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风潮中的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

第一篇：反日风潮中的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

反日风潮中的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

若是让中国人投票选出最讨厌的国家，日本必居榜首，历史上的种种让很多中国人对日本有着深刻的厌恶甚至憎恨。而日本政府至今仍然不能坦诚面对历史，再加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领土争端，国内的反日情绪越发高涨，国人对于日本的不满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我相信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其中截然不同的两种出发点——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它对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可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我国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积聚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基本特征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自秦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形式。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虽也曾多次发生过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乱，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和割据局面，但总体来说，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是在统一的国家内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积淀。从爱国主义的特有功能来看，它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韧，靠的就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

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一种。为表示对自身民族的忠心与认同，不惜以各种手段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容易发展成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这种人作为当政者要么使用武力对外进行扩张侵略，要么狂妄自大、闭关锁国。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危害最大的一支。会严重影响世界和平和社会稳定。中国明清时期的衰落就是由于当政者的狂妄自大和闭关锁国，这种主义威胁的不是个人或者某一小团体的利益，而是要把整个国家往悬崖推。任何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应当主动远离这种主义。

那么究竟该怎么分辨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呢？我认为最关键的标准就是理性。爱国是好的，但是必须要理性，古语有云：过犹不及。当爱国的激情异化为狂热，考虑问题不经过大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做判断，这样爱国主义就会往狭隘民族主义方向过渡，很容易如无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更有甚者被人利用，当了枪使，成为了别人的工具，这样的人怎么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呢？扰乱社会秩序，给国家增添负担倒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对于狭隘民族主义，我们要分清楚其中的两种人，一种是网络上很流行的“愤青”这样的人要么文化水平不高，要么年纪轻，没什么社会经历，很容易被人忽悠，以爱国为名义做出有害国家的事情，这样的人数量不少，但是由于只是思想不成熟，所以是可以通过合适的引导使他们重新走上正确的爱国道路的，而且由于这类人很有激情，可以对国家的进步做出很大的贡献；另一种是对于非所属民族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心理阴暗扭曲，类似沙文主义，甚至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法西斯主义等，此类人目的明确，自我主导，还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有着极强的危害，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对其进行约束，责令其进行思想改造，若是已经违法乱纪，应依法给予惩罚，绝不手软。

实际生活的反日风潮，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抵制日货运动，以及由它发展而来的打砸抢烧日系商品店铺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首先，就抵制日货而言，我是持支持态度的，毕竟在官方的一系列行动之外，作为泱泱大国的人民，我们应该给予嚣张的日本政府一些警告用来表现我们的态度，在华日商的压力自然会传回日本，影响他们的态度以及决策。而在历史上，抵制洋货多次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有积极的意义。以下列出几条：

1904年承认美国迫害华工合法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但美方却胁迫清政府继续续约，由此激发了1905年大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最终，美国政

府放弃续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旅居东南亚的华侨便一致决定抵制日货。此举使得在新加坡经营时间最长、资本最雄厚的日商弘荣洋行宣告破产。

1947年1月，上海工人掀起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此运动在其他地区的深入，促进了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关于有人打着抵制日货的旗号进行打砸抢烧，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讨论，这完全是由不法分子煽动群众造成的刑事案件，危害极大，主事人员必须依法处理。这种行为与爱国毫无关系，非但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还让中国在国际上大失颜面以及受害者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那么是不是和平非暴力的抵制日货就应该提倡了，我觉得不然。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商品算是日货？是日本国内产的？还是日本企业产的？还是说只要有日本股份的公司生产的都是日货呢？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商品已经很难说是哪个国家产的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国企”，很多都有日本的股份，毕竟自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崛起迅速，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之一，而且经济结构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互补，中日合资企业不胜枚举，抵制日货，往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再者即使是纯粹的日资企业，很多都把工厂设在中国，它们在为日本创收的同时也给国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若是这些企业倒闭，这些工人该何去何从呢？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所谓日货根本抵制不尽，日本的制造业世界领先，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有日本产的零件，基本所有的相机镜头都是日本产或者日本与别国合作生产，除此之外，日本在工程塑料，控制系统，电子软件等方面都有强大的优势，说句直接的话，中国根本离不开日本。

那么对于日本的嚣张态度，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抵制日货是要进行的，但是这不是对抗日本的手段，而是表明态度的一条途径，日本经济已经很久没有起色了，在中国依赖日本的同时，中国市场也是日本经济的救命稻草，抵制日货可以给他们很大的压力。然而想要最终解决问题，发展才是关键，日本那么多技术领先我们，我们想要不被其要挟，就必须打破这些枷锁，超越他们。而在达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可以在其它很多方面对日本进行反击，比如电子产品方面韩国的技术也很好，中国可以与韩国加强合作来减少对日本的依赖，如此日本国内必然压力倍增。就我们大学生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学习，争取让自己能为国家贡献出更大的力量，所谓青年强则国强，人才是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把自己锻造成可用之才，为祖国建设添砖添瓦才是正途。

