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来沪青年群体与城市融合度的分析研究
来沪青年群体与城市融合度的分析研究
内容摘要
城市的生命在于开放，“有容乃大”是我们对待来沪青年应有的姿态。来沪青年的到来，是多元文化和多元人才的融合，保证了上海的发展活力。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庞大的新上海青年群体，如何关注他们的愿望需求，如何使其适应、融合上海这座城市，如何帮助他们与上海的发展同步和匹配，关系到上海的未来发展。带着这样一种思考，我们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来沪青年群体的现状开展分析研究，以期能为解决来沪青年的“融入”问题提供一些依据。
关键词
来沪青年 城市融入 融合度
一、研究的背景与方法
（一）研究背景
根据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人口从原住地向外流动的动因概括起来不外有两大类，一大类是来自外部的“拉力”，另一类是来自内部的“推力”。就流入地来说，较高的生活水准及较好的发展前景就是“拉力”，而原住地的贫困、落后、机会匮乏就是“推力”。归因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普遍存在，在这种强大的“推——拉”力作用下，欠发达地区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发达城市迁流，这种人口流动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生产力合理配置的必然要求。
上海作为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自身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极为频繁，来沪青年的数量也迅速攀升，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庞大的青年群体，如何关注他们的愿望需求，如何使其适应、融入上海，如何帮助他们与上海的发展同步和匹配，关系到上海的城市进步、社会管理，更关系到上海的未来发展。为此，我们对来沪青年群体的现状开展调研，以进一步研究探讨来沪青年融入城市社会的路径方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问卷调查为主的方法收集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有关理论展开分析。
1、调查地选取。本研究选取上海市松江区为调查地。上海市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流动人口比重大，来沪青年分布比较集中，松江区作为调查地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据2007年上半年最新统计数据，该区来沪人员总量已达73万人，其中，16岁以上青年50万人，占外来总人口的73%。调查时间为2007年8月中旬至9月底，为期一个半月。
2．样本选取。在综合考虑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选取一个街道（社区）、二个镇，分别代表本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工业园区和繁华中心区，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符合调查条件的对象，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68份，有效率为87.62%。
3．样本的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为外省市来沪青年，平均年龄为25.64岁。其中，男性占52.4%，女性占47.6%；外省市非农业户口占52.4%，外省市农业户口占47.6%，农业户口中经常干农活的占37.3%，偶尔干农活的占41.8%，基本不干的占20.9%；独生子女占20.9%；党员占13%，团员占47.8%，群众占39.2%；未上过学的占0.3%，小学占2.7%，初中占14.4%，高中占33.4%，大专占16%，本科占30.5%，研究生占2.7%；主要流出地为安徽、广东、江苏、浙江四省。
二、来沪青年群体城市融入的现状
问卷中包括了基本情况、生活和工作状况、融入情况、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等五个部分。为便于分析，我们把这五个部分划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这是依次递进的层次，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来沪青年的社会融入情况。来沪青年从老家来到上海，首先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土作，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在完成了初步的生存融入之后，来沪青年才能形成与城市人接近的生活方式，才会与城市人进行社会交往和参与城市社会生活，即是来沪青年社会层面的城市融入；心理层面的融入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来沪青年对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认同程度。
（一）经济层面的融入
来沪青年的流动是把获取经济收入作为首要目的，他们只要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有一份可以维持最低消费的收入，解决了住宿、吃饭等日常必需问题，就有了在这个城市开始生活和立足的资本。因此，有学者把我国进城青年在经济层面上的适应，称之为生存适应。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调查的实际情况，我们采用了以下几个主要指标进行分析。
1、职业。从行业分布看，松江区来沪青年从事的行业以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为主，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占66.8%，从事社会服务业的占15.2%，从事餐饮业占9.1%，其他行业占8.9%。从工作单位性质看，私营企业（8人及以上）占多数，占65.1%，其后依次为个体工商户占10.5%，外商独资占7.8%，合资占6.4%，国营企事业占3.6%，集体企业占3.3%，港澳台资占2.4%，居民家庭占0.6%，党政机关占0.3%。从找工作的途径看，47.3%的受访者在上海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通过招聘会，33.1%通过同乡（包括家人亲属或朋友），7.4%通过网络，其他途径占12.2%。当问及“如果您现在再找工作，您主要会通过什么渠道?（限选两项）”时，与找到第一份工作情况相同的是通过招聘会的比例最大，占58.4%；不同的是，通过网络的比例大大增加，占48.4%，通过同乡的下降到20.9%。从工作稳定性来看，没换过工作的占72.1%，换过一次工作的占7.1%，换过两次工作的占10.9%，三次及以上的占9.9%。可见，在松江区的来沪青年工作还是相对稳定的。来沪青年来上海从事什么职业直接关系到他们如何在城市里立足和以什么方式融入城市。调查显示，大部分来沪青年由于文化层次较高，基本是通过正规的招聘来找工作，所从事的也大多是技术性的土作，而且较为稳定。
2．收入。从工作收入来看，平均月收入在1000至1999元之间有32.9%，在3000至3999元之间有24.7%，在2000至2999元之间有19.6%。经济收入决定来沪青年在城市的生活水平。应该说，松江区的来沪青年收入不低，这与他们的工作多为技术性质分不开，说明来沪青年经过自己的奋斗初步在上海立住脚了。
3．居住。从居住状态看，来沪青年住在单位提供的简易宿舍比例最高，占67.4%，其他居住方式依次是自己租房，占27.4%；自己买房，占4.6%；居住在建筑工地工棚，占0.5%。可见，绝大多数来沪青年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商品房，也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只能租赁私房或由单位提供住处。来沪青年租房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这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市区、当地农民房屋有余、租金便宜等。单位提供宿舍一般不收取房租，宿舍大多比较简易，少数是新建的专用集体宿舍。从居住时间看（见图1），松江区来沪青年平均累计居住时间为28个月左右；30个月以内的和30个月以上的各占一半左右。随着来沪青年居住时间的增长，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也会逐渐提高，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到城市的各种文化，其价值观念也会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从居住环境看，约一半以上的受访者知道居住地附近有公益性或较为便宜的文化体育设施，50.8%去过运动场，47.2%去过活动室，45.9%去过图书室，34%去过棋牌室，31.4%去过健身苑，28.8%去过社区学校。
