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第一篇：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改进制度 创新机制 全面执行新刑事诉讼法

--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条件、羁押审查、诉讼程序、审问方式、辩护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提出新规定，也对基层检察院行使公诉、批捕、法律监督、反贪污贿赂、反侵权渎职等职能做出了新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法律产生了连锁反应，对

基层检察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制度与机制建设都提出了新挑战。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呢？我简要谈几点看法。

一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基层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意识。

针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以从四个方面重点开展培训：首先，重点培训新法律条文。组织法律专家、业务骨干等开展新法条文学习活动，全面把握新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规定，特别突出修改部分的内容，指导干警全面掌握法律条款。可开展新法专题考试活动，可开展新法知识竞赛活动，可开展新法适用理论研讨活动，引导干警加强自学，积累新法规知识，把握尺度，学会依新法办事。其次，重点培训新法精神。以培训方式指导干警把握新法规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明确新法对于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的重要意义，增强基层检察队伍的执行意识。可开展“我与新法关系”的大讨论、大辩论活动，重点明确新法给基层检察员、各科室、各岗位带来的新任务、新责任，引导检察队伍转变旧思维，树立新观念，自觉执行新法律。三可开展模拟演练活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客观上给检察工作增加了难度。可充分预见执行新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突发情况、高难度审讯情况、媒体炒作等，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开展应对各种情况的模拟训练活动，提升攻坚能力。四可强化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培训。新法对文明执法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无疑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这就需要强化对干警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教育，以便展示检察队伍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专业能力强的整体形象。

二主动对接新法规，改进检察业务管理制度。

按照新法规依法行使检察机关各项工作职责，必须突出建章立制，规范业务管理。一要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建立健全程序性制度。对照新法精神和具体内容，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该简化的简化，该增加工作的程序的增加工作程序，确保执法程序合法、规范。比如，过去的审查逮捕工作程序相对简单，主要采取“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的作法；新法要求“确有必要逮捕方可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结合这一转变，建立健全有关“必要逮捕”的条件性规定和捕后羁押的审查规定，明确什么条件进入审查，审查的程序是什么等，适当增加执法程序与工作环节，落实新法的规定。二要全面梳理业务制度，补充改进业务管理制度。有些不符合新法的制度，该废除的要废除，需补充的要补充，该新建的要新建。要特别注意完善业务部门管理制度，视情增加部门的新职责；比如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相关职责要增加；要特别注意完善岗位职责制，将落实新法各条款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防止出现走老路、违规执法现象。比如，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的相关规定，可建立相关岗位职责和部门管理制度，落实好相关执法环节在时间上的规定。当然，亦可针对“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这一规定，明确什么情况属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建立相关执法标准。三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创新业务制度。新法的实施必然会使检察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包括检察队伍、法律监督对象及罪犯嫌疑人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实践中中要及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细化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三适应新法律环境，完善基层检察工作机制。

为了适应新法律环境，还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新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把各部门、各岗位落实新法的情况作为重点考核事项，除联合其他执法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外，还可以针对新法的执行开展专项考核，高度关注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二是完善组织机构机制。新法给一些部门一些岗位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基层检察机关原有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适应新的工作形势，可适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人员岗位，给相关部门充实人员，人员配置上向业务一线适当倾斜。三要完善物质保障和科技保障机制。新法的实施给侦破、取证、调查、审问等环节增大难度，加大了某些部门的的执法成本，因此亦应强化物质保障机制建设，在资金、设备、办案交通工具等方面予以保障；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以及审问办案过程对现场录像的要求，坚持科技强检，适当引进运行效率高、投资成本的信息技术新设备，加强技术保障。

总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基层检察工作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和新挑战，关键要需要基层检察班子转变思想，提升观念，以制度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为抓手提高业务及队伍管理水平，积极适应新法律营造的新环境，促进检察工作再上新水平。

第二篇：浅谈控申检察工作如何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浅谈控申检察部门如何应对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摘 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控申检察部门的息诉罢访能力、执法办案能力及角色定位、办案理念提出了新要求。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面对新刑诉法带来的挑战，应重点从加强学习培训、改进和创新工作、加大办理申诉案件力度、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几个方面做好应对措施。

关键词：控申检察部门 新刑诉法 应对措施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内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特征。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职能的重要业务部门之一，在新形势下履行好自身职能面临着哪些挑战，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积极应对，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控申检察工作的新规定