第二篇：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11物理一班 1130060011 苏韦东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国家这个体制工具需要离开这些自私的精英控制而使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的目的。民粹主义者会接触平民，跟这些平民讨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且诉诸他们的常识。1980年以后，大部分的学问都将民粹主义当成一种可以推广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来讨论。许多民粹主义者曾经承诺过要移除“腐败的”精英阶层，并且倡导“人民优先”。

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众的理念，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思潮，其基本特征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要求全体普通群众直接参与政治过程，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非常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

民粹主义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又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强弩之末。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的是“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由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概念是模糊的。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即是指将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民族主义可自我表明为官方的意识型态或群众（非政府）运动，并以公民、人种、文化、宗教、或意识型态上的言词加以表述。民族的自我定义用于区别民族主义的种类。然而这样的区分并不全然互斥，许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若干或全部的区分元素。民族主义运动亦可以范围与地区作为区分的准则。民族主义的种类：

1.公民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为国家由公民主动参与，产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法统的民族主义型式。此论一般认为源于卢梭，特别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会公约”而得名的社会公约论。公民民族主义来自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民族主义上与种族民族主义相矛盾，因其认为公民国家（民族）之成员身份应从自决而来。公民国家（民族）理想化了美法等国之代议政治在发展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2.种族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以种族来定义民族。种族以先人的血缘世系为要素，也包含群体成员与其祖先之间文化共享、语言共享的观念。民族之成员身份为自遗传而来。国家政府因为是种族群体之祖国、有能力保护国内族群、以及促进文化与社会生活为一体而取得法统。族裔观念极为古老，但现代的种族民族主义受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及提倡人民)观念的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德的影响极深。种族民族主义现为主要的民族主义型式，通常就被直接简化为“民族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使用“种族民族主义”一词当作非西方观点的民族主义，以对照出西方以地理范围定义民族的的观点。

3.浪漫民族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又称有机民族主义、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为种族民族主义之一型，政府因自然（“有机”）结果与代言国内民族而取得法统。浪漫民族主义反映浪漫主义的理想，反对理性主义，强调符合浪漫理想的种族文化，民俗发展为浪漫的民族主义概念。格林兄弟受赫德著作之激励，创作出一连串理想化的传说，标明为德国人的故事。史家朱尔·米舍莱以之为法国浪漫民族主义者之前例。

4.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共享的文化定义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一员之身份既非自愿（文化无法顷刻而得），亦非遗传（民族成员之子弟若成长于其他的文化中，会被视为外族）。中华民族主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一例，部分是因为中国境内有许多的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主义者包含身处台湾内部，反对大陆政府的统治而主张反攻大陆的人士）。

5.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为公民民族主义之变形，通常与种族民族主义结合，意味着民族为贡献于国力与国家主张者之共同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为最佳范例，体现于墨索里尼的口号中：“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其与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观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则相左并不令人意外。雅各宾俱乐部之建立单一且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通常被视为国家民族主义之滥觞。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以及现代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则为新近的例子。

然而，“国家民族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分离主义运动发生于已建立的民族国家时。分离主义者的说法是，国家民族主义因较不可信与较不民主而败坏国家的合法性。法兰德斯分离组织称比利时民族主义为国家民族主义。巴斯克分离组织与科西嘉分离组织同样分称西班牙与法国为国家民族主义。反过来说，这些国家则称这些分离组织为恐怖主义。其间没有无可争议的准则来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结果通常为人民因效忠对象不同而分裂。

6.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以共同的宗教来定义民族。政府若因严守教义而取得法统，就比较是神权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其实，有些种族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若干方面具宗教特征。宗教为群体认同的标志，而非主张民族主义之动机。爱尔兰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教义相关，且近一百年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们皆为天主教徒，但其早期的（18世纪）许多民族主义者则为基督教徒。爱尔兰民族主义从未如以神学区分宗教变体、圣母玛利亚的身份、与教宗的超卓地位等。但对北爱尔兰的若干基督教徒而言，这些宗教改革之前的学说实际上是爱尔兰文化的一部分。与之类似的是，尽管有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其主流却较为世俗，以种族及文化为基础。自从英属印度分割后，印度民族主义即与印度教相关。在现代印度，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已明显地有包含印度人民党与民族卫队在内的追随者。

7.海外民族主义：海外民族主义（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长程民族主义”）一般指感觉流离失所的民族主义者，如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与美非两洲的黎巴嫩人。安德森称此型的民族主义为，想要有民族联系，却又不愿离开寄居地者的“幽灵根基”。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爱国即爱祖国，而祖国的直接体现是同胞，国家的直接体现是政权，祖国与国家不是一回事。公民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国家应该效忠自己的公民。这就是孙中山、何子渊等革命先驱反抗大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但依然被尊为爱国者的根本原因。