图1 外来青年平均居住时间分布图
4．权益保障。从参保情况看，松江区来沪青年参加外来人口综合保险的覆盖率较高，占50%，知道但没有参加的占28%，不知道雇主有没有投保的占9.8%，不知道这种保险的占12.2%。综合保险是为外来从业人员“量身定做”的社会保险，在创造良好就业环境、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知道参加综合保险能享受什么待遇的受访者仅占48.9%。出现上述情况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性质是社会保险，缴费主体是用人单位，由于松江区来沪青年大部分工作在正规单位，有稳定的工作，所以参保率很高；二是由于保险与个人健康状况联系在一起，而来沪青年大多身体健康，所以尽管自己参保，但自身参保意识淡薄，保险知识缺乏。
综上所述，松江区来沪青年大多数还是处于一种生存适应状态，而这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和妨碍了其社会融入度。
（二）社会层面的融入
以工业化生产为特征的城市与农村的生产方式不同，因而在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方面也不同。来沪青年从外地进入上海，实际上就是与发达的城市文明和社会不断整合的过程，也是以“上海人”为参照群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过程。而来沪青年社会层面的融入主要指来沪青年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经济条件对来沪青年社会层面的城市融入具有决定性作用。
1、语言使用和生活习惯。从语言方面看，90.5%的受访者在上海大部分时间是讲普通话，讲上海话的仅有1.4%，讲家乡话的占8.1%；6.5%的受访者能完全听懂上海话，45.7%能听懂一些上海话，47.8%听不懂上海话；仅有3%的受访者能非常流利地用上海话与上海人交流，有19%能说日常用语，其余78%不能用上海话与上海人交流。由于工作环境中同事大多来自各地，所以绝大部分来沪青年的日常交流语言是普通话。从饮食方面看，“完全适应”上海饮食习惯的占4.9%，“适应”的占20.4%，“一般，还能接受”的占40.2%，“不太适应”的占16.6%，“不适应”的占16.3%，“说不清”的占1.6%。
2．社会交往。从交友方面看，55.5%的受访者愿意与上海本地人交朋友，32.3%回答无所谓；当问及经常联络的朋友中有多少上海本地人时，32.9%选择“没有”，47%选择“5个以下”，20.1%选择“5个以上”；对于是如何认识上海本地人朋友，75.3%是通过工作，38.1%是通过平时生活，14.2%是通过别人介绍，13%是通过网络，7.3%是通过娱乐活动。从社会支持方面看，有接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上海本地人对外来人员比较友好，但遇到困难时认为上海人会提供帮助的比例只有38.6%，来沪青年遇到困难时还是愿意找自己熟悉的老乡帮忙（60.7%）或自己解决（25.4%）。有33.4%的来沪青年接受过上海市民基本常识方面的教育，主要是居委会、社区组织（46.5%）和所在企业（40.5%）提供的。可以看出，来沪青年的社会交往具有地缘相似性和身份相识性，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凸现其封闭性特点，而这种封闭性客观上会形成一定的自我隔离状态，从而制约来沪青年的社会融入。从婚恋观方面看，45%的单身受访者希望自己的配偶是上海人，原因包括“可以更好地融入上海生活”（61.8%），“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53.3%），“以后自己有更好的发展”（40%），“有上海本地亲戚照顾”（10.9%）。
3．社会组织参与。从对社会组织的兴趣上看，48.9%的来沪青年对校友会最感兴趣，实际参加校友会活动的有35.9%；28.3%对同乡会最感兴趣，实际参加同乡会的有18.5%；9.5%对工青妇组织最感兴趣，实际参加工青妇活动的占10.10%；此外，还有28.3%的来沪青年没参加过任何组织或团体的活动。对于参加组织或团体活动的目的，42.1%是想拓展人际关系，18.5%是想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14.4%是想有一种归属感满足精神需要，10.1%是想学到知识和技能，此外，满足兴趣爱好的占9.5%，打发时间的占2.7%，为社会和群众办好事的仅占1.9%，想展示自己才华的占了0.8%。当问及来沪青年遇到困难时最想寻求哪个组织帮助时，选择政府部门的比例最高，占65.2%，其后依次是同乡会（13.9%）、社区居委会（10.3%）、校友会（6.3%）、工青妇（4.3%）。而当问及是否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和志愿性公益活动时，有51%的来沪青年不知道如何参加，有10.3%不想参加。可见，由于目前我国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封闭性，来沪青年被各种社会组织排斥在外，成为一个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
综上所述，来沪青年未能快速地适应和融入上海城市生活的原因之一是来沪青年和本地市民之间缺乏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而只有接触与交往才可以消除偏见和歧视。随着来沪青年在上海生活时间的增长，来沪青年和本地市民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交往机会，两者之间融合的程度会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来沪青年将越来越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三）心理层面的融入
来沪青年的深层社会融入要求其内化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在心理上获得满足，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心理融入是来沪青年城市融入的标志。来沪青年在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之后，最基本的生存融入也随之完成，但是他们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本地市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缩小。只有来沪青年完成了心理的融入，才算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入过程。这种心理的融入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以及现代观念等方面。
1、归属感。马斯洛认为归属感是居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之后人的第三层次的需要，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心理需要。来沪青年的社会融入情况也反映在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上面，即来沪青年是否已从心理上对所在城市产生了某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当问及未来的打算时，“看情况再定”的比例最高，占44.8%，其后依次是“长期留在上海”（16.6%）、“在上海创业”（9.8%），“终归要回老家”（9.5%）等。当问及上海是否是理想的生活城市时，36.4%回答“是”，24.7%回答“不是”，另有26.1%“看情况而定”，12.8%“说不清”。从当前状态看，对自己在上海的个人发展前途“有时乐观有时悲观”的比例最高，占37.2%，“很乐观”的仅有17.4%。当受访者评估自己目前生活的幸福度时，认为“一般”的占61.4%，“幸福”占25.8%，“很幸福”仅占4.3%。具体分析，对个人收入感到“满意”的只有8.4%，对居住条件感到“满意”的有19.3%，对自己在上海的人际关系感到“满意”的有40.2%。
2．现代价值观念。从价值观上看，69.6%的受访者认为来沪青年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能力，接下来依次是机遇（47.3%）、学历（24.5%）、社会关系（20.7%）和人品（15.5%）。在将品德、知识、金钱、才能、成就、地位、权力和健康这八种人生价值按重要程度排序时，73.9%的受访者把健康排在第一位。有77.7%的受访者认为人生价值的最重要标准是家庭幸福。此外，92.1%的受访者认为参加工作后应该继续学习，其中，51.2%认为最需要学习与工作相关的业务知识，18.5%认为最需要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知识，13.8%认为是外语知识，8.3%认为是计算机知识，可见绝大部分来沪青年都具有不断学习和发展自我的意识。身处城市这个陌生而又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职业技能、政策法规等，以谋求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
