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篇：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活动过程就是创造科学文化的过程。科学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理性创造，一种逻辑过程，一种“范式”，一个“研究纲领”或一个“信息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拥有自己的文化规范，沉淀出自己特殊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一方面被科学家内在化而对科学文化系统的高效率的运行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凝聚和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又辐射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渗入到大众的意识深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样，传统文化价值观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长期累积性和稳定性或惯性。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价值观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弘扬科学精神，又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努力繁荣先进文化。弄清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互影响

科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文化。一方面，科学文化系统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另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但是，科学文化一旦从社会文化中分离出来，就显示其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活动方式和动力机制上。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些独特的精神气质不断超越种族、地域、文化、语言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当然，科学文化通过扩散和辐射，并不会像西方的文化趋同论者认为的那样，整个世界的文化将最终变成一种文化。这是因为，首先，各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潜在的质的差异性，不可能完全趋同；其次，人类的需求包括文化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可能绝对同一；再次，科学绝不是中性，正如有的学者所称的那样，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反科学主义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的某种抵制情绪。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科学精神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从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包容关系和科学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看，科学精神的孕育和确立，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反过来，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

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学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作用。一般来说，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一致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促进或强化科学精神的确立。二是制约作用。与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相背离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阻碍或延缓科学精神的确立。科学精神产生于人类的科学实践活动，而科学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特殊活动类型，不是封闭的，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价值观对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中叶，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军事

应用与科学家造福人类的价值观和道德良心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在我国，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民主和自由探索精神；“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价值取向，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求实精神与实证精神。因此，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仅靠科学文化单方面的外向扩张往往难以奏效。它还有赖于科学精神与积极先进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双向配合，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社会文化价值中培育对于科学精神的有效接收机制，消除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因素。既然文化建设中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双向互动机制，那么，弘扬科学精神就不只是科学家、科学教育工作者、科技管理部门的事，而是社会的责任。

三、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同时又具有革命的能动性。科学精神对人类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是异常强烈的，特别是对科学不够发达的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极为敏感。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破坏断裂作用。科学精神的扩散，将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价值观产生剧烈的冲击，迫使人们的某些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某些方面发生断裂，从而获得新的文化价值。这种破坏断裂在科学不够发达且民族传统文化又十分浓郁的国度内尤为剧烈。当然，传统文化价值的惯性很大，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破坏断裂是很剧烈和痛苦的，有时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造成社会心理动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冲破旧的消极、落后和腐朽的文化因素的束缚而奔向蓬勃发展的未来。

第二，诱导重建作用。传统文化价值观某些方面的断裂，是科学精神对它产生冲击的结果，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诱导重建，即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诱导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核心和生活的基本框架，但是，要使这种民族文化充满活力，必须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内涵。科学精神便是最具积极意义和先进性的。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诱导重建，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潜在性地发生更替，从而重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观念。

第三，平衡融合作用。科学精神冲破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局限，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从而使世界诸文化体系的相互交融成为可能。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平衡融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在科学精神的渗透下，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二是在科学精神的作用下，在各种文化价值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新质，这种新质便是科学精神在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烙印。这种新质又因其附生的传统文化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渗透，狭小的文化区域被冲开了大门，各种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提高，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体系是高度分化而又高度整合的，既保留了每个文化体系的特色和品性，又赋予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无不铭刻着科学精神的印记。

一，科学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一种模式

人类生存发展必然要与自然界打交道，所以有人类社会，就会积累起对自然界的知识。知识的初步积累就相互联系开始形成了体系。（自然）科学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有关自然的知识体系。所以说，科学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古至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均存在科学这个要素，所不同只是体系有类型不同、水平有高低之分。并非只西方近代科学体系才算是“科学”。

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才是科学。那民族科学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如果只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科学终结，那更是错误的了。科学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故存在有多种多样模式，彼此各有优缺点，正确的方法是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所以不能只以近代西方科学特征作为标准，评这评那，认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甚至给各国民族科学乱扣“伪科学”、“赝科学”、“类科学”、“前科学”等帽子。

二，近代中国科学的衰落,虽有科学传统缺陷方面因素，但更有社会因素，中国古代科学成果灿烂，并成为中国古文明的根基之一。这是考古发掘和史学研究证明了的。可以肯定，即使没有近代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传统科学（包括中医）照样能近代化、现代化的。西方近代科学是在船坚炮利与经济掠夺下才迅速崛起，统治全球。因此，各国民族科学在近代的衰落,并非单纯是科学传统本身问题。所以当代中国人不能因科学主义的贬斥中国科学传统而自我迷失。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而近代科学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个老命题，近百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参加过讨论，发表过见解。大家认为这确与中国科学传统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但也有较一致的倾向，即根本原因是明清中国闭关锁国和资本主义没有迅速发展。80年代本人参加过“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并与陈传康老师写有“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一文。文章虽较系统分析了中国海洋文化缺陷方面原因，但最后又强调指出：“地理大发现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动因。如果明初中国资本主义有迅速的发展，从而产生强大持续的经济动因，那么封锁的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观意志（行为）、狭隘的地平大地观以及传统地图的缺陷等不利条件都会改变并按经济要求而顺向发展的。那么中国人也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