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通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严格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经常宣扬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需要并且合适的态度。

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就其本身而言，它暗示“祖国”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此外，爱国主义还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在战争时期，这种牺牲会扩大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祖国战死沙场便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

爱国主义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爱国主义要求人们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自己的行动，努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同国际主义相联系，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现阶段，爱国主义最基本、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不遗余力地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要表现：

个人爱国主义是一种自愿的情绪。爱国者忠于爱国主义的某一价值，比如对国旗的尊重。政府推行的官方爱国主义含有高度象征化和仪式化的内容。这些内容的陈述对爱国主义的推行有着逻辑性的关联，并通过对政治团体利益的表述来得到合法性。国家纪念碑、阵亡将士纪念日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官方爱国主义通常有着严格的仪式，比如对起降国旗的规定、致敬礼和忠诚的形式。

一些评论认为，正统的爱国主义（非现代的民族主义，而是19世纪国家的产物）必须基于某种形式的共同祖先或者精神图腾。

爱国主义的程度随着时间不同而不同，并且取决于政治社会环境。典型地，爱国主义程度会在国家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升高。反过来，变质的爱国主义又会使国家变得好战。比如一战、二战前的德国与二战前的日本。

爱国主义流派：

个人：个人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性、自愿的爱国主义。这种类型的爱国者有着某种确定的爱国观，如对国旗保持尊敬；不仅如此，他们经常坚持认为，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具有与其本人相同的爱国观，而不允许有例外。这种爱国主义在结构上与其它的价值观理念——运动相似，其政治上的表现为，力图让其本人的价值观得到更好的法律支持。

官方：官方爱国主义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正式内容的爱国主义，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所有政府总会促进之。它是国家自身的逻辑推论，其法理基础是“国家为政治社会的公共福利的表现”。国家纪念碑、退伍军人节、伟人/历史事件纪念节等，都是官方爱国主义的典型例子。政府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发动一些爱国主义运动，来提升公民对国家与国家标志物的认同。

符号:爱国主义极度依赖于标志性的行为，如：升国旗、唱国歌、参加大型集会、在车驾上贴上爱国的标签等各种在公众场合宣告对国家的忠诚的行为。在战时，符号爱国主义常用于提升士气、增加战时的努力。而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并不能像战时那样方便的衡量对国家的贡献，但并不为爱国者所抛弃。例如，在平日的政府场所向国旗敬礼的行为，被视为是与在战场上向国旗敬礼同等爱国程度的行为。

普通: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人为了他国而战斗，有时是为了他们的独立。比如马贵斯拉法叶，杜什科希丘什科和普拉斯基等参加了美国革命战争，西欧人菲荷里尼为了希腊独立而战斗，他就是著名的拜伦爵士。那么拉法叶是美国的爱国者，还是菲荷里尼是希腊的爱国者呢？阿拉斯戴尔会说他们两个都不是。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而非爱国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拉法叶不过是投身于美国革命所蕴含的政治自由理念，而非对美国怀有特殊的爱国之情。阿拉斯戴尔认为爱国主义只能是本国人们的选择，而不是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信念的他国人的选择。

时代价值：

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

2、爱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

3、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4、爱国主义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少数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1．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

2．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全面、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3．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

1．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做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

他们有的是通过赤裸裸的谩骂来丑化和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相对地说，这比较容易被人们识破，因而他们更多地是在学术的幌子下，贩卖他们的私货。

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爱国的、革命的传统，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上了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虽然在反封建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两种思潮的不同发展趋势及它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贯穿在五四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

1．历史虚无主义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2．历史虚无主义适应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企图。