综上所述，与本地市民接触、交往的困难直接影响了来沪青年城市归属感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总体上看，松江区来沪青年在城市的生存状况目前还停留在经济融入层面，要完成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融入任重而道远。
三、来沪青年社会融入的困境
（一）来沪青年社会角色与社会身份的交错性
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某种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在形式，在通常情况下，角色的转换与身份的转换是一致的，一个人具体地扮演了某个社会角色，随之也就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占据了一定的社会位置，但这一状况在来沪青年身上却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角色与身份错位的情况。
目前来沪青年由于长期在上海从事稳定的工作，以致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和上海本地人没有多少区别，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新上海人，这与外地人是有所区别的。但来沪青年的身份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换，他们的户口仍留在老家，是一群被贴上了外来人员身份标签的群体。这就造成来沪青年角色转换虽然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但来沪青年具有先赋性质的外来市民身份的转换则需要得到制度认可和社会认同，而这不是仅凭个人努力就可做到的。所以，来沪青年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仍然被政府（制度）认可和被城市（居民）认同是外来人员，从而造成来沪青年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分离。来沪青年身份与角色的错位，说明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即事实上不完全等同于外地人又不能等同于市民，可以说是离开了故土的外地人却又是没有融进城市的市民，而这正是来沪青年社会融入边缘化的一个基本表现，这造成来沪青年在角色扮演上表现出模糊性、摇摆性、不稳定性等边缘特征。
（二）来沪青年关系网络建构的局限性
“人生不能无群”，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依靠他人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社会群体对社会个体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社会群体的建立和维持体现为一个或多个社会关系网络，该网络的建构不是随意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成员总是按照某种相似的特质进行交往。来沪青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也不例外。
来沪青年离开老家来到上海后，渐渐远离了原来的生活圈。在老家，走亲串门、婚丧嫁娶是熟人之间联系感情、增进了解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纽带，长时间不参加此类活动，加上通讯不便造成他们之间联系甚少，原有的亲戚、朋友圈子会慢慢淡化；而且，来沪青年在老家公共活动上参与机会也比较少，使得来沪青年与普通老家人之间的联系骤减，久而久之就会慢慢远离老家社会的主流人群。与此同时，来沪青年在上海的社会性参与活动也不多，不能真正融入上海城市的主流人群。一方面，出于职业、经济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来沪青年与本地居民缺少感情互动的基础；另一方面，来沪青年在上海生活、交往、教育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也阻抑了他们与城市社会的靠拢，这些限制不仅来自一般的城市居民群体，有些甚至是政府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的。因此，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使来沪青年在城市中无法与市民进行深入互动，交往活动极其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社会交往的内倾性上，即来沪青年在上海交往的对象指向同乡，他们以自我组织形式为主，通过初级群体的网络关系，以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为纽带，在城市立足生存，形成了“城市中的老乡”等特殊的居住场所与社交圈子。因此，来沪青年日常的交往对象既不是老家的主流人群，也不是上海城市的主流人群，关系网络建构呈现出边缘化特征。
（三）来沪青年社区归属感的模糊性
社区归属是指社会成员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况。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会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对该地域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感情色彩。社会关系、社区环境满意程度和社区活动参与度等是影响社会成员对某一社区归属的重要因素，人们在社区内社会关系越好、满意度越高、社区参与度越高，对社区的归属感也就越强。
来沪青年根在故土，长在故土，对故土有一种天然的归属感和勿庸置疑的认同感。但是，随着从老家流出，来沪青年在老家的关系圈淡化、公共活动参与机会减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触摸到了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体验到了都市文明的进步和魅力，从心理上他们羡慕上海的先进与文明、繁荣与富庶，对老家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也逐步降低。因此，随着流出时间的增加，来沪青年对家乡的依恋在减退，对故土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会不断下降，加上原来人际关系网的淡化，他们已不愿或无法回归原来的故土社会。
然而在城市冷漠与排斥的双重作用下，来沪青年却始终是上海的过客与看客，城市归属感很难形成。首先，在政策上，上海为缓解就业压力，对来沪青年进城会进行一定限制，来沪青年得不到公平的生存环境；本地居民享有失业补助、医疗、养老退休金等劳动权益保障和福利待遇，来沪青年却无法享受。这些导致来沪青年在上海难以安定。其次，在社会态度上，一些本地居民把就业压力归罪于来沪青年，来沪青年在老家所承袭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被某些本地居民定义为愚昧和落后，而他们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文化权利与心理需求往往被忽略，这也无助于来沪青年对上海产生归属感。最后，对部分来沪青年自身而言，他们外出打工只是挣钱，最终还要回到家乡，所以他们无法割断与故土的“脐带”关系，未来回家的打算使他们对上海没有产生根本性依赖条件，对上海的归属感难以产生。可见，来沪青年中相当一部分人虽身居城市，却无法作为一个永久性居民被接收，或只能在故土和城市之间作“候鸟型”的循环流动，呈现一种“钟摆”状态，这造成了他们在对故土和城市归属上呈现出“双重边缘”的尴尬心理。
四、来沪青年社会融入的对策分析
来沪青年在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其融入当地的渴望和诉求也越发强烈。他们希望获得与本地市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生活地位，希望接受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和服务，希望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融入当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上海人”。