三，中国科学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目前的学术热点早已不是李约瑟难题，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热点。随着中国要实现“四化”，特别是科技现代化。90年代热点已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对当代和21世纪科学有重大的创新作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是与后者为重点，有着大量报告和讨论。一致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近代科技虽仍有大的发展，但由于科学已面临解决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灾害预报、人口膨涨、天体演化、地球起源、生物进化等的重大研究课题，近代科学体系因而面临巨大的困惑和挑战。这就呼唤并推动了自然史、复杂性、非线性研究的发展和整体、综合、系统方法的崛起。当前，科学正经历着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的大变革时代。在分析研究基础上的科学综合研究潮流的崛起已是历史的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把中国整体论思维和方法叠加到当代科技的综合研究中，可以给当代科技研究带来巨大的创造力。中国传统科学体系（或称“自然国学”）复兴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

四，对《周易》科学性的激烈争鸣源于科学主义的影响

在现代，要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中西科学传统，评价《周易》的科学性，不仅只是个人善良愿望，也不仅是知识多寡问题，更要自觉清理科学主义。

近400年，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于是造成一种假象：近代科学是绝对真理，是万能的。于是在今天竟出现一些怪现象。如一些不懂中医的人能大言不惭地宣布，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又如，某些人并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更没有

研究过传统文化与科学复杂关系，但他们认为，骂一下中国传统文化、说一下传统科学是“伪科学”，似乎成了科学精神的表现，有了快感。可见科学主义毒害之深。在当代，在中国科学现代化中如何清理科学主义，顺利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实任重而道远。为此最近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本人作了题为“中医要振兴，必须批判科学主义”的发言，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周易》与科学关系问题所以在当代学术界成为争论不休的热点，原因就在科学主义作怪。对《周易》的评价不是对一本古书的评价，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科学传统的总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关系的评价是与时代的大变革分不开的。从科学发展史而言，当年的科玄论战是发生在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型时期。而当代科学界掀起的《周易》热也正是在新的科学转型时期：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过渡；由大物理学时代向自然史研究时代转化；由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协调转变。

五，《周易》与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可能与中国科学传统的缺陷方面有一定关系。《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故认为《周易》存在有近代科学不利的方面，这样推论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推论还不能服人，还应该有具体的论证。其实笼统地说《周易》不利于近代科学发展是不对的。比利时理学所所长胡阳曾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585讲作“近代科学产生与中国文化―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前没有见过先天图吗？”的报告，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史料。这说明，《周易》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也直接作出过贡献的。有学者认为，《周易》只有归纳，没有推演，所以阻碍了科学启蒙。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周易》64卦确是归纳法所得。但人们用这些卦象来解释推测万事万物，就是推演法。《周易》等中国传统科学中经常使用的取象比类方法所以在中国古代能推动科学发展，在21世纪也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正说明取象比类不仅没有大的缺陷，而且是认识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归纳与推演（演绎）是一对哲学范畴，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对哲学范畴不能只从局部角度（近代

科学一个阶段一个侧面）来理解，从而认定她在有高度文明民族的灿烂科学传统中的基本缺失，应从广义上去认识。事实上，取象比类讨论对象主要不是事物，而是事物间的关系和状态。这与近代科学中，以单纯认识事物是不同的。这种重要差别，对于用近代科学特征作为衡量一切民族科学是无法分清难于理解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对周易预测中全息等现象的看法

1、人类这个生存空间里万物发展内在规律相似定律。这个不多说了，大家常用的外应类似于这个，不用起卦等预测也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等等，但要抓住实质。

2、全息定律：有反映整个事情发展情况的信息点，也有反映局部的信息点，这个信息是超前存在的，基本上是不可更改的，成败吉凶早已隐含在信息点中，这个信息点好像是种子。比如麦子的种子不可能长出稻子。以上两点要结合起来用，方可正确，不然有时会误将局部信息当成整体信息。

