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谁来为爱买单——读《长恨歌》有感
谁来为爱买单?
——读《长恨歌》有感
寒宫深远,最是情深之处。一代“汉皇”唐玄宗也得以在这深宫中觅得一份不老的真情。杨家有女,天生丽质,倾国倾城。就在这华丽的皇宫之中,一段奢靡浮华的爱情故事拉开了帷幕。
后宫佳丽花容月貌,但在玄宗看来,不过是衬托玉环的几片绿叶而已。大唐宫深深似海,惟有此处春光明。豪华的宫殿,绮丽的门窗,暖人的骄阳,旖旎的春水,是何等大好春光!君王美人,就在这暖宫的陪伴下,陶醉于眼前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又何等畅快!华清池暖,刚好洗涤凝脂之肤;春光明媚,正适轻歌曼舞。《霓裳》一曲,舞出多少千娇百媚和款款柔情,亦舞动起了尘封的半壁江山。回眸一笑,引来君王目光垂怜,引起鲜花暗自羞愧,却也引来了多少是非冷暖!
春光虽好,但幸福的瞬间却总是无情而短暂。尽管多情君王欢饮畅达,尽管多情佳人家运亨通,但现实总是将美梦变得破碎不堪。敌军来袭,宫廷**,歌舞声顿时戛然而止。君王贵妃,一时惊慌失措,慌忙逃窜。马嵬坡前,君臣相顾。无奈万般,只得忍痛舍佳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从此阴阳相隔,聚散无期,让泪化作相思雨。寒夜漫漫,泪已成冰,空留孤影。
回首间,古国朱颜犹在。物是人非,宫中又多了几抹凉意。夜寂静,寒声碎。冷冷翡翠衾寒,悠悠生死离别。无风仍脉脉,不雨亦潇潇。从前的轻歌曼舞已成落叶飘散。容颜已老,白发俱新。尽管众里寻他千百度,却只有含情脉脉两相别。娇妻魂归仙境,梦里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两人凄美婉转的爱情只能在心中埋下期许:但愿比翼双飞,连理长生!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谁会想到那美好的韶光竟会如此悲凉地落幕!或许历史在给初春换上浓墨重彩的新装时,早已垫上厚厚的冬幕。物华天宝,也总会有千金散尽的一天,何况是那飘忽不定的江山与爱情!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变得如此的脆弱而不堪一击。爱情终将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而女人,“理所应当”地被扼杀掉她们对爱情美好的憧憬,甚至付出年轻的生命!索性,让历史倒流一回,倘若没有杨贵妃,或许取而代之的就是“李贵妃”,“张贵妃”了吧!而结局又会是怎样呢?到头来应该也免不了香消玉殒吧!那么,这段爱情的“罪魁祸首”便
只能是唐玄宗本人了。
历史的规律也告诉我们:骄奢淫逸的国家永不能长远。开元盛世刚刚兴起,君王便骄于自己的成绩,沉迷酒色。而经验告诉人们:发展经济,顺应民意,自强求富是根本法则。而在这个时期的初步阶段,统治者便松懈动摇,贪图享乐。殊不知乐尚未至,悲剧已埋下伏笔。爱情的沦陷,谁来买单?是唐玄宗吗?或者,还是那被礼教所腐朽不堪的封建社会?如果没有“三从四德”,没有“一夫多妻”,怎会让一段唯美的爱情成为政治无偿的陪葬品?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那却也是必然的。只有经过了教训的惨痛洗礼,才会迎来社会的伟大进步。而在当时的统治者(诸如唐玄宗)若是乐观积极一点,或许能在爱情的伤痛中走出来,并寻找这一切的根源,或者那时的社会又是一大进步了吧!