（一）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对阻碍律师执业的行为设置了一个法律救济途径，这一程序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五）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2 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一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将程序违法纳入再审程序，细化、补充了案件重新审判的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新法第242条细化、补充了原条文的规定，这些修改规定既与新法第53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量刑证明标准的条件相协调，又与第54—58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既有利于司法实践理解和把握，也有力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程序公正的实现。

（四）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46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决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 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控申工作提出的要求

1、信访量进一步加大，对控申部门的释法说理、息诉罢访能力提出新要求。新刑诉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很多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归入检察机关受理、办理，这将会导致控告、申诉或信访量大幅上升；新刑诉法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以及执行权的监督制约，对证据收集、强制措施、侦查活动、审判、执行等新增了许多检察监督的条款，这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到检察机关控告、申诉和举报提供了法律支撑，也会诱发大量控告或申诉到检察机关表达，刺激信访量的大幅攀升；此外，新刑诉法更加注重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鉴于当前侦查手段和技术的限制以及部分侦查人员观4 念问题，过份依靠口供的侦查模式没有得到扭转，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贯彻以后，部分犯罪嫌疑人可能借此逃脱法律的制裁，尤其是特别重大、复杂、敏感的刑事案件，群众影响度较高，一旦检察部门作出不利于被害方的决定，极有可能引发被害方及其社会公众的愤慨情绪，将矛头指向检察机关，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增加了控申部门应对和处置难度。

2、新程序、新机制的创制，对控申部门的执法办案能力提出新要求。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而重新审判条件的细化和抗诉权的转移要求控申部门应当配备具有公诉经历、出庭经验的办案人员，且新刑诉法赋予了控申部门可以在再审程序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些都对控申检察干警的案件实体审查能力、出庭抗诉能力和量刑建议能力等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诉讼监督职能的加强，对控申部门的角色定位和办案理念提出新要求。我国检察权具有复合性，兼有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所以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有时是侦查者，有时是控方，同时又对整个刑 事程序进行诉讼监督，这种权力配置模式要求履行检察机关不同职能的各个部门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能妥善处理好检察机关承担的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关系。本次刑诉法的修改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内容、监督手段、监督程序都做了许多新的规定。比如，在引入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的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又如，新刑诉法第55条授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面对新刑诉法在加强诉讼监督职能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控申部门作为重要的诉讼监督部门，将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更新办案理念，从而适应这一新的挑战也非常值得深思。

三、做好新形势下控申检察工作的应对措施

新刑诉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面对新刑诉法带来的挑战，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应对：

1、强化新刑诉法及其相关配套规定的学习培训，提高控申干警的法律政策素养。要求干警学习掌握修改后的刑诉法，做到融会贯通，深入探究修改法条的立法原意和学理解释，在认真领会修改法条意图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新法条的基本原6 理，在不断提高控申检察人员理论水平的基础上转变执法理念。认真履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的告知、听取意见等义务，认真审查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超期羁押、违法扣押、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程序违法问题；不断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能力；全面审查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证据，正确和熟练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准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以及法定情节；要提高运用法律政策的水平，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进一步改进和创新控申工作。一要及时受理控告、举报、申诉，按照首办责任制的规定及时分流，为其他业务部门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对重要的控告、举报、申诉，加大交办、转办和督办工作力度，确保件件有结果，件件有答复；二要更加注重人权保护，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来信、来访、电话及网络反映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体罚虐待被监管人以及侵犯未成年人、妇女、精神病人等合法权益的案件，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全程监督案件的处理情况；三要加大调研工作力度，研究新问题，应利用其掌握的人民群众大量的控告、举报、申诉信息的优势，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控告、举报、申诉趋势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管理方面的漏洞，找出深层次原因，提出应对措施，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四要以高度的责任心、高水平的群众工作能力做好息诉罢访工作，充 分借鉴刑事和解的方法，运用检调对接及听证等机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促成控告、申诉人达成和解，彻底息诉罢访，维护社会稳定。

3、加大办理申诉案件力度，强化办案效果。严格根据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按照“受理一件，办理一件，息诉一件”的要求，及时受理，依法复查，按时办结，确保办案效果。要认真落实首办责任制和“两见面”制度，采取调解等多种措施做好案件的执行落实和善后息诉工作，把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贯穿于案件办理全过程，做好释法说理、心理疏导和帮扶教育工作，最大限度兼顾法、理、情，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注重风险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和内部监督制约，把刑事申诉案件复查与评价机制、考核奖惩机制挂钩，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刑事申诉案件的发生。

