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与法治——儒家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第一篇：“仁政”与法治——儒家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理论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儒家倡导“以德服人”的治国方略。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同时儒家否认社会是公平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2]他们认为人有智愚之别，应有贵贱上下之分，而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如何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3]《礼记.哀公问》所以孟子认为“惟仁者宜在高位”，[4]并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5]由此“治天下可运于掌上”。[6]笔者仅就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7]“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8]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 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臣民惟有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儒家认为，“爱人”仅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而被爱的对象则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有为政者才需要讲“爱人”的仁政，只有得道的君子才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仁政即为德治，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实施“仁政”的统治者要求臣民接受统治理由是：第一，我是天子，是最优秀的人，道德高尚无边。第二，我为社稷鞠躬尽瘁，是出于对臣民的无私的爱，会给臣民带来安全和财富。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遵守固有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而人心的善恶取决于德治，同时德治又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因为统治者的人格具有绝对的感召力。所以儒家所主张的“仁政”最终都衍变成为“人治”。

儒家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肯定人自身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但儒家又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理想化的圣人。从历史实践看，儒家的“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皇权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被称作“恶法”，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仁政”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和合法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三，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专制社会里，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仁政”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仁政” 思想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庄严的宪法。在摒弃传统法文化中糟粕的同时，我们要借改革之春风，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1] 《孟子·公孙丑上》；

[2] 《左传》；

[3] 《礼记·哀公问》；

[4] 《孟子·离娄上》；

[5] 《孟子·公孙丑上》；

[6] 《孟子·公孙丑上》；

[7] 《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8] 《春秋繁露·基义》；

[9] 《论语·颜渊》；

[10]《史记·李斯列传》；

[11]《孟子·公孙丑上》；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尽心上》；

[14]《孟子·公孙丑上》；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孟子·离娄上》；

[18]《论语·阳货》；

[19]《论语·为政》；

[20]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21]《孟子·离娄上》；

[2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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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 现代法治 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

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

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

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

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

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

进行现代反思。、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

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 期第12

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5.杨鹤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屈永华《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在考察》载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5 期

第140 页。

第三篇：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论文摘要]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贯穿始终。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儒家思想，是当代法学界面临的困难之一。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和利用。只有这样，在实现法治现代化时才能更好地构建和传承我们的学术传统，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治 法治现代化 影响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产生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占至上地位和最深影响的。纵观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夹杂着政治的创新，处处可见社会变革后面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传统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内源动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不仅仅是立法、执法和法律制度的变革过程，从本质上也是在扬弃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法律文化的重构过程。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一）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指导思想

孔子在《论语 为政第二》中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作为一套有着深厚渊源的道德原则，作为人们一贯奉行的行为规范而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和君主专制社会，作为正统法律文化的儒家法律文化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 “礼”作为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等思想使法律成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补充和附属。从本质上，礼治所体现的乃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图式。在礼法的关系上，礼是法之体，法是礼之用，礼主法辅；以礼率法，出礼而入法。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轻视法律的作用。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介入非常广泛，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的设定精神是相契合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必然是不道德的；有悖道德的行为则也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德治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动摇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最终导致了人治主义在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治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属于皇权的绝对神圣性。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力大于法律，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传统中国未能出现在西方政府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律制约。“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

样一个严密体系里，臣民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这种法律文化培育了臣民意识、权力崇拜和官员的治民思想。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权威主义的思维习惯，百姓普遍形成了崇圣上，向君主求是非，抱着对圣王明君的期待心理。

传统的中国一直是处在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因而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并衍生出儒家礼教的家族本位价值取向。它建立在古代宗法结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其法律精神蕴含着对平民大众自主权利的否定、压制乃至剥夺。在这种礼治秩序下，个人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物。社会个体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与个性，都被置于家族纲常名教的规范体系之中。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个人的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某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个体的独立性相应的会存在缺失，人们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个人要想拥有权利，就要靠自身在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身份，或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还要靠主体对伦理纲常的认同。个体既渺小又无足轻重，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

