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第一篇：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大大高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1.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2.2.收入高低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关

3.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4.由于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客观上也会造成人们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距｡

5..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甚至负增长,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6.非公有经济内部分配机制决定的内部收入差距､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工资悬殊,造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7.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大量不合理收入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1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2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3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

4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

5.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6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确处理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第二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2012-12-07

摘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加强收入分配收入改革，如何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符合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 求的收入分配新体制，也成为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的课题。本文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入手，编撰相关专家学者观点，对对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途径进行探讨。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按 照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一般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几个环节。简单地说，分配是生产的结果，而且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形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地影响。这表明，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 排必须进行改革。也只有深刻地认识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全面性和诱发性，才能真正使此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以 计划经济为主，基本实行平均分配的国度。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处在0.3以下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开始突破0.4，目前已达0.45以上的水平，跨入收入分配较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1.城乡分割制度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大因素，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40%以上。很显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拉大城乡差距的罪魁祸首。即使是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种种歧视。人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49元，仅为同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左右。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之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村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极为低下；二是农村投资和资产的回报率通常很低。

2.僵化的土地制度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实 现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第一是国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个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财富分配形 式。现在看来，太多的人穷是因为没有房，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为拥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涨价，是因为房子下面的地价 涨了，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关键。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是从土地问题上突破的，土地问题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对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让位了。如果土地问题没解决，吃饭问题没解决好，80年 代的城市改

革根本搞不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现在的社会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 的，贪腐相当大的一块也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土地的概念再宽泛一点，包括矿藏可以说都是土地资源。因此，土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的焦点，未来的 改革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由 于现行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对自己使用的土地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在土地被征用时无法获得应有的土地转让收益，致使大量的土地溢价 流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腰包。有专家曾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市场化后的潜在收益。根据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土地自由贸 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根据对历年数据的测算也发现，从1952年至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其中仅在2002年当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计算。可以想像，在当前土地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农民从土地转让过程中应该获得的收益将更为惊人，而真要把这些收益归还给农民，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势必大大缩小。

3.市场竞争体制的缺陷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中 国市场竞争体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在同一个市场经济竞争体系中，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根本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垄断企业凭 借强大的垄断力量在获取资源和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进而攫取高额利润。在内部人的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福利、高工资冲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 多非垄断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恶化，致使员工工资福利欠佳。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在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基础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公平性，决定了居民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同时，完全竞争市 场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垄断的出现使得垄断者具有左右市场交易的市场力量，使市场交易不再具有公平性和平等性，使得居民初次 收入分配过程不公平。我国的垄断主要是政府授予特许权而禁止其他竞争者进入造成的，特别是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烟草、石油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 业。国电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电力行业总资产的60%以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石化行业总资产的近50%；全国的烟草产业则全部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垄断企业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断增加本企业职工薪酬，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二、十八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目标：人均收入翻一番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从中国的现实看，未来1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将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将“二〇二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靠改革。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就有可能继续保持7-8%的中速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如果丧失机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过去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说GDP翻一番、翻两番，完成得都很好。然而，现在经济进入了长周期的减速区，未来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党在关键时刻明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在GDP翻一番的同时，居民收入却不能够保证翻一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同时翻番，在GDP翻一番的同时要保证城乡人均居民收入也翻一番，这两个翻番结合在一起，要求更高了，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 张辉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收入 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收入分配改革破题路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为实现2020年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建议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突出人力资本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日程表，争取经过3～5年 的努力，初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一部分农民在真正融入城市后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 中的分配比例，为一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创造条件。应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 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并且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应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 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过程中能否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

一。这就需要：严格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范围，把住房领 域的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的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努力缩小财政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开的约束性指标。截至2011年底，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5.37万 亿元。国有资本能否适应全社会公益性的需求推进战略性调整，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迟福林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 退出，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 红，从制度上确保国有资本的公益性。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从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的方向来看，初次分配中改革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工资的正帯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降低垄断及国有企业对中小 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三是降低垄断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阶段中，一是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收益分享制度。二是公共资源出讥收益 的全民共享机制。三是收入的税收调节。四是增加财政转秱支付的力度。还有其他配套改革