4、落实修改后的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增强执法公信力。通过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积极实践公开听证以及其他公开审查方式，以公开促公正，增强执法公信力。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公开审查工作。一是要筛选合适案件，积极开展公开审查。力争推出一批法律效果好、社会效果好、当事人息诉的案件；二是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积极运用公开听证、公开示证、公开论证8 和公开答复等多种方式，简化操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注重办案效果，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三是要规范案件管理，严格报送制度。对公开审查案件要逐件登记、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四是要加强调研、宣传，树立检察机关公正执法良好形象。

第三篇：检察官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

检察官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

【编者按】 刑事诉讼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已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和拟修改的内容主要涉及七个方面：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共涉及条款达99条，这些条款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任务息息相关，也与当前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更好地研析相关内容，推动刑事检察工作在刑事诉讼规律指导下的科学发展，本刊刊发七位检察官对此次《修正案（草案）》的理解，供读者参考。

八个有机统一彰显法治进步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熊红文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正的。15年过去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正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经过理论界的多年研究和立法机关的深入调研，《修正案（草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该草案公布以后，笔者对《修正案（草案）》进行了认真研读，认为其是一个具有较高质量的基本法修正草案。具体地说，《修正案（草案）》的有关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下八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一是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大法，既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又是国家打击犯罪的利器。因此，如何实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平衡，是考量刑事诉讼法立法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这次《修正案（草案）》较好地体现了二者的平衡和有机统一。

二是体现了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有机统一。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也是司法实践的永恒主题。《修正案（草案）》也力争实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兼顾，如增加规定了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中应当讯问嫌疑人的几种情形，这无疑有利于提高检察人员审查批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与此同时，《修正案（草案）》亦考虑到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适当延长了批捕时限。再如，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重大案件缺乏正义，轻微案件缺乏效率”的平均用力现象，《修正案（草案）》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扩大到基层法院管辖的认罪案件，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又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均由公诉人出庭进行量刑公诉，以尽量防止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

三是体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有机统一。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程序公正时常让位于实体公正，为了追求实体公正而牺牲程序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修正案（草案）》更加体现了对程序公正之独立价值的重视，如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正式入法，并明确了公、检、法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再如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并通过增加在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等规定，强有力地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四是体现了监督制约与支持配合的有机统一。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公、检、法、司常常重支持配合而轻监督制约，这必定损害司法公正。《修正案（草案）》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公、检、法、司之间的监督制约，如增加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取证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一规定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的重大案件提前介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今后检察机关可以加强主动介入，深入侦查过程监督违法取证行为。

五是体现了宽宥保护与严惩不贷的有机统一。《修正案（草案）》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加大惩处力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等特殊犯罪人群给予宽宥保护和人文关怀。如《修正案（草案）》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案件，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或死亡的，可以经过法定审理程序，依法没收其违法所得，大大增强了对腐败分子的经济惩处力度。同时，《修正案（草案）》又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避免未成年人“一朝是罪犯，终生受惩罚”，还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避免未成年人因短期自由刑而遭受犯罪交叉感染，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挽救、感化和教育方针。

六是体现了司法需求与诉讼规律的有机统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带来的后果可能造成实质上证明标准不明确。对此，《修正案（草案）》充分注意遵循司法规律，依据诉讼原理作出相应规定，如明确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充分的具体标准，这不仅有利于司法机关实践操作，而且体现了一种法律真实的诉讼观念。

七是体现了侦控权力与律师权利的有机统一。实践当中，侦查人员与公诉人员相互支持配合，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而辩护律师则从辩护角度与侦控人员形成对抗。这种控辩对抗的平衡有利于居间裁判的法院兼听则明，作出公正裁判，相反，没有律师的有效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将难以充分实现。《修正案（草案）》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强化侦控权力的同时，实现了与律师法的衔接，规定了律师无障碍会见权、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及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权等权利，并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

八是体现了人伦情理与刚性法理的有机统一。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庭审中证人出庭率极低，使庭审一定程度上成为对侦查案卷的“确认程序”，庭审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修正案（草案）》针对这一司法痼疾，对证人出庭作出了硬性规定，明确了证人应当出庭的具体情形，并规定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体现了立法刚性的一面。但是，立法机关考虑到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指证被告人犯罪有悖我国传统家庭伦理，《修正案（草案）》同时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又体现了立法柔性的人文关怀。