（三）以“和合”为最高价值理想

儒家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和合”二字，意指和谐、和睦、和平、联合、结合、合作等。“和合”是在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事物中的协调与结合、统一与发展，进而达到平衡协调的一种状态。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为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礼法结合、刑罚用中、抑强扶弱、追求和谐的精神贯注了新的活力，使传统法文化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与和谐精神。在古代的立法、司法中形成了仁道与中道的和合，促进了儒家法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新发展。儒家将中庸思想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把无讼视为和谐，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谐。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以秩序为重心，“无讼”法律文化意识是这一价值取向的本质内容，人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无讼”是理想的社会目标。儒家思想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延续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协调”、“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和合理念，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法律意识乃至风俗习惯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法治现代化的内涵

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生活和历史积累中，在与自然、社会、经济、其他文化形式的广泛联系中所形成的，以法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要正确认识、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

文化，必须首先要认清、把握传统法律思想的精神实质所在。亨廷顿曾经说过：“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相信人有能力通过合理的行动改变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意味着摆脱外界对于人的束缚，意味着人从神、命运和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将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从传统习俗规范中解放出来，进而对政治权力的一定淡化——法治现代化就由此开始。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既离不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其赖以建立和运行的首要因素——人的现代化。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由传统集权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换的进程中，政治文明的建构、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政治革新与运作的全过程中起主导性、能动性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人的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一切现代化建设伟业的基石，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政体的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双向互动，才能真正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总之，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配合。

三、儒家思想对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任何文化与制度都存在于传统之中。法治现代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有其历史的延续性特点。儒家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与上述条件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诞生了中国伦理型文化，也导致了我国法文化的诸多特征。正如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代社会秩序受到现代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离开一定的法律传统，社会秩序的内在历史根基往往是不牢固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深刻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与行为，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发扬。

从文化心理层面看，儒家思想是中国进行法治建设必不可缺的源泉和基础。其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它不仅可以为现今的法治建设提供心理支持，而且其自身的有益的方面还可以作为法治建设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为人们所接受。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人本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主张集中反映了其民为邦本的思想。最后到西汉的儒家思想，其人本主义的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与弘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本主义传统。虽然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能混淆，但是它们之间有一定国家政治之本位。公众对政治权威，对合法性的认同，是公众认同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当然，我们也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根植于古代农业经济，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天壤之别。但是儒家思想已经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的性格之中，无论是消极的部分还是积极的部分都依其固有的惯性影响，积淀于民众的心底，并支配人们的行为，从而对法治活动产生深刻影响。一味地借鉴和移

植西方法律，势必会产生“水土不服”。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和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同步，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四、结语

儒家思想之所以可以影响中国五千年，是中国民众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古代法律文化长期聚集的结果，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充满了理性精神，它不仅是孔子认为的最高道德与最大理想，而且也是中国古典法哲学中的一枝奇葩。儒家思想折射出的人际和合、天人和合等和谐、折衷的法精神。儒家思想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被作为传统法思想的工具解决社会中各种问题、调和社会矛盾。其所具有豁大兼容的思想体系，使其在几千年里能够经受住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断除垢纳新，不断地自我调整，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即使在当今时代，儒家思想仍不仅能为和谐社会的法思想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价值准则，而且也能为和谐社会理论注入新的思想内涵。“全盘否定儒家文化，根本不可能引导民族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则是传统文化的必然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在更高阶段上的综合与创新。”中国现今的法治建设只有建立在对传统法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否则离开了传统资源的支持，我们的法治建设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原则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该不该取精华、弃糟粕，而是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这种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可以作为我们现代化法治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尊重人、保护人。这样，传统的儒家传统文化在新的背景下就可以有了新的解读，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理念在价值理念上存在着契通之处。儒家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权利本位的法学提供本土意义上的解说。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儒家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本位”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历史发展了两千多年，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两千多年的理论，而是应当尽可能地从传统中挖掘出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因素。