3、关于阴阳：另外，阴阳和吉凶是两对概念，是两组不同的状态。阴阳是客观状态，吉凶是与人的感觉相联系后对于人来说的状态，有时不少人会混淆，以为阳好，阴不好。其实阳中有吉凶，阴中亦有吉凶。另外成败又是预测中很关键的一对矛盾，不多说了。

《易经》是属于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研究《易经》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学者，倡导善易者不占；另一类是占卜者，利用人类对神妙文化的敬仰为人指点迷津、化解灾祸。两者都对《易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易经》的产生过程看，它来源于古代对历法等规律的社会实践的归纳与总结，揭示的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势和最佳处理方式，就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汇集了成功必不可少的各个因素。

以前对《易经》的研究都是对六十四卦单独的讲解，缺乏整体观和系统性。现在已经有了帮

助人更好掌握的学习《易经》的方法，将《易经》有序的进行排列，分成六大过程，并辅助以开山入门卦和收拾入门卦，展示出一个无知涉世少年到成为一统天下君王的成长历程，将所有的卦对应到各个阶段中的发展关键点，让学习者融入主人公的角色中，伴随着个人事业的发展去掌握有关知识。同时结合西方的成功学、管理、金融投资、心理学等，并与《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论语》相互参照解说，使学习者能够在知识和实践的海洋中轻松遨游。

现在学习《易经》已经不是太难的事情了。

周易的主导思想是“有孚改命”，就是通过自我的努力与民众建立了共同发展的诚信，从而改变所有人的天命。

祝你在易经的指导下获得自己的成功。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基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它必须具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二是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才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传》对此作了经典性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格气质与生命精神应当效法健动有力、运行不止的天体,人必须发挥自我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无论在乱世还是在太平盛世，都需要自强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几千年来这种精神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国人的血液中，深深地影响着、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不断地奋发图强。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抵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出坚强不息、奋发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还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需要发扬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那就是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历史上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有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变规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都是这种革新精神的体现。�

二、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传统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了一种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的特征。但是，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思想，表现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譬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当然，这种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程思远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与统一的特点界定为“中华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和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三、以义为上、注重伦理的道德主义情怀�

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早期发展中，就出现了“义利之辨”的讨论。“义”代表了仁义道德，“利”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物质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者与后者是公利与私利、他利与自利的关系。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义”，即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是道义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义利观，仅仅注重人的精神道德提升而忽视或压制人的物质利益，因此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没有了解到儒家的精义，其实儒家思想中并没有否定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积极提倡对于财富的追求。它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解决在现实中义利关系问题相互矛盾的方案。首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要顾全大局。其次，对物质利益的获取要在社会道义和规范的约束下有秩序地进行。最后，要把从社会来的财富，再反馈到社会中去。这些对于今天抵制利己主义思潮，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求利欲望，同时“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也大量地在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以义为重”的义利观对由利益欲、享受欲急剧造成的道德滑坡、人格丢失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无疑是一剂良方。如今，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的观念，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要求，通过公平竞争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正确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一切不顾道义的自私自利行为。以义为重的义利观不仅促进经济行为的扩张，而且也有利于高尚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当然，在义利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缔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特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另―方面，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又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因此，它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父母、妻对于夫，家庭成员对于家长的绝对服从关系。把这种家长制扩大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君主专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以家庭和社会为单位，个人的权利容易被忽视，容易压抑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利于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个性,也当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层指意: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民主观。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以民为本。早在殷商时期，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从此以后，重民思想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可以说，从先秦一直到汉代的陆贾、贾谊、王符、仲长统，到隋唐的王通、韩愈、柳宗元，到宋元的李觏、张载、范仲淹，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其中，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它已经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坚持“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精神观念。《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儒家学说更是集中突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则提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成为历代开明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座右铭。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下”日（《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著名比喻，传之久远，是历代为政者必修的一课，“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民本思想对制约暴君苛政、改良人民的政治处境毕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与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区别也要引起必要的注意,中国的民本思想并无对公民权利的法理内容规定,更没有人民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的意思,个人只是在宗法专制条件下的“子民”,君主始终是民众的监护和放牧者。�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体大思深,其内涵的基本精神,滋养了数千年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无数伟岸的人格,凝聚了民族人心,巩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秩序,敦厚人际关系,书写了泱泱中华“郁郁乎文哉”的大国气象,在文化全球化和呼吁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持续发展服务的今天,越来越有着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和继承弘扬的。