当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是堪称完美无缺的，目前发布的《修正案（草案）》也同样存在一些需完善之处，如审查起诉中公诉人员对非法证据可以采取哪些调查措施和制裁措施、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中如何听取辩护人及高检院的意见、追缴腐败分子违法所得程序中如何对嫌疑人违法财产与其家人的合法财产进行分割析产等还需进一步明确。鉴于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面较大，立法机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还将对《修正案（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明年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并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制文明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第四篇：陈光中：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陈光中：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今天要讲的，既有一定的根据，又有个人的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概况

大家知道，刑事诉讼法公布在1979年7月1日，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今年是刑事诉讼法制定30周年。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还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刑事诉讼法30年发展的看法。刑事诉讼法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我们办案从长期没有法律规范到有了法律规范，使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了。刑事诉讼法制定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但也有不足。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九二年、九三年，全国人大就决定修改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期，人大法工委委托我主持草拟一个修改建议稿供他们参考。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相当成功的，总的来说，我们是更加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权保障。现在我们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尽管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大进步。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国际上反映也相当好。当然也存在不足，比如讲，刑诉讼法修改中增加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因素，特别在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的成份增加更多，但是，有些配套的东西没有跟上去，如保证证人出庭等。尽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个新里程碑，我与崔敏教授都亲身经历。

但是，我们社会在发展，改革开放在深化，我国还新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所以，到了2002年，上一届人大感觉到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准备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在2003年列入上届人大常委会修法议程，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准备在任期内完成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部门也做了一些努力，推出修改方案，方案也是征求过公、检、法、司等部门和学者、律师的意见。我与崔老师都参与了，会议上不少问题意见分歧比较大，立法部门感到拍板难度大。加之，十七大召开在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向后推了，推延到十一届人大完成。在2008年10月正式明确刑事诉讼法修改再次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计划。

大家知道，十七大以后，中央加强司法改革工作，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意见”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涉及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具体的工作机制。在这以后，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对文件中的任务进一步分工落实，哪些问题由最高法院牵头，哪些问题由检察机关牵头等等做了明确分工。其中不少问题涉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法不一样，比刑法修改的难度大。刑法修改主要是罪名、量刑方面的修改，对实务部门影响不大，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实务部门往往各有自己想法。现在正在搞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各个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准备对“三大诉讼法”进行修改，想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间向后放一放，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可能快一点。据我所知，明年启动对刑事诉讼法做修改，2011年能否通过刑事诉讼的修改？不好说，到2012年，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是以全国人大的名义通过，而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通过。现在的一些试点工作都在开展，但在试点工作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与看法，现

在展望一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未来走向，公安机关应及早地做好应对准备。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没有什么文件上的规定，但是根据十七大的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结合个人体会，我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遵守以下指导思想：首先，要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我们要把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实现目标。其次，要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公安机关颁布的文件中看不到，但是***同志讲话中提到要正确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再次，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内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基本精神，我想对个别问题，做一些解释。我们要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对这个问题应该正确理解。在九六、九七年的刑诉法、刑法中的规定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是，现在中央政法部门文件的提法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人民”与“人权”仅仅是一字之差，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保护人民”，在我国通常是指保护被害人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保障人权的内涵就不限于此，保障人权，当然包括保护人民。被害人的权利也是人权，人民晚上不敢出去，走路的时候都害怕，所有这些被犯罪分子干扰、影响的权利都是人权。人权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只要你是人，你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保护人权”不仅包括保护人民的权利，还包括保护人民敌人的权利，犯罪分子的权利、正在被追诉的人的权利、审判中被告人的权利、在监狱中被执行人的权利，死刑犯在执行死刑过程中，他们也是享有人格尊严。