（一）克服思想认识误区，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要克服把来沪人员和违法犯罪、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简单划等号与把来沪青年视为“靠城市经济发展的救济族”、“社会边缘群体”、“问题人群”等认识误区，肯定来沪青年的积极作用，确实树立“来沪青年是上海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的观念，对市民和来沪青年一视同仁，尽量多地为来沪青年创造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现来沪青年的自我发展，真正为来沪青年融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和城市文化提供一种制度保证，创造一个有利于来沪青年的宽松政策环境。
（二）建立与来沪青年的沟通渠道
政府、群众团体和各种民间组织要为来沪青年和本地市民提供各种相互沟通的渠道和机会，促进两者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可以在政府门户（宣传）网站上开设来沪青年专栏，介绍面向来沪务工青年的各种咨询。可以编辑一份直接面向来沪青年的刊物，为他们提供上海文化历史、服务政策、法律常识、文明礼仪等知识服务，同时反映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意愿和需求，帮助他们尽快融入上海。
（三）强化来沪青年的服务和维权
一是强化培训。建议政府各职能部门发挥各自优势，为来沪青年提供法律、就业创业技能、文明礼仪等培训服务，帮助来沪青年提升综合素质，为上海的发展储备和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二是强化服务。建议政府各职能部门推出来沪青年普遍关心的就医、子女就学、计划生育服务、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服务措施，依托市民服务中心等综合机构开设“一门式”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三是强化维权。建议政府各职能部门加大对来沪青年的维权力度，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督，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切实维护来沪青年的合法权益。
（四）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要积极宣传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来沪青年，宣传社会各界为来沪青年融入上海所做的探索和努力，联合有关部门定期评选、树立、宣传一批来沪青年典型，激发他们积极投身上海发展的热情，引导和带动更多的来沪青年提高素质，融入上海。
第二篇：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合度调查问卷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合度调查问卷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们是南京财经大学国贸学院的08级学生，为了了解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合的的基本情况，我们在南京开展了此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填写的方式，不涉及您的隐私，请您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填写。因此带给您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您的性别是：男（）女（）
1、您的婚姻状况是（）A、已婚B、未婚
2、您的收入一般是（）
A、500元以下B、500—800元C、800—1200元
D、1200—2000E、2000以上
3、您的收入除了日常基本部分以外的那部分收入多数用于（）
A、休闲娱乐B、教育培训C、付房租/还房贷D、补贴家用E积累创业资金
4、您的学历是（）
A、小学及以下 B、初中 C、高中或中专 D、本科或大专 E、研究生及以上
5、您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是（）
A、建筑行业 B、制造业 C、服务业 D、零售业 E、其他____________
6、您来南京务工赚钱的主要动机是（）
A、发展事业 B、学习技术 C、对城市生活向往想定居
D、生活所迫E、其他____________
7、您的收入稳定吗？（）
A、很稳定 B、有时稳定，有时不稳定 C、很不稳定 D、没有收入 E、其他
8、您认为您的工作压力主要在哪方面？（）
A、住房方面B、温饱方面C、婚姻方面
D、赡养父母方面E、社会地位方面
9、您在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最喜欢做什么？（）
A、上网B、睡觉C、逛街D、喝酒聊天 E、看电视，报纸图书F其他_____________
10、您认为自己在城市生活幸福吗？（）
A、非常幸福B、很幸福C、幸福D、不幸福E、非常不幸福
11、您目前已经享受到哪些福利保障？()
A、五险一金B、住房补贴C、解决户口问题
D、提供培训机构E、什么都没有F、其他__________
12、您是否接受过教育培训_______如若没有您是否希望接受教育培训______
13、如果您不幸遇到工作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您会选择哪种方式解决？（）
A、去政府有关部门上访B、继续和老板协商C、罢工威胁
D、非法（武力）解决E、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F、向朋友亲戚求助G、其他_________
15、您认为自己的生活与本地人还有差别吗？（）
A、没有B、有差别，不过很小C、有很大差别
如若有差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问卷到此结束，谢谢合作！
第三篇：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生存状况与身心健康问题
从“文化和谐”到“和谐文化”再到“和谐社会”的思考
姚常红思想战线2008年 第S1期
文化和谐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王桂兰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 第06期
文化和谐与跨文化管理模式研究
刘可武汉理工大学发表时间:2008-12-0
1文化和谐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张发钦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 第10期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和谐
曲凯音 禹江宁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 第02期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和谐的必由之路
曲凯音 禹江宁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 第03期
民族地区的文化和谐与和谐文化建设
赵堂高传承2008年 第02期
文化和谐与和谐社会建设
张继良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 第06期
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文化困境和对策
焦垣生 胡友笋人文杂志2006年 第01期
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生存状况与身心健康
马存芳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810007)**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立项课题（QH0804）西宁市低收入群体身心症状及心理自助能力培养研究