第二篇:谁来为国企下岗职工买单
谁来为国企下岗职工买单?时间:2013-06-19 18:24来源:《国企》杂志 作者:国企杂志社记者王 点击: 226 次
“他们已经活不下去了!”解决国企对下岗职工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关系历史的良心,而且关系国企的未来。
本刊记者 王平
背景
一部以国企改制为故事背景的喜剧电影《钢的琴》,却让很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感受到了强烈的酸涩和忧伤。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在默默承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2013年两会期间,中石化老总傅成玉再度把这一问题抛出,呼吁尽快保障这些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他指出,当年中石化那些因为国企改革买断工龄下岗的30万老职工,现在很多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这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遗留问题。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情况发展向好,改革成本不应该由他们独自来承担。这一话题引来多方关注。
据悉,1998年到2003年间,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2818万名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其中大部分人因为年龄、知识、技术等各种原因再就业困难,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困难下岗职工一度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失语阶层”。而作为国企,虽然不得已让他们下岗,但因为历史、感情和经济因素,还在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对他们的责任。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企就不可能抛开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面对这样一个曾经为国企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我们又该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让他们一起分享改革红利,从而为国企下一轮改革解决后顾之忧?
邀请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华东政法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教研室主任、教授 方乐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 鲁 全
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
国企改革专家 子 午(化名)
改革欠账不还行不行?
《国企》:据您了解,这部分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困难?
赵剑斌:改制之后,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除极少数符合内部退休条件的职工尚有生活保障外,其他职工全部失业。其中很小一部分年轻、有技术、学历较高的人比较容易“再就业”。其他下岗职工,特别是占多数的“40、50”人员(年过40岁的女职工、年过50岁的男职工),陷入了非常严峻的生活困境。
第一,“再就业”之路异常艰难。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应聘一些报酬最低、条件苛刻的岗位(更夫、卫生员、护理员等),没有正常休息日。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有从事清洁工、绿化等“公益性岗位”和家政服务类工作的机会,而多数人为了温饱只能天天奔波打零工。原国企职工居住在原国企生活区的狭小住房里,人称“贫民窟”。一些下岗失业职工只能靠拾荒勉强度日,一些下岗失业女工甚至被迫从事色情业以维持全家人生计。尤其是一些职工夫妻双双下岗失业后,生活困难,离婚率高涨。这些例子举不胜数。
第二,下岗失业职工享受低保待遇也十分困难。城市社区低保确认和发放限制严格,不到退休年龄不管是否就业都按有劳动能力对待,丧失劳动能力的标准是患癌症、精神病等少数几种重大疾病,连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都视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全家人均收入达到约200元(哈尔滨地区,各地略有差异)就不能享受“低保”待遇。
第三,下岗失业职工要自己缴纳每年四五千元并不断上涨的社保金(养老金和医保金),还要养家糊口,遇到家人就医、孩子上学成家等情况还需要大笔开销。2004年养老保险缴纳额2015元,医疗保险992元,2010年分别上升为6000元、3000元,二者相加为9000元。“4050”人员在社会上找工作的月薪只有800~900元,辛苦一年才能拿到一万元左右,除缴纳社保医保,一年到头能剩1000元。除去看病吃药外,吃饭都成问题。
第四,有些企业改制不规范、不合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不补偿改制成本,拖欠的工资、社保统筹、取暖费、集资款、经济补偿金都给不了等等,让职工生活陷入困境。