按照西方的人权理念，“保护人权”在刑诉中主要是指保护那些在被追诉犯罪过程中可能受到逮捕，受到非法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西方重点关注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有的人直截了当讲人权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当然，人权还应该包括被害人的权利，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受到侵犯。我们究竟要不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就我来看，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还是有缺陷的，如，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辩护权保障不力，死刑复核中对辩护人没有规定。我们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还是不够到位的。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应该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改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是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诉法修改中的落实，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一个理念性的、核心性的改变。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个变化是程序与实体并重，我们公安机关办案，一般是重视怎么将案件侦破，至于破案的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收集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我们关注是不够的。在新形势下，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程序正义在政治生活中要有所反映，在选举中，你一票之差，你就落选，这就是一个规则，一个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很难保证。程序的价值也不限于保护实体的实行，程序并不一定要服从破案，我们应该尽量使程序服务侦查破案，但是有些程序是要保护民主的核心价值，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有些程序甚至不利于破案，但也要规定，程序有他的独立价值，我们现在的理念要转化。

有些学者主张程序优先，程序本位，实务部门是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的，我个人也是不认同的。我的观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国情，适当超前。”因为国情是不断变化的，大家想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变化有多大，经济上变化有多大，理念变化有多大，你能单纯地说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当前，不需要有前瞻的眼光？刑事诉讼法不能老修改，应当适当超前，不超前不行，但不立足现实也不行。刑事诉讼法不能照搬西方，但是，不超前必将走向保守。

十七大讲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我现在想顺便讲什么叫司法？西方国家基于三权分立，司法就是审判，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起诉是行政机关的起诉。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侦查是行政性还是司法性的？还是准司法性？我个人的观点，主要是根据中国情况，至少要考虑中国的现有法律和文件，我个人的结论：中国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在现有体制下，司法的概念不限于法院、检察，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侦查活动不同于公安机关其他的执法活动，公安机关的其他活动是行政活动，侦查活动是一种诉讼活动，也是司法活动。当然也有人说，侦查活动是准司法的，但是，现有的文件包括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文件都是认为侦查活动属于司法活动。国务院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既有执法活动，同时也行使部分的刑事司法权，这就是指刑事侦查这一部分。许多学者认为司法应该被动，中立，这是就审判而言的。但是，侦查就不是被动的。

三、讯问合法性问题

下面我想讲一些具体问题：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问题。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是12小时，但是，公安，检察都反映12小时太短，刑事诉讼法修改可能延长到24小时，主要是侦查部门的强烈反映和考虑中国的国情。如果法律规定是24小时，就应该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把24变成36小时。实际上，有些地方是搞疲劳讯问的。搞疲劳讯问，侦查人员问什么，犯罪嫌疑人就会回答什么，不要变相的超过24小时搞疲劳讯问。

其次，讯问场所的问题。现在讯问并不是在真正合法的场所进行，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变相的在办公室讯问或在自己设定的特殊场所讯问。在哪个地方讯问，与讯问是否合法的关系很直接。如果是在看守所讯问，看守所的管理又比较正规，讯问行为的合法性就比较有保障。如果在其他地方讯问，问题就可能多一些，甚至问题很大。

再次，要不要录音录像。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检察机关，特别是反贪部门是推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公安机关过去不太赞成录音录像，理由是不具备条件。我个人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应该录音录像，尽管全面推开对公安机关有点难度，但对重案、大案，应该全程录音录像，特别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团伙案件应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可先从重罪开始。如果说全程录音录像有困难，可以对重罪先搞录音。总之，这个问题上，应该积极推进。凡是在看守中讯问，在合法场所讯问，应尽量推进录音录像。像南通这样的地方，录音录像不发生财力上问题，西部可能有问题。作为学者讲自己该讲的话，我觉得录音录像的问题应该解决。

四、有关律师法的问题

现在有关新修改的《律师法》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相互辩论很热闹。我个人看法，《律师法》所规定的内容尽管对刑事诉讼法有所突破，有所不同，但是《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律师法》的通过是合法的，法律是有效的。尽管全国人大通过的是基本法律，其重要性超过普通法，但在适用上没有一个位阶高低的区别。也就是说，刑诉法、律师法是一个位阶，应按旧法服从新法对待。

《律师法》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规定，不是没有缺陷的，有的地方不够务实，规定太原则。比如说不能监听，不能监听是不能搞录音录像监听，还是不允许警察在场？但是，监听原义是指技术监听。又如，是不是不分案件类型，律师凭“三证”就都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此规定对恐怖犯罪是否合适？

法律已经规定了，是不是可以不理睬？什么叫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就是对通过法律要执行，你不是立法机关，法律规定了你就必须执行。不能认为法律有问题，就作为一个理由，对《律师法》的规定置之不理，哪怕是打一点折扣执行也可理解，但不能不执行《律师法》。