摘 要：本研究对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在生存状况和身心健康方面凸显以下几方面问题值得关注：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健康状况一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是中学及中学以下且大多从事非固定工作，收入低。由于受到社会资本限制，诸多大学毕业生并不能通过教育完成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从而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生活满意度较低，主观幸福感普遍较差。社交网络规模较小，社会支持网络有限；在“躯体化”、“人际适应敏感”、“焦虑”、“偏执”等四项因子上与中高收入组存在显著差异，在“敌对”因子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关键词：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 生存状况 身心健康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低收入群体的数目不断攀升，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近30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大概在7%－8%”。在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变化的转型时期，低收入群体长期处在经济窘困、政治地位低下、被社会排挤及社会边缘化中，他们的心理冲突明显，生存状况令人担忧。目前城市青年的收入普遍偏低，低收入青年群体逐渐成为城市贫困人群中的中坚力量，他们既有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后的下岗失业人员，又有人口自然供给的劳动力以及就业难导致的大批高校毕业生，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人群，他们受过系统教育，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由于非自身能力而导致的相对贫困，使他们对收入分配机制、社会公平产生质疑。由于社会权利的长期被剥夺，容易造成青年低收入群体被社会排斥感的积蓄，从而埋下影响城市稳定和社会震荡的隐患。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如何？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如何？这是青年研究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重点考察青海省西宁市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况与身心健康问题。纳入本研究的低收入人群年龄主要限于20岁-40岁。我们界定的城镇低收入群体限定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人均收入比较接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家庭上，参照青海省2010年2月平均低保标准223元，本着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普遍上升时，贫困线也倾向于上升的原则，根据本研究对贫困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访谈，将月收入低于800元的居民定为低收入群体。问卷调查由在西宁市韵家口、南关街、东关、解放路、七一路西等社区实习的青海民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社区活动时当堂完成，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率为92.5 %，经过筛选低收入者有效问卷为287份，其中男性占45.1%，女性占54.9%；中高收入者（月收入2500元）有效问卷为268份，其中男性占53.7%，女性占46.3%。本研究所选被试平均年龄为37.36岁，众数为36岁，均值标准差为0.082。问卷分为个人基本信息和SCL-90症状自评量表两部分。SCL-90量表是一公认的评定身心健康的量表，有较高且稳定的信、效度。问卷调查的前后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访谈。[3][2][1]
二、结果分析
（一）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生存状况
本研究立足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感受，从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婚姻状况、生活满意程度和获取社会支持等维度展开统计分析。
1.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健康状况
在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价中，有10.5%的人认为自己身体不好，64.7%的人觉得自己健康状况一般，而觉得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只有24.8%。有近七成的低收入者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没有信心。研究对照组（中高收入者）中只有4.9%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不好，有34.6%的人自评身体健康，这与低收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收入的差异决定了生活水平的不同，由于经济的拮据，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低收入者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另外还与低收入者一般没有医疗保险等医疗条件差是有关系的。低收入者中间只有28.5%的人在两年之内接受过健康体检，而71.5%的人没有接受过体检；对照组中接受过体检的是60.4%，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低收入者。访谈中有一宾馆服务员说“我没有医疗保
险，工资又低，每个月精打细算还完房贷留点生活费就没剩多少了，哪有钱看病啊！好在自己还年轻，有病能扛则扛，不能扛就买点药吃，很少去医院，更别说体检了”。
城市青年低收入群体健康状况还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他们中只有22.5%的人有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77.5%则极少或从来不锻炼身体。这可能与低收入者大多从事毫无保障的短期工作如服务、建筑等职业有关，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作息缺乏规律使他们极少有时间锻炼身体。对照组中39.8%的人有锻炼习惯，比低收入组高出17个百分点。婚姻关系是生活中的重要造成部分。婚姻及家庭的结构、功能和关系处于完好状态有利于增进家庭成员的健康。本调查数据表明在婚姻状况方面低收入组中未婚占
9.4%，已婚占78%，离婚占8.4%，丧偶3.5%，分居0.7%，对照组中的未婚者占2.6%，已婚者89.6%，离婚者6.3%，丧偶2.6%。低收入者比中高收入者已婚率低11.6，离婚率高2.1。可以看出低收入者正常的家庭生活方面与对照组是有差距的。[4]
2.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状况
本研究对高低收入者的受教育程度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1。在接受调查的青年低收入者中文盲占
表1低收入组与中高收入组受教育程度频度分析
文化程度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
频度百分比频度百分比
文 盲155.251.9
小 学5719.94115.3中 学18865.510238.1大 学279.412044.8
Total287100.0268
100.0
5.2%，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9%，65.5%为中学文化程度，只有9.4%的人具有大学学历。在对照组中44.8%的人具有大学学历。在高学历上两组存在极大的差异。因为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低收入者只有13.6%的人有固定工作，而86.4%的人从事餐饮、美容、保安、建筑、商业、环保等流动性较大且技术含量较低的非固定职业。青年低收入者的经济来源59.4%的人依靠工资，10.8%的人靠父母或亲朋好友接济，7.1%的人依赖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生活，还有22.7%的人无任何经济来源。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代表收入，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这与有关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经合组织《关注教育》的报告指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成正比，接受过高等教育与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成正相关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据北京市统计局城调队发布对2000户城市居民家庭的调查结果[6][5]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就越高，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中还有相当比例的具有大学学历的人，一方面这可能与我国大学近年来过度扩招造成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法找到与其教育水平相适应的工作有关。