3．历史虚无主义企图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

第三篇：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范文）

——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内容提要：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权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概括地说，是关于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于承认的需求的政治话语。在冷战结束后，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凸现出来。这些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语境截然不同的问题使得在以权利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和当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别及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主法制国家内部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sm)的表现。具体讨论可参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社群主义的重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政治”和批判理论的主将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观念遭到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姑且不论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虽然泰勒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被涵盖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吁求之中，从自由民族主义经承认的政治到宪法爱国主义的内在演进脉络仍然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主线。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empirenews.page--]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针对“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质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精妙阐述，他追随席勒对民族文化就像“压弯的细枝”这种观点所作的解释，把受伤的民族精神比喻为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病态性发展正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在回答“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制流血？”的问题时，柏林坦率地承认，文化自决而没有政治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尽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经济的统一又有文化的多样是可能的事，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能够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再加上一些好的运气，其归属的需要是能够同个人自由平安相处的。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许多民族的悲剧却在于，其政治宪政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不能使自由和归属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充分满足的国家民族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他国家民族保持适意程度的多样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终设想，但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自由主义能够同民族主义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顾兼容；他也没有讨论，在现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情形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empirenews.page--]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诠释者约翰·格雷的话来说，柏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注：”格雷，《柏林》P.103，昆仑出版社，1999。）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柏林传人的泰勒结合魁北京分离运动个案所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进一步努力。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以法语居民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1][2][3][4]下一页 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语学校就读，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鉴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承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集体目标合法化。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加拿大英语居民来说，一个支持某种集体目标的政治社会，对于宪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利条款是一个威胁。因为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为从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即使不至于践踏个人权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这样做也可能被认为是内在歧视性的。另一方面，对于魁北克政府来说，在魁北克保存和发展法语文化是件不证自明的好事，政治社会不能在以下两种人之间保持中立，一种人赞成保存我们祖先的文化，另一种人为追求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不惜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给予集体目标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同的自由社会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好生活的概念来组织社会，同时又并不因此而歧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就是为了揭示这一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把观念史分析方法运用到魁北克个案，泰勒深刻地阐发了平等的承认之中表现出的普遍主义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两种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形态之间的内在紧张。前者是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而来的，这种政治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这项原则最近赢得的最大胜利是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后者是从现代认同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要求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这种认同正在被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这两种政治的内在联系在于支撑着差异政治的基础正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原则。差异政治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差异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完全吸收，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是对某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人人皆有其认同——给以适当的承认。普遍的要求推动了对于特殊性的承认。”（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empirenews.page--] 但是，虽然这两种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相互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泰勒的方案包含了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把差异政治看作是从平等尊严的规范中派生出来的，认为承认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这构成了对无视差异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注：参见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从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性判断和强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种族中心主义。那么，就与权利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究竟应当如何来把握泰勒推荐的“第三条道路”的性质？考察一下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理论的批评将会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哈贝马斯认为，只要正确地解释权利理论，就会发现它不但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对于文化差异同样也不是置若罔闻。在哈贝马斯看来，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就与程序性自由主义忽视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样，把自律概念一分为二，而没有考虑到，“法律的受众(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获得（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就应当能够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他们又都是私法主体。（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342.）事实上，根据现代宪政的理性观念，个体的主观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设定为权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的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而一旦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需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法律体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P.343-4.）[!--empirenews.page--]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队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的批评过于抽象（这种抽象性是与他没有在该文中详尽阐述其立场相关的），那么在作为《事实与有效性》英译本的附录发表的《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一文中则把他倡导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贝马斯的宪政观中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前者要解决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后者则是不但能够置换民族性并赋予价值规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认同标准，而且能够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从而保证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稳定支持的动力资源。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和推展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其理论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两者则是其宪政观中内含的基本原则的运用对象。首先，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构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赖的是以共同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这种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模式提醒我们，受宪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对这样的人们才是有价值的，他们习上一页[1][2][3][4]下一页 惯于政治自由，适应于积极自决实践的‘我们’视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须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其次，在确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立宪爱国主义的公分母或共同标准的论题之后，哈贝马斯把其宪政观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欧洲一体化的范围中来。在这里他关注的焦点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立宪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不但是由于民主过程迄今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内运作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而且因为其内涵是“朝向欧洲共同善的职责的意识”的“欧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问题尚在未定之数。具体来说，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看，超民族水准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决策正在一个逐渐增长的程度上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为止公民的决策是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响欧洲决策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经济律则变成一种独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则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这一事实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要求相矛盾。很显然，由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太小，不足以应付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经济，因此应当联合在更大的政治单元之中。而一个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包括基本的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础不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讨论（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实现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会权利，即以政治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注：参见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这一角度，哈贝马斯把欧洲统一的事业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对资产阶级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是这种突破的题中应有之义。[!--empirenews.page--] 一百多年以前，以实施人权和民主为主要职能的民族国家框架，使得一种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临的任务则是以“进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围内继续这项任务。（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最后，移民和避难问题加剧了立宪民主的普遍主义原则和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义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在两德统一境遇中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主要针对的除了主张以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还有后来在两德统一时表现出来的所谓“德国马克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宪政观在移民问题上所要反对的则是所谓富裕的沙文主义。一方面，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不应只涉及西欧的经济体系吸收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应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无偏私地对待移民问题，不但从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角度，而且从寻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寻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难而且是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哈贝马斯援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进行论证，对移民权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从互竞的思虑得到辩护，即避免社会冲突和将会严重地危及社会的公共秩序或经济再生产的负担的需要才能使严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当性。相对于社群主义从保护特定生活形式的种族—文化内涵的角度对自由移民权利施加规范性限制的特殊主义的论证，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认为，同样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认同并非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种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赖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则。的确，自决的民主权利包括保护形成公民身份权利的具体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权利，但它并不包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权利。在刻画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之后，哈贝马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随着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国大革命的情境中所梦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渐变成政治现实：“即使我们在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义的条件亦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至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个统一体，其轮廓已经隐约可见了。”（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四 如果说，柏林的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为自由主义寻找普遍正当的理由的努力，从而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将自我选择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捍卫普遍主义（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义（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时把立宪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成为这种原则的动源并赋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宪法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策划的推动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贝马斯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宪法为结晶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根据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对同一些、也体现于其他共和主义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这种与特定的亚文化、亚群体——包括主流文化与主流群体——相分离的政治文化与罗尔斯所谓“重叠的一致”非常近似而与泰勒更加实质性的共和主义论题拉开了距离。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论是个体价值自决，并通过程序主义的公共理性秩序来平衡价值冲突，而非由首级政治制度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优质品和劣质品、善与恶、好与坏”。（注：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P.79.）这一点无论对于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罗尔斯主张与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学说脱离的所谓“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都是适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以及过分拘泥于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所造成的近视性不但使其“共和主义论题”没有洞察到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概念的联系，而且使其“承认的政治”没有能够充分估价“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层次必须同亚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铸成的认同相脱钩”（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转引自注(12)所及童世骏文。）的重大意义，后者不但是传统自由主义政治论证的精髓，而且构成了哈贝马斯在两德统一、欧洲联盟、移民与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导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empirenews.pag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当作“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并把现代社会中同其他文化价值相分离的政治价值领域当作某种既予的东西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区别开来，后者不但为正确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们有足够的余地来设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而形成一种共上一页[1][2][3][4]下一页 同的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像欧洲联盟这样超民族的集体认同提供基础。（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哈贝马斯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约束力显然弱于在各民族国家内部近一两个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公民互助，而成为欧洲统一进程瓶颈的欠缺正是缺乏对世界公民互助意识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贝马斯的同龄人、德裔英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会仍然局限在民族的边界之内，它就必然与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相结合，而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是违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本身的原则的。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注：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P.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上与达伦多夫一样同属康德信徒的哈贝马斯则坚称，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作为“古老帝国中的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农业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论，我们就必须把握复杂社会的民主自我调控的思想，“为什么那种伟大的、在历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识和王朝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抽象力不能被继续发扬光大呢？”（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继续进展的现代性还是被继续引导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他援引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种现代性”和“反思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并认为吉登斯所谓“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尽头”以及“我们并未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走近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性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彻底、更普遍”这两句话应当这样理解：（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价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的意义上，在解决现代性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现代性本身的能力的意义上，哈贝马斯才把现代性称作“未完成的谋划”。