第五,全国各地安置国企职工,国家没有统一的实施办法,也没有统一的实施标准,致使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安置职工的方案往往比较粗糙、草率,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之处较多。这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困难。
李珍:那段历史确实很痛苦,几千万人下岗,大家一起面对各种问题,他们是值得尊重的。我国经济发展如此快,也是因为牺牲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其中就包括他们。早期的劳动保险制度附着于就业,失业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工作与福利。早期我国没有失业保险,买断工龄相当于西方的遣散费。企业状况不好,给的遣散费可想而知。计划经济没有失业一说,突然失业,加上年龄大、文化水平低,就业十分困难。2005年我去东北老工业基地调研,那里企业老化,大批职工面临下岗,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最低社会保障跟不上,下岗职工生活状况确实很糟糕。
有观点认为下岗职工的养老金低与国企社保欠账有关。1987年国家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国家责任显性化。比如像智利可以把欠的钱以国债的形式写个欠条给员工,员工清楚为这个制度贡献了多少,国家的欠费金额,知道退休后能领到多少钱。现在养老保险的计算办法把终身记录引入计算,而在改制前工资基数很低,我们的工资增长却很快,这样最后算出的养老金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不仅是国企下岗职工,大家都觉得养老金比预想的少。这就是一种利益的损害,无论是对于当时下岗还是非下岗国企职工,都是有影响的。
鲁全:人获得社会保障是天生的权利。国企职工劳动身份的转变与社会保障待遇并无关系,不能因为他们国企职工的身份转变而有所区别。他们生活出现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下岗的补偿金太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补偿金是根据当地政府划的最低保障线来计算。
子午:改制时很多职工对国企未来发展并不是很乐观,加上还有一笔在当时看来比较可观的补偿费,所以很多职工也选择离开。随着物价快速上涨,当时的补偿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当时离开的职工中很大部分能力并不是很强,在社会上发展好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大部分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可能完全避免。从当时历史情况来看,并不能说是错的。始于1998年的三年改革脱困攻坚战使国有企业在探索中明确了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以公司制、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当时既然能推进下去,也说明是形成一定共识的。随后,尤其是国资委建立以来,国有企业由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变成了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营利水平大幅提高。从发展看,当年的改革是不能否定的。
《国企》:您觉得如果国企下岗职工的问题长期不解决,会对国企、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鲁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为保证经济发展,企业改制时牺牲了他们的利益,这是必须承认的。从感情角度来看,这些国企下岗职工尤其是“40、50” 人员生活十分艰难确实让人不忍。从理性角度来看,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不了或者解决不了,难免会造成新的问题。比如很多国企领导层都有下岗职工上访,围追堵截的经历,矛盾一旦激化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
此外,这个问题不解决还有长期影响。我国养老金制度在1997年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原先的现收现付转为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原来国企职工的养老是由国企负责,从此全部推向社会。这种制度性转轨必然会形成制度成本,应该由财政来支付,但财政并没有具体拿出钱来。如果不做实国企社保欠账,账务会一直堆积,对个人而言不会影响养老金权益,但是会让当下年轻人的缴费负担加重,比如原来可能缴费率10%就可以养活退休人群,但现在缴费率会提高到20%。
子午: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是问题,可是解决了也会产生问题。首先,政策层面专项倾斜有失公平。其次,从正常的企业发展来看,下岗裁员都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国企以后肯定仍会出现裁员的问题。那么那些生活困难的下岗人员是否要继续去找国企解决问题?这可能成为国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新问题。