200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最近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真正签约者只有35%左右,而且呈下滑的趋势。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处境之艰难程度。不仅如此,低薪就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存在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来自社会弱势或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与来自社会和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大学生相比,在家庭社会资本与个人社会资本上都比较缺乏, 想要通过接受教育向上流动,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当前社会流动的潜规则是社会流动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就业中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出现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局面，产生了持续的两极分化现象和社会极化过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转变的这条途径变得越来越狭窄，使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流动的难度加大。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学生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仍然不得不从事低收入的职业。受访者小张现在电脑城做销售，他对这一现象深有体会“我大学毕业三年来参加了多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考试，每次都是在面试阶段被刷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我只是个陪考者，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我的智慧和才能在这样的考试中被贬值了，每次考完，看着父母[7]
期盼的眼神，我真的是又惭愧又无奈。”这样具有潜规则的选拔制度使老百姓一遍遍地质疑社会公平，积蓄着深深的被剥夺感。
3.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生活满意度
本次调查中有57.3%的城市青年低收入者对生活的满意度评价选择了“说不上”，有20.3%的人选择“不满意”，有3.5%人对自己当前的生活很不满意，只有18.9%的人对生活还算满意。可见低收入的城市青年绝大多数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是不满意的。对照组中对生活满意的人占36.9%，“说不上”56.3%，“不满意”的占6.3%，“很不满意”的只占0.5%。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价,属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范畴。生活满意度是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健康、财富、教育以及快乐。通过对低收入组与中高收入组生活满意度对比，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收入组别对生活满意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表2低收入组与中高收入组生活满意度对比（SD）
因素低收入组（n=287）中高收入组（n=268）t
生活满意度2.08±0.721.70±0.606.743**
** P<0.00
1[8]青年低收入者主观幸福感普遍较差，这与他们困窘的经济状况有密切相关，有关研究显示：个人经济
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个人职业满意度、养老忧虑位居生活满意度影响力的前四位。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是对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力最大但满意度水平最低的指标，是制约中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提升的重要因素。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持不甚满意乃至很不满意的态度普遍存在。居民生活幸福的主要源泉是家庭和睦、身体健康，人们抱怨最多的是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买房上学。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成为新的民生三大问题。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事关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幸福感。访谈中我们也发现，绝大多数低收入者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虽然与过去相比，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人们对此存在积极肯定的评价；但是，在与周围的人相比时，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持续增强，充满着对社会分配机制的不满，生活满意度普遍偏低也是在情理之中。[9]
4.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社会交往与获取社会支持状况
本研究对城市青年低收入者的社会交往选取了社交乐群性、社交频率、社交网络和获取社会支持等四个维度。乐群性方面“你是否喜欢参加亲戚朋友或同学间的聚会？”一问，有63.5%的人选择“喜欢”，14.4%的人选择“不喜欢”，有22.1%的人选择“视情况而定”。社交频率方面“你经常参加同学或同事朋友间的聚会吗？”选择“经常”的有41.3%，选择 “很少”的有35.7%，“几乎不参加”的人有23%。社会网络规模方面“与你经常来往的人主要是谁?”选择“同事”的是36.7%，选“同学”的人有28.3%，有23.5%的人选择“亲戚、朋友”，“比较广，不好锁定”的人有11.5%。在获取社会支持方面选择在生病或困难时能获得帮助的有46.9%（其中82.3%支持来自父母或亲朋好友和同事），根本无法获取各方面帮助的人占53.1%。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低收入青年的社交网络规模较小，社会支持网络是有限的，社会资本的建构方面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很少或几乎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数近六成，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交退缩，这在访谈中找到了答案，从事家政服务的王先生说：“我们经常在一起的也就是几个谈得来的同事，现在的人交往时都很势力的，对自己有用的才交往，想我们这样的人没什么背景，人家也看不上和我们交往”。这说明社会支持是施者与受者两个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资源的交换。从事餐饮服务的马女士说“现在一出去就花钱，和朋友来往没钱是不行的，可我们工资就那么点，哪有钱做这些，没事一般都很少来往的，只是发发短信而已”。城市低收入青年的社会交往受到经济状况的限制，社会交往的趋利性意识使低收入者自卑心理增强。有研究
[10]显示收入对社会交往具有显著性影响，文化程度较低的网络规模较小。低收入青年在社会交往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较少存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来往，他们的社交网络局限在同一社会阶层，有很强的同质性，而且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源也仅限于的亲缘与地缘性，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社会网络、工作和生活的支持系统。低收入群体无论从正式还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得到的帮助都是有限的，更极少有来自社区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因为低收入群体的弱势地位,其密切的联系基本上局限于同一层级的范围之内,很难达到更广的层次,获取信息和机会的概率就低, 社会支持力有限，获取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很难。
