校、师生等诸教育方面去剖析和批评，说不定还会掀起新一轮大肆渲染教育弊端及声讨应试教育的浪潮。但笔者认为，此事不该简单指责学校教育，靠骂教育、骂教师也不能解决此类争端，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与法制事件。

无论哪种教育，即使是常被诟病的应试教育，也是教人向上向善的，而不是教人去作恶或违法背德。动辄以暴力解决问题，这是任何学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也无法说明就是学校教育失败的结果。

跳出教育圈子看，根本上是因这几个孩子道德缺失和法制观念淡薄才导致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教师固然有收发试卷及控制局面的不当行为，但怎样的不当，官方并无细节回应。事件起初仅是师生二人争执，但忽然加入其他几个学生才是局面失控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五六个学生的表现令人相当震惊：对老师拳打脚踢，群起攻之，反复四轮，出手快、下手狠，果断麻利，毫无犹豫与惧怕神态，这些均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看完视频后，恍如进入影视中的黑社会恶斗镜头，根本不像初中生作为。这样的镜头提醒我们，这算不上是一则教育失败的范例，而是一起典型的暴力事件，是一群未成年人群殴一个成年人的案例。而鉴于涉事学生均未成年，一般是对涉事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监护人加强教育管理。在我们对这类孩子的暴戾表现和未来担心时，网上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群殴老师叫好，这些“叫好声”更令人心寒且恐惧不安，这是另一种暴戾之气的弥漫和泛滥。一个长辈或许也会犯错，但一群孩子群起攻之，这哪里还有尊重长辈的道德意识。何况，面对的长辈还是自己的老师，尊师重教、师道尊严、文明有礼的好传统在这里是荡然无存。试想，如果面对的不是老师而是陌生人，下手会不会更重，参与的人会不会更多？真让人不敢再细想下去。既然这是一起治安事件和失德案例，药方也得是复合的：一是要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加强三观教育；二是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引导学生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三是学校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应立足实际，对师生加强教育，密切家校联系，着力构筑良好的师生关系，打造本地好的教育生态。（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