五、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中已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九六年刑事诉讼修改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争论是比较激烈的，学者几乎都是赞成的，实务部门是反对的，最后立法机关没有赞成非法证据排除。

对刑讯逼供的口供怎么办？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就是认同。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文件，主要是关于言词证据，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如果确实存在非法行为，应当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包括手段、场所、主体等方面，重点是讲通过不合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全世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一般来说对言词证据是排除的，对实物证据大多搞相对排除。全国人大法工委认为非法言词证据应该排除，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没有定下来。

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立法应该没有问题。这对实务部门办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立法上是肯定要规定的。实物证据包括赃物、赃款、毒品、凶器等，如果是非法取得的，如何处理？甚至西方讲的“毒树之果”要不要排除？在这些问题上，实务部门是不愿意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我个人的态度：“实物证据，酌量排除”。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实在搞得不象话，不是指一般违法，不是像美国敲门后没有停留几分钟，就进去取证也叫非法取证，我们中国不能搞得那么严格。但是，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搞得太不像话，既没有搜查证，也没有扣押证就提取、扣押物证。对严重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不是一概采纳？我认为应该搞自由裁量。自由裁量要考虑以下因素：违法程度如何，案件性质如何；证据在案件中地位如何？全面衡量应不应该排除。有时即使排除非法证据放纵了犯罪，如果能够警示一批人，即使放纵了犯罪，但能使我们执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为什么不能排除呢？个案的牺牲，提高了整体水平，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我要争取在刑事诉讼修改中增加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的规定。

当然还有一个证明问题。你搞刑讯逼供，外部人怎么知道，现在，大家普遍意见是举证责任要倒置，由侦查部门、检察部门举证。最高法院规定查证属实的非法证据才能排除，谁来查证排除？现在就是要由实务部门举证，就是要搞录音录像来出示证明，所以，非法证据排除又与录音录像结合在一起。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联合国文件的一项规则，如果强迫取证，获得的证据可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外国对口供是作为证人中的一种，没有说口供就不是一种证据。我们不是不要口供，而是不要以口供为主，但是，在有些案件中，特别是在反腐败的案件中，其他证据抓不住，主要是通过“双规”获得口供。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口供作用是在逐渐减少，口供是证据，但不是最主要的证据。

六、强制措施问题

我国的强制措施，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到拘留、逮捕是比较完善的，我们国家强制措施的未来走向应是逐渐减少逮捕羁押的比例，我说的是逐渐减少，而不是一下子减少。我们的逮捕率是相当高的。实际工作中不将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心里就不踏实，所以，目前，逮捕率居高不下，包括未成年人逮捕率也是比较高的。今后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逮捕率，西方也在试验，怎么让犯罪嫌疑人在保释期间跑不了，犯罪嫌疑人跑到那里，侦查部门大体上知道。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监视居住也是修改的重点。监视居住实际是逮捕化了，不是在犯罪嫌疑人家中对他监视居住，而是放在我们指定的地点。我认为减少逮捕是个趋势，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罪应当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尽量减少逮捕，这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们宽严相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有些人担心犯罪嫌疑人会跑了，我们并不是说对未成年人不能逮捕。我们国家的逮捕条件是不严的，门槛不是高而是低，现在是徒刑以上都可以逮捕。

检察日报上宣传一家检察机关降低逮捕率的经验，我们应该注重打击犯罪，但是，我们也不能将打击犯罪放在绝对的地位，不应该忽略对人权的保护。

第五篇：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来源：本 网

发布时间：2012-9-19 16:32:58

在今年3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订以来，再次进行的一次重大修改，涉及条文较多，修改面较大。这次修改对于新时期下的检察工作，尤其是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新形式、新规定下更好的完成办案工作，将成为我们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修改，既提出了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方面的更高要求，又体现了诉讼参与人在参与整个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更为深入细致的权利与义务。

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条文，我有一些浅显的认识。下面，我就将基层院的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与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学习探讨。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侦查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约24条左右，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写进了新刑诉法。

新刑诉法把旧刑诉法原条文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并对其进行了修改。补充添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增加此规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大步，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也就进一步要求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能力要加强，不能过于依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知侦查信息，此规定也促进反贪侦查人员对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对于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排除进一步明确。