赵剑斌:首先是保证不了《宪法》的贯彻实施,使《宪法》、《党章》形同虚设,保证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保证不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保证不了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不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其次,工人阶级群众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长期上访,民怨沸腾,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影响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历史命题如何解决?
《国企》:您觉得该由谁来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国企还是政府?
方乐华:他们承受着国企改制的成本,值得同情。但从法律来看,脱离劳动关系就不用对其负担基本生活保障。所有劳动者都是社会人,他们生活困难,可以要求社会给予保障和帮助,这是宪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现在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人提供保障。人社部与民政部门应该加强沟通和协作,减少审批手续,办好困难职工的各项保障。同时,对于每个职工而言,当下每个街道每个镇都有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遇到保障问题可以找对应部门解决,不要去围拦国企领导。
鲁全:我们不反对有些企业给予他们补偿,但切断劳动关系之后,国企就已经没有义务。当时可能并没有考虑到下岗职工的长期生活,这可能是当时的不足,但是不能为弥补之前的错误再犯一个大错误。虽然国企中有一部分是他们的贡献,但是现在国企的利润是当下国企职工共同创造的,和之前劳动者的贡献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下岗职工的问题应该由政府发挥作用。
《国企》:该怎么做才能保障甚至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
李珍:我的弟弟妹妹和他们的爱人都在那次改制中下岗,想起那段岁月我至今也非常难过。我们不能纠结于那段历史,要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国企是全民的国企,而不仅仅是那些职工的。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专门给予这些职工补偿,体制外的人和那些非国企生活困难的人就会觉得有失公允,有怨言。比如基本生活保障不了为何不去围民政部,而是去上访、围堵国企老总?这里面肯定有人存在不平衡心理,觉得为盘活企业我被“卸车”,而现在企业发展这么好,与自己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不光是改制时期,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或者下岗的痛苦就一直存在。我们要以一个好的心态去看待问题。
但是可以做的是政府要结好社会最低保障网,寻找合适的最低保障线,做到应保尽保;要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降低贫困率,使最低保障见到成效。同时,养老保险也要加大保障基本力度。当下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可能很多人没有保到,这是需要改善的。这都需要政府的决心。对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方式,除了新型合作医疗和教育上,中央政府更起作用之外,其他的事务包括社会保障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我希望能通过转移支付采取一些办法,但是这个方式也是要谨慎的。
方乐华:首先,民政部、人社部应该联手国资委做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调查,摸清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上海就没有东三省的情况那么严重。
其次,不管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新的问题,都应该在社保范围内尽可能解决。这是解决
问题的正途。第一,国企下岗职工中,仍然没有处于劳动年龄的,生活比较困难的,可以优先安排就业。就业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第二,对于一些已经退休的职工,如果没有达到当地养老金水平,可以倾斜。第三,应该提高低保水平。未来我们要做到缩小贫富差距,其中就需要提低、保中、限富。
鲁全:首先,这部分人群中最困难的是已经进入养老年龄的职工,因此要严格按照政策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其次,比较困难的“40、50”人员要优先解决就业问题,要有政策支持。最后,社会保障中救助制度、低保制度要适当倾斜。这样做或许会有不公平的质疑。养老金制度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多交多发,不交不发,倾斜就不公平。同时,通过专门的财政转移机制实际操作会比较困难。比如如何确定符合标准的这类人群,农民工算不算?虽然是国企下岗职工,但当时他们享受的福利分房等福利又如何折算?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企业都是公有制企业,那么集体企业中的下岗职工是否要算进去?而事实上在当下国企下岗职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三类生活困难人员中,还是国企下岗职工比较困难。农民工一般都是青壮年,实在不行可以回村,有退路,失地农民以“农地入股”,可以从土地使用方得到利润分红。绝对公平很难做到,但是让社会中最困难的群体利益得到最大幅度的改善就是一种公平。