（二）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心理健康
SCL-90的统计结果（见表3）显示，城市青年低收入群体在“躯体化”、“人际适应敏感”、“焦虑”、“偏执”等四项因子上与中高收入组存在显著差异（P<0.01），在“敌对”因子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躯体化一般认为是对心理社会应激独特的反应，即个体主要是用躯体方式而非心理方式做出反应。在不满、懊丧、失望、压抑等各种情绪发生时，人们便更多指向自己的身体，青年低收入群体的躯体化分值高可能与他们对生活的不满和各种负性情绪有关，相对应的是人际适应的不良以及交往退缩，与他人交往时存在较突出的自卑感以及紧张，“人际敏感”度偏高，与对照组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甚至形成了青年低收入群体的“敌对”因子偏高说明他们对他人或社会存在敌对情绪。在思想、感情和行为上有敌对表现，有不可抑制的爆发冲动。“偏执”因子与中高收入组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他们在对待自己、他人和家庭及社会时感觉过敏，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缺乏信任感而充满敌意对抗心理。具有偏执特征的个体容易走极端，容易形成多疑敏感、固执、不安全感和自我中心的不健康人格，自命不凡同时又很自卑，这类个体家庭生活及社会交往都存在障碍。
表3低收入组与中高收入组SCL-90差异分析（SD）
因 素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t值低收入男性低收入女t值
（n=287）（n=268）（n=129）（n=158）
躯体化3.04±1.0492.79±1.0052.789**2.78±0.9923.25±1.0
51-3.815***
强 迫1.65±1.0441.57±0.8690.9891.60±0.9881.69±1.088-.750
人际敏感1.83±0.9581.61±0.7882.907**1.91±1.0611.76±0.86
31.367
忧郁1.65±0.9151.57±0.7341.1441.76±1.0521.56±0.778
1.875
焦虑2.23±1.1981.97±1.0742.648**2.09±1.1212.34±1.250-1.711
敌对1.60±0.9701.33±0.7173.670***1.54±0.9681.65±0.971-.89
4恐怖1.44±0.8541.40±0.7190.6471.38±0.8401.49±0.865-1.061
偏执1.57±0.9361.38±0.6802.629**1.57±0.8371.57±1.012-.034
精神病性1.46±0.8391.51±0.901-.6431.41±0.8631.50±0.820-.895
其他1.46±0.8961.37±0.6491.4081.40±0.8621.51±0.922-1.031
***P<0.001**P<0.01
从性别维度分析城市青年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在“躯体化”因子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女性所反映的躯体不适感以及焦虑的躯体表现明显多于男性，女性所感受的焦虑多于男性，但没有形成显著差异。其他因子男女不存在差异。
三、结论
加强对处境不利群体的研究与关注,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群体之一。从总体上来看，城市青年低收入群体在生存状况和身心健康方面凸显以下几方面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城市青年低收入群体健康状况一般，收入低、医疗无保障、劳动强度大且缺乏规律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第二，城市青年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是中学及中学以下且大多从事非固定工作，收入低。由于受到社会资本限制，诸多大学毕业生并不能通过教育完成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第三，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生活满意度较低，主观幸福感普遍较差。社交网络规模较小，社会支持网络有限。第四，城市低收入青年群体在“躯体化”、“人际适应敏感”、“焦虑”、“偏执”等四项因子上与中高收入组存在显著差异（P<0.01），在“敌对”因子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注：
[1]关兴平.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特点及原因分析［J］.东南学术，2002，（6）.[2]午马人.2004年广西城市青年收入基本状况[EB/OL]
[3]36个中心城市低保标准一览表（2009，12）[EB/OL]http://2006.02.07 11:01
[9]彭兴庭，什么制约了生活满意度[EB/OL]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23日 02:04 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10]胡荣，胡康，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07，（4）
作者简介：马存芳，女，教授，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青海 西宁 邮编810007
联系电话：***联系方式：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3号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 810007
第四篇：大豆群体主要农艺性状与大豆胞囊线虫4号生理小种抗性的相关分析研究
大豆群体主要农艺性状与大豆胞囊线虫4号生理小种抗性的相关分析研究 2002～2003年，对以晋豆23为母本、灰布支为父本的大豆重组自交系JinfF10代群体的29个主要农艺性状和抗大豆胞囊线虫4号生理小种抗性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分析。晋豆23号×灰布支的杂交组合，采用单粒混传法（Single Seed Multiple Descent，SSMD）构成的F8代包含474个株系的大豆群体。晋豆23号（Glycine max Merr.，CV.Jinbean 23）为山西省主栽品种，其特征是椭圆叶、白花、棕毛，丰产、抗旱、高抗大豆花叶病毒病（SMV）
[13]；灰布支（Glycine max Merr.，CV.ZDD2315）为山西省农家品种，其特征是尖圆叶、紫花、灰毛，高抗SCN4号生理小种，兼抗1、3、5号生理小种。晋豆23号×灰布支杂交组合，F1代种子20粒经过真假鉴别，选取量达732粒1株形成F2代732个单株，采用单粒混传法，先后在海南加种5代，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基地种植4代，培育过程中由于野兔危害、半不育、不育、严重感病等原因，损失部分株系，2003年2月构建成由474个株系组成的F10代大豆重组自交系。田间目测，株系间表型性状差别明显，株系内表型性状一致趋于表型纯合。大豆群体的主要农艺性状按常规育种标准，进行田间观察、记载和考种。每份材料均随机取样10株，29个性状均求取其平均值。抗胞囊性在大豆专用温室采用塑料钵柱法，对大豆群体进行抗大豆胞囊线虫4号生理小种的抗性鉴定。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大豆群体根系胞囊量，与小区产量、单株粒重、粒长呈高度负相关，与单株重量、荚粒重呈显著负相关，与四粒荚数呈高度正相关，与粒宽、叶宽呈显著正相关。不同抗性的抗胞囊材料，相关性存在差异。高抗材料，与株高、开花日数呈高度正相关；中抗材料，与主茎节数和生育日数呈显著负相关，与单株粒重呈显著正相关；中感材料，与29个主要农艺性状相关不显著；高感材料，与百粒重、二粒荚长、小区产量、茸毛数、呈高度正相关，与茎粗呈显著正相关。大豆群体质量性状中，黑色种皮与抗胞囊材料密切关系，高抗材料中黑种皮占100%。
大豆群体的根系平均胞囊量，在99%置信度下与小区产量、单株粒重、粒长呈高度负相关，与四粒荚数呈高度正相关；在95%置信度下与单株重量、荚粒重呈显著负相关，与粒宽、叶宽呈显著正相关；在90%置信度下与叶柄长、三粒荚数、二粒荚长显著正相关，与株高显著负相关；与其他农艺性状有不同程度的相关，相关性不显著。
关键词： 大豆群体胞囊线虫4号生理小种相关分析