第三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参渗

朱 正 华(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那么, 如何才能化解掉这满眼的刀光剑影、充耳的杀伐之声和盈心的痴情仇怨? 只有佛门的大悲大悯, 才能破孽化痴。既然人生无不悲苦, 执着于恩怨、执着于权势、执着于胜负, 只会给人生带来永远的遗憾和追悔, 那还不如“众生无我, 苦乐随缘, 得失随缘, 心无增减”。因此, 萧远山与慕容博的深仇夙怨便在无名老僧的一片说道声中化解, 而无丝毫勉强之态。而在老僧身上, 体现了佛学的智慧: 知识丰富而又不骄矜, 洞察世情而又不傲慢, 指点迷津而又不故作高深, 看破红尘而又不脱离人世。这些都根植于深深的冥思, 又来源于对往事的颖悟,更有对历史的超升。金庸将这种精神和理想灌注于他的小说中, 使它们的文化品位得到了提升。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这些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

第四篇：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反对四种错误倾向

2016年07月22日 14:53:42 来源：《红旗文稿》2016/14 作者：高长武

如何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否定、虚无历史，以古非今、简单复古，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妄自菲薄、去中国化等四种错误倾向。

一、坚持客观对待、辩证分析，反对全盘否定、虚无历史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全盘否定、虚无历史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把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漆黑一片。其主要危害在于，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否定了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成了伪命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看待文化与历史问题。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我们要看到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会阻碍和束缚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其在历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和其思想精华在今天依然具有的借鉴价值。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5000多年而绵延不绝，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现实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向上向善”的、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精华，依然可以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积极作用，为我们认识并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否定和无视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无关痛痒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关系重大的重要问题，不是要不要回答并解决而是怎么样回答并解决的实际问题。

二、坚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反对以古非今、简单复古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以古非今、简单复古倾向，其主要表现是，美化历史，主张复古，照搬古代历史上的做法，甚至提出“以儒治国”“以儒代马”的主张。其主要危害在于，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差异，企图动摇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本质上还是如何客观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有益成分并不能代替其思想糟粕和历史局限；中国传统文化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具有的时代价值，也不能掩盖曾长期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并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中的许多落后、消极因素，曾束缚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事实。因此，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无视其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踩到地上，视之为影响中国进步的万恶之源，又不能忽视其局限性和落后、消极因素，把它说得尽善尽美、吹上天去，视之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妙药。

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根本成功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效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实践。这其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当然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需因素，二者互为需要、不可割裂。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就没有区别、不分彼此甚至可以相互取代。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时代性上的差异，更有层次和本质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立身之本，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选择；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不是谁强加给我们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多方比较、反复检验后作出的自主的历史的选择。

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要动摇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要坚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资政育人的作用，助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坚持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反对故步自封、盲目排外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自满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排斥甚至拒绝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成果。其主要危害在于，看上去“维护了民族文化自主性”，实际上违背文化发展规律，封闭日久难免走向没落。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每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和发展的，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相应地也就都有需要丰富和提高之处。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优越论是不切实际的。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文化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不管它曾经如何辉煌，如果陶醉于过往的辉煌，故步自封、封闭排外、不思进取，必然会陷入僵化、走向衰败。这是文化和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遭受各种磨难而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性，注意在同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因此，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不能故步自封、盲目排斥域外文化，而且还应虚心学习、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四、坚持文化自信、洋为中用，反对妄自菲薄、去中国化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妄自菲薄、去中国化倾向，其主要表现是，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盲目追随所谓“现代潮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主张割断历史，去中国化。其主要危害在于，割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消除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模糊中华民族的来路，扰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部署。

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本质上都是属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问题。

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国家、民族凝神聚力、团结一致的重要前提，所谓身份认同，也就是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和思想灵魂。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不坚守甚至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不了解甚至有意模糊自己的来路，不正视甚至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不珍惜甚至彻底贬损自己的思想文化，就会行无依归、丢魂落魄，就会失去方向、陷入迷途，就会丢掉根本、丧失命脉，这样的国家、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

因此，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既要认真学习借鉴，为我所用，又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坚定文化自信，坚决反对妄自菲薄、唯洋是从，甚至搞削足适履、去中国化的思想与做法。

上述四种思想倾向本质上的错误是共同的，就是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功用与局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关系的问题上，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机械地而不是辩证地、片面地而不是全面地、割裂地而不是联系地、静止地而不是发展地看待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处理有关问题，核心的要求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是根本前提；二是始终坚持辩证看待、鉴别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这是基本方法；三是始终坚持立足当下，着眼于“用”，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将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最终目的。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总书记曾说过两句非常凝练的话：“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总书记这里所强调的“科学”“忠实”，其题中之义至少包含上述三个要求。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艳

第五篇：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儒、道、佛的参渗

11607263637 李奕贤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深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既有儒家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又有道家的随心任性、清净无为的思想以及佛门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博爱之心。这些共同在金庸小说中营构出了一种睿智而和谐的人生。