子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国企可以提供合适的临时性岗位给他们就业,但是僧多粥少,而且每个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都不同,不能硬性要求。国企也可以根据实力给予他们补助,但是国企的钱也不是自由支配的,还需要主管部门的允许。况且那些企业已经不存在的下岗职工又该怎么办?其次,就是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给予一定补助但有欠公平,也缺乏可操作性。最后来看,只能是个别企业个别处理,比如中石化这样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尽量自己消化,这样可能做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左大培:首先,从国企上缴的利润中,财政拿出一部分给还未到拿退休金的困难职工作为补偿,到退休年龄的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等保障了。具体细则需要讨论和设计。
其次,虽然国企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去管他们,但是在道义上和觉悟上应该帮助他们。国企现在虽然有一定利润,但是国企规模现在并不大,还需要自身改革投入和扩大再生产,让他们完全承担下岗职工的生活不现实。这要考虑国企自身的承受力,有能力的可以为改善职工生活做一些事情。
再次,应该严厉打击腐败,彻查国企改制中存在的国资流失问题,包括国企改制过程中各级经手单位和个人,鼓励下岗职工积极揭发举报,然后把房地产商的利润拿出一部分给职工。原来所在国企倒闭后,经过所谓的市场化运作低价卖出,那块土地的开发商赚取的巨额利润中很大部分是国资流失的非法所得,而侵占的恰恰是下岗职工的共同利益。比如现在一直在发酵的“潘仁美”事件,里面很多情况指出了地产商暴富的原因。
赵剑斌:广大国企职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转换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企业亏损的负担和责任由他们来承担不公平。国企职工几十年来低工资多贡献,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的费用已被改革开放的成本所支付,甚至在转制中被相当一批贪官污吏所瓜分,国家不能让他们独自承担改革成本。他们现在需要的是社会给予更多的补偿,保障正常的生活。
现在各地政府对生活困难的城镇居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只能解决他们暂时的吃
饭问题。除此之外必要的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医药费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低标准安置国企改制中的国企职工根本达不到妥善安置的目标。因此,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希望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认真关注下岗失业职工这个庞大群体,关注他们艰难的现实处境。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出台统一的政策措施,研究处理下岗失业职工问题。深入下岗失业职工群体进行切实调研,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有关政策,使他们也有机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沐浴党的惠民春风。
第二,鉴于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区分各地不同情况,制定适当标准,对他们在国企改制中付出的巨大牺牲进行合理的经济再补偿,把他们从生活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第三,鉴于他们不堪每年交纳社保金的重负,根据原职工年龄大小和工龄长短,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交纳社保金,直到退休。
第四,根据工龄长短,在国企每工作五年的,提前一年办理退休手续,提前退休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五年;工龄满30年的下岗失业职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
第五,吸纳下岗职工或有下岗经历的人员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给他们一定的话语权,为几千万下岗职工表达意愿。
第六,对在下岗以后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要给予职称评定或者奖励,提高生活待遇标准。对已经退休的、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无论在退休前或退休后,要重新审核资质和社会贡献,打破双轨制界限,提高养老金和各种待遇标准。
为促进问题的解决可采取如下几项措施。
第一,各省市乃至全国成立联合信访接待办公室,专门处理咨询国企职工置换身份安置问题,裁决相关事宜。