在这次修改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明确写进了新刑诉法，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规定强调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必须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此规定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同时，也对我们反贪干警的侦查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新刑诉法将传唤、拘传时间有条件的延长至二十四小时。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条新增加的规定对于一部分案件的突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一时难以获取，在十二小时以内无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新刑法将一些类型的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第四、确立了技侦手段，完善了证据制度。

新刑诉法第二章第八节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进一步确立了技术侦查是在侦查阶段中的一种重要手段。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第一百五十二条也规定经由技侦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这些规定对采取科技手段迅速获取定案的证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第四十八条对于“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也都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在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以上规定扩大了侦查部门对证据获取的来源和渠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五、进一步将辩护权扩大延伸。

辩护权的修改，被各界法律人士普遍认为这是新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最大亮点。新刑诉法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此规定明确把辩护人进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点提前到侦查阶段，并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新刑诉法三十七条还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需其他任何批准，四十八小时内就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时不被监听。辩护权的扩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强化人权保障的体现，也是司法进步的结果。但从另外角度看，辩护律师在介入侦查以后，势必会按照法律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和后果进行分析，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不排除有些辩护律师会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反法律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翻供的心理暗示、语言点拨，从而加强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讯问破案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第六、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新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以前根据最高检对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有关要求，在我院反贪工作中已经施行，现在新刑诉法的修改给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要求，施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日后当事人提出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的控诉时，通过查询录音录像还原事实、说明情况，于此同时，也对我们的侦查人员获取言词证据的规范化提出了严要求。

二、刑诉法修改后反贪部门采取的应对方法

上述新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挑战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将对常规的反贪侦查工作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通过认真研究、深入思考并结合我院反贪实务工作现状，现将新时期下的反贪工作对新刑诉法修改的应对方法，作以下简要分析：

（一）高度重视初查工作，客观全面的搜集各类犯罪证据。

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案前期的初查工作要高度重视，对案件的查处，不能操之过急，接触犯罪嫌疑人的时间点要审慎选择，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毁证灭据或者串供。要更加秘密且全面的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客观证据和信息。加大初查力度，放宽初查时间，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在初查中也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类型的证据，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

（二）转变固有的侦查策略，树立全新的侦查模式。

首先，过去我们传统的办案模式主要是“以人立案”，如今在新刑诉法的框架下已不太适应，“以事立案”的侦查模式是我们以后需要转变的侦查策略。以事立案能够在与犯罪嫌疑人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使查案工作及时进入侦查程序，可以防止律师过早介入而带来的干扰，有利于侦查人员依法及时地使用侦查手段获取犯罪证据，从客观上可以减少调查取证过程中遇到的阻扰。其次是在提高我们

“零口供”定案能力的同时，要把旧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的义务进行转化，在新刑诉法下的侦查策略下，把犯罪嫌疑人主动的“如实供述”作为其减轻处罚的条件加以重点说明。

（三）强化技术力量，充分利用各种技术侦查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一种侦查手段。随着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了很多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客观来讲，传统的办案取证模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在将来的办案工作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技侦措施，包括各种监听、监控、密摄、检查等等，增强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为案件顺利侦破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四）严格贯彻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我们认为，在新时期下想要挑战更严峻的办案形势，那么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作为在办案工作中的“第三只眼”，不管是处于“监督者”的身份还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都是非常有必要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案卷资料中的。而且我们应当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讯问中都要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一些重要的证人也可以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言词证据。对于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数据标准，必须要按照上级检察院下发的有关技术标准规定严格实施。要进一步完善录音录像的录制、管理、保存制度，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和维护，要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保证关键时刻不出任何技术差错。

（五）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打造业务精良的反贪队伍。

目前，离新刑诉法正式实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们必须要全面透彻地学习新刑诉法的条文内容以及精神实质，做到吃准吃透、烂熟于心、融会贯通。通过个人学习、座谈交流、聆听讲座等各种有效途径，全面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要树立取证工作中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杜绝瑕疵证据，杜绝刑讯逼供。对每一起贪贿案件都要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全面客观收集各类证据，提前研判，不断优化取证方案。作为一名优秀的侦查员，首先要提高调查取证能力。严把证据质量关，特别是对证据来源、证据形式、取证过程、证明力等方面作为重点审查内容，及时补强瑕疵证据，对于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在侦查环节就要予以排除。其次是要提高侦查员将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能力。既要善于综合运用多种证据，包括新型的电子数据类证据，也要具备在24小时内突破口供的能力，积极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对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准确打击犯罪，推动新时期下反贪工作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