第四篇：浅谈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浅谈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浅谈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2007-12-15 21:02:52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浅谈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浅谈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2)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的又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这部法律的贯彻实施，对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以及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传统的计划体制和管理模式下，政府作用无所不及，行政审批所具有的功能被片面地夸大。因此，行政审批无处不在，并常常被一些行政部门视作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万能钥匙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王牌”手段。行政许可法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适应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适应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需要，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新理念，对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务院于2004年3月22日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与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相适应，依法行政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法治政府。据此，《纲要》规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觉运用体现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我认为，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许可法树立了“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许可法通篇贯穿了“有限政府”的理念，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换。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赋予政府权力的价值取向、政府权力的范围、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等。在政府管理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的关系上，确立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优先的原则；在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上，确立了市场优先的原则；在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上，确立了社会自律优先的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对防止公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公民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培育社会自律机

制，发挥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促进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都具有重要作用。行政许可法通过对行政许可权作出规定，相对集中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省级人民政府外，包括国务院部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还规定，地方不得设定有关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不得通过设定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这些规定有利于从源头上改变行政许可过多、过滥的现状，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法制的统一。行政许可法合理界定和划分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其中，取消国务院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为改变部门自我授权、任意扩大本部门权力的现象奠定了法律基础。行政许可法较为充分

地体现了政府权力有限的理念，这部法律的施行，必将推动有限政府的建设，并从源头上解决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的问题。

二、行政许可法树立了“责任政府”的理念，明确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这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行政许可法倡导责任政府，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许可的责任属性固定下来，将行政机关实施许可的权力，与应承担的监督检查职责以及失职渎职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具体的规定，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对于当事人的申请，行政机关不仅有依法受理和审查的责任，而且对于违法乱纪实施的行为还负有国家赔偿的责任。违法设定行政许可的，有关机关应当责令设定该行政许可的机关改正或者依法撤销；对于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不履行公开义务和告知义务、应当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应当准予行政许可而不准 的，以及滥发许可的等等，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履行职责的过程，如果行使权力违法、越权，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损害的，还必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建设责任政府，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

三、行政许可法树立了“服务政府”的理念，强调了便民原则，有利于促进政府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长期以来，由于观念、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行政机关不是尽可能地为老百姓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而是设置种种繁琐的程序、手续，老百姓为了得到一个许可证往往必须跑几个、浅谈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第五篇：浅谈行政许可法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的又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这部法律的贯彻实施，对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以及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传统的计划体制和管理模式下，政府作用无所不及，行政审批所具有的功能被片面地夸大。因此，行政审批无处不在，并常常被一些行政部门视作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万能钥匙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王牌”手段。行政许可法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适应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适应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需要，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新理念，对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务院于2004年3月22日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与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相适应，依法行政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法治政府。据此，《纲要》规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觉运用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我认为，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许可法树立了“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许可法通篇贯穿了“有限政府”的理念，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换。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赋予政府权力的价值取向、政府权力的范围、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等。在政府管理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主决定的关系上，确立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优先的原则；在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上，确立了市场优先的原则；在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上，确立了社会自律优先的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对防止公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公民个人生活的过度干预，培育社会自律机制，发挥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促进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都具有重要作用。行政许可法通过对行政许可权作出规定，相对集中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省级人民政府外，包括国务院部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还规定，地方不得设定有关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不得通过设定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这些规定有利于从源头上改变行政许可过多、过滥的现状，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法制的统一。行政许可法合理界定和划分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其中，取消国务院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为改变部门自我授权、任意扩大本部门权力的现象奠定了法律基础。行政许可法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政府权力有限的理念，这部法律的施行，必将推动有限政府的建设，并从源头上解决行政许可的过多过滥的问题。