第二,各省市乃至全国设立专门调研机构,调查研究相关课题,为解决此类问题搜集情况案例,进行分析论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三,通过各种媒体网络展开全国性的大讨论,各省市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召开有关的研讨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在各省市乃至全国举办听证会,由包括国企职工在内的各类人士参加辩论和申诉。
第四,全国人大、政协、党中央、国务院、总工会要召开专门会议,广泛征求意见,请专家共同切磋探讨,出台相关政策。
第三篇:谁来为他们买单杂文随笔
忙完春节,两个孩子都相继开学,支出一万多的学费生活费,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家庭是困难的,这段时间,忙完农活,我和丈夫就到离家三十多里的蔬菜批发市场拉菜,再到附近矿区卖菜。
日子是忙碌且辛苦的,早上四点多起床,晚上回家忙到十来点,但想到两个懂事听话的孩子,内心是欣慰的,再苦再累也值得。
有时忙起来往往忘了吃饭,饿了,买个馍便打发了,也许太过劳累,最近总感觉头晕,刚巧在菜场遇见邻家姑娘静静。
静静在市医院当护士,自然熟悉各个医生深浅,便向其打探,希望可以找个好点的大夫瞧瞧。
静静告诉我,医院搬了新家,头个月正在搞活动,一切检察都半价。
第二天,我便按静说的新地址,到了医院。
市医院并不大,各项设施并不太完善,远远赶不上附近的局医院,但因收费标准低点,加上近几年实行新农合政策,却成了农民的最佳首选医院,住院报销比例最高,参合病人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的高报销政策。
实际也没那么高,去年冬天,母亲哮喘病,就在市医院住了一星期,花了三千元,除了自费药,住院最底起伏线,实际报销一千五百元,也就是说,少花了一半钱。
虽说卫生,医疗设施,医护水平,均不如局医院,但也天天暴满。
原因很简单,花钱少,病员大多是方圆左近农民。
这欠半价检查无疑是农民的福音,我去的那天是二十八号,距活动结束还差两天,却照样车水马龙,排起了长队,做完检查,已是中午十一点多,据说不但全义马市的人都来了,就连附近渑池,宜阳的人也来了不少。
静静告诉我,一个月来,每天来检察的人中,总有癌症晚期的患者,最多一天发现十几例,最少的一天发现两例。
院长开会时说,真不知道这次半价活动是喜是忧,喜的是,医院提高了知名度,这一个月给医院带来的客观效益,忧的是不知竞有这么多病人在挨日子,还有这么多的重疾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是啊,工人可以亨受一年两次的免费体检,可以做到有病早治疗,可以亨受更高的医保待遇。
可是农民,这支庞大的最底层的社会团体,谁来为他们的健康负责,谁来为他们买单。
第四篇:读长恨歌有感
——读《长恨歌》有感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是白居易笔下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典范。但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却不是这样一个落入传统模式的作品。小说从40年代写起,叙述了一位平民出身的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对于那些远离了时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妇女弱者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王绮瑶的一生是一朵早开的花,明妍娇弱,本该占尽风光,却又只能寂寞无主地开放着、凋谢着;上海就不用说了,多少人沉浸在那段依稀仿佛的海上繁华梦中,难以自拔。王琦瑶是女人中的精灵,她把女人做到了顶峰,做到了极致,到头来还是死于非命。光阴流转,所有“爱不欲生和痛不欲生”的往事都沉淀了,世界又翻新了,王绮瑶在追逐时尚的后生们饥不择食的脚步中照旧是精致、矜持和不失风韵的。王绮瑶是上海女人的代表,风情万种却不事喧哗,坚韧顽强又圆融机智。她们与浪漫无缘,却是有分寸、有担待的。王琦瑶啊,让人想都不敢多想,正如王琦瑶之于上海,“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王绮瑶身边的那些过客总是来去匆忙,聚了又散,或者散了又聚,最终却依然是她形只影单。这不奇怪,王绮瑶有些像算盘上的轴,那些散乱的木珠子是全靠她收拾、连缀的。她串联起的是自己庸常无奈的日子,也是一个城市萦回周折的历史。这当然不是浮在潮头浪尖的历史,但小人物掩藏在时代洪流背后的随波逐流,又何尝不叫人揪心和感喟。说起来伤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王安忆在文字里流露的情绪既像是上海人的,又不是上海人的;有冷静又有触动,既是伤怀的又是有间离效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冷暖胶着的文字是指向旧人旧事的,更是指向流逝本身的。王琦瑶曾经如此回想上海:“什么都是应该,合情合理,这恩怨苦乐都是洗礼。”这实在道出了人生真实的情境。洗礼是什么?是一种仪式,王琦瑶不过是这个宏大仪式上的牺牲品。这仪式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它本身即是一种悲痛,你能怎样?悲痛之后,是虚空一片。已经虚空了,逃避当然不算上策,那就临着虚空之深渊,紧紧用手、用身子去贴住生活中具有美感的细节。即便死亡是40年前就演练好的宿命,即便旧上海一切的璀璨光华注定要堕入黑白胶片的滑动中,堕入永不醒来的死亡中。
王安忆创作《长恨歌》用了一年的时间,她称这部小说是她比较满意的作品。她将长久以来一直使用的用绵密、繁复的文字把对话作为一种叙述来处理的手法推向了极至,使我们很容易的进入她话语所营造的世界里。她不断地变化小说的背景、创作手法、内容、女主人公的个性,由单纯到繁复,由清晰到模糊。她说:“我追求文字上的华丽,很想写出繁华梦破灭的故事。”没有人比王安忆更懂得上海,她触到了上海的骨髓,写出一个上海女人,一个女人荡气回肠的一生。然而当王安忆把女性成长过程中每一个人生阶段放在虚构的情节中,并发挥到极致时,读者都有理由相信那个王安忆极力书写的女性就是她自己。尤其是这部小说,在变化中她完成了由里弄中不谙世事的女孩到有招有式的上海女人的过程,这个上海女人如此剔透,甚至没有察觉她的存在,实际她无所不在,无微不至。那是一种橡皮筋已拉到最大极限的感觉,再拉,就断了。最难以消散的当然还是弥漫其间的苍凉:象王绮瑶那般的女子是零落了,那个千娇百媚的旧上海也杳然了。