1、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2、减少“三公”消费以及灰色收入部分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第一，要果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坚决拆除导致城乡分割的藩篱。历史经验证明，放松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向城市自由转移，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应尽快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身上的各种福利功能，还原其人口登记和管理的基本特 性，发挥公共财政为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使户籍制度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突破口”，曾经发挥过具有历史影响的巨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土地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尤其是不能保证土地使用者的最终所有权，也就无 法实现他们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活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明晰的土地所有权，才能保障农 民自由耕种的权利，也才能加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农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转让和土地增值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第三，尽快打破市场垄断格 局，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那么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而让广大人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 也就难以实现。垄断企业的改革应重回“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轨道，采取多种措施遏制垄断力量的无序膨胀。有必要强调的是，仅从工资指导线上进行 “限高”的规定，恐怕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限得住垄断企业的高工资。关键还在于必须逐步开放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工资上的作用，弱化权力在工资分配 中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对垄断企业工资“限高”的治本之策。第四，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公平的社会保障不仅对再分配具有积极作 用，对初次分配也至关重要。根据专家的测算，如果

社会救助制度覆盖面能够直接惠及10%的人口，则贫富差距的缩小幅度会增大一倍以上；如果国家财政支出中有30%用于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则转移支付的力度会扩张一倍以上；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以后的全口径支出占到GDP 的25%左右，则意味着国民财富有1/4 是 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来重新分配的，它对于平抑初次分配的差距和弥补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将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五，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堵塞各种灰色收入的 漏洞。权力寻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痼疾，也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根源之一。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公开透明的干部收入制度是防止腐 败、遏制寻租现象泛滥的有效手段。应加快完善干部个人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度，构建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的体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使经济体制改革与 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协调和促进，在改革中创造一个“阳光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但目前内需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表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坚持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不动 摇，必须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提高，让民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其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未来的改革须坚持打破行政垄断，国家必须下 决心在石油、电力、电信、金融、铁路等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加快构造有效竞争格局；要推进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 业参与竞争；要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保证垄断行业改革规范有序进行；要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职责放在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上；要加强立法，提高反垄断法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通过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应该重在增量上，重在增量上还应该重点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减税也好，要给低收入群体的税降低，给他们增加收入。此外，还是 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更多的吸引各种发展的资源，改善资源利用的效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税收政策、工资政策、社保政策都应该更多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 样一个思路是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的。

第三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世界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接轨。否则，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上新的台阶，充分证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单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这种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在昨日举行的惠州学习论坛·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报告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应邀作《改革发展困境与突破》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汪玉凯以开阔的视野、生动的语言、详实的数据，对改革的精神和重大意义、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以及如何走出改革困境等话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汪玉凯认为，要从全局理解改革的重大意义，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因此，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在于：理顺五种关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汪玉凯认为要涉及以下7个方面：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7个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涉及了收入分配的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至今没有出来。”汪玉凯说，“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启动，以什么方式启动，将是中国整个改革中的重要信号！”汪玉凯表示，近20年里，中国的财富加速向着3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角度来看，财富不断地、过多地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角度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行业集中，劳动者逐步被边缘化。“合理的第一次收入分配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和企业拿走不超过GDP的40%，劳动者拿走的不低于60%，意思是说„大头‟应该让劳动者来得，„小头‟由政府和企业得，但是在我国却颠倒了。”汪玉凯说，而看二次收入分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四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发达国家都高于50%，而在我国，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服务这四大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是28.8%。“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汪玉凯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等五种关系“五种关系是指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汪玉凯说，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要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要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理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汪玉凯认为，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方面，应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当前改革已进入胶着期，政府成为焦点。”汪玉凯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进展、垄断行业改革裹足不前、政府自身改革步履维艰等足以证明当前的改革进入了胶着期。由此导致一系列后果：政府与民争利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改变，由公权力肆虐引发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