二、行政许可法树立了“责任政府”的理念，明确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这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行政许可法倡导责任政府，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许可的责任属性固定下来，将行政机关实施许可的权力，与应承担的监督检查职责以及失职渎职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具体的规定，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对于当事人的申请，行政机关不仅有依法受理和审查的责任，而且对于违法乱纪实施的行为还负有国家赔偿的责任。违法设定行政许可的，有关机关应当责令设定该行政许可的机关改正或者依法撤销；对于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不履行公开义务和告知义务、应当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应当准予行政许可而不准的，以及滥发许可的等等，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履行职责的过程，如果行使权力违法、越权，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损害的，还必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建设责任政府，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

三、行政许可法树立了“服务政府”的理念，强调了便民原则，有利于促进政府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长期以来，由于观念、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行政机关不是尽可能地为老百姓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而是设置种种繁琐的程序、手续，老百姓为了得到一个许可证往往必须跑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部门，盖上百个章。针对这些问题，行政许可法强调了便民原则，有利于促进政府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一系列有利于便民、高效的制度：一是“一个窗口办理”、“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制度；二是老百姓申请行政许可事项，尽可能简便、高效，如免费提供申请书格式文本，可以委托代理人或通过信函、传真等等；三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当场受理制度；四是严格在法定期限内办理行政许可、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制度；五是“你只要提出申请，一切都由我来办”制度，由原来让老百姓跑来跑去拜衙门过关卡，变成由行政机关在整个审批过程中提供优质服务，只要行政机关能办的事就不再麻烦老百姓。行政许可法的这些规定，对于消除行政机关的推诿、拖拉、办事效率低下，建设高效服务政府无疑将起重要作用。在这些方面，各地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我区的行政服务中心，就是一种便民、快捷、优质服务的集中办理形式，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行政许可法树立了“阳光政府”的理念，规定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政务公开，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行政许可法的这些规定，把政府的行政行为放到阳光之下，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公正、公平。这对于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建设阳光政府，实施老百姓对政府政务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法治政府，必然是阳光政府。如果政府的政务活动不透明、不公开，“暗箱操作”，就必然会有各种私弊。多年来，党和国家一再强调，要求政府推行政务公开，近几年又提出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但是，政务公开虽然有所进步，但是至今不能说令人满意。关键是缺乏一种实施机制。行政许可法初步建立了一种实施机制。例如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不仅规定了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而且规定在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草案时，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没有这个程序，立法机关就会不予审议。再如在实施行政许可时，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应当听证的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并在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一章，规定了行政机关没有遵循政务公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行政许可法树立了“诚信政府”理念。行政许可法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诚信意识。行政许可法在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改变目前一些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问题。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必须诚实守信，规划计划、政策措施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给老百姓以明确的预期。二是有利于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一旦行政机关确需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时，由此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必须依法给予补偿。三是有利于老百姓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政府的信赖。四是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高诚信意识，进一步严格依法行政。

六、行政许可法树立了“廉洁政府”的理念，有利于进一步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现象。过去，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过多、过滥而又减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些行政机关把行政许可权作为“设卡寻租”的手段，谋取本部门的利益和个人私利。有的行政机关把应当是无偿服务的行政审批变成有偿服务，有的行政机关把本来应当由企业和其他组织自愿选择的服务，通过中介组织变成了强制性服务。由于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权等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审批和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许可方面，以权谋私的现象更为严重，发生了一些腐败和徇私枉法的案件，败坏了政府现象。针对上述情况，行政许可法正是着眼于解决行政许可中的腐败问题，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对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全过程进行严密监控，使权力和利益脱钩，并与责任挂钩，保证权力规范运行。一是公开、透明，将行政许可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操作。二是原则上不收费，特别规定行政机关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不得收费，防止设卡寻租现象在具体环节上发生。三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不得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四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上述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许可的监督约束机制，对于树立政府新形象，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廉洁政府，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之，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必将推进我国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推进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整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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