第五篇：城中村改造与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调研
城中村改造与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
问题调研
一、城中村改造的现状
早在2003年9月，我市政府就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工程。数据显示，从2005年下半年以来，我市每个月都有1～2个城中村开工拆迁。本着一村一策，政府、村民、开发商“三满意”的原则，城中村改造工作稳妥推进，目前首批涉及47个村落的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正在实施，金水区燕庄村、西关虎屯等村的改造初见成效。2007年以来，我市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2007年6月12日，市政府正式下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即103号文），对城中村改造的原则、目标、方针、规划管理、土地管理、建设和拆迁安置、优惠政策、审批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按照计划，我市将在282平方公里建成区内对10万亩土地上、30万常住人口居住的143个城中村都要有步骤地进行改造。这是郑州首次以市政府名义出台的城中村改造政策。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城中村存在人口密度大、卫生环境差、基础设施不配套、建筑安全隐患多、社会治安差、与城市景观不匹配等问题；另一方面城市廉租
住房制度建设还相对滞后，经济适用房制度不够完善，政策措施还不够配套。因此，城中村改造工作还面临许多问题，任务还十分艰巨。
二、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调查
城中村改造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城市建设的问题，更是涉及到人民群众住房情况的重大民生问题。20多年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市住宅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但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往往一味追求城市全面建设，大力改造旧城区和城中村，随着城市总体建设规划的推进、城中村改造力度的加大，随着原有的旧城区、城中村一类的廉价租住房越来越少，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就日益突显出来。
目前全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60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市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0605元，同比增长14.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7％和8.9％。但我市城区约20%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足4000元。租住城中村廉价住房的主要群体多是城市低收入劳动者以及无收入群体，例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低收入家庭、下岗职工、外来求学的大中专学生以及待业求职的毕业生等，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的居住水平。目前我市一般商用租住房月租约为400-800元，对于那些月收入才400-800元、甚至没有收入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是无力负担的，如果失去了城中
村这样曾经为他们提供住所的廉租房源，将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
三、建议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对维护老百姓的居住权、保证“居者有其屋”负有当仁不让的责任。面向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周转房和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等一些列更完善的梯级住房保障体系。对此，我们建议在以后的城中村改造中加大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力度。
1、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
完善廉租住房、经适房、周转房和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是解决群众住房难的根本办法。因此，必须加大廉租房建设的范围和规模，加大投资力度，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拿出10％的资金用于廉租住房建设，鼓励开发企业利用城中村多余土地建设廉租住房和周转房。2008年年底前，郑州市要对全市符合廉租房保障条件的城市低保家庭做到应保尽保；2009年年底前，保障范围要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多渠道增加廉租住房房源，要积极推行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住房的配建制度，尝试普通商品房小区配建廉租住房的配建制度。同时，加快制定符合郑州市实际的廉租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在村民安置用房、村集体经济用房、配套开发商品住宅房建设中,严格执行
6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住宅面积均不得低于其总面积的30%的规定。
2、加大经济适用房管理力度
经适房把关不严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成了“漏网之鱼”，为此，我市要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城中村改造工程，对涉及城中村改造的城建及地产开发项目要；严控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管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办理房屋交易和产权登记手续；提高经适房的申请审核标准，实行公示和轮候制度，实现对其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的动态管理，并尽快建立经适房的政府回购制度；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要严格遵照60平方米左右和人均不超过20平方米的建设标准。
3、加大对务工求学的外来人口住房提供力度
积极协调、引导开发商和村集体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建设和提供针对农民工及其他低收入外来流动人口的低价租赁房，开展低收入群体住房状况调查，建立外来流动人口住房档案，制定解决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外地来郑务工求学人员住房困难的发展规划和计划。积极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及社会机构，建设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租赁住房。在城中村改造时，可引导开发企业、村民对除村民自住外的安置住房，相对集中建设面向农民工、其他务工人员出租的居住场所，用以增加城中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改善或缓解农民工的居住困难问题。
4、加大对老弱病残、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 对于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下岗失业等社会弱势群体，各级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积极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建立专项住房扶持基金，要力争让社会弱势群体都能居者有其屋，并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低保水平和扶持力度，全力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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