未来中国社会风险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使经济滞胀的风险加大，实现稳定增长，保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既定目标可能受到冲击。”汪玉凯表示，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与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的现状难以为继，因此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就显得尤为紧迫。“走出改革困境，取决于高层的改革决定和措施。”汪玉凯指出，要重新审视和检讨我们已经形成的改革方案，最大限度避免政府与民争利的改革，避免伤害低收入者利益的改革。“这其中包括土地征用和拆迁、收入分配、垄断行业吞吃全民福利、国进民退等等方面。”同时，高层还要树立起改革的决心，勇于在政府和政治的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

在当前的形势下，可从以下3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其次，政府自身改革，首先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限制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权力，推进政府结构的优化，从源头上遏制部门利益。要避免“与民争利”的改革，把“与民争利”的改革变成“让利于民”的改革。第三，人大是法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加强人大的权力和权威。推进人大代表结构、产生方式、人大运转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真正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第四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当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收入差距过大制约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两极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盲目乐观而忽视了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GDP仅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

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两极分化不等于“平均主义”，适当地拉开个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但鉴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已经偏大，应引起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

（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政策制定等种种因素会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到政治问题，地区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导致地区冲突，并最终引发国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小鲁.我国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4）.[2]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 J].瞭望, 2008,（2）.[3]袁春晖.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和谐社会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09（31）.[4]宋桂霞.中国和谐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构建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1）.[5]郭立业，梁向东.和谐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价值观[J].求索，2009（10）.

第五篇：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

从2004年启动调研开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谓“八年磨一剑”，终于进入收获季节。据悉，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全体国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晓的是什么结果，人们尚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已经多次出现，无声无息地制订，没见到过一份征求意见稿，又无声无息地退回，也没听说明确的理由。或许这次真能“一劳永逸”，宣告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因素过于复杂的交织。中国由列强入侵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此开始“赶超行动”，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中国一盘散沙”，所以，“中国式赶超”坚持以国家为主体，无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上是完全连贯、无缝衔接的。只要国家行动是有效的，国家从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国家行动的效率，那收入分配体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坚持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首先是国家包括国企的“效率优先”。改革以来，出现过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国家享用财富盛宴的过程中，分沾了残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富豪产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关联，其内在机理就在这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而获得了经济学意义上额外的合法性。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赶超行动”，从头就面临资本匮乏的难题。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之一是让中国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而资本愿意进入中国则因为存在着以“超经济的方式”获利的结构性机会。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通过压低农业收益，将大量农民驱入城市就业市场，人为加剧资本匮乏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剩状态，另一方面依托户籍制度，拒绝给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压低了农民工的总体收入，也压低了户籍市民的工资，收入分配体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借助于扭曲的分配体制，中国资本[3.88 0.00%]快速积累，甚至出现资本过剩，与此同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劳动者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开始掉头，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2008年后，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国民无论是否适龄的劳动者，其消费者属性不断增强，而在“无消费，则无生产”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分配出现自动向消费者倾斜的趋势，以避免经济失速。中国社会进入了“没有公平，就无法保证效率”的阶段，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快车道。

经济要求的自发浮现，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行为的自动调整。尽管30多年的发展一再证明，不单一地依赖国家，中国可能发展更快，但国家自身逻辑和由国家逻辑得利的集团，包括庞大的靠财政供养的群体、借权力寻租的部门和依托垄断而获得暴利的机构，都离不开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关心的首先不是经济能否转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会不会“动他们的奶酪”。

由此，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国企与民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在收入分配改革这个公共平台上开始了一场无形但却公开的博弈。历经8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实满足国民合理的期盼，那么，这场原本关涉经济利益的温和要求，有可能演化为权力与权利的尖锐对峙。近年来，“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日趋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准时推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成为对国家回归其调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