第四篇：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个贯穿中国发展的话题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导读

摘要

列宁针对孙中山的一篇名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的文章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提出孙中山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似，同时也指出，孙中山主张的防止资本主义以及平均地权的思想正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纯粹的方案。列宁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本文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之上对孙中山文章中的“上海”等词的进行了辨析，最后阐述了民粹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关键词

列宁

民粹主义

民主主义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防止资本主义土地国有化

主观社会主义

历史评价

个人思考

当代价值 正文

列宁被全世界共产主义者认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且通过在政治方面退出一战，领导内战，在经济方面，实行全俄电气化，战时共产主义1，以及后来的新经济政策2等一系列政策，使苏联这样一个新诞生的国家迅速地得到巩固。同时，作为一个杰出的理论家，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他的一生是辉煌的，在他死后，就连坚持反共主义立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评论说：“俄国人民掉进泥潭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列宁的诞生，而第二坏的事情则是他的死亡。”所以说，列宁对于世界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先来简要的简要介绍一下民粹主义，尤其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亦称平民主义，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试图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他们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这种思潮及其实践对俄国革命是有害无益的。对列宁来说，虽然他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但由于俄国大多数的农民都支持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导致革命的成果差一点被民粹主义者夺取。因此，这样一次经历让列宁对民粹主义实质有了 又称“军事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苏俄政府为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摘自百度百科）新经济政策，其内容： ①在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许农民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工。②在工业方面，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恢复私人小企业。③在流通方面，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④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摘自百度百科）更深入地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倡导“人民优先”，这使得它和民主主义有了某种相似之处，使人误以为民粹主义者也是民主的倡导者、推进者。列宁对民粹主义有着很深的见解，所以他在他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要谈一谈孙中山先生的这篇文章——《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此文写于1912年。此时，孙中山刚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文中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虽然富足文明但是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只有少数资本家享受快乐，劳工群众依旧是赤贫的，因而革命的思潮不断涌动。但是，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实现社会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此，他认为在中国是有必要也有能力预防资本主义进攻的，通过防止资本主义可以避免社会革命。第二，平均地权问题——按照土地优劣进行定价，由国家按价收税，土地价值的增值额归公。在文章的结尾，孙先生说“中国正处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的商业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孙中山的这次讲话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三个多月后便被译为俄文发表。列宁立即与之互动，并对文中孙中山的这些主要的观点进行了辩证性的批判。在当时远非今日可比的信息传递和通讯条件下，确是相当奇特的现象。