第五篇:读长恨歌有感
一个上海女人,四十年的浮沉
——品阅王安忆《长恨歌》有感
上海弄堂,一个让人既陌生、熟悉而又心酸的地方,一个让时代欢愉、惋惜而又深思的旧梦,曾经谱写了一首跌宕起伏的流行曲,曾经刻录了几段悲悯未果的爱情故事。也许,在海子的心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最遥远的梦想;也许,在顾城的心底,“英儿”才是他生命中的全部追求,这使他的创作如泉涌般,永无穷匮;然而,在王安忆的笔锋中,“王琦瑶”是一个从上海弄堂里走出的,对生活怀着梦想,却又失去梦想,对生命充满追求却失之所求的可怜女人。捧起古铜色封面的《长恨歌》,时间仿佛回到了1946年的上海,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王琦瑶的风姿。豆蔻年华的她,性格内敛而不长扬,在片场试镜的经历过后,她开始了拍摄艺术照的生活。那时的王琦瑶多么风光,在学校小有名气,她的风光迎来了同学的羡慕与嫉妒。王琦瑶是幸运的,参加了上海小姐竞选,获得“上海三小姐”的美称,一时间成了上海淑媛的代表。从此以后,王琦瑶便不再是王琦瑶了,浓彩重墨的声誉完全覆盖了她纯洁如纸的人生。也许正是这种幸运,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四十年,四个男人,四段爱情纠葛,爱情成了她的坟墓,她的故事酸透人心。那年代,包养的风气俨然盛起,王琦瑶也不例外,她得到了政界名人李主任的青睐,住进了奢华的爱丽丝公寓。她深爱着他,当然还包括他富有的家境和显赫的地位。然而王琦瑶也是不幸的,好景并没有延续太久,几年战乱,李主任因飞机失事而身亡。王琦瑶没有依托,因而不得已凭借打针得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王琦瑶是不幸的,30岁那年,她邂逅了康明逊,为他生了孩子,成了单身母亲。也许那本是一段错误姻缘,可她依旧那般奋不顾身地爱上了他,勉强也凑合这段孽缘。也罢,在那个复杂的年代和世界中,王琦瑶注定是爱情的牺牲品。王琦瑶是不幸的,被爱了,可这爱,那么短暂。程先生是爱她的,深爱,一如既往体贴入微的爱。可王琦瑶是恋旧的,她始终没有迈出这个坎。程先生自杀了,是被严酷迫害而身亡的,在那遥远而可怕的文革初年。王琦瑶是不幸的,而这不幸,倾注了她的一生。女儿已经长大成人,王琦瑶风姿犹存。许多怀旧的年轻男子和她依旧投缘,老克腊也不例外。可这段畸形恋似乎来得太晚了,而世界早已不再允
诺这种不幸的存在。王琦瑶死了,是被女儿的男友杀死的,死在改革开放的前夕。四段爱情纠葛,四个男人,注定了王琦瑶一生的不幸。也许她不该属于这个年代的,她是一个错,却在复杂的老上海跌宕漂浮了四十年。王琦瑶是个女人,她身上有着女人特有的敏感。这一生,她与四个不同的女人争起了风头,而结果都是胜出的。因为她的矜持,她的忍让,她的以退为美的想法,成就了她的胜利。
沪上淑媛,当年多么响亮的名字,多少年轻男子追求的对象,如今却也消逝了。王琦瑶的一生是一部记录了悲惨故事的史诗,她则是一个梦,一个开了花却没有结果的梦。爱情本身并无大错,错只错,那些爱发生在错误的年代,发生在错误的人的身上。如果当初没有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便没有入驻爱丽丝公寓的结果,而王琦瑶的一生便是平淡的。如果没有吴佩珍的指引,没有片场的试镜,便没有艺术照的试镜,她也许只是个平淡的学子。可上天并没有允诺王琦瑶平淡地生活,爱情的纠葛,争风头的际遇全在她身上发生了。四十年的王琦瑶,性情并为发生太大的变化,她那矜持忍让的性格注定了她一辈子的心酸。也许,王琦瑶并不是错误的载体,她一直在努力地生活,可她的命运却依旧悲凉。她没有长久的爱情,安逸的生活又如何能谈得上呢?也许这该归属于时代的错误吧。当年的老上海,如今显赫的金融城,可王琦瑶早已灰飞烟灭,和她一起入葬黄土的,还有她的爱情与希望。
王琦瑶是真实的,却是那般消极的角色。这是作者王安忆对于那特殊年代的老上海的解读。笔锋一转,四十载的清秋与悲凉,便全部活起来了。这是旧上海女性生活写照的揉合,是一部爱情电影,更是一部悲剧。也罢,当满怀希望的梦,在四十年的岁月中被消磨成空?当幸福甜美的爱情,在四十年的风霜中被蹂躏成空?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生无疑是消极的。而作者笔下如此消极的角色,并非令人费解。王琦瑶并不顾及世俗的评价,她满怀憧憬地幻想自己的爱情,她倾尽全力爱自己所爱,她是执着的,而且独立。这么懂生活,心思细腻的女人,却被赋予了如此跌宕的一生,只能拥有短暂而心酸的爱情。等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梦了一辈子,等待她的,却是无情的死亡。王琦瑶是消极的,也许这就是命吧,她命薄福浅,无力消受这奢华的福分。
作者王安忆成功塑造了王琦瑶这个令人心酸的角色,成就了这部不平凡的小说。而自出版以来,《长恨歌》也获得了诸多荣誉奖项,如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
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等,成为中国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旧年,在南图书馆听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讲座,当时推荐了这本《长恨歌》和另外一本钱钟书的《围城》。后来仔细评阅了一番,《长恨歌》中这个不平凡却又悲凉的女人,真的葬入我的心骨里头,成了一个时代的影子,勾勒出我年轻的思想的轮廓。一个女人,四十年,一个故事,几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