介绍完了文章的成文背景后，我们就来着重介绍一下列宁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列宁认为，俄国资阶级民主派都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而作为中国民主派代表的孙中山在思想和许多说法上都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关于这个想法，他提出了四个问题，并且对他们一一作答。

首先，列宁将孙中山提出的纲领与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相对照，发现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本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文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然后紧接着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比较东西方国家，我们不难发现，相对而言，西方的总统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梦想，他们是“娼妓化了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孙中山则是一个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他的纲领中处处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并且是带有建立共和制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而他的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只有这种民主主义的高涨才能激励人们摆脱奴隶地位求得真正的解脱，才能激发劳动人民创造奇迹。列宁认为，东方已经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中国人将在这种高涨的民主主义的带领下会为了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梦想而努力，而西方的早已腐朽的资产阶级终将会被无产阶级代替。简言之，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激励人民摆脱封建的束缚，走上共和制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列宁认为中国的民粹主义者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是同社会主义空想，避免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治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思想体系也是和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产生这两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列宁首先分析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实质，即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中国的民主派反对压迫农民和剥削群众，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同情，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他们必然产生主观社会主义。而这种主观社会主义同当时西方所面临的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同的。中国民主派主张推翻造成这种剥削的制度——封建制度，但是没有改变这种封建剥削的根源——土地对于农民的种种束缚。因此，中国民主派必然只是主观社会主义，而主观社会主义正是产生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

其次，孙中山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这种比较落后的国家就会比较容易实现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可以防止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仅仅只是一种空想。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孙中山就提出“中国商业将大发展”，“五十年后将出现很多个上海”列宁指出，“商业”“上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的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孙中山自己不得不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因此，孙中山只是用“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来制定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列宁认为其社会意义也就在于此。

最后一个问题，列宁提出孙中山所说的既漂亮又模糊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是很简单的，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单一税1实现土地国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国有就是尽量产出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也就是说，孙中山的经济改革恰恰是最完善纯粹的资本主义改革。

文章的最后，列宁指出，虽然，孙中山的纲领有空想和反动观点，但是他提出的纲领的内核——通过政治上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是正确的复兴中国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列宁对上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列宁是最早评价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的外国人。他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国内对中国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评价的准绳。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共产国际依旧认为孙中山实际上是要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这种小资产阶级路线是走不通的。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许多学者对于列宁对孙中山思想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类人，坚持认为列宁精准地评价了孙中山的纲领中的进步性和落后性，与历史观点一致；但是也有相一部分学者对此评价提出了质疑，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1，列宁称孙中山为民粹主义者是有根本性错误的。因为，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通过发展农村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民生主义提倡的是发展国家资本，节制个人资本，将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全社会共享。因此，该部分学者认为称孙为民粹主义者是不正确的。2，有些学者认为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有真知灼见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偏颇的。他们指出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并不激进也不是纯粹十足的资本主义土地土地纲领；列宁对孙中山的评价依据不足；列宁是以俄国社会主义为参考来评价孙中山的，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还是接受了列宁的这一观点的，只是对孙中山民粹主义的浓淡色彩有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读完《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后，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确带有一些民粹主义者的色彩，但是他和俄国民粹主义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希望国内民众可以避免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杀人流血似的社会革命。这一点可以从他在演讲中比较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国的革命道路问题时看 亨利·乔治在《贫困与进步》（1879）中认为，应当通过对土地征税来为政府融资，这种税收能在不损害效率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

出。他强调“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孙中山的初衷。他希望通过和平而非暴力的途径来发展中国经济。因此，虽然孙中山表面上看来是民粹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本质和民粹主义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第二点，我觉得孙中山所提到“五十年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的“上海”与列宁认为的“上海”实质也是不同的。孙中山希望五十年后中国会出现很多个上海来带动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他赋予“许多个上海”的含义是一个在经济和实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土地国有制，使得很多地方的土地资源增值，以此来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的地方。这是以发展经济为前提的。而列宁认为的上海则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同时也是受欧洲影响最深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他眼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代表。正是这样一种认识的分歧，使得列宁得出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必将出现资本主义的结论。而这与孙中山的本意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列宁的文章依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尤其是文中反复提及的民粹主义。当下，有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大兴民粹主义。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很多民众在所谓的爱国宣传的鼓动下，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大量破坏日系产品，很多使用日系产品的国人也受到了身体上的经济上的极大的损伤，但他们本身是无辜的。本来爱国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社会建设的。但是在钓鱼岛事件中有些人却做出了不利于国家发展，伤害自己同胞的事情。很显然这完全不是一种理性的爱国的行为。对于一些国人在钓鱼岛事件中做出的过激的行为，我认为，一方面，国人的素质有待提高，但另一方面隐藏在爱国面具下的民粹主义也是我们需要重视。因此，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最大的区别，识别出那些带着爱国主义的面具，甚至是一些与民族主义合流的民粹主义，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失去了社会基础，才能够彻底的消灭民粹主义。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代，对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辨析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一话题始终是贯穿着国家发展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明白并且辨析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实质。引用文献

孙中山<著>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26页。列宁<著> 《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

刘建飞<著> 《民粹主义：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 《 中国青年报 》（2012年12月05日02 版）李玉贞<著> 《列宁眼中的中国革命》[ 来源：中华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1-10-10 |] 瓦尔特 <著> 《列宁论孙中山》

刘贵福 <著> 《循名责实:对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点看法》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5年02期

第五篇：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评析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程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6级博士生 刘旻 学号：200611030004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评析

内容提要：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的两大突出思潮，二者的运动与冲突，重塑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在它们的作用下，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作为反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呈现出与全球化思潮相悖的本质特征；但同时民族主义思潮的迅猛发展又与全球化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国际社会表现出时代特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本文将着重阐述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差异性与关联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思考。

关 键 词： 全球化 民族主义 思潮

哪怕只是为了自尊，我也决心岛这世界体制开枪，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我的血源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日本的商人，美国的太兵，已经在准备出发了。”张承志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当前众多热门话题中的一个，每个国家、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仅就我国而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关系，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等，这些重大问题一方面与全球化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尊严、民族地位、民族前途都有非常重要的关联。

今日的全球化潮流或趋势，其实可以看成是过去世界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有两种力量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是全球化，它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呼吁着人类共性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民族主义，也以强调民族差异性、独特性为口号，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表现出特有的逆反性功能。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出现特征相悖的两股主要潮流，这一国际现象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质特征的差异性、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深刻影响等问题作以探讨和分析。

一、全球化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

（一）全球化思潮

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更是人类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趋势。但是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界定及其本质似乎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课题。就其基本含义来看，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彼此阻隔的原始闭关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程，是一种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和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的现实运动”①。这种把全球化视作一个历史进程的方法，可以使得全球化的进程追溯至15世纪地理大发现，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相联系，直到19世纪末，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得以形成。

但与历史上的全球化不同，当代全球化特别是冷战以来兴起的全球化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通讯与交往手段，打破了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地球村史”，其内容更加丰富。它虽然以经济全球化为主题，但政治、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已被人们所感知。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主流，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动因，它使“公司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利用世界范围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在所选择的最佳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由此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企业经济、一国经济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实现发展”②。政治全球化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是经济交往扩大的伴生物，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与日俱增，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传统的主权观念、国家安全理念等开始受到强烈影响 ①② 俞可平，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页。

卫灵：《全球化与当代民族主义》，《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1期。和冲击，谋求多边、全方位的互利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更为感性的全球化，它是指不同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观念的相互认同、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过程，既表现为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传播与交流，借助这种交流出现了一种全球文化景观，也表现为新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后冷战时代信息技术、通讯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打破民族、地域阻隔的全球性文化现象开始出现。

虽然在许多层面看来，全球化是一种令世界各国欢欣鼓舞的促进全球进步的一剂良药，但是它又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资本主义各国全力推行全球化的首要和最大目标，是在世界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赚取财富，并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球各个角落，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优势文化。这种全球化在经济方面加剧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南北差距加大。比如1997年夏季爆发的金融危机便是近代以来第一次遍及第三世界各大洲的金融危机，“据保守估计，截止1998年11月，亚洲危机国家和地区近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的另一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这种金融危机无疑是西方全球化的一个杰作。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化市场准则造成的”③。此外，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剧烈恶化自然生态环境，压低工人福利待遇等都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衍生物。全球化也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产生着冲击，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有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起重大协调作用的国际组织都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它们制订国际规则、建立国际制度往往在客观上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及其作用微乎其微，当代贸易、金融、环境、人权等领域都反映出这一特点。后冷战时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日益明显，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渗透日趋加速，弱势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信仰遭到动摇和冲击，民族理念和身份认同开始引起人们的矛盾和困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麦当劳化”仍然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二）民族主义思潮

从历史考察，近代民族主义早已产生，但民族主义一词直到188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 ③ 王新刚：《全球化进程与当代民族主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④。民族主义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严格说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内的极为复杂的人类现象。从表层上看，民族主义体现为人们对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地理等的情感认同；从深层次上看，自发的民族情感背后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曾发挥着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精神动员作用，在本国处于殖民地阶段时，它动员人们为本民族的独立努力奋斗，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旦被激发，就会崩发出宗教般的热情和魅力，引导着人们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民族国家取得独立后，他们又以民族主义为精神联系纽带，维护主权独立地位、为本国争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同时，20世纪上半期英国自治领的独立及发展便深深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下半期以来，特别是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国家主权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国际冲突和**的焦点，民族主义似乎有被历史消解之势，但局部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且大都以暴力出现，如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之争，长期使英国头疼的北爱尔兰问题等，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今天，民族主义已成为支配现代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之一。

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被认为是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它席卷范围之广、发展势头之猛烈超乎人们的预料。它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正是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使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各国在整个交往体系中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加以比较的坐标体系，从而使得自我认识程度加深。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不平衡状态，使后发国家面临全方位的生存危机。强烈的生存危机不仅会使后发国家对外在不平等交往对象形成强烈的排斥感，而且还会使其形成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巨大力量。这种由全球性交往所引发的生存危机，最终导致了后发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情绪的高涨。多种历史和现实矛盾的交织使得民族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和剧变是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物，而此后该地区民族问题仍是干扰国家正常社会生活的棘手问题，如俄罗斯车臣战乱、格鲁吉亚内乱、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等。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南亚的印巴克什米 ④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尔争端，中东不断激化的巴以冲突，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活动，非洲索马里的部族骚乱，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部族仇杀，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不断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最近两三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沙特、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伊拉克、西班牙等多国连环爆炸案、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乌兹别克斯坦爆发的武装骚乱等。形态各异的民族主义汇聚成潮，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地区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曾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⑤

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关系

在对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内涵作以大致的考察之后，我们不难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相互抵触的，两者呈现出相当的差异性。当代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各国政治对话与合作，孕育着全球化意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又导致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加剧了南北差距与矛盾，当代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就是当代全球化的反命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指出：“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的”⑥。正是由于全球化的推进触动了民族国家传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习俗和观念，引起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从而导致民族主义滋生和蔓延，于是出现了全球化加速与民族主义勃兴的二律背反。尽管西方国家一再鼓吹“全球时代”已经到来，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横加指责，但事实上它们对民族利益的本位意识也是极其强烈的。所不同的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它们被动地成为全球化代价的承受者所做的必然反应。

具体讲来，首先，全球化进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体现西方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往往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民族主义在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强调本民族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必然与外 ⑤⑥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吴玉军、宁克平《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审视》，《理论与改革》，2004年2月。来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更顽强地体现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因此，与全球化以西方为主导的本质特征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和反全球化的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其次，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义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是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寻求相互间的合作，体现一种共存意识、全球意识。而民族主义体现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别，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同时，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

尽管民族主义以一支主要的反全球化力量，与前者在价值观念、利益目标、影响后果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两者也同时表现出一定的依存性和关联性。首先，如前所述，具有不同发展趋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起点。纵观历史，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是民族主义极力推动的结果，民族主义自近代产生以来，从其发源地欧洲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民族主义参与并纠正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和动力。而民族主义亦“兴起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效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⑦。

⑦卫灵：《全球化与当代民族主义》，《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1期。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中介。全球化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为每个民族的自我把握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外在参照系。全球化从否定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负面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其独立性特别是它的文化价值、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他们的文化价值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几乎面临被同化、被取代的危险。这种危机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情绪的高潮,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勃兴。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不能说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和领土主权、国家独立、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但今天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而兴起的一种思潮。全球化使以前各个互相隔绝的民族互相接触、交流和碰撞，并从中认识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族意识。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化促成了当代民族主义的勃兴，且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中介。另外，全球化理念中包含有关注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即“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陷阱”，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扩散、恐怖主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符合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因而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推崇和尊重。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当今世界相互矛盾的两大景观。二者在相互对立的同时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不能简单地将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绝对一体化或同质化，人为阻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不能简单地将民族主义视为狭隘主义的产物，从而缺乏反思和批判民族主义矛盾和冲突背后的症结。或许正是全球化才使得民族主义的固有价值倍增，而正是民族主义才造就了全球化的生机和活力。

三、两大思潮下的国际社会及引发的思考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共存的世界，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浪潮的不可阻挡之势及全球化的大国强制推行特征，又要明了民族主义本身的优缺点及其对全球化的巨大贡献，在看到两者分歧的同时更要努力将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向深入。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与碰撞，融合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带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导致民族冲突和战争，地区持续动荡，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趁机活跃。前者谋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迈向无序、战争、对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后者需要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和治理。这两种结果的同时作用，使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充满矛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已呈不可改变之势，但仍遇到单极化的阻遏和挑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时代的复杂性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对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不如说更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必然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和抉择。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迄今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因这一结构受到一定阻碍。而发达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应该在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抑制冲突及缓解贫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

从一定角度讲，民族主义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向共存共荣方向发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或道德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与坏的问题。许多的研究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民族主义还是一种无法被取代的宝贵精神资源，是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民族意识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值得珍视的，应当得到积极地肯定。为此，有专家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脱离特定文化传统的纯粹经济模式。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交往，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经济生活的文化背景为代价。相反，特定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有可能矫正引进的经济模式的缺陷。但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学会在经济交往中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⑧，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们应当促进民族主义良性功能的发挥，抑制其消极作用，并借助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增强国际安全因素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努力使之在更加理性和文明的状态下运行,倡导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这样，我们才能把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集中化与分散化、求同性与存异性、全球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全球化不应该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⑧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